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從波爱修到埃里金納
(六至九世紀)

四世紀到五世紀初期是西歐思想發展史上的重要時期。當東方在辯論三位一體與基督兼具神人兩性這些教義問題時,羅馬教皇則在竭力抵制諾斯替教派、阿里安教派、和早期拜占庭的極端分子,以維護基督教信仰的奧秘。當時,西歐廣大民眾與基督教會的主教們是結盟的,由於這種聯盟,主教們才有力量對付古代世界遺留下來的兩大問題:第一是異端問題;第二是從希臘文化倫理與希臘人的智慧中蘊含的權威觀念引伸出的否定世俗世界的思想。異端問題反映出教會内部鬥爭的嚴重程度;至於希臘文化中的權威觀念其實來自古希臘人的城市貴族社會。這個社會的學術文化是用以支撑城邦上層階級統治的。因此,在希臘文化中把知識和實踐經驗嚴格區分,貴族講文化,平民講的是實踐經驗的智慧。當西歐教會與民眾結盟,並且希望能夠持久時,希臘文化中的權威觀念就必須加以改變。在此後幾個世紀中,歐洲的新主子們-蠻族的世俗與宗教貴族的新結合,開始注意希臘文化遺產在政治上的用處。

拜占庭勢力的西侵和伊斯蘭的興起加速了希臘思想在西歐的傳播。拜占庭基督教與伊斯蘭十分接近,中世紀前期,西歐的基督教國家無論經濟或文化都落後於東方,拜占庭和伊斯蘭世界的吸引使西歐基督教國家煩躁不安。西歐未能更加從容地應付東方的挑戰,並少用武力,由於西歐内部的困難。西歐對它由古代世界繼承下來的基督教-異教神學與哲學還未曾做到重新評價、消化和吸收這一步工作;它也還未感到需要,或自身有條件,去進行「上層世界」統治階級的文化與「下層世界」裏受壓制民眾的異教文化之間的對話。在一千多年的長時期裏,權威與傳統就像外科手術中縫合傷口兩側皮膚的線一樣,把裂口拉到一起。對西歐來說,幸運的是還未曾與東方教會或伊斯蘭教力量迎頭相撞。在君士坦丁堡與羅馬之間,有一個緩衝地帶,正如在古代世界的文化與中世紀前期西歐民間傳統之間有個緩衝地帶一樣。這個緩衝地帶就是修道院;它在互相競爭的宗教和階級之間,起着聯繫雙方的作用。在意大利南部、北非、法國南部、西班牙和不列顛諸島的修道院都率先發揮了這個重要作用;隨後,又發展到法國北部、德意志南部、中部、與意大利北部。在所有這些地區的修道院中,不僅包括神職人員組成的僧團、還有經師團(colleges of canons)和各主教區所開設的學校。[1]

意大利的宗教精神和政治上的人文主義是希臘、羅馬和意大利半島古代伊徹斯坎民族阅读 ‧ 电子书库兼本地文明的混合物,還加上哥特人、倫巴人、弗蘭克人、新希臘人、阿拉伯人的影響。早在羅馬帝國沒落之前,這地區已經是一個巨大的熔爐。羅馬人在勝利之後是寬宏大量的,詩人浮吉爾(Virgil)阅读 ‧ 电子书库是凱爾特農民的兒子,詩人賀拉斯(Horace)阅读 ‧ 电子书库是阿普良一個釋奴的兒子。由此開始的勝利者與滅亡者之間的思想互相滲透,對意大利文明的演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從五世紀到十九世紀,意大利一直受外國人統治。在接受和拒絕外來影響之間,意大利人發展了他們特有的、對純粹的語言、純粹的理論、純粹的形式的敏感性,並創立了羅馬法、教會法。他們的思想與文化是一種抵抗運動,是一種政治上的「外流」(fuorusciti)。是在外表和内心移居國外的一種形式。意大利修道院之所以建立,本是為了對付信奉異教根深蒂固的農民(pagani)、對付日耳曼貴族和外來的與本地格格不入的主教。意大利城鎮的興起也是為了應付日耳曼貴族與主教,這些城鎮其實是世俗形式的修道院,它們堅持羅馬法和羅馬的學術文化,抵制討厭的蠻族帶來的那些不純潔的語言風俗。在意大利有文化階層中習用的一百五十個德國詞語,其中沒有一個是涉及思想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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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與這種追求純潔、禁慾與精神上離世獨立的傾向同時並存的,還有一種同樣強烈的同化的傾向。經過七百年鬥爭,到十二世紀時,意大利人已經把倫巴人、弗蘭克人貴族消化了。此後的若干世紀中,日耳曼、法國、英國、西班牙主教們、神學家們、教廷官員學者們都神奇地轉化為意大利人文主義者、教廷政客、意大利大學教授和外交官了。

四至六世紀間,在羅馬與拜占庭之間已經有往返斡旋的文化使節和政治代理人,他們也要溝通古典文化與蠻族文化;這些人就是羅馬後期的修辭學大師。[3]他們引用浮吉爾、奥维德阅读 ‧ 电子书库、賀拉斯和《聖經》,來歌頌使羅馬經歷長期衰頹之後,又得到新生的統治者,先是君士坦丁、狄奥多西和斯蒂立柯阅读 ‧ 电子书库,而後歌頌法蘭克與哥特君王,又歌頌教皇和羅馬城市的執政官。正是這些人文主義者把文藝復興的所有觀念形態介紹給歐洲人。他們發展了中世紀對罪的觀念、心靈墮落的觀念,並指出羅馬國勢衰頹,社會公德鬆弛。但並不是一切都已喪失。基督(或斯蒂立柯、或教皇戴瑪塞斯阅读 ‧ 电子书库)或狄奧多里克(Theodoric)皇帝降世來更新宇宙。[4]在蠻族君王中間插入並統治一個時期之後,羅馬將得到新生。這種把古典的和基督教的思想,希奇古怪地混雜在一起的做法,從諾維興阅读 ‧ 电子书库身上可以看出,他用浮吉爾描述的伊特納火山爆發來形容地獄。[5]他還宣告,通過「文化與社會習俗的再生」,天國將降臨到地上。[6]文化就指七藝阅读 ‧ 电子书库,像地上列國一樣,有興有衰,經過衰落,又走向新生。在意大利學校中,文法、修辭學教師特別重視語言的純潔性,認為這是文化的惟一保證。同時,他們也肯定弗蘭克貴族[7]和日耳曼文法學家從古代世界的墳墓中把文學重新發掘出來。[8]

人們往往容易因為那些異教-基督教知識分子誇誇其談而認為他們在歷史上毫無作用,卻忽視了他們極力與征服者合作的努力。他們生活的時代中,羅馬城鎮充滿對征服者的恐懼,農村則苦於饑饉連年,[9]大眾對生活的失望情緒,在流傳迄今的羅馬教會公禱書中太齋節期的禱文中還可以體會出來。忘記了這一點就無從理解意大利人文主義傳統,無從理解但丁,或再早的中世紀前期改革運動,其中主要人物有如波愛修阅读 ‧ 电子书库、卡西奧多魯阅读 ‧ 电子书库、那西亞的本尼狄克阅读 ‧ 电子书库、和大格列哥利阅读 ‧ 电子书库。這些人在歐洲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就足以說明意大利人特別強調它的人文主義傳統,有多麼重要的歷史意義。

這個巨大的改革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幾乎出自同一家族。波愛修來自阿尼契(Anicii)一個古老的名門望族。本尼狄克也來自阿尼契家族,格列哥利一世的雙親也屬於同一族系。卡西奥多魯的祖系資料不多,但我們知道他的祖先是羅馬貴族元老,也是名門望族,自五世紀以後參加了羅馬歷次改革、復興,與反抗哥特人統治的運動。這個突出的家族因素是歐洲文化史上一個基本特點的首次顯示。此後從六世紀羅馬到十八世紀魏瑪(Weimar)的多少世紀之中,有的教會或世俗貴族世家、知識分子、人文學者、星象學家、異端思想家家族,像是一串孤立的細胞,在其中卻埋藏着文化與靈性的種子。波愛修、卡西奧多魯、本尼狄克和大格列哥利代表了羅馬貴族對當時世界的四種反應方式:有的通過政治活動,有的通過教會,有的建立修道院。有的從事哲學,都是為在意大利土地上謀求政治、宗教、文化思想上的復興。

波愛修的特點是對世界上新權勢的極度懷疑。他雖在政權中居高位,卻對哥特人政權基本上持反對態度。他是一個有文化教養的基督徒,與此後一千五百年裏的許多貴族子弟一樣;但他的個性卻深受基督教以前和以外的影響。波愛修清醒地知道哥特人的統治威脅着古代遺留下來的文化寶藏,這些寶藏是他安身立命之所在。為此,他挺身維護古代文化遺產,採用的方式是大量進行翻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都予以翻譯,作為對照,他並沒有翻譯早期教父的著述。這項選擇就足以表明他的古典傳統有多深。

他被東哥特王狄奧多里克處死,為他的一生加上悲劇性的華彩。他由於按照羅馬傳統,维護一個被控與拜占庭皇帝勾結的羅馬元老,結果招致了自己的死罪。他接受了這個明顯不公道的判決,在監獄中,他寫了《哲學的安慰》這部著作。「從愛智慧中得安慰」他認為,命運(fatum)和神的先見(providentia)是同一回事。[10]神的本性就是善,它由善之中創造了世界,又靠善治理世界。邪惡不是一個實體的存在,因此,不存在一個真正的邪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統治宇宙的律法就像鐵一樣剛硬。人要靠智慧去懂得,命運給人的打擊,看似不公,其實是世界按照神意而形成的秩序中的一部分。因此,波愛修的思想特點可以說是斯多噶哲學、加上用基督教解釋的柏拉圖哲學。在此後若干世紀中,《哲學的安慰》一書的發行量僅次於《聖經》和托馬斯·阿·堪庇的《效法基督》阅读 ‧ 电子书库。這部書的重要性,有一部分是由於它對「個體的人」(individual)第一次作出可以令人滿意的定義:個人是有自然理性的、不可再分割的實體(Persona est naturae rationabilis individua substantia)。但這部書暢銷的更深層的原因是由於它反映了此後一千年歐洲知識階層要求對世界作出一個理性的解釋。他們希望有一種對宇宙的解釋,既充分依據一個明晰的法則體系,而又能容納自古以來異教與基督教教父的智慧。

波愛修之死使在羅馬與他政治上、文化上、或血緣上接近的人感到,不能僅僅孤立地表達個人的政治立場。波愛修的學生兼朋友卡西奥多魯從波愛修之死得出了教訓,[11]他在狄奧多里克宫廷中是首席官員,此後東哥特(Gothic)王朝頻繁的君王繼位變動中,他由於起着承前啟後的延續作用,地位得以維持,於是他發揮作用,使東哥特王朝融合到羅馬的傳統秩序中去。在他看來,狄奧多里克國王的首要使命就是使法律、習俗與文化再次統一起來。在他的名著《雜著》(Variae,著於五三七年)中匯集的書信文件,充分反映了中世紀前期君主的政治與文化措施。狄奧多里克的使命是振興羅馬一對基督教、異教、日耳曼人都是『神聖的羅馬城』。哥特人是真正古羅馬人的族親和盟友(Gaeti),因此,哥特人有義務重建羅馬這座「能讀能寫的城市」(civitas litterarum)。

在東羅馬帝國鼓勵下,四九三年,東哥特王推翻西哥特在意大利統治,東哥特统治意大利後,東羅馬在意大利半島勢力不斷擴張。公元五五二至五五五年,東羅馬皇帝查斯丁尼的軍隊最後推翻了東哥特人在意大利的统治。卡西奥多魯和他的羅馬公教貴族親人們遇到了新的問題。他們對新的統治者應當採取甚麼態度?他們決定採取的抵制態度是歐洲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使意大利自六世紀這樣早的時代就拒絕被拜占庭文明同化,而堅持了意大利民族的精神文明。後人往往容易忽視在公元六、七、八世紀時,意大利經常處於被滅亡的邊緣。東方正教會在拉文那阅读 ‧ 电子书库牢牢地立住了腳跟,東方拜占庭帝國的政治勢力也同樣強大,在意大利南部的希臘移民區,希臘巴錫爾式修道院、隱居修士、說預言的神人和新柏拉圖派文化神學家等都處於希臘影響之下。意大利是靠卡西奥多魯的政治人文主義、本尼狄克的修道院擴張和格列哥利一世在法蘭西南部、西班牙、英格蘭擴張羅馬主教的首席地位影響,才得以保持意大利的精神獨立。

公元五二六年,查斯丁尼開始按拜占庭風格在拉文那大興土木,要把拉文那變為查斯丁尼的神聖堡壘。[11a]公元五二九年,查斯丁尼關閉了在帝國统治下的最後一所新柏拉圖派學校。[12]他自命是神的代表,是皇帝(教皇),教會元尊,又是神學家。他剝奪了異教徒、異端分子和猶太人的公民權。作為教會元首,他以詔令規定教會信仰的内容。凡是不承認前四次公會議(尼西亞公會議、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會議、以弗所公會議和查爾西頓公會議)的,剝奪其繼承遺產權,女子犯異端罪,不得享受嫁妝。[13]

查斯丁尼時期,皇權與基督教的結合得到一位有野心的主教麥克西米安(Maximian)的協助,再加上高級官員的獻策,使神-皇帝提出對西方臣民的要求。這些做法在西歐持續到十二世紀。公元五二六年,東哥特王狄奧多里克被推翻時,他興建的皇宫教堂剛完工。查斯丁尼這時還未登上東羅馬皇位(他在位由五二七至五六五年)便已開始在拉文那修建生命大教堂,以顯示神的恩寵在東羅馬一方。在生命大教堂裡,西歐人第一次見到把神聖皇帝與他的宫廷畫入教堂壁畫。這些圖象顯示皇帝的權力。絕大多數東方主教自四五世紀便已向皇帝像敬拜。新皇帝登基後便向每一城市頒發皇帝聖像,這些聖像要在城市廣場上樹立起來。甚至格列哥利一世任教皇時期,羅馬教堂裏還有皇帝的聖像。[14]

在國事宗教儀禮(state liturgy)中,把天國與地上的王國聯成了一體。在拉文那教堂中,還用彩石砌畫表現這一點。查斯丁尼身穿皇家祭黼,手持金杖,金杖頂端小盒中裝有聖餐使用的無酵圓薄餅。他的皇后狄奥多拉站在旁邊,手持聖杯,内盛變為基督寶血的葡萄酒。在査斯丁尼身旁還有《聖經》中的人物亞伯、亞伯拉罕和麥基洗德。皇帝要表明:他是新摩西[15]、大祭司甚至是救世主基督,代表他的臣民向神獻祭。這種國事宗教儀禮的含意,首先是上帝的居所——聖殿——降為皇宫的附屬建築;其次是要表明皇帝的神性。查斯丁尼皇帝這樣做,是得到帝國主教們支持的。[16]這種拜占庭式帝國體制在此後若干世紀内都成為一種標準模式。它很早就顯出是一種極權官僚、法官(quaesitors)體制。[17]在這個體制中,主教完全從屬於皇帝,但地位高於任何等級的官員。城市行政官員由主教任免。因此,城市既是帝國的行政區域,又是基督教會的主教區。主教要管理城市的建設與修繕,督轄宗教-政治的振興活動,修築碉樓、水道、橋樑、倉庫與公共浴池。主教還要監管度量衡、司法事務。在城市中,他既是行政長官,又是法官。(在拜占庭帝國體制中,城市是唯一的行政單位,修道院僅是天上之城的表象)。拜占庭在西歐的首席發言人是拉文那的大主教麥克西米安。他主持修建聖阿波利奈爾大教堂以顯示拜占庭帝國主教的權力,[18]同時又表明與羅馬教會的對抗,因為在初期基督教歷史中,阿波利奈爾是使徒彼得的同時代人,既是朋友,又是競爭對手。

拜占庭帝國在宗教信仰上信奉一性論(monophysitism)阅读 ‧ 电子书库,神的代表——皇帝和他手下的主教們——通過宗教政治典制治理全世界。這種宗教政治典制的象徵就是教堂在八角形建築之上有一個圓形拱頂。「八」這個數字是用以表明宇宙的完美,它最初源自諾斯替教派。[19]圓形拱頂表明皇權籠罩一切;提醒民眾,神的旨意就是預定他們做皇帝的子民。民眾是彩石砌畫的原材料,他們被放在甚麼地方是神意所決定的。(聖徒則被認為是天上耶路撒冷城的石塊)。帝國的神-皇帝在金色拱頂下的中央登基,表示榮耀的基督已被吸收到皇帝之中。[20]査斯丁尼堅持不接受任何一種以苦難為内容的神學。在一個集權政體下、封閉的世界中,經不起有這樣一個裂口。

與此相對照的是:東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修建聖馬丁教堂,從中表現出尋求與羅馬和初期教會的聯合。與此相近的是,麥克西米安的具有西方頭腦的繼承人安杰魯(Angellus),小心地重建聖阿波利奈爾新教堂時,反映了羅馬人的長方形教堂(basilica)的建築觀念的羅馬風格(Romanita),使它成為政治人文主義的廟堂,歐洲自由民主的第一座廟堂。從五世紀到十五世紀,它成為城邦居民的議事廳,也用以選舉教皇、主教、和城市機構,也是政治演說鼓勵的場所。後來的教皇格列哥利七世阅读 ‧ 电子书库,十四、十五世紀弗羅倫薩的政治人文主義活動,薩伏那洛拉阅读 ‧ 电子书库與馬基維利阅读 ‧ 电子书库都在聖馬丁教堂中活動。在利奧一世阅读 ‧ 电子书库到格列哥利一世期間,羅馬大教堂是羅馬城政府的庇護所。它是全城的代表,但要得到民眾的一致支持。民眾是包括每一個人的大社團。每一個人的行動都要對全社團負責,全社團則在上帝面前,在光天化日下行事。在大教堂裏,無論選舉教皇或主教,都要得到民眾同意。

另一方面,查斯丁尼的帝國之神則獨斷一切,在拜占庭神學中根本沒有個人的地位,血肉之軀的世人完全是無足輕重的,只有他們的靈魂飛升到天庭才算數。這樣一種神的觀念和人的觀念連同查斯丁尼想在政治上重新征服背叛了的西歐,[21]都是狄奧多里克手下的大臣所不能接受的。「哥特人的榮耀在於以政治是受託付去治理」(Gothorum laus est civilitas custodita)[22]卡西奥多魯雖然知道哥特國王們已不再能維護其政制(這是意大利法制的原型),卻仍然拒絕以東方的皇帝來替代哥特國王。他因拒絕為查斯丁尼效勞,而退隱到自己建立的修道院中去。由於哥特人已經無力,而拜占庭皇帝又不願維護羅馬文化傳統,卡西奧多魯希望在修道院中保存羅馬傳統的、公民個人的、人文主義文化。在修道院裏,修士們每天活動包括祈禱、勞動、讀《聖經》和其它世俗書籍。卡西奧多魯的基本哲學思想是:「哲學是對死亡的思考」[23],人的靈魂是有理性的、不朽的,它以肉體為居所,「要儆醒思念永恆的、理性的事情」。這是歐洲二元論的開端。

維護這樣一種個人勞動、崇尚個人理性的世界,以對抗東方集權主義,也成為那西亞的本尼狄克所致力的任務。[24]羅馬的貴族元老把子弟送到本尼狄克創辦的修道院來就學。照薩比尼安教皇通諭中所述,七世紀時,在本尼狄克派修道院就學的有四萬人。[25]在修道院裏,每天敲鐘七次,人們根據修道院的鐘聲來記時,以修道院的土地邊界作為鎮的面積。修道院的管理機構就決定了本地的各種事務,修道院的勞動分工制度為每人分派了此後的工作。在這些修道院裏,修道士成為最早的「歐洲人」。《本尼狄會修會規章》是西歐的第一部憲章。《規章》開始就反對東方修道士那種標榜屬靈,到處巡遊說預言的做法。本尼狄克是在拜占庭政治權勢的包圍和一大批東方修道僧到處巡遊中建立自己的修道院。西歐是在這樣與東方的直接對抗中發展起自我意識的。本尼狄克的修道院就是羅馬收縮後退的形式,又是羅馬再生淨化的表現,重新回到勞動、貞潔、祈禱和聽命。

修道院每天從早到晚十分有秩序的活動對歐洲精神文化的影響超過了其後寫的幾千種書,也超過了中世紀早期本尼狄克修道院内的文化活動的作用(這方面作用有時被誇大了)。這種有規律的、守紀律的活動促進人對地上的一切採取理性主義的態度;它使人「務實」,拒絕靈性狂熱,也不是為勞動而勞動。做工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這是它與近代加爾文阅读 ‧ 电子书库教派(Calvinist)開設的濟貧工廠不同之處。我們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拿來分析對比一下:每天八到十六小時刻板的勞動,其餘時間就毫無組織地用於吃喝玩樂。與歐洲古代本尼狄克推廣的生活方式比較,就正如巴斯噶的名言所說:「人的一切毛病都開始於他在自己的房間裏不能安靜下來。」[26]而本尼狄克修道士們,靠着作息時間的規律化和環境的單純化,就得以使心靈和肉體都安靜下來。使他有精力工作,也有精力享受閒暇。

本尼狄克制訂的《規章》是對古典城邦文明的有創造性的篩選。它以古代羅馬作為基本模型。在古羅馬,籠罩在家庭農業社會上面是無所不包的父系權威,因此,無論在家庭、或社會,父權是「大法」。在修道院裏,院長(abbot)管理修道院正如羅馬貴族、元老、執政長官管理古代城都一樣。[27]在重要事務上,院長要聽取每個修士,包括最年輕修士的意見,在次等重要的問題上,院長要徵求長老意見,但決定在於院長,責任也在院長身上。如果院長獨斷專行,充耳不聽修士們的不滿,照歐洲古傳統,下屬有權抵制,如中世紀中期,一些修道院修士起來奪取修道院的管理權。

格列哥利一世目睹他的國人長期遭受外族入侵,在壓迫、饑荒、瘟疫、異端思想的混亂中,社會走向崩潰。他說:「全歐洲都被蠻族統治着,城市遭到破壞,要隘被夷為平地,外省人口銳减。田地無人耕種,偶象迷信流行,正直信徒被殺,而殺人者卻取得了權力。甚至神職人員,本應坐在灰土中悔罪,卻也學異教徒的俚俗語言講話,追求虛浮的榮譽」[28]。直到十九世紀,意大利人文主義者還仿效大格列哥利在公元五九三至五九四年所寫《對話錄》中的筆法來描繪所見的社會、民眾。在格列哥利的《對話錄》中,一再說到的是:日耳曼入侵者是蠻族、異教徒,異端分子;他們是純正羅馬信仰、純淨拉丁語言、道德、文化的仇敵。[29]羅馬、意大利民眾、羅馬教會在民族大遷徙阅读 ‧ 电子书库的幾個世紀中所遭受的苦難最後被歸結為一個宗教-政治公式,一個單一的世界觀。[30]自此以後,狄奧多里克皇帝(他本是異端分子),修道士、信徒人文主義等政治家有責任從哥特蠻族、和外國佔領的恥辱、從眼前的暫時苦難、從壞皇帝統治下解放意大利,並引領它重返古代的純潔。格列哥利曾向拜占庭尋求援助,公元五七九至五八六年,他作為教皇皮拉久二世的使節駐在君士坦丁堡。他希望拜占庭皇帝成為「自由人之主」[31],拜占庭帝國成為每個人的自由的保障。[32]但拜占庭皇帝並不能保障意大利的自由。格列哥利在失望之中經過一段内心默想後返回西方。他並不曾與拜占庭斷絕關係,但把希望轉到意大利自身。他寫了那西亞的本尼狄克生平,輯入《對話錄》第二卷。若不是格列哥利這樣做,後人對本尼狄克生平將失去一份重要文獻資料。格列哥利之所以寫本尼狄克生平,為了希望意大利靠自己的力量拯救自己。格列哥利一世用羅馬教會的富庶的土地收入,組織社會福利設施,賑濟苦難中的民眾。在此之前,他已捐獻了自己的財產,並把他在羅馬的皇宫改作修道院。他知道僅這樣做是不夠的,從長遠來看,要想使人民能夠生活下去,並維持心靈健康,要使羅馬教會保持純正信仰和神聖傳統,就需要與蠻族建立聯盟。因此,他致力於向信奉阿里安異端的倫巴人(Lombards)傳教,使他們改奉正統基督教信仰;並派傳教士到英格蘭和日耳曼的撒克遜去。公元五九七年,英格蘭國王艾賽爾伯特(Ethelbert)率領民眾歸依基督教,在坎特布雷(拉丁名為Dorovernum)舉行的聖誕節儀式上,英格蘭人離棄了過去出於政治宗教而敬拜的神祗,轉而以基督為君王,並尊崇羅馬的宗教權威。格列哥利採取的這些行動使西方的力量又上升了。英格蘭改信基督教導致盎格魯-愛爾蘭傳教士到中歐傳教,教皇與弗蘭克人(Franks)結盟;最後,公元八百年,法蘭克帝國查理曼大帝阅读 ‧ 电子书库在羅馬由教皇加冕。

此後若干世紀中,教會為這種新的政策要尋找歷史根據,公元八、九世紀間,在羅馬教廷的拉特蘭(Lateran)學院中,發展出著名的「君士坦丁贈禮」(Donation of Constantine)的說法,使教會的上述新方針合法化,並與羅馬傳統相一致。歷史研究使現在的人們知道,五世紀以後,古代的文化、法律、學術在意大利還得以保存下來。傳授書寫的學校還繼續維持著(在維洛那Verona的一所學校遺址,其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六世紀),著述聖徒傳和譜寫讚詩也可追溯到古代傳統。八、九世紀米蘭主教還特別鼓勵各種著述。[33]在這段歷史時期内,羅馬成為古典文化傳統的保存中心。羅馬教會在教皇的拉特蘭宫開設的學校自七世紀起十分興旺,到九世紀時成為加洛林王朝發展音樂文化的基礎。

這些學校在保持古代傳統文化的同時,還進而把它們轉化為神聖的救贖的公式。這些公式是按羅馬教會的原則來表述的:新事物往往沒有真正的價值,救恩不可能來自蠻族,每個革新者就是一個異端分子、叛逆分子、野蠻人。就像十六世紀馬丁路德的時代,羅馬對這個德國異端分子的反應一模一樣。七、八、九世紀時貴族、經院學者、神學家怎樣反對變革,他們在十六世紀的繼承人也同樣反對變革。早期羅馬的學校把希望完全寄託於重新發現「古代」,「更新學術」,恢復古羅馬的純樸習俗、語言、法律以至全部秩序(ordo);總之,羅馬運行的圓軌(orbis Romanus)就是救恩的全部領域。這種類型的古典思想,其中沒有發展的觀念。它看不到羅馬教皇與西方蠻族幾個世紀的結盟所帶來的變化。西羅馬在蠻族入侵下滅亡,造成與東羅馬帝國在政治關係上破裂,此後雙方的處境就全然不同了。而後來的羅馬教會卻不會運用歷史的眼光去看問題。所有這些特點就構成羅馬教會的主要經絡,羅馬教會死板地堅持保守的古典傳統,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於此。

中世紀前期,這種由教皇發動的羅馬教會向後看的改革產生了另一種同樣重要的後果。它既使羅馬主教和他的信徒在信仰上結成歷史性的聯盟,又使教會、人文主義和修道院内的改革運動聯結起來。這些不同的力量得以聯合,完全是由於中世紀前期的歷史條件所造成。正是由於這些情況,才使經院哲學作為羅馬式市民的人文主義集權思想體系得以興起,並在思想界佔優勢。也是這些情況構成後來十四到十八世紀西方人文主義的洪流與羅馬教會聯盟的基礎;雙方又都同樣堅決地拒絕接受東方或德國的宗教改革。真正的法律、秩序、文化、人性和救恩只能求之於聖城羅馬。四至五世紀修建的羅馬式、君士坦丁式的長方形教堂正是通過建築和彩石砌畫表達天上的耶路撒冷與地上永久的羅馬城之間的一體化。在羅馬城牆之内的羅馬世界之中[34],羅馬主教以全城之主、國王、救主基督代牧和上帝代表的身份實行統治。直到中世紀前期,羅馬教廷還以鼓勵藝術、維修羅馬城、保護教會的藝術珍藏和聖徒遺物作為它的一項重要職責。[35]維修羅馬城就是文化復興:只要翻閲一下《教皇通翰》(Liber Pontificalis)就可以知道,教皇們是把重建羅馬城作為更新世界的工程來看待的。教皇利奥一世(公元四四〇至四六一年在位)就是以羅馬城遭到汪達爾人阅读 ‧ 电子书库洗劫之後,進行重修而名垂後世的。[36]每一個教皇的政績中都要包括:增添了甚麼新的教會珍藏、聖物,維修聖徒墓、重建古代教堂、和重修羅馬城等項。

歷代教皇的精神振興運動都以教會與羅馬貴族世家的聯盟作為前提。這個傳統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紀。聖彼得大教堂中的主教座椅是羅馬帝國時代,一位羅馬元老出門時所坐的轎椅。[37]一世紀末期羅馬元老哥尼流·普登斯(Cornelius Pudens)的府第曾經保護了許多初期基督徒,正如同十六世紀以後,不從國教的基督徒常常在一些貴族的官邸城堡中得到庇護一樣。聖彼得大教堂的主教座椅或許就是哥尼流·普登斯的亦未可知。基督教會與羅馬貴族的聯盟有許多事實足以證明。羅馬的許多大教堂都是在貴族家業的地界之内修建的,而且看來最初是貴族產業的一部分。[38]此外,還有一尊著名的彼得雕像,就是把他塑成一個羅馬元老。從墓葬的安排中也可看出這一點。遲至公元三九〇年,當時基督教已成為羅馬帝國國教,在聖彼得大教堂周圍地段中還有異教的祭壇和異教徒的墳墓。[39]聖彼得教堂從四世紀直到公元八四六年被毀於阿拉伯人,這段時期可以說是它的黄金時代。它在此期間的歷史充分反映了教會與貴族之間的密切關係。僅以教堂内部裝飾來說,就是超出現代人想像的:佈滿金銀鑽石,在一百盞大燈的光輝中,絲織的幃幕閃爍發光,使蠻族看得發呆。它作為基督、而後是彼得,而後君士坦丁大帝的家宅(教堂後部半圓形後殿的彩石砌畫就表達了這一點),正說明羅馬教會的新世界觀。在君士坦丁的小教堂的砌石畫周圍,教會向信徒宣告它是:公義之座、信心之家、品德之宫;是虔敬與萬有的集成(Justitiae sedes, fidei domus aula pudoris. Haec est quam cernis pietas quam possidet omnis.)[40]如教會既是神聖的宇宙與地上典制的座位,又是保持信仰和救恩的殿堂,羅馬品德的宫室,教會是一切。如果是一個虔誠的信徒,他就會在這裏領悟到教會的真諦。從四世紀以後,歷屆教皇不斷维修這座教堂,甚至蠻族入侵的可怕年代中,對這座教堂也不能不尊敬。無論東哥特國王、法蘭克人、盎格魯撒克遜人,都被吸引到羅馬來。當公元八四六年阿拉伯人威脅到羅馬時,倫巴人、法蘭克人、盎格魯撒克遜人都湧入羅馬來保衛聖彼得教堂。[41]羅馬貴族更是和教皇同心維護這座有象徵意義的教堂。

在這種振興文化的努力中,還包含的一項内容,就是在重建學校中「科學的重生」。[42]歷屆教皇的傳記中都要提到他們是有文化的人。[43]若不是這樣,他們又怎能抵禦蠻族?保衛信仰與神聖的古代文化呢?九世紀中葉,一名教會的副主祭約翰為教皇約翰八世撰寫《大格列哥利生平》(即格列哥利一世)其中極力渲染教皇重振基督教和羅馬古代文化,[44]並在蠻族入侵時保衛教會與羅馬文化。這部《生平》是為了表明:羅馬文化的地位高於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復興。唯有羅馬才是文化的真正摇籃。法蘭西只是蠢人和蠻族的國土,那些蠻族的手碰到甚麼,就弄壞甚麼。查理曼把羅馬文化的光明帶到法蘭西,只是因為他得到了教皇的指點。法蘭克人若真想舉止有度,惟一的辦法是回到純正信仰、思想與文化的源頭——羅馬——來。

教皇與意大利人文主義者還一致認為需要恢復全部羅馬城。歸根結柢在地上,惟一神聖的古代遺跡就是羅馬的每日生活。過去的異教神廟裏,已經改奉基督教聖徒。十世紀時的一位人文主義者尤金尼烏·吳格里烏(Eugenius Vulgarius)運用斯多噶派對事物的看法,認為事物都是在周而復始中更新,來稱頌教皇塞爾吉三世(Sergius Ⅲ)為「世界的榮耀」(gloria mundi)「復興的根源」(causarum reparator)。[45]把羅馬看作上帝之城,也成為本尼狄克派修道院的特色。教皇保護、改革修道院,修道院則成為教皇戰鬥時的有力支柱。十世紀初,在法蘭西東部克魯尼(Cluny)修道院興起對本尼狄克派修道院的改革運動。在克魯尼修建的教堂,其建築也要仿照四世紀羅馬君士坦丁時期的長方形教堂,因為四世紀的教會在一切方面都被看作典範。也是同樣的道理,十一世紀時,教皇格列哥利七世阅读 ‧ 电子书库因推進卡西諾山本尼狄克修道總院的更新運動而被稱為羅繆魯阅读 ‧ 电子书库與奥古斯督阅读 ‧ 电子书库。羅馬教會的樞機主教團就是羅馬元老院的復活,改革修道院,重振教會綱紀,改革教會,振興學術文化,被看做是一樁大事。

但是,當羅馬教皇想在沒有這個歷史傳統的地區擴大影響時,他勢所必然地遇到新問題。在法蘭西南部、西班牙和不列顛諸島,教皇不得不進行長達四世紀之久的鬥爭,而後羅馬文化、奥古斯丁神學思想和本尼狄克修道院的紀律精神才逐漸戰勝強大的當地文化思想力量,其中有各民族原有的傳統,希臘文化(在西班牙城市和法蘭西南部),非洲文化,東方小亞細亞修道僧和希臘屬靈派神學家。[46]這些力量由於汪達爾人、阿拉伯人和拜占庭軍隊驅趕民眾,在他們到達之前驚慌逃難,而把各種文化混雜在一起。從這個混雜的社會裏,在西班牙已顯示出極端保守主義的端倪,在法蘭西南部,則是自由思想的溫床,在英格蘭則是皮拉久異端那種強調人的作用的冷靜態度。總之,今日這些國家的精神面貌特點,無一不是自那時候便已初現端倪的。

奧古斯丁生前的最後一場戰鬥,反對皮拉久異端,反映了當時西方世界的精神狀態。皮拉久是一個不列顛修道僧,原名摩爾根([Morgan]拉丁文稱皮拉久[Pelagius]),可能原是愛爾蘭人,他在五世紀初往返意大利和不列顛教會之間,以學識淵博謹守道德馳名當時。公元四一二年,因同族貴婦人德米特利烏(Demetrias)入修道院。皮拉久從非洲寫信給她,闡述自己的哲學思想:[47]人性基本是善的,人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行善;異教哲學家中不乏品德高尚的人,說明德行良善的生活不是只有基督徒或靠基督教信仰才能做到的。這正是從前羅馬貴族世家的一貫看法,皮拉久就成為他們的代言人。皮拉久還認為,人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在人的靈魂裏有一種天生的聖潔,它坐在靈魂城堡的頂端,自由地判斷善惡。」「神造人統治萬物,人通過理性與智力能認識神,即使在神面前,我作為人,也是完全自由的。」「我不是服從神,而是同意他。我跟從他是出於我的決志,不是因為我必須如此。」善只能發自人的内心。信仰也只能出於人的自願,由於善良和信仰都來自人的意志,因此人要锻煉自己,正確運用意志,妥善行事,人應當學會寬容,蔑視死亡,經常省察自己的思想,因為思想是生命的源頭,又是「犯罪的由來」。歐洲的第一套「靈性操練」來自皮拉久的思想體系,其中既有古代人的智慧,又結合了西歐貴族間流行的自我意識。皮拉久在他的《〈羅馬人書〉註釋》一書中認為,嚴格說來,不存在原罪。世人有跟從亞當犯罪或追隨基督的自由。罪不是人與生倶來的天性,它在人靈魂中只是「一個客人,陌生人裏面的一個陌生人」。

皮拉久把羅馬社會中廣大階層和西地中海希臘城邦文化中人們的思想公開說了出來,它也適合五至十二世紀間新來到這個地區各民族的自然、人間世式的原始自我意識。這些民族有些剛跨入基督教門檻,至於過基督徒生活和用基督教思想去認識世界還是後來的事。因此,皮拉久的思想得到許多人的同情支持。儘管奥古斯丁和非洲基督徒立即成為他的死對頭,在東方教會内,耶路撒冷主教約翰卻成為他的保護人。他的明晰的倫理觀念也對祖籍希臘的教皇佐西瑪(Zosimus)產生巨大的影響。只是由於皇帝和來自非洲的壓力,迫使教皇不得不譴責皮拉久,而這一舉動卻遭到教會内強烈的反對,以東方教會阿基萊亞牧首(Aquileia Patriarch)為首的許多主教,隨後意大利南部的十八名主教都明確站在皮拉久一邊。

儘管由於奧古斯丁的努力,皮拉久的神學思想在意大利被壓下去,但在東方,在法蘭西南部、西班牙、不列顛和愛爾蘭,它卻迅速傳播。在法蘭西南部,奧古斯丁主義與溫和的皮拉久主義進行了一百五十年鬥爭。在法蘭西南部馬賽的希臘城鎮附近,聖維克多修道院院長卡西安阅读 ‧ 电子书库和他的修道僧們,還有雷朗修道院院長法奥斯圖斯(Faustus of Lérins)成為所謂「半皮拉久派」的發言人。東方的修道僧和所有曾受東方教會神學思想薰陶的人都不接受奧古斯丁為反對皮拉久而提出的「神的恩惠」的說法,整個法蘭西的教會都陷於分裂。鬥爭的中心是在法蘭西南部修道院的摇籃雷朗(Lérins)。在那裏,奥古斯丁派、東方屬靈派、希臘文化和本地民間文化思潮都混雜在一起。幸虧有阿勒斯主教該撒利烏(Caesarius)的調解,在六世紀四十年代時,半皮拉久派與溫和的奧古斯丁派達成妥協。妥協的方案是由雷朗修道院的文森特(Vincent of Lérins)提出的:「羅馬教會應執守為各地教會普遍接受的信仰,這才能成有普遍性的公教會」。自此,公教主義(Catholicism)成為羅馬世界,包括教廷與修道院都在内,跨越時空的民主集權的信仰。可笑的是,文森特從一個半皮拉久派攻擊奥古斯丁的小冊中得到的啟發,他認為奥古斯丁既是公教世界的革新者,又攪亂了公教世界的和平與正統秩序。[48]它反映了在西歐内部的矛盾,造成極不穩定的局勢。

直到阿爾比派異端在法蘭西南部興起,導致二十年戰爭阅读 ‧ 电子书库之前,西班牙與法蘭西南部在宗教上十分接近,羅馬帝國晚期在外省盛行的希臘文化,在西班牙與法蘭西南部有強大影響。中世紀前期,兩國都處於奧古斯丁與本尼狄克教義思想影響之下;與此同時,從東方移民來的修道僧貝錫爾、卡西安等把東方強調靈性的修道風氣傳入西歐,[49]西班牙成為他們的大本營。一批一批的異端分子都到西班牙尋求庇護,以致意大利人譏笑西班牙人說:「西班牙人這個詞的意思就是異端分子。」皮拉久主義只是一長串因異端引起悲劇性衝突的開始。西班牙比羅馬帝國的其它行省更相信「羅馬帝國的無尚權勢」(imperium)。[50]當羅馬皇帝奧古斯督自封為神時,西班牙首先為他修築祭壇,也首先敬拜殉道聖徒,這是當時羅馬帝國為鼓吹愛國而提倡的。西班牙曾向羅馬帝國貢獻了一批出色的知識分子,包括:塞尼加阅读 ‧ 电子书库、盧西安阅读 ‧ 电子书库等,還有後來成為羅馬帝國皇帝的圖拉真阅读 ‧ 电子书库、哈德良阅读 ‧ 电子书库、狄奥多西阅读 ‧ 电子书库;中世紀前期又有教皇戴瑪塞斯、詩人普魯登修阅读 ‧ 电子书库、歷史家奥柔西烏阅读 ‧ 电子书库和塞爾維的伊西多爾阅读 ‧ 电子书库。在公元最初五世紀中,羅馬帝國和教會的許多人才都來自西班牙。

另一方面,西歐第一個被政府處死的異端分子普里西連阅读 ‧ 电子书库(公元三八五年死於日耳曼西南部特利埃)也是西班牙人,普里西連的思想是在修辭學家埃爾庇迪烏與貴族婦女阿格佩影響下形成的。後兩人的思想又是出自東方的影響。因此,普里西連成為一個熱中的二元論者。他的學說在西班牙和法蘭西南部受希臘文化薰染的知識分子中迅速傳播。它把物質、婚姻與男女之情都看作是魔鬼的作為。它否認肉體復活而主張一種屬靈的理性主義,與阿里安異端阅读 ‧ 电子书库的理論相近,因此原來就有群眾基礎。結果,西班牙分裂為信奉阿里安教派的哥特人和信奉公教會的各宗派。這種分裂局面直繼續到公元五九〇年。在長期反異端鬥爭中,西班牙正統教會開始興起。詩人普魯登修的名作就是描述善與惡怎樣爭奪對人的控制(在基督教對人的理論的人類學中,這種觀點一直延續到十六世紀),它也是針對普里西連派而寫的。在羅馬公教會中的《阿塔那修信經》,很可能也是根據五世紀西班牙反普里西連神學而寫成的。公元五六一年,在布拉加舉行的教區會議上把普里西連的學說定為異端。但繼此之後不久,西班牙的精神領域就又被一輪新的鬥爭所震撼了。

公元七世紀初葉,西班牙主教塞爾維的伊西多爾發表他研究文法、歷史、自然科學和《聖經》的著作,這是西歐第一部百科全書。他的父親是在帝國行省的羅馬人,母親大概是信奉阿里安派的哥特婦女。伊西多爾試圖把古代地中海的民俗傳說與日耳曼人的民俗傳說結合起來。在他的《詞源學》中,匯集了《聖經》中許多比喻和流傳的成語,以求對每一個事物都有一個貼切的名字。「他把名詞和含意、思想和實質、為幫助記憶的知識和為給靈魂以安慰,統統結合起來了」。[51]伊西多爾的著作傳入西歐北部的過程中,卡洛林王朝的人文主義及其主要學者阿爾庫因阅读 ‧ 电子书库都起了重要作用。向日耳曼各族傳教的卜尼法斯阅读 ‧ 电子书库[52]在殉道而死時把伊西多爾的著作放在胸前作為盾牌。[53]

塞爾維的伊西多爾為他以後的時代提供了重要的靈感。他把精力用於研究語詞的魅力,很適合卡洛林王朝人文主義者的思想與愛好。他們也關注詞語、公式、書籍和圖像。這種特殊興趣對歐洲人的思想方式起決定作用,直到十二、十三世紀。當時,書是珍貴、神聖的。它是國王、教皇頒賜的禮物,或給修道院的饋贈。這就無怪書的裝幀要用金銀裝飾了。古籍第一頁第一個字母的繪畫裝飾融合了日耳曼人、凱爾特人和古代東方的圖案,正是為了表明用它解開書中的神聖内容,這字詞象徵着一個神聖的公式,足以概括全書的内容。

經過四百年爭戰,法蘭克人征服了今天我們所稱的西歐。查理曼帝國代表了它的頂峰、分水嶺和在發展中的危機,查理曼企圖把他所征服的各民族在精神上聯成一片,唯一的辦法就是使所有的臣民都接受他的卡洛林王朝帝國教會。學術界曾熱烈討論的卡洛林王朝「教育與文化立法」也是查理曼大帝這種努力中的重要部分。查理曼創立學院並不像後代人文主義者想像的是為了學術本身,而是為了使被統治的阿里安教派信徒、異教徒、或形式上接受正统基督教信仰的國家都歸順一個神——王基督和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查理曼。為達到這個目的,崇拜、彌撒、羅馬公禱書、帝國教會使用的拉丁語言,哲學和各科知識(sapientia)都是工具。卡洛林朝的人文主義用「哲學和各科知識」這個概念把詩人、哲學家、自然科學家和《聖經》學者,基督教教父都包括在内了。他們的思想被認為與神聖的法律條款同樣確實無誤。聚集在查理曼宫廷中的意大利、西班牙、愛爾蘭、英格蘭基督教學者們通過小心引證古代權威的論述,逐漸發展出一套政治理論。這個理論是為査理曼用以維護他的政權,抵制羅馬或君士坦丁堡的干預或異端思想。查理曼對這些為他效勞的外國學者厚予賞賜,既給職銜又封土地、修道院。但這些外國移民就像十七八世紀在德皇腓特烈大帝宫廷中的法國哲學家、俄國彼得大帝與卡瑟琳女皇宫廷中的西方人一樣,始終是外國人。他們的思想不可能生根,因為他們與當地人民大眾的思想文化沒有血肉相連的關係。

公元七九九年,查理曼在為他寫的讚歌中被稱頌為:「歐洲崇拜的頂峰」。[54]查理曼建立了歐洲的新秩序,這個新秩序的支柱就是他羅致來的那批各國學者。在他們中間有大體的分工:盎格魯撒克遜人致力於馴服被統治的各族人民;西班牙人則用以與拜占庭作鬥爭,從英格蘭約克的經院中召來的阿爾庫因則繼卜尼法斯之後,建立加洛林王朝帝國教會的思想禮儀,既是為了事奉上帝,也是為了事奉君王領主。査理曼不喜歡自由行動、標榜屬靈的個人傳教士,也不喜歡帶有東方屬靈氣息的愛爾蘭「修道院主教」,更不願看到基督教内高盧-羅馬、凯爾特-日耳曼等各立門戶的教會。他欣賞的是跟隨阿爾庫因到來的一批英國人,他們是有才能的組織家,又是精明的政客。

在此之前的兩個世紀中,盎格魯撒克遜人多半在羅馬與雷朗的奥古斯丁與本尼狄克派經學院中受訓練。他們戰勝了強大的愛爾蘭修道院文化。這個勝利具有重要的意義,不僅因為六至八世紀愛爾蘭在學術文化上有極高水平,[55]還因為愛爾蘭的民族文化與修道院學校是緊密結為一體的。愛爾蘭修道士是異教詩人的後嗣,他們把自己的基督教文化與祖輩的凱爾特阅读 ‧ 电子书库文化交融在一起,撰寫自己的史詩《坦·博·庫阿涅》(Tain Bo Cualgne)[56]。有如十一世紀時《卡洛林世界》編纂的《尼勃龍根之歌》一樣,它反映了當時修道院作為政府治理機構的重要性。出面創辦修道院的顯貴從自己本族中選人擔任修道院長,修道院長在本地區就執行主教和法官的職權。愛爾蘭傳教士柯倫班阅读 ‧ 电子书库屬下的凱爾特族修道僧的追求屬靈是從東方演化來的。他們很快就向法蘭西、弗蘭德斯、日耳曼西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傳播,而成為中歐修道院的種子,在當地的民間文化中深深扎根。在此後一千年中,宗教改革家、人文主義者和靈性主義者都因這種凱爾特修道院文化的頑梗而憤怒。卡洛林王朝的政府在這些地區,若不是派出自己的人去擔任主教或修道院長,便完全無法控制。於是阿爾庫因帶來的一批英格蘭修道士便應運被派到各地,控制各主教區和修道院。他們本是宫廷學院中的學士,[57]於是也就把「藝術與科學的再生」、神聖文獻的純潔化,修訂教會的信仰、禮儀、吟誦調、改革修道院,重建凋零的教會都一齊帶到各地。這個做法就成為《教皇書翰》中所稱的文化振興的公式。

查理曼得到這樣一批忠實的追隨者,就能在服事天主名義下,對各種書籍中的錯謬進行戰鬥。[58]羅馬有責任提供正確無誤的教會文獻,包括聖經、教會法規、本尼狄克制訂的修道院規章、教父阅读 ‧ 电子书库著述、拉丁語法、教堂建築規定等。查理曼以維護純潔的信仰和語言、心靈虔誠和各科知識的再興為己任,以為他能取缔各種與帝國教會不一致的民間文化和異端思想。但他面臨着來自西班牙的移民,其中有兩種對立又相互關聯的傾向:一方面傳播各種接近於異端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支持查理曼反對拜占庭勢力。[59]這些西班牙人以奥爾良的西奧多夫阅读 ‧ 电子书库為首,成為一批寶貴的宫廷神學家,他們的著述成為西部帝國的正統立場,用以論斷東方的異端分子。

在東方,拜占庭帝國被聖像爭論糾缠了一百年之久,甚至動榣了國本。公元七二六年後,皇帝利歐三世譴責「拜圖像是偶像崇拜」,顯示出奧利金和東方重靈性的理智主義(spiritual intellectualism)似乎壓倒了一切。在政治方面,這有助於與新興的伊斯蘭在政治、宗教與文化上相協調。伊斯蘭興起的最初幾個世紀裏,拜占庭皇帝與伊斯蘭勢力的關係十分良好。拜占庭皇帝西奥菲洛斯(Theophilos)尊崇阿拉伯-希臘文化只是這方面的一個代表。在伊斯蘭世界那一邊,對拜占庭的政制、社會文化、宫廷藝術也十分羡慕,這種情況從西班牙到巴格達都無二致;穆斯林對拜占庭加以嘲笑的唯一之點就是民眾拜聖像、聖徒像、這種普遍的迷信、崇拜偶像。對拜占庭帝國來說,不得不考慮,如能破除聖像崇拜,將是與狂熱神信仰的伊斯蘭教在政治上、宗教上和好的一種姿態。拜占庭神學家們想出的辦法是區別「崇拜圖像」和「尊敬圖像」,前者應予譴責,後者則可以寬容。他們為在神學上尋找支持,就以基督教信仰中的創世與道成肉身之間的區別來比擬,認為圖像與它所代表的實體是有區別的。公元七八七年,東西方基督教會共同承認的最後一次教會會議在尼西亞舉行,會上通過的一項決議是:凡破壞聖像即異端。[60]於是,查理曼宫廷中那批西班牙移民的機會來到了。

西班牙人深受伊斯蘭信仰與東方靈性主義的薰染。他們強烈反對拜占庭的謬誤。查理曼發出《卡洛林書翰》,反對七八七年的尼西亞會議決議,譴責拜占庭犯了拜物迷信,與異教一樣;「只能敬拜神,榮耀神,這是《聖經》號角的聲音。」[61]這個論斷來自西奧多夫。這也正是《古蘭經》的要旨。它還有一層政治含義;查理曼不能容忍在他的帝國内出現歧異。正如地上只能有一個皇帝,天上也只能有一個神,基督是在神之内的。神要求人服事他,必須照嚴格的教導和嚴格控制的崇拜。查理曼對崇拜各式各樣的聖徒持懷疑的態度,認為這些往往是與各部落、氏族、家族聯在一起的,這在被卡洛林王朝推翻的墨洛溫王朝阅读 ‧ 电子书库時期,在高盧曾十分流行,[62]在被他征服的其它民族中也十分流行。因此,查理曼對崇拜他欽選以外的任何聖徒,都不滿意,這是查理曼的著名的理性主義。

查理曼一心效法的是君士坦丁大帝。他修建大教堂時,要求以拉文那、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和羅馬的大教堂為藍本,這足以說明,他對自己的歷史地位如何看待。[63]在他宫廷裏的那批神學家們,為皇帝的這番雄心已作了二十年的準備。七九四年,在法蘭克福舉行的「正統公會議」譴責東羅馬皇帝企圖「與上帝一同統治」全地,並把自己看作是「神聖的」。[64]當卡洛林王朝自身越來越像拜占庭時,這種攻擊也愈益猛烈。

西班牙移民對卡洛林帝國的滲透還有另一方面,它與上述的標榜正統信仰是相關聯的,我們可以稱之為西班牙式的「過繼理論」(adoptionism)。它也同樣來自阿里安教派、東方思想、伊斯蘭影響再加上卡洛林王朝宫廷神學家的一位神論阅读 ‧ 电子书库和半一性論(Quasi-Monophysitism),認為基督是神,不是人。查理曼制訂的卡洛林王朝的基督教信仰,只講基督是王(Rex Christus),統治全地,它不講基督受難,也不提人民大眾和他們蒙受的苦難。阿爾庫因講基督教信仰時坦率地宣稱:「這是講刀劍的道理。」這種異端先前在西班牙便已出現過,而且形式上更加突出。它引起西班牙托萊多主教艾理潘阅读 ‧ 电子书库與米蓋修(Migetius)的激烈衝突。米蓋修以「聖經」來解釋三位一體,說大衛王就是神的肉身,耶穌是聖子,保羅即聖靈,這種說法與後來弗洛拉的約阿金阅读 ‧ 电子书库的說法相近。艾理潘則宣稱,基督的人性並不能算作神,只是被神接納,烏格爾主教菲力克斯支持艾理潘,主張神接納基督這個人是建立一種法律上的主僕關係。十二世紀時神聖羅馬帝國班堡主教艾伯哈德(Eberhard of Bamberg)也持同樣的主張。兩人都強調神絕對超越於世界。菲力克斯與艾伯哈德不同之處在於他強調世人被神召喚去做信徒。世人像基督一樣已被神接納為兒子,因此得以像基督一樣享受神的恩惠。而艾伯哈德則反對這一點。這個爭論擴展到羅馬教廷和查理曼的宫廷都捲入了。公元七九二年,菲力克斯被判處異端,他逃亡到阿拉伯人統治的西班牙,可能到了托萊多地方(當時西班牙被阿拉伯人統治的地區與基督教國家之間,並不像後人想像的那樣絕不來往。不僅人員可以互相往來,在神學和宗教思想上也是互相交流的),由於幾位主教的干預,這件事引起查理曼的過問。七九三至七九四年間,查理曼以帝國教會「會外主教」(external bishop)身份審理此案,結果菲力克斯再次被判有罪,而這次又有里昂主教萊德拉(Leidrad of Lyons)為他說情。最後,菲力克斯向阿爾庫因認罪後,被交給萊德拉看管。八一三年菲力克斯死後,他的遺著表明,他仍堅持自己的原有觀點,絲毫未改。在卡洛林王朝時期,西班牙的基督教王國為向查理曼表示忠誡,放棄原來的非正統信仰和文化,回歸正統旗幟之下,真誠事奉神和他在地上的代表查理曼。這種轉變除政治決定外,為表明從「黑暗王國」進入「光明王國」,必須接受正統信經(Greed)和「聖經」中耶穌教導的《主禱文》(The Lord's Prayer)。[65]這些規定都出自阿爾庫因之手。而他自己晚年時,意識到要作一個基督徒還需要更多的東西。僅憑理性的律法主義、真誠事奉上帝與皇帝,並不能使老人免除對死亡和地獄的恐懼。這時已是查理曼死後,兒子虔誠的路易阅读 ‧ 电子书库繼位的時代了。

查理曼死後,帝國分裂,隨政權的衰頹,查理曼時代的理性思想體系也瓦解了。原來靠阿爾庫因的半皮拉久和查理曼的教會政治強行統一起來的帝國體制又重返按地理區域和傳統的利益圈子各自為政的局面。這種理性主義的沒落,在歐洲思想史上成為反覆出現的一種特色。原來由西班牙移民帶來的一位神論的理智主義傾向轉變成帶革命性的開明靈性主義了。原來愛爾蘭、蘇格蘭的人文主義則導致了一些完全非基督教的思辨。其中少數在追求活神時,卻進入了奧古斯丁禁慾主義的一種極端形式。[66]這些不同的傾向都表現出對查理曼強力高壓政權的精神反抗——無論是出自基督教良心或是智力上的意識。這種反抗在近千年之後又再現於對法皇路易十四神聖政權的精神反抗。它們都在當時和此後引起巨大的反響。

查理曼和阿爾庫因都曾以凱旋的心情宣佈神聖羅馬帝國已成為正統信仰、純正文化及公義的堡壘。現實的狀況則大相徑庭。被查理曼征服的各國都經常起義反抗,是靠強力壓服的。民眾始終相信異教,敬拜樹林、山泉、種子中的精靈。教會神職人員就生活在這種異教、蠻族的社會之中,[67]有些甚至參加異教的獻祭活動。遲至七五七年,有些神職人員還舉行這種儀式,有些神職人員本來就信奉異教,這時又重返舊日的習俗了。[68]我們能確知的是神甫往往把聖體給未受洗禮的人。阅读 ‧ 电子书库高級神職人員的生活,若不是作戰就是狩獵和尋歡作樂,完全像異教的盛宴作樂一樣。低級神職人員與一般虛有基督徒外表的民眾一樣生活,其中有些甚至連自由人的身份都沒有。在查理曼宫廷裏,家人和侍臣們中間情況也一樣。高級神職人員過的完全是世俗化的生活;有神甫聖職的極少,連阿爾庫因也只是一名輔祭阅读 ‧ 电子书库。安吉倍特[69]和艾因哈德甚至當了修道院院長,還不曾受任何神職。教會的一切,無論是行政管理或宗教儀禮都把持在一批完全世俗化的領主手中。

上帝與世界,靈性與自然,權勢與法律,在查理曼時代是完全不分的。查理曼要掌管一切,阿爾庫因則要求瞭解一切,因此,神學理論也要據此制訂。例如,在著名的富爾達(Fulda)大修道院附屬學校中,修道僧強調神是無所不能的,神的存在也以神無所不能來論證[70]:神是超級權能,照埃里金納的說法是超神(super-God),他统治萬有,包括世人。另一個修道僧按査理曼的長孫禿頭査理的囑託,以奥古斯丁晚年強調的絕對定命論宣稱,一切的善與惡都是神預定的。同一座修道院裏的反對派則以奥古斯丁前期思想強調神給人自由意志。兩派從聖餐禮爭論到對宇宙的認識派講自然,另一派講超自然,為此經院哲學自十二世紀以後不斷爭論。

在帝國宫廷和修道院學校中的人文主義學者為查理曼死後學術衰頹感到悲傷,到禿頭查理的時代,似又感到學術文化的再興。其中如奥克西爾的艾里克(Heiric of Auxerre)對奥古斯丁極端崇敬[71],對禿頭查理時代的文化誇耀說:希臘將要哀傷,因為拜占庭的文化已經轉移到查理的帝國來了。為此要特別感謝來自愛爾蘭的學人[72]作為宫廷裝飾的人文主義開始形成。它的定型化公式延續到十八世紀,其内容其實只是援引古代著述和《聖經》辭句的華麗辭藻、表面文章。這種往往被誇讚過分的古典主義,就成為科學進步和宗教復興的阻礙。這全然是為了保護某個王公主教,或是某個修道院學校而已。

愛爾蘭人被羅致到禿頭查理的宫廷,在某些方面有點像當初西班牙人湧入査理曼的宫廷。但其效果卻十分不同。愛爾蘭人的精神世界與卡洛林王朝中世紀宗教政治是格格不入的。愛爾蘭的修道院長和主教們雖曾於五、六、七世紀一度控制日耳曼南部的修道院,對於法蘭克帝國教會那種死板的組織則是強烈反對的。[73]當時,從愛爾蘭首府都柏林附近阿格多(Aghadoe)修道院去中歐薩爾茨堡任大主教的聖浮吉爾(Virgil,Archbishop of Salzburg),曾由於奥古斯丁推測在歐非世界之外還有兩足動物[74],他說,在大地的另一面,或者也有人居住,為此,教皇(Zacharias)命令卜尼法斯,要強迫聖浮吉爾認罪收回這說法,否則就革除出教。[75]

到禿頭查理宫廷的愛爾蘭學者之中,最傑出的當推埃里金納阅读 ‧ 电子书库。他對中世紀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約翰·司各特·埃里金納曾受奥古斯丁和波愛修的思想影響,但後來日益傾心於新柏拉圖主義。當時由民間興起的修道僧既強調個人靈性,又接受凡事預定論。埃里金納的新柏拉圖式理性主義與強調個人信仰,追求靈性是針鋒相對的。[76]禿頭查理隨後召埃里金納到巴黎宫廷學校,翻譯希臘皇帝贈送給虔誠的路易的一部古希臘基督徒最高法院法官戴奧尼修阅读 ‧ 电子书库的著作。亞里士多德精神自由探索著名,但對照後來巴黎大學的歷史,大學的最初開始的學術活動,卻是由一位新柏拉圖主義者翻譯古希臘文獻,這不免有點可笑。[77]

埃里金納把希臘的「神格化」(deification)理論(正如克雷門、奧利金和戴奧尼修闡發的那樣)與凱爾特-日耳曼信仰中的重生與回歸結合起來,以支持禿頭查理重振神聖羅馬帝國,作為官方思想體系。過去,許多人以為埃里金納生活的時代在思想文化上是真空,實際並非如此。埃里金納同樣是他的時代的產物,他的巨著《自然的區分》與中世紀第一部「帝王通鑑」《基督教導師書翰》(Liber de Rectoribus Christianis)之間的思想聯繋便足資證明。後來,埃里金納被教皇尼古拉一世阅读 ‧ 电子书库和萊姆斯大主教興克瑪(Archbishop Hincmar of Rheims)指控為異端。由於有皇帝保護,他在巴黎得以平安無事。禿頭查理死後,埃里金納就失蹤了。後來傳說,他被英格蘭國王阿爾弗里德大帝召赴牛津開設學校。如果這個傳說屬實,埃里金納從巴黎到牛津的道路與後來羅杰·培根阅读 ‧ 电子书库、湯瑪斯·霍布士阅读 ‧ 电子书库的經歷可以說是前後輝映。


 
  1. [30] 伊徹斯坎民族(Etruscans),由公元前九世紀在意大利半島北部、中部興起的一個民族,到公元前一世紀被羅馬人消滅。伊徹斯坎人吸收克利特文明、希臘文明,成為羅馬人繼承希臘文明的媒介。
  2. [31] 浮吉爾(Virgil,公元前70-19),拉丁詩人。由於得到羅馬統治者支持,得以潛心寫詩,成為當時最著名詩人。主要作品《艾伊奈德》(Aeneid)用時十一年完成,係以荷馬筆法歌頌傳說中的古代羅馬。中世紀以浮吉爾作為詩人典範,群起仿效。但丁在《神曲》前兩部著述中,亦以浮吉爾作為自己的嚮導即緣於此。
  3. [32] 賀拉斯(Horace,公元前65-前8年),羅馬詩人,為奥古斯督忠實支持者與朋友,作品題材廣泛,包括政治、倫理、文藝批評等。
  4. [33] 奥维德(Ovid,公元前43-公元後17年),拉丁詩人,以寫愛慾、流亡悲苦與神話詩為其詩歌主題,語言機智、風格典雅,以是著名。
  5. [34] 斯蒂立柯(Elavius Stilicho,約360-408),羅馬皇帝洪諾留時大將,與西哥特人多次作戰,後因被控與西哥特人勾結,被皇帝下令逮捕處決。
  6. [35] 戴瑪塞斯(Damasus,約305-384),羅馬教皇(366-384年在位)。鼓勵哲羅姆將《聖經》譯成拉丁文,即後來通用的《拉丁通俗版》。
  7. [36] 諾維興(Novatians,約死於258年)公元三世紀上半葉北非迦太基基督教著名人物。他所創立的教派到四世紀時與多納圖教派合一,但在北非繼續活動到六世紀。
  8. [37] 七藝(Seven Liberal Arts),歐洲中世紀前期學校課程,初級包括文法、修辭、邏輯三門課程,稱Trivium;高級包括算術、幾何、天文、音樂四門課程稱Quadrivium,合稱七藝。
  9. [38] 波愛修(Boethius,約480-524),羅馬在東哥特國王狄奧多里克統治時的政治家、哲學家。他致力於用希臘哲學,特別是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哲學,解釋正統基督教教義。因被誣告叛國,被皇帝處死。在獄中著《哲學的安慰》一書。
  10. [39] 卡西奧多魯(Cassiodorus,約480-575),東哥特王狄奧多里克統治意大利時期的政治家,基督教學者、拉丁語著述家。在他匯編的官方文件集《雜著》(Variae)中,保存了狄奥多里克皇帝與東哥特人的生活寫照。
  11. [40] 那西亞的本尼狄克(Benidict of Nursia,約480-547),意大利修道僧,約公元529年在卡西諾山創立本尼狄克修會,其手訂《本尼狄克修會規章》成為西歐基督教修道會規章藍本。
  12. [41] 大格列哥利(Gregory the Great,約540-604),六世紀末在基督教會處於西歐歷史轉變時期任教皇十四年,改組教廷,擴大羅馬主教在西歐的首席地位,推廣本尼狄克修道會,派修道僧到不列颠傳教。被尊為拉丁教會四大教父之一。
  13. [42] 托馬斯·阿·堪庇(Thomas à Kempis,約1379-1471),德國修道僧,多年住在尼德蘭的修道院中,以其靈修著作著名於世,通常認為《效法基督》一書是他所作。
  14. [43] 拉文那(Ravenna),意大利東北部海港城市。公元五世紀時(402-476年)西羅馬帝國首都,493-526年間又成為東哥特王國首都,後成為東正教的一個督主教區(Exarchate,584-751年)。754年,日耳曼王丕平三世把它賜與教皇。
  15. [44] 一性論(monophysitism),主張基督只有神性,在公元451年查爾西頓公會議被定為異端,但仍盛行於叙利亞,亞美尼亞等東方教會。
  16. [45] 格列哥利七世(Gregory Ⅶ,約1021-85),本尼狄克修會修道僧,1073-1085年任教皇,改革教會法、教廷行政,與日耳曼皇帝爭奪主教任命權,由此開始教皇與日耳曼皇帝的二百年鬥爭。
  17. [46] 薩伏那洛拉(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革家,反對文藝復興時期教會與政治中的腐化,1497年被教皇革除出教,次年以異端罪名被絞死並被焚屍。
  18. [47] 馬基維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弗羅倫薩政治家,政治理論家,因意大利城邦當時綱紀鬆弛,主張採取任何手段,建立政治權威;認為統治者的邪惡手段是由民眾的邪惡所促成。
  19. [48] 利奧一世(Leo I,約400-461),公元440-461年任教皇,致力於提高羅馬主教地位,並曾勸入侵歐洲的匈人阿鐵拉國王自羅馬撤出。
  20. [49] 加爾文(John Calvin,1509-1564),法國神學家,把宗教改革運動引入法國和瑞士。主張《聖經》權威高於教會;聖事雖重要,但不是最主要的;以堅持神預定一切的「預定論」著名。著有《基督教原理》(1536)。其思想傳播影響荷蘭、蘇格蘭、及英格蘭清教徒。
  21. [50] 民族大遷徙(The Great Migration)公元五至七世紀,東方許多民族經巴爾干半島北部進入欧洲。這一時期被稱為「民族大遷徙時期」。
  22. [51] 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 the Great,約742-814),法蘭克國王(768-814年),而後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800-814),統治西歐從北海到地中海、西至比利尼斯山與大西洋的廣大地區,在行政、司法、教會方面進行改革,並發展宫廷文化。晚年時,面臨北歐外金人與阿拉伯人的不斷入侵。死後,帝國分裂。
  23. [52] 汪達爾人(Vandals)源自波羅的海南岸的東日耳曼族一支,公元五世紀初葉席捲高廬、西班牙,而後征服西北非,455年洗劫羅馬城。西方歷史上把洗劫擄掠,而後破壞一切稱作汪達爾主義。
  24. [53] 格列哥利七世(Gregory Ⅶ,約1021-1085),即日耳曼修道僧希爾德布蘭,後任教皇(1073-1085),強調教皇權力高於國王。
  25. [54] 羅繆魯(Romulus),羅馬民族傅說中的民族始祖,嬰兒時由母狼餵奶長大,後由牧人撫養成人。傳說羅馬城是由羅繆魯於公元前753年始建的。
  26. [55] 奥古斯督(Augustus),羅馬帝國時期第一個皇帝(27 B.C.-14 A.D.)。因發展經濟,增進公共設施、改革行政、提倡文化,改組軍隊而被稱頌。
  27. [56] 卡西安(St. Victor Cassian,約360-432),起初在埃及沙漠中修道,後到西歐推動建立修道院。他的著述影響本尼狄克制訂修道院規章。
  28. [57] 阿爾比派戰爭(Albigensian Wars,1209-1229),阿爾比派市民不承認基督神性,教皇英諾森三世發動十字軍討伐,導致法蘭西内戰,將法蘭西南部富庶地區大部破壞。
  29. [58] 塞尼加(Seneca,約公元前4年-公元65年),羅馬政治家、斯多噶派哲學家。曾任羅馬皇帝尼祿的教師,尼祿登皇位後任顧問,後因被控參預反尼祿陰謀,被迫自殺。
  30. [59] 盧西安(Lucian,公元120-180年),希臘諷刺作家,著有《神的對話》,《冥間的對話》等。
  31. [60] 圖拉真(Trajan,公元53-117),羅馬皇帝(98-117年在位)。以戰功和有力統治名垂後世。
  32. [61] 哈德良(Hadrian,76-138),羅馬皇帝(117-138年在位)。改變前朝皇帝圖拉真謀求在亞洲擴張版圖的方針,致力鞏固邊陲,在帝國内部進行行政、司法、軍事改革,推廣羅馬風俗文化,修建羅馬式公共建築。
  33. [62] 狄奥多西(Theodosius,約346-395年),羅馬皇帝(379-395年在位)。於380年樹立羅馬公教會為帝國國教,譴責阿里安教派和異教。381年召開君士坦丁堡公會議。他死後,羅馬帝國即分裂為東部西部兩個帝國。
  34. [63] 普魯登修(Prudentius,348-约410),西班牙出生的拉丁詩人,寫作基督教詩歌。
  35. [64] 奥柔西烏(Orosius),公元五世紀前半葉,西班牙基督教神學家歷史家。奧古斯丁弟子,所著歷史在中世紀歐洲十分流行。
  36. [65] 塞爾維的伊西多爾(Isidore of Seville,約560-636年),西班牙學者、主教,他的名著《詞源學》,為古典學術在中世紀歐洲的傳播起了巨大作用。
  37. [66] 普里西連(Priscillian,死於385年),西班牙主教。他的神學思想被指控有摩尼教與諾斯替派異端,被皇帝麥克西姆斯下令處死,由此開創了基督教國家對異端分子判處死刑的第一例。
  38. [67] 阿里安異端(Arianism)四世紀在北非基督教會内興起的一個教派,領導人阿里安,否認基督的神性;基督以其人性而成救世主,適應下層民眾宗教需要,由北非傳播到東方,又為哥特蠻族所接受。323年,阿里安以異端罪被革除出教,爭論發展成政治對抗。
  39. [68] 阿爾庫因(Alcuin,約755-804),英格蘭學者、神學家,應查理曼大帝邀赴阿痕皇宫,推進神聖羅馬帝國文化教育,晚年任都爾修道院院長。
  40. [69] 卜尼法斯(Boniface,約675-754),英格蘭修道僧、傳教士。向日耳曼傳教,建立教會被稱為「日耳曼的使徒」。
  41. [70] 凱爾特(Celt),歐洲古代民族之一,約於公元前1500年興起於日耳曼西南部,公元前七世紀抵達西班牙北部及不列顛諸島。此後遍及意大利北部、波希米亞、匈牙利,公元前三世紀抵達小亞細亞。後為羅馬人及日耳曼蠻族征服融合,只剩不列塔尼與不列颠島嶼西部仍保留凱爾特文化傳統。
  42. [71] 柯倫班(Columbanus,公元521-597年),愛爾蘭傳教士,在蘇格蘭北部愛歐納建立修道僧團,後到歐洲大陸各地傳教。
  43. [72] 教父(Church Fathers),公元一至五世紀基督教神學家,其著述有助於澄清教會信仰,被後世尊稱為教父。
  44. [73] 奥爾良的西奧多夫(Theodolf of Orleans),查理曼大帝宫廷學院中理論家之一。
  45. [74] 墨洛溫王朝(Merovingian),公元448-751年的法蘭克王朝,統治當時的高盧和日耳曼西南部,後為卡洛林王朝取代。
  46. [75] 一位神論(Unitarianism),基督教新教的一派,不相信正統基督教的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理論,堅持認為神只有一位。十六世紀末在波蘭興起,十七、十八世紀傳入英美,主張理性和宗教寬容。
  47. [76] 艾理潘(Elipand),為托萊多(Toledo)主教。
  48. [77] 弗洛拉的約阿金(Joachim of Flora,約1130-1202),意大利神秘主義修士,著《末世闡釋》,以神秘主義解釋歷史,在十三、十四世紀歐洲頗具影響。
  49. [78] 虔誠的路易(Louis the Pious,778-840年),查理曼之子,繼任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法蘭克之王(814-840年在位)。由於四個兒子紛爭叛亂被逐,帝國隨即分裂。
  50. [79] 按基督教會傳统,未經洗禮和堅振禮的人,不算教會正式信徒,不得領受聖餐。
  51. [80] 輔祭(deacon),最低的一級神職,輔祭不能主持聖餐禮,只能分酒、不能分餅;只能為嬰兒施洗,不能為成人施洗。
  52. [81] 埃里金納(John Scotus Eriugena),九世紀愛爾蘭神學家,首創中世紀結合哲學與神學、理性與信仰的學術,主要著作有《自然的區分》。
  53. [82] 戴奧尼修(Dionysius the Areopagite),公元一世紀,相傳為保羅在雅典引領信基督的信徒(見《新約·使徒行傳》17章34節)。
  54. [83] 尼古拉一世(Pope Nicholas I,約800-867),公元858-867年任教皇。
  55. [84] 羅杰·培根(Roger Bacon,約1220-1292),英國方濟各會修道僧、哲學家,以數學與光學實驗開西方實證科學先聲。所著《大著作》成為當時科學大全。
  56. [85] 湯瑪斯·霍布士(Thomas Hobbes,1588-1679),英國哲學家,在所著《利维坦》(1651)中認為:人天性自私,為使社會不致陷入無政府狀態,需要訂立社會性契約,共同尊崇政權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