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屠杀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联发起进攻。六或八周之后，艾希曼被召到海德里希在柏林的办公室。7月31日，海德里希收到一封来自赫尔曼·戈林的信。戈林时任帝国元帅、空军总司令、普鲁士总理、四年计划全权代表，另外，他在国家领导层（有别于党内职务）中的地位仅次于希特勒。这封信任命海德里希“就欧洲境内德国势力范围内的犹太人问题准备总体解决方案”，并递交“一份……对犹太问题执行最终解决的总动议书”。海德里希在1941年11月6日给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信中提到，当他收到这些指示的时候，已经“受命筹备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工作多年”（赖特林格语）。从苏联战事之初，他就负责东部特别行动队的大屠杀事务。

海德里希跟艾希曼的面谈，以“移民问题的小型演说”开篇（尽管希姆莱对除特例之外的所有犹太人的移民禁令几个月后才正式下达，但实际上移民已经中止了）。然后他说：“元首命令对犹太人实施生理灭绝。”接下来“他一反常态地沉默了很久，似乎想要印证自己的话掷地有声。我到今天都记得。因为他的措辞小心翼翼，一开始我没抓住他要说的重点；后来我明白了，却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已经无话可说。因为这种事情，这种暴力解决方案，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我失去了工作的快乐，没法积极主动，我几乎被掏空了。这时候他对我说：‘艾希曼，你到卢布林去看看格罗波尼克[希姆莱在总督府的高级党卫军军官、警察头目之一]，帝国领袖[希姆莱]已经向他下达了紧急命令，您去看看他的进展如何。我想，他用了苏联坦克战壕去消灭犹太人。’会面的最后他说的这些话我至死难忘”。实际上，艾希曼在阿根廷时还记得，可到了耶路撒冷就忘了。因为此番对话关系到他在屠杀进程中所负的责任，遗忘对他很不利。其实海德里希不止说了这些：他告诉艾希曼整个行动“都转交给经济管理总局”。也就是说，行动不再受他自己的帝国保安总局所辖。此外，灭绝行动的官方代号就是“最终解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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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绝不在最先得知希特勒意图的人之列。我们看到海德里希已经朝这个方向努力多年，很可能从战事爆发之初就已开始；而希姆莱也称，1940年夏天法国战败后，他马上被告知（并抗议）这一“解决方案”。到了1941年3月，大概艾希曼与海德里希会面六个月前，“灭绝犹太人一事在党内高层就已经不是秘密”，这一点元首办公厅主任维克托·布拉克在纽伦堡庭审中已经证明。然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尽力澄清，他从来就没有进入到纳粹党高层，结果却徒劳一场。他向来只被告知完成特殊的、限制性工作所应该知道的信息。他的确是底层梯队中最早获知“最高机密”事务的人之一。甚至在传遍党政机关、与奴役劳工相关的企业以及最后整个军队军官阶层以后，这件事依然是“最高机密”。当然，保密是有一个实际目的的。那些详细知晓元首命令的人不再只是“传达命令的人”，而是晋级为“携带秘密的人”，他们须再举行特别宣誓。（艾希曼1934年以来就在帝国保安总局工作，其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发誓保密。）

再者，除特别行动队的报告外，所有同此事相关的书面材料都必须遵守严格的“语言规则”，很难在这些资料中找到诸如“灭绝”、“清除”、“屠杀”这类明目张胆的词汇。杀戮被替换成“最终解决”、“外迁”、“特殊处理”；遣送至特莱西恩施塔特，也就是为优等犹太人准备的“老年营”，称作“更换居住地”，而其他的遣送被冠名为“迁居”；“东部劳动力”之所以叫“劳动力”，是因为犹太人通常被暂时安置在隔都，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被用作临时劳动力。遇到特殊情况时，有必要对语言规则进行微调。于是，外交部的一位高官有一次建议，在同梵蒂冈进行的所有通信中，屠杀犹太人被统称为“极端解决”；这个想法很巧妙，因为，在纳粹看来，斯洛伐克天主教傀儡政权（梵蒂冈已经插手其中）的反犹法令还“不够极端”，把受洗犹太人排除在外是个“根本性错误”。只有当没有外人在场时，这些“携带秘密的人”才能不用暗语讲话，而在执行他们的日常屠杀任务时，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在他们的速记员和其他同事在场的情况下尤其不能。无论这些语言规则因何而起，事实证明，这套语言极大地促进了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遵守秩序、有条不紊；而他们彼此间的通力合作，乃是这项事业成败之关键。另外，“语言规则”本身就是一个代号，它在日常语言中叫作谎言。因为，假如一个“携带秘密的人”被派去会见一个“外人”，比如艾希曼就曾被派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去会见瑞士来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收到命令的同时，也收到了他的“语言规则”，其中包括谎称伯根—贝尔森集中营伤寒肆虐，否则，先生们肯定也想去参观一下那里的。这套语言体系的实际结果并不是令人漠视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阻止他们把关于谋杀和谎言的“普通”认识与眼下之事画上等号。艾希曼特别爱喊口号、说套话，而且又不大会正常交谈，于是，他自然成了“语言规则”的最佳实践者。

然而正如艾希曼很快发现的，这套体系并不能完全与现实隔绝。他到卢布林去见武装党卫军准将、前维也纳地方长官奥迪洛·格罗波尼克。虽然控方一再强调是艾希曼“向他本人亲自传达对犹太人执行生理灭绝的密令”，不过格罗波尼克当然在艾希曼之前就已经获悉此事。他使用了“最终解决”这个短语，作为某种确定自我身份的密码。（控方提出了相似的论断，足以表明控方在第三帝国的官僚制度迷宫里是怎样地毫无头绪。控方以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赫斯为例，他也被认为是通过艾希曼接到元首指示的。辩方最后以“无确凿证据”为由反驳这一错误。实际上，赫斯本人在对他自己的审判中证实，他是直接从希姆莱那里接到这个命令的。他补充说，1941年6月，希姆莱告诉他艾希曼将同他讨论某些“细节”。赫斯在回忆录中称，这些细节关系到毒气的使用，而艾希曼对此极力否认。艾希曼很可能是对的，因为其他所有资料都跟赫斯的说法相矛盾。资料还表明，集中营书面或口头的灭绝命令，均经由经济管理总局，由局长奥斯瓦尔德·波尔，或武装党卫军中将里夏德·格吕克斯下达，而后者是赫斯的顶头上司。[赫斯证词的可信性令人生疑，详情参见R. Pendorf, Mörder und Ermordete，1961]而艾希曼同毒气杀人毫不相干。他定期与赫斯谈论的“细节”是集中营的屠杀能力，即每周能容纳多少仓人，也许还包括扩充计划。）艾希曼抵达卢布林时，格罗波尼克非常热情，跟一个下属带他四处参观。他们穿过森林来到马路上，马路右侧是工人们居住的普通住房。治安警长（也许就是刑事警官克里斯蒂安·维尔特本人，受元首办公厅直接领导，一直负责毒杀德国“病入膏肓者”的技术问题）来迎接他们，带他们看了几间木质小板房，然后“用一副小市民的、没教养的、粗鲁的嗓音”讲解：“他是如何做好隔离，启用苏联潜艇的引擎，释放毒气并将建筑中的犹太人毒死的。我也觉得这太可怕了。我不够坚强，不能听着这样的事情还能无动于衷。……至今我连伤口都无法直视。我就是那样的人。因此人们常跟我说，我当不了医生。我至今仍然记得，在脑海里设想那些画面，然后我的身体也开始不舒服，就好像它也经历过如此的焦虑不安。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它会让人心里的悸动久久不散。”

他还算幸运，因为他看到的只是未来特雷布林卡一氧化碳毒气室的准备工作。特雷布林卡是东部的六个死亡营之一，数十万人死在了那里。随后不久，同年秋天，他被直属上司米勒派去波兰西部瓦尔特高地区（也就是被并入德国领土的区域）视察灭绝中心。这个死亡营位于库尔姆（或者用波兰语，叫海乌姆诺）。1944年，来自欧洲各地的三十多万犹太人，先是“落脚”在罗兹隔都，后在库尔姆集中营被杀害。一切进行得如火如荼，不同的只是方式——流动的毒气车取代了毒气室。这就是艾希曼所看到的：犹太人在一个大房间里，被命令脱掉衣服；接着来了一辆卡车，直接停在门口；赤裸的犹太人被命令走上车，车门关闭，卡车开走了。“我没法说清楚[里面有多少犹太人]。我甚至都没能仔细看一眼。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不，我受够了。那喊叫声，还有……我太震惊了。后来我也把这些汇报给了米勒。他从我的汇报中没有得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之后我跟在卡车后面离开，看到了我生命中最恐怖的一幕。车停在一道长长的墓坑附近，车门打开，倒出尸体，扔进墓坑。尸体四肢那么柔软，好像还活着一样。我还看见，有一个老百姓用钳子拔他们的牙。然后我就跑开了——跳进我的车，嘴巴紧闭。那之后我在车里一连坐了好几个小时，跟司机一句话也没说。我受不了了。到极限了。我只记得，那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跟我说，我可以通过猫眼看一下卡车里面的人。我拒绝了。我做不到。我要离开这儿。”

不久以后，他就看到了更加恐怖的事情。同样是米勒的指示，他被派往白俄罗斯明斯克。米勒跟他说：“在明斯克，他们用枪杀死犹太人。我想听您汇报杀人过程。”起初似乎运气不错，因为他到达时，正巧“事情进入收尾状态”，对此他非常高兴。“我到那儿时，只看见几个年轻射手，向一个巨大壕沟里的死人射击。”不过他也看到了“让我受不了的一幕：一个女人，胳膊向背后伸着，接着我膝盖发软，走开了”。从明斯克回来的路上，他受命在利沃夫停留。这主意似乎不错，因为利沃夫（或者叫伦贝格）曾是奥地利的城市。抵达那里时，他“在目击恐怖之后第一次看到了悦目的景象，即为纪念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即位六十周年所建的火车站”——那是艾希曼一直“仰慕”的一段历史时期，因为他从小在父母那儿听说了那个时代许多美好的事情；还有人告诉他，他继母的亲戚们（他指的是家族里的那些犹太人）当时享受着舒适的社会地位，过着富足的生活。只看看这座火车站，压在心头的恐惧就烟消云散。他至今还对某些细节记忆犹新，比如雕刻的纪念年份。不过，也就是在这美丽的利沃夫，他犯下了大错。他会见当地党卫军指挥官并对他说：“这一带的事情太可怕了，我觉得年轻人会被训练成变态恶魔，怎么可以这样？轻易地就把女人和孩子杀了!这怎么可以!我们的人会要么发疯，要么变态，我们自己的人。”可惜，利沃夫跟明斯克如出一辙。当地长官很乐意向艾希曼展示这些景象，虽然后者极力婉言谢绝。他看到了另一番“可怕景象。那里也有一个壕沟，已经填满，血如泉涌。这也是我前所未见的。任务进行不下去了，我驱车回到柏林，向米勒长官作了汇报”。

事情还没完。尽管艾希曼汇报说，他“不够坚强”，看不得那些场面，说他没当过兵，没上过前线，也没亲历过行动，说他睡不着觉，做噩梦，然而九个多月后，米勒还是派他回到卢布林地区，在此期间兴奋的格罗波尼克刚在那里完成他的筹备工作。艾希曼说，现在，才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恐怖的时刻。刚到时，记忆中的木质阁楼已不在，他认不出那里了。而向导还是当初那个人，还是用当初那副粗鲁的嗓音。他来到写着“特雷布林卡”的火车站。这个车站跟德国任何地方的普通火车站没什么两样：同样风格的建筑、标识、时钟、装潢，模仿得太像了。“我在那里变得更加拘谨。我再也不走上前去看热闹了!但我还是看到，一队队赤裸的犹太人走进一所大厅似的房子，然后被毒死。在那里，有人跟我讲，他们被某种叫作氰酸的东西毒死。”

艾希曼实际上根本没看见多少东西。尽管他多次参观最大的，也是最为臭名远扬的奥斯维辛死亡营，但是位于上西里西亚、占地十八平方英里（四十平方公里）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并不只是一个灭绝营；那里其实是一个硕大的产业，大约有十万营民，囚禁着各种类型的犯人，包括非犹太人和奴役劳工（他们不受毒气制裁）。想要避开屠杀装置很简单。艾希曼跟赫斯一向交情不错，所以赫斯没有带他去看那些恐怖场面。他从没参与过集体枪杀行为，没有真的亲眼见过毒气杀人的过程，也没参与过挑选工人——每次运来的人里平均大约有四分之一首先被挑出来做苦工。眼之所见已经足够他去了解这架灭绝机器如何运作：有两种不同的杀人方式，枪杀和毒杀；枪杀由特别行动队来执行，毒杀则是在营地内部的毒气室或流动卡车里；营地里有精密的预防措施迷惑受害人，让他们到死也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前文的引用都出自警方录制的磁带，在一百二十一次开庭中的第十次审判时全文播放。那是持续九个月的庭审中的第九天。被告人和辩方对磁带中支离破碎的陈述供认不讳。然而声音的主人，这个被厚厚的玻璃墙环绕的身体，也显得有形无实。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未提出抗议，只是提出，“稍后，当辩方发言时”，他也会向法庭呈上被告向警方提供的一些证据。但他始终没有兑现。感觉他可以马上就做他的总结陈词了，因为在这场“历史性审判”中，针对被告的犯罪事实似乎已经收集完毕，对他的一切指控似乎都已得到确认。对于这起案件所涉及的事实部分（尽管不是检控官对艾希曼的所有指控）不存在疑义。这些事实在开庭审判之前久已成立，而且也一遍又一遍得到了他的供认。正如他自己偶尔说的，用这些事实判他绞刑绰绰有余。（警方讯问过程中，有时会让他承认一些他没做过或者记不得是否做过的事情，这时候他就跟审讯警官说，“假如那都是真的，我愿意承认”，他很明白，“只剩下死路一条”，说他不知道如何补偿这一切，“眼下已经足够置我于死地了”。）[2]但是，既然负责的是遣送工作，而不是屠杀，那么有个严正的法律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就是他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由此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他是否有权判断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什么影响并承担法律责任（暂不考虑他符合医学意义下的头脑健全这一事实）。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已经目睹过遣送目的地的设施，而且也被惊到不知所措。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令人无法释怀的，是由法官们尤其是主审法官一次又一次提出来的：杀害犹太人同他的良心是否相违背？不过，这是一个道德问题，答案可能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假如案情事实已然澄清，那么还有两个法律问题跟着冒了出来。首先，按照他所引法律的第十条，由于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自救于迫在眉睫的性命之危”，他能否不承担刑事责任？其次，他能否申请减刑，根据同一法律的第十一条：他是否曾“尽其所能降低犯罪后果的严重性”或者“竭力避免更加严重的后果”？很明显，在1950年制定《纳粹与勾结纳粹（惩罚）法》第十条、十一条之时，考虑的是犹太“同谋”。发生在各地的每个屠杀过程，都雇佣过犹太特别委员会，他们“为了自救于迫在眉睫的性命之危”犯下罪行；而犹太委员会和犹太长老之所以同纳粹合作，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可以“避免更加严重的后果”。在艾希曼一案中，他本人的证词回答了以上两个问题。答案显然为否定。没错，他曾说他唯一的备选就是自杀。不过这是谎话，因为我们知道，杀人部队的成员若想拒绝这份差事，程序非常简单，而且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然而他在这一点上并不坚持，他不想人们按字面意思去理解。在纽伦堡文件里，“没有发现一起由于党卫军成员拒绝执行任务而被判死罪的案件”（Herbert Jäger,“Betrachtungen zum Eichmann-Prozess,”in Kriminologie und Strafrechtsreform，1962）。在这场审判当中，一位叫冯·德姆·巴赫—策莱维斯基的辩方证人作证说：“申请换岗就可以避开这项任务。尽管个别情况下要接受纪律处分，但是绝不会有生命危险。”艾希曼很清楚，他所要面对的，并非典型的“士兵两难境地”：“假如拒绝执行命令，可能会被军事法庭枪决；假如执行命令，可能会被刑事法官和陪审团处死。”正如戴西在他著名的《宪法之法》（Law of the Constitution）中指出的，假如仅作为党卫军成员，他永远不会被送上军事法庭，只可能被带到为警察和党卫军特设的法庭。在向法庭作出的最后陈词中，艾希曼承认他可以找借口退出，也确实有其他人这样做。他总以为这样一步是“不能接受的”，甚至现在也不值得“尊重”，这种调转最多是另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战后风行的“公开不服从”之说是一个童话：“在那种环境下，这种行为根本不可能，没人那么做过。”那是“不可想象的”。假如他被任命为一个死亡营的指挥官，就像他的好朋友赫斯那样，他可能不得不自杀，因为他没有杀人的能力。（赫斯年轻时曾经杀过一次人。他刺杀了一个叫瓦尔特·卡多的人，后者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占领当局出卖了莱茵兰地区的民族恐怖主义者莱奥·施拉格特；后来纳粹把他奉为民族英雄。德国法庭判赫斯五年刑期。在奥斯维辛，赫斯当然不必亲手杀人。）不过没人会给艾希曼提供这一类的工作，因为那些下达命令的人“十分清楚一个人的极限在哪里”。不，他不会遭遇“性命之危”，因为他骄傲地宣称他总是“尽职尽责”，遵守宣誓效忠过的所有命令，他当然总是尽其所能去恶化“犯罪后果”，而不是减轻。他所说的情况里唯一算是“减刑情节”的，是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试图“尽量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而且，无论这一点是真还是假，在这起特殊案件中都很难构成充分的减刑情节。这种说法没有法律效力，因为在他接到的标准命令中，其中一条就是“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于是，在磁带作为呈堂证供之后，死刑判决成了一个必然的结局。甚至从法律上讲，虽然以色列法律中的第十一条可能对于奉命行事者减轻刑罚，但鉴于罪行如此重大，这点对判决结果根本产生不了影响。（重要的是，辩护律师并未以上级命令而是以“国家行为”为由申请无罪辩护。这个策略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在纽伦堡用过，但未能奏效。当时他为弗里茨·绍克尔辩护。绍克尔曾是戈林四年计划办公室的劳动力配置专员，杀害过上万波兰犹太工人，于1946年被执行绞刑。“国家行为”，德国法学界甚至生动地称之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崇高行动，基于“统治权力的实践”[E. C. S.Wade，British Year Book for International Law，1934]；于是，“国家行为”完全不受法律制约，而其他所有的命令和指示，至少在理论层面，仍然受到司法监管。如果艾希曼的所作所为属于国家行为，那么他的上司,一直到国家元首希特勒，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被任何法庭所审判。“国家行为”说，与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的哲学观如此一拍即合，他再试一次也不足为奇。令人惊讶的却是，在法官结案陈词之后、宣布判决之前，他竟然没有把上级命令当作减刑情节重新提出。）在这一点上，人们可能会庆幸，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审判，即便对与犯罪过程不相关的陈词，也不会因其无关紧要、不够客观而弃之不理。因为很显然，事情并不像立法者们想象得那么简单。普通人生来对犯罪有排斥力，要弄清楚一个普通人要花多长时间去克服这种自然能力，一旦达到那个极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许对法律意义不大，但却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于这个问题，阿道夫·艾希曼案件提供了一个再准确不过的答案。

 

首次参观东部屠杀中心之后不久，艾希曼于1941年9月从德国及其保护国组织了他的第一次大遣送。这正合希特勒的“心愿”。希特勒曾让希姆莱尽快实现德国无犹化。第一批遣送包括两万莱茵兰地区的犹太人和五千吉普赛人。这第一趟遣送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怪事。艾希曼从来没有自作主张过，他总是极其小心地“履行”命令，甚至不愿意主动提出建议，总是在等待“指示”（所有与他合作过的人给出的证词都可以说明这一点）。而现在，“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做了违背命令的事：他没有把这些人运到苏联的里加或明斯克（到了那里他们就会立即被特别行动队枪决），而是运到了罗兹隔都，他知道那里的灭绝工作还没有筹备完毕。而这是因为，那个营的负责人，某个叫作于波霍尔的执政官，找到了从“他的”犹太人身上揩油的办法。（事实上，罗兹隔都建得最早，拆得却最晚；它的营民中，除了病死饿死的，都活到了1944年夏天。）这个决定令艾希曼陷入了不小的麻烦。隔都人满为患，于波霍尔先生没兴趣接收新来的人，也没有地方安置他们。他非常生气，向希姆莱抱怨艾希曼用“从吉普赛人那里学来的讨价还价”欺骗他和手下。希姆莱和海德里希都保护了艾希曼，这件事很快就风平浪静，被人遗忘了。

最先遗忘的是艾希曼本人。无论在警方的问讯中还是在他的各种版本的回忆录里，他都没有提及此事。当他的辩护律师当庭向他出示这些文件、请他确认时，他坚持自己当时有一个“选择”：“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上司让我在两个命令里选择一个。……其中一个是罗兹。……如果罗兹有难度，就转送至东部。当时我说，我已经看过了当地的筹备情况，并据此决定，尽全力把这些人运到罗兹去。”辩护律师试图从这件事里总结出，艾希曼只要有机会就会去援救犹太人——这当然不是真的。控方后来拿同一件事盘问他，并且想要证明，艾希曼本人决定所有被遣送者的终点站，因此也决定了哪一批遣送者要被灭绝——当然也不是真的。艾希曼自己的解释则是，他没有违抗命令，只是利用了“选择权”——同样不是事实。因为他很清楚在罗兹会遇到很多困难，因此他的命令里相当明确地写着：最终目的地，明斯克或里加。尽管艾希曼把这些全忘了，可这显然是唯一可以证明他曾试图解救犹太人的例子。然而三周后，海德里希在布拉格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上，艾希曼说“关押[苏联]共产党员[随后被特别行动队执行处决]的地方也可以接收犹太人”，还说他已经同那里的指挥官就此“达成一致”。会议并就罗兹的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最终的解决办法是，从帝国（包括奥地利、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输出五万犹太人，运到特别行动队在里加和明斯克的执行中心。这样一来，我们也许就能够回答兰道法官的那个问题，也是在每个密切关注这起审判的人心中最重要的那个问题，即被告是否有良知：是的，他曾有良知，而且他的良知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运作了约四个星期；而之后，则与人所期望的完全背道而行了。

就算良知犹在的那几个星期，其运作也有十分奇怪的限度。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在接到元首命令前，艾希曼就知道东部特别行动队的屠杀行动；他知道所有苏联高层（“共产党员”）、所有波兰高级知识分子、所有当地犹太人直接在前线后方被集体枪杀。另外，同年7月，在被海德里希召见的数周之前，他从一位驻守在瓦尔特高的党卫军成员那里收到一份备忘录，其中写道：“在即将到来的冬天，犹太人将不再有足够的食物供应。”值得严肃考虑一下，“通过某种最快速有效的方式杀死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犹太人，是否不失为一种最人道的解决方式。至少比任由他们饿死要好些”。在一封附件中，收信人被称为“亲爱的艾希曼同志”，写信的人承认“这些事情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不过的确可行”。这种承认表明，信的作者对于元首更加“不可思议的”命令尚不知情；不过这封信也说明，该命令已经沸沸扬扬到了什么程度。艾希曼从来没有提到过这封信，而且很可能当时对它也不觉大惊小怪。因为这个方案只涵盖波兰本土犹太人，并不涉及来自德国或其他西欧国家的犹太人。撼动他的良知的，并不是屠杀的想法，而是屠杀德国犹太人这一想法。（“我知道特别行动队接到了屠杀命令，对此我并不否认；不过，从德国来到东部的犹太人也遭受同样的命运，这一点我从不知情。” ）老党员威廉·库贝的良知也是如此：看到佩戴铁十字勋章的德国犹太人来到明斯克接受“特殊待遇”时，这位德国在苏联占领区的总督怒不可遏。由于库贝比艾希曼表达得更清楚，他的话或许可以告诉我们，艾希曼良心受煎熬时的真实想法。库贝在1941年12月写信给他的上级说：“我当然下定决心，准备协助解决犹太问题。但是，跟我有共同文化土壤的人当然不同于当地这些畜生般的野蛮人。”这种良知——假如有过抗议，那么也是抗议杀害“跟我们有共同文化土壤的人”——在希特勒政权之后依然存在；在今天的德国人中间，这样的“错误信息”仍然根深蒂固，即，被屠杀的“仅仅是”东欧犹太人。

并非只有德国人以这种思维方式区分“野蛮人”与“文化人”。哈里·穆利什（联系萨洛·W.巴龙在证词中关于犹太人民的文化和思想成就的内容时）说他突然想到如下问题：“假如犹太人如同遭灭顶之灾的吉普赛人一样，也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那么杀死他们还能算是罪大恶极么？艾希曼究竟是以人类破坏者还是以文化歼灭者的身份受审？一个杀人犯是否因为在杀人过程中同时破坏了一种文化而罪加一等？”当他把这些问题抛给总检察官豪斯纳，得到的回答是：“他觉得是，我觉得不是。”最近上映的名为《奇爱博士》的电影让我们看到，我们无法就这样将过去掩盖，将痛苦束之高阁。影片中那位处处流露出纳粹痕迹的奇怪的炸弹爱好者，建议挑选几万人到地下掩体躲避即将到来的灾难。幸运的幸存者会是谁呢？是拥有最高智商的人!

如今让耶路撒冷如此困惑的良知问题，当年纳粹政府也从未忽略。事实上，在1944年7月暗杀希特勒行动的通信和预备行刺成功之后发表的声明中，几乎没有提及发生在东部的整个屠杀行为。人们可能推论认为纳粹过于高估了良知问题的现实意义。我们在此暂且忽略德国反抗希特勒的早期阶段，那时还是反法西斯性质的，完全是左翼运动。从根本上说，那时的反抗不涉及道德命题，更谈不上针对迫害犹太人，单纯是阶级斗争的“转向”。左派认为阶级斗争是政治的核心。此外，这种反抗在我们所探讨的这段时期却消失了，被冲锋队在集中营和盖世太保牢房里的恐怖行动所捣毁，被随着恢复军备之后而来的就业前景所动摇，被共产党采取的加入希特勒的纳粹党的“特洛伊木马”战略所腐蚀。战争之初的反对派只剩下一些工会领袖，一些对于是否存在后援既不知情也无法知情的“无家可归的左翼”知识分子，只靠一些阴谋苟延残喘，最终发动了7月20日的暗杀行动。（用集中营幸存者人数来衡量德国人抵抗的程度当然是不可取的。战争爆发以前，罪犯类别五花八门，其中许多人根本与抵抗不沾边：有些是完全“无辜的”人，比如犹太人，有些是“反社会分子”，比如已定罪的罪犯和同性恋，还有被判罪的纳粹等等。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在战争期间也曾经囚禁过来自欧洲各个被占国的抵抗战士。）

7月行动中的大多数谋反者是前纳粹或第三帝国高官。引起他们奋起反抗的导火索并非犹太问题，而是希特勒正在酝酿战争这一事实，以及无休止的良心冲突与危机。折磨他们良心的几乎仅仅是，他们犯下了严重的叛国罪，破坏了效忠希特勒的誓言。与此同时，他们陷进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之中，进退维谷：在希特勒风光的日子里，他们觉得什么也做不了，因为人们不会理解；而在德国人战败的年月里，“背后一刀”说又成了笼罩在他们心头的一团乌云。最后，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防止天下大乱，防范发生内战的危险。办法就是，同盟国必须“理性”，在秩序恢复前“中止行动”。当然，所谓的秩序指的是德军抵抗的能力。他们对东部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不过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当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敢说，公开的革命和内战对眼下的德国可能是最佳的选择，甚至都不会动那样的念头。德国的积极抵抗主要来自右翼，但是回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记录，就算谋反行动中大部分是左翼人士，局势也未必会有多么不同。无论如何，这只是个学术层面的问题，因为在战争年代，德国根本不存在“有组织的社会党人的抵抗”。德国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尔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3]

局势其实简单明了，简单到令人绝望：即便在进攻苏联从而开启双线恐怖作战之后，即便在美国参战之后，事实上，即便在斯大林格勒之战、意大利倒戈、盟军登陆法国之后，绝大多数德国人依然相信希特勒。与这些坚定的大多数相对的，还有数量模糊的一些孤立个体，他们对这场国家危机和道德灾难看得清楚明白；他们当中或许不乏彼此熟识信任的人，他们是朋友，他们交换想法，却没有起义革命之念。最终，只剩下后来以谋反者身份而著称于世的人。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就任何事情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包括谋反的问题。他们的领袖是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此人曾任莱比锡市长，为纳粹当了三年的物价督察官，却早在1936年就已辞职。他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左翼代表人物、前工会领袖、社会党人威廉·洛伊施纳，许诺为他提供“大力支持”；在克莱绍集团，受到赫尔穆特·冯·莫尔特克的影响，常有人抱怨法治“正在遭到践踏”，然而这个团体最关心的却是让两大基督教教会讲和以达成其“在世俗社会的神圣使命”，并公开支持联邦制。（关于1933年以来所有抵抗运动的政治失败，格奥尔格·K.罗默泽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会为我们提供翔实的档案资料和客观的科学研究。）

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失败的命运越是不可逆转；此时政治分歧本应变得越发无关宏旨，政治行动则越发迫在眉睫。不过，格哈德·里特尔似乎再次找到症结所在：“如果没有[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的果断决定，抵抗运动可能多少会陷于孤立无援的被动状态。”这些人之所以团结在一起，是因为他们认为希特勒是个“骗子”、“半吊子”，“牺牲整个军队以保专家智囊团”，是个“精神病”、“魔鬼”，“一切罪恶的化身”。结合德国当时的语境，这些说法和他们自己偶尔用的 “罪犯、傻瓜”没什么差别。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才对希特勒有如此的认识，“不可能将党卫军成员或纳粹党以及政府要员”排除在外[弗里茨·黑塞语]；于是不可避免的是，即便在谋反者团体内部，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牵涉进纳粹政府的罪行之中，难脱干系。比如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伯爵，假如行动成功的话，他可能升任德国警察总长（按照戈尔迪拉拟订的未来部长名单）；还有来自帝国保安总局的阿图尔·内贝，他曾在执行东部流动屠杀任务的特别行动队B队中担任指挥官!1943年夏，希姆莱下达的灭绝计划达到高潮，格德勒考虑把希姆莱和戈培尔作为潜在的同盟者，“因为这两个人已经意识到，跟随希特勒将会万劫不复”。（希姆莱的确成了一个“潜在的同盟者”——戈培尔则相反——他完全清楚他们的计划，只是在刺杀行动失败之后，才对谋反者采取行动。）我引用的是格德勒写给陆军元帅克卢格的一封信稿，不过这奇特的同盟并不能被解释为面对军方指挥官采取的“战略考虑”，因为克卢格和隆美尔都已经“下令铲除那两个恶魔[希姆莱和戈林]”（里特尔语），更不用说给格德勒作传的里特尔，坚持认为以上引文“表达出格德勒对希特勒政权最强烈的仇恨之情”。

无疑，反对希特勒的这些人最终都赔上了性命，经受了恐怖的死法。他们中许多人勇气可嘉，但是促动他们的并非义愤或其他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动机仅仅是，他们确信战争会失败，德国要毁灭。这并不是否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比如约克·冯·瓦滕堡伯爵，也许会因“反对1938年11月对犹太人的迫害”而采取政治反对姿态（里特尔语）。但是就在那个月，犹太教堂身陷火海，整个犹太民族似乎都置身恐怖：上帝的住所被付之一炬，信教的和迷信的人都担心上帝的报复。的确，在希特勒1941年5月下达所谓的“政治委员命令”后，高层军官很是不安；他们了解到，在下一场针对苏联的战役中，所有苏联高层以及全部犹太人都会被屠杀。如格德勒所说，这些团体同样心有不安：“在占领地区，用消灭人类以及宗教迫害的手段去对付犹太人……这种做法将永远成为我们沉重的历史负担。”但是，对他们而言，似乎除了“这会让我们[与盟军缔结合约时]的处境十分艰难”、“玷污德国的声誉”、有损军队士气之外，不会有什么更为恐怖的后果。听到一个党卫军军人“若无其事地说，‘用机枪扫射壕沟内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再用泥土掩埋仍在抽搐的尸体，这不能完全算是好事’”，格德勒喊道：“他们把一支曾为自由[1814年反击拿破仑]与统一[威廉一世1970年普法战争]而战的荣耀之军变成了什么!”他们也从不认为，这些痛苦可能跟盟军提出无条件投降之间也有一定关系；他们批评这个要求是“民族主义的”、“没有道理的”，是盲目仇恨的结果。1943年，德国败局已定，及至此时，甚至到后来，他们依然相信他们有权与他们的敌人“平等”谈判，谋求“公正和平”，尽管他们十分清楚，希特勒无缘无故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多么不义。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对于“公正和平”的标准。格德勒在多处备忘录中反复重申：“恢复1914年国境线[意味着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增加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另外，“德国在这个大陆上占据领头羊地位”，而且最好能收回南蒂罗尔!

从他们准备事成之后的告民众书中，我们还知道他们打算怎样向公众说明这个事件。例如计划成为国家元首的路德维希·贝克将军在其草拟的宣言中大谈希特勒政府的“顽固”、“无能和无度”、“自大与自负”。然而最关键的一点，这个政府“最丧心病狂的行为”是，纳粹想要“军队领袖为即将到来的失败命运负责”；贝克补充道，罪行已经犯下，“玷污了德意志民族的荣誉，损害了整个民族在世人眼中的荣光”。而希特勒被清算之后，接下来怎么办呢？德军将继续战斗，“直到战争以荣耀的方式结束”——这意味着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奥地利、苏台德地区。的确有充分理由去肯定德国小说家弗里德里希·P.莱克—马勒茨文对这些人所做的尖锐判断。莱克—马勒茨文于德国战败前夕死于集中营，并未参与谋反。他听到刺杀希特勒失败的消息感到很遗憾，并在他那本几乎无人知晓的《一个绝望者的日记》（Tagebuch eines Verzweifelten,1947）中写道：“为时略晚，先生们，是你们造就了这颗德国的灾星，在一切似乎完好运转时紧随其后；你们……对面前的每个誓约毫不犹豫地发誓，把自己蜕变成可鄙的贴身侍卫，跟随这个杀人无数、让痛苦灾祸横行于世的罪犯；而今，你们再来背叛他，就像你们前天背叛了君主制、昨天背叛了共和国一样……伟大的毛奇身后这些不肖子孙啊[4]……现在他们的背叛已经昭然若揭，他们背叛这个行将就木之家，好给自己做政治辩护——这群人，是最庸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他们将曾经赋予他们权力的东西全部推翻。”

没有证据表明艾希曼跟“7·20事变”的人有过私下接触。也不大有这种可能。我们知道，即便在阿根廷，他依然当那些人是叛徒、混蛋。假如他有机会获悉格德勒在犹太问题上的“独创性”计划，他或许能发现些许赞同点。格德勒提议“对德国犹太人遭受的损失和虐待给予赔偿”——这是在1942年，那时候问题已不仅仅局限于 德国犹太人，他们所遭受的也不仅仅是虐待、劫掠，而是毒杀；不过除了此类技术问题之外，他还思考了更加长远的事，美其名曰“永久解决”，以便“使[所有欧洲犹太人]摆脱他们作为不受欧洲各国欢迎的‘客居民族’所处的尴尬地位”。（按艾希曼常说的套话，叫作使之“脚下有坚实的土地”。）为了这个目标，格德勒宣称“在殖民地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度”。备选有加拿大或者南美，或者他听说过的马达加斯加之类。他作出了一些妥协，并非所有犹太人都会遭到驱逐。跟纳粹政权初期的政策相当一致，他暂不剥夺“为德国作出过军事贡献的，或者证明其祖上具有光荣传统的”优先人群的德国国籍。无论格德勒“对犹太问题的永久解决方案”究竟是何用意，1954年里特尔教授虽对英雄十分敬仰，却仍认为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独创”。在纳粹党甚至党卫军内部，格德勒也能为他的这个计划找到足够多的“潜在同盟者”。

在上文引用的那封写给陆军元帅冯·克卢格的信中，格德勒曾恳请克卢格倾听“良心的声音”。但是他的一切用意都在于，一个将军起码得明白，“继续这场无望之战，是公开的犯罪”。日积月累的证据告诉人们，德国显然已经失掉了这样的良心，人们已经到了几乎记不起良心为何物的地步；人们也不去想想，这惊人的“德国新一套价值观”根本得不到世人苟同。他的话当然也不能全部当真。因为，在德国也有许多人从纳粹夺权之初就坚定不移地反对希特勒；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人——也许有十万人，也许更多，也许更少——因为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被人听到过。他们可能随处可见，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平民，也有教养很高的人士；他们存在于所有党派中，可能甚至有纳粹官员。在他们当中，诸如前面所说的莱克—马勒茨文或哲学家卡尔·雅斯佩尔斯这般为公众所知的人，只占很小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的确确很虔诚，像我认识的一个手工艺人，任由自己的个性被摧毁，变成工厂里一个普通的工人，也不愿意履行几道“简单的手续”而加入纳粹党。少数人依然看重誓言，他们宁可放弃学术事业，也不愿以希特勒之名起誓。更大的群体来自工人阶层，尤其在柏林，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也努力帮助他们的犹太旧识。还有两个农家男孩，他们的故事被写入了金特·魏森博恩的《无声的起义》（Der lautlose Aufstand,1953）中。他们在战争末年被征入党卫军，因拒绝签名而被判死刑。奔赴刑场的那天，他们给家人写了最后一封信：“我们二人宁愿死，也不愿我们的良心被罪行玷污。我们知道党卫军要干什么。”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人什么都没做，他们的立场跟那些谋反者的也大相径庭。他们判断是非的能力并未受到影响，他们也从没遭遇过“良心危机”。在抵抗成员当中或许也存在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在谋反者当中所占的比例未必就比在普通民众中的比例高。他们既非英雄亦非圣人，他们一直保持缄默。只有一例，独一无二的一例，沉默的元素公开发声：绍尔兄妹，两个来自慕尼黑大学的大学生，在他们的老师库尔特·胡伯的影响下散发著名的小册子。在那些小册子上，希特勒被称作“集体屠杀犯”。这个称呼乃名副其实。

然而，如果你仔细阅读这些文献以及对所谓“另一个德国”所作的宣言（假如“7·20事变”成功，这“另一个德国”将接替希特勒），那么你肯定会惊讶地发现，在他们与他们之外的世界之间存在多么深的鸿沟。否则该怎么解释格德勒的幻想，特别是希姆莱以及里宾特洛甫的美梦——在战争快结束的那几个月里，梦想通过跟盟军就战败德国进行谈判谋得一个全新的角色。假如说里宾特洛甫明摆着愚蠢，那么希姆莱可无论如何都不傻。

 

纳粹统治集团中，希姆莱最擅长解决良知问题。他创造了大量口号，比如著名的党卫军口号，摘自希特勒1931年对党卫军所作的演说：“我的荣誉叫作忠诚。”而就是这句话，被艾希曼当作“熟习引语”，被法官们视作“空洞的废话”。而且，按艾希曼的印象，这句话“总是在岁末年初时”抛出来，有可能同时还附带圣诞补贴。艾希曼只记得其中一句并翻来覆去地提起：“将来的世世代代不必再去打这样的仗了。”这里“打仗”的对象是妇女、儿童、老人以及其他“没用的饭桶”。其他的口号则出自希姆莱对特别行动队、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指挥官所作的演讲，包括：“挺过这些，同时克服人性的弱点，保持正派，这些令我们变得坚强。这是我们历史上的光辉一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或者：“对于必须执行任务的组织而言，[执行‘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这一命令]是我们迄今为止最为艰难的一步。”以及：“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要把你们变成‘超人’，我们需要你们‘超越常人地冷酷无情’。”只能说，他们的期待并没有落空。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希姆莱几乎从未试图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假如他这么做，显然很快就会被当作耳边风。这些已经成为杀人凶手的人，心里盘算的仅仅是名垂青史和不可一世（“执行过两千年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任务”），那么当然要承受常人难以承受之事。这点很重要，因为这些杀人犯并不是天生的虐待狂或杀人狂；相反，为了剔除那些以杀人行凶获取生理快感的人，他们做了大量系统性的工作。特别行动队成员都来自武装党卫军。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武装党卫军的犯罪记录几乎并不多于德军常规部队，其指挥官是由海德里希从持有高学历的党卫军精英之中挑选出来的。于是，问题来了。所有正常人在目睹生理折磨时，都会产生本能的同情，这些人将如何说服自己的良心呢？显然希姆莱的本能反应更加强烈，他设计的计策很简单，而且应该也十分奏效：让这些本能转向，不再对他人，而是对自己产生同情。于是，人们不再说：我对这些人做了多么可怕的事!而是说：我得承受多大的痛苦才能完成这可怕的任务!这任务给我造成了多么沉重的负担!

艾希曼的记忆在涉及希姆莱的天才口号时漏洞百出，这也许说明，还存在其他更有效的方式用于解决良心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正如希特勒已经正确预见到的，就是战争这个简单的事实。艾希曼反复地说，对待死亡有“不同的个人态度”，如今“尸横遍野”，到了这样一个世道，人们对于死亡根本无动于衷，哪怕是对自己的死亡也一样，因为“我们是今天死还是明天死，根本就是无所谓的事；当我们发现第二天自己还活着，我们常常诅咒怎么还没死”。将暴力死亡的氛围推向极致的是，在最终解决的后期，依靠的不再是暴力枪杀，而是毒气工厂。毒气杀人从始至终都与“安乐死计划”紧密相关。从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星期直到进攻苏联这段时间，希特勒曾下令对德国的精神病患者实施“安乐死计划”。始于1941年秋天的灭绝计划，采取所谓的双轨制：毒气工厂和特别行动队双管齐下。特别行动队主要部署在军队后方，尤其是苏联境内。屠杀行动以打击游击战为幌子，受害者不单纯是犹太人。除了对付游击队外，特别行动队还对付苏联高官、吉普赛人、反社会分子、疯子和犹太人。犹太人被列为“潜在敌人”。然而不幸的是，苏联犹太人经过了好几个月才弄明白这一切，想撤离已经来不及了。（老一辈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军以解放者的身份受到欢迎；无论老少，都没有听说过“犹太人在德国或者哪怕在华沙的遭遇”；按照德国情报部门从白俄罗斯发来的报告所言[据希尔伯格]，他们“消息太不灵通”。更值得注意的是，抵达这些区域的德国犹太人竟然幻想自己是作为第三帝国的“先锋队”被派来的。）这些执行“特殊任务”的机动杀人部队（只有四支，每支规模相当于一个营，人数不足三千人），必然同军队紧密合作；的确，二者的关系通常很“出色”，有时甚至堪称“亲密”。将军们显得“出奇地善待犹太人”。他们不仅把犹太人亲手交给了特别行动队，而且还经常把他们自己的人，也就是普通士兵，借调过去协助杀戮。希尔伯格估计，被他们杀害的犹太人总计达到了一百五十万。不过，造成这个结果的并不是元首针对整个犹太民族的生理灭绝令，而是一个更早的命令。那是在1941年3月，希特勒向希姆莱下达命令，让党卫军和警察准备“在苏联执行特殊任务”。

元首的全体灭绝令（不仅针对苏联和波兰犹太人）尽管签署时间较晚，其历史却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它既不是出炉于帝国保安总局，也不是由海德里希或希姆莱的部门所酝酿的，而是由元首办公厅制定的。它与战争毫无干系，也从不以军事需要为托词。格拉尔德·赖特林格的《最终解决》用确凿的资料证实东部毒气工厂进行的灭绝计划源自希特勒的安乐死计划，这是该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令人愤慨的是，艾希曼审判与“历史真相”如此息息相关，却对这层事实联系不闻不问。这本可以给那个争论不下的问题提供一丝线索，即：隶属于帝国保安总局的艾希曼，究竟是否参与了毒气杀人行动。尽管艾希曼的下属罗尔夫·金特可能本人对此很感兴趣，但是艾希曼不太可能参与其中。格罗波尼克在卢布林地区建立了毒气工厂，艾希曼曾拜访过此人。不过，当需要更多人手时，格罗波尼克并没有去找希姆莱、其他警察或党卫军高层。他写信给元首办公厅的维克托·布拉克，后者把他的要求再转达给希姆莱。

按希特勒1939年9月1日下达的命令，最早的毒气室于同年建立。命令中称：“应允许……无药可医者安乐死。”（也许正是这种毒气使用的“医学”根源激发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坚信，用毒气杀人也应当被视作“一起医疗事件”。）这个想法本身一点也不新鲜。早在1935年，希特勒就告诉他的帝国医疗卫生总长格哈德·瓦格纳，“如果开战了，那么他将启动安乐死方案并负责执行，因为战时执行起来更加容易”。这项命令很快就在精神病患者身上得到执行。1939年12月到1941年8月，大约五万名德国人死于一氧化碳毒气室。那里用来杀人的房间掩饰得跟后来奥斯维辛中的一模一样，都做成淋浴间和洗澡间。这个计划彻底失败了。周围的德国人不可能不知道毒气杀人的秘密。那些想必无法采取“客观”视角看待医学本质与医生使命的人抗议声四起。几乎就在德国停止毒杀行动的那天，东部的毒杀行动——或者用纳粹的语言来说，为“允许安乐死”而采用的“人道杀人方式”——启动了。在德国参加安乐死计划的雇员，如今被派到东部修建新的杀人工厂，去消灭整个民族。这些人原为希特勒的办公厅或帝国卫生部成员，现都听命于希姆莱。

人们精心炮制五花八门的“语言规则”，以便欺骗和伪装。在给杀人犯洗脑方面，这些语言规则中没有哪一条比希特勒最早的战时令更为奏效。在这则战时令中，“谋杀”被替换成了“允许安乐死”。审讯警官曾问艾希曼，因为这些人注定难逃一死，所以避免“不必要的痛苦”这个命令听上去是否有些讽刺。艾希曼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思。他从骨子里深信，杀人不算什么；对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罪不可赦。审判期间，当证人讲述党卫军的暴行时，艾希曼表现得义愤填膺。尽管法庭和大多数观众没有看到他的愤怒，因为他执拗地想要控制自己的情绪，结果却使他们误以为他“无动于衷”、漠然置之。真正促使他出离愤怒的，并不是被指控杀害上百万人，而仅仅是一个证人指控他曾经将一个犹太男孩殴打致死。这个指控已被法庭驳回。的确，他曾把人运到特别行动队的地盘。那些人并不“允许安乐死”，而是枪杀。不过，在行动后期，随着毒气室的扩建，用枪杀人已经没有必要。这或许令他得到些许解脱。他一定会以为，新方法意味着纳粹政府在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上发生了决定性改善，因为毒气杀人计划的初期明文规定，安乐死的权利只留给真正的德国人。随着战争的推进，暴力与恐怖的死亡在苏联前线、非洲沙漠、意大利、法国海岸，在化为废墟的德国城市蔓延肆虐；奥斯维辛、海乌姆诺、迈丹尼克、贝尔茨克、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布尔的毒气中心，必然从事实上充当了安乐死专家们所说的“公共护理慈善基金会”。另外，1942年1月起，东部就有了安乐死项目，旨在“帮助冰天雪地里的伤员”。尽管以这种方式杀害伤员也属于“最高机密”，但是很多人都知道此事，其中当然包括那些“最终解决”的执行者。

经常有人指出，由于公众以及少数教会高层人士的愤怒抗议，德国国内不得不停止对精神病患者实施安乐死。然而，当毒气杀人的对象变成犹太人以后，这样的抗议之声却再也听不到了，尽管其中一些屠杀中心就位于当时的德国领土，尽管周围居住的都是德国人。无论如何，这样的抗议在战争之初的确是有过的；先不谈“安乐死教育”的效果，人们对待“通过毒气无痛致死”的态度很可能随着战争进程发生了改变。这种事情很难进行考证。没有档案资料予以支持，因为整个工程的保密性很高，没有一名战犯提及过此事，甚至纽伦堡医学法庭上的被告也没有过，后者在安乐死问题上却引述了大量的国际性文献。也许他们忘记了公众舆论的风向，也许他们从未关心此事，因为他们错误地以为，他们“客观科学”的态度比普通的舆论观点更加先进。不管怎样，还是有一些值得相信的见证者。他们很清楚，他们的邻居不会再有跟自己一样的震惊反应。他们的战争日记里记载了一些珍贵的故事。在整个德国道德崩溃之后，那些故事流传了下来。

莱克—马勒茨文（我前文提到过此人）讲到了一个女性“领袖”。这个人于1944年夏前往巴伐利亚并给当地农民鼓舞士气。她没有浪费时间去讲“神奇武器”和胜利进军，而是坦率面对即将到来的失败，她说，一个好的德国人不畏惧这场失败，因为元首“他慈悲为怀，一旦战争失利，他会备好毒气送德国人民舒舒服服地升天”。作者还写道：“哦不，我不是在异想天开。这位可爱的女士并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我亲眼见过她：肤色泛黄，四十来岁，眼神疯狂……后来怎样了？这些巴伐利亚农民有没有至少把她扔进湖里冷却一下她对死亡的热情？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摇摇头各回各家去了。”

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更能说明问题，因为其中的人物不是“领袖”，甚至可能连纳粹党员都不是。故事发生在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一个不同于德国其他地方的角落；时间是1945年1月，之后没几天苏军就摧毁了这座城市，占领了它的废墟，吞并了整块地区。汉斯·冯·兰斯多夫伯爵把这个故事写入了他的《东普鲁士日记》（Ostpreussisches Tagebuch, 1961）。当时他以医生身份留在这座城市，照顾无法撤离的伤兵。他被召到乡下某一个巨大的难民中心，那里已经被红军占领。突然有个女人跟他说话，让他看她的静脉曲张，她已患病多年，但现在想要治疗了，因为她有了时间。“我想解释，眼下更重要的是撤离柯尼斯堡，手术可以以后再说。我问她：‘您想去哪里？’她说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他们全都会被运回德国。接着她又说了一句惊人的话：‘元首不会让我们落到苏联人手里。他会提前把我们毒死的。’我偷偷地瞄了一眼周围，似乎没人对这番话感到大惊小怪。”跟大多数真实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给人的感觉是残缺不全的。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声音，最好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沉重的叹息应答道：那么好、那么贵的毒气，居然浪费在了犹太人身上!

[1] 本书德语版（169页）中还补充了一句，说他的报告“跟生理灭绝毫无干系，而是一个纯粹的警务行为，也就是说，局限于侦查任务”。——译注

[2] 此段引文译自德语版（177页）。——译注

[3] 德语版（187页）中补充说明，亨克（Henk）在《1944年7月20日之悲剧》（“Tragödie des 20. Juli 1944,” 1946）中使用了“社会党人抵抗组织”这个词，而里特尔在《卡尔·格德勒与德国抵抗运动》（“Carl Goerdeler und die deutsche Widerstandsbewegung,” 1954，532页，注释63）中，通过引证豪巴赫（Haubach）、密伦多夫（Mierendorff）和雷波尔（Leber）的话，驳斥了这种观点。——译注

[4] 此句译自德语版。——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