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Chap.30
以珥月的第五天

这两个人神情专注,低声耳语,在盘绕着街道的铁丝网旁边踱步。黎明的第一道灰蒙蒙的曙光在耶路撒冷的天际线乍现,将屋顶的轮廓从他们身后的阴影中凸显出来。其中一人是掌管那些蔚为壮观的贝文格莱德大楼的英国军官。另一个人是退役警察,大卫·沙提尔交给他一项任务,就是要紧随英国占领者们离开的脚步占领它们。

阿里耶赫·舒尔(Arieyeh Schurr)为了记住英国人的每一句话,再次回顾一下几分钟后英国即将撤退的细节。英国军官最后说:“我现在必须走了,祝你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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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转身离开前,舒尔说:“等等,我要送你一样东西,感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也许你帮助我们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躲过了一场大屠杀。”这名哈加纳战士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件在这座陷入重围的城市里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礼物,一块金表。上面刻着这位英国人的名字、日期和一句话,提醒他在未来戴着这块手表的岁月里,记得曾送他这块表的军队:“特此鸣谢,H。”

握手告别后,舒尔回到指挥所。他在指挥所组建了一个内部电话网。三台独立的总机连接24部电话,将舒尔和整个市中心屋顶上以及围绕贝文格莱德的观察岗哨联系起来。此外,有一批邮局技术人员,携带便携式电话,准备跟随他的手下推进贝文格莱德,这样舒尔就能够及时掌握他们逐间房间推进的进度。甚至细心的舒尔还找到了一个商人,他藏有100多件英军剩余物资老虎钳。他用每件两先令的价钱,把它们全买了下来,这些工具使他的手下能够迅速破除贝文格莱德靠犹太人一边的密集的铁丝网,开出一条通道。

现在舒尔几个星期的准备就要得到回报了。他的一台总机灯光亮了起来。那是一个观察岗哨要和他通话。他刚刚发现第一名英军士兵开始走出邮政总局。舒尔看了一眼手表。他的英国朋友说的是真话。正如他所承诺的,时间正好4点。

在圣母院和贝文格莱德,在艾伦比和艾莱曼军营,在恶意之山,在几乎阒无一人的大卫王宾馆大堂,当第一道阳光洒向该城,就要离开的英国人就开始忙碌起来。士兵们把最后一个行李袋扔到卡车上,平民们则把他们最后的物品和纪念品打包带回家。整个城市,引擎轰鸣,机动车在人群中横冲直撞,人们匆匆赶往集合地点。

在C. P.琼斯准将看来,英军在耶路撒冷的最后行动是“一个明确的军事行动”。在整个行动中,他的信号兵用来称呼这座城市的密码,和他的同胞正在离开的这个社团的历史、宗教上的盛名毫无关系——耶路撒冷,在1948年5月14日星期五早晨,是“鳕鱼”。

7点整,第一批纵队准备好行动了。一幅一个世纪前对抗新西兰毛利人时使用的黄色丝质的团旗高高举起,走在队伍最前面,萨福克团的士兵走下锡安山,向他们的登车地点进发。苏格兰裙收了起来,代之以军装,风笛手开路,高地轻步兵的士兵表情凝重地走出圣母朝圣宾舍。迈克尔·奈勒·利兰上尉,就是那位救下了哈达萨车队最后一名幸存者的英国军官,率领他的近卫骑兵旅装甲中队,穿过将英国区和耶路撒冷居民分隔开来的铁丝网。进入城里,奈勒·利兰有点悲哀地发现:“几乎没有人出来看我们走掉。”

这些英国人从耶路撒冷带走的最后印象,多少混杂着些许解脱的心情,有人觉得,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只被两边踢来踢去的足球”。在一些人看来,他们从圣城带走的最后印象是宗教性的。而在其他人,如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中尉看来,那是对客西马尼园的记忆,这个年轻的苏格兰人竟然不可思议地在那里第一次负伤。对格拉斯哥的一等兵杰拉尔德·奥尼尔(Gerald O'Neil)而言,那是他获知他将是最后一名离开耶路撒冷的英国士兵。对于奈勒·利兰而言,那是几天前手下一名不幸被杀的士兵沾在装甲车里的鲜血。对于阿列克·布罗迪(Alec Brodie)中尉,这名打过十几次仗的老兵而言,那只是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到处寻找一根绳子捆绑最后一只手提箱。

对于丹·博纳尔(Dan Bonar)上校而言,那是他从1918年另外一个5月的清晨开始,长达30年军旅生涯中的最后一个军事行动。在索姆河战役后的那个清晨,他在法国小村阿丁芬(Adinfen)升起一面英国国旗。在这期间他曾转战阿格尔汉斯克、爱尔兰、埃及、敦刻尔克、诺曼底、鲁尔和巴勒斯坦,现在,他要用相同的行动结束他的军旅生涯:从耶路撒冷的旗杆上降下一面英国国旗。

对于詹姆斯·克劳福德(James Crowford)上尉而言,那是他看到的一个年老族长,手举得高高的,行了一个完美的军礼,克劳福德认为这个军礼是“对就要离他们而去的那些同志表达敬意,他们为了一场并不属于他们的战斗献出了生命”。

对于琼斯将军而言,那是穿过政府大楼的空房,对每间清洁宽敞的房间做例行的检查,康宁汉爵士的办公室,空无一物的办公桌和椅子看起来“仿佛从未有人在此居住或工作过”。

对于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威廉·菲茨杰拉德而言,那是一个在城市边缘的一条弯道的景象,这景象和巴勒斯坦一样古老:一个阿拉伯农夫骑在驴背上,缓慢而沉重地去往伯利恒,他疲倦的头甚至没有抬起来看一眼他们的离去。威廉爵士从巴士的车窗里望着他,突然扪心自问:“在这30年里,难道我们真的改变了什么吗?”

* * *

那天清晨离开耶路撒冷的并不只有他们。拉吉·赛义弘一把抓起阿兰·康宁汉爵士几个小时之前发表其离别致辞的麦克风,宣布:“一个巴勒斯坦的新时代从今天开始了。自由和独立的巴勒斯坦万岁!”然后,他离开电台,前往广播电台新总部所在地拉姆安拉的阿拉伯社区。

在他开车出城时,他从谢赫·贾拉的高地最后看了一眼城市中心。映入眼帘的景象,丝毫没有几分钟之前他曾自豪地宣告的新时代的吉兆。在他位于梅丽桑德女王(Queen Melisande)路上的巴勒斯坦广播公司的办公室上飘扬着的,是蓝白相间的犹太复国主义旗帜。

这面旗帜标志着阿里耶赫·舒尔的士兵向馅饼状楔形的贝文格莱德挺进的第一阶段。这个楔形的外缘是一条350码长的弯道,沿着雅法路和圣保罗路之间的梅丽桑德女王路展开。它的两边就是这两条总长不足四分之一英里的道路,它们在老城新旧雅法门之间的城墙处相交。舒尔的大多数目标都位于这个三角形地带内。他还必须夺取一长串建筑,包括邮政总局和电话总机房,它们就像连续的水泥护栏在贝文格莱德对面的雅法路延伸开来。他的最后一个主要目标是高地轻步兵撤出的圣母朝圣宾舍。朝圣宾舍的建筑呈E形,位于楔形的贝文格莱德交会点旁边,正对老城墙的地方。从其高耸的配楼上,枪手可以控制东南方向的老城,以及西面的新耶路撒冷心脏。舒尔靠着400名哈加纳士兵、600名保家团志愿者完成此项任务。

8点,他的第一批部队已经越过梅丽桑德女王路,潜入贝文格莱德的西北部,就是馅饼状楔形的弯道处。与此同时,他派了一些人带着老虎钳剪断阻碍进入这些建筑物的圈形铁丝网。其他人则带着梯子越墙而入。迎接他们的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意外:英国在贝文格莱德里面敷设了第二道铁丝网。尽管如此,舒尔的手下在英军还没有完全撤出,向正对老城的苏莱曼大道前进之前,就已经列队进入了这些建筑。

在邮政总局大楼,舒尔的40名普雷厄尔连战士,英国人一撤退,就接管了该机构。电话总机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心理战的武器。他的手下打电话给前面那些大楼里的阿拉伯人,想吓走他们。每拿下一栋楼,一名士兵就抓起电话呼叫舒尔,告诉他:“从你的名单上划掉它吧。”

就这样,在第一个小时的全面行动中,舒尔就拿下了他负责的半数目标。只有两个区域令他担忧。圣保罗路上有一个阿拉伯居民区穆斯拉拉(Musrara),阿拉伯人设法得到了贝文格莱德范围内中央监狱周围的一个单薄的立脚点。在老城城墙对面,一队非正规军冲入圣母院,赶走了之前到达那里的少数哈加纳士兵。

在耶路撒冷其他地方,大卫·沙提尔在自北向南贯穿该市三条战线的军事行动上进展顺利。沙提尔的情报员伊扎克·列维,从他设置在犹太总工会大楼屋顶上的指挥部跟踪向海法驶去的英国车队。当他们消失在斯科普斯山的山脊线下,列维就下令等候在米亚·夏林姆街道上的手下采取行动。他们迅速推进,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就拿下了他们的首批目标,巴勒斯坦警察训练学校和谢赫·贾拉,17天以前,英国人就是从那里将伊扎克·萨底赫的帕尔马赫士兵赶出去的。上午刚过一半,列维就和斯科普斯山被围困的大学和医院重新建立了联系。

在南面,阿弗拉姆·乌谢利(Avram Uzieli)受命占领地形不规则的艾伦比军营。拿下它,就可以切断德国区、希腊区以及上贝卡这些阿拉伯区与其余阿拉伯区的联系,这样,哈加纳将在南面从火车站开始,依次将占领的军营、犹太区梅克尔·哈伊姆和塔皮奥特,直到该城的南部入口拉马特·拉结(Ramat Rachel)连成一线。要拿下该军营,乌谢利只有两个排、一门大卫炮、三发炮弹,还有仓促的时间。一批伊拉克志愿者捷足先登,占领了军营,遏阻了他的第一拨进攻。

这次伊拉克人反应迅速纯属例外。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对于英国人的离开和沙提尔手下神兵天降无不深感惊讶。易卜拉欣·伊亚德自豪地挥舞着教皇的旗帜,以及从意大利领事那里得到的便条,赶到意大利医院,以穆夫提的名义宣示对医院的所有权,却发现丹·本-多尔的手下已经在那里了。穆尼尔·阿布欧·法德尔,以前负责老城守卫工作的前警官,正沿着老城墙遛“狼”——他的那只斗牛犬,看见经过身边的车队,这才意识到英国人正在离开。

安瓦尔·哈提卜(Anwar Khatib)未能进入已落入舒尔之手的大楼,躲藏在马米拉赫公墓的一块墓碑后面,瞥见阿兰·康宁汉爵士正在驶离的豪华轿车。这个阿拉伯人心想,他多么想要看到这个情景啊,而现在他又见证了未卜的将来。

哈提卜回到热德指挥部,发现“没有协调机制,没有人员负责,只有很多人朝对方大叫大嚷”。

伊拉克人法德尔·拉希德和有名无实的指挥官哈立德·侯赛尼在指挥部互不相让。穆尼尔·阿布欧·法德尔在老城的权威,受到一个被其追随者称为“将军”的25岁的修鞋匠之子,名叫哈菲兹·巴拉卡特(Hafez Barakat)的挑战。埃米尔·高里曾计划带领600人攻击伊扎克·列维部队占领的山坡。一次失算挫败了他的计划。他曾估计英国人于5月15日离开,而他的手下距离耶路撒冷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只有在美国区——谢赫·贾拉下面一个有钱人住的地方,以及穆斯拉拉——在大马士革门和圣母院之间的一个阿拉伯区,阿拉伯人做出了强有力的反应。巴贾·阿布欧·贾尔比耶老师率领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伊拉克人和黎巴嫩志愿者的混合部队,顽强抵抗着沙提尔的手下。

* * *

如果说这个上午对于耶路撒冷阿拉伯人而言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那么对于该城以南十英里的其他数千名阿拉伯人而言,则要取得一场切实的胜利,并将因此剥夺哈加纳在耶路撒冷的成功所获得的快乐。伊西翁村的三个幸存的卫星镇就要投降了。

天刚蒙蒙亮,几乎听不见的无线电通知定居者,谈判取得成功,他们得救了,因此免遭他们在中央基布兹的同志那样的大屠杀。然而,他们也将为在伊西翁村的山头开荒种地付出代价。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将要开始为这个民族好几代人所熟悉的经历。他们将被囚禁在安曼。

从马索特医务室屋顶上,加入帕尔马赫的诗人乌利尔·奥菲克(Uriel Ofek),看着阿拉伯人接连几个小时蜂拥进入基布兹。他们人数如此之多,奥菲克似乎觉得耶路撒冷和希伯仑之间所有村庄里的人都走光了。

由红十字会商定的一次短暂的停火,于凌晨4时开始生效。阿拉伯人感觉到胜利唾手可得,乘机喧嚣着,成群结队地拥入这三个垦殖点,而紧张的守卫者怀着绝望的心情,看着这些人逐渐增多。前来安排犹太人投降事宜的红十字会代表团被淹没在一片喊叫的人群的海洋里,甚至无法接近第一个基布兹。好容易进入基布兹,已经获悉伊西翁村发生大屠杀的基布兹领导,却坚持要向阿拉伯军团投降。

一位使者被派往一支阿拉伯军团先遣队,它没有执行必须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结束之前离开巴勒斯坦的命令而留在希伯仑。正是这支抗命不遵的部队,日后让留在伊西翁村的定居者感激不已。先遣队和运输车辆最终在中午抵达,投降开始了。在每个定居点,哈加纳军官拒绝交出武器,直到妇女和伤员登上救护车,士兵安全地登上阿拉伯军团的卡车。在艾因·楚林,一名定居者回到挤满正在抢劫的非正规军食堂,从墙上摘下《托拉》。在马索特,一位拉比开始背诵安息日祈祷。围在他身边的人,脸上流着泪水,应答着:“上帝是公义的,他是我的岩石,不容邪恶。”在广播室,播音员播送了最后一条消息:“今晚,我们将不再在此地出现。伊西翁联盟的篇章就此结束。”

随着卡车从各山头驶下,囚犯们最后看了一眼他们曾经为之辛勤劳作的建筑群。它们一个接一个地陷入火海。然后,阿拉伯民众就像一群蝗虫似的冲向果园和葡萄园,仿佛要永远抹杀这些外国入侵者的最后一丝痕迹,他们将定居者种植的已经开花并结出初熟的果子的小树连根拔起。

* * *

数英里外,海法港,两条油腻腻的钢索,令哈加纳在另一个不同的敌人手里遭受的挫折达到顶点。港口装卸工将蒸汽船“伯利亚”号牢牢停靠在码头,一个排的英军将船团团围住。排长告知船长,任何人不得上下此船。

* * *

当大卫·沙提尔听到伊西翁的消息时,半是解脱,半是悲伤,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睛。然而,无论是耶路撒冷的指挥官还是他的部下,都没有时间去哀悼他们的损失。他们继续从四面八方向耶路撒冷穿插。

阿里耶赫·舒尔的手下,对在贝文格莱德三角区取得立脚点的阿拉伯人逐步施加压力。其他哈加纳士兵则从后方冲进他们占据的建筑。对于耶路撒冷指挥官这些装备极差的部下而言,这就像驶入了阿里巴巴藏宝洞一样。尽管英国人组织严密,仍留下了品种繁多、数量惊人的储备。在一幢建筑里,哈加纳发现40000双鞋,可供给每个犹太士兵两双。在另一间办公室找到的手电筒“足以照亮半个巴勒斯坦”。内塔尼尔·罗尔赤(Netanel Lorch)在警察总局发现了一把漂亮的手工制作的剑,很快就用在了犹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就职典礼上。这名年轻军官还高兴地发现属于政府首席秘书亨利·古尔内爵士的雕花文具箱,其漂亮的折叠式样令罗尔赤的通信员兴奋了好几个月。穆雷·海尔纳(Murray Hellner)受命登上巴勒斯坦广播公司40英尺高的发射塔拆除天线,这项危险的任务得到一个诡异的报酬。在录音室的壁橱里,他发现了两面英国国丧用旗。他马上调拨给他的军队用作营房床单。

在公立医院外,一名伊尔贡士兵碰巧遭遇了另一种不同的奖赏:一群羊。它们归布罗斯·哈希卜博士所有。这位阿拉伯年轻的外科医生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这些羊对于他的员工的生存至关重要。他指着自己的红十字袖标,请求这位伊尔贡士兵帮忙归拢这些受惊的牲口。

“这些羊也戴着红十字袖标吗?”这位伊尔贡士兵问道。布罗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这位士兵说:“好,算我有运气。它们是我的了。”

英国记者埃里克·道顿(Eric Downton)和一位伊尔贡老兵一起穿过建筑群,参与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一名士兵推开警察总局的一扇大门。展现在这两人面前的是一番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绞刑架,悬在横梁上一动不动的绳套、只等打开的那扇沉默的活动门。那个伊尔贡士兵开始哭鼻子了。老兵朝道顿转过身来,低声说:“这里是吊死我朋友的地方。”

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中,再也没有比安敦·萨菲耶(Aton Safieh)对于舒尔的推进速度更加感到惊讶的了。试图躲避雅法门枪战的萨菲耶获知,市政大楼,他在那里的金库存放了27500英镑支票的“耶路撒冷最安全的地方”,刚刚落入犹太人之手。浑身难受的他找到市政当局的同志,告诉他们新生的市政当局破产了。

在该市南部地区,阿拉伯人宣布了一个更加令人吃惊的消息。阿弗拉姆·乌谢利的三门大卫炮放了第一炮,没有爆炸,第二炮响声巨大,但是什么也没有炸毁。艾伦比军营里目瞪口呆的伊拉克人在电话中叫喊道,犹太人有类似原子弹一样的武器,请求增援。在得到一位窃听的总机接线员的通报之后,乌谢利放了第三炮,命令手下向军营猛扑。伊拉克人拔腿逃走了,这回乌谢利的士兵发现了大批英国人丢弃的补给品,从牛肉罐头到普雷厄尔香烟等不一而足。

在北面,伊扎克·列维确保了从古老的犹太公会桑赫德里亚墓地,经警察训练学校的营房、谢赫·贾拉和斯科普斯山通往该市的通路通畅。不顾本-古里安犹太定居点一个也不能弃守的命令,他准许城北孤悬在外的尼弗·雅科夫(Neve Yaacov)的定居者撤回他的阵地里。他不想在他的指挥下出现另一个伊西翁村。

他唯一遭遇挫折的地方是在穆斯拉拉,巴贾·阿布欧·贾尔比耶拼凑的非正规军毫不退缩。这位阿拉伯老师将他的70人分为三组,叙利亚人守在一所学校里,伊拉克人守在一座旅馆里,而黎巴嫩人在俄罗斯区对面沿圣保罗路一线布防。他专门用于对付哈加纳的勃朗宁机枪布置在一幢物业里面,注定要成为一个分裂的耶路撒冷象征,那幢物业是一个名为曼德尔鲍姆的富裕商人的家。

到下午晚些时候,随着战事逐渐平静,沙提尔用无线电向特拉维夫通报说,他的目标大部分已经到手,“敌人的防御异常薄弱”。大约在同一时刻,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发给哈吉·爱敏·侯赛尼的电报中,沙提尔消息的准确性得到了证实。情况“危急”,电文说:“犹太人几乎抵达老城的各个大门。”

这个耶路撒冷最幸福的人快乐地吹着口哨,从本·耶胡达大街向阿塔拉咖啡馆走去。约瑟夫·尼沃要抓住设法离开单位的两个小时,去庆祝两件喜事:一是他的婚姻生活,一是耶路撒冷的新时代。然而,一瞥见新娘子苍白的脸色,他就明白,自己要庆祝的喜事可能多算了一件。她的第一句话证实了他的担忧。

拿俄米气喘吁吁地说:“她回来了。车队没走成。”

那天上午,帕布洛·德·阿兹卡拉特从安曼返回耶路撒冷时,也有同样令人不快的发现。英国行政机构用一个谎言向其甚为不屑的阿兹卡拉特的联合国使团告别。尽管亨利·古尔内爵士的信誓旦旦在先,但英国人还是撒腿跑掉了。阿兹卡拉特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两眼一抹黑的时候到了。”

纽约,那个将阿兹卡拉特派到巴勒斯坦,试图解决这片土地上诸多难题的国际组织,面对混乱的局面,只找到了一个答案。如果联合国不能为巴勒斯坦提供一个弥赛亚,那么,它唯一能够找到的替代方案就是:提供一个协调员。然而,他们充满希望的行动只会在一长串为耶路撒冷献身的人员名单上再添加一个名字:福尔克·贝尔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伯爵。

希伯来民族从迦勒底人的吾珥,到法老统治的埃及,到巴比伦,再到地球上的各个角落,这条漫长而忧伤的道路,最终将引向特拉维夫市中心罗斯柴尔德大道上一幢朴素的石头建筑。那里,在这个潮湿5月的星期五下午,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准备完成也许是自从那个名叫大卫的不起眼的武士国王,“欢呼吹角” (1) ,从阿布·戈什(Abu Gosh)将约柜送入耶路撒冷的帐幕以来,希伯来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举措。

这幢如今已是一个博物馆的建筑,原为特拉维夫的首任市长梅厄·迪岑哥夫(Meir Dizengoff)的私宅。展厅里恰到好处展示的,不是死去的犹太文明的陶片、石器和宗教用品,而是即将在附近诞生的这个犹太文明大胆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外,一个哈加纳军警分遣队仔细检查200位特选贵宾,他们有幸见证即将在这幢建筑里举行的仪式。这些人的背景和他们所代表的种族一样各不相同。他们中有些差点死于户勒湖沼泽地肆虐的疟疾。其他则是德国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们有的来自明斯克、克拉科夫和科隆,有的来自英国、加拿大、南非、伊拉克和埃及,因为一种共同的信念——犹太复国主义,一种共同的遗产——犹太人的历史,以及一种共同的灾难——迫害,走到一起来了。俯瞰着这些济济一堂的人的,是最终将他们带到这个特拉维夫博物馆主展厅的这场运动的发起人、蓄着黑胡子的维也纳新闻记者的一幅肖像。自从那个1月的某一天,西奥多·赫茨尔目睹德雷福斯当众受辱,已经快53年过去了。多年以来,他们为了他的民族历尽苦难,而那天上午他在战神广场产生的最具有启示性的愿景,如今即将实现。他们已经取得多年的巨大成就,而且因为他的追随者的坚定意志,犹太人民即将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

4点整,大卫·本-古里安站起身,大声敲响了前面桌子上的小木槌。这位犹太领袖身着深色西服、白衬衫,为了尊重这一庄严的场合,还特地系了一条领带,他拿起一份白色羊皮纸文件。受命制作这份羊皮纸卷的特拉维夫艺术家,只来得及做完外面的装饰,表明这个仪式准备得何等仓促。本-古里安就要宣读的文件实际上是用打字机打在另外一张纸上,再装订在羊皮纸卷上的。

“在这片以色列的土地上诞生了犹太民族,”他开始宣读,“在这片土地上,塑造出了他们的精神、宗教和民族特性。在这里,他们独立地、不受他人支配地生活着;在这里,他们创造出了对本民族乃至全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在这里,他们向世界奉献了永恒的《圣经》。”

他停顿了一下,以确保宣读出来的字句有着合适的语调。本-古里安始终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没有因为这个欢愉的时刻而分心。几个小时后,他在日记里写道:“正如在11月29日,我在快乐的人群中哀恸。”他酝酿这份正在宣读的宣言已经两年了。他念着这些文字,但是,正如有一天他所回顾的那样:“我心中毫无喜悦。我想的只有一件事,那场我们非打不可的战争。”

“虽然从以色列的土地上被赶走,”他说,“但是无论散居何处,犹太民族始终忠诚于这片土地,从未停止过对它的祷告,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重归这片土地,重获他们的民族自由。在这种历史纽带的鼓舞下,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竭尽全力,要回到这片父辈的土地上,重新获得他们的国家。”他提醒听众,近几十年来,“他们大批回到这里。开荒种地,复兴他们的语言,建立城市和乡村……”

他继续说,这是“犹太人民不言自明的权利,犹太民族应该和其他民族一样,在自己的主权国家中主宰自己民族的命运”。因此,他说:“根据犹太民族天然的和历史的权利,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我们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国名为‘以色列’。”

他逐条宣读这个新生国家的原则,“如同以色列历史上的先知所预见的那样,以自由、正义、和平作为自己的原则”,所有公民不分宗教、种族或性别,充分享有社会、政治平等,实现宗教、道德、教育、语言和文化自由,保护所有宗教圣地,忠实维护联合国宪章。

这个新生国家的电台技术人员挤在能为其发射机找到的仅有空间——博物馆大厅外的一间厕所里,他们因为激动而感到喉咙堵得慌。除了一些老人艰难的喘息外,展览大厅静默无声,仿佛鞋子在地板上剐蹭一下,都会有损于这个期待已久的庄严时刻。后来,一些在场的人觉得,他们聚集在一起的这种极大的沉默,似乎是在神秘地召唤他们逝去的600万同胞。

“我们呼吁联合国支持犹太人民建立自己的国家,准许以色列成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本-古里安读道,“我们向周边所有国家和人民伸出和平与友爱之手……我们呼吁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民……和我们站在一起,为实现几代人的梦想,重建以色列的梦想,开展一场伟大的斗争。”

“我们交托给全能的上帝,”他总结道,“于希伯来历5708年以珥月第五天,公历1948年5月14日,在本次特拉维夫市……临时议会的会议上,我们签署这份声明。”

宣读完毕,他最后说:“让我们全体起立,通过这份《犹太建国宣言》。”

一位年长的拉比激动得哽咽着,向“那保守我们,带领我们直到今日来临的神”致谢。房间里的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在宣言上签名。本-古里安宣布,英国1939年白皮书限制犹太人购买土地和移民的规定从此废除。除此之外,所有委任统治的法律仍然暂时有效。

下午4点37分。整个仪式不到半个小时。本-古里安再次举起小木槌,敲向桌子。

他说:“我谨宣布,本次会议休会。”以色列国诞生了。

几乎与此同时,在尼罗河畔正在举行另一场仪式。它的核心也是一份文件——埃及皇家军事参谋学院文凭。几乎没有多少人能够像现在这个年届30岁的优秀研究生,受到刚才在特拉维夫宣读的宣言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大灾难将驱使他走向世界政治前沿,导致他的阿拉伯同胞称赞他为萨拉丁以来最伟大的阿拉伯领袖。而此时此刻的迦玛尔·阿布杜尔·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上尉心中充满纯粹的喜悦。他刚刚接受第一个重要任务。作为第六营参谋的他,必须在48小时内归队,挺进特拉维夫,摧毁本-古里安宣布成立的那个国家。

* * *

黄昏开始降临。在南面摩押和犹大两座山脉的夹缝中,静谧的死海水面反射着最后的阳光,像一面银色的镜子。在约翰·格拉布为阿拉伯军团挑选的集结地以东五英里,在长满杜鹃花和蒲草的常青的舒埃伯谷地(Wadi Shueib),艾伦比桥和约旦河坐落其间。在河的另一边,格拉布可以看见耶利哥的褐色石头屋顶,以及后面气势雄伟的4000英尺高的巴勒斯坦山脉组成的高墙。

就在耶利哥后面,试探山(Mount of Temptation)和乌鸦供养以利亚的基立溪之间,有一条羊肠小道伸入山体。格拉布曾仔细勘探过这条小道。这是他秘不告人的骄傲。花费4000镑代价,耶利哥对面的村民把它变成了一条通道,可供他的装甲车和汽车同行——而且他的敌人没有在地图上标记过。午夜时分,阿拉伯军团4500人以行军队列站在他的面前,踏上这条通道,翻山越岭进入巴勒斯坦。25个世纪之前,约书亚也是从这条小道带领以色列人入侵这片应许土地的。

格拉布看着面前排列整齐的部队,既自豪又心碎。其中一些人他还是自小就认识了的,他们的父辈骄傲地把他们送到他的手里。阿拉伯军团就是格拉布的生命,他有些绝望地想到,这支部队就要在一场战争中被撕扯得七零八落。然而,他明白阿拉伯国家的首都积蓄的可怕压力。他已经开始怀疑他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做到“只是打一场煞有介事的战争”。那天晚上,他觉得形势“如此无望、如此混乱”。他“搞不清楚,叙利亚人和埃及人到底打算做什么”,甚至为他的新炮兵部队送来的一船炮弹还没有到亚喀巴。

就在格拉布苦思冥想之际,一辆挡泥板上插着小旗的黑色轿车开了过来。他为之集合部队的那个人到了。阿卜杜拉国王身穿英国陆军制服,向部队列队站立的平坦的、贫瘠的平地上搭建起来的简易木制平台走去。就在此时,在南方的地平线上,一道黑柱盘旋到了天空,那是渐行渐近的漏斗状沙尘暴。乐队开始演奏轻快的外约旦国歌。国王向他面前的众人致敬,这些人可能最终将他从这首国歌颂扬的沙漠王国,这个英国人将其囚禁其间的沙漠之笼中解救出来。和这些最单纯的贝都因士兵一样,阿卜杜拉因为此情此景,因为军队集结而烘托出来的人为的兴奋而情绪高昂。

突然,沙尘暴几乎是从四面八方呼啸而至,落在了集合的人群中。在几秒钟内能见度下降到25码。队伍中的士兵遭到风沙的鞭打,眯起眼睛,绷直身体听着。几个月后,阿卜杜拉·泰尔少校将会认为,这场沙尘暴“是真主反对这场阴谋:把我们送到巴勒斯坦,不是打仗,而是为阿卜杜拉开拓疆土”。泰尔自己只听到国王说出口的前六个字——“我亲爱的儿子”,其余的话就全被大风刮走了。

国王终于放弃了演讲的努力。他转而从枪套中拔出手枪,向空中射击。就在他开枪之际,也许受到了当时的情绪感染,他就像历史上许多点燃自己士兵精神的征服者一样,发出一声巫师般的呼喊。虽然曾严令部下不得说出口,阿卜杜拉自己还是高声喊道:“打到耶路撒冷去!”

* * *

硬塞进特拉维夫博物馆厕所里的发射机,将大卫·本-古里安的讲话传播到了刚刚获得重生的新犹太国家全境。在加利利和内盖夫,那些身边摆放着武器,振作精神击退阿拉伯入侵的人听到了讲话。在特拉维夫的迪岑哥夫大道上,仪式还没有结束,人们就跳起了欢庆的霍拉舞。在耶路撒冷,大卫·沙提尔和他的高级助手仔细辨别着犹太代办处播音间沙哑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我们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其中一位助手日后还记得,“它会招致流血,我们在伊西翁村已经充分领教了。”

法国领事馆,维维安·赫尔佐格作为犹太人代表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天,仍未达成在耶路撒冷实现停火的协议。他站了起来,郑重地告知他的同事们,从今以后,他是一个“独立的犹太国家”的代表。就在他们向他表示祝贺的时候,赫尔佐格注意到一个异乎寻常的事情。为了避免流弹从窗户打进领事馆,努维尔夫人,一向和蔼可亲的女主人,端着一托盘的香槟酒杯款款走来,向他们祝贺这个重要时刻。

耶路撒冷老城,伊扎克·奥伦斯坦拉比(Rabbi Yitzhak Orenstein)之子亚伯拉罕(Avraham),一名哈加纳军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这个虔诚的犹太教徒当即背诵起犹太教的公祷文(shechiyanu),感谢上帝“让我们活着看到这一天”。在这个他所称颂的国家里,拉比没能活很多天。他将为犹太民族不得不捍卫的这个国家付出高昂的代价。十天以后,他就被阿拉伯炮兵炸死了。

在其他地方,正如一位年轻的哈加纳军官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没有时间庆祝,有的只是伤亡”。这种清醒的反应,在这个新的国家里大多数地区都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国家在几个小时里即将遭到攻击,连分治投票消息后那样爆发狂喜的时间也没有。

就在耶路撒冷市中心附近,靠近很快就以曼德尔鲍姆门(Mandelbaum Gate)而知名的地区,青年男女聚集在一间废弃的房子里。一个连的虔诚的加德纳青年守卫着曼德尔鲍姆大楼,他们恪守标志传统安息日之夜到来的礼拜。在没有宗教仪式用的蜡烛照亮的临时房间里举行礼拜,他们在半明半暗中拥挤在一起。相互传递着仅有的几件祈祷用的披肩、两三本祈祷书。然而,在他们的领导雅各·本-乌尔(Jacob Ben-Ur)看来,这种匮乏的礼拜宗教仪式是他一生永远难忘的。他们的步枪放在门口,几成废墟的建筑四周枪声不断,本-古里安宣言的新闻还在他们的头脑里回荡,本-乌尔和他的十几岁的士兵开始吟诵这些古老的话语:“赞美你,上帝啊!给予我们、以色列的民众以及耶路撒冷和平的庇护。”

对于伊西翁联盟的359名幸存者而言,标志着他们为之奉献的大地再生的安息日之夜将是一个痛苦的回忆。在铺天盖地的凌辱、唾沫和冷拳之下,他们穿行在希伯仑的街道上,愤怒的民众叫嚷着要他们的血。只是阿拉伯军团卫兵的警惕,才阻止了一场新的大屠杀发生,从而避免玷污了这个历史性的安息日之夜。但是对于这些男男女女而言,许多人身上还留着奥斯威辛、达豪和布痕瓦尔德的伤疤,这条仇恨的冗长的走道将把他们带去的地方,不是他们所追求的自由,而是另一座铁丝网环绕的牢房。

伯利恒郊外,一辆大巴士载着重伤员向着相反方向驶回耶路撒冷。那位曾经在担架上指挥基布兹定居者的阿伯拉斯·塔米尔,看到一个阿拉伯军团军士乘着短暂的停车间隙跳上大客车。因失血过多而处于半昏迷状态中的塔米尔,看着此人用阿拉伯语向他们咆哮:“你们的本-古里安刚刚宣布成立一个犹太国家,但我们要在七天内把你们统统干掉。”这是塔米尔第一次听到建国的新闻。他想要坐起来欢呼几声,但是身体太虚弱了,又精疲力竭地倒了下去。这时他感到骄傲和快乐的泪水充满了他的眼睛,嘴里发出一阵呜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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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身穿制服、纤尘不染的英国海军军官爬上停靠在海法港的蒸汽船“伯利亚”号的舰楼,潇洒地向船长致意。他看了一眼手表,宣布:“现在是10点钟。还有两个小时,英王陛下政府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即将结束。我获得授权通知你,届时卫兵将撤走,该船以及舱内的货物重新归你保管。”

就在“伯利亚”号船长目瞪口呆,竭力想要弄明白这个垂死的行政当局最后一个举动的时候,这位军官再次致意道:“祝你好运。”说着就离开了舰楼。

笼罩在迦密山阴影下朝向海法港的一个海岬顶端,一个孤单的身影站立在那里,眺望大海。1917年的11月,雨夜,裹着雨披站在耶路撒冷山头,詹姆斯·波洛克见证了大不列颠在巴勒斯坦这场大戏的开幕。今晚这位耶路撒冷的最后一个地区高级专员来到这座孤独的山上,见证这个他为之奉献一生的统治制度的最后一幕。

在港口里,阿兰·康宁汉爵士登上“欧拉律斯(Euralyus)”号巡洋舰甲板,慢慢爬上通向舰楼的通道。舰长示意他进入位于中央的巨大的木制平台。康宁汉走进平台,巡洋舰的船员解开系在岸边的缆绳。战舰慢慢驶入航道,英国地中海舰队的一艘航空母舰、六艘驱逐舰列队护送她出海。在这些舰船的甲板上,船员们身着白色礼服,列队敬礼。一声号令,所有的探照灯都落在“欧拉律斯”舰楼这个孤独的人身上。巡洋舰逐渐加速,驶过这些英姿飒爽的战舰。当他和航空母舰并肩前行时,后甲板的乐队奏响了《神佑吾王》。

听着国歌声充满夜空,哗哗的水声滑过“欧拉律斯”的龙骨,康宁汉想到:“这场戏终于收场了。”此时此刻,他完全沉浸在辛酸悲苦之中,目光注视着雄伟的迦密山慢慢在他身后消失。国歌演奏完毕,为了向康宁汉的苏格兰血统致意,乐队开始演奏“高地哀歌”,直到他离开港湾。听到这忧郁的曲调隔着水面一路飘来,即将离任的高级专员顿觉泪水充满了眼睛。他想,他现在要回家的心情和那曲调悲伤的音符是多么合拍啊。

开局多么良好,结局如此悲惨。遥想当年,因为不能在救世主耶稣扛过十字架的石头路面上骑马,艾伦比爵士姿态高贵地在雅法门前下马步行,而今天上午行色匆匆地离开耶路撒冷,这期间有多少希望破灭了。多少人踏上这片土地,多少英国人死去了,只是为了征服它,为了以一些不可能的自相矛盾的承诺而统治它!现在,“在经过那么多失望,经过那么多年的等待,付出过那么多努力后,一切还是归于失败,我们离开了,留下战争和苦难”。

康宁汉爵士的巡洋舰到达三英里领海边界后,会有一个举动,标志着英国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正式结束。从舰首到舰尾,一道巨大的烟花喷向地中海的天空,形成一道穹拱,橙色、红色和黄色的光带闪闪发光。当最后的火花嘶叫着没入大海,康宁汉爵士想着:“这就终结了。一切都结束了。”

他瞟了一眼手表,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现在才11点,英国短命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本来还没结束呢。最后这个错误,让它提前一个小时结束了。——舰长没有考虑到英国夏令时和巴勒斯坦时间的时差。

犹太国的缔造者

执拗、顽固、时而易怒的大卫·本-古里安,乃是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定居者天赐的无价之宝,那是阿拉伯对手远远无法匹敌的——一位可靠的领袖。多亏了他的高瞻远瞩,为其人民提前做了一场同时和五国阿拉伯军队对抗的准备,这才使得以色列国能够度过1948年5月到6月间生死存亡的那几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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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了一个国家的女子

果尔达·梅厄,犹太代办处1948年的政治秘书,为一项紧急任务赶赴美国——为尚未诞生的犹太国购买防御武器筹款。她到纽约的时候身上只带了10美元,而在一个月后离开时带走5000万美元。“人们在撰写今天的历史时将会记载,”本-古里安对她说,“多亏了一名犹太女子,犹太国家才能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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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世界军火库的以色列秘使

以户·阿弗里尔,31岁,在联合国分治投票后第二天,受本-古里安之命前往欧洲,建立一个负责购买并输送武器的秘密组织。由于阿弗里尔的机智和坚持,哈加纳一贫如洗的军工厂才收到足够的武器,阻遏了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后阿拉伯人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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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迪·弗莱肯斯,40岁,皇家空军前飞行员,他帮助阿弗里尔组织空运,将武器送往巴勒斯坦。利用布拉格附近一处被遗弃的纳粹德国空军基地、一座位于科西嘉岛的法国机场和皇家空军在巴勒斯坦的停机坪,他们向哈加纳送去了用于打破阿拉伯在耶路撒冷的封锁所需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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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伊姆·斯拉文尼,41岁。在以色列建国前三年,斯拉文尼被本-古里安派往美国,为尚未诞生的国家购置一座军工厂。横跨东西海岸,他拜访了废品堆积处和工厂,购置即将被废弃的机床作为剩余战争物资。这些机器偷渡过英国海关,藏在一所基布兹的地下工厂里。到1948年5月,它们可日产百余支冲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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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胡达·阿拉兹,41岁,从1936年开始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波兰采购军火,将步枪塞满蒸锅炉送往海法。1948年,他伪装成尼加拉瓜特使,协商为哈加纳购买第一批炮火部件——五门绰号叫“拿破仑炮”的老式法军山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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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恐怖分子的收获

1948年冬春之交,阿拉伯和犹太恐怖分子在耶路撒冷街头发动了一场残酷的战争。阿拉伯人发动袭击的主要技术人员是一名30岁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叫作法乌兹·艾尔·库图布 1 。曾受纳粹德国党卫军突击队训练。1948年2月1日,他成功以诱杀警车摧毁了《巴勒斯坦邮报》大楼 2 。三周后,他的另一组由一队英国逃兵带去的炸弹,摧毁了耶路撒冷犹太区的中心本·耶胡达大街 3 ,炸死57人,伤88人。最后,3月11日,库图布用一辆美国领馆车和它的阿拉伯司机,将炸弹运进犹太代办处,耶路撒冷把守最严密的犹太建筑 4 。结果导致13人死亡,建筑物严重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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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沉重的代价为耶路撒冷饥饿的犹太人运送食物

“我们将绞杀耶路撒冷。”1948年,巴勒斯坦阿拉伯最有号召力的领袖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发誓道。耶路撒冷城内十万犹太人随之忍受了长达数周的围城之苦,他们所剩无几的供水由运水卡车分配 1 。一些车队 2 艰难地突破阿拉伯人的埋伏,而哈加纳则努力挖掘一条横跨犹大群山的、称为“滇缅公路”的援救公路 3 。犹太人的卡车大多中了阿拉伯人的埋伏,如图 4 那辆燃烧的卡车。它们早已生锈的残骸至今还留在通往耶路撒冷的公路上 5 ,静静地纪念哈加纳的青年男女们为大卫城的犹太人活下来所做出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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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建筑见证了为耶路撒冷而战的激烈程度

为前往圣地朝圣的法国人居住而建造的法国圣母朝圣宾舍,其546间客房 1 构成了支配耶路撒冷中心的一座名副其实的堡垒。在1948年5月以色列宣布建国之后关键的最初几天里,此栋建筑几经易手。300多发炮弹破坏了它坚固的石头框架 2 ,见证了耶路撒冷中心城区战斗的激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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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锋相对的耶路撒冷指挥官们

大卫·沙提尔是耶路撒冷哈加纳的指挥官,曾以法国外籍军团军士长之职接受军事训练。在“二战”前因执行哈加纳委派他去他的祖国德国一项秘密任务而被逮捕,他通过自学希伯来语,在长达数周的折磨和禁闭下保持理智。大卫·本-古里安对他下了一条命令:“进攻,进攻,继续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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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拉·泰尔,30岁,沙提尔的对手,他是格拉布·帕夏的阿拉伯军团里最年轻的阿拉伯陆军少校。出生在外约旦一个地主家庭,梦想着“消除分治的不公”。当耶路撒冷快要落入沙提尔部下之手时,阿卜杜拉国王命令他“去拯救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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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两千年的梦想:以色列的重生

1948年5月14日下午4时,在特拉维夫的一座博物馆里,大卫·本-古里安庄严宣告,在犹太人的古老故乡,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成立了。在他头顶上方是半个世纪前创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奥地利记者西奥多·赫茨尔的肖像 1

以色列建国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并未展现出一个新国家的美好前景。五国阿拉伯军队突破其边境,誓言要用武力将其摧毁。他们在5月14日午夜的入侵,拉开了长达数十年争端的序幕。耶路撒冷外,阿拉伯军队和数以百计的巴勒斯坦非正规军夺下了哈加纳在城南的前哨伊西翁村 2 。图为阿拉伯军队的指挥官阿卜杜拉·泰尔(图右)和希克梅·穆海尔上校与150名守卫基布兹主定居点的犹太男女中仅存的四名幸存者中的两人合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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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墙边的战争

两周以来,不到200名手无寸铁的犹太男女,顶住了数百名阿拉伯人对耶路撒冷老城犹太区的猛烈攻击。距离他们前沿阵地数码开外,就是所罗门王圣殿的西墙,耶路撒冷最受人尊敬的圣地。尽管做了许多努力,他们在耶路撒冷新城的哈加纳同僚未能来搭救他们,在1948年5月28日,以末底改·维恩嘉顿拉比(蓄须者)领头的犹太区的领袖 1 ,向阿拉伯军队的泰尔投降(持双筒望远镜者)。泰尔的阿拉伯军团士兵保护了该区1300名幸存的居民,其中大多是准备离开古老区域的老年拉比和他们的学生 2 。自他们离开后的19年,再也没有一个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老城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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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声渐消,但一场新的悲剧开始了

联合国发起的停火,终于为1948年以色列人称之为独立战争的纷争画上句号。摩西·达扬(戴眼罩者)和阿卜杜拉·泰尔(戴格子头巾者,后脑勺对着相机)划定了停火线,耶路撒冷成了一座分裂的城市 1 。然而,如果战争只是暂时中止,那么一个新的悲剧即将降临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和犹太家庭——逃离。对于许多犹太人,例如正统的也门犹太人 2 来说,他们将再也无法回到世居的耶路撒冷老城犹太区。而对于许多如图 3 的这位阿拉伯人来说,只能从高处远眺他不得不逃离的在卡塔蒙的家,他们再也无法回到那里去了。在巴勒斯坦各地像他这样成百上千的人被遗落在破旧肮脏的阿拉伯难民营里直到死亡来临。而他们的儿子将会成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突击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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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介于两个充满敌意世界的破门

1948年对峙结束后19年,位于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废墟附近的曼德尔鲍姆门,成为圣城分裂为阿拉伯和犹太两半部分的象征。这是以色列和周围拒不承认该国存在的阿拉伯敌国之间唯一开启的一道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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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约·撒母耳记下》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