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Chap.26
“我们还会回来的。”

黑色长袍、白色齐肩假发各守其位,威廉·菲茨杰拉德爵士(Sir William Fitzgerald)从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的席位向下打量着面前的整个法庭。在这个温暖的春天的早晨,摆在威廉爵士面前的是英国在巴勒斯坦法院系统的最后一场案件审理。屋外时断时续的枪声打断着进程。再也没有一场官司能够比威廉爵士的诉讼时间表上的最后一场法律诉讼,更好地象征着巴勒斯坦的痛苦了。当事人是一个阿拉伯人和一个犹太人,他们之间的争执是关于一块土地的纠纷。

威廉爵士做出判决,起身离开法庭。众人散去之后,他又返回法庭,双手取下王室纹章,小心翼翼地将两只狮子和一只独角兽构成的盾形纹章放在他的法官席位上,心想他的这个举动“标志着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司法制度结束了”。然后,他回到办公室,把长袍和假发挂在钩子上,最后看了一眼他的法律书籍、华丽的金色墨水瓶,就向大门走去。他停顿了一下。没有关上大门,而是让它开着,钥匙留在没有销上的门锁上,“谁来认领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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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耶路撒冷100个各不相同的办公室里,英国在巴勒斯坦的行政机构开始为它们在圣地30年的旅居生涯举行最后的仪式。到5月中旬,英国将从巴勒斯坦撤走227178吨物资,包括59吨地图和25吨官方档案。如果英国人离开,那么英国生活的附属物也将一同离开。英国陆军小卖部(PX)的三军服务社(Naafi)里尚未售出的香烟、威士忌、果酱和印度茶,统统都要装箱踏上回家的航程。

对于阿兰·康宁汉爵士而言,最后这几个星期将是一场艰苦考验。“没有任何人指导我们要做些什么。”他回顾道。他曾经希望至少能够实现耶路撒冷国际化,但是他伤心地发现:“没有任何人去推动落实这件事。基督教世界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足够的兴趣提供必要的合作与协助。”

在最后这几天里,他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在圣城促成一次停战。但是,正如以前感到胜券在握的阿拉伯人拒绝倾听任何停战呼吁一样,现在,在本-古里安夺取城市的决心影响下,哈加纳对他的呼吁也是无动于衷。

实际上,耶路撒冷的和平计划几乎和那里的外交官一样多如牛毛。红十字会代表雅克·德·莱尼耶就炮制了一项计划,欲将该城置于红十字旗的保护下。代表安理会的美、法、比三国顾问不断试图调解交战各方。联合国的帕布洛·德·阿兹卡拉特试图发挥他的影响力,但是,除了本地人无动于衷外,他还饱受纽约上司天真烂漫的折磨。他在日记中写道,就在他试图阻止人们互相残杀之际,他的联合国巴勒斯坦委员会却在就耶路撒冷的公交服务展开论证。他写道:“有没有人对他们当头棒喝,好叫他们猛醒,知道巴勒斯坦激战犹酣,如果他们不采取措施制止,那么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就将全部沦为战场呢?”

不论初衷多么良好,这些努力均未产生持久的结果。既然它们显然是徒劳无功的,康宁汉爵士越来越多地转而去做唯一可做的事情:告别老友。其中有阿拉伯学院的领导和他的妻子安巴拉·哈利底和萨米·哈利底。最后的午餐过后,安巴拉还记得,他们在她的花园里漫步,他们谈论“玫瑰花和《伊利亚特》,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真的”。

一天下午,委任统治机构的高级公务员来到他的官邸举行最后的告别仪式,其中有阿拉伯人,也有犹太人。康宁汉说:“先生们,没有多少事留给你们去做了,”他轻描淡写道,“再见,祝你们好运。”然后,他和每一个人握手告别,在这些人看来,此举意味着几十年来为英王陛下政府的工作就此终结。

那天下午还有一位访客来看他。尽管有各种难题使他们分道扬镳,但是,康宁汉爵士和果尔达·梅厄之间的关系,却存在彼此产生尊重和敬意。因此,当他们谈完公事,康宁汉爵士便发表了一下个人的观感。

“我知道你女儿住在内盖夫的一个基布兹里,”他说,“战争就要打响了,他们在那些定居点里是没有希望的。不管他们如何坚决抵抗,埃及人都将突破那里。为什么不把她带回到耶路撒冷呢?”他建议道。

果尔达·梅厄被他的好意感动了。“谢谢你,”她答道,“但在这些定居点里的所有男孩和女孩都有母亲。如果所有人都带自己的孩子回家,那么谁来阻止埃及人呢?”

“耶路撒冷就像是一个大基布兹。”一个居民如此描述英国离开前夕这座犹太城市的生活。这是一个受到严峻考验的、饥馑遍地的基布兹。迎接拿雄车队的喜庆已经消退。车队带进城里的食品只有1800吨,锁在多弗·约瑟夫重兵把守的仓库,这个数量还不到他估计围城期间所需起码补给的一半。每周一次,他们从仓库里取出可怜的一点食物分配给居民。在英国委任统治最后一周的定额表明,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困境有多么严重——三盎司的干鱼、干豆、扁豆通心粉,以及一盎司半人造黄油。

玛哈尼·耶胡达露天市场(Mahane Yehuda) (1) 空空如也,根本就没有任何新鲜食品。到了晚上,多弗·约瑟夫的秘密特使挨个走访几个友好的阿拉伯村庄,翻出几箱蔬菜或一两只可供屠宰的羊。为节省燃料,耶路撒冷的29座面包房合并为5个。它们允许为市民每天生产25000个面包,可为每个耶路撒冷人提供四分之一条面包。为了维持工人体力,约瑟夫的委员会成立了社区厨房,每天供应5000份饭,足够让每一个工人一个星期吃上两顿比较有营养的饭。本·耶胡达大街上以厚厚的巧克力蛋糕或堆满糖粉的苹果馅饼闻名的咖啡馆,只能给顾客提供一片抹上甜面酱的灰色面包。黑市泛滥不可避免。一个鸡蛋值七颗橄榄。有一罐用来以货易货的桃子,就算是一个有钱人。一些英国籍犹太人选择与他们的同胞一起撤退。他们的邻居愤愤不平地发现,他们中有一些人以几倍于原价的价格出售他们的粮食储备。还有为数不多的失败主义者。哈里·莱文(Harry Levin)就遇到几个绝望的达豪集中营幸存者:“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不管我们在哪里生活,就算在这里也罢。”

尽管如此,在大多数耶路撒冷人的家里,当时普遍的心态就是下定决心,坚持下去,深信全城形势虽然令人痛苦,但选择其他也许更糟。一个流行的口号就是哈加纳军官经常给他们的新兵的告诫:“如果你不能面对死亡,你可以逃跑,但是要记住,如果逃跑,不能只跑一英里,必须跑上一千英里。”

食品短缺,燃料也同样如此。夜幕降临,公交停运。出租车没了踪影。大多数私家车已被哈加纳征用。几乎没有人有烧菜的煤油。黑市上仍有少量煤油罐,每罐价格高达12镑。人们在户外或花园或后院点篝火烧菜,多弗·约瑟夫的委员会则教人如何制作一种箱式烤炉,无须人工加热,就能给食物保温。

几个星期以来,电厂经理亚历山大·辛歌只能从黑暗的犹太市区眺望灯火通明的阿拉伯区。他曾故意切断接入耶路撒冷犹太区的电流,迫使仍在英国人手中的电厂节省其在储罐中的燃料。然而,在占领卡塔蒙之后重新进入工厂时,辛歌发现只剩下400吨燃油了。现在,为了尽可能延长弥足珍贵的储备,他关停电厂所有柴油发电机,只留下一台为城里的重要机构提供电力。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5月7日下午,也就是委任统治结束之前一星期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事件,令耶路撒冷的每一个居民清楚意识到:城里的形势岌岌可危。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耶路撒冷的水龙头里突然没有了一滴水。在数英里开外的拉斯·艾尔·艾因,阿拉伯人切断了全市供水,试图像阿拉伯高级委员大肆渲染的那样,“让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渴死”。

正是多弗·约瑟夫和他的水务专家兹维·莱博维茨的先见之明,阻止了该城的灾难。莱博维茨从1月份以来,已经在城市蓄水池做好了应急储备。现在他的储水量达到115000立方米,莱博维茨向他城市的同胞市民宣布,以严格的定量足以维持115天。莱博维茨把自己和妻子关在房子里,逐渐减少用水量,直到达到他认为可以允许的最低用量,即在巴勒斯坦火炉般炎热的夏天,每人每天两加仑的水。如此推算,每个耶路撒冷人每天需四品脱饮用水。烹饪、冲厕、洗涤和个人卫生的需要,就必须靠剩下的水维持了。

从一开始莱博维茨就相信,为了避免恐慌,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的市民送水,而不是让他们来取水。他动员了一批市民志愿者操纵这些驴和马牵引的水桶。他们突然间出现在耶路撒冷犹太居民区,定期为每个户主运送为期三天的配给。他们很快将形成一种惯例。几个星期以来,冒着夏日的酷暑,在阿拉伯人的炮火间隙,耶路撒冷的家庭主妇把瓶子、茶壶、平底锅和奶罐列成一长排,等待居民区的驴车和他们宝贵的用水配额。

耶路撒冷毕竟是耶路撒冷,这座城市承受不了不见某种天意显现的围城。4月,就在拿雄的车队到达前,有一种称作苦贝扎(khubeiza)的杂草为饥饿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奇迹般的救援。这种样子像菠菜一样的草本植物,一场春雨之后就在空地大量生长。它营养丰富,富含维生素。妇女冲到全城的地里寻找它,在它消失之前,它甚至出现在伊甸饭店的菜单上,称为“菠菜丸子”。就在英国人离开之前,一场阴差阳错的连续三天的大雨,突然袭击了耶路撒冷,一批新鲜的、完全出乎意料的苦贝扎破土而出。“啊,”该市的贤达们都说,“主和我们在一起。上一次我们离开埃及时,他给我们送来吗哪。 (2) 这一次他为我们的蓄水池和苦贝扎送来了豪雨。”

在老城鹅卵石铺就的小巷和不起眼的院落里可没有苦贝扎。1700名犹太区的居民和200名守卫者住在一个反差强烈的奇特世界里,步枪射击声和会堂唱响的赞美诗融为一体。在半球形的屋顶上,年轻士兵从一座建筑跳跃到另一座建筑,追踪阿拉伯狙击手,而在下面的散发着霉味的神学院里,年高德劭的拉比追求着智慧的律法。在哈加纳总部后面,有一位老年拉比,谨守其崇高事业的习俗,用一条腿当作写字台,只吃面包和水,每天抄写神圣的经文,而几英尺开外的建筑物里,其他人正在为了守卫他的居住区而制订计划。

守住这个犹太区,保护它免遭那些凭借英国人的据点、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阿拉伯人的侵犯,这样一种构想一直饱受争议。沙提尔认为该区无法坚守,曾多次敦促撤离。许多老年居民认为,只要哈加纳离开,他们就可以设法解决与阿拉伯邻居之间的问题。阿兰·康宁汉爵士曾试图说服耶路撒冷的大拉比以撒·赫尔佐格(Issac Herzog)放弃该区。怀着对这片只有几百平方码土地的深厚情感,他拒绝了。他回答说,它的守卫者“是守卫过去世世代代全部犹太人遗产的托管人”。

亚伯拉罕·霍尔佩林,那个在离开拉比维恩嘉顿家之后被捕的哈加纳军官,再也未能返回此地。他的地区指挥官的职位由摩西·拉斯纳克,一个说话轻声细语的捷克人取代。拉斯纳克的指挥部设在提帕特·夏拉夫(Tipat Chalav,意为“一滴牛奶”),一个为贫困儿童提供牛奶的社会服务机构。许多拉斯纳克的手下第一次进入该建筑物时,还都是些母亲怀抱里的婴儿。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在指挥官中最具磁性的是一个英俊的金发碧眼的21岁希伯来大学学生,他是老城本地人,名叫伊曼努尔·梅达夫(Emmanuel Meidav)。这个小伙子精力旺盛、性格外向,该区的孩子和虔诚的老人都对他交口称赞,喜欢听他在安息日唱赞美诗,声音洪亮,绕梁三日。伊曼纽尔精通拆卸武器和炸药。他的同志对此都心生敬畏,纷纷称他为“黄金手”。

没有一个拉斯纳克的士兵比这个不声不响、意志坚定的英国女孩更加出挑的,这个黑头发的22岁女孩名叫以斯帖·凯琳戈(Esther Cailingold)。出生于伦敦一个极度虔诚的正统犹太教家庭,大轰炸期间,她和父亲一起为一个志愿消防大队服务。战争结束后,她深为死亡集中营的受害者所动,1946年到巴勒斯坦执教。不久,她就全职担任哈加纳的工作。1948年整个冬、春两季,她一直怀着一个愿望,就是要战斗在这个她到巴勒斯坦来帮助其复兴的离散民族的象征性中心。就在逾越节后,她的请求获批。以斯帖·凯琳戈伪装成一名护士,被派遣到她渴望捍卫的地区。

该区的心脏是犹太人街(Street of the Jews)。它从锡安门下面100码的老城城墙一直延伸到鲁宾斯基大楼(Lubinsky's House),大楼的北端为六英尺宽的跨街楼,就像威尼斯的大楼可以横跨运河一样。1936年暴动后,在跨街楼下面竖起一道铁门,标志着阿拉伯区和犹太区的分界线。街道以西,犹太区继续稍稍上倾,朝向大小如同一个场院的亚美尼亚区外围。南部得到古城墙的保护,与汲沦谷隔墙相望。它的西部防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美尼亚人是否阻止阿拉伯人利用他们的居住区实施攻击。最暴露的侧翼是北面和东面,它们的防守取决于两个关键位置。第一,在该区东北角,有一幢华沙大楼,这是华沙犹太社区捐建的围庭院而筑的三层楼建筑,包括一间会堂、供学者使用的研究室和生活设施,现在整幢大楼全部撤空,变成了哈加纳的一个据点。

华沙大楼的东面,有一条狭窄的小巷,叫作台阶巷,穿过两边低矮的、一层楼的房子,直抵另一个关键位置,尼散·贝克会堂(Nissan Bek Synagogue),那是该区的最高建筑,一幢巨大的矩形建筑,上面还有一个1870年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捐赠的瞭望塔。从瞭望塔的五个窗口可以看到各个方向。围绕瞭望塔底座而建的是旁听席,由三个拱门支撑,系会堂的女子部。瞭望塔的盘旋楼梯成了哈加纳守卫者的理想位置。在他们蹲在哨位上注视着橄榄山上阿拉伯人的屋顶时,会堂墙面上布置的一些非凡的壁画俯视着他们。这些壁画以可怕的、神秘的笔触,描绘了圣殿被毁的传说,而那座圣殿山就在他们的注视下坐落在几百码开外。为了守卫这样一个地区,拉斯纳克的150名男女和50名左右的伊尔贡和斯特恩帮成员拥有的武器少得可怜。三挺机枪、一门两英寸迫击炮、42支冲锋枪、三个榴弹发射器和一批互不匹配的、不可靠的步枪和手枪。

然而,伊尔贡的多年地下作战经历令其处在有利地位。为了补足微薄的武器供应,其成员之一,一名叫利亚·伍尔兹(Leah Vultz)的教师,用普雷厄尔牌香烟罐制造手榴弹。她以前的学生穿街走巷,为她寻找英国士兵在该区留下的空罐头。她给这些空罐头装上炸药,而一位老年家具商则把火柴和雷管裹好,和手榴弹绑在一起。她把最危险的工作分给了丈夫——用一把小锯切割雷管。小锯稍有闪失,引起的爆炸便足以炸飞一个人的手指。利亚知道丈夫有着完成此项任务所需要的一双沉稳的手,那是训练有素的音乐家抚弄大提琴琴弦的手。

每周两次,所需的重要物资由英国人护送并经核查后,运抵这个被围困的地区。沙提尔的人曾使用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诡计,将武器装上车,偷运给老城内的守卫者。他们把手榴弹装进做面包的面粉袋里,把手枪和子弹混进芸豆里。然而他们最重要的走私工具,是每个车队都允许捎带的供该区炉子使用的10个200升的煤油桶。煤油桶装备着一种特殊的锥形装置,检查员的警棍从头到底只能触碰到液体。这种装置为该区陷于困境的守卫者带来了司登冲锋枪、弹药和炸药。

随着英国人撤出的日期越来越近,该区哈加纳急需用最后几批由英国人负责的车队走私子弹。令他们沮丧的是,5月初,他们就被告知,新城已经没有煤油来灌装这些做过手脚的桶了。“那就往桶里装水,”他们请求道,“上面洒上些煤油,让他们闻得出味道,再把它们送进来。”

革顺·芬格(Gershon Finger)伪装成平民,混在锡安门附近一群好奇的平民里监督这一行动。炎炎烈日中,他紧张地看着10个油桶运到英国人的关卡。一名军官打开第二只桶,把一根细棍插入壶嘴。他随机选了另两个桶,重复做同样的事。然后,他朝等候在一旁的犹太搬运工点了点头。他们开始从英军300码警戒线处向犹太街滚动这些油桶。

就在这时,芬格一下子僵住了。在滚到犹太区的时候,其中一个桶漏了,一条湿漉漉的水带流到了英军脚下。当然,这水并不像煤油那样留下深色的印迹,而是接触到炽热的人行道后几秒钟之内就蒸发了。芬格紧张得发抖,等着警觉的英国人留意到脚下蒸发的“油迹”。但谁也没有留意到这事。令他感到宽慰的是,漏水的油桶就这样安全地消失在了犹太区。就在这时,一个白胡子库尔德籍拉比站在芬格的旁边看着。

“啊,”他低声说,“这些英国人啊!他们打过多少仗,杀了多少人,他们损兵折将又有多少?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一个石油帝国吗?但油和水之间的区别,他们都搞不清楚。”

* * *

如同住在郊区的家庭主妇星期六一大早就去疯狂购物一样,这个将要领导阿拉伯人袭击犹太区的男子,穿行在大马士革的露天市场里,信手采购堆在阴暗摊位上的引信、雷管、定时器和比克福德导线。继《巴勒斯坦邮报》大楼、本·耶胡达大街和犹太代办处之后,法乌兹·艾尔·库图布决定亲自上阵破坏犹太区。这个任务非他莫属。库图布甚至比大多数犹太守卫者还要熟悉其杂乱的小巷和奇形怪状的房屋。他的童年就是在那里面游玩度过的。他暴力生涯中的第一颗手榴弹也是扔在那里的。

他的口袋里装着15000叙利亚镑,那是穆夫提赠送给他开展行动的礼物。此外,他有阿拉伯领导人的一封信,信中授权他组织一个名为塔德米尔(Tadmir),包括25人在内的爆破小组。那些人将用法乌兹在大马士革购买的装置填装地雷,将它们从奥马尔清真寺附近土耳其浴室里的总部,携带到库图布选定的犹太区里的目标。

到库图布最后花完全部15000镑时,他已经积累了足够装满三辆汽车的材料。他心满意足地凝视着他所购买的物品。接着,他出发去耶路撒冷,渴望开始干一番大事,那是他的奇怪的、暴力的人生的必然结局。

* * *

几个世纪以来,这支军队所走过的土地都是别国进军的足迹。现在,一支隐蔽作战的军队终于出现在阳光下。脸孔绷紧,双臂高高摆动,模仿巴勒斯坦的英国统治者,这些参加检阅的士兵穿过他们欢呼雀跃的同胞组成的狭长通道,朝伊夫林·罗斯柴尔德学校临时搭建的观礼台大踏步走去。哈加纳无视英国当局,穿过耶路撒冷的心脏地带,自豪地举办了历史上的首次盛装阅兵式。

参加检阅的士兵身上穿的制服多得令人吃惊。有男人穿着工作衬衫和卡其色内衣,女孩有的穿短裤,有的穿长裤或裙子。他们的头饰有美国陆军橄榄色羊毛帽、英国平头盔、澳大利亚丛林宽边帽等战争剩余物资,以及正统教派的黑色小圆帽。同样变化多端的,还有他们携带的武器品种。

那个下令举办阅兵式的男子,从观礼台上观看着受阅队伍,以标准的军人礼仪,身体站得笔直。在大卫·沙提尔看来,阅兵可以衡量他的城市饥饿的犹太人的精神营养状况,也可以让那些怀疑耶路撒冷在英国人离开后是否有能力抵抗的胆小鬼消除疑虑。一丝不苟的沙提尔为了纪念这一重要时刻,甚至让裁缝缝制了一件完美无缺的新制服,他穿着这身新制服检阅他的部队。队伍消失后,他向观礼台上身边的官员转过身去。在混乱的人群中,他以一个法国将军的礼节,提议喝一杯香槟酒,庆祝他们军队的成功。

这位外籍军团的军士长举起了一杯香槟,此刻站在他面前的,乃是在未来关键性的日子里他拥有的全部军队。

这支军队包括三个哈加纳营,帕尔马赫哈雷尔旅的一个营,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半独立部队,加德纳青年组织,还有保家团——即便全世界已习惯了其惊人的混乱标准,他们的武器也是可笑的。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以后三年,圣城的征服者用于扭转乾坤的武器,包括55支司登冲锋枪、70挺轻机枪、3挺奥地利重机枪、6门3英寸迫击炮、3门大卫炮、8000枚自制手榴弹,以及多半是由一个叫拉姆安拉的阿拉伯人藏在一辆运送蔬菜的卡车底下运进来的10000发步枪子弹。

虽然这些部队看上去不起眼,却胜过城里沙提尔的那些萎靡不振、毫无组织的敌人。在未来日子里,军事行动的关键,就在于本-古里安想要他“进攻,进攻,继续进攻”的这位指挥官的复杂性格。在至关重要的四天里,历史将提供给他和布永的戈弗雷和萨拉丁——耶路撒冷曾经的征服者——同等的机会。

然而,沙提尔生性保守,他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如果在一次不成功的攻击中,他脆弱的军队被打散,那么整个耶路撒冷就会向阿拉伯人敞开大门。沙提尔不是用本-古里安想要的大胆的、全力以赴的攻击做一次赌博,而是采用深思熟虑后的方案,谨慎行事。当英国人离开时,他将展开三路大军同时推进,他称之为“干草杈行动”,目标是创建一条自北向南贯通城市主体部分的连续战线。在北面,他将会占领谢赫·贾拉,并与科普斯山的研究机构连为一体。在南面,他的手下将占领英国的艾伦比军营,将卡塔蒙以下的阿拉伯居住区与该城的其他阿拉伯区切割开来。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占领辖制耶路撒冷中心的贝文格莱德内的公共建筑。

在达到这三个目标后,沙提尔将随时准备考虑夺取耶路撒冷老城。然而,他谨慎的希望和仔细的计划,将取决于一个因素,那就是时间,而在这一点上,历史是极少眷顾一个保守男人的。关键就在于从英国人离开的那一刻起,到第一批涂抹沙漠伪装色的阿拉伯军团的装甲车出现在耶路撒冷上方的山脊线的那一刻之间,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

* * *

大卫·沙提尔的阿拉伯敌人在一所学校里安置了指挥部,它坐落在一个目睹耶路撒冷历史上最著名事件开始的地方。那就是安东尼亚楼,希律王宫,耶稣基督前往各各他的起点,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从那个地方,基督宗教开始在世界各地不可思议地兴起了。在其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阿拉伯领袖策马疾驰,罗马士兵留下了他们玩跳房子游戏的痕迹,掷骰子为农神节挑选祭品。

与老城墙内250码的“看哪,这个人”拱门相邻的,便是热德学校(Rawdah School),耶路撒冷最著名的阿拉伯机构之一。许多曾经生活在里面的人,在那里的木质长椅上首次接触到阿拉伯民族主义信条,在它的教室里,首次参加为他们现在所领导的事业而举行的集会。

如果说大卫·沙提尔的指挥部最接近于一个准军事组织,那么,他对手的指挥部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巴扎。迫击炮、机枪子弹、司登冲锋枪零件散落在建筑物周围。步枪斜靠在角落里,手枪扔在教室刻着《古兰经》经文的椅子上。手榴弹和弹药箱,经常三三两两地锁在壁橱和地窖里,由私人保管。从外面的街道传来不断的喇叭声和“巴勒!巴勒!(Balak,balak!)”的吼叫声,在为一辆古老的道奇出租车或满载的驴车开路,表示又有一个当地酋长驾到,为热德学校的祭坛奉献几枚手榴弹或一箱弹药。

然而,热德学校缺乏的不只是武器和弹药,还缺乏领袖人物。那个原本可以领导他们的人,已经被安葬在了教室窗口一丛茂密的含羞草以外几百码远的辉煌的奥马尔清真寺里。哈立德·侯赛尼——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的继任者——没法激起追随者的热情。法乌兹·艾尔·库图布深信,热德学校里的人都是英国特工,他要亲自对老城的犹太区发起征讨。每个人都讨厌法德尔·拉希德,那个伊拉克人,指责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增加其波斯地毯的收藏数量上了。易卜拉欣·阿布欧·达耶赫因在卡塔蒙负伤而致残。热德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官,在那里,每个居民区都有一个领导人,捍卫着各自居民区的需要。

因此,令阿拉伯高层四分五裂的明争暗斗,在这个地区指挥部层面上也有所反映。人们在那些挪作他用的教室里进进出出,空气中弥漫着混乱和骚动,无休止的呼喊和争吵,只有当附近阿克萨清真寺的宣礼塔传来穆安津的召唤时,他们喋喋不休的争论才稍事平息。

阿拉伯学校的领袖们大约统率着3000人:2000名穆夫提的支持者,600名伊拉克志愿者,以及由名为穆尼尔·阿布欧·法德尔的前警官领导的400名退役警察。他们的士气——也是大卫的机会——在萨夫瓦特·帕夏5月9日,亦即委任统治到期不到一个星期时给考克基的电报中得到了充分反映。电报说:“耶路撒冷守卫者的处境已经变得令人绝望了。我们的部队在那里蒙受巨大损失。装备损失殆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不惜放弃别的地方,来保护耶路撒冷。”

和他们的犹太敌人一样,阿拉伯人深知,在英国人离开后,必须占领中心城市的关键地区,这一点至关重要。和过去曾在警察总部的地图上标记事故现场一样,穆尼尔·阿布欧·法德尔在一幅巨大的城区地图上标明了他的手下必须占领的138个地点和楼宇。然而,他的计划,不能和城市另一头的阿里耶赫·舒尔、大卫·沙提尔精心制订的计划相媲美,也与之无法协调一致。正如其他许多地方一样,这种任务只是沦为一些个别的动议而已。

与指挥所交织着的头巾、马裤、旧作战服和卡其布衬衫显得很不一致的,是一个罗马天主教神父的黑色长袍。雕刻伯利恒橄榄树念珠的木工之子,易卜拉欣·艾亚德(Ibrahim Ayad)神父对阿拉伯事业的热情超出了他对教会的虔诚。他耍阴谋的天分在圣地监管协会(Terra Sancta)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该协会里,基督教各派别密商控制他们的共同圣地。多亏了那里的一个意大利同事,他的黑袍底下携带了一封意大利领事的信和一把钥匙,它们允许阿拉伯人至少能进入耶路撒冷的一幢重要建筑,意大利医院,就是丹·本-多尔每天晚上带着他的黑色大丹犬遛狗,得到一份上好的牛肉罐头的地方。

在热德学校这样一个绝对阿拉伯式的指挥所里,竟是一个女子占据了主导地位。尼姆拉·塔诺斯(Nimra Tannous)那沙哑的声音,不仅犹太代办处地下室窃听阿拉伯人通话的哈加纳特工熟悉,她在学校的同事也同样熟悉。令哈加纳特工绝望的是,在过去六个月里,她作为耶路撒冷的电话接线员,最为关注的事情,就是打断城里贫嘴的阿拉伯领导人的电话,警告他们的敌人可能正在监听。

她的母亲怀孕22次都流产了,在生她的时候,有个占星家建议给她取一种猛兽的名字,好叫她活下来。尼姆拉(“母老虎”)·塔诺斯,受到在犹太社团尽职的电话接线员小姐妹的启发,决心为阿拉伯事业做出同样的贡献。她和亚美尼亚工程师一起,安装了热德的通信系统,她把各种组件藏在手袋或裙子底下,一块一块地从中央邮局带出来。在两星期内,一只流浪小猫躺在她的腿上,前面的桌子上摆着一把小左轮手枪,她成了热德指挥部电话号码耶路撒冷25290的代言人。

和犹太代办处的情况一样,通过她的小型总机传进来的电话都是关于武器的。最大的一批抵达热德的武器,是法鲁克个人的一份大礼,使阿拉伯人的重型武器数量翻了一番。其中包括15挺机枪、两门发射两磅炮弹的大炮、七门两英寸迫击炮。

就像许多其他受教育的耶路撒冷人一样,公立医院的外科医生布罗斯·哈希卜(Boulos Hassib)博士目睹着热德指挥部的一片混乱,心中不免忧虑。然而,就像他大多数的同胞一样,布罗斯定期收听大马士革、开罗和贝鲁特的电台。他们的演讲、军乐和好战的口号,淡化了这位年轻医生心中对耶路撒冷守卫者们的怀疑。每天晚上,他们都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许诺,他们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让剑说话”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了。

* * *

萨米·哈达维,那位曾在分治之夜告诉自己“英国人永远不会离开”的公务员,手里拿着收音机,笨手笨脚地锁上了自家的前门。他那天晚上的想法是一厢情愿的,现在英国人正在离去,而他也要离去了。他最后看了一眼自家的前院——花园里有盛开的无人采摘的马蹄莲,还有孩子丢弃在沙箱里的玩具——便急忙与老城安全地带的家人团聚去了。

萨米·哈达维的离去,并不是委任统治行将结束之际耶路撒冷阿拉伯居民区的个案。不是饥渴的幽灵逼迫他们离开家园——他们的食物和水供应充足。他们都是被别的东西——哈加纳在卡塔蒙大部分地区的推进速度吓坏了,他们知道,只有英国人的停火才能遏止犹太人的推进。

自圣诞节以来,人们开始逃往贝鲁特、安曼、大马士革,外流的速度越来越快。一些人是因为电话威胁或被炸弹赶出去的。其他人则是牵挂他们自己的福祉,或者躲避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除极少数例外,离开的都是有钱人。穆夫提的政治领袖紧随其后。他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只有两名成员仍坚守耶路撒冷,那是一对令人尊敬但病魔缠身的70多岁的老人。其余频繁宣称要把犹太人统统赶入大海的领袖,更愿意把任务交给别人去完成,自己则躲在某个遥远的阿拉伯国家首都的安全地区坚持战斗。

在老城的城墙里,几个能干的核心人物在安瓦尔·努赛比的率领下,竭力创建一个市政管理机构,但是他们的努力由于为时已晚,而且缺乏懂行者的帮助等,处处受到掣肘。不可避免的疑问、困惑和不断增长的恐惧气氛,结果必然导致新一拨的出逃。有些人,比如哈达维,在离家只有几码远的地方,就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对于其他人而言,避难所则远在漫长旅途的终点——某个毗邻的阿拉伯国家。

在一阵卡车和手推车奇怪的穿梭往返之后,他们也要离开了。不可避免地,他们的出行将把他们带往耶路撒冷的女修道院或修道院。那些发愿弃绝这个世界及其出产的男男女女的斯巴达式的小间和简朴房屋,很快就会被水晶、银器、地毯、瓷器淹没。埃米尔·卡什兰姆(Emil Kashram),马米拉赫(Mamillah)路上一家妇女用品商店的店主,选择了小姊妹慈惠团(Little Sisters of Charity)的女修道院作为他的货仓。不到一个小时,这些过着谦卑生活,连用一块黄色的洗衣皂都觉得奢侈的嬷嬷发现,她们的修道院里塞满了尼龙丝袜、丝绸胸罩和腰带,还有十几种不同的法国香水、香皂、唇膏、胭脂、睫毛膏等所有与她们的存在迥然相异的生活用品。

一整夜的激烈交火,把布拉西姆·阿布欧·哈瓦(Brahim Abou Hawa)吓得冲进了艾伦比军营。他从一名英国士兵那里买到一桶汽油,用的是逃出耶路撒冷不可或缺的出租车补贴费。然后,他把六个孩子塞进一辆出租车。临走时,他的妻子给每样东西仔细打包,用满是灰尘的布盖住他们的安乐椅,把积蓄塞进胸罩。在走出门的当口,她又带上两件最喜欢的财产:便携式缝纫机和收音机。布拉西姆命令她留下这些东西。像大多数离开耶路撒冷的人一样,他毫不动摇地相信,他们只是暂时离开,很快就会返回一座阿拉伯军队占领的城市。他花了八天时间宽慰他始终怀疑的妻子,让她相信他们还可以再度安全地住进家里。

贾米勒·图侃(Tamil Tukan),在土地安置局服务20多年的退休公务员很快就打消了幻想。图侃带着一只手提箱撤退到老城,住进一家旅馆,他拿起电话,拨他之前离开的公寓的号码2026。几秒钟后,一个陌生的声音回答:“你好。”

当然,有些人不肯让步。耶路撒冷的别克经销商乔治·迪布太太的三个儿子,决定离开自己上贝卡的家,到其他地方开展斗争。她拒绝和他们一起去。在他们匆匆离开之际,她在花园里挖了一个洞,把他们留下的三把破手枪埋了进去。他们将有三年见不到她的面,后来她死于癌症,被人用担架抬出家门。

安巴拉·哈利底眼含泪水,紧紧关上她小小图书室的百叶窗。在这个图书室里,她曾将《伊利亚特》翻译为阿拉伯文,与她的丈夫一起聆听分治辩论。萨米·哈利底的书架现在差不多都空了,他的珍贵书籍已经安全地藏在老城里的一所修道院。在环顾房间,以示告别之后,安巴拉又去了厨房,吻了她的厨师阿基扎(Aziza)。

“开学时我们会回来的。”她喃喃地说。然后她走到门口。这是灰色的、阴沉沉的一天。丈夫的学院窗户已用带子封住,他的学生曾经漫步的草坪上,武装警卫行色匆匆。她的左边是刚刚完成的新大楼,那是他们的实验室和宿舍,准备迎接秋季开学的首批学生,那里承载着阿拉伯学院打算和棋逢对手的希伯来大学一争高下的野心。

她的丈夫一路领先,一家六口鱼贯进入等候的出租车。小汽车开动了,安巴拉再次把目光投向她家。“我住在这里是多么幸福啊,”她想,“我在这里看见了天堂。”在前排座位上,脸涨得通红、一声不吭的丈夫直盯着前方,绝不回头,哪怕是再看一眼他为之奉献终生的学校。安巴拉的身边,一边是攥着膝盖上娃娃的女儿,另一边是她的小儿子,抱着一个破旧泰迪熊的塔里夫(Tarif)。最后一棵柏树划过出租车的窗户,安巴拉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热泪夺眶而出。

“La tibki, Mama,”她身边的孩子喃喃地说,“ha nerjaa baden。不哭妈妈,我们还会回来的。”

* * *

安巴拉·哈利底的孩子们错了。他们再也没有能回到他们的父亲付出多年辛劳的学院。他们都无意之中被裹挟进中东的一场新悲剧,在未来的岁月里,这场悲剧造成的一系列后果,一直在全世界人民的良心里徘徊,那就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充满智慧、锲而不舍的哈利底战胜了他们流放期间的严酷环境,在黎巴嫩为另一个阿拉伯社会的教育机构培养了新一代学者。然而,对于他们成千上万不那么幸运的同胞而言,离开巴勒斯坦的道路只会把他们引向带来无尽烦恼的难民营。

迫使他们出走的原因,是哈加纳决定在阿拉伯军队叫嚷着将在5月15日之前占领一系列要害地区。这些地点大多数但不全都处在联合国划分给犹太国家的范围之内,那里住着大量焦急等待入侵者的阿拉伯人。

4月18日,第一个重要城镇古罗马皇帝度假胜地太巴列陷落。哈加纳在该市还未站稳脚跟,又取得了一场意义更大的胜利。经过24小时激战,犹太军队控制了港口城市海法。5月初占领萨费德、卡巴拉古城。接着数十个加利利的小镇和村庄也处在了犹太人的控制之下。

英国只在特拉维夫附近的雅法港进行过一次武力干预,以抵制犹太人的推进。阿拉伯人对英国人消极被动的批评,刺痛了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他给戈登·麦克米兰爵士“一个直接的、毫不含糊的命令,当然要把军队派过去,为阿拉伯人夺回雅法”。

他的命令迫使麦克米兰去做自从分治以来他一直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让英军士兵介入阿拉伯人-犹太人的行动。他的部队确实阻止了犹太人的推进,主要是伊尔贡的一次军事行动,但是麦克米兰很快发现,雅法已经没有阿拉伯人留下来,他的部队根本不可能把这座城市交还给他们。到5月上旬,70000名港口居民已经逃走了65000人。

整个巴勒斯坦都在重复出现这种不幸的情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时是由于哈加纳一个精心制定的政策导致的。为了清除阿拉伯人的上加利利地区,阻断阿拉伯人的入侵路线,而不动用自己疲惫不堪的部队,帕尔马赫的伊果尔·阿隆(Yigal Allon)转而运用心理战。“我找来所有和阿拉伯人村庄有联系的犹太族长,”他后来在《帕尔马赫史》(Sefer ha-Palmach )中写道,“要他们咬着阿拉伯人的耳朵说,犹太人的一支大部队已经挺进到了加利利,它要烧掉户勒(户勒湖区)的所有村庄。他们建议那些阿拉伯人趁时间还来得及就赶紧逃命”。他指出,“这个战术的目标完全达到”。

有时,犹太领导人积极寻求说服阿拉伯邻居留在他们中间。在海法,图维亚·阿拉兹甚至采取了特殊手段,获得大拉比批准,犹太面包师可以违反逾越节禁令,为哈加纳占领地区里的阿拉伯人烤面包。然而,尽管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成千上万的海法阿拉伯人还是拥入港区,爬上任何他们能找到的尚能开动的船只逃往贝鲁特。

对各地出走事件推波助澜的,正是已经发生在阿拉伯中上阶层的领导人的出走。就像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弟兄一样,大部分人确信他们的离开是暂时的,他们将很快乘着复仇的阿拉伯军队的汽车重返故里。

恐惧和不确定性,尤其助长阿拉伯人的出逃势头。恐慌没有国界,害怕也不是一个民族的私产。正如1940年对未来占领者的恐惧弥漫于法国和比利时,现在,恐惧也攫住了不那么久经世故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令他们成千上万地拥上公路。正如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出逃的路上反复向对方讲述德国士兵强暴修女和屠杀孩子的故事,阿拉伯人也带着对代尔·亚辛暴行的想象讲述着他们的故事。

就这样,他们成千上万地出逃,可怜的、莫名其妙的人们,抓着几件所有物装进纸箱、麻袋、手提箱,怀里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他们坐在车顶装满财产的破旧公交车里,他们搭乘出租车、步行、骑自行车、坐在驴背上,纷纷拥出这个国家,心想与他们的犹太邻居有所不同,他们多少还有地方可去,就像安巴拉·哈利底的孩子一样,他们发誓“我们还会回来的”,但是他们错了。


(1)  耶路撒冷最大的一个露天市场,建于1887年,系当地的一个地标性景观。

(2)  吗哪(manna),《圣经》中记载的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后,上帝赐给他们的一种神奇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