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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中年男子跌跌撞撞地追赶出发的车队，但已经太迟了。车辆慢慢加速，驶上大街。其中一个耸耸肩，放弃了。他可以在下一个星期搭乘下一班车队。
他的同伴继续咚咚地追赶消失的车队，大声叫道：“等一下，等一下！”摩西·本－大卫（Moshe Ben-David）博士对车队驶向的那两个机构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便是坐落在斯科普斯山上的哈达萨医院和希伯来大学。他不打算被车队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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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奇迹，就在他沿着街道奔跑的时候，一辆难得一见的耶路撒冷出租车经过此地。本－大卫跳上出租车。几分钟后，脸红心跳的他爬进车队的一辆巴士，一下子瘫倒在了座位上。
对于犹太代办处而言，自从分治以来，如何确保本－大卫博士现在前去的医院和大学的物资供应，就一直是一个难题。通往山顶的唯一道路要穿过阿拉伯人的据点谢赫·贾拉。早在12月初，阿拉伯人的伏击战，就已经迫使犹太代办处每周动用武装车队，保证斯科普斯山上的两个机构的物资供应。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公路沿线出现一种默契的停战状态，车队的通过也相应地摆脱了突发事件的骚扰。似乎没有理由怀疑，4月13日，星期二，车队同样也会有一次轻松的行程。
先知撒母耳大街终点最远处的一个哈加纳哨卡，一名犹太军官摩西·希尔曼（Moshe Hillman）和一个叫韦伯（Webb）的英国警务督察拦住车队，例行检查。
“让车队上去吧，”韦伯对这位哈加纳联络官说，“道路是安全的，我们刚巡逻过。”
希尔曼挥手放行，车队到斯科普斯山还有两英里半。一辆装甲车开道。紧随其后的是一辆救护车，车身上涂有大卫盾的红星，那是犹太教的红十字会，然后是两辆巴士、一辆救护车、四辆卡车和第二辆殿后的装甲车。驾驶卡车的是一个矮胖男子，名叫便雅悯·亚丁（Benjamin Adin）。他在12月用500镑买来每天运送一车货物上山的不明不白的权利。在奇特的时间行驶在偏僻的街道、隆隆驶过开阔地和肮脏的小道，他终于成功地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绰号“疯子”（Mishugana）。今天，哈加纳第一次强迫他和车队一同行驶。他也有一个乘客，这个男人哀求搭他的车，因为他妻子在哈达萨医院刚刚生了一个孩子。
在他卡车前面的巴士和救护车里，是一个使人吃惊的团队：教授、医生、研究人员和学者，哈加纳车队将要携带这些至宝，穿过谢赫·贾拉的危险弯道去斯科普斯山。他们是欧洲最出色学府的杰出人才，逃离欧洲大陆的迫害来到这里，创建了一批闻名遐迩的医院、实验室和研究中心。他们从柏林、维也纳和克拉科夫，带着不可估量的智力资本来到这个刚诞生的犹太国家。今天，他们成为希伯来大学医学院或哈达萨医疗组织的员工，后者是一位美国犹太妇女于1912年申请在巴勒斯坦成立的慈善组织，实践耶利米的格言：“使城中的人得医治。” (2) 在美国犹太人的捐助下，哈达萨在整个巴勒斯坦都设立医疗机构。其中最重要的一家，犹太医学科学的圣殿，便是斯科普斯山上这家超级现代化的医院。
车队最负盛名的乘客，是哈达萨医院的院长，世界著名的眼科医生查伊姆·亚斯基（Chaim Yassky），他坐在最缺乏掩护的座位上，第一辆救护车的司机旁边。在他身后还有他的妻子、其他六位医生、一名护士和一个躺在担架上的伤员。
亚斯基本人熟悉沿途道路两旁的每一米景色。他住在耶路撒冷20年了。透过狭窄的救护车装甲窗口狭窄的缝隙，他认出花园围墙后面优雅的纳沙希比（Nashasshibis）家的豪宅，那是一位阿拉伯望族，他经常和他们一起吃饭。更远些就是凯蒂·安东尼奥丝招待她客人的房子，她家的豪华客厅如今变成了高地轻步兵30名苏格兰士兵驻守的一个哨卡。救护车的乘客没有比亚斯基更渴望到达目的地的了。查伊姆·亚斯基和范妮·亚斯基（Fanny Yassky）夫妇对他们山顶上的房屋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从住所的窗户，没有一刻停止过欣赏展现在下面的老城或东面色彩变幻的摩押群山。
以斯帖·帕斯曼（Esther Passman），一位年轻的美国寡妇乘坐在第二辆救护车里，丝毫没有和亚斯基一样渴望回家的心情。她是医院癌症研究所社会服务部的主任，坐上车多少有点违背她的意愿。她想和15岁的儿子留在耶路撒冷，他为加德纳组装炸药，负了伤，还没有康复。可是他坚持让她离开，她就赶到先知撒母耳大街，刚好赶上车队。
救护车司机宣布，他们快要开出谢赫·贾拉了，她和同车的乘客一下子放松了，开始在昏暗的车辆里愉快地闲聊。甚至两个和他们同行的在代尔·亚辛负伤的伊尔贡成员也高兴起来。一位护士倒出暖瓶里的茶水，给大家润润口。
他们的欢乐还为时过早。一个名叫穆罕默德·尼加尔（Mohammed Neggar）的裁缝蜷缩在公路边沟里，手指按在一枚电发地雷的引爆器上，看着接近的车队，计算着引爆炸药的时间。48小时前，在一家经常光顾的酒吧里，一名英国军官告诉尼加尔这个车队经过的日期和时间。此外，英国人还告诉尼加尔，如果他的手下袭击车队，只要不射击英国巡逻队，就不会受到干扰。
英国人的一番话，其实是在诱惑尼加尔攻击它。在阿拉伯人看来，斯科普斯山代表了哈加纳的一个堡垒，他们的敌人有时会从那里袭击他们的后方。第二天，就在尼加尔忙进忙出，给他的顾客量体裁衣的同时，他的助手们则在裁缝店的屋后策划伏击行动。考虑到英国人会袖手旁观，他们决定从东方之宫宾馆外的一丛柏树旁的公路边沟实施攻击。那里的道路开始趋于平缓，犹太人可能会放松警惕。
车队引擎的喧嚣声越来越大，终于，打头阵的装甲车出现在了弯道上。尼加尔紧张地看着它朝他爬过来。在裁缝看来，它就像“一只巨大的黑色甲虫”。他握紧了手指，直到听见引爆器发出咔嗒一声。爆炸声回响在公路边沟里，一团烟雾笼罩了装甲车。烟雾散去，尼加尔眨了眨眼。他引爆得太早了。车辆毫发未损，倒是在公路上炸出了一个大坑。重型车辆刹不住车，仍往前冲，一头栽进了深坑。
装甲轿车后面其余的车辆停了下来。以斯帖·帕斯曼的救护车急刹车，让这位护士手里装热茶的暖瓶掉在了地上。一时间，担心的乘客坐在昏暗车辆里，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尼加尔向公路边壕沟里的手下发出的信号，给了他们回答。子弹雨点般射向停滞的车队。
爆炸、射击引起整个耶路撒冷的关注。成百上千的阿拉伯人从附近村庄和老城的城墙，杂乱无章地拥向埋伏点。在令人窒息的黑暗金属牢笼里，乘客听到了一种新的声音与炮火的喧嚣交织在一起。那是一声刺耳的喧哗、复仇的怒吼，就是以斯帖·帕斯曼的救护车里两名受伤男子三天前攻打的那个阿拉伯村庄的名字：“代尔·亚辛！”
在不到一英里的圣保罗德国朝圣宾舍（St. Paul's German Hospice）的庭院里，三个中队的高地轻步兵整齐列队，军官们穿着该团黄绿相间的短裙。在各单位的风笛吹响时，一队检阅官慢慢走向队列。突然一个通信兵挥舞着一张纸，从他们身后赶了上来。
“什么事？”一个身佩绶带的矮个子上校厉声喝道。通信兵递给他一条该团在安东尼奥丝家的士兵的消息。这消息是在9点35分发出的，这是向这位英军指挥官报告车队遭遇困境的第一条消息。上校转身前去调查这一事件。
杰克·丘吉尔（Jack Churchill），48岁，是一名敦刻尔克老兵，参加过西西里岛登陆，在达豪结束其突击队行动。1926年，这个脸色红润、经历丰富的苏格兰人在仰光开始了他的高地轻步兵职业生涯。他同时也是个快乐的怪人，后来因为从那不勒斯到伦敦一路演奏风笛而声名大噪。作为高地轻步兵的第二号指挥官，丘吉尔和查伊姆·亚斯基一样对斯科普斯山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地形了如指掌。几个月以来，他的部队一直负责这条连接两地的公路。他跳进一辆丁哥装甲车，驶向埋伏点。
以斯帖·帕斯曼的救护车司机挣扎着掉转车头。在这位美国寡妇看来，外面的攻击似乎“就像印第安人在袭击运输火车”。在他们身后，一颗手榴弹将“疯子”的车胎炸瘪了，也迫使他六吨重的卡车采取同样的行动。那位乘客蜷缩成一团，脸色因恐惧而变得煞白，呜咽着说他再也见不到他新生的孩子了。一寸一寸地，亚丁勉强掉转车头，开回耶路撒冷。另外三辆卡车、以斯帖·帕斯曼的救护车和殿后的那辆装甲车紧随其后。
丘吉尔上校到达的时候，领头的装甲车、亚斯基的救护车和两辆公共汽车已经被围堵在尼加尔设下的埋伏里。全副武装的阿拉伯人从四面八方赶来。装甲车里的犹太人顽强抵抗，从车辆的狭缝向外射击。丘吉尔双手团成喇叭，大喊停火。他的话被嗒嗒的枪声淹没。他很快明白了情况的严重性。阿拉伯人占领了公路沿线的所有房屋，以他们到达的速度，很快犹太人就将无可救药地陷入绝境。
10点30分，他用无线电呼叫耶路撒冷指挥部，请求调动半个中队的近卫骑兵旅装甲车、一名炮兵观察员，设法炮击阿拉伯人占领的房屋，允许他使用3英寸迫击炮。他的最后两项要求遭到否决，几乎在一个小时后，近卫骑兵旅才接到出发的命令。对于车队的困境莫名其妙的冷漠态度，典型地表现出英军总部对这一整天发生的悲剧做出的反应。无论是出于使用官僚主义的、愚蠢的程序，不动声色地惩罚一下犹太社团在代尔·亚辛的行径，还是出于那个给尼加尔的行动开绿灯的指挥官在某种程度上的主动共谋，英国人都将为此次昧着良心拖延救援车队的行为负责。
丘吉尔对他的请求得到的答复愤愤不平：“他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将发生一场悲剧。如果他们不快点采取行动，谁也别想活着出去。”丘吉尔决心尽最大可能将陷入绝境的犹太人解救出来，他匆匆赶回圣保罗德国朝圣宾舍，要来一辆卡车和一辆半履带车，自行采取救援行动。
他决心做的事情是极为非凡的，因为哈加纳还没有意识到形势的紧迫性。那天，耶路撒冷另一边的一支车队，吸引了该组织领导人的注意力。那是自从拿雄行动打开通往耶路撒冷公路以来，从特拉维夫来的第二支车队。在获知遭到伏击的消息时，大卫·沙特尔正在看着车队的178辆汽车驶下雅法路，他立刻向车队指挥官借用执行护送任务的装甲汽车。指挥官拒绝了。指挥官被严令尽快返回特拉维夫，而沙特尔自己只有三辆车可用，由一位年轻的军官兹维·西奈（Zvi Sinai）指挥。
行动变成了一场噩梦。第一辆车遭到猛烈射击，带着几名伤员火速穿过被围困的车队，将伤员带到哈达萨医院。后面一辆车带着几名伤员和死者掉头回到耶路撒冷，而西奈的车由一名特拉维夫来的士兵驾驶，不认识路，跌入困住车队第一辆装甲车的地雷坑里。西奈发现，装甲车内只有一人还活着，而且受了伤。接着他自己的汽车也熄火了，他的司机害怕得手脚发软，拒绝再次发动汽车。
西奈冷静地用手枪指着男孩的头。“你要是再不发动车辆的话，有两种可能，”他说，“要么被阿拉伯人杀死，要么被我杀死。”然而，就在这个目瞪口呆的小伙子发动引擎之际，外面发生了爆炸。一颗阿拉伯人的地雷炸飞了一只前轮。又一个金属大家伙落入尼加尔的陷阱。陷入重围的哈加纳车队的囚犯，这下子又增加了西奈汽车里的14名帕尔马赫成员。
与此同时，丘吉尔上校带着一辆通用汽车和一辆半履带车返回现场。令他大为懊恼的是，他了解到亚斯基博士和夫人也在被围的乘客里。仅仅一个星期前，丘吉尔曾与医生和他的妻子在斯科普斯山鲜花铺盖的露台上共进晚餐。丘吉尔的丁哥装甲车一马当先，行驶到被困车辆面前。
“如果阿拉伯人向我开枪，就炸掉他们该死的脑袋。”他告诉半履带车的炮手卡西迪（Casidy）。然后他把头探出他的车，用他那根时髦的手杖敲打着最后一辆车的车门。他告诉来到护栏前的护士，让她们打开门，跑到他的半履带卡车那边去。
“你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护士问。
“不，我不能，”丘吉尔回答说，“为了你们的安全，你们得开门，跑过去。”
“但我们都会被杀死的！”护士们尖叫起来。
“如果你们待在里边，就死定了。”丘吉尔告诉她们。他再次催促她们，只需要跑过巴士和半履带车之间的几英尺路，并承诺他的炮手将掩护她们。
“可是我们待在这里没事啊。”护士辩解道。
“不会一直没事的。”丘吉尔喊道。
接着巴士里面另一个声音喊道：“那你的士兵为什么不去赶走阿拉伯人呢？”
这时丘吉尔可真的火了。他冒着生命危险出来拯救这些人，而他得到的只是一场辩论会。还有人说了一句：“我们就待在这里，等哈加纳来救我们。”
就在这时，丘吉尔听到了身后发出一声喊叫。半履带车的炮手卡西迪被击中脖子。丘吉尔给了陷入重围的乘客最后一次逃生机会，但是他们拒绝了。丘吉尔跌跌撞撞地退了回去，把他垂死的炮手带到安东尼奥丝的房子里。英国唯一一次真正解救岌岌可危的犹太人的努力失败了。
从屋顶、阳台、窗户，从政府大楼和斯科普斯山，半个耶路撒冷将见证车队垂死挣扎的痛苦。英国人仍然无动于衷，哪怕数十个恳求电话狂打给他们。到11点半，当事件发生的第一条消息传到他们那里之后两个小时，第一批近卫骑兵旅的装甲车才抵达现场。领头的车开了第一枪就卡壳了。又花了两个小时其他车才赶到。直到中午，丘吉尔上校才得到使用迫击炮的许可。再也没有许可使用比它更强大的重武器了。他们直接通知哈加纳，如果他们插手，就会向他们开枪。
在兹维·西奈的装甲车里，犹太人只得孤身奋战，抵抗围攻车队的数百个阿拉伯人，情况十分危急。第一个被杀的是卫生员。接着他们的机枪卡壳了。现在车内死伤过半。地板上满是鲜血和尸体。幸存者从这一边跳到另一边，透过汽车的缝隙用司登冲锋枪向外扫射，根本顾不上倒在地板上的人。“如果他们吼叫起来，你才知道他们还没死。”西奈平静地回忆说。在汽车尾部，一个已经失去半只手的人在给唯一还能打响的机枪送子弹。无人照看的伤者靠在汽车的两侧慢慢流血而死。
在公路旁站着一个叫贾米勒·巴齐安（Jamil Bazian）的13岁阿拉伯男孩，看着身边的人们将浸透汽油的抹布投掷到被困的车里。
3点15分，亚斯基博士透过狭窄的缝隙向外张望。在身后100码，他看到了贾米勒·巴齐安正好目睹的景象的首批成果。大片橙色的火焰席卷了两辆挤满了他的朋友和同事的巴士。他扭头看着妻子。“再见，亲爱的，”他说，“都结束了。”
接着，亚斯基的身体向前扑倒在救护车地板上。他的妻子冲到他身边。哈达萨医院的院长死了，他在转身和妻子说话的一瞬间，被一颗穿过救护车缝隙的子弹击中。
几秒钟后，救护车里震惊的乘客听见有人疯狂地敲打车门。“开门，快开门！”一个声音尖叫着。那是一辆燃烧的巴士的一个幸存者。他半疯狂地闯入到他们中间，呻吟着：“你们自保吧！你们都会被烤熟的。”就在他说话的当口，救护车的也门司机打开车门一溜烟逃走了。
乘客耶胡达·马托特（Yehuda Matot）博士决定跟随他一起跑。毕竟马托特本来就不应该困在车里。他要到下周才轮到上斯科普斯山，只是今天上午他答应替同事顶班。翻滚到外面的沟里的马托特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总算可以抽根香烟啦。”他自言自语道。一看见几码远死去的救护车司机，他回过神来。不顾一切地开始爬向安东尼奥丝的房子。贾米勒·巴齐安看到他开始了疯狂的赛跑。每个人都对他开枪。有一枪击中了马托特的后背，但他继续向前跑，直到翻入凯蒂·安东尼奥丝的花园围墙。“算你运气好！”他13岁的敌人叹了口气。
凯蒂·安东尼奥丝的房子简直一片混乱。镶木地板上胡乱躺着伤员，有阿拉伯人、犹太人，甚至还有英国人。高地轻步兵的军官、詹姆斯·克劳福德（James Crawford）上尉去了一次哈达萨医院，带回一名医生救治伤员。就在两人冲进安东尼奥丝家时，无意中发现花园里有一个垂死的阿拉伯老人在呻吟求救。他牵着毛驴走进镇子的时候，恰好陷入交火之中。虽然很多同事在屋内等着他照顾，虽然身处充满危险的暴露的花园，这位犹太医生还是跪在他身旁检查伤情。
在穆罕默德·尼加尔的地雷爆炸后六小时左右，也就是下午3点半过后，英军司令终于授权在场士兵大力干预此次伏击行动。在丘吉尔和高地步兵的火力掩护下，迈克尔·奈勒·利兰（Michael Naylor Leyland）上尉带领着他的近卫骑兵旅装甲车驶向被围困的车辆。快到现场时，他用无线电请求烟幕弹掩护他们的行动。令他愤怒的是，“居然还没完没了胡扯用哪一种烟幕弹”。最后，他把自己车内的烟幕弹全用光了。
他和他的手下用他们的车辆做掩护，在它们与被困的车辆之间形成一条通道，将幸存者救了出来，只有五六个人活了下来。
其中之一是兹维·西奈。几分钟后，因头部遭重创而神志不清、几乎丧失意识的西奈躺在哈达萨医院的担架上。一位医生向一排急需救治的伤员走来。他盯着西奈的脸。“不行，”他说，“那是他们的人。阿拉伯人。”他走了过去。西奈太虚弱了，无力抗议。跟在医生后面的一名护士扫了他一眼。她吃了一惊。“天啊，”她倒吸一口凉气说，“不是阿拉伯人。是兹维·西奈！”
傍晚时分，一切都结束了。可怕的寂静，笼罩在通往斯科普斯山穆罕默德·尼加尔引爆地雷的公路弯道上。几道浓烟、烧焦了尸体的腐臭，以及遭伏击后只剩下焦炭的被困车辆迎接着黄昏的降临。摩西·本－大卫博士一直忠于在萨玛拉（Samarra）的岗位。他近似疯狂追逐的公交车，后来竟成了他的棺材。至少有75人，大多数到巴勒斯坦来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杀人的男男女女和他死在了一起。大火彻底吞噬了这些受害者，以至于其中24人的身份永远无法辨认。
翌日清晨，摩西·希尔曼，就是那位放行车队的哈加纳成员，到废墟里搜寻遗物，一个骷髅、一条手臂、一顶帽子、一个听诊器、一副眼镜。搜寻完毕，就将那堆残骸交给一队英国爆破专家。
“炸毁剩余车辆，以疏通道路，”高地轻步兵的日志上写下了这些简洁的文字，“道路整修，交通重启。”
和12月份一样，好奇的人群沿着开罗的凯斯尔·艾尔·尼勒大街，聚集在埃及外交部灯火通明的窗户下方。这一次，非洲热风灼热的气息拂过他们的脸，将细沙送入上面阿拉伯国家联盟领导人一直辩论到深夜的房间里。
巴勒斯坦局势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先前成功的游击战，最近遭遇到几次逆转。哈加纳暂时成功地打通了前往耶路撒冷的公路，干掉了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事实说明，法乌兹·艾尔·考克基的解放军也是令人失望的。代尔·亚辛大屠杀造成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逃离家园的后果初现端倪。他们好不容易采购到的武器，弥足珍贵的6000支步枪和800万发子弹，已经沉没在巴里港了。即使那些最热衷于游击战的人显然也认为，如今只有所有阿拉伯国家军队共同干预，才有可能扭转局势。
在过去六个月里，他们的敌人的全部战略都是基于一个假设：英国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一到期，阿拉伯国家就会攻击一个犹太国家。这种估计让大卫·本－古里下定决心，制订计划，派遣果尔达到美国筹款，派遣以户·阿弗里尔到东欧购买武器。然而，和12月一样，在埃及外交部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并未做出这种决定。
他们没有必要选择战争。在他们面前，有一个可以从西方获得更有利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机会，一个在几个月前他们甚至都不敢奢望的机会。即使他们的游击战争未能打败犹太人，这个机会也导致阿拉伯人自英国1939年白皮书以来，在巴勒斯坦取得第一次重大外交胜利：美国企图用联合国托管取代分治计划。现在，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冲突双方停火。这个呼吁中就隐藏着一个想法：停火之后，将全面重新审查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领导人可以抓住这些动议提供的机会，采取外交主动，也许能迫使世界接受一个有利于他们的全新的巴勒斯坦方案，或者他们也可以诉诸战争，命令他们的军队去完成哈吉·爱敏的游击队未竟的事业：打败犹太人。
在最近加入到他们圈子里的人里，除了哈吉·爱敏·侯赛尼这个例外，那些将面临这些重大选择的人，都是一些温和、智慧的个人。他们不属于那些相信他们的革命会迅速改变阿拉伯世界的特征的比较极端的领导人。他们是平和的资产阶级，更加倾向于保守主义而不是冒险。他们个人在文化上往往比他们所治理的民众更加接近曾经统治过他们的欧洲国家。贾米尔·马尔丹姆热衷于种植杏树，背诵阿拉伯诗歌。利雅得·索尔的床头读物常为蒙田、笛卡儿和卢梭。阿扎姆·帕夏是一个极重礼貌、温文儒雅的绅士，他的成就包括医学学位以及当选埃及议会最年轻的议员等殊荣。努里·艾斯－赛义德感觉待在伦敦比待在伊拉克的沙漠更加自在。
然而，这些出类拔萃的个人，正在集体将他们的人民带入灾难。他们执拗地倾向于低估他们的犹太敌人，以一种居高临下、时隐时现的反犹主义的标准来判断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定居活动，这导致他们沉浸在一种令人吃惊的过分自信的状态里。“他们完全想不到有可能无法战胜犹太人。”英国派驻安曼的能干的公使，阿列克·科克布瑞德爵士如此评论道。
他们在私下里是理性的、温和的，对待外国人更是如此，但他们在公众场合却一反常态，照旧矫揉造作、夸夸其谈，那是他们政治话语的基石。他们随时准备挑起公众的狂热，以实现自己私下的目的，但现在他们却深陷被挑动起来的狂热之中不能自拔。作为这样一个社会——从欢迎陌生人到葬礼的演讲，言辞在生活里的每一个行为中都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导人，他们甩出一个又一个言辞的万钧雷霆，毫不顾及在他们所领导的情绪化的、欠发达的大众中间会造成何种影响，也毫不顾忌对他们的敌人会造成何种影响。这些在埃及外交部的人并没有一个真正地想“把犹太人统统赶入大海”。但是，他们没有记住，他们的敌人刚刚目睹了600万同胞被送入希特勒的焚尸炉的事实。他们的威胁虽然可能不会在开罗的沙龙被信以为真，但是特拉维夫人行道上的行人却会认真解读。
和过去几个月一样，阿扎姆·帕夏继续鼓吹在巴勒斯坦采取军事行动。但他在内心深处认为，“我们哪里真的想要战争，但我们正在使自己陷于这样一种处境，除了战争，别无出路”。他不敢敦促他的同事采取另外的做法，但是，阿扎姆只让其中一人知道，他秘密会见英国大使罗纳德·坎贝尔爵士（Sir Ronald Campbell），恳求他让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延长一年。他希望，英国由此可能让他的阿拉伯同胞避免他害怕但又不敢公开谴责的对抗。
贾米尔·马尔丹姆的叙利亚政府那年冬季一直在练兵，发誓要将犹太人赶进大海，他的妻子则频繁访问耶路撒冷，让犹太医生治疗她的胃溃疡。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暗中决定用他的军队扩大他的王国，而不是攻击犹太人。埃及的诺克拉西·帕夏感兴趣的不是把犹太人赶出巴勒斯坦，而是把英国人赶出苏伊士运河区。几个月以来，伊拉克的努里·艾斯－赛义德一直在炫耀他的军队，就像炫耀一把利剑似的，但到决定的日子到来时，这支军队在战场上的缺席将是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再也没有人像黎巴嫩的索尔那样，坚持呼吁采取军事行动以便阻止分治。然而，只有外约旦的阿卜杜拉与犹太代办处保持比他更友好的关系。在7个月时间里，有一次在早上7点，他在巴黎旅馆的房间里和犹太代办处的图维亚·阿拉兹（Tuvia Arazi）举行一次例行的秘密会谈，他恳切地表达了阿拉伯人的困境。
“图维亚，”他恳求道，“你必须说服美国人，迫使我们与你们讲和。我们想要这么做，但是，只有出于被迫，我们才有可能在政治上这么做。”
阿扎姆·帕夏披露，美国驻开罗大使馆一等秘书乔治·亚伦曾交给他一份美国托管的动议，想在定于四天后，即4月16日，召开联大特别会议前，征询一下阿拉伯联盟国家领导人的意见。哈吉·爱敏·侯赛尼迅速建议将该项动议递交给一个由叙利亚、外约旦和巴勒斯坦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研究。几分钟后，他成功地将另一项任务交付给该委员会，即对联合国的停战呼吁做出答复。
委员会在48小时内完成了关于这两项工作的报告。稍作改动后获得通过，并寄往纽约。阿拉伯人原本不必如此大费周章的。他们的答复提出了极其不现实的条件，连他们最坚定的支持者也不可能认真考虑。只有在哈加纳解散、斯特恩帮和伊尔贡组织解除武装、停止一切犹太移民、驱逐所有巴勒斯坦非法犹太移民的条件下，他们才会考虑停战。至于托管，只有由阿拉伯国家而不是联合国实行，并迅速建立一个他们要求多年的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国，他们才会接受。以他们这样的答复，罗伊·亨德森的计划也就无疾而终了，这项旨在支持阿拉伯人的计划中所蕴含的最后一线生机，也被他们自己终结了。
既然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拒绝和平，他们合乎逻辑的行动当然就是准备战争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虽然参加开罗会议的人愿意筹集联合作战的400万英镑资金，但他们迄今为止，实际上支付了不到总额的10%。在过去的四个月里，除阿拉伯军团外，没有一支阿拉伯军队做过任何重大的战争准备。一份打字机打印的15页文件，连同三张地图，就构成了阿拉伯人最实质性的战争准备。那是一份入侵巴勒斯坦的计划。
该计划由瓦斯夫·泰尔少校起草，这位年轻的军官此前致信萨夫瓦特·帕夏，竭力提醒他不可小觑哈加纳的能量。计划呼吁黎巴嫩、叙利亚和解放军，以伊拉克装甲部队为首从北方入侵，直取海法港，而埃及部队则沿着狭窄通道自南突进，抵达沿海平原，占领雅法。泰尔深知，这样的话，在英国人离开后，那个新生国家就会失去运送人员和武器的港口。与此同时，阿拉伯军团和增援的伊拉克军队将从犹底亚丘陵到特拉维夫北面的海域，突入沿海平原，将犹太定居点一分为二。整个战役将持续11天。
要落实这项计划，泰尔要求将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归一个最高统帅指挥。如果能够组成这些军事力量，则无论准备是否充分，泰尔的计划都有成功的机会。而这正是本－古里安的噩梦。
该计划最热心的支持者利雅得·索尔和贾米尔·马尔丹姆深知，计划能否得到落实，有赖于两个互相厌恶的谜一般的君主的合作：一个是阿卜杜拉，另一个则是拥有最后决断权的宫廷主人，他能够否决那个拒不派遣阿拉伯人所拥有的一支最大规模的军队去巴勒斯坦冒险的顽固不化的历史学教授。
法鲁克几乎整夜坐在与凯斯尔·艾尔－尼勒大街的外交部相隔几道门的一幢建筑里。其精心打磨的黄铜门牌上刻着唯一的官方标识，四个首字母——A. C. R. E.。在那里，埃及国王照例端坐在埃及皇家汽车俱乐部（the Automobile Club Royal d'Egypte）一张覆盖着绿色羊毛毡的桌子旁边，一瓶冰镇橘子汽水放在一边，他在玩百家乐和十一点。他的常年牌友几乎一半是犹太人，这个事实颇能说明，他的国家普遍对巴勒斯坦的重大事件漠不关心，而且具有阿、以和谐相处的悠久传统。
这个不想被分治的新闻打扰的君主在1948年4月的时候刚满28岁。12年前，因父亲去世而继承王位，这个英俊、稳重的年轻人深受民众的崇拜，似乎注定要成就一个模范君主。但是，三件令人羞辱的事情把他的生活变成了一场悲喜剧。第一是身体上的。大自然赋予他一个短小的性器官，在从来以性能力衡量一个人的领导能力的国土上，这无疑是对这个骄傲的年轻统治者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第二是政治上的。它发生在1942年1月，隆美尔准备发动进攻，夺取苏伊士运河。英国驻开罗大使手里拿着左轮手枪，强迫法鲁克任命一个喜欢英国的人为首相，取代他的亲德首相。从那一刻起，在受辱的法鲁克心底深深埋下了有时甚至是盲目的对英国人的仇恨。第三是1944年出的一场车祸，打乱了他腺体的平衡，令这个年轻的平庸国王的肥胖形象遭人奚落。
1948年4月的法鲁克虽说未老先衰，但非雄心已去。他是法老的王位继承人，渴望恢复埃及古老的雄伟英姿，建立一个从幼发拉底河延伸到尼罗河的令人骄傲的新哈里发国家，一雪他和他的民族所遭受的屈辱。他蔑视他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但他最蔑视的是那个在安曼下象棋的贝都因人。在法鲁克看来，阿卜杜拉只是他恨之入骨的仇敌英国在中东的一个工具而已。
然而，那些高贵的梦想似乎在这年的春天并没有成为这个年轻国王的当务之急。每天晚上的纸牌游戏结束，他便前往最喜欢的圣地开罗的一家夜总会逛逛。法鲁克在这些夜间“圣战”中所搜寻的圣杯，乃是他的被大自然刻意剥夺了的乐趣：对性欲的满足。他的导游是一个干瘪的小猴子，绰号叫“鹳”，由于多年尾随法鲁克昼伏夜出，他已经学会了站着睡觉。
安东尼奥·普利（Antonio Pulli）非凡的职业生涯是从他上错一次船开始的。他是家里九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离开家乡那不勒斯后，曾沿亚马孙河去碰运气，却在尼罗河畔破了产。尽管如此，他的家族人丁兴旺，在埃及和巴西都有亲戚，于是便去一个在王宫做电工的叔叔那里当学徒。有一天，普利应召到王室幼儿园修复王储法鲁克的电动火车。从这个简简单单的举动中诞生了一段终身的友谊。
到1948年，他已经成为国王私人事务部长，比首相的薪金还高两倍半。一个特殊任务可以解释他为何能拿到如此之高的津贴。安东尼奥·普利要在开罗夜晚阴暗的角落里为埃及国王挑选妓女。然而，在1948年4月的前两个星期，普利为他的君主安排的最重要约会，乃是另一种类型的交际花，他们将要在一起改变他的第二祖国的历史。他们和利雅得·索尔在一起。
在普利警惕的注视下，每天晚上，这两名男子在巨大的棕榈树和桉树下的库贝赫王宫（Koubeh Palace）花园散步，索尔非常健谈，引人入胜，力劝国王参战，法鲁克则耐心倾听。
索尔深知，他的论证将会激发国王的想象力。他说，当英国人离开时，阿拉伯人将横扫巴勒斯坦，把那片土地交还给阿拉伯人统治。这将是一场历史性的大会师，而法鲁克有可能在此之际成为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领导人，要是在这样的大会师上竟然没有看见阿拉伯最大一支军队的身影，那么对于阿拉伯世界、对于埃及、对于法鲁克而言，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悲剧啊。索尔警告说，如果他继续对冲突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他的敌人阿卜杜拉和英国人就将是最大获益者。巴勒斯坦快要置于阿拉伯人的王冠之下了，现在是由法鲁克来决定，这顶王冠究竟是埃及的，还是哈希姆家族的。
索尔提醒国王，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在巴勒斯坦扶植他的被保护人哈吉·爱敏·侯赛尼。然后他的影响力将从喀土穆一直延伸至耶路撒冷，那么一个现代哈里发的舞台就此搭起来了，这一次，其总部不是在康斯坦丁堡，而是在开罗。
他们的夜谈通常在凌晨两三点结束，索尔照例顺路拜访他在开罗最大的报纸《金字塔报》的朋友聊天。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该报年轻的老板看到索尔一脚踏进新闻部，毡帽潇洒地斜套在头上，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
索尔一屁股坐在编辑的椅子上，打着响指要了一杯咖啡。“我告诉你的事不能登报。”他像往常一样说。之前他已经和法鲁克国王在库贝赫王宫花园散了几个小时步。
“这一次，”他笑道，“我说服了他。我可以向你们宣布一条自分治以来对阿拉伯人而言最好的消息：埃及参战了。”
(1) 原文“舍拉姆（Shalom）”为犹太道别语，有“再见”、“平安”之意。
(2) 《耶利米书》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