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犹太问题解决方案
第一阶段：驱逐

如果这是一场常规的庭审，庭审上控辩双方展开揭示真相、维护公正的拉锯战，那么此刻就该轮到辩方辩护，验证艾希曼是否比眼前有更多对其在维也纳行为的荒诞解释，还有他对现实的扭曲是否只是他个人的欺骗行为。早在审判开始很久前，足以将艾希曼送上绞刑架的那些事实就已是“板上钉钉”的了，而且所有纳粹政权的研究者也已心知肚明。控诉方试图在现有证据之外提供新的事实，这的确会对判决结果有影响；但是，假如辩护方拿出自己的证据向控诉方施压，那么这些新证据永远不会呈现出“不容任何理性质疑”的面目。因此，除非对某些众所周知但塞尔瓦蒂乌斯博士选择忽略的事实给予一些重视，否则，尽管有关艾希曼审判的报道引人关注，但是任何一则关于艾希曼事件的报道都是残缺不全的。

艾希曼对“犹太问题”观点不清、理念不明，就尤其能够说明问题。交叉询问期间，他告诉主审法官，他在维也纳“视犹太人为值得尊敬的敌人，应为双方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对彼此都公平的解决方案。……我所设想的解决方案就是让犹太人有自己的立足之地。我很愉快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十分高兴、愉快地为达成这一解决方案与各方合作，因为这一解决方案也是犹太人民自己所赞成的，我认为这是最适当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他们“齐心协力”的真正原因，这也就是他们“互惠”工作的真正原因。离开这个国家是为了犹太人的利益，尽管可能并非所有犹太人都能理解；“得有个人来帮助他们，协助这些上层元老行动。这个人就是我”。如果这些犹太元老是“理想主义者”，即复国主义者，他便尊敬他们，“平等对待他们”，耐心听取他们的“要求、抱怨和支援申请”，尽最大可能信守“承诺”——“现在人们都快忘记那段历史了”。除了他艾希曼之外，还有谁拯救过数十万犹太人呢？若非有他伟大的追求和组织天赋，怎么能够使得这些犹太人及时逃走呢？的确，他不能够预见“最终解决”的到来，但是，他已经救过他们了，那是不争的“事实”。（在审讯期间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艾希曼的儿子跟美国记者们讲述了同样的故事。这肯定已经成了家族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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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辩护律师不曾支持艾希曼所说的他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艾希曼承认，如同他在萨森访谈中所说的，他“对他的任务并不曾冷漠得如一头被带往牛圈的公牛”，说他跟那些同事们截然不同，他们“从未读过任何基础读物[比如赫茨尔的《犹太国》]，不曾通读、掌握、津津有味地咀嚼”，因此他们缺乏“对工作由内而外的热情”。他们“无非是办公室苦力”，对他们来说一切事情都是由“句段、命令”所决定的，“他们对此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简而言之，他们就是“小齿轮”。同时据辩护律师称，艾希曼本人也曾一样。假如这不过意味着对于元首命令的无条件服从，那么他们所有人都曾是小齿轮——甚至希姆莱也是。希姆莱的按摩师费利克斯·克斯滕曾言，就连希姆莱对最终解决也并不欢欣鼓舞；而艾希曼向警官证实，他的直系上司海因里希·米勒不会提出任何诸如“生理灭绝”这等“残忍”方案。在艾希曼眼中，小齿轮理论根本不是重点。他当然并没有豪斯纳先生希望的那样重要，毕竟他不是希特勒；而谈到犹太问题的“解决方案”，他也不像米勒、海德里希或者希姆莱那样举足轻重。他不是自大狂，但是他也并非辩护方所希望的那样无足轻重。

艾希曼对事实的歪曲令人恐惧，因为事关恐怖行径；不过从根本上说，这同人们在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之所见所闻并无太大差别。例如1961年，议会选举之年，原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曾针对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展开竞选攻势。勃兰特在希特勒时代曾避难于挪威。施特劳斯问勃兰特：“那十二年里您在德国境外都做了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德国国内做了什么。”语气中满是无辜，无人提出异议，更不用提醒这位波恩政府成员，那十二年里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已是臭名昭著。这一问题显然问得很成功，随后也被广泛报道。最近，一位备受尊敬和瞩目的德国文学批评家笔下也流露出同样的“无辜”。此人大概从来没有加入过纳粹党。回顾针对第三帝国文学的一项研究时，他说起该研究的作者属于“那些在野蛮爆发之时将我们遗弃的知识分子”。这位作者当然是犹太人，他被纳粹驱逐，而且遭到《莱茵水星报》的海因茨·贝克曼这等非犹太人的排挤。巧合的是，“野蛮”这个在今天常被德国人用来形容希特勒时代的词，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一种歪曲，似乎犹太与非犹太知识分子逃离的是一个对他们而言不再“优雅”的国家。

尽管艾希曼在优雅程度上大不如政要和文学批评家，不过另一方面，要是他的记性没那么糟糕，或者假如辩方出手相助，那么他大可引用某些不容争辩的事实来支持他的说法。因为“毫无疑问，在犹太政策的最初阶段，国家社会主义者认为应采取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汉斯·拉姆）。就是在这个最初阶段，艾希曼了解了犹太人。他当然不是认真对待这套“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唯一一人；德国犹太人自己也认为，通过一种新的“异化”过程去解除“同化”就够了，并且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趋之若鹜。（并无确凿数据印证这场运动的发展，但是，在希特勒执政的头几个月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创办的《犹太周报》每周发行量从约五千至七千份增至近四万份；另外，犹太复国主义者资助组织的人数在1931—1932年还少得可怜，可到了1935—1936年，已经达到此前的三倍之多。）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犹太人想要迁居巴勒斯坦，而更是一种尊严问题。《犹太周报》主编罗伯特·威尔驰创造了“怀着骄傲戴上它，黄色的星标!”这一流行口号，反映了普遍的情绪状态。这一口号是对1933年4月1日破产日的回应，其成形时间比纳粹强迫犹太人佩戴徽章（白底上的六角黄星）还要早六年多。口号的辩论意义直指“同化主义者”以及所有拒绝参与新近“革命发展”的人，那些“总是落后于时代的人”（“永远活在昨天的人”）。在法庭上，来自德国的证人重又提起这句口号，而且个个情绪激动。他们忘了一点，罗伯特·威尔驰本人，一个极为卓越的记者，近些年曾说过，假如他能够预见事态的发展，当初绝不会写下这句口号。

抛开所有口号和意识形态的争论，那些年里活生生的事实是，只有犹太复国主义者有机会同德国高层洽谈。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怀有犹太信仰的德国公民联合会是他们当时的头号犹太对手。这一组织囊括了当时德国境内百分之九十有组织的犹太人。其内部章程里明确表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同反犹主义者做斗争”，因而突然间就成了“国家敌对”组织。尽管实际上并没有，但假如它胆敢按计划行事，那么它早就已经被迫害。希特勒执政初期，犹太复国主义者将其看作是“对同化主义的决定性打击”。于是，至少在一段时期内，犹太复国主义者参与到纳粹高层的行动中来。他们还相信，伴随犹太青年和（他们期望的）犹太资本家移民巴勒斯坦，“异化政策”能够成为一个“对彼此都公平的解决方案”。当时，这种看法得到许多德国官员的支持，这种言论似乎也一直非常普遍。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一名德国犹太幸存者的信件提到，纳粹任命的帝国联合会中的所有领导职位都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担任（而犹太人的帝国代表大会原由复国主义者与非复国主义者构成）；此时纳粹也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是“‘正派的’犹太人，他们也跟纳粹一样从‘国家’的角度思考”。可以确定的是，没有哪个著名的纳粹在公开场合有过这种言论；从开始到结束，纳粹都在狂热地、毫不含糊地、毫不妥协地宣扬反犹主义，导致那些没有在极权专政下生活过的人们以为这一切“只是喊喊口号”罢了。有一段时间纳粹高层与巴勒斯坦犹太人代理处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即Ha’avarah，或称转移协定。该协定允许去往巴勒斯坦的移民在当地把钱财换成德国商品，到岸后再换成英镑。很快，这就成了犹太人携带钱财的唯一合法方式（要么犹太人就得开一个冻结账户，身处国外的人只能在扣除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九十五的财产之后才能将此账户结清）。结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美国犹太人不惜一切代价抵制德国商品的时候，巴勒斯坦却充斥着“德国制造”。

对于艾希曼来说，来自巴勒斯坦的特使意义更加重大。他们可以主动接近盖世太保和党卫军，无须听从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或者巴勒斯坦犹太人代理处的调遣。他们之所以亲自上门，是为犹太人非法移民到英属巴勒斯坦争取支援；在这件事上，盖世太保和党卫军都愿意帮忙。他们在维也纳同艾希曼展开磋商，称他“彬彬有礼”，“不是动嗓门儿的人”，还说他给他们提供农场和便利设施，以便给有前途的移民建立职业训练营。（“有一次，他把一群修女从修道院里赶出去，好给青年犹太人做训练营”，另一次，“[准备好]一列纳粹军官押送的特殊火车，宣称开往南斯拉夫的犹太复国主义训练营，实则为确保一批移民安全通过边境。）根据乔恩·金奇和戴维·金奇的讲述，在“所有主要人员的充分配合之下”（The Secret Roads：The “Illegal” Migration of a People，1938—1948，London，1954），这些来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使用和艾希曼大同小异的语言。他们由巴勒斯坦的屯垦公社派到欧洲，他们对救援行动不感兴趣，因为“那不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想要做的是选择“合适的材料”。在灭绝计划之前，他们的主要敌人并非那些令犹太人在故国（德国或奥地利）无法生存的人，而是对他们封锁通往新家园之路的人；那个敌人无疑是英国，而不是德国。实际上，他们与当地犹太人不同，他们因为享受托管保护，所以是站在平等的立场与纳粹政权交涉。他们很可能是第一批公开讨论共同利益的犹太人，也自然最先获许从集中营中“挑选年轻的犹太人”。当然，他们还不知道这桩交易预示着怎样的灾难；不过他们起码还相信，若是挑选犹太幸存者，应该让犹太人自己来挑。正是这个彻底错误的判断，令大部分没有被挑选出来的犹太人最终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两个敌人，即纳粹上层和犹太上层。艾希曼自称在维也纳期间曾拯救过数十万犹太人，这个荒诞的说法曾广受舆论嘲讽，却匪夷所思地得到了犹太历史学家金奇有理有据的支持：“整个纳粹专政期间最矛盾的一章就这样拉开序幕：即将以杀害犹太人民的主谋之一身份载入史册的人，同时也是拯救欧洲犹太人的积极分子。”

艾希曼的困境在于，他记住的事情里面没有一件可以证明他的故事可信，而资深的辩护律师甚至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说。（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本可以传唤前特工组织阿利亚·贝特[1]成员作为辩方证人，那些人肯定还记得艾希曼，他们现在就生活在以色列。）艾希曼的记性只有在直接关涉他的仕途时才好使。他记得他在柏林接待过一名巴勒斯坦高官，后者给他讲述了集体定居点的生活，他还带这个人外出吃过两次饭。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这次会见以对方正式邀请他出访巴勒斯坦而结束，假如到了巴勒斯坦，犹太人可以给他展示这个国家。他非常高兴，没有一位纳粹官员能够去“一个遥远的异国”，而他则获准出这趟差。法庭认为他是被派去执行“间谍任务”的，这点不容置疑；不过，这跟艾希曼对警方讲述的内容并不冲突。（实际上，这项计划无果而终。艾希曼跟他部门的一个记者、某个叫赫伯特·哈根的人刚爬了海法的迦密山回来，英国官员就将他们遣送到埃及并且收回了他们去巴勒斯坦的入境许可。按照艾希曼的说法，“分属哈伽纳[犹太军事组织，后来成为以色列军队的核心]的人”到开罗去见他们，而他对他们讲的话，成了艾希曼和哈根奉上级命令为宣传目的而写的一份“彻底负面报道”的主要内容。这一报道得以适时发表。）

除了这些微不足道的胜利，艾希曼只记得自己当时的情绪以及应景的口头禅。埃及之行是在1937年，早于他在维也纳的活动；而从维也纳起，他只记得大环境以及他感到怎样的“兴奋”。即便他一时的情感和附属的辞藻早已与新时代脱节（新时代总是需要不同的情感和不同的“振奋人心”的辞藻的），他也从不淘汰更新，真是匪夷所思。警方审讯期间，他一再这样重复，人们差点就相信，他的维也纳时期真的是田园野趣。由于他的思想和情感完全缺乏连贯性，这份真诚甚至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也毫发无损：他在维也纳期间(1938年春到1939年3月），纳粹政权就放弃了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纳粹运动的本性就是变动不定，年深月久，越发极端；但是其成员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心理层面上总是比运动落后一拍。他们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才能跟上这场运动；或者，像希特勒常说的那样，他们无法“跳出他们自己的影子”。

然而，比任何客观事实都更要命的是艾希曼本人的烂记性。艾希曼能清楚回忆起一些维也纳犹太人，比如勒文赫斯博士和商务顾问施多弗尔。但他们两人都不是巴勒斯坦特使，无法证实他的故事。约瑟夫·勒文赫斯在战后写过一本非常有趣的回忆录，谈到了他同艾希曼的谈判（审判呈上的少数最新证据之一，艾希曼读过其中部分内容，对其主要陈述表示赞同）。勒文赫斯在犹太元老中最先做到把整个犹太社区组织成一个受纳粹高层领导的机构。他也是因效力纳粹而得到奖励的极少数犹太元老之一。他获许驻留维也纳一直到战争结束，后来移民去了英国和美国。他于1960年艾希曼被捕后不久去世。施多弗尔的一生，众所周知，没这么走运，不过这当然不是艾希曼的错。巴勒斯坦特使日渐变得太过独立，施多弗尔取而代之。而艾希曼给他的任务，是在不求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情况下，非法组织运送一些犹太人到巴勒斯坦。施多弗尔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纳粹抵达奥地利前，他对犹太事务也不感兴趣。然而，在艾希曼的帮助下，他成功地把三千五百名犹太人转移出欧洲。1940年，半个欧洲沦为纳粹势力范围，看起来他已尽了全力处理巴勒斯坦人的问题。（关于施多弗尔在奥斯维辛的那段经历，艾希曼隐晦地说道：“施多弗尔从来没有背叛过犹太人，从未置一词，施多弗尔没做过。”他指的可能是这件事。）艾希曼在谈及自己战前活动时念念不忘的第三个犹太人是保罗·爱泼斯坦博士。在帝国联合会（一个由纳粹任命的犹太中央组织，不要跟犹太人的帝国代表大会相混淆，后者于1939年7月解体）的最后几年里，此人负责柏林的移民工作。爱泼斯坦博士受艾希曼指派，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担任犹太长老。1944年，他在那里遭射杀。

换句话说，艾希曼能记得的犹太人，仅仅是那些完全受控于他的人。他不仅忘记了巴勒斯坦特使，而且还忘记了早年在柏林的熟人。在情报部门工作并且尚无实权的日子里，他跟那些人一度非常熟识。比如，他从来没提过前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行政官弗朗茨·迈尔博士。此人出庭证实，他在1936至1939年间同被告有过交往。某种程度上，迈尔博士证实了艾希曼供述的经历：在柏林确有合作，犹太高层可以“提出抱怨和诉求”。迈尔说，有时候“我们去要求些什么，也有几次他命令我们做什么”；艾希曼当时“耐心地听我们讲，的确努力理解我们的处境”；他的做法“非常正确”，“他曾称呼我‘先生’，还让我就座”。但是到了1939年2月，一切都变了。艾希曼召集德国的犹太领导人到维也纳来，向他们讲解他的“强制移民”新策略。他坐在罗特谢尔德宫一层的宽敞房间里，还能认出是他，但是这个人完全变了：“我马上告诉我的朋友，我不知道我要见的跟之前的是不是一个人。这种改变太可怕了……眼下我见到的这个人，如同手握生杀大权的判官。他接待我们的方式傲慢而粗鲁。他不让我们靠近他的桌子。我们不得不一直站着。”原告和法官一致认为，艾希曼升职掌握实权后，人格上经历了一场真正而影响持久的变化。但是审判也表明，事实绝不会这样简单，他身上有时会“故态复萌”。有证人称于1945年3月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面见过艾希曼，当时艾希曼再一次表现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事业很感兴趣。该证人曾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并且持有进入巴勒斯坦的证件。艾希曼在这次会面中“谈笑风生，态度友好，充满敬意”。（奇怪的是，辩护律师在辩护中从未提到过这位证人的证词。）

无论艾希曼在维也纳期间的性格转变有多么可疑，有一点确凿无疑：这次调任标志着他事业的真正起点。1937到1941年间，他得到四次晋升；十四个月内，他从党卫军三级突击中队长升到了一级突击中队长（也就是说，从少尉升到上尉）；又过了一年半，1941年10月，他当上了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中校军衔；不久，他受命参与“最终解决”，这导致他最后被空运至耶路撒冷地方法院。“最终解决”令他十分难过，因为如他所见，在他所工作的部门已经无法继续晋升，他“停滞不前”了。他在之前短短四年里攀升的速度和级别都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想，那时他可预料不到后来的事。在维也纳时，他表现出了英勇气魄；现在，他不仅被公认为一位“犹太问题”专家，熟悉庞杂的犹太组织和复国主义派别，而且还是一位精通移民和遣送领域的“权威”，一位熟悉人口迁移之道的“大师”。1938年11月水晶之夜后不久，德国犹太人迫不及待地要逃离德国，这是最能展现他的身手的一次。很可能是在海德里希的倡议下，戈林决定在柏林建立帝国犹太移民中心；而在那封传达命令的信中，尤其提到要以艾希曼的维也纳办公室为模版，建立一个中央局。柏林办公室的主任并非艾希曼，而是他后来特别崇拜的上司、海德里希发掘的另一位人才：海因里希·米勒。海德里希刚刚把米勒从巴伐利亚警察局（米勒当时甚至还不是党员，并且在1933年之前都是反对派）调到了柏林的盖世太保组织，因为他在苏联警察体系方面是出了名的权威。对米勒而言，尽管必须从相对不太重要的任务起步，但这也算是他事业的开端。（顺便说一句，米勒并不像艾希曼那样喜欢吹牛，而是“像斯芬克斯一般捉摸不透”，这点人所共知。他成功隐退了，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尽管有谣言说，先是东德，现在是阿尔巴尼亚雇用了这位苏联警察专家为他们效力。）

1939年3月，希特勒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把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建成德国保护国。艾希曼立即受命为布拉格犹太人建立另一个移民中心。“一开始我不情愿离开维也纳，因为，如果你建立了这样一个分局，如果你看到一切都进展顺利、秩序井然，你不会想要放弃。”事实上，布拉格的确有些令人失望，虽然其体系与维也纳是一样的。因为“捷克犹太组织和维也纳负责人交互往来，我根本就无从干涉。维也纳模式直接被复制粘贴到了布拉格。如此一来，整个机构都自行启动了”。但是布拉格中央局要小得多，“我很遗憾，这里的人没什么才干，也不具备勒文赫斯博士那样的精力”。但是，同完全客观存在的重重困难相比，引发不满的这些个人原因似乎并不重要。成千上万犹太人在数年之内离开祖国，还有上百万人在排队等候，因为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在其公开声明中言之凿凿，他们也希望铲除他们境内的犹太人。他们不能理解，当他们紧随一个“伟大文明之国”的脚步时，为什么世界会感到愤慨。（在埃维昂国际会议上，这个巨大的潜在难民工厂得以曝光。埃维昂国际会议于1938年夏召开，目的是通过跨政府行动来解决德国的犹太人问题。这次会议彻底失败，对德国犹太人造成了巨大伤害。）如今，海外移民的路径被阻断，而逃往欧洲其他国家的可能性在这之前就已完结。即便是在最好的形势下，假如没有战争破坏艾希曼的计划，他也很难在布拉格重写维也纳“奇迹”了。

对此他心知肚明。他的确成为一名移民事务专家，因此不能指望他一腔热忱地去迎接他的下一项任命。1939年9月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艾希曼被召回柏林接替米勒成为犹太移民中央局局长。若是在一年前，这的确算是一次真正的升迁；而今，时机不对。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一个正常人想通过强制移民去解决犹太问题。战争期间，要把人们从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困难重重；而今，通过占领波兰领土，德国已经拥有两百万或两百五十万犹太人。希特勒政府仍然希望让犹太人离开（直到两年后的1941年秋，才下达禁止犹太人移民的命令）。就算当时已经作出任何“最终解决”的决定，都还未下令付诸实施，尽管犹太人已经被集中关押在东部且遭到特别行动队屠杀。按照“流水线原则”，柏林在组织移民方面干得相当漂亮；纵然如此，叫停移民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艾希曼把这个过程称作“类同拔牙……我可以说，双方都没什么兴趣。犹太方面很难获得任何移民机会，我们这边则门可罗雀。我们就在那儿，坐在一座巨大的房子里空虚地打哈欠”。很显然，假如他专长的犹太事务依旧只处理移民问题，那么他很快就会失业。

[1] Aliyah Beth，英国托管下巴勒斯坦非法移民组织的代号。从1934年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这个组织总共转移了上千名犹太人到巴勒斯坦。由于英国管制时期对移民有限制，因此转移人口按英国法律为非法。——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