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Chap.43
“阿拉伯人民将永远不会原谅我们。”

就像如期而至的潮水一样,饥荒开始无情地横扫耶路撒冷犹太人。在圣母院,断顿的加德纳小伙子学会了用野战望远镜,在毗邻的阿拉伯区穆斯拉拉搜寻每一只在被遗弃的院落里乱窜的流浪鸡。穆斯拉拉是一个无人区,一到晚上,饿急了的小伙子就冒着生命危险去追逐他们看中的小鸡。

这样的突袭可能危机四伏。内塔尼尔·罗尔赤得知,一天晚上,他的一名部下摸到穆斯拉拉,想背回一袋大米和一张波斯地毯,但是被阿拉伯军团的迫击炮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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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动也会导致一些离奇事件的发生。圣母院的一批加德纳小伙子,闯入了穆斯拉拉一家亚美尼亚人开的商店。这些渴坏了的小伙子,一口气喝下好几瓶自认为是粉红色柠檬水的东西。几小时后,沙提尔总部接到他们打来的、语气充满绝望的电话。“阿拉伯军团施放毒气了,”这些小伙子说,“我们迫切需要救援。”沙龙·德洛尔火速赶往这幢大楼。孩子们确实个个都病得不轻,不是对着地板干呕,就是目光呆滞地躺在床上。德洛尔拿起一瓶他们喝过的柠檬水,尝了一点,找到了阿拉伯军团的毒气之源。他们都喝醉了。瓶里装的是粉红色香槟。这些小伙子都出身于严格的正统犹太教家庭,谁也不知道这些饮料是什么。

除了哈加纳外,几乎没有耶路撒冷犹太人敢于冒险进入阿拉伯人控制区,不管他们多么饥饿。哈加纳5月14日和15日迅速占领的阿拉伯人家园的食物,早已被搜寻得一干二净。约瑟夫命令工程兵假装考察炮火损失,在犹太人的市区逐间搜寻抢劫者不小心留下的秘藏。

至少有一个41人的小社团幸免于耶路撒冷十万犹太人所遭受的残酷的饥饿之苦。毋庸惊讶,他们全都是法国人。他们被困在领事馆里,但是在阿拉伯人的封锁线后有一个秘密的食品供应点——那是锡安山下鸡鸣堂(St.-Pierre in Gallicante)里的圣母升天会神父经营的一个农场。这座教堂建立在据说是圣彼得在鸡鸣之前三次不认耶稣后流下悔恨泪水的岩洞上面,它和所属的农场饲养着7头母牛、100头猪和600只鸡。每天晚上,弗朗索瓦神父(Father François)就顺着西尔万(Silwan)谷滑到现在驻扎着红十字会的阿兰·康宁汉爵士故居,给领事馆带去满满一袋食品。一天晚上,弗朗索瓦神父决定给他被围困的同胞带去一份特殊的美味:三头小猪。在约伯井,一头小猪从口袋里拱了出来。在满脸厌恶的阿拉伯军团士兵的羞辱和威胁下,这位修士满街追赶着那只逃生的动物。

这天晚上,法国领事馆没有人在政府大楼迎接弗朗索瓦神父。毫不气馁的他,继续穿过一片田野,朝一个犹太基布兹走去,看是否能在那边联系上领事。此举差点让这位好心肠的修士丢了性命。他忘记了自己在前半个行程中打扮成阿拉伯人。他惊恐地用法语呼喊,终于让基布兹的守卫者平静下来,他们撕开口袋,恶心地倒退几步。袋子里面装着的东西,对于这些正统的犹太教徒的辘辘饥肠而言,和约伯井那边的阿拉伯军团士兵一样,也是极为排斥的。几小时后,经过萨比妮·努维尔夫人烤炉的烧烤,弗朗索瓦神父不受待见的乳猪,昂首挺胸,终于被端上了领事馆的餐桌。

然而,在其他耶路撒冷犹太人的餐桌上却是一无所有。6月4日,星期五,多弗·约瑟夫迫不得已向特拉维夫的大卫·本-古里安发出了最严峻的警告。他把最低配给从200克减少到150克,可以再供应市民5天面粉。“我们不能仰仗奇迹,”他警告说,“我请你想尽一切办法运送面包。每天至少17吨。试试用吉普车或骆驼行不行。”

虽有多弗·约瑟夫这么一说,但耶路撒冷还真得仰仗奇迹才能活下来,大卫·马尔库斯用来创造这个奇迹的工具就摆了在他面前——仅有的一台琐勒尔·博涅(Solel Boneh)建筑公司的推土机。哈加纳可不是美军,这台机器是他希望在“滇缅公路”的起点,拜特·吉兹这个阿拉伯人村庄看到的道路平整机、铲运机和液压挖掘机等众多机械中的唯一代表。

这位美军上校朝犹底亚山若隐若现的峭壁挥一挥手。“往那儿,”他告诉司机,“我们就是要穿过那儿。”

整个夜晚,拜特·吉兹成了一个建设工地。正前方,推土机沿着第一个山包的路面,一英尺一英尺地向前拓展。慢慢地、平稳地将表土、碎石铲到一边,填平山坡,连根拔掉树干。机械不够,马尔库斯和什罗莫·沙米尔就用人工。在推土机扬起的红褐色尘土里,一支劳动大军和石匠们挥汗如雨,咳嗽着,紧跟在推土机的后面,填平洞穴,平整地面,用斧头和锯子拓宽推土机的铲刀开挖出来的道路。

他们轮班作业,一批人马在拜特·吉兹睡觉,另一批就在工地劳动。白天,一道烟尘标志着他们在丘陵里的进度。入夜,山间回响着推土机的金属撞击声和突突声,翻过山岭,传到了拉特龙山顶。

马尔库斯确信,噪声和烟尘一定会令马贾利中校注意到他们的行动,下令轰击或攻打这一地区,于是在四周设下了前哨阵地和伏击圈。每天晚上,只要夜幕降临,全区停电掩护他们的行动,15到20辆吉普车便开了上来,车内装满3英寸迫击炮弹、步枪子弹和贝沙机枪。这些吉普车听凭劳工们拍打着金属车身,就像拍打小马的身体,在夜色中穿过筑路工人修筑的公路,向他们的挖掘机尚未触及的山腰驶去。

马尔库斯得到了第二辆推土机,施工速度加快了。但是,由于地形高低不平,又必须通过极为陡峭的山坡,每前进100码需要修筑300码的盘山公路。马尔库斯绝望了。奇迹的发生太花时间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在犹底亚丘陵中开辟出一条可供重型卡车通行的公路,恐怕耶路撒冷犹太人就要因为炮击和饥馑而屈服了。

* * *

除了埃米尔·朱米安的大炮每天定量射入耶路撒冷的炮弹外,现在又增加了第二种威胁。阿卜杜勒-阿齐兹上校的埃及军队从南部阵地上向城内发射空爆弹,弹片如同阵雨一般飞向街道。炮击杀伤生命、削弱士气、损失财产,确实让犹太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阿拉伯人显然发现了面包和水的配给计划。每次配给开始,就会有新的伤员源源不断运入拥挤不堪的医院。每一个可用的角落都挤满了伤员。气候渐热,苍蝇又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一开始,医院里的患者和工作人员试图把它们赶走,过不多久也就麻木了。伤员和医生一样,靠每天三次的一杯茶、一片面包、一勺果酱度日。

猛烈的炮击迫使多弗·约瑟夫的正常生活也结束了。白天,大多数商店大门紧闭,耶路撒冷街道上阒无一人,仿佛和夜晚并无二致。耶路撒冷的公民睡在自家的地窖或走廊里,他们已经善于依靠炮弹飞来的声音判断它们的落点。

《纽约时报》的达纳·亚当斯·施密特(Dana Adams Schmidt)发现,持续不断的炮击比他在四年欧洲战争期间所面对的任何事情都更加可怕。炮弹随机挑选受害者。施密特写道,一发炮弹穿过理发店橱窗,炸死了理发师和坐在椅子上的顾客,但是等在角落里的另一个顾客却毫发未损。他的一位熟人花了一整天,走遍全城,为她怀孕的妹妹弄到一杯炼乳。她带着她的宝贝回家,路上被爆炸的炮弹震倒在地。她受了重伤,但杯子里的牛奶却一滴也没有洒出来。

某些类型的市民成了当地的英雄。其中有给医院和面包店供水供电的兹维·莱博维茨的挑水工和亚历山大·辛歌高压线维修团队。十四五岁的加德纳小伙子冒着炮火,将各种情报从一个哈加纳阵地传递到另一个阵地。其中有一个叫托娃·戈德堡(Tova Goldberg)的黑发、戴着大镜框眼镜的女孩,总是一路跑着将情报送到目的地,她觉得这样炮弹炸到她的机会会更少一些。可她跑得还不够快。一天早晨,一发阿拉伯人的炸弹追上了她。被震呆了的女孩清醒过来,看见她的手从手腕处齐刷刷断掉,落在地上,而手指还紧紧攥着她的情报。她把它捡起来,交到要送去的哈加纳阵地。“这是你们的情报,”这个16岁的女孩说着,将断手递给一个士兵,“现在,请给我去找一个医生。”

耶路撒冷的犹太居民不会轻易忘记,西方基督教的中心叫嚷着要他们的城市国际化,对他们的痛苦却不闻不问。支持国际化的梵蒂冈、圣公会、东正教的主教公会,以及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觉得需要针对新耶路撒冷现在发生的情况,掀起一场抗议的风暴。对于城里被围困的居民而言,外部世界更加感兴趣的似乎是拯救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墓碑,而不是那里的犹太教居民。

随着城里伤亡人数陡增,穿过耶路撒冷的街道变成了一个痛苦而危险的经历。它的墙壁和电线杆张贴着死亡通知和那些为了保卫这个新兴国家而死去的青年男女的照片。6月初的一天,大街上贴出了一张在城南作战中丧生的年轻女孩的照片。第二天一早,她的父亲就像平日一样,7点钟准时来到办公桌前。即使丧女之痛也不会让多弗·约瑟夫中断他的重要任务。

6月5日,星期六,他被迫再一次削减城里的粮食配给。这是他最后能够做的事情:要是连这点配给也没有了,一定是什么也没有了。从今往后,他的耶路撒冷同胞每天将得到150克——四片薄薄的、潮湿的碎屑捏合的勉强可以称之为面包的食物,每星期八盎司干豆、豌豆和燕麦。

* * *

在城市的另一边,阿卜杜拉·泰尔少校耐心等待。每天手里都要提着一根轻便手杖,腰上别着一把镶珍珠的史密斯和韦森左轮手枪,巡视一遍他的阵地,这位年轻军官确信,他正在慢慢挤压这座犹太城市,最终让它屈服。从城内外交官搜集到的情报、哈加纳对拉特龙的两次绝望攻击,显示出他的敌人形势有多么严峻。6月5日,他首次看到一个迹象,表明事情就要水落石出了。比利时领事谨慎地提出了他的投降条件。

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忧虑令他略感不安。巴伯·艾尔·瓦德附近一个村庄的农民向他报告:“犹太人正在修筑一条通往耶路撒冷的秘密道路。”

哈贝思·马贾利中校已经观察到了推土机推进的烟尘,听到了它们的发动机夜间发出的回响。几天来,拉特龙附近的村民不断向他报告,大量犹太平民集合在拜特·吉兹和拜特·苏辛。当泰尔把农民的话转述给他,更加证实了他的怀疑。马贾利只消命令他的25磅大炮向该地区实施密集轰炸,就可以摧毁马尔库斯的计划,杀死那数十名工人。但是没有旅长同意并且增加弹药供应,他无法采取重大行动。于是就派他的副官鲁桑上尉,向英籍旅长阿什顿(T. L. Ashton)上校请求允许轰击该地区。鲁桑向这位英国人解释,他们确信犹太人正在修筑一条绕过拉特龙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

阿什顿满不在乎地耸了耸肩膀。“地形太复杂了,”他说,“那里都是山区。他们永远不会开出一条翻山越岭的道路。”

在把鲁桑送回团部之前,阿什顿给了这年轻的军官一道手令,要他转交马贾利中校。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将25磅大炮的弹药浪费在拜特·吉兹和拜特·苏辛地区。”

* * *

到了6月7日,星期一,多弗·约瑟夫绝望了。随着6月的第一个星期过去,怀着不断增长的恐惧和忧虑的心情,他眼睁睁看着锁在办公桌里的橙色文件夹中不断缩小的数字。每一列数字所代表的日用品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他在这一栏下面画上两道线,表示这栏里的商品已经没有了。

约瑟夫觉得,他们“就快要走到危险的尽头了”。在他的仓库里还剩下三天的食物。前景可怕得都不敢去想。“我打起精神,准备迎接那个可怕的时刻到来:耶路撒冷的妇女聚集在我家门口,哭着替她们的孩子要一点食物,而我,除了空空如也的仓库,什么也不能给她们,”某一天他回忆道,“我该向她们说些什么呢?”

在耶路撒冷郊区,这一天已经到来了。城里的面包师莱昂·安琪儿发现在他家门口,有一位妇女冒着阿拉伯人的炮击,来为她的孩子们讨一片面包。吕便·塔米尔,拿了几个肉罐头分给他的战友们,正好看到在路边因饥饿难忍而哭泣的一家人。

哈加纳意识到全城陷入绝境,准备再一次攻打拉特龙。约瑟夫担心,耶路撒冷甚至已经等不到这次攻击了。他并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但是在这个6月的上午,他将全副的焦虑和愤怒通过一纸电文向本-古里安倾泻:

难道我们必须仅仅满足于希望和可能性吗?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不断地警告,要派送粮食供应,可是什么也没有来。我建议了好几种方法,你不予回应。你设法送来了其他东西,为什么不送食品?为什么不为了耶路撒冷去征募成百上千坐在特拉维夫咖啡馆里的人呢?我倒要问你,如果行动失败——但愿不会发生这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我们星期五还收不到面粉,城里就会有人饿死。

* * *

那份电报给出的还能坚持的时间太短了,“滇缅公路”肯定来不及修。本-古里安召集他最亲密的合作者,要为这座陷入饥饿的城市找到一种补给食品的办法。办法只有一个。在马尔库斯推土机所能推进的最远点,以及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汽车能够驶入的丘陵之间,横亘着三英里陡峭的沟壑和高耸的斜坡。既然卡车根本不可能驶入这三英里的路,那么耶路撒冷十万犹太人的存活就只能靠另一种运输方式,也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方式:双脚了。

本-古里安的专家计算,如果能召集600人,每天背负45磅的麻袋,乘着夜色步行3英里,就可以翻山越岭,带去足够的食品,解救这座城市。

一小时后,巴勒斯坦电气公司的40岁抄表员平哈斯·布雷克(Pinhas Bracker)和另外几十人一道,接到了一个电话,命令他立即向劳工组织犹太总工会(Histadrut)报到。布雷克向妻子保证还要回来吃晚饭。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召唤;自1940年以来,他一直是保家团成员。

一排公交车等候着布雷克,几十个男子也和他一起受到召唤。他们一到,就被送上了公交车,有人告诉他们要去执行一个“短暂但非常特殊的使命”。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穿深色西装的银行职员、穿衬衫的公务员、工人、店员,甚至以色列最著名的民间歌手末底改·采拉(Mordechai Zeira)也在其中。

他们大多数人有两个共同点:都是城里居民,很少一次走半英里以上的路;都是中老年人,将要为耶路撒冷提供营养的腰和腿都已接近退休年龄了。

公交车把他们带到了比卢村的一座旧英军军营,拿雄行动的车队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在他们到来之前营地就已经开始行动起来。附近被匆匆召集起来的基布兹妇女,火速将面粉、大米、糖、菜干和巧克力装入那些男人将要携带的麻袋里面。

他们的领导约瑟夫·阿维达尔把他们集合在一起,介绍了将要进行的工作。就在说话的当口,他开始看到一些人的脸上流露出恐惧和怀疑的神色。这位替哈加纳制作手榴弹时失去一只手的俄罗斯磨坊主的儿子向前走了几步。因为情绪激动而声音嘶哑,他对面前的人们说,他们的耶路撒冷兄弟的全部粮食配给就只剩下四片面包了。他挥舞着一只手,指着那堆等待他们扛上肩的麻袋说:“你们每个人背上都要扛起食物,好让第二天还有100个犹太人能够活着。”

阿维达尔还有更多的惊喜。谢尔·费德尔曼圣诞节那天在安特卫普事后想起来才以每只20美分买下的300副行李架,最后还真的有了用武之地。阿维达尔命令这些匆匆召集起来的人将这些麻袋绑到行李架上,然后回到巴士。他们向犹底亚丘陵驶去。

* * *

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可以解救耶路撒冷,本-古里安决心抓住这次机会,只要还能做得到的话,那就是停火。在阿拉伯人断然拒绝联合国第一次停火呼吁后,英国向安理会再一次提出停战四个星期的呼吁。特拉维夫对其中两个停战条件十分不满:一是武器禁运,二是达到服兵役年龄的男子不得进入该地区。实际上,以色列人想要停战,正是为了做这两件事情。

虽然英国人改弦更张了,但是阿拉伯人继续抵制这一呼吁,如何让双方签署协议呢?这个难题摆在了联合国调解员福尔克·贝尔纳多特伯爵面前。这位瑞典外交官匆匆前往贝鲁特、开罗、安曼和特拉维夫寻求达成协议。6月7日,星期一上午,贝尔纳多特向阿拉伯国家联盟和特拉维夫提交了一份新的停战计划。它针对以色列的立场提出了一项特许。达到服兵役年龄的男子在停战之前,只要没有穿军服就可以进入该地区。

本-古里安觉得,他别无选择,只得接受。毫无疑问,他想:“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物资供应“到处紧缺”。他们在拉特龙已经两次失败,老城丢了,伊拉克人只要一动手,他们必将在杰宁遭到敌人的重击。埃及人距离特拉维夫仅25英里。只有在北部,他们占领了亚柯,将黎巴嫩人赶到边境,将叙利亚人逐出加利利,总算取得一些战果。他们的部队需要时间休整、重组和重新装备。耶路撒冷问题尤其迫在眉睫。尽管马尔库斯的筑路工人和他的挑夫付出了英雄般的努力,本-古里安越来越担忧:“阿拉伯人就要得到耶路撒冷了。”他打电报给贝尔纳多特接受停战计划,希望他的敌人也这么做。

* * *

就像几天前那样,阿拉伯国家联盟领导人在安曼聚首,就调解员的提议展开辩论。这一次,他们发生了严重分歧。

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让阿拉伯人接受停火。即使他们实际所得比他们热情宣传得更少,他们仍然让以色列人到处居于守势。然而现实并不乐观。

埃及军队夺取了大片领土,但征服的居住区甚少。一连串以色列人的垦殖点对其后方构成严重威胁。每个定居点的守卫者虽然手无寸铁,却顽强抵抗,埃及人不得不为征服他们付出高昂代价。以色列人的一次坚定反击,最终在特拉维夫以南阻止了他们前进的脚步。这场战斗暴露出埃及军队后勤供应的低效和腐败。医药、食品、水、汽油以及弹药等无所不缺。步枪卡壳,手榴弹在手中提前爆炸。级别较高的军官躲在帐篷里,不愿意和他们的下属同甘共苦,忍受沙漠的暴热。士气低落。部队里的年轻军官痛苦地感到,他们被抛进了一场既无准备也无装备的战斗,而在开罗,那些国家统治者继续不折不扣地过着他们舒适豪华的生活。

伊拉克人对他们的阿拉伯同胞也是失望至极。自5月14日,黎巴嫩摆出几个姿态之后,就一直消极作战,而叙利亚人,正如瓦斯夫·泰尔所预言的那样被彻底击败。虽然阿拉伯军团战绩显著,声名大涨,但是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一败涂地。伊拉克人、埃及人和外约旦人都依赖英国物资供应,随着即将到来的武器禁运,他们的武器、物资和配件一定会出现短缺。由于英国在5月14日没有做出任何努力,那么,现在就会积极劝说其中东朋友接受停火。

事件并没有完全像恩斯特·贝文的外交部所预测的那样。以色列人比想象中更加顽强,阿拉伯人则更加缺乏志在必得的信念。要以色列人以交出内盖夫以及其他地区为代价,求英国出面摆脱困境,看来是不太可能的。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安曼,叙利亚和黎巴嫩这两个为战争贡献最少的国家却最急于停火。哈吉·爱敏·侯赛尼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坚决反对停火,担心它会遏制阿拉伯人气势,动摇推动其投入战争的脆弱联盟。阿扎姆·帕夏也是这么认为。他现在觉得那场战争必须打下去,因为停战只会有利于他们的敌人。考虑到世界舆论,他觉得,停战期间阿拉伯人无法给自己提供补给,而以色列人倒是可以这么做。

格拉布对停火的前景“相当高兴”。他的阿拉伯军团完整无缺,他还注意到,“我们取得的胜利,比我当时带着疑虑参战时所期望取得的胜利要多许多”。

那位在众人规劝下才愿意宣战的历史学教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法鲁克有限的忍耐因为军队未能速战速决而更加缺乏了,现在诺克拉西就更为大胆地表达对于当时决定的重新思考。

“我们参加了一场本不应该参加的战争,”他对同事们说,他认为接受联合国的停火现在正是时候,“可以用四个星期改善我军状况。然后,我们也许就有希望赢得这场战争了。”

“你胡说,”阿扎姆·帕夏怒不可遏地说,“你的军队离特拉维夫只有25英里。你还没有被打败,就想马放南山了。你怎么认为犹太人愿意停火?你认为他们会无所事事吗?他们也会利用停火,你会发现此后他们比你强两倍。”

诺克拉西毫不动摇。“阿扎姆,”他说,“我的决定是根据我的总参谋长的意见做出的。我不会接受你关于我的士兵的建议。”

“你的建议,是从埃及参战以来最不了解情况的人那里得到的。”阿扎姆不屑地回答。这位阿拉伯国家联盟的秘书长担心,诺克拉西的态度只是为彻底退出战争的一个借口。他还知道,如果停火使埃及民众所期盼的大捷最后落空,那么,这些被每天战争公报误导的人就会被激怒。正如好战的宣传也要对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卷入战争负一部分责任,现在这种宣传也在威胁他们继续作战,而这正是阿扎姆的王牌。

看到停战的倾向显然占了上风,只有叙利亚人准备继续作战,阿扎姆从桌子上抓起一张纸。他气愤地写了一份辞职信,把它扔在桌子上。他说,他打算公开谴责凡是逼迫阿拉伯国家联盟停火的人,说着便大步流星走出会议室。

诺克拉西脸都白了,他跳起来,紧赶慢赶跟了出去。他在走廊里追上阿扎姆,一把揪住他的袖子:“阿扎姆,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是要杀了我啊。如果我带着你的辞职信和停火协议回到开罗,一定会被人暗杀的。”

阿扎姆被他的话打动了。他知道诺克拉西刚才的一番话的确是肺腑之言。虽然在政治上有分歧,但他们还是朋友,也曾一起经历过磨难。

“那好吧,”他说,“我接受停战。但是,阿拉伯人民将永远不会原谅我们做的事情。”然后,阿扎姆一声不吭回到会议室,撕掉了他的辞职信。

* * *

因为紧张而导致的沉默弥漫了整个公交车。答应妻子回家吃晚饭的巴勒斯坦电气公司抄表员平哈斯·布雷克,和公交车里许多其他人一样,猜想这么长时间还没回家会给家人带来多大的痛苦。公交车从比卢村出发,驶过胡尔达,朝拉特龙驶去。经过第七旅曾两次企图从阿拉伯军团手中夺取的十字路口后又行驶了两英里,公交车折向东面,驶上一条通往拜特·吉兹的泥路。

午夜时分,第一批公交车驶入犹底亚丘陵。高原上卷起一股寒风,让这些习惯穿着衬衫走在特拉维夫人行道上的人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前面绿色的、粉红色的和黄色的光带在夜色中跳跃,信号弹也许在通知那些隐藏的阿拉伯炮手他们的到来。听到马哈茂德·梅塔赫零星的迫击炮第一声呼啸,这些人立刻趴倒在公交车地板上。

经过一片仙客来和薰衣草,车队艰难地驶入拜特·苏辛,那是“滇缅公路”的最东端。这些人背着麻袋跳下车。

布罗尼斯拉夫·巴示麦,就是那位在特拉维夫绑架卡车,执行拿雄行动的军官,让他们排成一排。他让每个人抓住前面人的衬衣后摆,这样就不会在在黑暗中迷路。然后,巴示麦走到他们前面,开始在夜色中前进。

看着他们消失在夜色里,维维安·赫尔佐格因一个奇特的细节而感到震惊,“这些世界上最为健谈的人竟完全陷入一片沉默”。在大卫·马尔库斯看来,他们消失的身影令他想到“古代所罗门王大道上的商队”。

这批人途经马尔库斯的两辆推土机和他的劳动大军趁着夜色奋战不止,使公路向前推进。有些人正在敷设管道,很快就可以为耶路撒冷来的水罐车接水了。这些将最终缓解耶路撒冷众人干渴的水管,原先是准备用来替换希特勒大轰炸期间伦敦被毁掉的水管的。

走下一道缓坡,这条小道沿着一条陡峭的斜坡直通第一座山顶。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挑夫们的苦难开始了。由于没有一丝光线,有人被暗藏的石头绊倒,滑倒在地,只是抓住一丛野生胡萝卜或灌木,才没有滚下山坡。有一个人心脏病发作,翻落到山沟里,众人眼睁睁看着他从一块石头弹到另外一块石头上。他身后的人跨过他的遗体,继续向着置他于死地的山坡攀登。

有些人累得实在走不动了,一头栽倒在路边。最强壮的人挣扎着爬到第一座山顶,卸下重负,回过头来帮助他们。为了忘却攀登的痛苦,平哈斯·布雷克逼着自己回忆年轻时作为一家之长曾经在这些丘陵里快乐野餐的情景。其他人则想着阿维达尔的话,他们酸痛的后背上背负的,乃是十万犹太人赖以活命的粮食。还有一些人只想着如何深一脚浅一脚向前迈步。与他们的双脚擦地和绊着石头的声响相伴随的,乃是中年人上气不接下气的呼吸。一些地方的山坡极其陡峭,这些人不得不沿途抓着石头或者罕见的灌木根系,硬是把自己往上拽。有一种根系极深的野生浆果植物,给了他们最好的支持,这种植物因其盛开一种红花而被称为“马加比人的血”。

有些人用手和膝盖向前爬行。在山坡的另一面,那些站立不稳的人就肚子贴地,经过一块又一块岩石滑下山坡,就像螃蟹似的,确保他们背上弥足珍贵的货物不会受损。

这队人马一声不吭,继续前进。走在头里的巴示麦祷告拉特龙的大炮保持沉默,不要发射迫击炮,以免他们的远征变成一场灾难。终于在三小时后,他看到前方朦胧的黎明之中有耶路撒冷出来的挑夫,接过麻袋,搬到等候已久的卡车和吉普车上。多弗·约瑟夫绝望的呼吁终于得到回应。巴示麦从特拉维夫招募来的300人共同努力,给三万耶路撒冷犹太人带来了又一天的食物。

黎明时分,多弗·约瑟夫的仓储经理亚列·贝尔甘德(Arieh Belkind)抵达位于伊夫林·罗斯柴尔德学校的主要存储点。6月8日,星期二上午,他剩下的全部食物就只有几箱无酵饼了。在前去工作的路上,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即将发生的悲剧”。走到门口,他突然发现仓库地板上码着一堆麻袋。贝尔甘德弯下腰,打开其中的一个,伸出一根手指探了进去。那是面粉。他难以自禁地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