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Chap.1
在法拉盛草地公园做出的决定

1947年11月29日,下午,纽约法拉盛草地公园。在一幢曾是溜冰场的巨大空穴般的建筑里,57位联大成员中的56位集中在一起,将决定位于地中海东部一块狭长地带的未来。那里的面积仅为丹麦的一半,聚居的人口比圣路易斯还少,那里曾经是古代地图绘制员心目中的宇宙中心、少年世界的人类一切道路的终点:巴勒斯坦。

在联合国的短暂历史中,再也没有什么讨论可以比得上关于这块土地所引发的争论更能激发起人们的热情,因为,所有成员皆以某种方式与它的精神遗产相联系。摆在联大面前的是一项动议:将这块古老的地方分为两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一个犹太人国家。该项动议代表着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的集体智慧,这个委员会受命寻找一条解决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为控制巴勒斯坦长达30年斗争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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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动议,可谓地图绘制员的梦魇,往好里说是一种妥协,往坏里说令人憎恶。它将巴勒斯坦57%的土地划归犹太人,却不顾三分之二的人口以及过半土地是阿拉伯人的事实。在犹太国家里,阿拉伯人拥有更多土地,而在移民之前,那个国家容纳的犹太人几乎不足千人。每个国家分为三部分,由一些跨国公路相连,整个分治计划就是凭借这些公路发挥作用。两国在军事上均无险可守。 (1)

至关重要的是,自古以来就是巴勒斯坦政治、经济和宗教生活的重心的耶路撒冷,联合国的计划是拒绝两个国家拥有对它的主权。由于对耶路撒冷的情感既深且广,极易引发争议,不能将其委托给任何一个国家管理,因此,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建议,将在该城及其周边地区实行国际共管。

这项动议对于犹太人而言不啻为一个惊人的打击。再造一个没有耶路撒冷作为其首都的犹太国家,对于犹太民族而言无疑是一个诅咒:复活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

两千年前的离散归结为一句话:“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2) 散居犹太人的会堂最重要的一堵墙均面向东方的耶路撒冷。每一个正统犹太人家的墙面,也都不经意地命名为耶路撒冷。犹太新郎在婚礼上要将一只玻璃杯打碎在自己脚下,表示对圣殿被毁的悲哀,祈祷他的婚姻能够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激发喜悦和舞蹈。犹太人传统安慰人的话“愿全能者带给你和所有为锡安和耶路撒冷哀恸的人”,也令人联想到这座圣城。甚至召唤犹太人重返他们古老家乡的“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也是用耶路撒冷的一座山丘锡安来命名的。

多少代人,虽然无兴趣也无决心——甚至看不到任何可能性——前去仰望一下犹底亚的群山,但是每逢逾越节结束,都还会相互祝愿,“明年在耶路撒冷过节”。

除了这些精神上的牵挂,还有战略上的意图。耶路撒冷每三个人中有两个是犹太人。他们占巴勒斯坦全部犹太人的六分之一。占有耶路撒冷和一条通往大海的狭长走廊,犹太国家就能够在巴勒斯坦的犹大地区的垓心获得一处坚固的立脚点,否则该国将陷入险境,成为一块仰靠地中海鼻息的沿海飞地。

在梵蒂冈的敦促下,拉美天主教国家向犹太人明确表示,他们赞同巴勒斯坦分治,但代价是耶路撒冷国际化。没有这些国家的支持,以色列根本就没有希望获得分治所必需的票数。犹太人心情沉重地让步了,他们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却要付出失去耶路撒冷的代价。

虽然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提出的动议,令犹太民族——尤其是巴勒斯坦的60万犹太人——失去耶路撒冷,但是仍然承诺,他们能够实现两千年的梦想以及当下的迫切需要。以一种人类历史上无法比拟的持之以恒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犹太人念念不忘他们自公元70年就已被驱离的圣经时代的王国,即使千年的离散已成永远。在他们的祈祷里,在他们人生的重要时刻,在他们的仪式里,他们总是提醒自己,对于那块应许之地何其依恋,他们与那片土地的分离何其短暂。

他们的祖先是最早一批逃离美索不达米亚、以流浪为生的希伯来部落,在历史加给他们千年战争、迁徙和被奴役的诅咒之前,几乎没有踏足过这片土地。最终,他们在摩西的领导下逃离埃及,用了40年时间返回犹大底亚的山地,建立了他们的首个主权国家。

大卫和所罗门在位时,国力强盛,但持续不过百年。在欧、亚、非商道交会处生存,在这片强邻环伺的土地上建国,希伯来人注定要遭受千年不绝的入侵。亚述、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每个国家都调兵遣将,在此攻城略地。一次在公元前586年,另一次在公元70年,征服者给他们带来最严峻的考验,将他们流放,摧毁耶路撒冷摩利亚山上献给他们,也献给全世界之神耶和华的圣殿。多次的离散和随之而来的痛苦,孕育出他们对其古老故乡坚韧不拔的依恋之情。

令这情感变得更为炽烈、更加急切的,还在于这些离散的犹太人每到一个避难的港湾都会遭受迫害。犹太人受苦受难的根源在于另外一个宗教,悖谬的是,那还是一个致力于人与人相爱的宗教。早期基督教的教父们热情高涨,为了让异教的大众皈依基督教,就将一种灵性上的歧异强加给犹太人,以突出他们的宗教与其神学前辈之间的差别。提奥多修二世皇帝在其法典中将之合法化,用来声讨犹太教,破天荒地将整个犹太民族视为另类。

法兰克国王达戈贝尔特(Dagobert)把他们从高卢驱逐出去;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抓捕他们的孩子,迫使他们改信基督教;拜占庭皇帝赫拉克留(Heraclius)禁止犹太人的崇拜仪式。至于十字军,灵性上的歧异变成了系统的杀戮。十字军们叫嚣:“Deus vult!上帝所愿!”他们进军耶路撒冷,沿途摧毁每一个不幸的犹太社区。

大多数国家禁止犹太人拥有土地。以宗教组织起来的中世纪手工艺和商业行会不对他们开放。教会禁止犹太人雇用基督徒,而基督徒也不得居住在犹太人周边。尤为可恨的是,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的决议,将犹太人定义为一个不同的种族,强迫他们戴上区别性的徽章。在英格兰,是摩西所受十诫的石版之复制品;在德国,是一个黄颜色的O字,也就是后来第三帝国用来标志毒气室受害者的黄色之星的原型。

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以及后来的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将犹太人赶出他们的国家,并在驱逐他们之前剥夺其财产。甚至黑死病也被归在犹太人头上,他们被指控把蜘蛛、青蛙腿、基督徒的内脏和祭品碾成粉末,往基督徒的井水中投毒。大约有两百个犹太社区因为这种野蛮的狂热而惨遭屠戮。

在这些黑暗的世纪里,犹太人在西方唯一正常生存的例子是在哈里发统治下的西班牙。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犹太民族获得了他们在散居期间从未有过的繁荣。基督徒收复失地运动结束了这一切。1492年,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将犹太人逐出西班牙。

在德国,犹太人被禁止乘坐马车,进城时另外收费。威尼斯共和国用“隔都”这个词丰富了世界的语言,它是指威尼斯的一个区,Ghetto Nuovo——新犹太区,用它来管制犹太人。在波兰哥萨克叛乱时期,犹太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残暴、狂热的折磨,十年之间就有十万犹太人被消灭。在沙皇越过波兰西进时,世界上近半数的犹太人陷入了黑暗时期。犹太人被限制在历史上最大的隔都栅栏区里,12岁至25岁的犹太人被强制服兵役,他们还要为犹太食物以及安息日蜡烛缴纳特别税。犹太妇女必须领取妓女用的黄票,才能在大城市的大学中心逗留。1880年亚历山大二世遭暗杀后,在沙皇士兵的帮助下,暴徒肆意焚烧并屠戮一个又一个犹太社区,留下了一个新词:pogrom(大屠杀)。

数百年来,这些屠戮乃是在通往希特勒毒气室的道路上一个又一个血腥的里程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屡见不鲜,成为这个被压迫民族的可怕的遗产,对他们而言,第三帝国的焚尸炉只不过是其命运的最后的、最可怕的展示而已。

可是,非常反讽的是,造成犹太人对这种血淋淋的历史做出决定性反抗的事件,不是大屠杀,不是杀戮,也不是哥萨克士兵的野蛮暴行,而是一次好战的仪式,一次精神性的杀戮仪式,那就是1895年1月对艾尔弗雷德·德雷福斯 (3) 的公开羞辱。

在战神广场的空地上聚集的人群中,有一位名叫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的维也纳新闻记者。和德雷福斯一样,赫茨尔也是犹太人;和德雷福斯一样,他也过着安宁的生活,看上去已无可辩驳地融入了欧洲社会,很少关注自己的种族和宗教。突然,在狂暴的广场空地上,赫茨尔听到身边有个暴徒开始高呼:“处死叛国者!杀掉犹太人!”他感到一阵毛骨悚然。他明白了,人群的叫嚷并不是冲着德雷福斯的血,而是冲着他的血,冲着所有犹太人的血而来的。赫茨尔心烦意乱地离开现场,并在自己的痛苦中诞生了一个异象,改变了他的民族的历史和20世纪的历史。

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赫茨尔殚精竭虑,为它绘制了蓝图,那是一本一百页的小册子,名为Der Judenstaat ——《犹太国》。

该书开篇即言:“凡是下定决心的犹太人,必将拥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

两年后,在瑞士巴塞尔的一家赌场里,赫茨尔召开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发起了这场运动。参加赫茨尔大会的代表选举了一个国际犹太人执委会指导这场运动,创立犹太民族基金和土地银行,在他希望建国的巴勒斯坦购买土地。接着,他们为这个号称亘古长存的国家找到两个不可分割的符号:国旗和国歌。

国旗白蓝相间,代表犹太人在祈祷时所披的方巾塔利兹(tallith)的颜色。选作国歌的希伯来歌曲之名更加恰到好处,代表着赫茨尔及其追随者所拥有的最为丰厚的资产,那就是Hatikvah ——《希望》。

* * *

在赫茨尔的追随者们提议返回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从未绝迹,甚至在散居的最黑暗时期,犹太人的小型居住区仍散见于萨费德、提比利亚和加利利。与其他地方一样,他们在基督教统治下遭受过最残酷的痛苦。早期的基督徒禁止他们进入耶路撒冷,十字军则将圣城的犹太人活活烧死在会堂。

巴勒斯坦的穆斯林统治者稍微宽容一些。奥马尔哈里发让他们受到的折磨相对少一些。萨拉丁将他们带回耶路撒冷,一同带回来的,还有他虔诚的穆斯林;在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他们可以迈出返回应许之地的脚步。1860年,英国慈善家摩西·蒙特费奥里爵士(Sir Moses Montefiore)在耶路撒冷老城墙外建造了犹太村,他的同胞每人只要花一英镑便可以在城外过夜。到1895年冬天,当西奥多·赫茨尔见证艾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被撤职时,在耶路撒冷的五万居民中已有三万是犹太人。

世纪之交,俄罗斯的一系列变故掀起了巴勒斯坦移民的新浪潮。他们代表着赫茨尔运动的第一批成果。作为务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些移民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从他们中间诞生了领导这场运动长达半个世纪的领袖。其中就有吕便·沙里(Reuven Shari),克里米亚的律师,他的妻子是位钢琴家。“我刚拿到法律学位,便出门挖壕沟,”他回忆道,“而我的妻子则用她受过训练、用来演奏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双手去挤牛奶,因为这是我们开发这块土地唯一的手段。”

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19岁的年轻人,律师之子,名叫大卫·格林,来自普朗斯克(Plonsk),那是一座距离华沙西北38英里的工业小镇。靠着在父亲的书房门口偷听,他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那间书房乃是普朗斯克的锡安主义者最喜欢的聚会场所。大卫·格林并不喜欢父亲书房里的争论,他要去实践犹太复国主义,而不只是空谈。

他生活艰难。和他在巴勒斯坦的那一代人一样,他一开始就要忍受饥饿、疟疾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努力开垦这片他立誓要开发的土地。

在抵达巴勒斯坦的第二年,他从雅法(Jaffa)出发,穿过巴伯·艾尔·瓦德(Bab el Wad)峡谷,步行两天半,去寻找他生活原动力的象征耶路撒冷,但他发现的却是一座巴别塔。在犹太教的精神中心,这位震惊不已的犹太教小伙子发现,犹太人“相互之间说着四十种不同的语言,一半人不能相互交谈”。

他深信,如果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不同的犹太人社团根本没有希望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不久,他回到了耶路撒冷,担任了一份犹太复国主义工会报纸的主编,致力于复兴希伯来语。完成第一篇社论后,他看着页脚下自己的签名。希伯来语中没有什么姓氏叫“格林”的。他想了一想,就擦去他的姓,用一个新的希伯来字代替,从今往后,他就一直沿用这个姓氏。意思是“幼狮之子”。这个姓氏就是本-古里安(Ben-Gurion)。

半是因为同情犹太复国主义,半是因为竭力联合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协约国,英国为大卫·本-古里安及其追随者第一次提供了机会以实现他们的梦想。在给著名犹太银行业家族的英国分行首领沃尔特·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份117字的短笺中,劳合·乔治 (4) 的外务大臣亚瑟·贝尔福承诺:“英王陛下政府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这项承诺就是著名的《贝尔福宣言》,它包含一个条件:这个犹太民族的家园不得伤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区的公民和宗教权利”。这项承诺至关重要:在发出这些宣言的时候,大不列颠正在将巴勒斯坦从德国的战争盟友土耳其人那里分离出来。贝尔福的庄严保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吸收进了国际联盟委托英国治理巴勒斯坦的条款里。

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民族家园,在承诺中慢慢成长起来。曾经令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贝尔福宣言》之后第一个十年间感到沮丧的移民,随着波兰和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而大幅增长,在1935—1936年间达到高峰。犹太人的投资也滚滚而来。在英国委任统治的前15年,达到8000万英镑,几乎是英国这一时期预算的两倍。

除了历史的纽带、英国的承诺以及一个巴勒斯坦民族家园的肇始之外,一个更为惨烈的悲剧迫使犹太人在1947年向联合国要求成立一个他们自己的国家。战争结束后,犹太民族不得不直面一个极其恐怖的现实,其残酷性甚至从未见载于人类相残的史册——纳粹德国的毒气室有系统地屠杀了犹太人600万同胞。犹太人的当务之急,同时也让联合国表现出极大关注的是:尽快将大屠杀幸存者召集到巴勒斯坦,在那里创造一个强大的、自力更生的社会,以避免类似悲剧在犹太民众身上重演。联合国对他们权利的认可,在犹太人看来,仅仅是对于全世界带给他们的痛苦的公正补偿。

* * *

在阿拉伯人看来,尤其是在120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看来,将他们曾经作为主体民族生活了700年的土地一分为二,乃是白人的西方帝国主义强加给他们的巨大不公正,用来弥补他们犯下的罪过。除了个别例外,犹太人数百年来相对安全地居住在阿拉伯人中间。散居的黄金时代是在哈里发统治的西班牙时期,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欧洲关闭大门时也欢迎犹太人。以德国毒气室为顶峰的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犯罪行为,出自欧洲的基督教国家,而不是伊斯兰教的东方国家所为,不是阿拉伯人的主张,应当由那些国家而不是他们来承担这些罪行的后果。除此之外,在阿拉伯人看来,700年的连续居住,相比于犹太人的历史渊源——不管这渊源有多么深远,他们更有资格主张对这片土地的权利。

在阿拉伯人眼里,《贝尔福宣言》纯粹是帝国主义行为,是英国人拿他们根本无从主张权利的土地的未来作为抵押,在宣言发布之际,丝毫没有顾及占巴勒斯坦92%人口的阿拉伯人的愿望。对阿拉伯人而言,巴勒斯坦冲突乃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该寿终正寝了,在那个时代里,欧洲殖民势力任意摆布亚非世界的非白人命运的不当行为,必须得到纠正。

就像这些民族一样,阿拉伯人在长期主宰他们事务的列国面前也有自己的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大卫·本-古里安在耶路撒冷签发他的社论之后不到一年,七名年轻的阿拉伯人,其中两名是巴勒斯坦人,在大马士革开会,成立了一个秘密会社。他们起了一个诱惑性的名字:艾尔-法塔特——“少女” (5) 。其宗旨是将阿拉伯世界从奥斯曼帝国解放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它代表着复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宣言,对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犹太人主张巴勒斯坦的权利提出异议。

阿拉伯人也有他们自己的《贝尔福宣言》。因急于鼓动阿拉伯人起来反对德国的土耳其盟友,英国承诺支持阿拉伯人建立一个庞大的独立国家,作为对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的回馈。这一承诺包含在驻埃及的特派代表亨利·麦克马洪与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领袖、麦加的谢里夫之间的八封往来书信之中。

麦克马洪这些以含糊的外交用语著称的书信里,并没有提到“巴勒斯坦”,但是字里行间的语气令阿拉伯人相信,承诺他们建国的疆域包括了巴勒斯坦。1916年,在T. E.劳伦斯的鼓动下,他们发动了那次著名的起义。

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举行的暗中谈判,从根本上淡化了英国驻埃及特派代表向阿拉伯人所做的承诺。如果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肢解,那么法国就坚持要分得它的那一份战利品。一份称为塞克斯-皮科的秘密协议——这份协议分别以参与签订的两人的名字命名,马可·塞克斯爵士代表英国,雅克·乔治-皮科代表法国——最终让法国捡了一个大便宜,英国承诺支持的那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大片土地,竟然也在其“势力范围”内,而阿拉伯人对此竟然一无所知,也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

阿拉伯人感觉到自己被英法两国出卖了,他们对巴勒斯坦的权利又遭到《贝尔福宣言》的反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终于如梦初醒。他们狂怒的焦点便不可避免地集中到犹太复国主义,回到阿拉伯人觉得已经答应给他们的土地上了。

而对于那些获得英国允许,来到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的犹太人而言,他们倾向于按照圣经时代对这片土地的描绘来想象这个国家。那些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异族人竟然会和他们争论这片土地的所有权,的确令他们震惊不已。从官方角度看,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多年来对于阿拉伯人的存在,以及他们对这块土地拥有所有权的主张,从来不闻不问。赫茨尔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演讲中根本没有提到过阿拉伯人,他在著述中认为阿拉伯问题无足轻重。

直到1925年,也就是《贝尔福宣言》发布之后的第八年,查伊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才警告说:“巴勒斯坦不是罗得西亚,那里住着60万阿拉伯人……他们同样拥有对家园的权利,和我们拥有的对家园的权利一样。”

犹太复国主义的早期先驱们深受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先知的影响,他们和这些先知同样遭受沙皇的迫害,渴望建立一个将犹太教传统和社会民主相结合的国家。他们已经将犹太复国主义转型为某种实质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运动,令其追随者充满社会纪律和集体责任的意识,这对他们之后的成功至关重要。

在他们最基本的构想中有一个观念,认为犹太民族要靠体力劳动获得救赎,用荒废已久的工作的汗水荡涤他们在隔都中养成的精神状态。对于他们的犹太国家理想而言,挖掘壕沟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哲学家的主义。他们决心建立一个拥有各种技能的工人阶级队伍,要求犹太劳工替犹太企业干活。犹太总工会(Histadrut)迫使犹太厂商只能雇用犹太工人。随着犹太复国主义者获得土地——许多是从贝鲁特的阿拉伯外居地主手中得到的——他们赶走靠这些土地为生的阿拉伯佃户,把它们留给犹太定居者。那些被这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策逼得背井离乡的阿拉伯农民流动到城市,又发现了另外一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政策:犹太总工会禁止他们在多数犹太人拥有的工商业机构里面工作。

犹太人热心推动希伯来语和希伯来文化的复兴,维持着他们自己的效率极高的教育体系。通过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他们安排自己的政治事务,将阿拉伯人撇在一边。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团有一种倾向,认为他们是一个独立行动的团体,生活和教育水平较高,而阿拉伯人则低人一等。

在阿拉伯人看来,那些犹太人引以为豪的文化设施,对他们的土地造成了侵略。犹太复国主义的劳工政策,必然导致一个新的无家可归的城市贫民阶级形成。犹太人倾向于生活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框架里,自认为高阿拉伯人一等,这令阿拉伯人深感痛苦和怀疑,扩大了这两个社团之间的鸿沟。

和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邻居相比,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抱负晚了半个世纪才形成。由于工业和社会的落后,并且刚刚摆脱数百年受压迫的殖民统治,这些阿拉伯人对于现状的反应只能是朴素、幼稚的。他们不断拒绝每一个提出的妥协方案,坚持主张:既然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所有权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那么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讨论,都只是赋予它本来就不存在的有效性。由于他们狂热的领袖拒不让步,他们的立场使他们一再丧失机遇,根本无法限制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坐大,无法明确分清他们在那里的权利。相反,阿拉伯人的怨愤周期性地爆发,在1920年和1929年,以及1935—1936年彻底反对英国统治的叛乱中演变为暴力行动。

现在,阿拉伯人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分为两个国家,他们提出了一个不具现实性的动议,体现了他们30年来一贯的态度。那就是主张建立一个单一的、阿拉伯人的国家,犹太人可在这个国家里作为少数民族存在。他们甚至提议,让一位曾经参与纳粹德国屠杀600万犹太人的、狂热的阿拉伯政治领袖来领导这个国家。

在统治了巴勒斯坦30年的英国看来,这场争论不管多么不体面,总算是结束了一场噩梦。巴勒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年后的那个11月下午,是全球唯一一个还有英国士兵战死疆场的地方。

英国起初为减轻自己的负担对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所做的自相矛盾的许诺,现在让自己深陷巴勒斯坦泥潭。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英国顾忌到阿拉伯人的反应,坚决不许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大规模移民巴勒斯坦,这导致和犹太人发生公开冲突。这场冲突十分严重,以至于需要十万英军——一个士兵对六个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维持一种摇摇欲坠的秩序。由于无法自己解决问题,英国最终把这个难题抛给了联合国。

凡是支持用分治来解决巴勒斯坦困境的国家,没有一个像美国那样承受重重压力,并被迫赞同、通过法拉盛草地公园计划。迫于世界上人数最多、最有影响力的犹太社团的强大压力,美国立法者听任那些赞同巴勒斯坦分治,呼吁不要禁止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请愿书、宣言和声明如同洪水一般四处奔涌。然而,这也是一个讽刺的时刻,美国巴勒斯坦政策虚伪的一面也暴露无遗,正当联合国大会的讨论引起对成千上万无家可归者的同情之际,美国国会拒绝通过自己的难民救济法案。同样也是这些美国立法者,在1946年的前八个月,一边毫无保留地敦促250万犹太难民登陆有着1200万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一边只允许4767名难民登上美国的应许之地的海岸,这只相当于一艘非法的巴勒斯坦移民船“出埃及”号上的难民人数。

在白宫的直接命令下,美国动用各种手段,向那些反对分治或者尚未决定是否支持分治的联合国成员国施压。杜鲁门总统以个人名义,告诫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赫谢尔·约翰逊(Herschel Johnson),“分治投票必须通过,否则我们就要付出陷入地狱的代价”。他的顾问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直截了当地威胁法国驻联合国代表亚历山大·巴罗迪(Alexander Barodi),如果法国反对分治就切断联合国对其的援助,着实让他大为震惊。

虽然做出了上述努力,在原定联合国大会投票的日子,1947年11月26日,支持分治的国家仍然面临着一次可以预见的失败。通过决议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赞成。为了抵消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选票,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犹太代办处的领袖们需要22票,多于联合国大会的三分之一票数。为了冲抵每一张反对分治的额外选票,他们还缺两张赞成票。代办处的“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 (6) ,一边计算那个星期三上午联合国大会57个成员国的选票,一边警告他的同伴:“太悬了,我们必须再拖一拖。”

在经历了两千年的等待之后,犹太民族还需要再等待一小会儿,找到所需要的额外时间,确保获得通过分治决议的足够选票。夏里特选择的策略是用冗长的演说,迫使在星期三举行的会议延期,不能发起投票。他们的拖延战术不仅为犹太代办处领导们赢得了一个额外的晚上,还有一个感恩节的休会期,这期间他们可以拉还不够数的选票。

在至关紧要的休会期间,四个反对分治的国家,希腊、海地、利比里亚和菲律宾承受了种种外交压力和威胁。美国再次动用白宫的威慑力,施加其巨大的影响力以支持犹太人的事业。两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以个人名义发电报给菲律宾总统卡洛斯·罗哈斯(Carlos Rojas),警告说:“菲律宾如果还是继续努力投票反对分治,它将失去数以百万计的美国朋友和支持者。”26名议员发电报给罗哈斯,敦促他改变菲律宾的投票。菲律宾大使被白宫召见,听取了直白而强硬的新闻发布会。最后罗哈斯命令他的代表团“以国家更高的利益”,改弦更张,投票赞成分治。

在受到犹太人抵制其产品的威胁之后,凡士通橡胶公司的哈维·凡士通(Harvey Firestone)亲自干预利比里亚总统杜伯曼(Tubman)。杜伯曼被告知,如果利比里亚不改弦更张,公司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扩大橡胶种植面积的计划。资深政治家阿道尔夫·A.博尔利(Adolf A. Berle)也出马了,给海地政府施加压力。希腊人则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他们所日益仰仗的援助者正面临一场内战,另一方面又担心散布在阿拉伯国家中的许多希腊殖民地也重演分治的历史。

直到11月29日,星期六下午,第一批代表团开始进入他们临时搭好的投票厅进行投票时,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早在第一辆运送代表团的黑色豪华轿车驶入这幢曾经的大溜冰场时,唱着歌的、喧闹的人群就站立在大街两旁,挥舞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和标语牌。

慢慢地,为代表团保留的300个座位开始有人入座。沙特阿拉伯的国家首脑埃米尔·费萨尔·伊本·阿卜杜勒·艾尔-阿齐兹(Emil Faisal ibn Abd al-Aziz)穿着黑色和金黄色相间的长袍,神态庄严,引导阿拉伯代表团就座。会议厅十分拥挤,犹太代办处的几位代表只好挤在新闻记者席观察会议进程。尊贵的科学家查伊姆·魏兹曼没有出现在队伍中。魏兹曼做了25年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家,是主要的谈判能手,曾经促成英国发表《贝尔福宣言》。他全部的生命旅程,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可是,当三个年轻同事到他的宾馆包间里喊他时,他情绪太过激动以至于不能离开。他紧紧抓住门,靠在上面开始啜泣。

开场仪式很简短。现在各代表团的立场广为人知,几个月的争论最后将人们带到了这个星期六的下午。

英国的亚历山大·卡多甘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神情孤傲、凛然,一副淡定的样子。十天前,他字斟句酌地阐述了英国的政策。英国将听任巴勒斯坦随时做出自决。联合国大会不必寻求英国政府的协助,制定任何尚未得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接受的计划,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过只有英国自己明白——卡多甘的声明清楚地表明,对于巴勒斯坦事务,英国洗手不干了。从那以后,英王政府对争议的唯一贡献就是为一份委员会的报告加上一个句号。

5点刚过,大会主席、巴西人奥斯瓦尔德·阿兰哈(Oswald Aranha)敲响槌子,制止最后一位发言人,向他面前的人们庄严宣布,现在就巴勒斯坦分治的建议开始投票。摩西·夏里特从观察员席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些即将为他的民族历史做出最重要的投票决定的沉默的人。他第一百次默数他的票数,不敢想象失败的代价,他明白,正如他向大会警告的那样,他的人民“决不接受任何让他们屈服于多数阿拉伯人的企图”。

距观察员席不远,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代表贾玛尔·侯赛尼(Jamal Husseini)也在等待开始投票。几分钟前,在代表团前厅,他重申过去数周来一再重复的威胁:如果联大投票分治,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将在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下,在英国离开之后立刻向这一决定宣战。

助手在阿兰哈面前放了一只投票箱。票箱里有56张纸片,每张纸片写着大厅里代表国家的名字。阿兰哈伸出手,慢慢从箱子里取出纸片,计票由此开始。他展开纸片,向他面前的人们看了一眼。

“危地马拉。”他宣布。

话音刚落,全场一片寂静,甚至记者席也鸦雀无声。有一瞬间,300名代表、观察员、新闻记者都感到了敬畏,他们意识到,在这个时刻即将做出重大庄严的决定。

危地马拉代表站起来。与此同时,从观察员席上,一声尖厉的希伯来语的呼喊打破了会议厅的寂静:“Ana Ad Hoshiya,主啊,拯救我们吧!”这是饱受岁月沧桑和痛苦的人发出的呼喊。


(1)  20年后,六日战争结束时,以色列国统治的地区三倍于分治计划分配给它的疆域,而实际国境线仅为1947年的一半。——原注

(2)  《旧约·诗篇》137。

(3)  艾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 1859—1935),犹太籍法国军官。19世纪90年代受法国军事当局诬陷犯有叛国罪,被革职并处终身流放。著名作家左拉曾对此案进行控诉。

(4)  劳合·乔治(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国自由党领袖。于1916年至1922年担任英国首相。

(5)  勿与当代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埃尔·法塔赫相混淆。——原注

(6)  Sharett的姓当时写作Shertok。关于他以及其他在1948年5月14日之后使用希伯来语名字的著名人士,为简化起见,本书提及他们时,均使用公众熟悉的通用名。——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