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爾《歐洲思想史》中譯六校後記

校勘錯別字,從前稱校讎,意思是說,要像對仇敵趕盡殺絕那樣消滅錯別字;但我想,校訂工作不僅是校勘錯別字,其中更重要的是校訂自己有沒有錯譯的地方。希爾《歐洲思想史》第五章講十二世紀,標題是「歷史的誕生」◦作者的原文就是這樣,我過去的翻譯並沒有鍺。但以前並沒有問一下自己:歐洲歷史,或歐洲思想的歷史,是到十二世紀才誕生嗎?現代的古希臘考古學已經知道,希臘最早的米諾阿文明(Minoan Civilization)約於公元前二千年起源於克利特島,希臘古典文學從荷馬算起,也是約公元前900年的事情;希爾教授講公元後十二世紀的歐洲思想這一章卻標題為「歷史的誕生」,然不是講歷史本身。那麼,是不是講形成文字的歷史書籍呢?古希臘最早的歷史家希羅多陀的生卒年是約公元前四八四至四二五年,他寫的《波斯戰爭史》至少也有二千四百多年了。希爾教授究竟是要說甚麼?細讀一下,他是講歷史觀的出現。古代希臘羅馬的史籍,或是寫重大歷史事件,如希羅多陀的《波斯戰爭史》,修昔第德斯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或是記載一個歷史時期的大事,如羅馬歷史家塔西陀的《編年史》(Annals),紀年史中的一個分支是地區史;或是寫某個歷史時期的帝王和英雄人物,如公元二世紀羅馬歷史家蘇埃托尼阿(Suetonius)寫的《十二凱撒列傅》。但是,人們究竟對歷史怎麼看呢?在公元四一〇年西羅馬帝國被哥特蠻族滅亡之後,綿延了一千年的希臘羅馬文化,頻於滅絕。北非基督教會古教父奥古斯丁為回答「羅馬這座永恆之城何以遭受蹂躏」這問題,寫了《上帝之國》,提出了基督教的歷史觀,認為人類歷史源於上帝創世,在人犯罪、世界陷於罪惡、變化無常之中,不論地上列國怎樣動亂,神是不動摇、不變的,神有他自己的旨意,最後上帝之國要實現。在對歷史的神學陳述之中,它提出一種歷史目的論、一種歷史樂觀主義,這是它的積極意義;但同時,它又承認,中間的過程是神的一場神聖戲劇,人對自己的命運,對歷史的演變,無法懂得,更無法左右。一直到十六世紀,在影響廣泛的耶穌會學校課程表(ratio studiorum)裏,歷史這門知識的地位很低,僅是與藝術和修辭學並列的一科。但是,現實世界和人如此密不可分;在現實世界裏,歷史有它自身的延續性,因此,人們漸漸認為,歷史和個人一樣,是演變發展着的;歷史又有時前後相似,在環境、條件相近時,發生的結果也相似;使人漸漸感到,人的作為,也影響了歷史的進程。十二世紀時,以德國為權力基礎的神聖羅馬帝國在衰弱崩潰,面對強大的東方世界而產生極深的不安;德國人和在德國統治下的意大利人都思考歷史,要想為自身的沒落尋找解答,也要為和東方世界的際遇尋找辦法,以求把握自己的將來。孤苦無靠的人,只能舉目問天:創造人類、安排人類歷史的仁愛之神,為甚麼要這樣安排歷史,把人折磨得這樣苦呢?二千多年前,中國古代詩人屈原《約公元前三四三至二七八年),正是在這樣的悲苦之中,寫下了不朽的詩篇《天問》,其中一百七十多個問題,大部分是提出人間歷史,人事不臧,詩人只能仰望蒼天,向天質問。天問者,唯天是問也。司馬遷、王逸都看出了這一點。(牛津大學的學者David Hawkes翻譯《楚辭》(Songs of the South),勇氣令人敬佩,但他不是把《天問》按詩人本意譯為“Questioning the Heaven”,而把「天問」篇譯為「屬天的問題」(“Heavenly Questions ”),直到他退休前,還未修改。我看,這是不應有的失誤。)正當文學家悲憤提筆的時候,歷史家們則轉向歷史,質疑過去對歷史的看法,重新思考歷史。在歷史大變動的時代,人們處於社會動盪之中,力求改善命運而又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的掙扎之中,正是自我意識覺醒的時候。與此同時,人對歷史的看法(歷史觀)也被提上了思想的日程,十二世紀正是這樣的一個時代。十二世紀歐洲的歷史觀是建立在奥古斯丁思想的基礎之上的,但對奧古斯丁並沒有一味模仿,它對當時歷史家提出一個難題:歷史演化,是復興原有的東西,回到本來的源頭?抑或在演化過程中加進了新的東西?新生的事物究竟是好?還是壞?抑或兼而有之?它引起了此後廣泛的爭論。二十世紀初葉起,西方史學界探討十二世紀歐洲的「文化復興運動」,有的歷史家甚至認為就其思想内容說,十二世紀西歐的文化復興,比十五世紀意大利文化復興運動更為重要。這次校閲譯稿,我把第五章標題加了一個字,作「歷史觀的誕生」,雖然只增添一個字,我認為,經過訂正,意義才明確,也遠為豐富了。

第十五章寫宗教改革運動興起後的意大利天主教會,標題是「反宗教改革運動中的意大利」。原文中的“Counter Reformation”按通常慣例,譯作「反宗教改革運動」,一般讀者大概也不會以為怪。但在近五十年的現代漢語中,「反」字通常出現於「反對」、「反動」、「反革命」等用法,是一種反面的含義◦而“Counter”這個字在原文裏的意思,更主要是「針鋒相對」,與「反對」雖有聯繫,卻不能視為等同。宗教改革運動興起後,羅馬教廷不得不應付新的局面,而採取一系列穩定内部的措施。這時期興起的巴洛克藝術風格,就羅馬教會本意,是把不可見的信仰用可見的形象表現出來,但它在歐洲藝術史上,無論建築、雕刻,音樂都有其地位;不能僅僅理解為「反對宗教改革運動」而已。因此,這次把「反宗教改革運動」改譯為「天主教改革運動」,覺得這才切合歷史。

嚴幾道曾懸「信、達、雅」三字作為翻譯的準繩,朱光潛先生曾經指出,三字之中,最重要的是「信」字,這為後學,都是十分重要的提示。但也有名家主張死譯、硬譯;私意則期期以為不可,至少在理論著作的翻譯上,不能不在「達意」上用功夫,要把「信、達、雅」三字綜合起來看,這時,就會發現,表面的「信」,在深層意義上,可能未曾「達意」。上述兩處便是實例。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回到歷史觀問題上來。希爾教授在本書第五章開頭一段還指出:十二世紀西歐各國的思想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歷史觀念上,「這種史無前例的現象,只有到十九世紀才再次出現。」為甚麼「到十九世紀」又「再次出現」?這與校訂譯稿本文無關,但與二十世紀譯者和讀者的時代是相聯的,被這種切身關係勾引着,也無法在思想上滑過去。

朱光潛先生晚年傾注很大心血,翻譯意大利十七、八世紀間哲學家兼法學家維柯(Giovanni Vico,1668-1744)的著作《一種關於國家本性和從中看到各族大眾自然本性的新科學原理》(簡稱《新科學》,Principles of a New Science Dealing with the Nature of Nations, Through Which are Shown Also New principles of the Natural Law of Peoples )。朱先生以寶貴的餘年,放下自己的著述,從事「五四」以來,在中國學術界不受重視的譯書工作,而且不翻譯自己熟悉的西方美學領域的名著,卻揀選了這本二百多年前人文學科開始受到注意時的書,進行譯述,其間必有深意;卻未讀到此書,故此未見到朱先生的詳細解釋。從維柯生平看,他出身貧寒,這部書寫作於一七二五年,那時意大利文化復興運動已經被異端審判的高壓摧殘得奄奄一息。維柯讀了費蘭西斯·培根的文章,認為培根建議用以研究自然世界的方法,應該也可用於研究人類歷史。後來,他又讀到荷蘭法學家政治家格勞修斯(Hugo Grotius,一五八三至一六四五)的著作,主張用歷史的方法研究哲學和神學,以便建立一種概括各種道德體系的法律制度,使它得以普遍適用。這是《新科學》一書的思想淵源。但維柯在意大利境外幾乎是默默無聞的。到了一八二四年的一百年後,法國一位年青的哲學和歷史學教授米歇雷(Jules Michelet)從一本意大利書籍的法譯本譯註中發現維柯的名字簡介,十分感興趣,因為他自己也在摸索歷史研究中是否可以建立一些科學的原則。米歇雷為閲讀維柯的《新科學》一書而學習意大利文,隨後在閲讀《新科學》一書時,感到「人類社會所構成的世界,無疑是人自己的業績;當人的智性改進時,將能找出社會背後的原則。政府要適應被統治大眾的本性,甚至可以說,政府乃是從被統治大眾的本性中產生的。」本來,在米歇雷之前,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思想和伏爾泰、孟德斯鳩的主張已經開闢了研究社會的道路;米歇雷在不久以後又發現:德國啟蒙運動思想家赫德爾主張文化進化說,黑格爾把古希臘時代已經形成的思想辯證發展觀念應用於社會歷史變化的研究。那麼,何以《新科學》一書對他引起這麼大的震動呢?因為維柯的思想令他得以把人類社會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並看出組成人類歷史的各種因素在歷史中如何聯繫在一起。維柯的時代在法國革命之前,米歇雷則出生於一七九八年,在法國革命之後。十九世紀初葉的法國,思想界十分混亂,革命時期的政治秩序已成為過去,拿破崙的軍事獨裁並未和社會需要掛上鈎。新秩序還在摸索之中,各種人都在提出自己的主張。主張社會主義的聖西蒙(Saint Simon,一九六〇至一八二五)認為,歐洲中世紀是社會處於平衡的時期,宗教改革和革命運動則是社會失衡時期;歷史總是在平衡和失衡動亂之間摇來擺去。當平衡時期來臨,就應當從事生產和消費,調節矛盾中的社會不同利益。有些開明的思想家主張個人自由,那是完全錯誤的;在社會裏,局部必須服從整體。在他心目中,社會有三個等級:最高的是治國的專家;其次是有產階級,在下面的是無產階級。統治階級要關心下層大眾;但不能把權力交給下層大眾,因為革命時期的經驗已經證明,下層大眾力圖以暴力推翻政府。對有產階級,要加以說服,使他們看到,善待無產階級,對自己有利。比聖西蒙小十歲的一代則出現了類似的社會空想家傳立葉(Charles Fouier,一七七二至一八三七)和歐文(Robert Owen , 一七七一至一八五八),他們都指望在商品經濟的大環境裏,建立小的社會主義社團。當時在北美,也有許多類似的小團體。馬克思(一八一八至一八八三)和恩格斯(一八二〇至一八九五)就是出生在當時歐美的這種社會氛圍之中;與此相應,在思想領域裏,十八世紀法國理性主義對德國既有積極的推動,又激起了德國的浪漫主義哲學與文藝思潮。馬克思的思想中則既有理性主義,又有浪漫主義;因此無法避免自身思想的矛盾。以《資本論》來說,其中講到經濟學時是以數學的邏輯形式來表述的,但又是放在人的無限貪慾這個人性論基礎之上的;馬克思對勞動者受剝削,表現出無比憤怒,同時又認為,這是由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所必需的。如果兩方面同樣肯定,則資本家並非萬惡的,工人應當感謝被剝削才是。這些理論上的矛盾卻被辯證法掩蓋起來了(在二十世紀中國則是以「立場」來代替理論或理性的論證,道理講不通,有立場在!四十九年以後與以前的說法變了,有專政在!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特色。)十九世紀的現代商品經濟社會曾經宣告,歷史演進就會帶來人間樂園;這個空想並未實現◦這種人間樂園破產後,革命派又曾經預示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將帶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天堂。這些樂園、天堂的海市蜃樓,現在都已經越推越遠,引不起人們的興趣了。即便社會在漸進或革命中帶來了社會狀況的改進,這種改進總是伴隨着社會罪惡;它們帶來的好處和壞處,往往不相上下。不僅如此,現在,在物質科學領域以外的「歷史進步」觀念,也已經引起越來越根本性的疑問。但它還有毫不動摇的堅定信仰者,各派都相信,從長遠說,自己所服膺的理想必定勝利,前景終必光明;但現實的前景,又都顯得不太美妙,展望二十一世紀,甚麽都渺渺茫茫;結果是:極力要標榜為科學的新理論,卻越來越蛻變成脱離理性的信仰主義。這樣的堅定派,人數似乎在凋零,追隨者更少,但不會絕跡;大概也像在法國,大革命已經過去了二百多年,貴族門第仍然標榜着自身,甚至大革命前的老貴族,自覺比拿破崙稱帝後的新貴族又高一等。十九世紀已經過去了,但十九世紀的思想及其實踐卻還在延續着。

對十九世紀西歐思想界的各種社會主張,對社會進化和社會革命論的理論與實踐的評價,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勝任的。引起我思索的是希爾教授在《歐洲思想史》末章《十九世紀》的第一句話:「十九世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歐洲城市的殘垣斷壁中才告終結的。」按希爾教授看,十九世紀並沒有隨一九〇〇年而結束,卻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文明人類帶來的空前浩劫來終結的!歐洲人聽到這句扎心的話,大概會問:十九世紀結束後,歐洲歷史又如何呢?到二十世紀末,經濟似乎處於不死不活之中,政治似乎處於茫無方向之中,文化似乎處於精神疲塌之中。希爾教授這句使歐洲人扎心的話進入現代中國人的耳朵,或許只是一句空洞的話?會不會有些如魯迅先生所說的傻子去思想:中國人在從十九世紀中葉蓄積起的革命熱情中,意氣風發,一心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天堂,偉大領袖一動筆,就是一場政治運動,而且接連不斷;一揮手,三面紅旗大躍進就吞噬了至少一千多萬「國家主人」的生命;剛緩過一口氣,偉大統帥一揮手,又掀起了中國和世界歷史上都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至少一億人民陷入水深火熱的十年浩劫,它對中國在物質和非物質方面造成的破壞,超過了八年抗日戰爭。大人物的意志,帶來全中國人民大眾的苦難,據說是替領導人「付學費」;學費已經付了五十年,但是,後來的「英明領導」卻始終不讓人民大眾從這些歷史苦難中學習,據說,學習了就天下大亂。中國在思想上,有沒有走出十九世紀?在社會政治體制上,在大眾所關心的重大問題上,有沒有走出十九世紀?中國的思想者們,是不是在重新思考十九到二十世紀的歷史?首先是有沒有這種思考的勇氣?如康德在《甚麼是啟蒙?》那篇短文所說:「啟蒙就是敢於發問!」其次,是不是能脱出十九世紀西方思想的窠臼,從更根本的源頭去探索人類走過的歷史道路,剖析他們在歷史中的思想遺產?朱光潛先生似乎有感於二十世紀中國學習西方的「科學」社會理論,不僅是「歪嘴和尚唸經」,而且使中國思想界癱瘓到不能思想,也不再會思想的地步。怎麼辦?只有正本清源,從人文學科自我意識抬頭的時候開始,來重新恢復思想能力,從新認識過去自以為已經認識了的東西。朱先生晚年翻譯維柯《新科學》的心情是怎樣的?朱先生,您畢生嘔心瀝血,為中國有心向西方學習的後人留下七百萬字著述;在最後乘鶴西行前,您最擔心的是甚麼?能讓我們多知道一點嗎?

譯者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五日夜

 

原文註釋(略)

英漢名詞對照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