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61年，阿伦特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奔赴耶路撒冷。并非《纽约客》主动找到她，而是她毛遂自荐。她觉得自己就应该去参加审判，原因在于，她是一个社会评论家、一个流亡者、一个见证人，也是一名幸存者。她致信洛克菲勒基金会时写道，她从未见过艾希曼这样的纳粹屠夫，“这恐怕是[她的]唯一机会了”。参加这个审判，是她对过去应尽的责任。她很想理解艾希曼的想法（假如他的确有想法），想通过法庭证词去揭示“纳粹造成欧洲文明社会道德坍塌的全部真相”。

结果，刊登在《纽约客》上的系列文章以及后来出版的专著，基本上是审判报告，是一种尝试，尝试去检验：在遭遇法律典籍中前所未有的罪行时，法庭会在多大程度上伸张正义的要求。这本书结合了哲学与日常观察，其充满暗示性的文笔和讽刺挖苦的语气，不禁让人联想到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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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颗石子之所以能够激起千层浪，主要是因为阿伦特把艾希曼刻画成了一个老黄牛似的、“平庸的”办公室罪犯。（“平庸”一词实际上只在全书最后一页才出场，却潜在地贯穿整部作品。）艾希曼的平庸和乏味性格在开庭第一天就冲击着阿伦特。她将自己那种印象式的第一反应写进了给雅斯贝尔斯、麦卡锡、布吕歇的信里。她写道，他甚至都算不上凶恶（她用的是德语常见词unheimlich，有阴森恐怖之意，也可译作“离奇的”）。他像一个“巫师药汤里的鬼魂”；此外，他还感冒了，在防弹玻璃间里直打喷嚏。

她本应知道，就算希特勒站在那里也不过如此。大多数失势的暴君和连环杀手看起来都一脸惨相、没有杀伤力，甚至可怜兮兮。想想萨达姆·侯赛因蓬头垢面地钻出洞穴时的那副样子吧。在这个初期阶段，她是否陷入了所谓以貌取人的泥潭？我们偶尔都会犯这样的错。阿伦特不仅对外表感兴趣，更对笔迹感兴趣。“面相学”在她青年时代曾风靡德国知识界（对于如希特勒一样想当总理的人，卡尔·雅斯贝尔斯说光看一眼就不寒而栗，而阿伦特的老师马丁·海德格尔的态度则大相径庭，惊叹“瞧瞧他的手啊!”）。然而庭审开始几天后，阿伦特有意识地不再拘泥于表面印象。在听到艾希曼的一次对诉后，她写信给雅斯贝尔斯说：“他其实挺笨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也不笨。”阿伦特从耶路撒冷寄出的私人信件，使我们可以追溯其思想逐步形成的轨迹。她仔细研读以色列警官阿夫纳·莱斯上校在庭审前对艾希曼做的三千页审讯笔录，并渐渐形成这样的认识，就像她起初提到的那样：多半是艾希曼的“不思考”[8]注定让他成为没有个性的死亡执行官，成为所有时代中最恶劣的罪犯。她强调艾希曼在道德和智识上很空洞，内心是虚无的。因此他向莱斯描述因晕血而不能做医生的论述，不太像是谎言。

她总结，艾希曼庭审中语言连贯上的无能同他思考能力的欠缺，或者说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之间密不可分。他的空洞绝不等同于愚蠢。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在第三帝国，人们对罪恶已经麻木，认定了其平常性。纳粹将之重新定义为“市民规范”。传统的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也许跟四十年后的波尔布特一样）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在基本道德问题上，阿伦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应当的。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她仍然坚守康德对根本恶的看法；这种恶到了纳粹时代，破坏了道德律令的根基，分裂了法律范畴，践踏了人性的判断力。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里，以及在接踵而至的争论声中，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既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维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艾希曼有事业心，并且迫切希望获得晋升，但他不会通过杀掉上司而谋其位。他也没有展现出任何与众不同的想法。阿伦特断言，是他的“平庸性”注定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罪犯之一。她不满地指出，在审判艾希曼的过程中，说他是大屠杀背后的设计师、智囊实在是荒唐，竟从没人提出或讨论过：他根本就没有脑子。之所以无人讨论，一方面是由于这一点很难理解，还有一个原因，艾希曼审判是一场由本—古里安导演的庭审秀，至少部分源于政治需要——证明大屠杀就是史上最大的反犹迫害事件。

艾希曼的所谓平庸性是这本书引发如此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大多数人仍然以为谋杀犯都是暴徒或恶魔。另一个原因来自该书对纳粹钦定的“犹太委员会”所作的简短评价。犹太委员会中的显要人物无法看穿纳粹的阴谋，徒劳地希望他们为本地犹太人的利益作出最大贡献，却在不经意间成了纳粹以最小行政成本和财力在最大程度上消灭犹太人之决策的工具。当然，以上两点都并不新鲜。盖尔索姆·肖勒姆在致阿伦特的一封公开信里指责她没有良心，而若是换作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定不会视阿伦特的“平庸的恶”为廉价的口号。当魔鬼造访卡拉马佐夫时，他成了一个寒酸的、愚笨的、粗俗的蠢蛋。在阿伦特之前已有人强调过，对于希特勒或斯大林这样的魔头，人格的平庸同他们向世界发泄穷凶极恶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几乎每个参加过战后集体屠杀犯审判的人（其中不乏声名卓著的医生和药剂师），离席时都惴惴不安，因为杀人犯看起来跟你我没什么两样。以色列法庭的心理专家在给艾希曼进行过身体检查后，发现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甚至某种程度上比给他做完检查的我还要正常”，这暗示出正常与无比残忍并存在他的身体里。这一暗示粉碎了我们通常的认知，并且揭示出审判中的真正谜团。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同样的口吻说过，法国纳粹头目皮埃尔·赖伐尔在战后接受审判时看似平淡无奇、无足轻重，就是一个缺乏想象力、垂头丧气的小瘪三。

无独有偶。早于阿伦特的书出版前很久，在以色列以及其他地方就有许多人指责犹太委员会是纳粹阴谋的帮凶。本书问世六年前，在一宗耸人听闻的诽谤案上，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主审法庭对犹太委员会和犹太人助纣为虐的批判远远狠过阿伦特在那短短一段中所言。多年以来，在知名作品中都不乏相似的指控，比如让—弗朗索瓦·施坦纳的《特里布林卡》、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的《女士们先生们，这是通往毒气室之路》，当然还有劳尔·希尔伯格那本里程碑式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阿伦特也曾多次征引此书。

阿伦特的论述新颖且别具挑衅之处在于，她固执地挑战犹太社团领袖层。他们有无其他选择？她只是秉着她对真相之政治功能的看法，试探性地给出答案。如果犹太委员会的人知道那些犹太人将被遣送至何处，他们应该说出真相吗？假如他们知道真相，又有多少人可以实现自救？犹太委员会的高层人士为什么对权威如此卑躬屈膝、俯首帖耳？

一些社团领袖十分清楚，被遣送者将直接抵达奥斯维辛（而并非纳粹所说的某个东方定居点）。在那种情况下，公开反抗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犹太委员会的领袖们为什么不拒绝接受纳粹指派的任务？他们毕竟拥有道德权威，为什么不建议犹太人逃跑或者潜藏起来？阿伦特在暗示，假如根本不存在犹太人的组织或犹太委员会，遣送机器不可能运转得如此顺畅。纳粹可能不得不把上百万人一个个拖出家门。如果是这样，难道不会有更多犹太人获救吗？

假如犹太委员会不是这般“德国式”地守纪律，假如他们没有把潜在的被遣送者汇成详细名单，假如他们没有把这些名单上交给纳粹，假如他们没有为纳粹搜集钥匙、罗列清空住房的明细以转交给“雅利安人”使用，假如他们没有召唤被遣送者在某一天某一时刻到某个火车站集合，带上三四天的口粮踏上旅程，是否会少死一些人呢？此前也有人提出过类似问题。但是阿伦特走得更远，她暗示犹太领袖不经意间让自己掉进了一个恶毒的陷阱，并成为受害体系中的一部分。

她写道：“全部真相是，假如犹太人民真的没有组织、没有领导的话，的确会乱成一团、惨不忍睹；但是那样一来，受害者的数目也就不可能达到四百五十万到六百万。”

为什么许多人听到这句话时既麻木不仁又莫名震惊？理由很清楚，因为众所周知，犹太人的确有领导、有声名显赫者，他们的组织有地方性的，也有覆盖全民族的。其中不少还曾经帮助过他们，曾竭尽全力减缓他们的苦难。只有一小部分人了解纳粹种族灭绝计划的规模。假如这些领袖跟许多人一样逃到国外，弃那些一直依赖他们的犹太人而不顾，阿伦特又会怎么说他们呢？假如她能对那些留守的犹太领袖遭遇的恐怖窘境施与理解，她的控诉会否不那么令人震惊？她的确看出了被围困的人们更愿意抱一丝希望，相信哪怕能买到时间，事态也总会好转。假如她不是直接抨击，而仅仅是引起质疑，她是否不会那样激怒她的读者？假如她直白说出犹太领导“不经意间”成了自我毁灭的推手，是否能少招致些愤怒？而这当然正是她的言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