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犹太问题解决方案
第二阶段:集中营

直到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纳粹政权才公然变成极权主义,展现其犯罪的一面。从组织层面来看,朝这个方向迈进的关键一步,是希姆莱签署的一项法令。这项法令把党卫军的保安部,也就是艾希曼自1934年以来所属的部门,也是纳粹党机关部门之一,同国家常规安全警察相合并,其中包括秘密国家警察,也就是盖世太保。这次合并的结果是成立了帝国保安总局(R.S.H.A.),最初由莱因哈特·海德里希领导。1942年海德里希死后,艾希曼在林茨的旧识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继任。所有警察官员,不仅有盖世太保的,还有刑事警察和治安警察中的警官,无论是否为纳粹党员,都根据此前的警衔在党卫军中获得了相应的军衔。这意味着,旧的国家公务员体系中重要的一分子被融合进纳粹等级中最极端的部门。据我所知,没有人提出抗议,或递交辞呈。(尽管党卫军的头目兼创始人希姆莱从1936年起就是德国警察总长,但到那时为止这两个机构都是相对独立的。)另外,帝国保安总局只是党卫军十二个总局之一,而按照当下的格局,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库尔特·达吕格领导的治安警察总局,负责抓捕犹太人,以及奥斯瓦尔德·波尔领导的经济管理总局(W.V.H.A.),负责集中营以及后来灭绝行动中的“经济”事务。

把“管理”和“经济”这样的专业词汇分别赋予集中营和灭绝营,这种对“客观性”的追求乃典型的党卫军思维方式,也是艾希曼在法庭上颇引以为豪之事。这种“客观性”不仅将党卫军跟“情绪化的”施特赖歇尔这个“不切实际的傻瓜”之辈区别开来,还同“那些仿佛披戴兽角和毛皮的条顿日耳曼式的党内要员”划清界限。艾希曼十分景仰海德里希,因为后者根本就不喜欢此类无稽之谈;而他之所以反感希姆莱,首先是因为,这位党卫军头目兼德国警察总长尽管执掌党卫军所有总局,却还是任由自己“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施特赖歇尔影响”。然而到了审判期间,抢走这枚“客观性”勋章的并不是被告,不是这位前党卫军上校,而是来自科隆的税法与商业法资深律师塞尔瓦蒂乌斯。他从未加入过纳粹党,却想给法庭一记教训并让听者铭记,什么叫作“不情绪化”。辩护方的口头申述过程当属整个庭审中的少数重要时刻,此后,法庭休庭四个月撰写审判书。塞尔瓦蒂乌斯声称,“收集骨骼、消毒、毒气杀人以及类似的医疗事件”的指控不成立,被告无辜。哈拉维法官打断他说:“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我认为您说毒气事件是一宗医疗事件,一定是口误。”塞尔瓦蒂乌斯答道:“因为是由医护人员筹备的,所以这的确是一起医疗事件;这是杀人事件,而杀人本身也是一宗医疗事件。”另外,也许是为了确保让耶路撒冷的法官们记住,即便在今天,德国人——普通的德国人,而不是前党卫军成员,甚至不是纳粹党员——如何看待在其他国家被叫作谋杀的行为,他重复其在“对初审法院判决的评论”中的那句话,那句为提交最高法院复审时准备好的话;他再次说,不是艾希曼,而是他的手下罗尔夫·金特“一直负责医疗事件”。(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很了解第三帝国的“医疗事件”。在纽伦堡,他为卡尔·勃兰特博士做过辩护;勃兰特博士是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卫生和健康”全权代表,而且还是安乐死项目的最高长官。)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在战时组织里,党卫军每个总局被分成不同的办公部门。帝国保安总局最终包含七个主要部门。四局是盖世太保局,由分队长(陆军少将)海因里希·米勒领导,他的级别是在巴伐利亚警局获得的。他的任务是对付“国家敌对分子”,这其中包括两类人,分别由A,B两个部门来处理:IV-A处负责共产党、蓄意破坏者、自由派和刺杀活动,IV-B处负责“宗派”,也就是天主教会、新教教会、共济会(此职位一直空缺)和犹太人。每一个处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名称按照阿拉伯字母排序。最终,艾希曼在1941年被安排到帝国保安总局办公室IV-B-4。由于他在IV-B处的直系上司是个一无是处的人,他的真正领导一直都是米勒。米勒的上司是海德里希,后来变成了卡尔滕布伦纳。这两个人均受希姆莱领导,而希姆莱直接听命于希特勒。

除了十二个总局之外,希姆莱还主持了一套完全不同的组织体系,在执行“最终解决”的过程中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组织体系是由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HSSPF)组成的网络,负责指挥地方组织,其命令链并不与帝国保安总局挂钩,而是直接对希姆莱负责,人员职位高于艾希曼及其下属。另一方面,特别行动队听命于海德里希和帝国保安总局。这当然不表示艾希曼同他们一定有直接关联。特别行动队指挥官的头衔同样高于艾希曼。从技术层面和组织层面上看,艾希曼的职位并不算高;他的位子之所以重要,仅仅因为犹太问题。出于纯粹意识形态的原因,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其地位也水涨船高。到了1943年战局转为接连溃败前,这个职位已经举足轻重了。到最后,他这里依旧是处理“敌人,犹太人”的唯一官方部门。然而事实上,他已经失去了垄断地位,因为所有的部门和机构、州省和党派、军队和党卫军,此时都在忙于“解决”那个问题。即便我们把注意力仅仅放在警察机器上,对所有其他部门忽略不计,场面依然复杂到荒诞不经;除了特别行动队、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外,还须考虑秘密警察和安全部门的指挥官和督察。所有这些机关团体都隶属于完全不同的命令链条。尽管所有链条最终都指向希姆莱,但各个部门彼此同级,互不听命。不得不承认,检控方每次想给艾希曼加上某个特别罪名时,都要大费周章地在这些并列机构组成的迷宫里找出一个头绪来。(如果审判发生在今天,这个任务恐怕要简单得多,因为在《欧洲犹太人的毁灭》中,劳尔·希尔伯格首次厘清了这台复杂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毁灭机器。)

再者,不容忘记的一点是,所有这些手执大权的机关单位竞争激烈。这种竞争关系对于他们的受害人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们在事业上都有着同一个目标:将犹太人赶尽杀绝。这种竞争精神当然激励每一个人忠于自己的组织,直到战争结束,这精神仍然存在,只是现在起的是反作用:每个人都渴望通过牺牲别的组织来“为自己的组织脱罪”。面对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赫斯的回忆录时,艾希曼就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在这本回忆录中,艾希曼被指控犯下一些罪行,但他声称自己从未做过,并且也无权去做那些事。艾希曼很快承认,赫斯跟他的私交一向很好,因此没有任何个人理由让他为毫不相干的事情背黑锅;但是他坚称,赫斯想要为他所属的经济管理总局开罪,并把所有罪责推给帝国保安总局。这种说法自然没人相信。纽伦堡审判时也发生过类似情形,罪犯们互相指责,那一幕真是令人大跌眼镜!尽管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怪罪希特勒。但这并非只是为了保全自己而牺牲他人;被告们代表着各种不同的机构组织,相互之间结怨甚深。我们之前提到过汉斯·格洛布克博士,他在纽伦堡审判出庭作证时,试图通过指责外交部来为自己的内政部脱罪。而另一方面,艾希曼总是尝试袒护米勒、海德里希、卡尔滕布伦纳,尽管后者对待他的态度曾经极其恶劣。毫无疑问的是,耶路撒冷的检控官犯下的一个重大事实性错误是,过于依赖(在世或过世的)前纳粹高官经过宣誓或未经宣誓的口供;检控官没有发现,或许我们也不能指望他发现,把这些文件当作事实依据是多么站不住脚。连审判庭也在衡量其他纳粹战犯证词之后,指出(用一位辩方证人的话说)“在审判战争罪犯的时候,通常都会把尽可能多的罪名加在那些不在场或者被认为已经死去的人头上”。

当艾希曼加入他在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的新办公室时,他仍然要面对令人不安的两难局面。一方面,“强制移民”是解决犹太问题的官方模式;另一方面,移民却进行不下去了。他在党卫军生涯中第一次(差不多也是最后一次)受情势所迫而主动采取措施,看看能否“想出一个点子来”。根据他在警察讯问中给出的口供,他所幸想出了三个方案,最后却不得不承认,那只是三朵无果之花。他按自己的方式试行的每件事都保准会出差错。最后的致命一击是,他还没来得及在苏联坦克面前尝试自己的方案,就得“遗弃”柏林的私人堡垒。沮丧得无以复加。这真是个不幸的故事,假如真的有过这回事的话。在他眼中,无尽烦恼的根源就是,其他州省和党派部门都想在他和他手下的“解决方案”中分一杯羹;结果,不折不扣的“犹太专家”大军突然从天而降,为率先抢占自己一无所知的领域而无所不用其极。艾希曼强烈鄙视这些人,部分由于他们是后来者插足,部分由于他们想要发财,工作中也是大捞特捞,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愚昧无知,没读过哪怕一两本“入门书籍”。

他的三个梦想还要拜这些“入门书籍”所赐。但是事实证明,这三个想法中有两个并非他的原创。至于第三个,好吧,“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施塔勒克[他在维也纳和布拉格的上司]还是我本人想出来的,不管怎么说,这个想法成形了”。这最后一个想法,从时间上看倒是最先萌生的,就是“尼斯科计划”。在艾希曼看来,它的破产最好地证明了那些插足行径的罪恶。(这起事件中的罪人是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为了理解这个计划,我们必须指出,在德国征服波兰之后、进攻苏联之前,德国和苏联共同瓜分了波兰领土。德属波兰由西部领土(被并入德国)以及所谓的东部地区(包括总督府所在地华沙)组成。当时,东部地区被当作占领区。鉴于当时德国无犹化目标的解决方案仍是“强制移民”,那么生活在附属国波兰境内的犹太人,与滞留在德国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当然应该一同推给总督府;而这个总督府,无论它可能是什么性质,都不会被列为德国的一部分。到1939年12月,向东部的遣送行动已经开始,包括六十万来自合并后区域以及四十万来自德国本土的总计约一百万犹太人陆续抵达总督府。

如果艾希曼所说的尼斯科历险是真的——当然也没什么理由不相信他——那么他,或者更有可能是他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上司弗朗茨·施塔勒克准将,一定早在几个月前对事态的发展就已翘首期盼了。这位施塔勒克博士,正如艾希曼(每次都不忘带着博士二字)毕恭毕敬称呼的那样,在艾希曼看来是个非常卓越的人,具备良好的修养和见识,“是一个不带任何仇恨情绪和沙文主义色彩的人”——在维也纳,他曾经同犹太长老握过手。一年半以后的1941年春天,这位素养极高的绅士被任命为特别行动队A队指挥官;一直到1942年他在东线被杀之前,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对二十五万犹太人实施了枪杀行动。他志得意满地亲自把这个消息汇报给希姆莱,尽管特别行动队本属海德里希所管辖的安全警察及党卫军安全部。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1939年9月,当德国国防军还忙于占领波兰,艾希曼和施塔勒克博士就开始“私下”思考,如何让安全局对东线施加影响了。他们需要的是“波兰境内足够广阔的领土,并且从这块领土中分割出一块成立犹太自治区,一个保护国……这有可能就是最终解决方案”。他们立即自行展开侦察行动,未经任何人的指令。他们来到距离苏联边境不远的桑河畔的拉多姆区。他们看到“广阔的领土、村庄、集市、小镇”,这时“我们暗想: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既然到处都是搬迁户,为什么不能把人迁到波兰安置呢”。这将成为“犹太问题的解决方案”,至少他们暂且有了自己的一片土地。

起初,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们找到海德里希,海德里希表示赞同并且让他们放手去做。他们的计划同海德里希对当时阶段“犹太问题”所做的总体规划恰好一拍即合,尽管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1939年9月21日,海德里希召集安全总局和特别行动队(在波兰已经开始执行任务)的“部门负责人”开会,在这次会上作出下一步总指示:集中关押犹太人,建立犹太长老委员会,并把全部犹太人遣送到总督府区域。以色列警察第六局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发现,会议记录证实,艾希曼出席了这次建立“犹太移民中心”的会议。由此,艾希曼或者施塔勒克的主动性,发展成了为执行海德里希的任务而生的具体计划。而眼下,成千上万主要来自奥地利的犹太人,仓皇之中被运到了这个上帝遗忘的地方。后来负责遣送荷兰犹太人的党卫军军官埃里希·拉亚科维奇对他们解释道:“元首已经同意犹太人建立一个新的家乡。这里没有房屋。如果你们建造,你们就有了家。这里没有水,周围所有的井都受到了病菌污染,会传播霍乱、痢疾和伤寒。如果你们打井,你们就有水喝。”“一切”看起来“美妙至极”,只是一些犹太人被党卫军赶出这天堂,驱赶至苏联,而另一些犹太人则嗅觉灵敏,主动选择了逃亡。但在当时,艾希曼抱怨道,“障碍始于汉斯·弗兰克”,他们忘了知会他,尽管这的确是“他的”地盘。“弗兰克上报到柏林,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开始了。弗兰克想要自己全权处理自己的犹太问题,他不希望他的总督府再接纳任何犹太人。那些已经抵达的犹太人得马上消失。”他们的确消失了,一些甚至被遣返,这在从前是不可能的,以后也绝不会发生。那些回到维也纳的人,被警察局注册为“职业集训归来”。这是一种奇特的倒退现象,又退回到纳粹运动亲犹太复国主义的阶段。

艾希曼渴望为“他的”犹太人争取到一些领土,这种渴望最好联系他自身的职业生涯来理解。尼斯科计划“诞生”于他事业急速上升的时期,他极有可能视自己为未来“犹太国”的总督,就像汉斯·弗兰克在波兰的地位,或者未来的保护官,好比海德里希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然而,整个事业惨遭滑铁卢,在客观可能性和“个人”主观欲望的问题上,一定给了他一个教训。既然他和施塔勒克都在海德里希的命令下行事,并且得到后者的明确肯定,那么对犹太人实施的这次奇特的遣返,显然给警察和党卫军暂时造成了打击。而这次遣返一定也教会了他,自己所在组织的权力尽管稳步提升,却并不代表可以所向披靡;国家部委以及其他党政机构,也都在为避免权势流失而摩拳擦掌。

艾希曼为“让犹太人脚下有坚实的土地”所做的第二次尝试,是马达加斯加计划。该计划要将四百万犹太人从欧洲运往那个距离非洲东南海岸不远的法属海岛上。该岛面积227678平方英里(约589900平方公里),土地贫瘠,原住人口437万。这个计划本来由外交部提出,然后转至帝国保安总局。因为用马丁·路德博士(此人在威廉大街处理一切犹太人事务)的话说,只有警察“掌握大规模遣送犹太人的经验和技术手段,同时确保对被遣送人员实施监管”。“犹太国”原设受控于希姆莱的警察总长。这个计划本身就有一段离奇的历史。艾希曼把马达加斯加错当成乌干达,总说自己怀着“犹太国思想的先锋人物特奥多尔·赫茨尔曾经的梦想”。不过确实早有人作过类似设想。早在1937年,波兰政府就大费周章地考察过这个计划,最后发现不大可能把三百万犹太人安全海运到马达加斯加;之后,法国外交部长乔治·博内提出相对保守的遣送计划,希望将大约二十万法国外籍犹太人运往法属殖民地。他甚至于1938年跟他的德国同行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提议过此事。无论如何,1940年夏天,当艾希曼的移民生意完全陷于停滞状态时,他被派去设计一个遣送四百万犹太人到马达加斯加的详细方案。这个计划应当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直到一年后德军进攻苏联时才有所转变。(四百万对于实现欧洲无犹化还只是九牛一毛。这其中显然不包括三百万波兰犹太人。众所周知,在战争刚刚爆发的日子里,那些人就开始遭到屠杀。)除了艾希曼和其他少数更不权威的专家之外,似乎没有谁再重视这件事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不适合殖民,何况它毕竟是法属领地。就算这两点都可以忽略不计,这个计划仍需要能容纳四百万人的船只,而且还是在英国海军统领大西洋的战时实施。马达加斯加计划一直旨在扮演掩护的角色,其真正目的是要为从生理上灭绝西欧地区所有犹太人做进一步准备(对波兰犹太人的灭绝并不需要这样的掩护!);同那些费尽心力却总在思路上比元首慢半拍的专业反犹部队相比,马达加斯加计划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熟谙之前的一切暗示——什么特别法案,什么“异化”,什么犹太人聚居区,都只是过程;把欧洲犹太人赶尽杀绝,才是最终目标。一年后,马达加斯加计划宣告作废,每个人从心理上,或者说,从逻辑上,都已做好了下一步准备:既然根本就不存在可供“遣送”之地,那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灭绝。

为后代揭露真相的艾希曼从未意识到这些险恶算计。马达加斯加方案之所以无果而终,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时间。时间都被其他部门没完没了的指手画脚给耽误了。在耶路撒冷,警方和法院都试图打消他对此计划表现出的得意。他们向他出示两份上文提及的1939年9月2日会议的相关文件,其中一份为海德里希撰写的电传,包含对特别行动队的一些指示。这是第一次对“最终目标”(“要求较长一段时期”,并且被当作“最高机密”)和“达到这个最终目标的各个阶段”作出区分。“最终解决”一词尚未出现,而且这份文件对于“最终目标”的含义并未作出解释。于是,艾希曼可以说,那好吧,“最终目标”就是他的马达加斯加计划。当时,这个计划在德国所有部门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对于一次大规模遣送行动,集合所有犹太人,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预备“阶段”。但是,在仔细阅读这份文件之后,艾希曼马上说,他确信“最终目标”只可能意味着“生理灭绝”,并且总结说,“这个基本思路已经扎根在高层甚或顶层人物的脑子里”。这也许是真话,接下来他本该承认,马达加斯加计划不过是一场骗局。可他并没有那么做,他从未改变过他那个关于马达加斯加的说辞,也许他就是没法更改。这个故事仿佛被他的头脑录制在一盘特殊的磁带上。有了这盘磁带,他似乎就有了对抗任何形式的理性、论证、信息以及洞见的依据。

他记得,战争爆发(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的国会演讲中,“预言”战争将“消灭欧洲的犹太人种”)与入侵苏联之间存在针对中、西欧犹太人行动的空档期。可以确信的是,当时在德国各个政府部门以及被占领国当局也都在各尽其力地消灭“敌人,犹太人”,但并没有统一方针;看似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而且似乎都得到高层默许而各行其是,或者同其他部门的解决方案一决雌雄。艾希曼的办法是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因此需要一大片领土。他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因为相关人员不够理解他”,因为存在“竞争”、吵闹、拌嘴,因为每个人“都想说了算”。忽然间就来不及了:攻打苏联的战役“如晴天霹雳,突然爆发”。他的梦就此破灭了,同时终结的还有“为平衡双方利益寻求解决方案的时代”。另外,他在阿根廷撰写的回忆录中承认,“一个用法律、条令、规定来对待犹太个体的时代结束了”。按他的说法,结束的还远不止这些。他的事业也到头了,尽管从他眼下的“名声”来看,这样说简直是疯了,但也不可否认,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因为,无论是在“强制移民”的现状下,还是在一个纳粹统治的犹太国梦想里,他所在的部门都曾是一切犹太事务的终极权威;而现在,“关涉到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它竟退居二线,因为现在的任务都被转移到了不同部门,谈判协商也由其他总局来执行,听任前党卫军头目和德国警察总长的指挥”。这里所说的“不同部门”,是遴选出来的杀手团,他们在东部作为作战部队的后方,有着特殊使命,即对当地居民尤其是犹太人进行屠杀。而另一个总局,是奥斯瓦尔德·波尔领导的经济管理总局。艾希曼必须向其申请,才能获悉每次遣送犹太人的最终目的地。目的地要根据不同杀人组织的“吸收能力”,同时也要根据大量工业企业的奴隶劳工的需求来确定(很多企业发现在死亡营附近建立分厂有利可图)。(除了党卫军旗下那些不太重要的工业企业,法本化工公司、克虏伯工厂、西门子—舒克特工厂都制订了在奥斯维辛地区以及卢布林死亡营附近的建厂计划。党卫军同商人之间的合作完美无缺;奥斯维辛的赫斯就同法本化工公司代表的交情很好。工人工作条件极差,假借劳动杀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据希尔伯格的说法,在法本化工公司工作的三万五千名犹太人中,死亡人数至少达到两万五千人。)对艾希曼而言,遣送和运输不再是“解决方案”的最后阶段。他的部门成了纯粹的工具。于是,当马达加斯加计划被束之高阁时,他感到十分“怨愤和失望”;唯一尚可聊以自慰的是,他在1941年10月晋升为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

艾希曼记忆中最后一次自发的努力,发生在进攻苏联的三个月后,即1941年9月。那时,安全警察总长和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刚刚成为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官。为了庆祝此事,他召开新闻发布会,承诺用八周时间清除保护国内所有犹太人。发布会后,他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共商大计,这些人包括弗朗茨·施塔勒克(当时是安全警察在布拉格地区的指挥官)、国务秘书长卡尔·赫尔曼·弗兰克(前苏台德地方长官,在海德里希死后迅速继任保护官一职)。弗兰克在艾希曼眼里是个无用之辈,一个“施特赖歇尔式的仇犹分子,根本不懂通过政治方法解决问题,独断专行,我得说,他迷失在权力之中,只知道发号施令”。不过除了这一点之外,整个发布会还是挺令人愉快的。海德里希第一次露出“更有人情味的一面”,并且坦率地承认,“在发布会上信口开河说错了话”。这“对于了解海德里希的人来说,没什么可大惊小怪;他就是个有口无心的人,经常口无遮拦,事后后悔”。海德里希自己说:“闯祸了,这下我们该怎么办?”艾希曼继而说:“既然话已出口,没法收回,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拿出足够大的空间,让散居在保护国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犹太人住进去。”(一个犹太人的家乡,大流散中的犹太人聚集营。)不幸的是,弗兰克,这个施特赖歇尔式的仇犹分子,之后制定了一个具体方案,将“空间”选在了特莱西恩施塔特。或许是被权力冲昏头脑的海德里希直接命令特莱西恩施塔特当地的捷克人搬走,好给犹太人腾出“空间”来。

艾希曼被派到那里观察事态进展。令他大失所望的是:波西米亚人的城防位于伊格河畔,面积太小,那里最多可以为生活在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九万犹太人中的一部分提供中转。(对于大约五万名捷克犹太人来说,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确成了一个通往奥斯维辛的中转站;而与此同时,大约两万多人被直接遣送至奥斯维辛。)尽管艾希曼的记忆漏洞百出,不过有可靠资料表明,海德里希最初将特莱西恩施塔特作为某些高级犹太人的特殊集中营,关押犹太长老会委员、声名显赫人士、有杰出贡献的退伍老兵、伤残军人、同非犹太人结婚的犹太人、六十五岁以上的德国犹太人(因此别名“老年营”)。这一集中营以德国犹太人为主,但不排斥来自其他国家的犹太人。然而,即便是对这些计划内人口,这个城的面积也过于狭小。1943年,集中营建成一年后,这里开始了“瘦身”或者叫“松骨”行动,即通过遣送部分人口至奥斯维辛,缓解人口过剩的局面。某种层面上说,艾希曼的记忆没有差池。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确是唯一一个不受制于经济管理总局,而是始终直接由他指挥的集中营。其指挥官都是他的手下,并且级别在他之下;也只有在这个集中营里,他还有那么点耶路撒冷检控官用来指控他的呼风唤雨的威力。

艾希曼的记性似乎没有时间概念。他给莱斯警官讲述的特莱西恩施塔特事迹要比事实早两年。他当然没有严格遵循时间顺序,不过也不是毫无章法地乱讲。他的记性就好比一个仓库,里面堆满了最低劣的人情世故。一回想到布拉格,他脑中就出现伟大的海德里希亲自向他展示“更有人情味的一面”。几场庭审之后,他想起有一次出差到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也就是在那时,海德里希遇刺身亡。他记得自己是应当时德属斯洛伐克傀儡政府的内政部长萨诺·马赫之邀前往的。(在那个激烈反犹的天主教政府里面,马赫代表了德国版的反犹主义;他拒绝给受洗的犹太人提供特许,同时他还是斯洛伐克犹太人遣送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艾希曼之所以记得此事,是因为对他而言,收到来自政府官员的社交邀请并非寻常。这是一种荣耀。按艾希曼的说法,马赫是个性情随和的好人,还邀请他打保龄球。战争还在进行,他在布拉迪斯拉发除了跟内政部长打保龄球之外真的再没有别的公务了吗?是的,没有任何别的事了。他清楚地记得,刺杀海德里希的消息传来时,他们当时是怎么打的保龄球,饮品是怎么端上来的。四个月里录制五十五盘磁带,之后莱斯警官又回到这件事上,艾希曼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相同的故事,只补充说这一天令他“难忘”,因为他的“上司被谋杀了”。不过这一回,摆在他眼前的一份文件却表明,他被派往布拉迪斯拉发是去商讨“当时斯洛伐克犹太人的遣送行动”。[1]他马上改口承认道:“没错没错,那是柏林下的命令,他们不是派我去打球的。”难道他几个月里以高度的一致性撒了两次谎?不大可能。对犹太人的驱逐和遣送行动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打保龄球、成为部长的座上宾、听闻海德里希遇刺才令他印象深刻。就他那个记性,自然记不住这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位“刽子手”遭捷克爱国战士枪杀的日子是在哪一年。

假如他的记性能再好一点儿,他根本就不会提起特莱西恩施塔特的事。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挥别“政治解决”、开始“生理解决”的年代。事件发生时,他已知道元首下达“最终解决”的命令,另一次在其他语境下,他毫无顾忌地承认了这一点。若要实现海德里希所承诺的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无犹化的时间节点,则只可能意味着把犹太人集中并遣送到一些地点,再从那里输送到屠杀中心。实际上,此时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已经有了另外的功能。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对外的展厅——这里是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唯一获准进入的集中营。当然,那是另一个话题了。当时,这些无疑是艾希曼无暇顾及的事情之一;而且无论如何,这种事情也完全不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

[1] 按本书德语版,这份文件上写道:“党卫军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奉安全警察总长、保安处处长之命,于1942年5月26日至5月28日前往斯洛伐克,目的:商讨眼前斯洛伐克地区犹太人遣散问题。”——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