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Chap.31
“这些人必能担当。”

火车头尖厉的汽笛声横穿车站站台。随着一连串的金属撞击声,一长溜火车车厢摇晃着向前方驶去。部队开拔了,他们的妻子、父母、朋友和孩子站立在月台两旁欢呼鼓掌。埃及步兵第六营的战士靠在车窗边,笑着挥手。他们就要去西奈,去打仗,但是他们和那些在开罗阿巴希亚(Abassya)火车站送行的人怀着同样欢快的心情。穆罕默德·拉法特(Mohammed Rafat)中尉,该营26岁的情报员,确信他们只是“外出逛逛”而已。他向战友们保证,一个月后他们回来时所受到的欢迎,甚至会比他们出发时的欢送还要热烈。

在埃及首都还在举行着其他各种战争仪式。午夜时分,演奏完《阿依达进行曲》改编的埃及国歌后,开罗广播电台宣布戒严,爱资哈尔的教长宣告“圣战的时刻开始了”。他说,所有阿拉伯战士必须将这场为了巴勒斯坦的斗争,视为宗教义务。诺克拉西·帕夏首相宣布,我国正向巴勒斯坦挺进,“将它从犹太复国主义中拯救出来,将和平带回它的国界”。几分钟后,埃及外交部正式通知联合国安理会,随着英国委任统治的终止,“埃及武装部队开始进入巴勒斯坦”。在艾尔玛扎(Almaza)军用机场,机组人员已经进入埃及六架轰炸机机舱,实施首次空中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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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冲突还有一种不和谐的提示,甚至令俯瞰尼罗河水的塞米拉米斯旅馆的烛光屋顶花园也大煞风景。一群穿制服和斗篷的男子围坐在露台一角,音乐环绕的一张桌子旁边。法鲁克国王自豪地穿着他那身陆军元帅制服,旁边坐着一个漂亮女孩,面对展开的地图,与他的作战人员一起研究他的军队胜利进军特拉维夫的首次行动。

在播放了一轮好战的宣言之后,开罗广播电台的话筒里传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沙哑的女性的歌声。任何演讲、战斗气氛、英雄诗歌都不能像其歌声那样,如此鼓舞阿拉伯世界的群众。这歌声属于一位丰满的中年叙事诗女歌手乌穆·哈利苏(Om Khalsum)。5月15日清晨,在阿拉伯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一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她的吟唱。她挑选那些漫长而凄婉的叙事诗吟唱,让她的听众觉得,就像在颂扬一个和她传奇般的歌声一样永恒的地方:耶路撒冷。

在贝鲁特,黎巴嫩总理唤醒家中熟睡的女儿,好叫她们收听收音机流淌出来的颤抖的歌声。当乌穆·哈利苏呼唤先知自天国降临圆顶岩石清真寺,利雅得·索尔的长女阿丽亚(Alia)看到了她父亲眼里面的泪水。“我的真主,我的真主,”他喃喃地说,“让那岩石依旧在我们手中吧。”

在大山那头的大马士革,叙利亚政府关闭边界,宣布戒严,电台不间断实况转播军队进展的状况。在巴格达,努里·艾斯-赛义德,此人的助手曾誓言他的军队将在两星期内拿下海法,迄今只派了2000名士兵进入巴勒斯坦。阿列克·科克布瑞德爵士严厉斥责他们的指挥官“是一个无能的白痴,连一队步兵也指挥不动”。然而,努里发誓说,有两三百万的部落民已经准备好进军巴勒斯坦。即使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阿扎姆·帕夏,虽说私下里非常憎恶事情发生逆转,却也被当时的情绪所感染。他说出了一句让自己今后一直不能忘怀的话:“这将是一场灭绝的战争和大屠杀,就像蒙古人的屠杀和十字军东征。”哈吉·爱敏·侯赛尼的发言人艾哈迈德·舒卡利(Ahmed Shukairy)宣布,阿拉伯人的目标就是要“消灭这个犹太国家”。外国媒体也不能幸免阿拉伯演说家的魔咒。开罗的路透社提到,埃及军队有20万人开拔了。大马士革的《纽约时报》记者描述了叙利亚的一个旅“在地中海虚晃一枪,便直奔加利利而去”。

午夜刚过5分钟,阿拉伯军团的先头部队就离开数小时前被沙尘暴吞没了的阿卜杜拉国王最后演讲的集结地。在主纵队前面的敞篷吉普车里坐着四团副官马哈茂德·鲁桑(Mahmoud Rousan)上尉。几乎没有月亮,纵队关闭车灯,向前挺进。鲁桑能听到的唯一声音是发动机低沉的隆隆声。在他前面,他能辨别出先头部队最后一辆车的尾灯发出的红宝石般的光芒。在约旦河边,指挥行军的宪兵默默挥手让他通过艾伦比桥。这位年轻的上尉日后一直认为,“这是我生命中最振奋人心的时刻”。他肯定“15天以内”他们会再次跨过这座桥,“纠正了分治的错误之后,部队凯旋”。

* * *

如同分治之夜那样,5月14日那天,大卫·本-古里安早早地睡了,为了以后的考验而保存精力。他再一次被一位信使唤醒,信使给他带来了新世界的消息。1点刚过,有一个电话通知他,美国已正式承认这个新的国家。他马上明白,此举乃是“对我们的人民道义上的巨大鼓舞”。

这个让本-古里安异常高兴的通报,是自从5月9日起为改变杜鲁门总统办公室做出的决定,在华盛顿连续五天的密集活动所达到的最高峰。克拉克·克利福德努力说服了国务卿马歇尔,他答应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建议美国总统应当承认这个新生国家。杜鲁门高兴坏了,下令克利福德立刻启动承认以色列的程序。就在特拉维夫博物馆独立庆典开始的同时,克利福德打电话给犹太代办处驻华盛顿代表以利亚胡·伊拉特(Eliahu Elath)。“你最好写一封信,请求我们承认贵国。”他对他说。

在起草这封请求函时,伊拉特不由得想到,自从最后一位外交家在历史的某个昏暗角落里,以犹太国家的名义书写公函,迄今已经过去了两千年。只是有一个问题:伊拉特还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名字。他以“犹太人的国家”称之,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派人将信送往白宫。这封信刚刚离开他办公室的门,收音机里宣布了这个新国家的名字。伊拉特又派出第二位信使,把送出的信追回来。他的信在白宫门口被拦截下来,用墨水填上“以色列”几个字。下午6点12分,就在英国委任统治结束后12分钟,杜鲁门总统宣布,美国承认这个得到重生的犹太国家。

这还不是唯一打断本-古里安那个晚上睡眠的消息。在向保拉·本-古里安多次强烈请求之后,哈加纳的通信部主任雅科夫·雅奈(Yaacov Yanai)在三小时之后冲进了卧室,要求这位犹太领袖向美国发表无线广播讲话。睡眼惺忪的本-古里安跌跌撞撞地从床上爬起来,在睡衣外面披上一件外套,而保拉则替他穿上鞋袜。

在一个秘密的哈加纳电台,他刚开始发表讲话,几小时前在开罗装满弹药的飞机就已抵达特拉维夫。炸弹倾泻而下,发出的巨响震动了播音室,传入他的麦克风。本-古里安充满戏剧性地告诉他的听众,他们刚才听到的,就是这个新国家为独立而战的第一批炸弹的爆炸声。

他讲完话,就开车出去视察损失。穿过空袭破坏的地区,他扫视着从窗口窥视的同胞的脸,就像当初他在伦敦大轰炸期间扫视伦敦人的脸一样。他们害怕吗?他问自己。

从他们的脸上看出了担忧和顾虑,但是没有眼泪,没有恐慌。本-古里安回到家,在日记里写下了几个字。它们概括了这位感到释然的总理对他的同胞第一次接触现代战争的反应所留下的印象。“Eleh yamduh。这些人必能承当。”他写道。

* * *

在巴勒斯坦行军的阿拉伯军队里,有一支部队和其余所有部队的运行方向正好相反。它正在离开巴勒斯坦。在即将发动的攻势中,已经没有这位曾经发誓要占领特拉维夫或者死在其部队头里的将军什么事了。渴望成就一个普鲁士将军的法乌兹·艾尔·考克基,在他的战役中取得的唯一胜利,便是耶路撒冷几间破碎的废墟。为了执行他从大马士革得到的命令,他准备带领他的军队跨过约旦河,在那里等待他的乃是奇耻大辱:解散队伍。黎明时分,他回撤的队伍和阿拉伯军团的军车在拉马拉镇静谧的街道中相遇。考克基确信,它们正是开赴前线,取代他们刚刚撤下来的阵地。

哈隆·本-贾兹手下仅有200名正规军,驻守在控制巴勒斯坦最重要十字路口的山头阵地。山下便是麦田、亚雅仑谷的葡萄园,北部、南部和西部的道路在此交会,形成一条由巴伯·艾尔·瓦德峡谷进入耶路撒冷的公路。自圣经时代以来,耶路撒冷的命运就是在拉特龙的山脊线上决定的。

正是在此地,约书亚在那场恶战临近黄昏之际,吩咐太阳在天上停留,好给他时间战胜迦南人。也是在此地,非利士人令扫罗时代的希伯来人深感恐惧。在这里,犹大·马加比,也就是锤子犹大开始发动其民族解放战争。希律曾在这些山头上打败犹太人,维斯巴芗在这一带的山峰上驻扎过军团。在这里的山峰上,狮心王理查“沿着哈里发的必经之路建造了一座警戒城堡”,萨拉丁御驾亲征耶路撒冷将此城堡夷为平地。九个世纪后,1917年,普鲁士人和土耳其人曾试图在山头阻止艾伦比将军前进。一个月以前,只是由于英国人而不是阿拉伯人驻扎于此,它才没有成为拿雄行动争夺的焦点。

现在,随着曾经照耀约书亚的太阳开始在这个新生的犹太国家的第一个清晨冉冉升起,照耀这个亚雅仑谷,法乌兹·埃尔·考克基的撤退给了以色列士兵一次颇具诱惑的机会,他们要占领这些堪称耶路撒冷钥匙的高地。

* * *

在黎明前灰暗的光线里,阿卜杜拉国王端坐在祈祷地毯上,一边抚弄着他的宠物——一只独眼猫,一边与他的新闻记者客人细聊。

“好吧,”他说,“阿拉伯国家正在走向战争,我们必须理所当然地站在他们一边,但是我们犯下了一个错误,将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终有一天我们会因为没有给犹太人一个国家,满足他们的要求而感到后悔。我们已经踏上一条错误道路,我们还走在这条道上呢。”

国王停顿片刻。然后,对着安曼王宫的客人露出一丝微笑,补充道:“如果你们引用我说的话,我会公开否认,说你们是骗子。”

* * *

在这个新生国家诞生后的第一天,耶路撒冷的哈加纳最操心的是,巴贾·阿布欧·贾尔比耶在老城西北城墙外的穆斯拉拉的顽强抵抗。早上7点,哈加纳从俯瞰穆斯拉拉侧面的圣母朝圣宾舍向阿拉伯人发起攻击,用高音喇叭警告居民:“回到老城去,否则你会被杀死。”

尽管热德学校的上司警告并下令撤退,阿布欧·贾尔比耶仍拒绝放弃这个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居民区。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他和他的手下和哈加纳展开激战,其中心是一个奇怪的地点,瑞典学校的篮球场。

在其他地方,希腊区、德国区和上贝卡地区这些阿拉伯人居住区,由于阿弗拉姆·乌谢利占领了艾伦比军营而与外界切断联系,这一天爆发了一场自远古时代以来圣城被征服之后就一定随之爆发的传染病:抢掠。对于纳伊姆·哈拉比(Naim Halaby)以及大多数离开这些阿拉伯居住区的中产阶级人士而言,5月15日的记忆,将永远和他们在窗口目睹的那一幕景象有关,“一场狂欢式的抢掠”。第一批来客,还只是真正要来乞讨一些食物的饥饿的犹太人。但是紧接着,随着消息传开,其他人也尾随其后,蜂拥而至。

哈拉比看到有一群人带着一匹马和一辆车,停在他隔壁邻居被遗弃的房子面前,将其一扫而光。街道两侧,抢劫者抬走别人家里的轮胎、家具、煤油以及成堆的衣物。然而,令哈拉比最震惊的是,他看到一辆绿色的威利斯驶过他的窗前。那是他的车啊。他把它寄存在一个朋友的车库里,取走分电器盖,还以为谁也开不走它了。

公立医院的外科医生布罗斯·哈希卜的父亲,无助地看着一拨抢劫者把他家抄得一干二净,甚至拿走了他衣柜里面的衣服。“早知如此,”他后来感叹道,“那天早上我至少会把那套上好的西装穿在身上。”达乌德·达贾尼(Daoud Dajani)听见门外嘈杂的声响。出门一看,原来有个男子穿过小门,来到他家的屋檐下。他大吼一声,受惊的抢掠者跌跌撞撞地逃走了。那是一个也门人,死海钾肥厂的卡车司机,达贾尼杂货店的常客。快到晚上的时候,埃米尔·胡拉尼(Emile Hourani)无意中听到两个抢劫了与他相邻的老年妇女房子的人正愤愤不平地抱怨:“这家有钱人把好东西全都带走了,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哈加纳对发生的事情措手不及,全神贯注城里的军事形势,对抢劫行为只是稍加遏制而已。恐怖组织令问题更加复杂。一个阿拉伯汽车经销商给哈加纳带来一张希伯来语写的纸条,有人要从他的仓库“征用”180个新轮胎。“那是伊尔贡,”哈加纳的人告诉他,“我们无能为力。”

凄厉的鸣笛声盖过枪声,展示了突然降临在耶路撒冷的痛苦的另一面。城里居民的双方,阿拉伯和犹太人,都为各自对耶路撒冷的依恋而付出血的代价。新城内刚刚建好的玛亘·大卫·阿多姆(Magen David Adom)医院的急诊室和手术室都已爆满。犹太医疗机构丧失了斯科普斯山的全部设备,只好将邻近的诊所改造成战地医院。他们甚至租用圣若瑟修院的教室,以增加他们有限的医院空间。

这些诊所分到了绷带、抗生素和2000瓶血浆。极端缺乏的是水。清洗伤口的水仔细留着清洗地板。洗衣店不再工作,床单直接从死者身下抽出来给伤员用。几乎没有电力,手术用手电筒照明。几乎没有抗破伤风的血清和吗啡。

在圣若瑟诊所的护士看来,一个年轻哈加纳士兵的痛苦充分体现了整个城市所遭受的苦难。他受伤的哥哥躺在他身边的床上。他父亲几小时前从尼弗·雅科夫撤退时被杀。而他本人则将失去双腿,给他用的麻醉剂,只是一针吗啡和伤心欲绝的母亲用来包裹他折断的双腿的冰块。

然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拥有一种宝贵资源:那些在哈达萨埋伏中幸存的、医术高明的医生。他们个个都像爱德华·约瑟夫(Edward Joseph)医生,他是在先知街诊所的一名优秀的腹部外科医生。在1929年和1936年,这位头发花白的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生,两次照顾他为了守卫城市而负伤的同胞。他一直在救治哈加纳的伤员,几个小时下来,累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几百码开外,阿拉伯医生也在努力效仿约瑟夫闻名世界的工作。易卜拉欣·特利尔(Ibrahim Tleel)医生从未做过上腹部手术。他没有助手,唯一的护士又在别的地方忙乎。正如许多其他领域一样,他的混乱无序的临时医院也是阿拉伯人未能组织好自己的社会而付出的一部分代价。经过英国人和红十字会反复警告,他们总算在苦路第四站十字架旁的奥地利朝圣宾舍建立了一个急救站。这个急救站几乎缺乏所需的一切:燃料、电力、水、绷带、血、青霉素、麻醉剂、石膏,甚至食物。志愿者在老城挨家挨户讨一罐煤油、一盒糖、一张床垫。急救设备是年轻的特利尔医生三天前匆匆带过来的,包括一个过时的灭菌器、一张旧的手术台,还有一些血浆、青霉素和吗啡。由于同他们所依赖的位于新城的公立医院以及其他机构的联系已经被切断,阿拉伯人能够为他们的伤员提供的,只是通往坟墓道路上的一个歇脚处而已。

甚至他们迫切指望的人也不在身边。布罗斯·哈希卜医生擅长做各种令特利尔医生心向往之的手术,却被困在了公立医院。这位年轻的巴勒斯坦人绝望之中找到了唯一的一条出路。他登上楼梯,跑进卧室,抓起书架上的六大卷书中的一卷。那是特利尔在伦敦花了6畿尼买来的。他疯了似的一头扎进拉弗和贝利(Love and Bailly)的《急救外科》,搜寻能救活那个就要死在他手术台上的病人的知识。 (1)

阿希亚·哈拉比,就是那位去大卫王宾馆和英国同事告别的女子,成为帮助特利尔的志愿者。她救助的第一个伤员是个叙利亚人。有人将一块破布头塞进他头上的一个大洞。阿希亚要用一把尖刀剪去破布,清理伤口。可是连一把剪刀也没有。她跑到集市上,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寻找,终于发现了一把。这把用一根黑丝带拴在她脖子上的剪刀,成为这名逃离家园时带了一本《阿拉伯的觉醒》的女子的武器,以及参与这场席卷该城斗争的象征。

* * *

约翰·格拉布整天都在为他损失的第二条军火船而焦躁不安,这条船装载着他的炮兵急需的数千发炮弹前往亚喀巴。下午晚些时候,赛义德港的英国中东部队武装力量总司令打电话给他,解释了这条船消失的原因。

“我说,老伙计,你的盟友似乎要吞没你的弹药。”这位司令说。他通报说,埃及人下令这条出港的船回到码头,卸下货物。它所装载的炮弹填进了法鲁克国王的加农炮,而不是他所鄙夷的贝都因人竞争对手的大炮。

在耶路撒冷犹太国家存在的第一天里,没有一件事比在法乌兹·艾尔·考克基前一天晚上放弃的山头上的发现,能够对城市斗争产生更大影响了。帕尔马赫的吉瓦提旅一小队士兵,见对迫击炮的试探性轰击毫无反应,他们大为惊讶,开始谨慎地向山坡推进。令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几分钟之内,他们就冲进了阿拉伯人严防死守、在6个星期之前的拿雄行动中为之付出重大牺牲的英国警察局。

他们从警察局出发,穿过遮蔽着拉特龙严规熙笃会修道院、起保护作用的橄榄树丛和香柏树丛,爬上修道院建筑后面的山顶。他们在那里遭到一阵猛烈攻击,不是来自他们的阿拉伯敌人,而是修道士蜂箱里的成百上千的蜜蜂。

脸上带着蜜蜂蜇出的肿块,帕尔马赫的征服者们谨慎地从拉特龙修道院撤回到警察局,思考他们的战果。他们立即用无线电向特拉维夫报告,他们曾经拼死争夺的道路,出人意料地开放了,拉特龙山头阵地也没有敌人。考克基经过拉马拉时的估计并非实情。

就目前而言,拉特龙并不在阿拉伯军团司令的战略意图之中。也是因为一种特殊的巧合,它也不在哈加纳的战略意图之中。这些在拉特龙的山顶和巴伯·艾尔·瓦德的人备感挫折,他们并没有看到源源不断的卡车沿着现已开放的道路直奔耶路撒冷,只有一辆卡车从下面经过。它将成为以色列传奇中的孤儿车队。

在一些人看来更加令人费解的是,几个小时后竟然做出了放弃拉特龙山头的决定。然而,对于以色列陆军作战总指挥而言,这个新生国家在那个下午有点像“一个只有一块手帕要盖住自己的裸体女孩”。如同这个女孩子必须决定要盖住什么,伊果尔·雅丁也不得不决定要捍卫什么。这位年轻的考古学家相信,5月15日,星期六,以色列面临的最严重危险,不是耶路撒冷的境遇,而是南面蜂拥而入的埃及军队。

他拒绝了伊扎克·拉宾的多次请求,为吉瓦提旅的一个营和拉宾减员的第五营补充兵源,增援防守拉特龙,而是下令吉瓦提旅南下,迎击法鲁克国王的部队。就这样,在几个小时之内,阿拉伯人和哈加纳竟然先后弃守拉特龙山头,这一战略要地变得空空如也。只是此情此景不会等很长时间。

在这个新生国家海岸线数千英里外纽约华尔道夫酒店的一间套房里,一小群友人站在哈伊姆·魏兹曼的病床周围。这位犹太复国主义最杰出的发言人获得了一个非他莫属的荣誉,令他长期的斗争生涯达到顶峰。他的秘书约瑟夫·林顿(Josephy Linton)向这位病中的科学家举起一杯香槟,提议“为两千多年以来的首位犹太国家的总统干杯”。


(1)  他的病人结肠穿孔,最终获救了。在今后艰难的日子里,面对远远超出他的经验、完全不在他的专业范围内的病例,29岁的特利尔还将多次求助于他购买的图书。运用书本上的知识,他成功地救活了好几个肺部创伤的男子,还有一个头部受伤的男子。——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