第二十二章
Chap.22
代尔·亚辛的和平

每个旅行箱里就是装上两具尸体,也不会那么沉重。这位旅客一前一后吃力地拖着这两个旅行箱,累得汗流浃背。弗莱迪·弗莱肯斯,就是那位在巴黎一家酒吧里找到大洋贸易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的假冒糕点师,要重返战场去了。这位英国皇家空军的前王牌飞行员,已经有五年没有触摸一架飞机的仪表盘了,这架飞机和一家飞行俱乐部小心停放在巴黎郊外图索·勒·诺布尔机场(Toussus- le-Noble)机库里的飞机相似。那是一种安森(Anson)轰炸机,弗莱肯斯曾几十次驾着这种飞机飞临纳粹德国上空执行任务。在一位英国皇家空军同事的帮助下,弗莱肯斯为哈加纳草创阶段的空军购买了四架安森飞机。

他把沉重的旅行箱扔到机舱里,吃力地爬进驾驶舱。他的第一站是罗马。在那里,他接受了交办给他任务的最新指示。弗莱肯斯的双引擎安森轰炸机没有任何官方标识,他要驾驶它,以一个尚未建立的国家名义,到亚得里亚海执行轰炸任务。在他艰难地带上安森轰炸机的两只旅行箱里装着两枚100磅重的炸弹。它们就是弗莱肯斯希望用以炸沉蒸汽船“里诺”号的武器,这艘船正从阜姆(Fiume)驶往贝鲁特。“里诺”号船舱里装有6000支捷克步枪和800万发子弹,那是叙利亚上尉阿卜杜勒-阿齐兹·科里纳出使布拉格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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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肯斯穿越亚得里亚海一片又一片海域搜索“里诺”号。为了助他一臂之力,以户·阿弗里尔在阜姆的情报员提供给他精确的飞行时间、航路和速度。尽管有了这些信息,他还是没能发现那艘船。经过三天徒劳的搜寻,弗莱肯斯和他的老安森因一场狂风暴雨而停止飞行。

第二天一早,和几乎所有其他意大利人一样——他在意大利媒体的头版上发现了失踪的目标。那场让弗莱肯斯停飞的暴风雨将“里诺”号吹到了巴里港以北的马尔费塔(Malfetta)港。意大利海关检查员发现了她的秘密货物,记者们立即向全世界宣布,有一艘装满武器的神秘船只抵达意大利港口。意大利当时正在举行竞争激烈的全国大选。阿弗里尔的意大利同事阿达·希莱娜(Ada Sereina)联系了一位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朋友。她暗示,“里诺”号的武器极有可能用于帮助意大利共产党煽动反政府起义。政府立刻扣留该船展开调查,逮捕船员,把“里诺”号拖到巴里港(Bari Port),交由军方看守。

此举当然为哈加纳摧毁该船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个任务交给了穆尼亚·玛尔多(Munya Mardor),犹太组织最大胆的情报员之一。玛尔多和炸药专家、两个蛙人、无线电操作员和司机一起赶到巴里。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伪装成美国军用卡车的通用汽车。他们把炸药装入备用油箱,上面绘上字母“DDT”。

很快他们发现,根本无法由陆路接近“里诺”号。只有在夜间由海路接近船只。由于警觉的意大利人对该船只严密监视,第一次尝试失败了。第二次尝试定在4月9日午夜。

晚上11点,玛尔多的通用汽车谨慎驶入科索·德拉·维多利亚港海堤一个孤立角落。两个蛙人和爆破专家卸下他们的物资,给橡胶救生筏充气,划向大海。

爆破专家把炸弹紧紧地抓在胸口,蛙人划着桨。那是一个包装TNT的摩托车内胎。它的三个雷管被包裹在避孕套里,在罗马天主教的意大利,这玩意儿和TNT一样踪迹难觅。每支雷管都含有一定比例的钾,用一团报纸紧紧塞住。一旦轮胎附着在“里诺”号船体上,蛙人就把三个雷管翻转过来,轻轻敲碎一小瓶装在雷管顶部的硫酸。玛尔多仔细确定插在硫酸和钾之间的报纸长度。他们要靠硫酸销融报纸的这段时间逃生。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玛尔多亲自挑选插在雷管里的报纸。那是在罗马出版的《美国日报》,一份并不十分同情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报纸。

夜色深沉。救生筏滑向军港,“里诺”号船头笼罩在黑暗中。三人听到在他们头上卫兵行走在甲板上的脚步声。蛙人潜入水中,悄悄游到船边。他们小心翼翼地将炸弹附着在“里诺”船体水线下。接着他们游回他们的救生筏,划向玛尔多和他们的卡车等着的一个小渔港。几秒钟后,他们踏上了回罗马的路程。

4点刚过,第一滴硫酸终止了饥饿的旅程,穿过了罗马《美国日报》的页面。巨大的爆炸震撼了港口,在“里诺”号上撕开一个大洞。阿卜杜勒-阿齐兹·科里纳上尉的6000支步枪和800万发子弹缓缓沉入巴里港的海底。

* * *

让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成为领袖、一呼百应的“卡里斯玛”,在他死后,也让最后的那场胜利转眼又丧失了。为了纪念他们死去的领袖,拥入卡斯特尔寻找他的数百名阿拉伯人决心出席他的葬礼,他们上午又拥回了耶路撒冷。他们搭乘公交车、出租车、敞篷运货卡车,哭泣着,川流不息地离开阿卜杜勒·卡德尔为之战死的几乎阒无一人的村庄。

只有阿布欧·贾尔比耶老师带着不到40人留下。“我们的进攻一片混乱,但是我们的胜利更加糟糕。”他悻悻地对最后一位离开的领导人安瓦尔·努赛比(Anwar Nusseibi),那位在巴勒斯坦广播局播送分治新闻的播音员的哥哥说。努赛比答应尽快给他送来增援和物资。

对于哈加纳而言,如果要继续执行拿雄行动,夺回卡斯特尔是至关重要的。午夜刚过,在一位名叫大卫·达都·埃拉扎尔(David “Dado” Elazar)的优秀年轻军官率领下,帕尔马赫的两个连队前去攻打该村。阿布欧·贾尔比耶看到他们准备进攻。他明白无法固守。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他决心放弃村庄。哈加纳士兵再次成为卡斯特尔的主人。

* * *

福阿德·马尔丹姆(Fouad Mardam)上校抓起一杯冰水,冲下突然卡在喉咙里的烤羊肉串,伸手开大他的收音机音量。大马士革电台的午间新闻继续播送,原因不明的爆炸导致一船武器沉没在意大利巴里港。几小时后,一份电报证实了打断叙利亚军队负责军需的将军的午餐的最大忧虑。他派遣阿卜杜勒-阿齐兹·科里纳去布拉格购买的闻名遐迩的步枪,现在躺在了巴里港的淤泥里。

考虑到形势的严重性,马尔丹姆本人被派往意大利,试图挽回丢失的货物,设法将它们装在另一条船上运往东方。几天后,叙利亚人看着第一箱沉没的武器从亚得里亚海的浑水中浮现出来。在他的命令下,一队蛙人进出“里诺”号残骸,从淹没的船舱里取出任何能够抢救出来的东西。马尔丹姆很快就意识到,他的全部损失只是800万发子弹。随着他的步枪在巴里码头上开始堆积,他的希望也逐渐增加。它们大多数可以用防腐剂加以处理。敌人的冒险行动并不能产生他们期望的结果。马尔丹姆吃了颗定心丸,离开罗马为继续这些步枪被中断的航程去寻找船只。

“里诺”号的灾难只是更加激发起阿拉伯武器购买者和一大批急于交货的商人的激情。世界军火贩子深信,这些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容易上当受骗,他们成群结队地前往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各个部门。一个捷克人提供600万支步枪和500万发子弹换取橄榄油。一个西班牙人愿意出手两万支毛瑟枪以及24万颗子弹。一个意大利人为400门81毫米迫击炮和18万发炮弹提出报价。一个瑞士人能提供反坦克炮。一个聪明的汉堡旧钢铁经销商可以供应希特勒的私人游艇和一支二手潜艇舰队。这些武器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只是存在于武器贩子的想象之中。不管怎样,它们只是令那些想要武装自己的阿拉伯人更加迷惑不解、眼花缭乱。

最引人入胜的经销商是一个叫朱塞佩·多利亚(Giuseppe Doria)的意大利人。20年来,他的弹药为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希腊、中国的冲突火上浇油。多利亚的商品繁多,以至于他吹嘘,他自己就能够装备一支完整的军队。为了运输这些武器,他拥有三艘快速300吨级的摩托艇,“只需要支付少量费用,就能够把武器送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然而,多利亚的销售有一个条件,他坚持买方要向他的瑞士加密银行户头全额支付美元现金,否则一颗子弹也不发货。

然而,在纯粹的想象力上面,没人能和一个名叫“杜洛克司令”(Commander Duroc)的法国“二战”英雄相媲美。作为海尔·塞拉西的空军教官,杜洛克承诺向大马士革国防部出售6架蚊式战斗轰炸机并配备机组人员,随时准备从丹吉尔飞往中东的任何机场。此外,他还告诉叙利亚人,他拥有一个空运公司,由6架C-46s与法国飞行员组成,每周能运输50吨武器。他要为这些并不存在的飞机索取一笔数额巨大的现金。

阿拉伯人在追求武器方面也毫不缺乏想象力。黎巴嫩的利雅得·索尔(Riad Solh)的一位同事写给他一份秘密报告,提出了一个特别巧妙的装备黎巴嫩空军的办法。报告呼吁:招聘大量获得勋章的前飞行员,然后送他们到巴勒斯坦,命令他们劫持犹太人的飞机,然后返回贝鲁特。

大卫·本-古里安的武器购买虽然有着极大的阻碍,不能像阿拉伯人那样公开行动,但亦有值得称道的斩获。在罗马火车站附近的酒店里、在巴拿马城炎热天气下的金属屋顶的机场停机库里,一百名飞行员焦急地等待着指令。他们是些理想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雇佣兵、冒险家、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来自美国、欧洲、南非和亚洲。他们中间有一个荷兰百万富翁、一名印度空军的波斯老兵、一名红军逃兵、一名环球航空公司的机长、一个新闻记者、一个送奶工、一名消防员,甚至还有布鲁克林的警察。他们有两样东西是共同的,为一个新的犹太国家而战斗的愿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累的数千小时的飞行时间。

他们要驾驶的飞机和飞行员的背景一样千差万别。巴拿马城的机场跑道上有一架实际上全新的星座和十架战争剩余的C-46s。加利福尼亚、新泽西和佛罗里达机场有两架星座、五架野马和三架飞行堡垒,它们正在等候时机逃脱联邦调查局的监视飞往欧洲。一名美国废金属零售商在德国购买的25架诺斯曼运输机隐藏在欧洲各地机场。一家虚设的电影公司以拍摄电影为名,将四架英俊战士悄悄带出英国,藏在科西嘉岛的阿加西奥附近一处机场。

不久,一次最具实质性的收购行动,为这支蓬勃发展的空军增翅添翼,大卫·本-古里安认为,对于其追随者将要面对的即将爆发的第一阶段冲突而言,这次收购是必不可少的。年轻的奥地利人以户·阿弗里尔,他购买的捷克步枪和机枪在三个星期前曾经帮助打通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现在受命支付他的捷克朋友40万美元,购买十架梅塞施密特109s飞机,并且取得另外15架飞机的购置权。

本-古里安的特使还主动为他的军队购买装甲车和炮兵。在该领域最重要的成就乃是一个人的大手笔,他用压路机给哈加纳送去了第一批波兰步枪。为了方便工作,耶胡达·阿拉兹(Yehuda Arazi)以200万美元行贿,使自己被任命为尼加拉瓜特使,肩负着为尼加拉瓜军队采购武器的任务,出使欧洲各国政府。这不是阿拉兹首次涉足世界外交。在意大利,他曾替一个印刷商设计了一套联合国外交护照,给他的情报员使用。阿拉兹的假护照令人印象深刻,当首批真正的联合国外交官抵达意大利,警方便以假证件旅行的名义把他们抓了起来。这位尼加拉瓜特使首次购买的武器,包括五门20毫米西斯班诺·苏伊萨(Hispano Suiza)高射炮和15000发炮弹,已经准备运往特拉维夫了。

纽约和洛杉矶的其他船舶也将很快满载着为巴勒斯坦犹太人采购的大量货物,从美国发往世界的另一端。为了补充哈加纳圣诞老人谢尔·费德尔曼在比利时购买剩余物资之不足,这些堆积如山的“发往巴勒斯坦的物资”,除了武器和弹药外可谓无所不包。在“苏纳伯恩研究所”,这个曾大力帮助哈伊姆·斯拉文尼创办军火工业的虔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的推动下,各州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捐赠的“发往巴勒斯坦的物资”集中存放在其仓库里:威斯康星提供了35万个沙袋;俄亥俄提供了9.2万枚信号弹;新泽西提供了2.5万顶头盔;芝加哥提供了100吨铁丝网、10吨卡其色的油漆;旧金山捐赠了蚊帐;明尼阿波利斯提供了600只探雷器;新奥尔良送来了盐片和青霉素;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提供了两艘轻型护卫舰、一艘破冰船,为了指导未来的犹太国家海军战略家,还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冯·提尔皮茨海军上将的回忆录。 (1)

虽然对他助手的收购目录印象深刻,但大卫·本-古里安清楚地知道,只有在巴勒斯坦落地,它们才有价值。虽然委任统治行将结束,英国一如既往地严密监视巴勒斯坦海岸。这位犹太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他的部队将面临一个危险的时间差,就是在委任统治的结束和获取足够的武器进入该国以阻止阿拉伯人入侵之间的时间差。他告诉自己,这段时间将决定战争的胜负。

* * *

艾哈迈德·艾德(Ahmed Eid)轻轻摇醒熟睡的妻子。接着,这位中年石匠轻轻敲开附近几间房子的门。凌晨4点,他的妻子和近十位邻居一起,要去和族长的家连在一起的公用烤炉烘制皮塔(pitas)饼,那是一种扁平的无酵饼。这是每天黎明这些女人吃力而不讨好的老规矩了,在4月的这天,她们将因为这个老规矩而捡回一条命。

艾德肩扛着一支旧式毛瑟枪,回到他在村口站岗的哨位。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危险威胁着艾德的社区,村里的长辈仍然遵循着古老的阿拉伯习俗,指派一些居民分担守夜的职责。今天晚上,和其他两个石匠、三个切割工以及一名卡车司机一起,艾德为他的邻居们守了一夜。只有远处卡斯特尔和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的公路上传来枪声,惊扰他们的守夜。这个被耶路撒冷西部的悬崖所环抱的和平社区,本身没有必要挂虑这些枪声。长辈们成功地将周围的纷扰拒之门外,耶路撒冷的哈加纳司令大卫·沙提尔注意到,“该社区自年初骚乱开始就一直很平静……在攻击犹太人的报告里没有提到它,也是少数几个没有外国军队驻扎的地方”。直到1948年4月9日这个星期五的早晨之前,艾德和六个守夜的同伴抱着的旧式毛瑟枪和土耳其步枪,其主要用途就是打打兔子,或在节日期间朝天开枪,增加一些喜庆的热闹。上一回他们开枪是在12天前迎娶艾丽娅·达尔维什到他们代尔·亚辛村。宁静和自信的七名男子静静地等待黎明。

社区和平声誉的受益者,实际上还包括全体村民,此刻就睡在他们的脚下。那些外出打工的村民已返回代尔·亚辛,过穆斯林的安息日。其他人,如艾哈迈德·哈利勒(Ahemd Khalil),一名艾伦比军营的工人,他的弟弟哈桑,大卫王宾馆的侍应生也回来了,因为英国人即将离去,他们也下岗了。学期提早结束,因此村里还出现了一些年轻人,就像穆罕默德·贾比尔(Mohammed Jabil),耶路撒冷易布拉欣米耶学校(Ibrahimyeh School)学生那样。这天晚上,甚至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客人住在村里。村里女校的一位年轻老师,哈耶特·哈拉比(Hayat Halabes),她每天晚上返回耶路撒冷要搭乘的38路公交车陷入了埋伏,也留在了代尔·亚辛。

刺耳的步枪声粉碎了他们的睡眠和黎明前的寂静。一个声音尖叫起来:“Ahmed Yehud alainou!犹太人来了!”石匠守卫的哨位下面的山坡上,有人正在从山脚往上攀登。突然,步枪似乎从四面八方向村里射击。那是在凌晨4点半。代尔·亚辛的和平永远结束了。

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突击队员从三个不同的方向进发,准备发动一场袭击,以实现他们领导人的期望,为他们的组织在耶路撒冷赢得更大权威。在南面,伊尔贡的士兵借道伯哈基琳(Beth Hakerem)周边的犹太地区,而斯特恩帮则从北面夹攻代尔·亚辛。一辆配备喇叭的装甲车从东面唯一通往村里的道路奔袭,共有132人参与行动。为了凸显这次行动的特点,他们的领导人选择了一个特别适合他们今晚行动的口令。Achdut,“团结”,因为他们将各自军火库的弹药整合在一起开展此次行动。炸药主要来自斯特恩帮,司登冲锋枪来自伊尔贡的秘密武器商店。哈加纳给他们装备了步枪和手榴弹,这些武器本打算用于增援卡斯特尔的部队。

代尔·亚辛的守卫一边朝他们的队伍开枪,一边挨家挨户报警,而这些袭击者就拥挤在第一排房子外面,等待喇叭和进攻的信号。经过激烈争吵,这两个组织的领导人终于决定,事先警告村民们逃离家园。然而,带喇叭的装甲车再也不会向代尔·亚辛的村民发出警告了。它已跌到通往村庄石头道路后的沟里去了。喇叭翻到地上,远离代尔·亚辛的前排房子,发出的话湮没在夜空里,只有车子里面吓坏的人才听得到。最后,一挺机枪向村庄扫射。那是进攻的信号。袭击者分别从北部和南部推进。“团结”行动拉开了序幕。

“Yehud!”就像敲响的警钟一般,这喊声回荡在沉睡的村庄的街道上。许多代尔·亚辛居民夺路往西部奔逃,有的赤着脚,有的只穿了一件匆忙套上身的长袍。逃跑的人群中有穆罕默德·栽丹(Mohammed Zeidan)一家人,他是一个富裕的商人,在耶路撒冷犹太业主手里租用了几间房屋。只有女校教师还留在屋里。哈耶特·哈拉比穿好衣服,跑到学校取来急救包。她套上红色的新月袖标,朝着枪响的地方冲了过去。她的奔跑戛然而止。才跑出教室几步就被击中,倒在地上死了,这位不速之客成为村里的第一个受害者。

第一轮冲锋过后,伊尔贡和斯特恩帮停止了攻击。恐怖分子现在发现他们突然遇到一场他们所不习惯的战争。他们从未有过像此次军事行动那样的经验和训练。按照阿拉伯人的习俗,村里的男子几乎每一个都有武器,代尔·亚辛的公民以惊人的顽强意志守卫他们的家园。攻击者几乎花了两小时才破坏掉第一排房子,冲进村子中心。这两批人马在那里会师了。

然而,他们的喜悦只是维持了一小会儿。弹药几乎耗尽,伊尔贡的自制司登冲锋枪一支接一支卡壳。虽然他们的实际伤亡很轻微——在激烈的厮杀中这两批人马只有四人被打死,但对于并非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而言,这个数字就有些高了。两个主要领导人都挂了彩。他们甚至讨论过撤退。似乎谁也没有想过,征服一个抵抗的村庄远比朝着等候公交车的手无寸铁的人群丢上一颗手榴弹要困难许多。伊尔贡突击队的另一个领导人吉奥拉(Giora)召集他的手下展开另一次大规模攻势。接着,他也挂彩了。一种集体歇斯底里感染了袭击者。随着对他们的攻击所做的抵抗逐渐减弱,他们对代尔·亚辛村民的愤怒反而愈演愈烈。

33家村民从他们的屋子里被赶了出来,村里那对刚举行过婚宴的新婚夫妇成为第一批受害者。他们靠在墙上被射杀,死的时候双手紧握着,仿佛要永远坚守他们新生的爱情。12岁的法希米·栽丹(Fahimi Zeidan),那次屠杀的少数幸存者之一说:“犹太人命令我所有的家人靠墙排好,开始朝我们开枪。我身体的侧边中枪了,但是大多数孩子都得救了,因为父母把我们藏在身后。我妹妹卡德里(Kadri, 4岁)的头部,我妹妹萨迈赫(Sameh, 8岁)的脸颊,我弟弟穆罕默德(7岁)的胸口都被子弹击中。但是所有和我们一起站在墙边的其他人都被打死了:我爸、我妈、爷爷和奶奶,还有我的叔叔、阿姨和他们的几个孩子。”

哈利姆·艾德(Haleem Eid),一个代尔·亚辛主要家族的30岁左右的少妇,称她亲眼看见“一个男人对准我有九个月身孕的妹妹萨丽耶赫(Salhiyeh)的脖子开了一枪,然后他用一把屠刀切开她的肚子”。她说,另一名亲眼看见这一幕的女子,埃伊什·拉德瓦斯(Aiesch Radwas),在试图抱回死去母亲的子宫里尚未出生的婴儿时被打死。在另一间房子里,16岁的纳妮赫·哈利勒(Naaneh Khalil)称她看见一个男人“挥舞一把剑一样的凶器,把我的邻居贾米勒·希什(Jamil Hish)从头到脚劈成两半,然后在通往我家的台阶上,对我的表哥法特希(Fathi)做了同样的事情”。每间屋子里都发生了类似的场景。幸存者的陈述表明,这两个组织的女队员们的野蛮程度丝毫不亚于男同胞。代尔·亚辛渐渐陷入惨叫、手榴弹爆炸、血腥气、火药味和烟雾交织在一起的地狱。袭击者杀戮、抢劫,并且强奸。

萨菲耶·阿提亚(Safiyeh Attiyah),一名41岁的女子,看到一个人解开他的裤子,跳到她的身上。“我尖叫起来,”她说,“但周围的其他妇女也被强奸。一些男人渴望得到我们的耳环,就撕裂我们的耳朵,好更快捷地把它们扯下来。”

上午刚过一半,耶路撒冷的伊尔贡首领末底改·拉安南,决定用伊尔贡对付英国警察岗亭的战术,摧毁最后一批还有阿拉伯人抵抗的房屋。只要听见屋子里偶尔有一声枪响,他们就将其炸毁。其中最重要的是族长的房子。“只用了几分钟,”拉安南观察到,“房子就成了一堆废墟和残瓦。”然而,有着厚重铁门的烤炉躲过了伊尔贡的爆炸。艾哈迈德·艾德的妻子和她吓坏了的朋友听到有人安抚她们的声音:“出来吧!没有危险了。”女人们拒绝出来。族长的女儿萨菲迦赫·萨默尔(Shafikah Sammour)听出这个人讲的阿拉伯语有口音。

就这样,超过15间房屋被摧毁,直到伊尔贡的炸药全部用完。幸存者逃出房子,惊恐万状地站在一旁。伊尔贡突击队员开始有系统地用司登冲锋枪和手榴弹在剩余的房屋中间开辟一条通道。不久,早些时候的野蛮情景再次重演。快到中午的时候,穆罕默德·贾比尔(Mohammed Jaber),这个因为学校此前关闭而回到代尔·亚辛的年轻人从床底下藏身的地方,看到“犹太人破门而入,把每一个人赶出屋外,让他们靠墙排好,朝他们开枪,其中一名妇女还背着一个三个月大的婴儿”。

午后不久,袭击者威胁,要是那些妇女还不肯出来,就要炸毁她们头上的烤炉。族长的女儿打开门,第一个走了出来。她在已成废墟的家里找到了她的母亲和两个兄弟的尸体。慢慢地,一种压抑的沉默传遍了整个村庄,只有偶尔的哭声打破沉默,春天明媚的阳光暖暖地照耀着这片废墟。

“团结”行动结束了。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恐怖分子得到了他们寻求的胜利。代尔·亚辛是他们的了。 (2)

* * *

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拥入耶路撒冷,参加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的葬礼。这位已故领导人躺在一口普通的松木棺材里,四周摆满鲜花,遗体上覆盖着一面巴勒斯坦运动的旗帜,安放在他哥哥家的客厅里,48小时前,就是在这间客厅,他写完了最后一封信。穆斯林有速葬的传统,他的妻儿无法及时赶到耶路撒冷为他落葬。阿卜杜勒·卡德尔的遗产是一笔600万巴勒斯坦镑的债务,有他自己的签名,那是用于为他的追随者购买武器的花销。

在送葬的队伍准备从他哥哥家里出发时,外面的大街小巷早已挤满了人。有穿着粗羊毛斗篷和凉鞋的牧羊人,有身穿西装、头戴费斯帽的男子。尤其是,其中还有在过去12年里两度响应这位已故领导人的号召拿起枪杆的几百人。他们把枪举在胸前,穿着五花八门的制服,脸部因悲伤而扭曲,他们哀悼就像父亲一样的领袖。

在阿卜杜勒·卡德尔的灵柩准备离开他哥哥的房子时,一个走在送葬队伍头里的人举着手枪朝天空开了一枪。他的射击是一个信号,引发了耶路撒冷从未听到过的最狂野的枪声。从阿拉伯区的每一个角落,阿卜杜勒·卡德尔的追随者朝天射击、切断电话和电线,并杀死了两名旁观者。“多么惊人的浪费啊,”安瓦尔·努赛比心想,“我们打掉的子弹足够征服半个巴勒斯坦了。”

就这样,耶路撒冷几代人所能看到的最为壮观的葬礼开始了。按照穆斯林习俗,阿卜杜勒·卡德尔的灵柩由他的追随者手把手传递出来。在挥舞着的手臂的海洋里,伴随着喧闹的撕心裂肺的悲叹,灵柩在他们的头上慢慢地摇摆前行,数十人争先恐后地触摸它,哪怕甚至只有几秒钟,以表达心中的敬意。穿过大马士革门,走下所罗门街和苦路,悲哀的游行队伍拥向著名的圣殿区(Haram esh Sherif)。在那里的八角形圆顶圣石清真寺里,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极尽最后的哀荣。为了褒扬他非凡的生涯,他被特许葬在这座据传先知登霄的伊斯兰圣殿里。

整个上午,人们在广场外面哭泣着、谈论着,可怕地意识到,他们不仅埋葬了一个人,而且埋葬了他们的领袖曾经让他们信众升起的诸多希望。

从葬礼回来后,沮丧而惆怅的安瓦尔·努赛比突然遇见了前晚在卡斯特尔看见过的阿布欧·贾尔比耶。

“哦,阿布欧·贾尔比耶,”他说,“有谁在卡斯特尔和你换防了吗?”

“有啊,”这位老师苦涩地回答,“犹太人。”

距离欧麦尔清真寺几英里处的耶路撒冷西郊,其他一些无名的阿拉伯人的尸体也在落葬。对于这些在代尔·亚辛被杀的男女和儿童而言,他们的墓园就是采石场,村里财富的来源,成年村民每天来此开采岩石,建造耶路撒冷的家园。

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瑞士人雅克·德·莱尼耶率领第一批人到达现场。没多久他就发现,代尔·亚辛控制在一些他之前从未与之打过交道的人手里。在一个出生在德国、身材高大的伊尔贡成员——他告诉莱尼耶红十字会曾经救过他的命——的干预下,这个瑞士人才被这些有不同政见者的哨兵放行。

莱尼耶面前的景象令他倒吸了一口冷气。“我看到的第一件事是人们到处奔跑,他们带着司登冲锋枪、步枪、手枪和长长的、华丽的阿拉伯刀,从屋子里冲进冲出,”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们似乎半疯了。我看到了一个漂亮女孩,携带的匕首仍然沾满了鲜血。我听见惨叫声。‘我们还在扫尾。’我的德国朋友解释说。所有我能想到的,便是我在雅典目睹过的党卫军部队。”莱尼耶接着写道,令他惊恐的是,他看见一名年轻女子猛刺蜷缩在自己小屋门口的一对老年男女。

莱尼耶被这个情景搞得失魂落魄,他推开人群,挤进他面前的第一间屋子。他写道:“一切都被撕开,翻了个底朝天。到处散落着尸体。他们用枪和手榴弹开展‘清理工作’,然后用刀完成他们的工作。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他突然看见阴影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他弯下腰,发现“一只小脚,还有热气”。那是一个10岁小女孩的脚,受了伤,人还活着。莱尼耶抱起她,命令陪伴他的德国人带她去救护车那里。然后,他愤怒地要求继续搜索伤员。他发现了另外两个,一个因为恐惧几乎瘫痪、躲藏在柴堆后面的老妇人,还有一个垂死的男子。他估计,总共看见了200具尸体。他的日记里记载着,其中“一个女人可能已经怀孕八个月,子弹打在肚子上,她的衣服上有火药燃烧的痕迹,表明她是被近距离枪杀的”。

莱尼耶的出现令伊尔贡和斯特恩帮领导人感到难堪,最后命令他带着废墟里找到的伤员返回耶路撒冷。在那里,一些大屠杀幸存者被俘获他们的人押解着游街示众。哈里·列文看见三辆卡车“在乔治五世大路上来回行驶,车上载着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的双手高高举过头顶”。在前面的卡车上,他发现“一个年轻的男孩,脸上写满痛苦的恐怖,双臂僵硬地高高举起”。

高级专员阿兰·康宁汉爵士在安全委员会例会上,获得关于该事件的第一份报告。他和哈加纳保持着充分联系,知道该组织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康宁汉爵士毫不怀疑,那是它的敌人伊尔贡和斯特恩帮所为。“不管怎样,”他对英军司令戈登·麦克米兰说,“你要逮住那帮浑蛋。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赶到那里去,逮住他们。”

然而,代尔·亚辛将证明是“他在巴勒斯坦最大的失望”。他的苏格兰同胞坚持认为他手头没有部队。另一个与会者,耶路撒冷高级专员詹姆斯·波洛克很快就意识到“麦克米兰根本不想调动他的部队”,这有违他只为英国利益动用士兵的政策。

气愤不已的康宁汉转而向他的皇家空军首脑要求空袭。后者倒是爽快答应了,但是提出一个难题,在高级专员康宁汉看来,这象征着“我们在那天早上,以及我们在巴勒斯坦地狱般的最后数月遭受的挫折”。英国皇家空军已经在前一天将所有轻型轰炸机都派往埃及,将哈巴尼亚火箭派往伊拉克。得花24小时才能再把它们运回来。

然而,在安全委员会结束其深思熟虑之前,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使得打击行动不得不终止。哈加纳移师代尔·亚辛,接管了该村庄。在以利亚胡·阿里埃利(Eliyahu Ariel),一位在英军服役六年、领导青年组织加德纳的老兵带领下,第一批人马已经进驻该地。他看到的景象“绝对是野蛮的”。

他说:“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所有被杀的都是老人、妇女或儿童。”在阿里埃利看来,毫无疑问:“我们发现的死者都受到了不公正的伤害,他们没有一个是手中拿着武器死去的。”场面如此令人惊骇,以至于这个曾为掩护英国撤出希腊而激战的汉子,禁止让他的青少年进入村子,看见这种场面。他和他的军官代行其事,去清理村子。

沙提尔的副官,曾经极不情愿为这些恐怖分子提供大屠杀工具的耶书仑·希夫,也带着大批人马随后赶到。他发现,恐怖分子并非像他们承诺的那样帮助他们,而是:“要杀死他们发现的任何还活着的东西,仿佛村里的所有人都是敌人,他们想‘斩尽杀绝’。”

“你是头猪。”他对斯特恩帮的指挥官说。他的手下把这些异见者团团围在村里的广场,双方气势汹汹,互相瞪着对方。希夫通过无线电向沙提尔汇报。耶路撒冷司令要他解除这些异见者武装。“如果他们不放下武器,就开火!”他命令道。

希夫惊呆了。他明白,事情到了如此紧张的地步,这些异见者是绝不会放下武器、束手就擒的。尽管厌恶他们做的事,但是他不能说服自己向这两批人开火。犹太人历史上兄弟相残的故事数不胜数,而今再也不能让其重演了。

“我不能这样做。”他喘着气说。

“不要告诉我你能还是不能,这是命令。”沙提尔答道。

“大卫,”希夫恳求道,“你的名字将会终生沾染血污的,犹太人民将永远不会原谅你。”

沙提尔最后还是心软了。这些异见者被勒令清理村庄。希夫在一旁看着,他们把受害者的尸体抬到代尔·亚辛的采石场,堆在石头上面。事毕,浇上汽油焚尸。

“这是一个可爱的春天,”希夫将会记得,“杏树花开,鲜花怒放,到处都是尸体的恶臭扑鼻、浓浓的血腥味,还有采石场的焚烧尸体的可怕气味。”

从代尔·亚辛的采石场升起了一道黑色烟柱,它将会成为一个新生国家良心上的一个污点。由于伊尔贡组织和斯特恩帮的所作所为,它们将这座犹底亚的小村庄在未来数年变成了巴勒斯坦人苦难的象征。在今后几个月里,几乎很少被围困的犹太人不会听到那一声复仇的尖叫:“代尔·亚辛!”作为这些异见者犯下罪行的报应,他们许多人自己也丢了性命。

绝大多数巴勒斯坦犹太人对代尔·亚辛的反应是震惊和憎恶。犹太代办处立即宣布与此恐怖主义行径无关,并予以严厉谴责。大卫·本-古里安亲自发电报给阿卜杜拉国王,表达他对这一事件的震惊。耶路撒冷的大拉比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革除参与攻击的犹太人的教籍。

然而,阿拉伯人觉得需要向世界通报这一悲剧。哈希姆·努赛比和耶路撒冷阿拉伯高级委员会秘书侯赛因·哈利底(Houssain Khalidi)苦苦思索了几个小时,考虑如何播发这条新闻。“我们担心阿拉伯军队只说不做,”努赛比事后回忆说,“我们想要让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感到震惊,对政府施加压力。”于是他们决定播送代尔·亚辛的新闻,渲染各种恐怖之举。正如努赛比有一天终于承认,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事无巨细、一概披露的新闻,并未改变阿拉伯政府参与政务会议的人们的观念,但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中引发了愈演愈烈的恐慌感。因为这些阿拉伯宣传家的不幸误判,不知不觉也为即将困扰中东的成千上万阿拉伯难民问题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 * *

法乌兹·艾尔·考克基信守诺言。正如他向约书亚·帕尔蒙承诺的那样,在十天内他第二次派遣他的部队来到一个犹太人在耶斯列谷的重要哨卡米什玛尔·哈伊梅克(Mishmar Ha'emek)的对面。然而,未能一雪之前在提拉特·兹维战败之辱,他对垦殖点的第一次进攻就在灾难中结束了。那天,这个做梦也想当一名德国将军的人,将一种新式武器引进巴勒斯坦战场,组建了他的导师为之骄傲不已的炮兵。他的大炮连续几小时轰炸这个无助的基布兹。然而,凭着自己的精神和帕尔蒙的警告,定居者们早就做了充分准备。当法乌兹停止轰炸时,他非但没有看见在他们冒烟的基布兹废墟上升起白旗,而是哈加纳又一轮步枪的还击。他派来的原指望轻松获胜的部队在恐慌之中开始撤退。不过,戈登·麦克米兰将军得知考克基打破了他的承诺而勃然大怒,这才真正让犹太人化险为夷。英国强令该地区停战。

现在考克基准备展开第二轮进攻。然而,约书亚·帕尔蒙也在做准备。停火期间他随一批增援部队进入米什玛尔·哈伊梅克。他带领六人潜入考克基的侧翼,包抄到他的后方。从山顶上他用一副军事望远镜观察阿拉伯人的战备。不久,他发现一辆轿车在穿梭往返,他确信那是在传达考克基的命令。这使他得以发现一直在寻找的东西:考克基的火炮,七门75毫米加农炮和三门105s迫击炮。

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这些武器没有得到充分防卫。帕尔蒙相信眼下正是一个绝佳机会,可以给哈加纳装备极其缺乏的炮兵,便呼叫增援部队到他身边集合。接着,对阿拉伯人的大炮发动了一场猛烈攻击。

帕尔蒙的攻击并没有产生他希望的结果。考克基的炮兵仓促应战,替他保住了加农炮。他们的成功将很快让他们的领袖开始训练他们炮击巴勒斯坦最负盛名的目标——耶路撒冷的房屋。然而,这次袭击甚至造成了更为重要的后果。考克基的手下听见后方的枪声,心中感到恐慌,开始纷纷逃离战场。解放军对米什玛尔·哈伊梅克的攻击瞬间瓦解。他们的领袖如此迫切寻求的胜利,将不得不日后在其他的战场上取得了。

考克基还得就他的挫败向大马士革的上司做出一个满意的解释。考克基拿起一支铅笔,起草了一份给萨夫瓦特·帕夏的电报。他报告说,犹太人“拥有120辆坦克,其中最轻量级的坦克重达六吨。此外,他们还有装备齐全的12门75s排炮,六个轰炸机和战斗机中队。他们拥有一个整步兵师,其中一个整团由非犹太人的俄罗斯共产党员组成”。

考克基发完电报,愁容满面地回到贾巴(Jabba)村的指挥所。在那里,他找到在这一天唯一的安慰。就算考克基不能成就一名德国将军,他至少还是一个德国人的丈夫。那天是他的生日,在他的宿舍里,迎候他的是一个生日蛋糕和一瓶香槟,那是他的德国妻子安娜·艾丽莎装在一只手提箱里,跨过艾伦比桥给他带过来的。


(1)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 1849年5月10日—1930年3月6日),德意志帝国海军元帅,德国远洋舰队之父。

(2)  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领导人一再拒绝代尔·亚辛的阿拉伯人把这些出格行为算在他们头上,他们认为,屠杀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阿拉伯人奋力抵抗。绝大多数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强烈反对并谴责他们的行为,认为这些行为违反了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为了避免任何阿拉伯人在回顾该事件时有意放大,在此处以及此后有关代尔·亚辛事件的文字,均取材于犹太人的资料、国际红十字会的雅克·德·莱尼耶(Jacques de Reynier)的报告,以及刑事调查部助理监察长理查德·C.卡特林(Richard C. Catling),分别于1948年4月13、15、16日提交给巴勒斯坦政府首席秘书亨利·古尔内爵士(Sir Henry Gurney)的三份报告。卷宗号为179/110/17/ GS,标明“秘密”,有卡特林的签名,其中包含一批英国警官对大屠杀幸存者的询问笔录,以及耶路撒冷公立医院的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对幸存者医疗检查时所得到的支持这些笔录的实物证据。本书作者拥有这三份报告的副本。4月15日的报告,英国的询问官员加上了以下评注:“4月14日上午10点,我在耶路撒冷公立医院的一位医生、一位护士,以及一名阿拉伯妇女联盟成员的陪同下访问了西尔万村。我们走访了村里的许多住家,那里安置着两三百个代尔·亚辛村来的人。我采访了很多女村民,以便收集任何关于在代尔·亚辛暴行的信息,但这些女性大多非常害羞,不愿意讲述她们的经历,尤其是和性侵犯有关的事情,需要说许多好话,她们才肯透露少许信息。对这些陈述的记录过程,也常常被妇女们的歇斯底里所妨碍,她们在做记录的时候多次中断。但是,毫无疑问,攻击该村的犹太人确实犯下许多性暴行。许多在校的年轻女生被先奸后杀。老年妇女也遭到调戏。一个年轻女孩被撕成两半的故事也流传开来。许多婴儿也被杀害。我还看到了一个老妇,自述已是104岁高龄,被枪托殴打头部。妇女们的手镯、戒指被人从胳膊上、手指上硬扯下来,为了抢夺耳环,一些妇女的耳朵部分被割伤。”——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