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西欧国家的遣送：法国、比利时、
荷兰、丹麦、意大利

“冷酷到底”曾是第三帝国统治者们高度赞赏的一项素质。可是到了战后，德国在对纳粹历史轻描淡写方面展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天赋，“冷酷到底”转而常常带有贬义，形容不好的、不善的。尽管天生具备这种素质的人没什么错，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按照基督教的教义行事。无论如何，艾希曼的部门派到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事务顾问”全部是百里挑一。他们是同常规外交使团、军方成员、安全警察的地方指挥部之间的联络人，之所以能被选派，是因为他们都体现出“冷酷到底”的最高水准。初期，1941年底、1942年初期间，他们的主要工作似乎总是同身处其他相关国家的德国官员——尤其是德国向那些名义上独立的国家派出的使节以及占领国的特派官员——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无论是跟哪一方，只要涉及犹太人事务的裁决问题，就会陷入无休止的纷争。

1942年6月，艾希曼召回他在法国、比利时、荷兰的顾问，目的是坐实这些国家的遣送计划。在“对欧洲进行由西扫向东”的事务上，希姆莱下令赋予法国最高优先权，一部分原因在于，“优秀民族”历来很重要；另一部分原因在于，维希政府表现出对犹太问题惊人的“善解人意”，并且主动推行大量反犹法令；他们甚至建立了一个专门的犹太事务部，先是由沙维尔·瓦兰、后来由达尔戈·德·贝尔普瓦主持，两人都是著名的反犹主义者。法国反犹主义与民众各阶层的普遍沙文式排外主义密不可分。因此作为妥协，行动首先从外籍犹太人下手。1942年，法国境内一半以上的外籍犹太人都失去了国籍，他们是来自苏联、德国、奥地利、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的难民和逃亡者。也就是说，那些国家不是处在德国统治下，就是在战争爆发前已经颁布反犹法令。所以，法国一开始就决定遣送总计约十万无国籍犹太人。（这个国家的全部犹太人口现已超过三十万。在1940年春的比利时和荷兰难民潮爆发前，1939年，这里已经有大约二十七万犹太人，至少十七万是外籍或者在国外出生的犹太人。）占领区以及维希法国各需全速遣送五万人。这项事业需要精心运作，不仅要取得维希政府的同意，而且还有赖法国警察的主动合作，他们在法国要干的就是德国治安警察在德国干的活。最初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正如贝当元帅的总理皮耶尔·拉瓦尔指出的，因为“这些外籍犹太人一直是法国的一块心病”，所以“法国政府很乐于德国人对他们改变态度，从而令法国有机会除掉他们”。必须补充一点，拉瓦尔和贝当是想把这些犹太人重新安置回东部。他们还不知道“重新安置”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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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件事引起耶路撒冷法庭的格外注意，两件事都发生在1942年夏天，也就是这次行动启动数周之后。第一件跟原计划7月15日从波尔多开出的一趟列车有关。由于艾希曼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在波尔多找到一百五十名无国籍犹太人，根本填不满火车，于是这趟行程不得不取消。不管艾希曼是否从这一情况中看出，事情可能不像每个人以为的那样容易，他都兴奋异常。他告诉下属“事关荣誉”。不是他在法国人那里，而是在运输部眼里的荣誉，因为后者可能会低估他的办事能力。他还表示，假如再发生这种情况，他“将不得不考虑是否暂时放弃法国的遣送行动”。耶路撒冷对这一威胁非常重视，认为其可以证实艾希曼的权利之大，因为假如他想，他可以“放弃法国”。事实上，这是艾希曼在胡乱吹牛，以证明他有“调兵遣将的权力”，但却几乎无法“证实……他在下属眼中的地位”，除了他时常威胁他们会丢掉舒服的战时工作。不过，如果说波尔多事件只是一出闹剧，那么第二件事则堪称耶路撒冷传出的头号恐怖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被迫离开父母的四千名儿童，其父母已经踏上了通往奥斯维辛之路。那些孩子被丢在法国集合点德朗西集中营。7月10日，艾希曼的法国代表、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特奥多尔·丹内克尔给他打电话，询问如何处置那些孩子。艾希曼花了十天时间作决定，然后回电话给丹内克尔，告诉他“一旦重启向波兰总督府地区的遣送工作，就开始运输这些孩子”。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指出，整个事件实际上说明“受害者的命运既不是由被告，也不是由被告所在部门成员决定的”。事实上，丹内克尔曾告知艾希曼，拉瓦尔本人建议把十六岁以下的儿童也列入遣送队伍；然而遗憾的是，没有人提到这一点。这就意味着，最可怕的一幕并非“最高命令”的结果，而是法德政府最高层磋商后达成一致的后果。

1942夏秋期间，两万七千名无国籍的犹太人（一万八千名来自巴黎，九千名来自维希政权下的法国南部），被遣送到奥斯维辛。接着，当法国全境还有大约七万名犹太人时，德国人犯下了第一个错误。他们相信法国人已然对遣送犹太人习以为常，即便把法国本土犹太人算进去也不会引起任何反对，于是单纯为简化行政手续而申请遣送法国犹太人。孰料这个申请引起轩然大波。法国人坚决反对把自己国家的犹太人交给德国人。而希姆莱在得知事情原委——不是通过艾希曼或他的手下，而是很偶然地从一个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的人那里得知——之后，马上作出让步，并且承诺放过法国犹太人。可是为时已晚。关于“重新安置”的第一批流言已经散布到法国，法国的反犹主义者以及非反犹主义者都想看到那些外籍犹太人在别处安家，但就算反犹主义者也不想成为大屠杀的帮凶。不久前，法国人还热血沸腾地策划对那些自1927年（或1933年）以后获得法国国籍的犹太移民取消国籍，此举可能会令大约五万多名犹太人变成符合遣送条件者。如今，他们却拒绝再向前迈出小小的一步。他们还在遣送无国籍以及外籍犹太人的问题上制造了类似的无数麻烦，确实令所有从法国撤离犹太人的雄伟计划不得不“搁浅”。成千上万的无国籍者藏匿起来，还有好几千人逃到了法国的意大利占领区蔚蓝海岸。在那里，犹太人无论是何出身、有何国籍，一律安全。1943年夏，德国宣布无犹化，盟军刚刚抵达西西里，那个时候，被遣送的犹太人不到五万两千人，少于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这些人当中，持有法国护照者不到六千人。德国的法军拘留营里，犹太战俘都不曾享受“特殊待遇”。1944年4月，盟军登陆法国两个月前，这个国家里仍然有二十五万名犹太人，他们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这说明，一旦遭遇坚决抵抗，纳粹无论在人力还是相应的意志力上，都无法保持“冷酷”。事实真相是，就连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成员，也有软化的余地。

 

1942年6月，艾希曼的部门召开柏林会议，对即将从比利时和荷兰遣送出境的人数作出了相当保守的估计，很可能是因为法国这个前车之鉴。[1]会议预计在比利时逮捕一万人、荷兰一万五千人，逮捕后立即遣送；而两个国家的人数后来又都大幅提升，很可能跟法国方面行动受阻有关。比利时的情况在某些方面尤其特殊。这个国家完全由德国军事上层掌控，根据比利时政府向法庭提供的报告，警察“对其他德国行政部门却无法施加他们本该有的影响”。（比利时总督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将军后来参加了1944年7月反叛希特勒的行动。）当地的叛国者只在佛兰德能够呼风唤雨，瓦隆法语区的法西斯政府领导人德格雷尔没有什么影响力。比利时警察并未与德国人合作，德国人甚至不放心让比利时铁路员工单方负责用于遣送的火车，因为后者要么故意不给车门上锁，要么策划埋伏，帮助犹太人逃跑。最奇特的是犹太人口的构成。战争爆发前，这里有九万犹太人，其中大约三万是德国来的犹太难民，而另外五万多来自欧洲其他国家。到1940年底，将近四万犹太人逃离了这个国家。在剩下的五万人里，比利时本土犹太公民最多只有五千人。另外，逃亡的难民全部是较为重要的犹太领袖，他们当中大多数本来也都是外国人，由此组建的犹太委员会当然无法对当地的犹太人发号施令。由于“缺乏全方位的理解”，所以最终只有很少的比利时犹太人被遣送，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最近归入比利时国籍的以及无国籍的犹太人，这些出身捷克、波兰、苏俄、德国的人，大多刚刚才抵达，很容易被认出来，也很难在这个完全工业化的小国家找到藏身之处。到1942年底，有一万五千人被运往奥斯维辛；到1944年秋盟军解放比利时的时候，总计两万五千人已经遇害。艾希曼在比利时有他的犹太事务“顾问”，但是这个顾问似乎对此类行动并不积极。最终，由于外交部方面的不断施压，还是由军事管理部门出面执行。

 

跟所有其他国家一样，荷兰的遣送行动也是从无国籍犹太人开始的。这些人几乎全部是德国难民，是战前被荷兰政府公开宣布的“不受欢迎的”人。[2]在全部十四万犹太人口中，大约有三万五千人是外籍犹太人。与比利时不同的是，荷兰实行的是非军事管理；与法国不同的是，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政府，因为内阁和王室已逃往伦敦。这个弹丸之国完全任由德国人以及党卫军宰割。艾希曼在荷兰的“顾问”名叫维利·佐普夫（最近在德国被捕，而那位更有作为的时任驻法顾问丹内克尔先生却依然逍遥法外），不过他显然乏善可陈，除了定期跟柏林办公室汇报工作之外，几乎就没干过什么。遣送行动及所有相关事务都由律师埃里希·拉亚科维奇操办，他是艾希曼从前在维也纳和布拉格的法律顾问，经艾希曼引荐加入了党卫军。1941年4月，海德里希派他到荷兰，其直属领导并非柏林的帝国保安总局，而是海牙当地的安全局局长威廉·哈斯滕博士，而此人又受命于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党卫军全国副总指挥汉斯·劳特尔及其犹太事务助理费迪南德·奥斯·德·芬顿。（劳特尔和芬顿都被荷兰法庭判处死刑。劳特尔被执行死刑，而芬顿据说因为阿登纳的干预被改判为无期。哈斯滕也被带回荷兰受审，服刑十二年后，于1957年被释放，后加入巴伐利亚州政府民政部。荷兰高层曾考虑对拉亚科维奇启动诉讼程序，此人似乎现居瑞士或意大利。所有这些细节都在去年随着荷兰档案的公开发行以及瑞士《巴塞尔国家报》驻荷兰通讯员E.雅各布的报道得以曝光。）耶路撒冷的诉讼方一方面是由于想不惜一切代价打造艾希曼，另一方面是由于死死陷进了德国官僚体制的迷宫里，所以声称所有官员都要执行艾希曼的命令。但是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只接受希姆莱的调遣。而且，说拉亚科维奇此时仍然听命于艾希曼，结合当时荷兰的时局，这一观点尤其不足为信。判决最终并未就此展开唇枪舌剑，只是不动声色地修改了大量由控方犯下的错误——尽管可能不是全部，而且展现出帝国保安总局、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以及其他机关部门之间不断上演的明争暗斗。用艾希曼的话说，就是“旷日持久、没完没了、无休无止的谈判”。

艾希曼对荷兰的安排十分气愤。很明显，希姆莱本人想限制他的权力，更别说当地那些绅士多么不遗余力地制造麻烦，让艾希曼自己的遣送车辆无法准时出发。他们还取笑柏林的“协调中心”根本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于是从一开始，要遣送的犹太人就不是一万五千名，而是两万名。而艾希曼派去的佐普夫先生在职务上比其他任何人都低好几等，1943年，佐普夫几乎是被迫加速遣送工作。诸如此类的权力纷争一直在困扰着艾希曼。他对所有还想听他说话的人说：“事情进展到这个阶段，专员先生已确认犹太问题乃安全警察所辖，假如其他部门再想插手，就是违抗党卫军帝国领袖[指希姆莱]的命令，而且也是荒唐无理的。”不过说了也是白说。荷兰的最后一次冲突发生在1944年。这一次，就连卡尔滕布伦纳也坐不住了。为了顾全大局，他试图从中斡旋。尽管出身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人被从萨洛尼卡带到了奥斯维辛，但是荷兰的塞法迪犹太人还是得以幸免。判决中说“帝国保安总局在这场纷争中占了上风”，这是不对的。因为，还有三百七十名塞法迪犹太人仍然安然无恙地生活在阿姆斯特丹。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上帝知道了。

希姆莱更愿意通过他的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在荷兰执行任务，原因很简单：这些人知道如何在这个国家行事，况且荷兰民众制造的麻烦绝对不算小儿科。在整个欧洲，只有荷兰的大学生为犹太教授遭解职举行示威游行；当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第一次被遣送到德国集中营之际，全国各地随即爆发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这在欧洲也是绝无仅有的。而那次遣送并非去往死亡营，只是一次早于最终解决令抵达荷兰之前很久采取的惩罚措施。（就像德容指出的，德国人从中吸取了教训，从现在起，“不单用纳粹冲锋队的棍棒……而且通过在《犹太人周报》上公布法令……强制执行”。再也看不到警察当街抓人的场面，民众也不再示威游行。）尽管荷兰对反犹措施怀有敌对情绪，荷兰人民对反犹主义也相对具有免疫力，可他们还是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影响，而且后来证明，这两个因素对犹太人而言是致命性的。首先，在荷兰存在着一场非常强大的纳粹运动，因此完全有条件实施诸如抓捕犹太人、肃清其藏身之地等警务行动。其次，在本土犹太人当中存在着一股非常强劲的趋势，要在他们自己跟新来的人之间划清界限，这很可能是因为荷兰政府对德国难民态度相当不客气。其中可能还有荷兰反犹主义者的原因，跟法国人一样，他们的矛头也主要指向外籍犹太人。这样一来就便于纳粹按自己的心意塑造犹太委员会，后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为只有来自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才是遣送行动的受害者；于是，党卫军还可以在组织荷兰警察的同时从犹太警察中招募警力。结果造成一场空前的灾难，其惨烈程度除对波兰犹太人的灭绝行动之外，任何其他西欧国家都望尘莫及。波兰犹太人的情况完全有别于其他国家，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处于绝望的谷底。尽管跟波兰相比，荷兰人民允许了约两万到两万五千名犹太人藏身，这对如此一个小国家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但是后来至少有一半藏身者被发现，这无疑离不开专业情报员或临时告密者的努力。到1944年7月，十三万名犹太人被遣送，大多数被送到波兰卢布林地区位于布格河畔的索比布尔。那里从来就没有过挑选劳动力的事。所有生活在荷兰的犹太人中，有四分之三被杀害，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本土犹太人。1944年秋，最后一批被遣送者离开了荷兰，当时盟军的前哨已经到达荷兰边境。在一万名靠躲藏幸存下来的犹太人中，大约百分之七十五是外国人——这个百分比证实，荷兰本土犹太人因不愿面对现实而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

 

万湖会议上，外交部的马丁·路德警告，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尤其是挪威和丹麦，会遇到巨大的麻烦。（瑞典从未被占领，而芬兰尽管在战争中支持轴心国，却是唯一一个纳粹在犹太问题上从未染指的国家。两千名芬兰犹太人安然无恙，这个例外不能不令人惊讶。这也许是因为，希特勒对芬兰人怀有崇高的敬意，所以不想用武力和带有侮辱性的胁迫手段令其臣服。）路德提议暂时推迟斯堪的纳维亚的遣送行动。这对于丹麦来说很自然。这个国家尽管1940年4月就跟挪威一同遭到德军入侵，但还保留着独立政府，而且1943年秋天以前一直被视为中立国。丹麦没有值得一提的法西斯或纳粹运动，因此也就不存在谋反者。然而在挪威，德国人找到了狂热的支持者。挪威亲纳粹、反犹太的领导人维德孔·吉斯林，后来还成了所有叛国者以及“卖国贼政府”的代名词。挪威境内有德国犹太难民和犹太无国籍者一千七百名，他们在1942年10月到11月的几次闪电行动中被抓捕并关押。当艾希曼的部门组织遣送这些犹太人到奥斯维辛时，一些吉斯林政府的人请辞。路德先生及其外交部对此曾有预感，不过更为严重的——当然不是完全出乎意料的——是瑞典对所有被迫害者迅速提供政治避难，有时甚至提供瑞典国籍。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恩斯特·冯·魏茨泽克拒绝对路德的提议进行讨论，但是瑞典的举措还是帮了大忙。非法离开一个国家相对还要简单些，但若想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进入庇护国并躲开入境检查，几乎等于天方夜谭。所以，大约九百人——这个数字刚刚超过了挪威犹太小社群人数的一半——被偷运到了瑞典。

无论如何，恰恰是在丹麦，德国人发现外交部的顾虑的确有道理。丹麦犹太人的故事可以自成一篇，丹麦人民及其政府的表现在整个欧洲国家里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这些国家被占与否、是否为轴心国的伙伴国、是否中立或是否真的独立。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成为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必读，让他们了解到，在拥有绝对暴力优势的对手面前，非暴力行动和抵抗当中凝聚着多么巨大的潜力。的确，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缺乏对“犹太人问题的正确理解”，而且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反对“极端”和“最终”解决。事实证明，丹麦、意大利、保加利亚和瑞典一样，对反犹主义几乎是免疫的。但是这前三个国家里，在受到德国势力影响时，只有丹麦人敢于跟他们的德国主子公开摊牌。意大利和保加利亚蓄意破坏德国人的命令，并且卷入一场复杂而狡诈的欺骗游戏，为救他们的犹太人制造了一场独出心裁的特技动作，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对此类政策提出过抗议。丹麦人的表现则完全不同。当德国人把佩戴黄色大卫星的事慎之又慎地传达给他们时，得到的回答只是，第一个佩戴黄色星标的将会是国王。丹麦政府官员也严正指出，任何形式的反犹措施都会导致他们马上辞职。整个事件中的关键一环是，德国人甚至无法让丹麦政府意识到约六千四百名丹麦本土犹太人和一千四百名犹太难民的区别，这些难民战前从德国来到这里寻求庇护，之后被德国政府剥夺了国籍。丹麦人的拒绝一定让德国人到死也想不明白：这个国家拒绝给予外来犹太人本国公民身份乃至工作许可，同时又对这些人提供保护，这似乎“不合逻辑”。（从法律上讲，丹麦难民在战前的状况与法国类似。倒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民事机构遍地腐败，促成一些流亡法国的人不是通过行贿就是“走关系”获得了入籍文件。法国的大部分难民都可以打黑工，哪怕没有工作许可。但是同瑞士一样，丹麦不是一个花钱可以解决一切的国家。）然而丹麦人却告诉德国官方，因为无国籍难民不再是德国公民，纳粹不能在未获丹麦允许的情况下认领他们。无国籍反而成了护身符，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当然不是无国籍的状况本身拯救了犹太人，而是丹麦政府决定出面保护他们。于是，对于有组织的屠杀来说至关重要的预备步骤无一实现。行动一直被推迟到了1943年秋天。

接下来的事情才真叫令人惊诧。同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1943年8月德国进攻苏联失败之后，其在非洲的部队于突尼斯遭遇重围；盟军进驻意大利，瑞典政府取消1940年同德国签订的协议，不再准许德军过境。于是，丹麦工人决定为加速进程投入战斗；暴动者冲进丹麦船厂，码头工人拒绝帮德国人修船，还举行罢工。德国军事指挥官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军事管制，希姆莱认为是时候解决犹太问题了，这个“解决”已经一拖再拖。他没有料到的是，除了丹麦人的抵抗之外，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德国官员也早已不是从前的态度。第三帝国全权代表维尔纳·贝斯特博士在纽伦堡的证词中说，不单是军队指挥官冯·汉内肯将军拒绝把军队交给他，就连丹麦雇佣的党卫军特别行动队也再三拒绝执行“中央指派的命令”。贝斯特本人是个老盖世太保，担任过海德里希的法律顾问，还曾写过一本关于警察的书，名噪一时。此人在巴黎军政府时深得上级赏识，如今也变得不可靠了，尽管柏林对他的变节程度究竟了解多少还很难说。可以明确的是，事情从一开始就不太妙，艾希曼的部门把他们的干将罗尔夫·金特派到了丹麦，没有人会说此人缺乏“冷酷到底”的素质。金特没有给他在哥本哈根的同事留下什么印象，而眼下，冯·汉内肯拒绝签署要求所有犹太人登记后方可从业的命令。

贝斯特来到柏林，获准将丹麦境内的犹太人无差别地全部遣送至特莱西恩施塔特——从纳粹的角度看，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让步。抓捕及快速遣送行动定于10月1日夜间进行，船已停泊在码头。看来无论是丹麦人、犹太人还是驻守丹麦的德国军队，谁都指望不上，所以来自德国的警察部队开始亲自逐户排查。在最后一刻，贝斯特跟他们讲，不可以破门而入，因为那样一来丹麦警察就会插手，而他们不宜同丹麦人发生正面冲突。于是，他们能够抓捕的只有那些主动打开房门的犹太人。在7800人当中，他们总共发现了477个在家而且愿意让他们进门的人。决定命运的日子到来的几天前，贝斯特本人很可能向名叫格奥尔格·F.杜克维茨的德国船只代理商泄露了消息，杜克维茨把整个计划告诉了丹麦政府官员，后者又迅速将消息转告犹太委员会领袖。丹麦的犹太委员会领袖跟其他国家的犹太领袖截然不同，他们借新年庆典之机在犹太教堂里公开了这个消息。犹太人恰好有充足的时间离开他们的公寓，去往藏身之所。这在丹麦非常容易办到，因为，用判决书里的话说，“所有丹麦人民，从国王到平民”，都做好了迎接他们的准备。

若丹麦不是有幸与瑞典比邻，那么战争结束前犹太人可能都还处于地下状态。把犹太人运到瑞典去似乎很合理，在丹麦渔船队的帮助下就可以完成。没有路子的人每人得交一百美金，这笔钱中很大一部分是富裕的丹麦公民代付的，而那可能是最令人震惊的事迹，因为此时犹太人须自付遣送费。有钱人斥重金购买逃亡许可（在荷兰、斯洛伐克，后来还有匈牙利），要么贿赂当地官员，要么同党卫军“依法”谈判。党卫军只接受硬通货。在荷兰，每个逃亡通行证的售价高达五千到一万美金。就算在能够收获真正的同情并有人诚心提供帮助之处，犹太人也得付钱才行得通。没钱的人若想逃亡，成功概率则为零。

从丹麦与瑞典之间的五到十五海里的水上通道将犹太人全部运送完毕，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乎整个10月。瑞典接收了5919名难民，其中至少1000人是德国犹太人，1310人是混血犹太人，686人是与犹太人结婚的非犹太人。（近乎一半的丹麦犹太人似乎都留在了这个国家，而且一直靠潜藏幸存到战后。）非丹麦籍犹太人也过得比以往要好，他们获得了工作许可。德国警察最终抓捕的几百名犹太人被运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他们非贫即老，要么当时没能及时获得消息，要么没能明白其中含义。在隔都里，他们的待遇比任何其他群体都要好，因为丹麦政府及个人不断因为他们“找茬挑事”。如果从这组在押犯人的平均年龄来看， 48这个死亡人数并不算高。如今回头再看这一切，艾希曼思考后认为，“出于很多原因，丹麦反犹行动彻底失败了”；奇怪的贝斯特博士则宣称：“行动目标并非抓捕数量庞大的犹太人，而是在丹麦实现无犹化，而这个目标如今业已实现。”

从政治和心理层面讲，这件事中最耐人寻味的也许是驻扎丹麦的德国高层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对柏林方面的命令明显阳奉阴违，蓄意捣乱。这是我们唯一一次听说纳粹遭遇当地人公开抵抗，结果那些接触到此事的人似乎改变了态度。他们自己显然不再把灭绝整个民族当作顺理成章。在坚决的抵抗之下，他们的“冷酷”被融化了，就像奶酪遇到了阳光。他们甚至有能力开始流露出一点真正的勇气。那个“冷酷”的理想——也许除了少数几个濒临精神错乱的暴徒之外——纯粹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神话，背后掩盖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唯命是从的残忍欲望。这些在纽伦堡法庭上就已暴露无遗。被告互相指控、彼此出卖，向全世界保证他们“一直都反对”，或者像艾希曼一样声称他们最好的素质都已被他们的上级“滥用”了。（在耶路撒冷，他指控“那些当权者”滥用他的“服从”。“臣服于一个好的政府是幸运，臣服于一个坏的政府是不幸。我运气不好。”）时代变了，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知道自己早已在劫难逃，却也没一个人有勇气为纳粹思想辩护。维尔纳·贝斯特在纽伦堡说，他扮演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双重角色，幸亏有了他，丹麦官员才在大难临头时得到警告；可是按照书面证据，他本人曾向柏林建议实施丹麦行动，而他却解释说，这一切都是游戏的一部分。他被引渡到丹麦，并在那里被判死刑；他又提请上诉，结果出人意料。因为有了“新证据”，他的刑期被减为五年监禁，后来又被提前释放。他一定是有能力令丹麦法庭心悦诚服地相信，他当初的确曾竭尽全力。

 

意大利是德国在欧洲唯一真正的盟友，被德国人当成平起平坐的伙伴，并且被尊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联盟表面上建立在高度互利互惠基础之上，将两种相似却并不完全相同的新型政权捆绑在一起，而且，德国的纳粹圈子确曾十分仰慕墨索里尼。但是战争爆发的时候，意大利在犹豫好一阵子之后才加入德国的事业。这已是昨日之事。纳粹非常清楚，他们跟斯大林版的共产主义要比跟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有更多相似之处；墨索里尼这边对德国并不放心，对希特勒也没多么膜拜。然而这一切都属于最高机密，尤其在德国，世人从未详细了解极权主义同法西斯式政权之间有哪些关键区别。只是在处理犹太问题之际，这一切才浮出水面。

在1943年夏发生巴多利奥政变（Badoglio coup d’état）以及德国人占领罗马和意大利北部之前，艾希曼及其下属并未获准对这个国家采取行动。因为不断有遭迫害的犹太人逃往法国、希腊和南斯拉夫等地的意占区寻求临时避难，他们在此时遭遇了意大利式的不作为。意大利政府比艾希曼技高一筹，墨索里尼对欧洲其他法西斯政权又有影响力，所以对“最终解决”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墨索里尼能够影响的人包括法国的贝当、匈牙利的霍尔蒂、罗马尼亚的安东内斯库，甚至西班牙的佛朗哥。如果意大利可以不杀害自己国家的犹太人并仍旧安然无恙，那么德国的各个附属国大概也会尝试效法。于是，多姆·斯托尧伊这位由霍尔蒂应德国人要求任命的匈牙利总理一直想知道，若是涉及反犹措施，是否同样的规定也适用于意大利。艾希曼的上司米勒就此事向外交部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所有情况，但是外交部的官员对此无计可施，因为他们总是遭遇类似的阳奉阴违，同样是口头上承诺得好好的，执行起来就一塌糊涂。破坏行动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一种近乎嘲讽的方式展开，这就更加令人火冒三丈了。作出保证的是墨索里尼本人或其他高层官员，假如将军们就是无法兑现承诺，墨索里尼会因他们“认识水平不一”而为其开脱。纳粹只是偶尔才会遇到直截了当的拒绝，比如罗阿塔将军就曾宣布，把意占南斯拉夫地区的犹太人交到德国当局手里“有悖意大利军人的荣誉”。

如果意大利人佯装说到做到，世态也许会更加糟糕。盟军抵达法属北非后，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德国人已经占领了除南部意占区的整个法国。当时这一意占区有大约五万名犹太人尚且安全。由于德国人不断施压，意大利设立了一个“犹太人事务军需处”，其职责仅仅是给当地所有犹太人口登记，并把他们驱逐出地中海沿岸地区。两万两千名犹太人被捕，后被带到意占区腹地，据赖特林格所言，“大约上千名最贫穷的犹太人住进了伊泽尔省和萨瓦省最好的酒店”。艾希曼派阿洛伊斯·布伦纳到尼斯和马赛。此人的行事风格属于最毒辣的一派。但是当他抵达时，法国警察已经毁掉了所有登记过的犹太人名单。1943年秋天，意大利向德国宣战，德国军队最终得以进驻尼斯。艾希曼本人匆忙前往蔚蓝海岸，抵达后被告知——而且他也信了——大约一万到一万五千名犹太人正隐居在摩纳哥。（那个小公国总共拥有大约两万五千名居民，根据《纽约时报杂志》的报道，那块巴掌大的地盘“可以轻松被套进纽约中央公园”。）这导致帝国安全总局启动一项调查。听起来是典型的意大利式玩笑。犹太人早就不在那里了，他们已经逃往意大利，那些仍然潜藏在周围山区的人则逃到了瑞士或者西班牙。当意大利不得不放弃他们在南斯拉夫的占领区时，发生了相似的一幕：犹太人随同意大利军队一起撤离，并在阜姆[3]找到了避难所。

即便在意大利以最认真的态度去配合其势大气粗的伙伴兼盟友之时，也依然少不了闹剧元素。墨索里尼迫于德国压力于三十年代末期公布反犹章程时，还规定了一般性豁免条件，豁免退伍老兵、德高望重的犹太人等；不过，他又补充了一条，豁免从前的法西斯党员，连同其父母、祖父母、妻儿以及孙子辈成员。对于此事我没有任何相关数据，但是结果一定是，绝大多数意大利犹太人得到了豁免。几乎找不到哪个犹太家庭连一个加入过法西斯党的亲戚也没有。鉴于公务部门只招录党员，当时犹太人跟意大利人一样，已经蜂拥在法西斯运动里大概二十年。少数从根上就反对法西斯的犹太人，主要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早已不在这个国家生活了。甚至坚定的意大利反犹主义者似乎也无法严肃对待此事。罗伯托·法里纳奇，这个意大利反犹运动的头目，手下就有一名犹太秘书。类似情形在德国肯定也有发生。艾希曼提到过（也没有理由不相信他的话），甚至在普通党卫军成员中也有犹太人；不过诸如海德里希、米尔希等人具有犹太血统之事，属于高度机密，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而在意大利，这种事完全大白于天下，且合理合法。当然，解开这个谜的钥匙在于，意大利实际上是欧洲少数几个对全部反犹措施坚决说不的国家之一。用齐亚诺[4]的话来说，这是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所幸从来就不存在的问题”。

融合，这个屡被滥用的词，在意大利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意大利本土的犹太人不足五万，不过其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时代。这里的融合，既不像所有德语国家那样成为一种人人都该信仰的意识形态，也不像法国那样成为一则神话或公然的自欺欺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们，在“冷酷无情”上不甘示弱；早在战争爆发前，他们就试图除掉国内的外籍和无国籍犹太人。不过此举从未取得显著成效，因为意大利的小公务员大都不乐意下狠手。当事态发展到生死攸关之际，他们以维护主权独立为由，拒绝抛弃自己国家的犹太人民。他们把犹太人关进自己的集中营而不是德国人的集中营。直到德军占领这个国家之前，集中营都是绝对安全的。这种行为很难仅用所谓不存在“犹太问题”这一客观条件去解释。因为与欧洲境内每个建立在共同种族文化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相似，这些外国人当然也给意大利制造了一个麻烦。丹麦的反应乃政治嗅觉敏锐的结果，即是说，丹麦人对保障公民权与独立权的条件和义务有着与生俱来的领悟力——“对丹麦人而言……犹太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人道问题”（莱尼·亚希勒）；而意大利的情况，则可追溯到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所持有的总体人文精神上来。

战争最后的一年半，恐怖降临到了这个民族头上，而意大利的人文精神，无论如何还是经受住了恐怖的考验。1943年12月，德国外交部向艾希曼的上司米勒发出一封正式求助信：“鉴于过去几个月里意大利当局在执行其领袖倡导的反犹措施时缺乏热情，外交部非常希望今后的反犹行动能在德国官员的监督下执行。”于是，波兰的著名屠犹分子，例如来自卢布林地区死亡营的奥迪洛·格罗波尼克就被调遣到了意大利；甚至军管部门的领导人也不是军队的人，而是波属加利西亚的前任总督、党卫军分队长奥托·韦希特尔。至此，玩笑结束了。艾希曼的部门发出一则通告，知会其分支部门“意大利籍犹太人”即刻成为“必要措施”的行动目标。第一波打击对象是罗马的八千名犹太人。鉴于意大利警察不可靠，德国警察部队[5]亲自实施抓捕行动。他们及时得到预警（多半是老法西斯发出的），结果七千人得以逃脱。跟往常一样，一旦遭遇抵抗，德国人就让步了；他们现在同意，即便不在赦免范畴之内的意大利犹太人也可以免于遣送，但须关进意大利集中营。这个“解决”对意大利来说已经足够“最终”了。意大利北部近三万五千名犹太人被抓捕并被投进意奥边境的集中营。1944年春，红军占领罗马尼亚，盟军即将开进罗马；此时德国人违背诺言，开始把犹太人从意大利运往奥斯维辛，共计大约七千五百人（其中不到六百人生还）。尽管如此，这个死亡数字还不到当时生活在意大利的犹太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

[1] 此句参考德语版（266页）。——译注

[2] 此处德语版有补充说明：在战争期间，即便是荷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也公然对犹太臣民的命运漠不关心。见路易斯·德容（Louis de Jong）的报告《通往暴君之路》（“On the Track of Tyranny”），马克斯·贝洛夫（Max Beloff）出版，维也纳图书馆，伦敦。——译注

[3] 又名里耶卡，位于今天的克罗地亚境内。这里曾属奥匈帝国管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归意大利所有，但该地主权问题一直存在争端，武装冲突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译注

[4] Gian Galeazzo Ciano(1903—1944），原意大利外交部长，墨索里尼的女婿。1944年因参与推翻墨索里尼统治而被公开执行枪决。——译注

[5] 德国警察部队（Polizeiregiment），由高级党卫军军官及警察头目团于1943年在意大利创立，隶属党卫军和治安警察，1945年春正式解散。——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