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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作者像在准备撰写本书时一样,需要得益于那么多的人,得益于那么多的资料。为了本书的写作,我们用了两年时间,竭尽所能,奔波于中东、美国和欧洲,那些为我们热心花时间提供帮助的人不计其数。此外,出于政治考虑,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情愿隐姓埋名。因篇幅所限,对于未能提到的许多人,我们怀着极大的感激和敬意,恳请他们的谅解。

在以色列,国防部信息处的陆军中校以利·巴尔-列夫(Eli Bar-Lev)及其助手,为我们安排的会见帮助甚大。革顺·里夫林上校,以色列军事出版社玛拉修特(Maarachot)的编辑给了我们诸多指导,让我们获得文件和文字记录。耶路撒冷市长泰迪·科勒克(Taddy Kollek)慷慨地把他市政当局的资料供我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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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本-古里安先生惠允我们进行了两次各有四小时的访谈,与我们仔细讨论他对1948年的回忆,他甚至打开日记,为我们朗读当时他写下的文字节选。梅厄总理的时间安排虽然甚紧,但仍给了我们一个长时间访谈,为了谈得更久一些,她甚至推迟了和一位离任外交官预定的会面。

大卫·沙提尔夫人亲切地把她丈夫卷帙浩繁的文件、日志和军事文件给我们披览,这对我们重构1948年耶路撒冷的状况,可谓弥足珍贵。以户·阿弗里尔花费大量时间为我们讲述他的武器采购经历,打开他的大事记、发票、银行存款单,他的“埃塞俄比亚人”订单的宝库,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还原了1948年的布拉格印象。约瑟夫·阿维达尔找出他长期封存的哈加纳档案,为我们逐一评论他精心保存的一挺又一挺机枪的资料,阐述地下武器商店的逐步演变。

我们和雅各·苏尔长时间漫步于耶路撒冷,通过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一个社区又一个社区,他为我们详细阐述该城的轶闻和复杂性。在拉特龙附近的乡村胡尔达,维维安·赫尔佐格亲切地重述了可怕的拉特龙战役。

在安曼,约旦信息部主任彼得·萨利赫和王室新闻官易卜拉欣·伊兹丁(Ibrahim Izzidine)对我们特别亲切,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侯赛因国王陛下惠允我们得到阿拉伯军团的文件。阿卜杜拉·泰尔也提供了我们诸多帮助,耐心地和我们一起在他安曼的家中坐了好几个小时,逐日回顾他在耶路撒冷战斗期间的活动。和维维安·赫尔佐格一样,马哈茂德·鲁桑也用日记和地图,为我们从阿拉伯军团的角度,讲述了他在拉特龙的战斗。

埃米尔·高里和巴贾·阿布欧·贾尔比耶给我们的帮助也很大,他们花大量时间,回顾了1948年巴勒斯坦非正规军,特别是他们死去的领袖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的作用。

两位黎巴嫩领导人——查尔斯·马利克博士(Dr. Charles Malik)和卡米尔·夏蒙——好心地为我们详细回顾了他们参与的联合国辩论,并且翻出他们当时整理的报告和电报。在开罗,我们要特别感谢穆罕默德·哈萨尼·海卡尔的帮助,感谢阿卜杜勒·卡德尔·侯赛尼夫人,她向我们展示了她丈夫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还要感谢安东尼奥·普利巴依,他分享了对法鲁克宫廷的看法。

约翰·格拉布爵士从繁忙的写作计划中抽出时间,回顾了1948年的事件中他发挥的重要作用。亚历克·柯克布赖德爵士、阿兰·康宁汉爵士、戈登·麦克米兰爵士和哈罗德·比雷爵士都花费时间,提供参考。

在美国,很多人曾经帮助过我们。我们要特别感谢克拉克·克利福德先生,他同意我们披览他的个人论文。我们还要感谢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杜鲁门总统图书馆里那些提供帮助的、专业的工作人员。国际红十字会的雅克·德·莱尼尔也给了我们他的私人日记,他对代尔·亚辛的回忆,也给了我们极大帮助。

我们要向和我们一起工作,完成此书写作的合作者表达最诚挚的谢意,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根本无法完成任务。其中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是多米尼克·科虹小姐(Miss Dominique Conchon),在最终完成本书的三年半时间里,她一直是我们重要的伙伴与合作者。她以体谅、聪慧和对我们工作不变的信心,归整我们的笔记、录音和文件,指导翻译,将800万页以上的原创性研究的卷宗排列得整整齐齐。在漫长而孤独地创作本书时,她是性格开朗的朋友和重要的批评家,并且一直监督着我们手稿的录入工作。

我们同样也要感谢我们的研究人员莉莉·里夫林(Lily Rivlin),她是位能干、坚定的访谈者,为我们在以色列的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苏莱曼·穆萨(Suleiman Moussa)先生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我们的巴勒斯坦朋友狄安娜(Diana)为我们访谈了许多她的同胞。法国科学院的勒内·克莱尔(René Clair)善意地让我们阅读了法文手稿,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科莱特·莫迪亚诺(Colette Modiano)夫人也始终提供我们支援——她的另一本关于中东的著述即将付梓。

海伦·费利昂(Hélène Fillion)、凯瑟琳·吉永(Catherine Guyon)、珍妮·科红(Jenne Conchon)和杰奎琳·德·拉·克鲁兹(Jacqueline de la Cruz)连续数小时地工作,忠实地为我们打字,将英文翻译为法文。我们要特别感谢吉涅特·达布罗斯基(Ginette Dabrowsky)和热内·达布罗斯基(René Dabrowsky),以及保罗列特·伊沙特(Paulette Isart)和亚历山大·伊沙特(Alexandre Isart)两夫妻在许多艰难时期,照顾我们的生活。

最后,如果没有在小富尔顿·奥斯勒(Fulton Ousler)掌门的《读者文摘》诸君的鼓励和支持,我们也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对他们,以及我们的朋友和编辑,纽约的彼得·谢伍德(Peter Schwed)、麦克·柯尔达(Mike Korda)、但·格林(Dan Green),以及巴黎的罗伯特·拉封(Robert Laffont)和比埃尔·布歇莫(Pierre Peuchemaur),以及我们的助手埃文·拉扎尔(Irving Lazar)和尼古拉·汤普森(Nicholas Thompson),我们致以最深的谢意。

于法国拉马蒂埃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