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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英格蘭——歐洲大陸的平衡砝碼
英格蘭不屬於歐洲。自八世紀起，英格蘭便認為自己是另一個世界（alter orbis）[1]，圍繞在大陸邊緣上，就像拜約掛氈
上的慧星，被認為是一〇六六年諾曼人征服英格蘭的先兆。這慧星也正是一六九二年牛頓的朋友哈雷測算的那顆。[2]當時人們認為慧星出現表明危機到來。英格蘭也正像慧星那樣。每當歐洲大陸上宗教、靈性或政治的平衡被打亂時，英格蘭便介入進來了。十三、十四世紀羅杰·培根、鄧·司各特、奧康的威廉和威克立夫的影響絲毫不亞於洛克、牛頓、波林布洛克、休謨和達爾文；或英國反對西班牙腓力普二世、法國路易十四和拿破侖、德國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歷次戰爭。英國的這些次介入歐洲事務，通常都以閃電式的後撤來結束的自從英國侵法戰爭（指一三三七至一四五三年間英法百年戰爭）被「女巫」英國率軍擊敗，後來英國内部約克皇族、蘭卡斯特皇族之間由爭權發展到内戰（指1455-1485年間兩皇族進行的「玫瑰戰爭」），最後英國從大陸撤出。在法國被戰敗使英國震驚地發覺，若深入到大陸内部，那是不可能取勝的。
在此期間，擁戴蘭卡斯特皇族或約克皇族的貴族、資產階級、城市之間也達成了停戰協議。[3]舊貴族在戰爭中大都被消滅，這一發展影響到英國後來的政策和英國思想界[4]。英國對歐洲大陸的軍事行動、外交攻勢和歷次思想宣傳運動，從威克立夫的波希米亞學校和丁達爾在維登堡所辦學校到威廉·潘赴德國所作傳教旅行和牛頓思想在歐洲大陸的傳播，都是「探險」活動。它們和英皇亨利七世統治時期開始的殖民時代對海外遠征，就性質說是一樣的。英國人出國就是去碰運氣，並去看在其它國家制度下的人們怎樣生活。[5]英國人到歐洲大陸去是為獲得更高的技能，技術和科學，但他們到印度、蘇丹、阿拉伯、北美洲則是為傳播自己的生活方式，建立統治地位。英國人懼怕歐洲，其表現方式之一便是向海外去開拓帝國。
英國人對歐洲感到不安，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英倫三島便是一個小歐洲，其中蘇格蘭人、威爾士人、愛爾蘭人、英格蘭人彼此隔閡矛盾，但又共同組成盎格魯一撒克遜·凱爾特人的下層社會，與諾曼一法蘭西貴族之間，勢不兩立。遲到十五世紀末，在這個貧窮落後的國家裏，凯爾特、拉丁、日耳曼因素混雜一起，靠教會起一種聨繫團結各部分人的作用[6]。早自六七三年全英格蘭便是一個教區，以赫特埠（Hertford）為中心。宗教上的聯合為政治的統一作好準備。比德所著的《教會史》、卜尼法斯和八世紀的神職人員首先把英格蘭看作—個統一體。[7]繼他們之後，有阿爾弗瑞德大帝和在他周圍的九世紀改革家以及翻譯家；然後又有十一、十二世紀神職人員中的政治理論家。[8]教會的信仰和組織成為溝通各民族之間的橋樑。就某種意義說，英格蘭的民族主義從一開始便是宗教性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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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教會在英格蘭從來未曾強大過。早在奧古斯丁的時代，皮拉久便發展了一種自由人的神學。皮拉久的原名是摩根，他的思想迫使奥古斯丁採取一種半摩尼教的危險立場來強調神恩之絕對必要。更值得注意的是，皮拉久的教義闡述中已包含了十七世紀以後英國自然神論（Deism）的教義。這種罕見的延續性，其部分原因是皮拉久主義在英國中世紀從未消逝。布拉德瓦爾丁（Bradwardine，卒於一三四九年）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與皮拉久主義緊密相聯的還有摩尼教派的思想，把宇宙硬性分割成兩部分：一部分屬於信仰和神恩，另一部分則是地上充滿紛爭的王國，受自然的需要和人的知認所左右。與布拉德瓦爾丁同年去世的奧康派哲學家羅伯特·霍爾柯特（Robert Holkot）主張嚴格區分神學和哲學。威克立夫也本着同一思想，從政治上說明國家與民眾的關係，當時威克立夫得到牛津大學和蘭卡斯特公爵的保護，使他得以成為那個時代的良心。[9]由威克立夫起，反對羅馬教廷和歐洲的三個運動，在英國平行發展：國王和追隨國王的主教們採取的政治行動；下層民眾和下層神職人員採取的政治行動；神學家和大學教授們的科學運動。威克立夫的講道燃起了一三八一年在福克斯（Fox）和瓦特·泰勒（Wat Tyler）領導下的農民起義。這些充滿靈感和大眾熱情的人，培養了下一代的「羅拉派」。羅拉派的後裔又組成了十六世紀清教徒的核心，十七世紀的激進不從國教者，和十八世紀的政治革命者們。[10]
一五三四年，英國國會通過「至高法案」（Act of Supremacy，宣告英國國王為英格蘭教會元首），由此時到一六八八年英國「光榮革命」的期間，英國民眾和教會之間的對立，多次瀕臨破裂。英國精神的巨大成就是終於克服了這種危險，並在下議院、英格蘭國教會、鼓吹自由貿易的神學、和鼓吹寬容、自由的英國哲學等不同意見之間，保持社會關係，沒有根本破裂。為統一所作的努力既見之於這一時期的思想界，又表現於社會組織之中。英國的哲學思想比其它國家的哲學更直接反映它們的時代，儘管英國大學的傳統似乎很少反映時代變化。英國的哲學思想從來不僅是一種抽象思想體系，而是社會國家政治宗教經濟生活經驗的結晶。每一種英國哲學都是當時英國政治情況的一座紀念物，正如英國的詩歌是英國宗教狀況的紀念物一樣。在英國語言中，文字寫法與讀音之間的巨大差異正反映了英國脱離大陸獨自發展趨勢的開始。英國人現在還按一五〇〇年時的發音來拼寫英文是研究這問題的極好資料。[11]英國在語言文字方面的孤立發展，也反映同一時期，即從一四九〇到一五四〇年間，歐洲在這方面的大趨勢；俄國、東德、法國、西班牙都把自己封閉起來，自行發展。
托馬斯·摩爾站出來反對英國自歐洲引退——如秦伯斯（Chambers）所分析的——摩爾向英國提出另一種可能前景，即使自己發揮推動改革的作用。[12]摩爾是伊拉斯謨的追隨者，任職法官，後來擔任樞密大臣。他曾極力阻止亨利八世把英國導向脱離歐洲。一五一六年他發表《烏托邦》一書，試圖提出另一種可能前景的哲學輪廓。摩爾所追求的是一個保守的目標。他不贊成君主的絕對專制，也反對貴族領主奪去農民耕種的土地，把耕地改作牧場。摩爾反對亨利八世和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的政策（指亨利八世於1536年、1539年兩次下令沒收修道院財產），為修道院進行辯護。「《烏托邦》書中有的部分像是對馬基維利《原理》一書的註釋。」[13]但《烏托邦》書中的革命思想遠遠超過了馬基维利的《原理》。昂肯（Oncken）以為摩爾是英國帝國主義之父[14]，它被十八到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用作帝國主義國家的典型。《烏托邦》所描繪的是一個理想的、完美的、世俗化國家，它的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圖、伊壁鳩魯（Epicurus）、伊拉斯謨和方濟各會屬靈派的修道院式理想國。摩爾的烏托邦主義所建立的是一種殖民地農業社會基礎上的政權。它實行高度集中計劃，把恐怖統治神聖化，是後來一切政治意識形態都不及的。另一方面，摩爾的《烏托邦》書中包含了英國自然神論和英國啟蒙運動的主要内容。[15]快樂是「最高的善」，道德的生活就是順應自然地生活（在這方面，摩爾的思想處於伐拉的《論快樂》和伽桑迪的《伊壁鳩魯的更新》之間）。宗教的内容主要是道德。[16]摩爾把宗教歸納為幾個簡單的命題（靈魂不滅、人死後按在世行為善惡受賞受罰）。在個人的宗教信仰之上，還有國家的、理性的普遍宗教，是每個公民都應奉行的。
摩爾作為一個倫敦的公民，抨擊基督教的腐化和好戰。他還大聲疾呼地瞀告國人：無情地貪婪將把英國毁滅。貴族、有產階級的奢華揮霍、君主的軍事權勢和民眾的苦難、在戰爭中殘廢的士兵、被剝削的僱農以及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形成如此強烈的對照。經院哲學強調「基督徒君主」的「責任」，内容卻空洞無物；摩爾要求的是一種適合具體情況的、現實的政治哲學。這種思想貫串此後的英國學術界，經過洛克，直到邊沁。當時正在興起的每一階級反對其它各階級的混戰，只有在廢除私有財產國家制度之下，才能止息。摩爾的烏托邦是這種國家的一個模型，其中每個城市包括六千個家庭。針對當時神甫、修道僧、富人、貴族和婦女都遊手好閒、無所事事，烏托邦中要求每個人每天必須工作六小時（摩爾也像後來的清教徒和資本家那樣譴責遊手好閒是懶惰）。社會是一切公民之間訂立的契約，這樣人們可以互相絜助，獲得真正的快樂。生存的目的就在於享受一種合乎理性的、「合理的生活」。在摩爾中已經預見到十八世紀古典經濟神學中的一項基本命題。
這個烏托邦是一個近代軍事國家。在烏托邦中的人們不重視條約，因為全世界都早已看到基督徒君主如何撕毁條約，背棄信仰和踐踏百姓的忠誠。烏托邦中的人們進行戰爭是為了保衛國家、或友好鄰國、或為全人類，例如從暴君統治下解放被壓迫的民眾。他們也為貿易和金錢利益而戰（摩爾似乎預見到伊利莎白和克倫威爾時代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戰爭是全體人民的事情，連婦女也參加。在戰爭爆發之前，已經運用贿賂收買腐蝕敵人，還可以組織僱傭軍。在戰爭中不惜使用恐怖手段，以促使戰爭結束，也可以使未來的敵人知所收斂。
其次，摩爾轉向宗教，這與戰爭藝術直接有關。大多數民眾崇拜一個至高無上，「不可知、永恆、無限、不可名狀的神聖之物；它超越人類的理解能力，並通過神力遍佈宇宙。」烏托邦裏也有基督徒，他們似乎有選擇神職人員的權利。這是很棘手的一個問題，摩爾謹慎地不在這問題上把話說死3但那些毫無寬容心的新基督徒，狂熱反對其它宗教，摩爾也毫不客氣地把他們逐出烏托邦。烏托邦的國民們顯然已從宗教戰爭中得到教訓，因此實行宗教寬容，保證個人信仰自由；每一種宗教還可從事一定程度的宣傳活動，但不得強迫任何人信奉宗教。摩爾也像伊拉斯謨一樣，認為不管一種宗教怎麼好，若是它導致戰爭，或使人對它迷信，那就把這種宗教斷送了。全體信徒的基本信仰只有：靈魂不滅、神的旨意引領着人類，以及人死後的審判、賞善罰惡。一個人虔敬默想自然和服事神的工作有同樣的功效。人的勞動成就有助於他的永生得救。因此，在烏托邦裏，人們從事大規模的社會工作。他們改良土壤、築路修橋，搶着做髒活、累活等事。
摩爾所描繪的勞動道德和禁慾道德在古老的方濟各派烏托邦和新興的清教徒烏托邦之間架起了連接的橋樑。在摩爾的烏托邦裏，繼國家宗教儀式之後，有軍事操練和公眾娛樂活動。國内政策是以一種神聖的恐怖來推行的，至於政治討論則只有在指定的時間、地點，方能容許。它與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主義和十九、二十世紀的其它革命靈性主義之間的關係是十分明顯的。一六五〇年後，再洗禮派、公社主義者、千禧年主義者如哈特立卜（Hartlib）、艾弗拉德（Everard）、和溫斯敦萊（Winstanley）所傳播的農村公社思想和福音事工，與摩爾的烏托邦很相像。英國社會歷史直到二十世紀的各種發展可能，在摩爾書中似乎都已預見到了，而且摩爾是以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來看待它們的；在這點上，可以看出伊拉斯謨的影響。但是，摩爾也像其它英國思想家那樣，以詼諧、臆造的故事作外衣，把他的極端真誠掩蓋起來。「在我看來，現在的一切國家都是富人的陰謀，他們口稱為了國家的利益，其實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有錢有勢的人用各種陰謀詭計，使窮人勞動而又被剝奪了勞動果實，然後，這一切被制定為法律。世上一切犯罪都來自貪財。每遇饑饉荒年，窮人被餓死的數以千計，而富人的倉廪中卻堆滿了糧食。摩爾在《烏托邦》一書結束時，咒詛人們視作快樂源泉的金錢。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社會的批判和摩爾的批判是一脈相承的。[17]
亨利八世進行的宗教改革、他對教皇的蔑視和一五三四年「最高法案」使國王成為英格蘭教會最高元首，標誌着英國世俗貴族集團戰勝了神職人員集團。[18]英國修道院、大教堂、教會基金大批產業都落入了世俗貴族和富裕資產階級手中。有的名為購買，所付買價微不足道，有的連這個形式都沒有，直截了當就是贈送。但是世俗貴族、富裕資產階級掠取了這大宗財富，也不得不承擔惡名。為清洗這一點，其中許多人同情革命、清教徒和不從國教者。直到一六八八年，他們還害怕要被迫退回這些產業。亨利八世所採取的暴烈行動還引起的後果，就是它扼殺了以摩爾為代表的英國公教人文主義。這種人文主義可以追溯到九世紀阿爾弗里德國王（King Alfred）身邊的改革派，它一直延續到十七世紀初葉。「重要的是道理講得明白，效果和理論相合，它尋求的是一種實際的思想方法」[19]。這種由中世紀以來的傳统已經相當資產階級化。它重視常識，這種社會精神氣質和歐洲大陸在一五〇〇年前後的文化知識是相結合的，與更早的現代崇拜派的思想氣質也是一致的。
這個文化世界逐漸死亡了。[20]大約在一五四〇年以後，新的宗教運動又在醞酿之中。來自歐洲的壓力在這變化中起了決定性作用。一五三八年，教皇保羅三世號召對背教的英格蘭發起一場十字軍鬥爭，凡支持亨利八世的英國人都以奴隸看待。特倫特宗教會議孤立英國，使英國感到處於公教國家的敵視包圍之中。自一五六八年起，在歐洲大陸的公教國家中專設神學院訓練英國天主教神甫，準備有朝一日登上英格蘭，把它重新天主教化。它們包括一五六八年在法國赛艾（Douai）成立，一五八九年在西班牙伐拉多立德（Valladolid）成立，一五九二年在塞維爾（Seville）和聖歐默（St. Omer）成立，一五九八年到一六〇四年在馬德里、聖路加（St. Lucar）和里斯本成立的一批神學院。賓艾神學院大概是按特倫特會議決定，由全世界公教會共同創立的第一座神學院。[21]英國大眾對這種威脅很快作出強烈反應。羅拉派和剛興起的清教徒運動本已在英國公眾中間進行了大量反對教權主義、反對教皇的思想宣傳。英格蘭國教會於一五六二年、一五七一年制訂的《三十九條信綱》完全是與特倫特會議針鋒相對的，其中識責彌撒禮獻祭是「褻瀆的偽造」（blasphema figmenta）—五五九年又通過強烈反天主教的《統一法案》（Act of Uniformity），在法律上反天主教的做法，推行了二百五十年之久。
一六七三年的《測忠法案》（Test Act）又重申：一切官員必須按英國國教會禮儀領受聖餐，宣誓效忠英國國王，否認天主教教義關於聖體的「實體轉化」（Transubstantiation）說法，並宣認在神職人員祝餅酒成聖後.，餅酒的實質依然存在。這些事件對此後英國文化思想史的發展有巨大的作用。自古以來認為聖事中有魔法的看法，在英國人頭腦中淡化了。現實世界和超現實世界在本體上的聯繫也被打破了。英國成了一個極端冷靜又有希奇古怪狂想的國家。宗教和教會由國家與社會管理、支持。大眾精神上的神秘主義需要，企求把神與世界，自然與超自然以一種看得見的方式連接起來，這在英國是以相信鬼怪來解決的。由於信仰神跡被禁止，英國人就代之以對鬼怪，不尋常事物的偏愛。神經質、怪僻、和性的熱情，對事物不喜歡直截了當地說出來，看見藝術和以性感來表現美就緊張不安（視覺上追求美是不道德行為），其根源都在此。[22]視覺上追求美被認為是道德上危險的表現。……為這種難以彌補的損失，英國詩歌、散文就極力在人的心靈上給予補償。
主教和大主教們主持的正式教會很快就向國王屈膝了。在亨利八世時代，主教們甚至要把講道稿送請國王審查。國王派出專員監督每一項宗教活動，並貫徹皇上的各種命令。「現代警察國家使用的許多手段，在四百年前的當時都已用來偵察和威嚇不明確效忠國王的教會。」[23]伊利莎白女皇看待主教就如同僕人一樣。從那時起，英國每個教會管轄的地區就成為國家行政管轄的一個基層組織。教會向目不識丁的信眾宣講國家政令和措施。英國教會儼然成為政府的一個部門。主教們若想得到較富的教區，就必須乖乖地出席上議院的各種會議。結果是主教們每年有大半時間不在自己的教區。國王委派所有的主教以及主教座堂的主任牧師。在今天，這就意味着一位首相（不必是一個基督徒）就可以決定派誰擔任主教。直到今日，英國主教還要宣誓效忠國王說：「我謹宣認：陛下不僅是地上的最高權威，也是靈界和教會事務的最高治理者。最後結束時還要說：「我謹宣認，我主持這教區的靈性和世俗事務，都是皇上陛下所賜。」這個國家教會的地位從一件事上足以說明。英國國教會自一九一三年開始修訂《公禱書》，歷時十四年，最後經教會的總議會（由教會神職人員和信徒代表組成）審查通過，卻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年國會下議院——一個徹底非宗教性的組織——經簡短辯論後予以否決。這就是說，一個非基督教的組織，可以禁止英國國教會進行内部改革。[24]英國國教會的《公禱書》是一五四九年時坎特布雷大主教克雷默（Thomas Cranmer）主持編訂的，一五五二年曾予修訂。這本為普通信眾編訂的禱告書是英國的天才傑作。它的内容極其廣泛，照顧到信徒生活中的一切需要，語言簡潔，讀起來音調鏗鏘。無論清教徒或公教徒，都可以從中找到適合自己的部分在家中閲讀。[25]一六一一年，英國國王詹姆士一世欽定本《聖經》集十六世紀英國聖經翻譯的大成。它所依據的藍本是丁達爾的《聖經》英譯本。丁達爾曾到維登堡，在馬丁·路德手下工作過。《公禱書》和《聖經》英譯本不僅成為英國國教會的内部基礎，還成為直到十九世紀初的英國語言、文化、精神生活的最重要工具。英國民眾從這兩部書中學到認識自己，像以色列人一樣，是神的選民。[26]讀《聖經》就彷彿是讀本國的歷史，其中紀載着戰爭、失敗和勝利。
英國的精神文化和心理發展有點像地質學研究中地球的演變，儘管有地震、有山崩，但地球的演變節奏是漫長緩慢的。[27]除了英國法律的一千年發展史之外，反映這一點最清楚的莫過於英國國教會的内部組織了。它的理論來自伊利莎白時期的理查·胡克（Richard Hooker，一五五四至一六〇〇）所著《教會體制的法規》（The Laws of Ecclesiastical Polity，一五九四至九七）。在英國國教會這個新的古老教會中，胡克是它的托馬斯·阿奎那。他像阿奎那一樣，把教會置於理性和權威統治之下。這位安立甘宗（Anglicanism）德高望重的思想領袖最明顯地表現出英國人擅於尋求妥協的天才。[28]胡克用《聖經》來對羅馬教會作戰，又以經院式的理性和古教會傳統來反對加爾文主義。這場兩條戰線的戰爭終於使英國國教會筋疲力竭；但就胡克來說，這場鬥爭留下了歷史性的印記。在他眼中，宇宙仍然還是從豸蟲到天使，等級森嚴、秩序井然的一個結構。「正確的理性就是正確行動的法律」，道德是理性的自我表現。胡克迫切需要在宗教和政治關係之中找到一個解決辦法，這時，英國特有的大學人文主義幫了他一個大忙。當時大學雖也關切怎樣適應社會，但大學的社會影響已經下降。胡克在教會與國家關係中的妥協還反映了伊利莎白時代的文化精神氣候。在伊利莎白宫廷裏，政治陰謀集團和愛情糾葛交織在一起，這已經是英國中世紀的秋天，正如十五世紀的勃艮第王國。伊莉莎白時代一面綣戀英國的過去，一面又憧憬着將來，它已預感到一個新時代正在開始，這是在一個充滿衝突的時代裏，人們特有的感覺。
這就是莎士比亞（一五六四至一六一六）的時代。在他的舞台上那些如夢的人物表現了古老英格蘭的帶有古風的偉大，它的丹麥、凱爾特、薩克遜人背景歷史，它和地中海世界羅馬公教的浪漫聯繫，民間那種壓制不住的歡愉情緒和對貴族的揄弄。[29]他的手法中既有傳統的運用，又有新的創造。他的劇本中既有浮士德式的善惡曖昧，反映了巴洛克時代，又從古老英國的豐富世界裏，經過他的充滿個人特點的觀察分析，表現出形形色色人物的現實生活。他在自己的作品裏繼續唱那首古老的歌曲，就是民間世代相傳的神怪故事。即使是十六世紀理性主義抬頭的時期，在英國民間還有數以百計的歌曲和成語、諺語，被認為具有魔力，廣泛流傳。它們的由來可以追溯到羅馬人抵達英倫三島之前的凱爾特人時期。莎士比亞知道這些，他也知道古老社會還有更廣闊的文化傳統，包含了地中海世界自古流傳的故事和知識寶庫。他也熟悉人文主義、語言修辭、和從阿爾弗里德大帝到詹姆士一世的文化遺產，那已成為英格蘭有文化素養的人的思想組成部分。莎士比亞以宗教改革之前人們那種冷漠的神態，在他那神奇的故事和詩句中，把異教和基督教，命運和神旨、現實主義地表現普通百姓和柏拉圖式的觀念組成的天空，這些看來互不關聯的因素連結起來。他的劇本既是面對普通百姓，又面對古老英國的名門望族。無論是清教徒的嫉妒、仇恨，或新興中產階級的猜忌戒備，他都置之不理。這還是「快樂的古老英國」時代、人們心目中想的是仙人和術士，詩人和藝人、小丑和嗜酒的聖賢，所有這些在莎士比亞死後不久就被清教徒和不從國教者的講道所沖垮、淹沒，然後在革命浪潮裏永遠消失了。
莎士比亞寫作劇本，是為供那些僱他創作的老闆們消遣。這些貴族領主們生活在昨天和明天之間。莎士比亞就把古代的傳說和歷史、豐富的民間故事，民俗歌謠，穿插着普通百姓的機智，都搬到舞台上，放在那些貴族領主觀眾面前。在莎士比亞的全部著作中貫串着一條線索，就是為貴族領主而寫作。他們的道德和不道德，他們的思想觀點決定了戲劇中的人物和他們扮演的角色；民眾只是陪襯，以他們的插科打譁、跳舞滾翻供領主觀眾們娛樂消遣。這是統治階級的冷酷無情所決定的，他們已經把一切嚴肅的領域都壟斷了。正是在莎士比亞的喜劇裏，把宫廷世界的殘忍天性最明顯地揭露出來。如果劇中有公民居於主角地位，他們也是富裕市民，古代城市和新歐洲地中海城邦的高貴公民。下層民眾不能在任何政治活動、慶典、宴會中扮演主角，而只是貪饞、愚蠢和低級情慾的象徵，是由邪惡的地下冒出來的。在莎士比亞的筆下，精靈和惡鬼總是帶着老百姓那種卑賤粗俗的樣子。
在《理查二世》第三幕第二場裏有一句道白：「不要以為凡是那狂暴大海裏的水就能拿來滌除國王身上高貴的油污。」這是理解莎士比亞歷史劇的一把鑰匙。在它後面有一種真正的君主政體理論，這是莎士比亞在間接灌輸給他的老闆們的：一個真正祝聖的君王，就有蒙神賜福（照《舊約聖經》以色列習俗，祭司用油為新王敷頭，表示耶和華賜福）的標記，這是任何罰惡不幸都塗抹不掉的。此後經過疾風暴兩的革命世紀（一五五〇至一六八〇），英國君主政體重新興起。我們只有記住莎士比亞表現出的對王權的牢固信念，才能理解英國歷史的下一頁發展。莎士比亞敢於對英國國王定罪，有的是殺人犯，有的是賣國賊，有的作偽證，正因為國王有不可侵犯的權力，這是他的任何罪行都改變不了的。（與德國歷史對比一下，德國皇帝亨利四世與教皇爭奪主教任命權，被教皇革除教籍後，國王就成為和罪犯一樣，失去了救恩。）《李爾王》描寫一個國王和父親的悲劇，同一個主題，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瑪佐夫兄弟們》（Dostoievsky's Brothers Karamazov）書中的處理就迥然不同！在俄國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筆下，沙皇一父親倒了；而在莎士比亞筆下，王權興起了。莎士比亞描寫國王的幾部劇作都使國王經過煉獄而更強大了。
莎士比亞以千變萬化的手法，第一次全面表現出近代人。他第一次勾剌出一種新的「人論」（anthropology）。人是含有許多矛盾的生物。他内心的不同方面會輪流覺醒、興起。正是在這許多領域裏的矛盾緊張之中，人才能走向自我實現。為充分理解這一點，我們只需把莎士比亞筆下的人和高乃依、拉辛、卡爾德容的作品相較，甚至與席勒的作品相較，就可看出莎士比亞的人物，性格矛盾複雜得多。在這些人物内心，天堂和地獄時隱時現，互相衝突，才能和邪惡、天資和情慾，由下面和上面來的引誘，相互作用，以致有時邪惡（如驕傲、野心、貪權、嫉妒），只要有適當條件，能一變而成為人心中行善的動力。換一種場合，在一定情勢下，人的品德可以變成邪惡，才能可以變成軟弱。莎士比亞的戧劇第一次深刻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像宇宙那樣廣漠、又像是個混沌的謎。他把荷馬與但丁筆下，人在地獄中的旅程轉變為人在自己内心的旅程。這種對客觀的否定表明在莎士比亞心中沒有古代的思想主題，也沒有十六世紀新教和屬靈派的那種動力。
現在讓我們轉向弗朗西斯·培根（一五六一至一六二六年）。這是和莎士比亞同樣不易看清楚的人物。培根夢寐以求的是一種像煉金術那樣的普世科學，可以用一些簡單的公式、數目字，解釋自然世界中的一切。他的著名號召：「讓我們解剖自然」（dissecare naturam）是為人的王國制訂的格言。培根也像當時許多貴族子弟那樣，涉獵很廣，卻無一專精。他所做的試驗都是遊戲探索性質，正反映了巴洛克時代的精神。最後，他以母雞剖腹，塞進雪花，來進行使母雞腐爛變慢的試驗，就在這次試驗中受寒而死去。培根雖然為科學實驗獻出生命，但在科學上他並不内行。倒是作為托馬斯·摩爾的學生，他是個真正的思想評論家。他分析人的思想受社會、風尚、惑情、語言、環境所制約，這是對摩爾著作的重要補充。他對於殖民主義的考慮也完全與摩爾的精神一致。培根是個英國勛爵，個人慾望很強，醉心權勢、財富、地位榮眷，想一手擭取整個世界。他的權力慾使他自然地贊成歸納法，和專制壓迫的殖民政策、科學政策。[30]
培根的歸納法思想是英國對西班牙的回答。西班牙一心想通過修道院，城堡和碉樓，自上而下地控制這個邪惡的世界。他們是按古老歐洲亞里士多德一拍拉圖的傳統，用演繹方式來思維的。培根的歸納法思想則是為了自下而上地掠奪世界。這種歸納法是把海外的發現、商業剝削、開發殖民地這一套經驗應用到哲學和科學上去。[31]大地成了英國領主的殖民地，這是培根在《新大西洋國》（New Atlantis，著於一六二〇年）書中的思想。在他想像中，將來的新英國，中心在所羅門群島，那將成為所羅門家族（《舊約聖經》記載，所羅門王為以色列國全盛時期）的大團契，是新英國的「瞳仁」。這個統治家族的元老，出門坐轎，像教皇或樞機主教一樣，前面有人為他們舉着權杖，他們沿路祝福民眾。這些是新的世界帝國的教皇們，他們的目標是瞭解自然規律，擴展人對世界的統治。診所、實驗室、造紙廠、紡織廠、煉鋼廠、機器房、飛行器、潛水艇以至畜牧場、蘋果園都將建立起來。地上最謙卑的人民，不斷為歐洲所犯的過失嘆息，現在卻要按自己的想法改造全世界。[32]新大西洋國每十二年派出十二名間諜，名稱是「光明的商人」，他們化裝成別國國民，到全球各國窺探，謹慎地評估外國的研究成果和出版的書刊。[33]這不僅是皇家學會而已。新大西洋國的公民們都是標準的探險家和殖民主義者。西席爾·羅德斯是新大西洋國國民理想的最好體現，而T.E.勞倫斯則是這種理想的最後一個榜樣。到勞倫斯的時代，已經不再可能由一個人同時具備權勢、知識和智慧了。
培根擁有舊世界貴族那種絕對的冷漠無情，他非凡的論文集便充分流露了這一點。培根撰寫這些論文是為教育急於創業的年青貴族。他和青年貴族們漫談死亡（「死亡就像人出生那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34]，談到嫉妒是人類社會的推動力，談到商品價格的控制，甚至還談到無神論。[35]他認為無神論把人引導到哲學和法律，引導人思索並自然地抱有一種宗教虔誡心情。當一個時代傾向於無神論時，那個時代就比較太平。至於迷信，通常是下層民眾出於恐懼而去信從，迷信一旦形成，有它的儀式活動，變成傳統，就此繼續流傳下去，因為人們無法脱離傳統。於是，狡黠的主教們出自對權勢和個人利益的貪婪，也利用時代，社會的困難，推行迷信。培根清楚看出：各種迷信之間會有衝突。在這種衝突之中，被煽起狂熱的百姓會以最狂暴的手段對付反對這種迷信的人，即使反對者自己也信從迷信。培根還清醒地看到，伊利莎白女皇的宫廷並不能把持一切權力。他在《論叛亂和困境》一文中承認下層階級正在蠢蠢欲動，將為突破樊籠而戰鬥。
這些論文的用意是教育年輕貴族。他向年青貴族們建議，在出國旅行學習時，要到市井人多的地方去，在那裏可以學到很多在上層社會中學不到的東西。學習是為了使自己愉快，為了裝飾自己，也是為了學到本領。」[36]這是古老歐洲貴族人文主義的精萃閫述。他還談到莊園房屋的建造，顯得對此十分在行。他還譏諷地說，在梵蒂岡那些巍峨輝煌的宫廷大廈裏，看不到一間令人愜意的起居室。他還談到花園和殖民地莊園的設計。[37]他還向英國貴族們建議怎樣謹慎而又聰明地組織開拓海外殖民地，他以政治的口脗說：任何人控制了海洋就有貿易的自由；任何人如果只知控制陸地，即使一時取勝，將來也必面臨困難。英國之所以強大就因為控制了海洋。[38]最後，他還想像將來會有新的社會階級、新的宗教出現，預言這些變化將帶來巨大的革命，而不是僅僅地方上有人造反或政治小集團發表不同政見。他告誡人們，對新興教派或社會階層鬥爭時要謹慎從事，僅靠流血鎮壓，是難以奏效的。
蔡伯里的愛德華·赫伯特勛爵（Lord Edward Herbert of Cherbury）的《論真理》（一六二四年出版）是英國老貴族那種聰明自恃的又一個例子。胡克曾經幫助赫伯特樹立對人的天賦能力的信念，但赫伯特的自恃大概更多來自他的階級出身。赫伯特屬於社會的最高層，而且相信自己將永遠居於社會頂峰。他們確信自己能夠控制民眾，另一方面又能使國王安份守己。無論是教皇、西班牙暴君、斯圖亞王朝（統治蘇格蘭的王朝）或歐洲大陸上那些新興教派的狂熱都碰不到他們一根毫毛。他們趾高氣揚的最鮮明表現莫過於赫伯特那種高昂的理性主義，認為過去歷史的思想和宗教遺產，也就是他的家產，只要他認為適用的，拿過來就是了。當時歐洲的開明貴族也都持同樣的見解、直到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為止。
對國王和他左右的那些貴族來說，宗教改革就是奪取到控制教會的權力，並且到此為止。老百姓，倫敦市民和小貴族是這場改革的受害者；小的鄉村紳士尤其不願接受事態的這種發展，因為他們承受着對歐洲進行戰爭的沉重負擔，他們還要忍受在他們看來是混亂、無政府狀態的社會秩序，其中大領主老爺們可以為所欲為。這一切變化使他們感到不可理解，也在良心上無法通過。說到底，究竟發生了多少變化呢？英國國教會裏，由國王委派的新主教比從前教皇委派的主教們是否少一點迷信、或少用一點時間精力於虛浮的儀式上面呢？為皇室宫廷準備的繁文縟節，究竟有甚麼用？人們誇誇其談地論述海洋，那種膚淺的知識就能征服狂暴的大海嗎（或是足以征服人們内心的狂暴大海嗎）？十六世紀末葉的英國資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為爭取生存不得不艱苦地鬥爭，為此需要有力的武器，這使他們日益求助於新的自然科學。
人們感到需要瞭解自然，頭一個迫切需要是暸解海洋，考察海洋。這方面的努力並沒有從國王那裏得到多少幫助。伊利莎白一世並不懂得海軍，繼她之後的斯圖亞（Stuart）王朝也並不比她高明。老國王們懼怕海洋，正像懼怕革命的新教徒和人民大眾這個海洋一樣。然而在伊利莎白統治時代有一個業餘的海洋專家理查·海克呂特。他是第一個偉大的海洋專家，在一五八九、一五九八、一六〇〇年發表了三卷叫《英國的主要航海經歷》的巨著。它成為英國航海事業的聖經和史詩，與海洋搏鬥的英雄氣概、貿易、政治、海上霸權和建立大英帝國都成了同義詞。
一六〇〇年，正是伽利略發表他的著作之前六年，伊利莎白女王的御醫吉爾伯特（Gilbert，1544-1603，英國物理學家）發表《論磁力》（De Magnete）—書。這是就自然科學的一個領域，完全在科學實驗的基礎上進行探討的第一部書籍。[39]吉爾伯特的思想仍然屬於從泰萊西奥（Telesio）、帕崔齊（Patrizzi）到布魯諾、康帕奈拉的自然哲學傳統，但他使用的測量工具是航海儀表，他的實驗是受英國礦工勞動的啟發，做實驗的程序也常使用當時鐵工場採用的方法。吉爾伯特以能結識戰勝西班牙無敵艦隊的英國海軍將領卡文迪許（Cavendish）和德萊克（Drake）為榮，他也多次與海員、領航員交往。其中一個海員羅伯特·諾曼（Robert Norman），退休以後研究製作指南針的技術，並把觀測結果紀錄下來。吉爾伯特的數學造詣還獲益於倫敦商人為對西班牙海軍作戰捐款，於一五八八年設立的數學兩年專修課程，課程目的是改進航海技術、培訓海軍軍官。在這些倫敦人的生活中，數學、天文、航海技術，考察自然、戰爭和貿易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商業、海軍和科學結為一體的另一個突出實例是一五九八年建立的葛萊夏姆學院（Gresham College）[40]。伊利莎白的財政顧問托馬斯·葛萊夏姆（Thomas Gresham）爵士創立了倫敦股票交易所。他在遺囑中提出要建立一所學院，並捐贈七個專門學科的教授席位薪俸。這個學院的數學家、天文學家和其它自然科學家與造船技師、船長、領航員以及海軍官員保持着密切交往。於是科學熱情、進步願望和清教徒的急進精神匯合在一起，支持海軍和對外貿易。對十七世紀初的倫敦市民來說，宗教上的開明氣氛、與科學進步、中產階級興起，和英國的自由都是同一個進程的組成部分。葛萊夏姆學院成了皇家學會的先驅，後者成立於一六六二年。[41]
像羅伯特·波義爾這樣的人帶上皇家學會的治學態度和興趣也和葛萊夏姆學院的宗旨一樣。波義爾信教虔誡，而且還是一個神學家。他相信他已找到了神創世的模式，並且確信他能改變物體中的組成部分。[42]他的朋友牛頓，對他進行的煉金一化學試驗十分高興。波義爾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為了應用，皇家學會其它成員的工作與採礦、商業的關係更為密切。當時的社會宗教改革家如哈特立卜（Hartlib）、伯瑞（Bury）、培蒂（Petty）和伊扶林（Evelyn）都對皇家學會，起過積極的作用。一六三九年英國社會改革家約翰·杜瑞（John Dury）在所著《我訪問德國的目的和活動綱領》中透露出他是怎樣活動的。杜瑞到歐洲進行一次旅行訪問，希望能把新教徒都聯合起來。他為推行這個計剌，認為第一步是按培根和考門尼斯（Comenius）的構想改革教育。但他在訪問中也不曾忘記刺探大陸各國的工業機密。他一面談論宗教，一面對「無論平時或戰時」都有用的藥物治療和技術進步也同樣感興趣。[43]
正當科學家和博物學家四面出去，削弱迷信基礎時，斯圖亞王朝的君主們以一種極不尋常的大膽努力，謀求把君主政體神聖化，成為天上和地上之間的有效聯繫。英國國教會在反對聖餐體中餅酒「實體轉化」說時，已經棄絕舊世界的各種聖事。英國航海、科學和商界的精英分子、覺醒了的大眾都認為摧毀在他們周圍的魔法殘餘是他們的權利。其中不少人都以建立起一個地上的權威體系為他們的終生目標。詹姆士一世則完全支持那個舊世界，他為君權神授說辯護，這是中世紀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式人文主義的表現。他還舉出論證：確有巫士與世人為敵，駁斥一五八四年萊琪瑙德·賽斯特（Reginald Sest）所著的《巫術之發現》。古代世界的宇宙觀像是一整塊織物，由對魔法的信仰和實踐所織成。國王加冕、宫廷儀禮、君權神聖不可侵犯，國王能治癒各種病人，這些都是神聖的大事。它們之得以維持不倒全在於對古老世界的信仰。查理一世讀《聖經》、塔索、莎士比亞和雅各布·鮑姆的著作，以鞏固他信仰的「救恩來自皇家血統」；但他的信仰不再為多數英國臣民所接受。他的傲慢和欺騙更激怒了大眾，使大眾決心把他的統治推翻。老百姓感到已經被國王的教會和國王委派的主教們耍弄了一百多年，現在時間已到，要把「來自人民的拯救」真正實現。
英國革命是歐洲三次偉大革命的原型。歐洲這三次偉大革命是：法國革命、德意志運動（費希特[Fichte]、黑格爾、謝林[Schelling]、浪漫派、直到馬克思和尼采）、和俄國革命（從拉斯柯爾尼基[Raskolniki]和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ievsky]到列寧）[44]它像俄國的革命運動一樣，總企望在地上建立天國。埋藏在地下的民眾心靈，因期望得救而像火山那樣爆發了。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任何社會秩序也不可能在火山邊緣上建立起來。只有聽任火山爆發之後，才能在灰燼上建設比較持久的東西。它是被恐懼所驅使的。英國革命是「被西歐新教逼到牆角的拚死掙扎。……査理一世從來認為黎歇留是英國革命的真正發動者。」[45]但外面的敵人只是引起革命的一方面原因。民眾被斯圖亞王朝（自詹姆士一世創英國斯圖亞王朝開始）的神—王理論嚇慌了，他們也憎惡、不信任坎特布雷大主教勞德。[46]勞德崇敬的「聖徒的華美」是英國大眾素不熟悉的，大眾可能懷疑勞德是反宗教改革運動和天主教極權主義的代理人。
大主教企圖在蘇格蘭推行接近天主教的高教派儀禮，由此觸發了革命。蘇格蘭的貧苦大眾早在很久以前已經跟隨諾克斯與神立約，這時，便起來反抗。蘇格蘭人從來有一種陰沉沉的宗教熱情。他們的政治意識很強的傳道員們開始跨越蘇格蘭南部邊境進入英格蘭。蘇格蘭的軍隊也構成對王位的經常威脅。[47]英格蘭開始分裂成兩部分，一邊是國王、主教、貴族和官員，另一邊是民眾，起初由「百萬富豪組成的國會」代表他們。「其中領袖是中產階級裏由剝奪教會產業致富的那些人組成。它的脊樑是聯成一體的資本主義殖民協會，以及倫敦城裏的富裕市民。」[48]在革命的國會裏為首的領導人是一個殖民公司的經理，老百姓稱他為「平姆皇上」（King Pym）[49]。他是「一個天才的庸人」，對天主教徒滿懷仇恨。宣稱要「像對待瘋狗那樣」處置天主教徒。一六四〇年議會開會時，他在演講中說：「我們現在有一個機會，可以使全國都快樂，那就是把一切困難都搬掉，把一切邪惡都連根拔掉。」[50]這是烏托邦式的極權主義，它一向致力於建設一個新天地。
次年，在愛爾蘭爆發了一次起義。於是，空想主義者的機會來了。被征服的土地和民眾成為進行實驗的理想園地。[51]這次愛爾蘭起義「既像西西里晚禱那次意大利農民起義，又像法國聖巴多羅買聖日血腥屠殺的前夕，又像一次農民戰爭。」[52]愛爾蘭的五分之四人口是天主教徒，卻要順從英格蘭的宗教法規。一位天主教神甫讀了彌撒禮文，立刻被拖走斬成四段。當愛爾蘭人最終起義時，他們向英國空想主義者提供了一個空前的機會。英格蘭議會認為愛爾蘭是他們的戰利品，於是發動了對愛爾蘭的戰爭。這場戰爭是「按照入股做生意的方式組織起來的，正如法國革命發行財產債券（assignats，法國革命期間以沒收的財產為擔保的債券，相當於紙幣）一樣。」[53]它是對烏托邦和新大西洋國的一個有趣的註釋。
在愛爾蘭起義之後，革命的確沸騰起來。平姆和他的小團體發現了在大眾革命中擭取權力的妙法就是消除大眾的不安定感及實行恐怖統治。民眾灌怕國王和受主教控制的教會。他們還懼怕法國、西班牙、教皇，怕愛爾蘭人和天主教徒，但他們最怕的是自己。他們憎惡「阿米尼阿瘟疫」，並高呼：「一切罪責都在主教們身上。」他們憤怒的是這些教皇黨人竟敢宣稱神恩賜一切給世人。加爾文派、清教徒們堅持一個暴君式的神。巴克斯特（Baxter）在講道中說：「神為被定罪的人受苦而高興。」[54]此後二十年裏，新的陰謀幾乎每天都有發現。議會主要關心的是鞏固自身的權力，而民眾則一心潔淨自身，以便成為神的選民。貝利（Baillie）宣講：「神正在這裏創造一個新世界。」這成為革命演講的主要題旨。各社團、各教派代表着革命黨内的各派系和後來的雅各賓式倶樂部。這是無休止的最後審判法庭。
奧立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是個鄉村士紳。他和他的同僚——他們在議會中有廿二個席位——都是在十六世紀剝奪教會財產運動中發財致富的。他當然忠於那些熱誠的小教派。革命爆發後，他在議會中積極參與人物審查和清洗，在全國各地都揭露出形形色色的醜聞。在全國性大清洗中，最重要的是清洗教會。[55]為對有各種醜行的神職人員進行撤换和遞補，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這時候，英國大眾已經普遍陷於貧困之中，到處是一無所有的農民，流浪的手工業工人，退伍的士兵和空有其名的小資產者。在他們中間，古老的摩尼教、二元論、卡塔爾派和中世紀遺留下來的熱誠教派都又重新出現，並且流行起來。克倫威爾和他的追隨者懂得，他們進行的清洗正好破壞人文主義的文化和教會中的聖事秩序。在他們看來，那種世界是偶像崇拜和服務於外國勢力。（二十世紀俄國革命和納粹黨興起時也提出同樣的指責。羅森堡所著《二十世紀的神話》描述了革命的虔誠主義和它對西方人文主義的憎恨。）下層階級略受過一點教育的領導人都宣傳反對統治階級那些外來的、令人無法懂得的哲學。
査理一世的宫廷裏匯集了一小批人文主義詩人、作家和開明的安立甘宗神學家。其中許多人受到索西尼派的強烈影響；還有一些則是阿米尼阿派、一位神論者（Unitarian，不信三位一體的）或自然神論者。他們的著述闡發了自由精神和寬容，以及歷史中理性的創造力。托馬斯·富勒（Thomas Fuller）的《宗教改革講章》、耶利米·泰勒（Jeremy Taylor）的《預言的自由》和齊林沃斯（Chillingworth）的《新教徒的宗教》是其中最著名的幾篇。民眾、小資產者和清教徒狂熱派對這類思想是懷疑的。他們正被自己的熱誠思想所奴役，怎能理解自由呢？當時福克蘭子爵盧修斯·凱瑞（Lucius Cary, Viscount of Falkland）匯聚了一批開明文化人士，而在民眾眼中，這些人和查理一世宫廷中宴安享樂的花花公子並無區別，都是不信神、褻濱神靈的敗類。
在革命的第一次衝擊中，貴族人文主義者只剩下最後一樣武器，就是高貴地去死。保皇的貴族領主像波愛修和托馬斯·摩爾一樣，泰然自若地去死，「在神和世人面前作出榜樣」。舊皇朝的最後一個衛護者斯揣福特（Strafford）就在民眾面前演出這樣一幕戲景，他為自己進行了十八天辯護，在此期間成為全國注視的焦點。他的演說辭應當歸入古老歐洲政治人文主義文獻中最偉大的部分。在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演講中，他說：「各位勛爵，我們不要仿效先輩的壞榜樣去練習殺人的藝術。」對新政權來說，這話正中要害，那些革命領袖恰恰認為需要練習這種藝術才能使民眾在這塊新土地上站立起來。斯揣福特和他的對手平姆都尊重法律、反對恐怖、暴力，但斯揣福特所理解的法律是為了建立自上而下的等級社會，維護王權的人文主義價值。由下面來的就是民眾的無政府暴政。而平姆宣告「法律就是國王」（Lex rex）時，他的思想恰恰相反，認為真正的拯救來自民眾；至於「專横」，他認為貴族領主無視法律，掠奪民眾財產，草菅人命，那才是專横。查理一世為斯揣福特說情時說：「請考慮一下，良心是多麼嬌柔的東西！」幾天之後艾賽克斯伯爵回答說：「議會就是國王的良心」。在第一次日耳曼思潮中，圍繞艾克哈特，開始閃耀一個思想：人的心靈被神充滿便是良心。在英國革命中，有宗教熱誠的民眾組成政治團體，正是他們的良心要求把老的領主和國王送上斷頭台。英國民眾不會寬恕國王在判處斯揣福特死刑的判決書上簽名；也不會寬恕上議院議員中的廿二名主教在上議院最後投票判決時，竟嚇得不敢投票。國王和他的教會已經失去了由神而來的良心。
在斷頭台上，斯揣福特最後一次轉過身來向民眾說：「我請每一位聽見我說話的人真誠地捫心自問一下：是否必須在血泊中才能開始新生？」[56]這個向民眾的良心的呼籲標誌着舊世界的投降。斯揣福特本來應該召唤天上、地上的一切力量來拯救他的。從那時起，一個新英國人的心，主宰了國家、掌握了世上的權力。在這顆心裏的起伏就是神的命令。黎歇留或許為除去斯揣福特出了一分力量，但在聽到處死斯揣福特的消息時，他評論說：「英國人殺掉了他們中間最偉大的同胞。」
這種清教徒的良心是怎樣來的呢？清教徒思想的一大部分來自蘇格蘭。自十五和十六世紀起，一種廣泛的共和國思想便已在蘇格蘭扎下了根。蘇格蘭的加爾文主義與法國的雨果諾派關係密切，從中吸收了雨果諾派的政治急進主張。諾克斯（Knox）在法蘭克福和日内瓦時的一個朋友克里斯多弗·古德曼（Christopher Goodman）曾寫過，基督徒有義務反對一個「無神的」國王。一五七九年，布坎南（Buchanan）發表《居統治地位的法律》（De Jure Regni），把古老的英格蘭嚇壞了，遲至一六八三年，還在牛津大學焚燒這本書。布坎南是主張民眾有抵抗權利的清教徒理論家。他和許多清教徒一樣，吸收了許多耶穌會的思想，這與他流亡到法國波爾多、巴黎，後來又到葡萄牙康勃拉讀書有關。十七世紀初，詹姆士一世察覺到，清教徒那種講道，宣稱一切國王都是真正教會的天然敵人，國王是魔鬼之子等等[57]瀰漫英國，是在推翻英國。蘇格蘭人自行組織社團，推選牧師和長老，他們被稱為長老會。這種盎格魯一撒克遜式的「受宗教推動的民主」是英國和北美最強大的一種政治力量。蘇格蘭人認為自己是神的選民，認為他們的國家是信眾弟兄與神立約而成立的國家。貝利稱神是第一個與蘇格蘭立約者。與他同時的另一個傳道士沃瑞思敦（Warriston）把與神立約看作國家與神的婚約，是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國度。十六世紀中葉以後，蘇格蘭清教徒在英格蘭旅行，遭到英國國教會内高教派的痛恨和迫害。在勞德任坎特布雷大主教時，這兩派互不相容，成為死敵，正如同十三世紀時，卡塔爾派與教皇英諾森三世成為死敵一樣。清教徒深信自己聽到神的呼召，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國。由於英國敬拜偶像，無法建立神國，他們只有移居國外。
克倫威爾的悲劇——成為獨裁者（一六五三至一六五八年）而孤立，需要武力征服愛爾蘭·蘇格蘭和英格蘭——也是英國清教主義的悲劇。革命及其清洗運動持續時間越長，它就越失去行動的自由。這是由於教派日益狂熱的情緒和皇黨及安立甘教會的反抗也日益加強，把革命的領導夾在中間。克倫威爾打的旗幟上寫着「良心自由」，「為了基督徒的真自由」，「自由教會」、「自由國家」等[58]。他把英格蘭看成像以色列一樣，是神的選民，把他的軍隊稱為「神的軍隊」。一八四五年，托馬斯·卡萊爾編輯克倫威爾書信演講集時，正確地看到克倫威爾是一個用武力的先知。克倫威爾的預言很快就在現實世界中被否定。每一次新的災變都把他的預言的靈性力量降低一分。他向愛爾蘭民眾呼籲時說：可憐的愛爾蘭人民已經被邪惡的神甫們壓迫太久了，英國軍隊將帶來自由。剛說完這話，英格蘭軍隊就開始血洗愛爾蘭。克倫威爾對愛爾蘭的處理絲毫未曾打動愛爾蘭人的宗教熱誠，而只是為威廉·佩悌爵士的新統計科學和政治算術提供一些資料。佩悌在其《愛爾蘭政治解剖》一書中論述在愛爾蘭絞死五百名領袖、把一萬名百姓出售為奴隸，沒收二百五十萬英畝土地，引起的科學和政治問題。其次，他探討消滅愛爾蘭語言、風俗，甚至命令愛爾蘭人更改姓名的做法。[59]整個人民和他們的土地都要按照一個人的意旨去改變。這種烏托邦思想最後帶來報應。克倫威爾在他的事業開始時，清醒穩健，毫不死板，充分體現英國人最好的傳統。但在教派壓力下，他的言論、口號和全部行動，越來越激烈。
在十六世紀三十年代，千禧年主義（相信天地末日即將來臨的基督教派）十分流行。起初只是像約翰·米德（John Mede）這樣的知識分子、教授持這種信仰。一六三九年、一六四〇年的嚴重危機中，千禧年主義熱誠派、再洗禮派在下層階級中流傳開了。過去被鄙視為下層、毫無教養的民眾，開始在有學問的高層人士中贏得信從者。一六四三年以後，在千禧年熱誠派中出現了「反名教派」（Antinomians）的影響[60]。「反名教派」起初並不關心政治、自稱被神的光引領，靜修，不接受任何權威。在二十年内戰中，許多本來溫和的熱誠派都參加了激進的左翼。其中最極端的是平等派（Levellers），是受宗教啟發的激進民主派。它的領導人約翰·李歐伯恩（John Lilburne）宣告：國王是妖怪竊據了神設立的職守，把法律也歪曲利用了。這些充滿火藥味的小團體對本來是溫和的「反名教派」、下層民眾、普通士兵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平等派要求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們甚至派使者到法國波爾多，在雨果諾派進行的内戰中點燃起一個共和國運動。在英國，他們組成反對克倫威爾的民眾黨。
在民眾思想情緒漸趨激烈化之中，又興起了掘地派（Diggers）。他們把皇家的未開墾土地自行開墾，變成肥沃的耕地。在艾弗拉德和溫斯敦萊領導下，掘地派在他們的宣言中表示「掘地派的真正旗幟在前進，為所有的人們打開大門，通向一個全社會自己的國家。」「在創世之初，理性這位偉大的創世主把大地造成為獸類和人類共同的財富。」神和理性被等同起來。掘地派還認為那些擁有領地的領主們都違犯了聖經中「不可偷盗」的誠命，因為他們的領地都是從農民手中巧取豪奪得來的。掘地派認為是聖靈召唤他們起來對法老作戰。他們把耶和華對埃及法老王的命令：「釋放我的子民」作為戰鬥的號召，並宣告民眾要拯救國家。掘地派宣稱：他們只是把皇家的土地拿來耕種，同時又主張，當初征服者威廉來到英國所取得的，並由他的子嗣所繼承的土地，都應歸還給民眾。一六四九年，共和政府決定消滅掘地派。他們的房屋被焚毀，田地被夷平。溫史坦萊向議會和軍隊呼籲：「貧民應該得到土地」，《聖經》的教導應當認真實行，基督就是掘地派的領袖。溫史坦萊早期的論著是純神學的、宣傳天地末日的著述（如《神的奧秘》、《神的日子已經開始》）。在政治迫害的高壓下，他成為這個宗教共產主義派的公認領袖。一六五二年，他完成主要論著《自由的律法》，獻給地上萬國，（掘地派認為大地是仁慈的、女性的神秘力量。後來一九一七年時俄國的千禧年派正教徒也持同樣的看法）。溫史坦萊向克倫威爾指出：革命之後，英國社會並沒有任何變化。自上而下的統治依然如故，無政府狀態也依然如故，神職人員和領主照舊殘暴欺壓百姓。溫史坦萊的思想裏既有先知空想的成份，又有現實主義的成份。他想像中的新社會秩序，將不再有商品買賣，土地是公共財產，一切公務人員、官員，每年改選一次。每人把田地中收穫的作物送到公共糧倉去，凡四十歲以下壯丁都必須強迫勞動。
這些激進分子與革命獨裁領袖克倫威爾之間的矛盾已無法調和。這些激進分子從清教「靈感的民主」，推出它的邏輯結論來。克倫威爾和巴克士特（Baxter）的共和政府是一個教會，其中神的選民們在議會裏圍着那張神聖的桌子進行討論（克倫威爾執政時期，議會的長桌所起作用正如同日内瓦大教堂裏加爾文的座椅）。在議會裏容納不了激烈的反對派。舊世界的彌撒獻祭禮現在由共同進行的討論所代替了。這個社團擁有獨佔的權利來處理靈性事務，經過他們神聖的討論，他們就有權像分配聖餐禮中的餅那樣，把「公眾精神」分到社會中去。這個「公眾精神」是十八世紀時人們的「公共輿論」觀念的由來。每人都應該有公眾精神，法學家、哲學家、思想家尤其應該如此。[61]當信徒在議會這個神聖社團中討論問題時，據認為聖靈就在其中引導。就像巴洛克時期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康帕奈拉「太陽城」中的太陽神廟，克倫威爾認為議會就包含了對地上的救贖。但被克倫威爾的共和政體排除在外的人不承認這一點；而共和政府則越來越狹隘、越排斥異己。
怎樣保衛神的這座新城呢？在清教徒撒母耳·高特（Samuel Gott）看來，答案十分簡單。他在一六四八年出版的《新耶路撒冷》一書是當時資產階級提出的唯一的烏托邦藍圖。按照高特的想法：清教徒的神治國家如此美妙，基督徒都會十分願意在其中接受淨化，猶太人都會自願改宗清教；人們將和神訂立「新約」，按照《聖經》，在科學、經濟節約、教育和體育方面建立一種新生活。詹姆士·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一六一一至一六七七年英國政論作家）沒有這樣幼稚。他看出建立新生活有多麼困難。經過二十年準備之後，一六五六年，他寫了《大洋國》（Oceana）—書，把它交給克倫威爾作為新政治秩序的一個藍圖。哈林頓曾經漫遊西歐，對新教徒普遍感興趣的威尼斯城邦政體認真作了一番研究，因為它完全獨立，並且居然和幾個教皇進行過戰爭。哈林頓在《大洋國》裏讚揚歐洲不從國教者的這座堡壘，名為「阿得利安那」（Adriana）。《大洋國》對洛克和休謨的思想有巨大影響，休謨稱它是共和政體的最有價值的模式。約翰·亞當斯把書中發現權力、政府和財產三者之間的關係比作和哈維（Harvey，一五七八至一六五七，英國醫師）發現血液循環同樣重要。這個烏托邦決定美國有些州憲法中的主要特點（最早的如一六六九年卡羅林納州憲法）[62]。後來，它又影響了西葉（Sieyes，1748-1836，法國政治家，法國大革命期間為第三等級著名代表性人物）的思想，通過他又影響及法國大革命時的憲法直到今日。哈林頓是在他同時代人中唯一的一個看到政治、社會革命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
哈林頓的論點是：英格蘭王權的基礎在於三百個大土地領主貴族。如果清教徒的「靈感的民主」要想保持政權，就不得不把土地分配給至少五千個小地主。由此，他進一步看出：就長遠來說，土地的再分配勢必帶來政治權力的再分配。[63]哈林頓看到的這一點，後來德國的魏瑪共和國卻認識得太遲了。一九四五年後德國的民主黨人則往往閉眼不看，為防止政治集權，要建立政治權力的平衡，為此，必須有經濟基礎的平衡。哈林頓從這樣的觀點出發，主張英格蘭共和國應有一部新的以農民為基礎的憲法。大莊園應當分散，化為小莊園。過去世襲貴族理所當然地執掌政權（哈林頓本人便是出身於貴族世家），此後要靠受過教育才能進入政府。議會的上議院有提名行政官員的權利，但決定權在下議院，官員只是行政工作的執行官。宗教生活由全國宗教事務委員會控制，保證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教育、道德教育被賦予重要地位。每一個政治家都應當嫻習歷史，周遊世界，懂得外國情況和外國憲法，越多瞭解越好。
如果哈林頓的《大洋國》意味着對克倫威爾共和政府閉關自守、極權專制的批判，則密爾頓的《失樂園》可以認為是對克倫威爾執政所唱的輓歌。[64]密爾頓從革命中看到一個新時代的遠景。英格蘭向世界提供了一個國家模式開始覺醒，走向自由的景象。向世上各國傳播自由與文明的祝福關係到億萬人民。密爾頓自述在一六五九到一六六〇年間，他對「建立自由共和政體的道路」想得很多。革命中的過激行動，克倫威爾的失敗，斯圖亞王朝復辟後遭到的孤立，使密爾頓認為，大眾（既是神所召選的，自身又無力解救自己）還沒有成熟到能使思想、貿易、言論、出版都達到自由的程度。他辛酸地為共和政體唱出了安魂曲。地上失去了樂園，這都是由於人自己的過失。這個世界屬於那些地上的統治者、高傲又有本事的人。在密爾頓的詩篇中，魔鬼魯西弗（Lucifer）具有斯揣弗德的形象。
一六六〇年，共和國崩潰了。斯圖亞王朝和它的歡愉而輕率的宫廷社會又回來了。自此以後，清教徒和自由教派也像不從國教者一樣，被排除在社會生活之外。王權和勝利的英國國教會在向清教徒報復時，把他們驅入貿易、科學和社會底層去了。此後二百年間，清教徒不斷以政治、宗教的新思想充實了英國的内在思想發展，同時，又對英國國教會裏的高教派（High Church，英國國教會内保持宗教改革前的大部份禮儀、強調神職人員權力的一派）不斷侵蝕。
托馬斯·霍布士出生於英國戰勝西班牙無敵艦隊的那一年；他死的那年正是英國議會對貴族王朝取得決定性勝利通過《人身不受侵犯法案》（Habeas Corpus Act）的一年。霍布士可以說是最沒有英國氣息的一位思想家。法國從達倫貝、拉格朗琪（Lagrange，1736-1813，法國數學家）到特果和孔多塞的唯物論思想大半來自霍布士。他自赴法國求學，後來由於在英國遭受尖銳反對而移居法國，前後在法國居住近二十年。霍布士在英國牛津大學瑪格達琳學院（Magdalen College）受教育，那是受清教思想影響的一座學院。此後他的極端主義思想又由於笛卡兒、伽利略、和麥桑周圍開明加爾文主義氣氛而加強。霍布士的唯物思想與政治絕對主義思想都反映了他對英國革命的恐怖感到極端失望。他是現代英國保守主義兩面性的一個典型。由於他的浪漫悲觀主義和對民眾「野蠻主義」的恐懼，他藏身於思想和政治體系之中，結果這些思想和政治體系的革命性後果超過了他的政治敵人們的主張。霍布士的哲學和國家理論（即他在一六五一年發表的《利維坦》[Leviathan]）的瞭解線索，就在他所著《怪獸或長期國會》之中[65]這本書是在法國大革命一百年之後的一八八九年，經一位德國人之手發表的。斯圖亞王朝統治下的英國禁止出版這本書。如果英國的狀況確實如霍布士所寫的四篇描寫一六四〇至六〇年的英國那樣，則未來只有在「佩刀的獨裁者」（自上而下）和「動刀的民眾」（自下而上）兩者之間進行選擇了。
霍布士主要是一個屬靈主義者。他的政治理論表現出他展望世界時所感到的恐懼。他認為：人的自然狀態就是生活在每個人反對其它一切人的戰爭中。如果一個總體國家——即利維坦——不能經由法律維持理性、和平、社會交往和財富的統治，人們就將退回到野蠻混亂的狀態中去。利維坦乃是清教徒共和政體的再現，是世俗化的上帝之城。由於事實已經表明神職人員品質低劣、不能稱職，因此只有用法律和自然科學取代神學（霍布士稱法律是「公民的良心」）。霍布士也如同笛卡兒和後期加爾文主義者一樣，認為幾何是一種純科學，可以把人從野蠻、黑暗、情慾中拯救出來，在人的本能衝動和社會混亂之上架起一道橋樑。
可以說霍布士是革命年代的最後一次極端表現。他的極端思想是即時的反應，而洛克則是成熟的，後來的反應。霍布士把革命吸收到他的哲學中去，還保留着其中的矛盾，並不曾加以解決。洛克是「光榮革命」的一個觀眾，這場革命無非是使漢諾威（Hanover）家族登上了王位，卻並沒有解決統治英國的問題。一六八九年，洛克發表第一封《論寬容的信》，也正是在這一年，《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確認了議會的統治權力。可以把洛克稱作英國式民主的哲學形式。在洛克的思想中，從革命開始的巨大轉變，以哲學形式表現了出來。自此以後，英國思想家堅決反對為原則而進行戰爭，因為他們深知，不斷戰爭將使英國分裂蛻化到野蠻狀態中去。這就是何以英國思想家們、神學家們都那樣沉着、謹慎，關注對現實政治，社會的影響，擅於適應、妥協。激進思想只留給詩人去享用。有人說，思想家「無非是善於把人人都已經知道的東西表達出來而已」。[66]這話不無道理。「英國人的頭腦就像是一個小型民主社會，其中對少數派的權利十分瞀惕地守護着。各種對立的衝動和思想都能在相互寬容之中並存下去。」[67]
洛克被稱為「英國啟蒙運動之父」，他發展了被他稱為常識的哲學，和按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提出的自然宗教。他在這樣做時，把過去意義的宇宙結構、形而上學、宇宙論、本體論和神學一起放在一邊。這是一個巨大的否定。洛克不承認古老世界中的權威模式，也不接受巴洛克時代極力要恢復的「宏偉圖式」。他擔心那些都是用來壓迫民眾的城堡（廟堂和監獄），是用來囚禁民眾的。他認為那些宏偉圖式之中並沒有實質性的内容，於是，柏拉圖統治的天空被搗毁了。人，也就是公民的頭腦成為沒有塗字的白紙。人怎樣學會思考呢？就是靠與周圍環境打交道，通過「感覺」，瞭解事物的外貌，通過「反思」，瞭解事物的内部。思考是一種社會的、心理的、政治的過程。人的自我的利益，或者為着要在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社團中插足，就需要品德。「善與惡無非是快樂和痛苦，或足以為我們帶來快樂和痛苦的場合與過程。」[68]
洛克為教會所下的定義是人們的自由社團。這個見解反映出他對社會契約的解釋。[69]—個教會的信眾按照大家同意的方式舉行公共崇拜。教會沒有理由訴諸暴力，也沒有權利規定信眾的公民義務。[70]國家也並不承擔保護某種宗教的義務，正如英國政府並沒有義務要保護東印度公司一樣。洛克這樣主張，並不是出於懷疑，否定一切，而是為了結束一百五十年來英國為政治、宗教原因進行的内戰。他要英國免遭法國的命運，法國由於撤銷了信教自由的《南特詔令》，而重新陷入宗教衝突之中。因此在一個文明社會中，有必要限制教會。這種看法不接受來自宇宙的宗教、政治權咸的命令，人們的良心使人從《聖經》中得到理性的信息、道德上的淨化和自己内心的愉快享受。
洛克的思想反映了從一六八八年到一九四五年統治英國的貴族和公民「紳士」的新世界觀。洛克的原意並不認為他的思想適用於每一個人。例如，他雖主張宗教寬容，但對無神論者和天主教徒卻並不寬容；他自己還是一個從事奴隸貿易的殖民公司的股東[71]。他的哲學法則有如紳士之間的「君子協定」，只在紳士淑女中間適用，這些紳士淑女又都是要在基督教人文主義氛圍中成長的。洛克的哲學法則就是為紳士淑女們的世界——城堡、莊園、沙龍、學社——而設計的。[72]
英國人把牛頓（Isaac Newton）尊崇為民族英雄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是宣告一個新時代來臨的王者。一七二七年他逝世後，葬禮的隆重，可以與皇室的葬禮相比擬。[73]牛頓創造了一部宇宙機器，它在某種意義上，反映了英國革命後那個時代的特點。一六八七年，牛頓發表了他在數理自然科學方面的經典名著：《數學原理下的自然哲學》（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其中描述了這部宇宙機器。哥白尼、凱卜勒和伽利略為天體力學奠定了基礎。從此，宇宙成為一部可以計算的機器，在這部機器裏，天體服從地球上的萬有引力定律。於是，像亞里士多德、柏拉圖、但丁所設想的超越自然的命令不再存在了。牛頓從數學角度出發研究，是與笛卡爾有關的，儘管他對笛卡兒的假設持批判態度[74]。
從某種角度看，牛頓關於宇宙的理論，把宇宙看作是各種力量之間的平衡，也可認為是把一六八八年的政治理論搬進了宇宙空間。舉例來說，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說明了天體運行軌道的由來，正如洛克所提出的寬容思想，說明了當時英國宗教和政治的局勢。萬有引力定律使自古以來認為宇宙被一種法術控制的說法更加不足憑信，而天體力學中的數學計算進一步確立了。這種觀念的確立與相信地上的國家社會能在政治上平衡是不可分的；後者是前者的前提，有了對地上的平衡的信心，才推動人去研究全宇宙中的平衡系統。最後一點，正如世上的平衡需要一個全智的、謹守憲法的君主，宇宙的平衡也需要這樣一位君主。牛頓的神不時干預宇宙的事務，規定天體運行的軌道，但這只是為防止混亂。神就體現了絕對時間和絕對運動。宇宙就是神的大廈[75]。
牛頓的宇宙觀深受英國柏拉圖主義的影響。正是這種柏拉圖主義使牛頓和英國哲學得以對事物持一種樂觀態度，並對聖潔有一種審美的精神。[76]舊世界觀的一些東西還是保留下來，儘管清教主義反對天主教的聖事，而巴洛克時期又提出基督為王的觀念。從舊世界觀中保留下來的東西，一半具有法術性質，一半帶着聖事性質。它使英國貴族們得以熱心於宇宙的美而不必屈從國家教會或羅馬教廷。他們還可以崇拜自然秩序而不必接受就近的國王作為自然秩序的掌管者。這種柏拉圖主義成為天主教彌撒禮和英國國教禮儀的代用品。它銷融了法術和聖事，把它們變成對自然中一切——星體、人類、各種力量和衝力——之間和諧地相互作用的樂觀信念，作為一個紳士的精神領域十分恰當。
在洛克和摩爾影響下受教育的夏夫特斯伯里伯爵安東尼·艾許黎·庫拍（Anthony Ashley Cooper，一六七一至一七一三年）的生平可以為牛頓的樂觀主義和宗教作一個註腳。庫珀是法國、德國的熱愛自然者、是感傷主義者、和泛神論者的先驅（盧梭、狄德羅、赫德爾、歌德、許萊格爾、許萊爾馬赫都受到他的影響）。他出身於英國自由黨人（Whig）的一個顯要家族。這個家族的自由傳統意味着一個紳士應當恨惡英國國教會的高教派、羅馬公教會、以及平民們相信的清教主義和小教派。為着從神職人員控制的教會中逃脱出來，庫珀把自然神化，自然成為神的殿堂，其中表現神以及與之和諧的世界。他恨惡耶和華（Jehovah），認為耶和華是迫害、野蠻和獻祭的神；耶和華又是清教徒信奉的神；他還斥責基督教神職人員曲解神、宇宙和世人，是一種褻瀆。至於惡鬼和地獄則是人間專制國家中監獄的延伸。「在監獄的威力還不夠的地方，惡鬼和地獄就盛行了。」[77]在反對高教派、清教派、和小教派的同時，庫珀把奥古斯丁對宇宙本體的樂觀思想（「一切存在都是善的、對的」）世俗化了，還把托馬斯·阿奎那的話（阿奎那說：「美是真理的反映，也就是反映了存在的秩序」）顛倒過來說：「一切的美便是真理。」他還創立了一種内心世界的崇拜禮文，敬拜「真、善、美」，供紳士淑女們在大自然和社會生活中使用。他喜愛的一個辭語是「和諧」。為了反對神職人員用「罪」和「邪惡」來打擊信徒、抬高自己，庫珀不得不否定罪與邪惡，主張神職人員的地位由有德性的人來取代，這樣的人不為美色而動心，卻從中看到世界的靈魂。開明的紳士本來感到陷於兩難處境之中，若不接受高教派，就只有順從民眾的救恩。庫珀為他們找到一條中間道路，其中以同情和友誼代替政治统制，以美代替聖潔，以自然的升華代替超自然，以德性代替了罪。於是，開明的紳士們感到他們有了自由。
在貴族和大資產階級領主的社會裏，自然神論是最恰當的宗教。一六九〇年到一七四〇年之間，資產階級通過兩次革命，把自己從國王統治下解放出來，同時也把自己從神的管轄下解放出來。從此以後，資產階級接受神和國王只是作為立憲制下的君主、是他們保護自身利益和計剌的盾牌，也是他們的權力象徵。波林布洛克勛爵主張，思想自由只限於上層階級，老百姓則只能信奉傳統宗教，使他們有所遵循。一七三八年，他發表著述《論愛國的君王》，其中就是描述這樣一位開明君主，在國内推行溫和改革、提倡運輸、貿易、反對貪污腐化。他還描述一位開明的神，其形象就如同立憲制下的君主。在庫珀看來，哪怕是非洲南部的霍屯督部族，太平洋的薩摩亞人部族也會對基督教的《信經》吃驚，認為是荒謬的。
此後半世紀，在沃普爾（Walpole，一六七六至一七四五年）執政期間，政治陷於停滞之中。他的箴言是：「安靜勿動」（Quieta non movere）。這時期英國開始富裕，並由於成功而感到滿足。一六九二年，英荷聯合艦隊戰勝法國。自此以後，法國也像一百年前的西班牙一樣，不再成為海上強國。一六九四年，英國取消輿論管制。一七一四年，英國與德國漢諾威王族聯姻，加強了英倫三島在歐洲的地位。在一七五七至八四年間，英國征服了東印度。俟一七六三年巴黎和約時，英國已經確立起全球殖民強國的地位。隨後，又在龐大帝國的版圖上增添了加拿大、路易西安那、弗羅里達和西非的塞内加爾、岡比亞。
這個時期也是英國自然神論的黃金時期。「凡存在的就是好的。」在宇宙秩序和它的法則中，一切都是好的。[78]一七三三年，亞歷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國詩人）在他的《論人》中，用韻文表達出當時那種樂觀的世界觀。波普是波林布洛克的朋友，也是波林布洛克抨擊當時歷史人物的文章編輯。這些貴族在歷史中只看見迷信、貪婪、自私自利和暴政。早在伏爾泰和盧梭之前，《論人》對歐洲知識界產生了巨大影響。波普相貌醜陋，肢體殘廢。他的父母是隱蔽的天主教徒，經常害怕民眾發現而憎恨他們。波普不僅恨惡仇敵，也侮辱他的朋友，最後成為一個幻想破滅、孤獨的悲觀主義者。他使人想起畫家瓦投（Watteau，1684-1721，法國著名畫家），自身殘廢，卻為十八世紀初葉貴族社會畫出充滿愛和友誼的地上樂園。
十八世紀英國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大衛·休謨（David Hume，一七一一至一七七六年）。他在自傳中說：「我的家世顯赫，父母親雙方都出身名門望族。父親是休謨伯爵的旁支後嗣，也可能休謨伯爵和我的先輩曾先後擁有一塊產業，歸到我的家族名下，已有幾代之久，現由我的哥哥繼承。……」[79]休謨的哲學是以西歐有教養的貴族和資產階級為對象的。他在五十歲時到巴黎擔任英國駐法使館秘書。他喜愛巴黎，因為那裏「有那麼多、聰明有知識而又懂禮貌的夥伴，使巴黎凌駕其他地方之上。」休謨深信人是有理性的生物。在著名的論文《關於人的認識能力的探討》篇首，休謨寫道：「人是一個既有理性、又社會化的生物。」人首先是生活於社會之中，「要作個哲學家，但不要沉緬在哲學中而忘掉你還是個人。」「你的科學應當有人性，並能與行動、與社會聯繫起來。」在《自然宗教對話錄》中，他譴責無神論者公開宣佈不信宗教，「犯了多重不謹慎的罪。」[80]休謨希望社會安定。他論證形而上學僅是「雜耍」，把理性歸結為經驗和習俗，把因果關係歸結為本能、衝動和感情的作用，希望這些認識能使社會安定下來。他認為知識中有一部分只能用數量和數字來表示。最後他向人們建議，若是進圖書館，先要問一下：這些書是否包含有數量和數字？是否來自事實、來自實驗和理性？如果不是的話，就把他們扔進火裏！
休謨知道，當時那些講理性的神學都是東拼西湊，不值一顧的，誠實的思想家決不會相信。他也知道，笛卡兒理性主義的龐大體系像一艘船一樣，是用不同的材料釘在一起的。「我們最神聖的宗教是來自信仰，而不是來自理性。任何有信仰的人都會意識到自己身上有一個持續不斷的神跡，這個神跡否定他理解的原則，使他決志相信那違反經驗和習俗的宗教。」[81]在這裏，他和奧古斯丁、巴斯噶十分接近。他的懷疑主義為一種存在主義式的信仰敞開了大門：「神學的基礎有一部分在理性，只要經驗能支持人的信仰；但它的最堅實的基礎還是信仰和啟示。」[82]
康德對休謨破除了因果關係，把理性看作成有教養的人們之間的社會協議，很感興趣。他們兩人都唯恐自己的好端端的社會將被剛開始的，「來自社會深層的救恩」所吞沒。他們在到處都看到宗教性、半宗教性、政治性的熱誠分子在掀起非理性運動。休謨認為清教信仰就是這種熱誠派之一，而天主教則是迷信。他認為，只有人内心的正常機制和社會機制是可靠的。休謨對自己論述道德的文章看得很重要，他想把道德轉化為心理學和社會科學，因為人的良心不可能脱離社會而存在。休謨未曾表達出來的恐懼是他知道良心可以成為絕對的神和非理性的最後藏身之所，因此，必須把良心拖到社會生活之中，把它變成為人們做事時，相互之間的公開對話。
休謨生前沒有把他的最激烈的著作（關於基督教歷史中的偽造和為自殺辯護）發表問世。他最關切的是維護他的英國社會。他所撰寫的《英國史》，既是供保守黨人、又是供自由黨人讀的。[83]過去他要打倒權威，到後來卻轉為向權威呼籲了。休謨已經否定了神恩和社會契約理論，認為其中充滿矛盾，只有愚人才會相信t卻又用這些理論來謀求社會和平與秩序。在休謨的懷疑主義中潛藏着一種帶有懷疑的新保守主義。但在他的思想中還有一個更大的威脅。他的懷疑主義是靠英國社會支撑的，卻又想超越英國社會；他希望英國社會内部各種力量平衡，然而他的思想又可能使非理性主義的浪漫派得到有力推動，去爭取政治的民族主義（這一點可以看他論「民族特點」的文章），甚至對費爾巴哈（Feuerbach）和青年黑格爾派都有影響。[84]在休謨看來，是人按照自己的面貌創造了神。[85]作為這個良好社會的一分子，他得出結論，不管神的觀念意味着甚麼，它必須反映創造它的人的精神。由此得出的思想是：人出於利他主義的考慮，便把這種利他主義投射到神的身上。
於是，一種樂園神學的基礎就此奠定了。完成這項工作的是休謨的學生，又是朋友和編輯亞當·斯密（Adam Smith）。他的古典國民經濟學贏得了世界聲譽，而其歷史和政治基礎則是由於英國的貴族和富裕資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力量不斷增長，使他們因勝利而充滿自信。[86]在政治上取得勝利之後，他們又把手伸入貿易和工業。為了暸解亞當·斯密的思想，還需要記得老加爾文派對地獄的嚴酷看法，它極大地影響了英國資產階級的思想觀念。工業革命已經開始把英國變成一個真正的清教式地獄。十八世紀人們對世界本體的樂觀看法，又有加爾文派的悲觀情緒，兩者都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那無所不包的内容和帶着幻想的色彩產生了影響。[87]如果回顧歷史，中世紀全盛時期的德意志帝國神學，曾經把「神聖帝國」和宇宙看為和諧的一體。但那個神聖帝國早已分崩離析了。現在英國新貴族和富裕資產階級的經濟理論中，金錢取代了基督教會中聖事的神聖地位，經濟擴張就被看作是天國的擴展。這兩種思想可以說是無獨有偶。亞當·斯密、李嘉圖、詹姆士·密爾和麥庫勞赫（McCulloch）都不承認有僱主和工人階級的存在。工資只是由人口和資本的比例所決定，並堅持經濟學有永恆規律，彷彿人們是生活在一個沒有空氣的空間之中。這些都和現實不符。當這些古典經濟學討論到現實時，它把邪惡的現實美化，並說成是人們得救的必經之途。
這種樂觀主義啟發亞當·斯密在他的《關於各國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探討》一書中歡呼「自由經濟的統治」是地上的樂園。經濟自由成為神聖的世界秩序和社會生活的最終意義和目標。在他的理論中，用自然取代神意，來闡述既定的和諧，他說：「自然是不需經過思考的智慧。」世人個個為私利而競爭，就自然產生全人類的快樂，這便是社會的「自然秩序」。若要改變自由經濟和它的「自然社會秩序」，只有使用邪惡的力量。人們不需要很多想像力便可從中看出皮拉久主義宣揚的自由屬靈教會的影子。這種新皮拉久主義害怕並憎惡邪惡的國家，認為它的統治者都是些「狡猾而工於心計的畜牲」，多少世紀以來一直在破壞自由經濟的自然秩序。「商人和君主從來勢不兩立，這是任何其它對立都難以比擬的。」[88]羅馬公教會「既反對國家的權威與安全，又反對個人的自由與幸福」，「是有史以來最可怕的一種組織」。亞當·斯密追隨他的老師休謨，謹慎地指出：宗教會帶來破懷性的力量，能打亂權力的平衡。於是，他建議富裕資產階級多捐錢給教會，使神職人員安份守己不閙事，他還建議，除英國國教會外，鼓勵既無特權，又無雄厚經濟實力的小教派多多發展。亞當斯密堅信，「自然的詭計」（有如黑格爾所說理性或世界精神的詭計）會把人的自我中心思想變成社會的公平競爭，造福於全體。供應和需求像神聖的結合一樣，永遠正確，是最高的現實。它把經濟、政治、社會、信仰和諧地聯結起來，向自由和進步不斷發展亞當·斯密的後繼人把他所說「社會的自然秩序」和後來的工業社會等同起來。他們認為經濟發展中的無政府狀態是自由的必然結果在亞當·斯密的經濟神學中有幾個重要因素使它得以成功，這便是自由黨代表商業與工業的長期執政，國教會的主教和神學家們的協調，大學宣揚社會公平競爭、權力平衡是宇宙與人類社會中最美好的秩序不妨反過來問：神、邪惡、貧困、外敵、小教派和工人階級都被驅入一個狹窄、固定的框框之中，還不就是由於有這種經濟神學嗎？自一七六〇年後，英國的危機接踵而來，美國、法國、俄國成為英國的重要對手。早在工業革命之前一百五十年，英國的詩人已經感到有一個巨大的邪惡力量，它是一股可怕的破壞性力量，同時又存在着神的恩惠。英國的工業革命把這一切公開表現出來了。英國包含了對立的兩部分，甚至統治階級也是生活在腐化、罪惡、無政府狀態之中。
能對這個真實情況公開討論的唯一地方是文學領域。文藝作家探討社會的罪惡和人生的苦難人的罪性等問題，比神學家更認真深入。和當政者持不同政見的激進分子丹尼爾·狄福是摩爾和密爾頓的烏托邦主義的後繼人。他筆下的魯濱遜·克魯索是自食其力，創造新生活的新人。在《魯濱遜漂流記》中，他批評了自己和自己的貪婪，從而使這本書和英國其它許多偉大的文學作品一樣，成為向大眾的懺悔錄。英國的諷刺小品和小說全都是改革問題的講章。約拿單·斯威夫特的作品是對他的時代的強烈抗議。他的悲觀主義為撒木耳·約翰遜所繼承，但是更加精緻了。他在道德寓言《拉西臘斯》（Rasselas）中揭露社會的腐化，和伏爾泰的《康迪德》（Candide）—樣。這位偉大的倫理思想家不同意曼德維爾和詹寧斯（Jenyns）所主張的，對窮人，與其不適當地給與教育，不如讓他們吸食「無知的鴉片」，不要把這搗片從他們手中奪去。約翰遜反對純思辨，因為他知道，「人的心靈裏，國王的法律能影響，能醫治的只是多麼微小的一部分」。人心中的邪惡比政治所能觸及的要深得多。他也知道，任何宗教若不能滿足社會各階層，特別是新興階級的心靈和頭腦的需要，只有蛻化以至死亡。[89]
十八世紀由威爾遂（Wilson）、瓦茨（Watts 1674-1748，英國教會頌詩作家）、道最奇（Doddridge）、勞（Law，1686-1761，英國福音派牧師）和衛斯理倡導的宗教奮興是對約翰遜博士所提問題的回答。威廉·勞直接受到雅各布·鮑姆的影響[90]，他把鮑姆的那種泛神論介紹到英國。按照鮑姆的這種泛神論，「神是愛的神靈，……是向善的意志。」[91]天堂和地獄都不存在。[92]通常基督教會所講的稱義、人因犯罪而欠了神的債，基督受難是替世人償還罪債，使神息怒等，都是人腦中的虛構。神對世人靈魂的影響就如同磁鐵對針的影響一樣；基督把人内心的力量釋放出來，如同陽光照射植物所起的作用一樣。勞的宗教能動力主義使人很容易想到費希特。
約翰·衛斯理是英國循道公會（Methodism，後來在美國又分出衛斯理派教會）的創始人。他在英國社會的重要時刻，以其奮興集會和號召悔罪抓住了下層階級長期以來倍受壓抑的宗教情緒。「大眾的感情力量找到了表達的方式。」[93]衛斯理是個不倦的組織者，他是工廠經理，大工業老闆和政治鼓動家的原型。他共旅行了二十二萬五千英里，講道四萬多次，（有時一次奮興集會的聽眾多達兩萬人）。直到八十六歲時，體力依然不衰。他強調自己是站在大眾一邊，反對加爾文主義、神秘主義、羅馬公教、和英國國教。在他看來，基督教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證明。他的每天的經驗就足夠了：「我只知道一點：過去我的眼睛是瞎的，現在我看見了。」[94]基督把他從罪中唤醒，因此，他要竭力解放同胞，從邪惡、自私、惡鬼的掌握下得到自由。他每天都覺得魔鬼在世上活動和神的干預，他相信法術和巫術，而不相信英國航海家柯克的航行或牛頓觀測自然的結果。衛斯理關切的是神對人的直接引領。他看到教會和社會的高層領導都已失去對大眾的影響力。在他所著《向信奉理性和宗教的人們再呼鑌》的第二部分中有對當時英國社會的生動描述：宗教崩潰、政治腐化、民眾酗酒、上層社會驕奢淫佚，商業活動弄虛作假，神職人員對這一切視而不見，踐踏真理。衛斯理在失望中呼喊說：「誰能使英國人誠實，哪怕成為誠實的異教徒也好！」[95]
衛斯理力求「用普通人的英語」向大眾講救恩。他的運動像野火燎原那樣迅速傳播，正說明大眾長期得不到任何人的關懷。「衛斯理派……是沒有光的熱，是群眾在盲目中的抗議，」[96]他的運動使群眾如痴似醉。在英國歷史上，除《公禱書》外，衛斯理所寫的教會讃詩是教導大眾虔誠的最有力工具。英國得以免於革命，全賴上下層社會之間的緩慢適應，衛斯理的宗教奢興運動把大眾的精力轉化，使它們進入一個持績的，安靜的革命。衛斯理的影響遠超出循道公會的範圍。他的宗教虔誠也影響及其它教派，甚至國教會内的高教派。他的宗教精神還促進了政治、社會和科學改革的精神，這幾方面直到今曰也難以分開。帶頭反對奴隸貿易的是公誼會持不同意見教派的成員直到一八五九年前，始終不能擔任公職，並被排除在大學之外，還有的行業排除他們直到一八七一年。正是這些教派成員帶頭爭取宗教寬容和人民大眾的政治平等權利。
衛斯理宗本來沒有任何感傷情緒，但因它注重宗教熱情，而幫助了重内心感情的傳統得以傅播，促進了世俗浪漫主義的形成。這種重感情的傳統源起於基督教神秘主義現代崇拜派、安靜派和虔敬派。奥古斯丁曾說，他的心除期望神居其中，別無它求。這種精神的祈求逐漸蛻化，到最後階段便只剩心靈的感傷了。十八世紀流行的一本書，名為《默想錄》（Meditations），作者詹姆士·赫爾維（James Hervey）是衛斯理的弟子。赫爾維把宗教熱情和盧梭式的對自然熱愛結合在一起。另一位作家亨利·布魯克（Henry Brooke）的《生來愚蠢》（作於1760年）是在鮑姆與盧梭之間，把宗教神秘主義與政治感傷主義摻在一起的有力作品。正是這種混合物，對後來德國以及德國東部邊境諸國的浪漫熱誠派產生了極大影響。英國的環境不同，英國浪漫主義在與環境的衝突中不得不淨化自身到一定程度，否則就難以立足。甚至柯勒瑞芝後來成為英國的日耳曼一基督教一柏拉圖式浪漫主義的領袖，但他的英國氣息並不因此而稍減。他所受的教育在當時來說是頗有代表性的，其中接觸到唯物論、普列斯特利（Priestley，1733-1804，英國科學家、牧師。1774年發現氧氣，以後又分離出多種氣體）的一位神論和哈特萊、鲍德溫（Bodwin）的所謂「必須主義」（necessitarianism）。從這樣的教育背景下出來的人，是很難成為純粹浪漫派的。
當時英國有一小批自覺的保守主義者。浪漫主義竟和這一小批持保守思想的人結成了聯盟，是許多人想不到的。對這批新保守黨人的政治活動如何評價是另一回事，這種聯盟的一個後果是使浪漫派思想的凝固化。新保守主義的重要思想家有埃德蒙·柏克和愛德華·吉本。吉本是保守的懷疑主義者典型。他在自傅中曾述及一度投向天主教，但他在後來歲月中，始終反對基督教。一七七六年，《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二卷問世，因其中對基督教持批判態度，遭到公眾反對。吉本對此十分吃驚，他未曾料到英國讀者中多數「與基督教如此難捨難分。」[97]
柏克與吉本一樣，從面來看宗教，但他認為宗教在政治、社會中是一個穩定和保存價值的因素。他呼籲承認歐洲的各種宗教，因為宗教能在社會下層防止混亂，宗教是文明社會的基礎，使人向善和安於生活現狀。[98]柏克是一個有政治頭腦的人，他反對法國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大革命破壞了宗教，但他對這一點從未公開說過。柏克公開明確反對的是相信「法律、風俗、語言和人可以改變，大眾可以變得快樂」。他雖明知這是拉保·德·聖·埃提昂（Rabaut de Saint-Etienne）的信條，被法國大革命把它接了過去，他還是竭力把法國大革命說成是由於無神論者和想擴張法國權勢的一批政客陰謀策劃而掀起的。
然而同一個柏克，一面把法國大革命說成是罪犯、騙子、殺人犯的陰謀，在另外一些場合，又把法國大革命與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相比擬。[99]柏克看到法國大革命的宗教——政治性質，因此主張組織反對法國革命的十字軍[100]。柏克也知道這個十字軍將持續很久[101]。但他始終擺脱不掉全歐洲—切反動派的共同想法，即用武器可以鏟除思想。他呼籲要有機體（反對人工製造），要憑本能（反對理性），要具體的、歷史的和傳統的（反對新的、新造的、抽象的），要不自覺的（反對自覺的）。在這樣呼籲時，柏克成了德國政治浪漫主義之父了。他大聲瞀告人們：「騎士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詭辯學派、經濟學家和自私謀算的人們的時代。」[102]這個宣告一點沒錯，古老歐洲從荷馬時代到十八世紀初的貴族體制已經崩潰了。與此同時，保守派要想採用革命新時代的思想和方法來恢復古老的體制，這是絕無可能的，因此，這種呼籲也就成了典型的偽善。
柏克和德國浪漫派的尤斯特·牟塞（Justus Moser）及其它人都並不自願地成了啟蒙人物。他一面把人民大眾看作是抽象概念[103]，另一面又譴責英國派駐印度總督黑斯汀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英國首任印度總督）治理失當，還支持北美殖民地獨立。在這樣做時，他背叛了自己。他相信英國統治階級聰明負責，深信他們能克服英國的内外危機。從長遠看，柏克是對的，但是英國統治階級只是在不斷遭受持不同政見者的抨擊之後，才逐漸聰明起來。
柏克的重大對手是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潘恩於一七七六年發表《常識》一書，一七九一年一七九二年間發表《人的權利》。他是法國革命思想在英國的最重要代言人。他把自然神論和民主看為一體。早期的自然神論者轉向有教養的階級了，但潘恩卻轉向無教養的人民大眾一邊。他把人文學看作是神職人員的詭計，使奴隸們不要去研習自然科學。他還認為至高的存在不可能是《舊約》中那個殘暴的耶和華。《聖經》是惡棍們的歷史，它的作用只是腐蝕人類，把人類變得殘暴。洶湧的社會底層通過托馬斯·潘恩而爆發出來了。他代表了民眾的憤怒，無產者的情緒，像是宣告：「對我們這些被主人咒駡的大眾來說，從前的神已經死了。你們那個主、那個神只是個暴君。它喜愛的是像猶太人進行的宗教政治戰爭和屠殺，這是神職人員小集團和擁有特權的熱誠派的理想。我們不再承認他。」理查·普萊斯（Richard Price）於一七七六年發表《對公民自由的觀察》，與托馬斯·潘恩相呼應，抨擊英國國教會的禱文都充斥着帝國主義的腔調[104]。
偉大的化學家約瑟·普列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也是一個重要的反教會人物。普列斯特利出身於開明加爾文宗，相信阿利安主義，後成為索西尼派。他因相信歷史進步，由此產生強烈的神學和歷史興趣。在他看來，人類正走在一條光明大道上。但對於英國的政治制度他抱懷疑態度，五千七百二十三個選舉人選出下議院的半數，三百六十四個選舉人選出上議院的九分之一。普列斯待利是一個基督徒唯物主義者，相信通過科學和神學可以改革一切。他也和羅杰·培根和其它許多屬靈派世界改革家一樣，摇擺於迷信和開明思想之間。舉例來說，他認為《舊約聖經》裏的先知以賽亞已經預言了納爾遜的勝利（指十八世紀末，英國海軍在納爾遜指揮下戰勝法國海軍）。
他所著《基督教墮落史》（一七八二年出版）闡述了屬靈派對腐化問題的典型理論。普列斯特利是伯明翰長老宗一個教會的牧師。他和其它一些自然科學家如瓦特（James Watt，1736-1819）、波爾頓（Boulton，一七二八至一八〇九年）等都是月球學社的會員。這個學社的主席是達爾文的祖父，醫生、哲學家、作家伊拉斯謨·達爾文。普列斯特利的活動遭到嫉恨，暴徒襲擊他的住宅，並高呼「教會和國王」的口號，把他的住所縱火焚毀。普列斯特利和潘恩都是法蘭西共和國榮譽公民，並被選入法國國民議會。由於在英國被驅逐，他們兩人移居美國。在伯明翰，月球學社的姊妹組織「哲學文藝學社」裏，瓦特和沃克（Walker）、杰克遜（Jackson）與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派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也是在伯明翰，約翰·道爾頓（John Dalton，1766-1844）發展了他的近代原子理論。[105]在工業城市裏，污穢悲慘的生活被威廉·布雷克形容為「撒但的黑暗之魔」，與官方持不同政見的神學家、醫生、小商人、手工業工匠、學校教師等，為了社會進步，無私地工作，而過着慘淡的生活。他們是羅杰·培根和托馬斯·摩爾的繼承者。
許多著名的英國科學家都是業餘的，如羅伯特·波義爾、亨利·卡文迪許、約瑟·班克斯（Joseph Banks）、達爾文等。他們不僅是科學的業餘愛好者，也是政治、社會、宗教的業餘愛好者。他們是十九、二十世紀世紀英國最勇敢的政治家、作家。他們對當時社會狀況仗義直言。英國的精神存在應當感謝他們。結果是，英國成為歐洲罕見的國家。它的政治和精神方面上層結構是保守的，卻又不斷由下層吸取營養。各種教派分子和不從國教者不斷提出問題，使社會處於經常變化之中。英國的島國位置和大海作為安全屏障使英國既不需要龐大的常備軍，又不需要龐大的政府官僚機構。海軍需要的軍人是有限的，它是自由的象徵。這些因素都有助於形成英國在思想上、宗教上的平衡的特點。這種穩定性之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大概是英國人對靈性的態度。靈性被看作是一種探險，而不是要用瓶裝收藏的毒氣。靈性可以在活動中表現，它的運行可以在社會裏讓公眾看見。小說、諷剌、幽默、講道、議會辯論、傳單、小冊、科學試驗、選舉改革等都是這種心靈冒險的組成部分。它跨越沙漠、大海、和異國來發現並更新自己。英國人說話不喜歡誇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這種心靈觀念的反映，因為它使人多做少說，在行事中建立思想，而不是靠言語來裝飾思想。
- [523] 拜約掛氈（Bayeux Tapestry），約1088-1092年間，英格蘭工匠用八色羊毛織成231尺長，20寸宽掛氈，其上為1066年征服者威廉征服英格蘭的七十二場景。現保存於法國拜約博物館。
- [524] 波林布洛克（Bolingbroke，1678-1751），英國保守派政治家，為英國折衝簽訂烏特勒支條約；所著《論愛國君主》，把君主置於黨派政治之上，代表國家整體利益。
- [525] 丁達爾（Tyndale，1493-1536），英國宗教改革家，1524年被迫流亡，其英譯本《聖經》以文辭優美著名，後以異端罪名被焚死。
- [526] 威廉·潘（William Penn，1644-1718），英國新教貴格會創始人，主張宗教寬容。
- [527] 亨利七世（Henry Ⅶ），1485-1509年在位，結束玫瑰戰爭，重建王權，促進貿易發展。
- [528] 比德（Bede，約672-735），英國修道僧、學者、歷史家。著有《盎格魯人教會史》。在其影響之下，約克郡修道僧阿爾古因赴歐洲，在查理曼大帝宮廷學院中為促進文化復興，發揮重要作用。
- [529] 阿爾弗瑞德大帝（King Alfred，849-899），威赛克斯國王，驅逐丹麥入侵者，在威赛克斯延聘教師學者，建立新修道院，將拉丁文著作譯成本國語言，鼓勵編纂盎格魯一撒克遜紀年史，使威赛克斯成為盎格魯一撒克遜文化中心。
- [530] 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英國資產階級推翻國王詹姆士二世的不流血革命，改由威廉三世，瑪麗二世聯合執政，國會通過《椹利法案》，標誌國會權力超過王權。
- [531] 詹姆士一世（James I），1603年繼伊利莎白女皇為英國國王，堅持王權至上，與國會下院尖銳衝突，又因敵視清教徒、鬻賣官職、任用親信、生活放蕩招致普遍不滿。
- [532] 高乃依（Corneille，1606-1684），法國詩人、劇作家。他的悲劇通常以愛情和榮眷的衝突為主題。但愛情本身就是高貴的，因此，衝突成為兩種責任之間的衝突。
- [533] 拉辛（Racine，1639-1699），法國劇作家、詩人。描寫人被愛情所推動，而愛情是破壞性力量，足以把人帶入災難。拉辛筆下的男女英雄都曾分析自己的失敗，使觀眾更感到人生的悲愴和苦難。
- [534] 卡爾德容（Calderon，1600-1681），西班牙劇作家，作品有120部之多。
- [535] 西席爾·羅德斯（Cecil Rhodes，1853-1902），英國統治南非時期的政治家、金融家。由開採鑽石和金礦致富，極力為英國在非洲擭取更多殖民地。
- [536] 理查·海克呂特（Richard Hakluyt，約1552-1616），英國地理學家，於1582年發表《涉及發現美洲的各次航行》，1589年著《英國的主要航海經歷》，促進了十七世紀英國海外殖民事業。
- [537] 羅伯特·波義爾（Robert Boyle，1627-1691），英國-愛爾蘭科學家，曾運用空氣唧筒測量空氣重量，得出波義爾定律，在同樣溫度下氣體體積與所受屋力成反比。為英國皇家學會創辦人之一。
- [538] 查理一世（Charles I），1625-1649年為英國國王，詹姆士一世之子，在位時因堅持增税、宗教政策保守、任用寵信，與議會矛盾，導致英國内戰，1649被殺。
- [539] 勞德（Laud），1633-1645年任大主教，迫害清教徒，並力圖在英格蘭、蘇格蘭教會中推行接近天主教的高教派儀禮。1640年被長期國會彈劾，1645年被處決。
- [540] 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蘇格蘭歷史家、哲學家、文論家，深受德國文學哲學影響，反對理性主義。以所著《論法國革命》、《英雄與英雄崇拜》等書著名。
- [541] 威廉·佩悌爵士（Sir 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國統計學家、經濟學家，從統計角度論述貿易、工業、税收、人口等，認為土地與勞動為價值基礎。
- [542] 共和政府（Commonwealth），指1649年克倫威爾處死英王查理一世後開始，到1660年封建王朝查理二世復辟時止的政府。
- [543] 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1735-1826），在1789-1797年任美國第一任副總統，後來任總統。
- [544] 魏瑪共和國（Weimer Republic），於1919-1933年間在德國成立，後來被納粹黨推翻。
- [545] 密爾頓（Milton，1608-1674），英國詩人，克倫威爾執政時期，在共和政府中擔任外交工作，直至查理二世復辟為止。1558年開始寫作著名詩篇《失樂園》，約於1665年完成；然後又於1571年寫成續篇《復樂園》。
- [546] 達倫貝（D'Alembert，1717-1783），法國數學家、哲學家，與狄德羅合作創辦、編輯百科會書。
- [547] 特果（Turgot，1727-1781，法國經濟學家，受重農學派影響，主張改革法國經濟，發展工業，鼓勵商業、打擊壟斷，遭到特權階級反對。
- [548] 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法國數學家、經濟學家、哲學家。法國大革命時任立法議會議員，參加起草憲法，後被雅各賓派剝奪公權，隱匿中被捕，服毒自殺。
- [549] 許萊爾馬赫（Schieiermacher，1768-1834），德國新教神學家，在浪漫主義影響下，用感情與直覺解釋宗教，拒絕接受教條，對新教思想有巨大影響。
- [550] 丹尼爾·狄福（Daniel Defoe，1661-1731），英國小說家、政論家，曾因寫諷刺作品被捕下獄，以所著《魯濱遜漂流記》最為著名。
- [551] 約拿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愛爾蘭諷刺作家，為都柏林聖帕特立克大教堂神甫，於1726年著《葛立弗旅行記》，諷刺宫廷生活、當時政治、學術界，但公眾以為該書全屬虛構，後成為著名兒童讀物。
- [552] 撒木耳·約翰遜（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國詩人、文論家、評論家、倫理學家、辭典編纂家。
- [553] 曼德維爾（Mandeville），十四世紀英國爵士，被認為係《曼德維爾爵士航海記》作者，描述在世界各地見聞。
- [554] 衛斯理（Wesley，1703-1791），英國國教會牧師，不滿國教會只重儀式，死氣沉沉，另創衛斯理宗。
- [555] 費希特（Fichte，1762-1814），德國哲學家，係康德弟子、謝林的老師，其哲學思想認為除自我外，其它一切存在都不真實。
- [556] 公誼會（Quakers），亦稱貴格會，基督中一派，崇拜時無固定禮儀，無專職教牧人員。
- [557] 柯勒瑞芝（Coleridge，1772-1834），英國浪漫派詩人、評論家，詩作不多，生平後期更多致力於哲學、政治、神學與評論。所著《文學傅略》中闡述關於想像的理論對浪漫派文藝思想有重要影響；對莎士比亞評論有獨到見解；其政治論著對十九世紀反功利主義思潮有不小影響。
- [558] 哈特萊（Hartley，1705-1757），英國哲學家、心理學家，所著《對人的觀察》提出聯想原理。
- [559] 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英國政治家、保守派政治思想家。原為輝格黨人反對國王喬治三世干政，維護議會政府，支持英國在北美殖民地爭取獨立鬥爭，反對奴隸貿易。後參加保守黨，攻擊法國革命任意破壞國家機體。
- [560] 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國理性主義歷史學家，所著《羅馬帝國衰亡史》，評述公元180-1453年歷史，以史實精當，評論犀利著稱。
- [561] 威廉·布雷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國詩人、畫家，蝕刻畫家，神秘主義者。
- [562] 亨利·卡文迪許（Henry Cavendish，1731-1810），英國物理學家、化學家。發現氫氣及惰性氣體、測定地球質量，確立水的成份，對電學也有重要頁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