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同样的问题还会卷土重来

转眼间,已经是阿布·穆萨卜·扎卡维重获自由之后的第六个月。出狱纪念日当天,扎卡维出现在安曼的阿里娅王后国际机场,准备离开故国,出去避避风头。他的护照刚刚获批,编号Z 393834,护照上还贴着崭新的巴基斯坦签证。为了拿到前往巴基斯坦的许可,扎卡维并未透露自己曾经的“阿富汗志愿老兵”身份。至于那段铁窗岁月,他也没有告诉签证官。他只说自己是个买卖人,以销售蜂蜜为生。

这一次出国,扎卡维带上了自己的母亲。商人行走江湖寻求商机,身边总喜欢有家人作陪。于是,55岁的达拉·哈莱伊拉(Dallah al-Khalayleh)将和儿子一路同行。扎卡维的妻子和3个孩子倒是一应缺席。这也难怪,他此次的真实去向对于妇女儿童并不适宜,更何况,扎卡维的心里还另有算盘,一旦在目的地站稳脚跟,就马上迎娶第二位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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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来算去,扎卡维却未曾想到,约旦情报局早在机场给他备下了一出欢迎典礼。

他还没来得及走进候机厅的大门,几个黑衣大汉已经蹿了出来。他们架着他的肩膀,把他拖进了一个小房间,留下他那可怜的母亲一个人缩在机场大厅里瑟瑟发抖。

不过几分钟时间,他已经坐在了情报局总部大楼中。对此情形,他自然是怒意难掩。

“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他抗议道,“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出国?”

扎卡维的对面,坐着阿布·哈伊萨姆。眼前这个极端分子,哈伊萨姆已经见过不知道多少面。对方只要张一张嘴,哈伊萨姆就能猜出他接下来要说的话。作为反恐部门的一名上校,哈伊萨姆的任职时间超过了15年,为了这次“会面”,他也精心谋划了好几周的时间。不过,扎卡维并没给上校留下太过深刻的印象。哈伊萨姆觉得眼前的他平淡无奇,跟其他的“圣战”分子并没有太大差异。若以性格论,扎卡维确实比大多数同类都要高调一些、暴烈一些。不过,他缺乏学识,也没展现出高人一筹的组织能力。这样的人,似乎不可能太危险。但是,这样一个人在这样一个当口选择出国,背后的阴谋,似乎又不言而喻。他,到底在打着什么鬼主意?

扎卡维的抗议并非毫无道理,他确实没有犯罪。至少,他的罪状不足以得到如此大阵仗的“款待”,值得这么多情报局的特工设下埋伏。而且,抓捕的过程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甚至没有避开当事人的母亲。贾法尔的日子深化了扎卡维的极端思想,同时,还让他建立起了一整套人脉体系。他此行的目的地远在白沙瓦(Peshawar),一个隶属巴基斯坦的边境小城。那个地方位于兴都库什(Hindu Kush)山脉的要冲,距离阿富汗已经不远,本·拉登就在那里。1998年,就是这个来自沙特阿拉伯的本·拉登策划炸毁了2座美国驻外大使馆,随后还公开对美宣战。

扎卡维此行,到底有什么打算?其中的细节,哈伊萨姆并不清楚。但有一点上校倒是可以肯定,扎卡维前往巴基斯坦西北部边境山区的目的,和蜜蜂、蜂蜜都绝对无关。假若他是要到那边联络恐怖同伴,那么可以预见,他回来一定会祸害约旦。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让他遂愿。”提到抓捕扎卡维的原因,哈伊萨姆总要向同事解释,“他这种危险人物,迟早会回来制造事端。”

按照法律,哈伊萨姆有权截留扎卡维,让他在情报局待上整整3天。其间,情报局人员可以清查扎卡维的行李,同时仔细询问和调查他的朋友和亲戚。当然,只要哈伊萨姆等人愿意,他们要把扎卡维无限期地拘役下去,也不是不可以。当事人显然了解这一点。因此,他耐住性子,只在情报局的审讯室里静静等待。倒是哈伊萨姆,给他提了个醒。

“我们是国家安全部门,”上校表示,“弄清你的一举一动,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审讯室里的扎卡维显得非常顺服。过去的他,可不是这个样子。哈伊萨姆还记得自己和扎卡维初次见面的场景。那时,这个宗教极端分子还叫艾哈迈德·法迪勒·哈莱伊拉。第一次交锋,双方就已闹得不可开交,由此引发的冲突差一点就要了人命。

1994年3月29日,14名荷枪实弹的特勤人员突袭了一处公寓。扎卡维正好是公寓的住客之一,而哈伊萨姆则是特勤小组当中的一个兵。当时情报局获悉,一些“阿富汗老兵”聚在一起准备生事。这伙人的头头是一个思想极端的传教士,名叫阿布·马哈茂德·麦格迪西。老兵们备下地雷,还搞到了反坦克火箭炮,打算向约旦、以色列边境的以军哨所发动袭击。扎卡维正好是这个团伙的头目之一。当时的他不过27岁,在一家光碟租赁店上班。业余时间里,扎卡维和一帮宗教极端分子来往密切。那次行动之后,团伙的其他成员落入法网,被关进监狱,扎卡维却悄悄离开住所,躲进了一处公寓,计划秘密潜往国外。要不是哈伊萨姆等人堵到了楼下,扎卡维的逃跑计划可能已告成功。

哈伊萨姆和同事们守候了很久,想要确定扎卡维回到公寓的时间。入夜之后,他们继续等待。几个小时过去了,四周已经一片黑漆。凌晨1点,特勤人员从房东那里要来钥匙,悄无声息地溜进大厦,又蹑手蹑脚地爬上楼。一番搜查过后,特工们在一间小屋里发现了扎卡维,当时他只有一个人,睡得死沉。

特勤人员的脚步挪近了些。突然,扎卡维翻身坐起。他开始骂娘,朝着哈伊萨姆等人大吼大叫,同时,扎卡维的一只手还向枕头底下摸去。

“他有枪!”一名特勤队员惊叫。

顷刻间人墙重重压在扎卡维的身上。大家七手八脚行动起来,抓捕对象很快就动弹不得了。与此同时,另一组特勤队员正在找寻扎卡维藏匿的武器。正在这个当口,哈伊萨姆一位同事的眼光落到了一块帘子背后。那个地方,似乎有些不大对劲。很快,同事一蹿而起,从帘子后拎出了一个人。原来,小小的房间里不止躲着扎卡维一个人。逮捕对象的同伙来自埃及。万幸,这个埃及人赤手空拳,并未携带任何武器。

“我们不知道,原来扎卡维还有同伙。”哈伊萨姆事后回忆,“他躲在那块帘子后面瑟瑟发抖。可是,那里根本没有窗户。没有风,帘子怎么会动来动去?”

扎卡维的武器,也落到了特勤人员手里。那是一把M15自动手枪,3颗子弹已经上了膛。很快,抓捕对象已经身在情报局的小货车里了。落网之后的扎卡维,仍然是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当时,扎卡维的凶相给每一位特勤队员都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只见他歪在座位上,怒目圆睁。他的头发蓬乱纠缠,衣衫早已被扯得稀烂,露出手臂上密密麻麻的文身。

“他大发雷霆,一直在高声地叫骂:‘你们这些卡菲勒!异教徒,你们都是异教徒!’”时至今日,特勤队员们还能想起扎卡维当时的反应。

一行人回到外观森严的情报局总部,准备对犯人进行审问。很快,大家就忙碌起来了。他们挤在小小的刑讯室内摩拳擦掌,准备利用刺眼的亮光打破犯人的心理防线。这时,情报局的副主管萨米·巴迪吉(Samih Battikhi)站在一旁耐心观察。巴迪吉一头银发,为人开明。他还记得,自己的手下用尽了手段,但扎卡维丝毫不为所动。

“他只是嘟嘟囔囔,重复着那些言辞。极端主义思想把他的脑袋塞得满满当当。”巴迪吉说。

不久后,巴迪吉就升任约旦情报机构的一把手。升官的同时,他的忧虑也在迅速升级。原来,越来越多的约旦公民潜入阿富汗参加“圣战”,而后又打着“圣战”的旗帜回到约旦。巴迪吉觉得,这些投奔战场的人“本性都算善良,他们前往异国他乡只是为了抵抗苏联侵略”。而打击苏联完全符合约旦诸多重要盟国的利益,美国、英国、沙特阿拉伯都对这种行为表示首肯。不过,当这些战地老兵回到故国,却都像变了个人似的。他们身上的衣衫变了,口中的用词也变得大不相同,而这样的改变,也发生在扎卡维身上。并且,他变得比其他阿富汗老兵更为暴虐。在巴迪吉看来,他那副恶狠狠的样子活像一头笼中困兽。小时候的扎卡维常常卷入斗殴,时不时还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他的人格似乎可以一分为二,一半是混混,一半是宗教极端分子。巴迪吉时常思忖,这两种人格如何能在一副躯体之上相安共存?

“扎卡维完全不是我们印象里那种宗教极端分子应有的模样。”巴迪吉分析道,“他就是个无赖,而且非常滥饮。为了让扎卡维走上正路,他的家人开始求助于宗教组织。于是,他过往的恶习未曾消减,却又沾染了宗教极端主义的新毛病。”

其实,情报局方面对于扎卡维知根知底。他入狱之前的往事,他们也是一清二楚。毕竟,警察局里,他留着厚厚的案底。而且,他们有着密布的眼线,足以掌握他的一举一动。通过多方打探,情报人员轻而易举地还原了阿布·穆萨卜·扎卡维的成长经历。

资料显示,艾哈迈德·法迪勒·哈莱伊拉从小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的人生履历劣迹斑斑。他破坏公物,滥药滥酒,还屡次作下更为恶劣的各种罪案。1966年10月30日,扎卡维出生于约旦一个工薪阶层家庭,他的父亲是个小公务员,供职于扎卡市政厅,他的母亲笃信宗教,非常虔诚。他有7个姐妹、2个兄弟。兄弟姐妹之中,他最得母亲的宠爱。他的祖屋位于一座小山之上,是幢普普通通的二层小楼。山下,铺着一片墓园。当地的贫苦人民亡故之后,往往选择在此栖身。墓园非常荒芜,几千块手打而成的石头墓碑歪歪扭扭、插满山间。四周野草丛生,无家可归的野猫到处出没。但对于附近的活人而言,这个地方算得上一处“公园”。年幼的扎卡维,就是在墓碑之间奔跑嬉戏,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待他进入青春期,开始作奸犯科之后,墓地又成了最为适宜的窝赃地点。

哈莱伊拉一家的祖先来自约旦河东岸。这个家族所属的部落名叫“巴尼·哈桑”(Bani Hassan),算得上深孚众望。在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约旦国内,部落的余荫好处多多。扎卡维本可借此优势,谋得一份不错的营生。可是,人生道路上,他却屡屡行差踏错。扎卡维早年辍学,但其实,辍学之前的他成绩还算不错。在艺术方面,他还颇有几分天赋。两年义务兵役期间,扎卡维的表现也还算可以。后来,父亲为他安排了一份工作,他却没能好好把握,只落得个被开除的下场。

12岁那年,扎卡维开始沾染犯罪恶习。一次殴斗中,他砍伤了邻居少年。而后,他先后涉嫌介绍卖淫、贩卖毒品和暴力伤人等罪行。20岁的扎卡维,已经是个臭名昭著的街头流氓。当时,他一身刺青、满口酒气,常常挥舞拳头、欺凌乡里并以此为乐。不仅如此,扎卡维还是个鸡奸惯犯。这一点,情报局非常清楚,他身边的人也是再熟悉不过。大家都知道,扎卡维惯用性暴力对付那些少年,以此作为一种羞辱与胁迫的手段。

21岁那年,扎卡维结了婚,对方是他的一位表亲。很快,他们有了一个女儿。不过,扎卡维最为依恋的对象,还是自己的母亲。眼见自己的小儿子恶习连连,达拉·哈莱伊拉非常痛心。同时,作为母亲,她还是非常相信儿子的“善良本性”。因此,儿子作奸犯科的时候,她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达拉始终觉得,扎卡维的智力和见识都很有限,因此她的小儿子不可能是个大奸大恶之人。多年以后,外国记者找上门来,告诉她扎卡维的真实身份,以及他那些制造炸弹、指挥恐怖分子的“成就”时,为人母者总是一笑了之。

“我儿子可没有那种本事。”达拉告诉一位来访的美国记者。她甚至觉得,儿子“皈依宗教”是件好事。当然,母亲认为,儿子之所以加入“圣战”团体,主要是由于工作无依。年轻人在家乡找不到工作,似乎也只有那么一条活路可寻。

“我的儿子是好人。他是个普通人,也是社会不公的受害者。”母亲表示。

扎卡维之所以和宗教极端主义扯上关系,有赖于母亲充当介绍人。是她把他送进了扎卡当地的侯赛因·本·阿里清真寺(al-Husayn Ben Ali Mosque),并为他投报了相关的宗教课程。母亲希望清真寺里的教士能成为儿子的指路明灯,希望儿子得到那些虔诚同伴的濡染。清真寺的课程充斥着神学辩论,以及对于前往阿富汗参加“圣战”的鼓吹。一番修习下来,扎卡维确实变了个人。这一点,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他变得很是虔诚,昔日对于犯罪的热情,似乎完全转移到了宗教之上。他不再饮酒,转而痴迷于经学辩论。每周五的礼拜,他也是施行不辍。种种极端主义宣传品,比如光碟、磁带,以及记录阿富汗、波黑和车臣等地“圣战”实况的影音制品,成了他最为喜爱的精神食粮。每一次,当诵经人高声叫喝,呼吁年轻人赶赴阿富汗帮助当地信众打击苏联军队的时候,扎卡维的双手总是高高举起表示响应。

1989年春天,扎卡维的阿富汗梦终于成了真。他的落脚地点,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边境线上。此时,最后一批苏联军队已经离去了好几个星期。不过,他来得正是时候。因为苏联人扶持的阿富汗政府仍然存在。下飞机之后,扎卡维偶然遇见了一名阿富汗老兵。对方印象中的他,是个热忱满满的年轻人。而且,这个年轻人“性格敏感、有点怪异”。老兵记得,扎卡维当时非常少言寡语。对此,扎卡维解释道,因为自己读书不多,对于宗教经典也了解甚少,因此才选择缄言收声,免得自曝短处。春天的阿富汗已经很热,不过,扎卡维浑身上下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生怕不小心露出了手臂处刺青的痕迹。

“其实,大家都清楚他的底细—他臭名昭著,是个来自扎卡的暴力分子。”胡德海法·阿扎姆(Hudhaifa Azzam)如是说。阿扎姆原籍巴勒斯坦,也是个阿富汗老兵。他的父亲阿卜杜拉(Abdullah Azzam)系著名的宗教极端人士,被许多人视作全球“圣战”运动的开山鼻祖。

“不过,一切已经成为过去。他现在已经皈依宗教,所以,他以皮肤上的文身为耻。任何时候,他都不敢袒露自己的双手。”

加入“圣战”组织之后,扎卡维领受的第一份任务并非上阵厮杀,而是操办报纸。他要负责为一家极端主义杂志撰写稿件,描绘“圣战”组织征战沙场的情景。对于一个智识不高的年轻人而言,这无疑是一份苦差事。很快,扎卡维有了一位知心朋友,此人名叫萨利赫·哈米(Saleh al-Hami),和扎卡维任职于同一家杂志社。因为一次地雷事故,哈米失去了一条腿。康复期间,扎卡维始终待在哈米的病榻旁边。哈米的事迹给了他深深的震撼。为了表示崇敬,他甚至安排自己的一位姐姐来到巴基斯坦,并劝说她下嫁哈米。而后,姐夫曾为小舅子的传记执笔,而这部传记最终大受欢迎。姐夫始终记得自己的那位小舅子是个特别容易感怀的人。每次阅读宗教经卷,他都会含泪涕零,甚至痛哭出声。一般的“阿拉伯裔阿富汗人”都不会如此外放感情,唯有这个约旦年轻人是个例外。

“他每一次大声诵读经文时,都会痛哭失声。即便身为领颂者,他也不能克制自己的泪滴。”哈米写道。

训练之余,扎卡维经常在白沙瓦小城里闲逛。城中的一处清真寺是他常去的落脚地。在那里,他成了红人,得到了阿拉伯同胞们的爱戴与欢迎。时隔多年,寺内的伊玛目仍然记得这个来自约旦的年轻人,他显得非常虔诚,为了过去的种种罪孽而深表悔恨。一次,伊玛目提到自己准备去麦加朝圣,这时,阿布·穆萨卜·扎卡维恭恭敬敬走上前来,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如果您真能成行,”年轻人恳求,“您可不可以在路上为我祈祷一阵?请您向安拉祷告,敬请真主原谅我阿布·穆萨卜这个罪人。”

阿布·穆萨卜·扎卡维初尝战斗滋味,已经是1991年的事情。当时,“圣战”武装开进阿富汗东部,向政府控制下的帕克提亚(Paktia)和霍斯特(Khost)发起突袭。战友们都记得,那时的扎卡维满怀激情。他非常勇敢,胆大得近乎不顾性命。阿扎姆还记得那次发生在加德兹(Gardez)的危险遭遇,扎卡维单枪匹马挡住了十几个阿富汗政府军士兵的进攻,其他的同伴才能趁机逃脱。

“扎卡维很有胆量。我经常说,他怀有一颗必死的决心。”阿扎姆这样评价扎卡维。巴勒斯坦人甚至觉得,扎卡维的英雄气概不单单是无惧风险。很多时候,这个约旦人如此舍生忘死,似乎全是为了赎罪悔过。

“他的过去,深深影响了他的行为。对此,我深表惊讶。他无时无刻不在和负罪感苦苦斗争。”阿扎姆表示,“他之所以如此勇毅,就是出于赎罪的原因。他曾经自白:‘因为我过去的累累罪恶,安拉已经不可能原谅我。除非我肯献出生命,成为一名舍西德(shahid,即殉道者)。’”

扎卡维没能成为“舍西德”。但是,这段纵横阿富汗东部的征战岁月为他赢得的名声,并不亚于任何殉道者。借此,他成了“穆贾西德(mujahid)”,即“圣战士”。1993年,扎卡维离开战场。此时,他已经有了数年的战地经历,是个真真正正的老兵,并且深受“圣战”熏陶。他的头脑之中,满是极端主义神职人员灌输的思想痕迹。这些神职人员既有阿拉伯裔,也不乏当地的阿富汗人。日后,他们还会成为本·拉登和塔利班(Taliban)的精神导师。扎卡维的军事素质,全仗阿卜杜勒·拉苏尔·赛义夫(Abdul Rasul Sayyaf)所开办的那个训练营的教益。训练营走出的学生当然不止扎卡维一人。策划“9?11”事件、在纽约和华盛顿制造事端的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同样出自赛义夫的训练营地。

所有的“阿富汗老兵”,都在为一种“战地情谊”而迷醉不已,扎卡维当然也不例外。“圣战”组织赢得的巨大胜利,也给了扎卡维等人无尽的骄傲。没错,一支破破烂烂、有如乞丐的武装,何德何能可以击败一个超级大国?胜利的缘由,又该归于哪里?除了上天的庇佑,似乎找不出更好的解释和原因。

赛义夫·阿德勒(Sayf al-Adel)是本·拉登的副手。他觉得,“圣战”之所以大获全胜,有赖于“安拉保佑参与圣战的士兵,保佑他们战胜那些异教徒”。阿德勒的看法,得到了所有“阿富汗老兵”的一致同意。对于这种“上天的保佑”,扎卡维自然也是深信不疑。

1993年,来自约旦的数百名“阿拉伯裔阿富汗人”先后踏上了归国的旅程。阿布·穆萨卜·扎卡维也是潮流中的一分子。所谓的故国,对于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当然,变化的不只是家园,还有这些“圣战士”本身。4年之内,安曼市区大了许多倍,约旦国内其他的大城市同样也在扩张的过程之中。至于街头的风景,也变得愈发摩登。时不时,扎卡维等人还会回到阿富汗去看一看。那个时候,阿富汗的统治者已经变成了塔利班。那边的种种市井风貌好像迟滞了一般,比起世界的其他角落,阿富汗好像落后了几千年。

回到家乡之后,扎卡维的名号也随之一变。“陌生人”—这是他给自己取的新名字。确实,他在家乡感觉非常陌生。仅仅逛一趟超市,他也能生出对阿富汗岁月的怀念。眼前这个温和、随意的约旦,和他在阿富汗习以为常的那些极端主义教条是如此不同。两边的生活,仿佛隔着一道巨大的天堑。他常常对朋友抱怨国内的女人着装太过随便,餐厅和电影院里亲昵的情侣也让他万分看不惯,他也受不了卖酒的商家。过去,他曾经营过一家租售色情录影带的小商店,但这曾经的营生,现在却让他非常讨厌。就连他的家人也让他感到反感。他的母亲和姐妹拒绝穿戴阿富汗妇女穿着的“布卡”[1]面罩,他的兄弟竟然允许自己的家人观看“不符合教义”的电视节目,还对电影和喜剧异常痴迷。当然,新闻节目的内容更是叫他不满。从中,他知晓了中东和平的最新进展,还发现约旦王室与巴勒斯坦方面正和以色列进行谈判。对于许多宗教极端分子而言,以色列象征着无尽的罪恶。大概只有侯赛因国王的少数拥护者,才能原谅他和以色列的这种勾连。

就这样,扎卡维渐渐和正常的生活绝缘。他浑浑噩噩,打理着自己的影碟租赁店,出租碟片的内容既有极端主义宣传品,也有一般的好莱坞影片。终于,一件事情的发生,让扎卡维再次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偶然间,他读到了几本关于阿拉伯帝国时期英雄豪杰故事的书,并为其中的内容激动不已。努尔·阿丁·赞吉(Nur ad-Din Zengi)的事迹尤其让扎卡维心生向往。这位努尔·阿丁生活在12世纪,是大马士革的一位战神。他悍勇善战,曾把一支入侵的十字军部队摧毁殆尽。而且,努尔·阿丁纵横捭阖,联合了许多穆斯林小王国。他的统治区域南到尼罗河畔,北达土耳其南部。这种种伟业都让努尔·阿丁英名远播。一次战斗当中,努尔·阿丁的部队击杀了安提阿[2]的亲王,努尔·阿丁砍下敌酋的首级并将其呈到巴格达,作为献给哈里发的礼物。

恍惚中,扎卡维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努尔·阿丁再世。于是,他立下志向,一定要重现偶像的不世武功。当然,他也做好了英雄起于卑微的准备。经过辗转询问,扎卡维联系到了一位旧相识。此人是个学者,名叫阿布·马哈茂德·麦格迪西。麦格迪西还记得,一天,扎卡维突然出现在自家门前。来客声称自己要“为了约旦的宗教事业奋斗终生”。于是,两人的关系开始变得紧密起来。他们共同开办了读经班,将昔日的战友一一招揽到了身边。渐渐地,扎卡维等人开始实践自己的野心。

“我曾经写过一些文章,读经班的人把这些文字刊印出来,散发给广大群众。”对于与扎卡维并肩相处的日子,麦格迪西有着这样的回忆。“在我们的号召下,年轻人团结一致。我们的书籍、我们的言论,在他们当中流传广泛。”

同样的组织,在约旦并不少见。心怀不满的“圣战”老兵操办的这种“读经班”很快便星火燎原,蔓延至整个约旦。一些老兵甚至组织成员向所谓的“西方邪恶标志”开刀。出售酒类的商店首当其冲,频频遭到袭击。扎卡维自然不甘人后,他的构想远不止散播极端主义读物那么简单。在他看来,自己的“组织”应当制造混乱,把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彻底搞砸。他甚至已经开始筹划,还列出了一些可能的袭击目标。对于这个计划,他是如此津津乐道,但他的一些朋友却有些不安。

“扎卡维太想一蹴而就了!”穆罕默德·阿布·蒙塔沙里(Muhammad Abu al-Muntasir)回忆道。这个蒙塔沙里同样痴信宗教极端主义。1993年,此人曾经多次出席极端分子的聚会,和扎卡维打过几次照面。蒙塔沙里说:“扎卡维觉得,自己的目标用不了几个月就可以全数实现。正因为他的鲁莽,才会选错了行动的时间和地点。”

“倒霉的是,”蒙塔沙里指出,“他那些亲密伙伴都同意他的意见。”

1994年,扎卡维一伙开始以“拜亚特·伊玛目”(Bay’at al-Imam),也就是所谓的“伊玛目誓言联盟”自居。与此同时,“联盟”手中开始有了武器。若论军火的来源,还真是让人大吃一惊。海湾战争期间,麦格迪西曾经短暂侨居科威特。冒着战火,教士秘密搜集了不少军火。其中包括地雷、手榴弹,甚至还有一些火箭弹。到1991年伊拉克军队开始撤离的时候,麦格迪西已经收获颇丰。他把这些东西藏匿在家具之中,悄悄运进了约旦境内。1994年2月25日的一场风波,让麦格迪西和扎卡维等人下定了策动袭击的决心。事发约旦河西岸的小城希伯伦(Hebron)。当天,一名犹太极端分子持械闯进一处宗教场所,此人连开数枪,酿成一起惨案,29名男性因此丧生,伤者人数更众。扎卡维大受刺激,他们决计展开报复。麦格迪西虽然有些犹豫,却也表示支持。他答应打开自己的军火库,为同伙提供方便。扎卡维等人的目标直指边境,瞄准了位于那里的以色列哨所。根据计划,他们先突袭哨所,然后连续点爆自杀式炸弹,最后使用小型武器,对目标进行扫射。

然而,他们的计划未曾开始,便夭折了。通过庞大的线人网络,约旦情报部门侦察到了扎卡维一伙的阴谋。阿布·哈伊萨姆等人突袭了极端分子的老巢,将他们一一逮捕归案。3月29日早上扎卡维的落网,就是整个行动的一部分。经过审讯,扎卡维等13名嫌疑人悉数认罪。他们签下自白书,承认自己非法持有武器,而且阴谋发动恐怖袭击。

法庭上,麦格迪西试图抓住时机,把庭审变成自己推销极端思想的演说场地。为此,他面对法警,颇为戏剧性地大喊大叫:“你们才是罪人!”宣判之后,一干被告更是愚蠢地行动起来了。他们拍打栏杆,制造声浪。麦格迪西的宣言混在其中,显得分外刺耳。

“你们的所谓判决,只会让我们的信念愈发坚定!”

也许,麦格迪西说得没错,但长达15年的刑期很有可能让他和扎卡维,还有他们这场“运动”最终难逃被人遗忘的下场。即便约旦的监狱系统难以管束他们,情报局方面也有大把的手段能让他们乖乖听话。对于这些手段,哈伊萨姆相当自豪。面对西方来客,他经常洋洋得意地提及这些手段。“情报局从不吝于使用强制手法,”哈伊萨姆如是说,“很多时候,唯有强力方能防微杜渐,彻底清除邪恶势力。”

1999年春天,扎卡维等人重获自由。这时候,情报局又该拿他们怎么办?对此,局里的一干高官也没了主意。他们陷入沉思,足足想了6个多月。直到那天早上,扎卡维陪着老母在机场现身。如若情报部门再不出手阻止,母子二人将会搭乘国际航班,消失在巴基斯坦。

于是,扎卡维被扭送到了情报局总部。他在此逗留的3天中,情报人员仔仔细细搜查了他带在身边的全部家当。他们想从中找出他出国之后确切的落脚地点,同时,他们还想知道他打算在那边待多长时间。寻来觅去,特工只发现了一封信,信中的字字句句,仿佛都蕴含了暗示与密语。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这只是一封普普通通、毫无危害的信。扎卡维受一位朋友之托,要把问候带到巴基斯坦。

最终,哈伊萨姆换了一种审讯方式,直截了当地问扎卡维。终于,扎卡维吐出实情:他确实想要移民。一旦蜂蜜生意走上正轨,足以承担一家老小的生计,他会选择在巴基斯坦定居。

“我在这个国家过不下去了。”扎卡维告诉上校,“所以,我想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在约旦,扎卡维活得很不如意,这一点,倒并不令人惊奇。有时候,他甚至开始怀念贾法尔的那些日子。监狱虽苦,却给了扎卡维一种认同感。相反,牢狱之外的日子只让他心生烦躁、万分焦虑。面对家人,他也并不避讳这种想法。

当然,情报局的存在,才是令扎卡维焦虑的最大原因。这样一个恐怖分子早早走出牢笼,情报局的反恐官员显然并不乐见。他们会使尽手段,让扎卡维不得安宁,也让他生活在恐慌之中。

让人不得安宁—在这方面,哈伊萨姆等人都是专家老手。当然,约旦情报部门的特长实在不少。扰乱恐怖分子的思想,只是他们特别精熟的业务之一。与他国同行业相比,约旦情报局规模不大,技术手段来自外国培训,运营资金也一向依赖美国等盟友的划拨和赠予。不过,论及发展线人、策划间谍、开展秘密活动的能力,世界上少有同类机构堪与约旦情报局媲美。有一段时间,情报局的刑讯手段残酷至极。为此,不少约旦人都把哈伊萨姆的供职单位称为“指甲工厂”。后来,情报局高层革除了种种酷刑,但刑讯的效果并未因为改革而降低。

为了让扎卡维意志动摇,情报局的特工们用上了一种名为“骚扰”(annoyance)的手段:情报局人员会频繁造访审讯对象的住所,使之不胜其烦。特工们频繁地出现在扎卡维的家,“邀请”他外出详谈。时间并不固定,甚至大多发生在深更半夜。有时候,他们会载着他来到情报局总部,扣押他几个钟头的时间。“骚扰”行动的核心在于反复提醒扎卡维:他曾经说过什么话,又做过什么事。而这些消息,则全都来自线人的告密。借此,情报局方面想让扎卡维知道,他的生活细节,完全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面对这样的不速之客,扎卡维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他别无选择,只能默默承受。负责“骚扰”的情报员还记得,一次,扎卡维见到他们的黑色座驾,情绪立即爆发了。

“好啊,看看是谁来了?原来是情报局的特务!”扎卡维的口气很冲,言语中的讥诮,隔着几个街区都能听到。当时,达拉·哈莱伊拉立即变了脸色,发紫的面庞与黑色的头巾形成了鲜明反差。最后,还是母亲出面接洽了两位客人。她喃喃自语,咒骂眼前的情报人员,咒骂约旦政府。面对自己那个问题儿子,她也很不客气。“我也不知道,生他那一天到底中了什么邪!”达拉叹道。

如今,扎卡维困在了情报局的总部。在这里,一大批侦讯人员轮流上阵,围着他转。每一次,他们都会使出不同的讯问手段。阿布·哈伊萨姆自然常常出现。有时候,上校的顶头上司阿里·布尔扎克(Ali Bourzak)也会出面。情报局的反恐部门,由布尔扎克一手监管。这个布尔扎克,也是情报局中最令人生畏的人物。他脾气暴躁,留一头绛红色的板寸。人们送了他一个外号—“红魔”。“红魔”的威力,连扎卡维也畏惧三分。多年以后,哪怕极端分子已经远远逃离约旦,也难以忘却布尔扎克带来的梦魇。为此,扎卡维两次派遣手下潜入安曼,想要索取布尔扎克的性命,但是,两起阴谋最终都宣告破产。

除哈伊萨姆和布尔扎克以外,还有一位情报官员一直紧盯着扎卡维一案。此人与极端分子年纪相仿,名叫阿布·穆塔兹(Abu Mutaz)。情报局人员当中,穆塔兹属于年轻的那一代。他受过高等教育,曾经留学国外,还在英美两国的情报机构那里受过专业训练。有趣的是,穆塔兹的出身背景竟与许多“圣战”组织成员和犯罪分子的出身背景有些相似—他的父亲来自沙漠,是一位部落领袖。穆塔兹有着一头又粗又密的卷发,以及一口不大整齐的牙齿。这副尊容让他看上去颇有一点混迹街头的机灵气质。不过,他那对黑色眼珠却时时发出和蔼的光芒,再加上笑口常开的随和个性,让穆塔兹颇得同事的喜欢。就连许多犯人,也觉得他为人和善。

第一次见到扎卡维的时候,穆塔兹的表现很随便。他一手拿着笔记本,另一只手里攥了一包“议会牌”香烟。面对犯人,他略一致意,随后领着他朝一间办公室走去。这里是非正式聆讯的房间。扎卡维与穆塔兹相向而坐。两人中间,只隔着一把小小的圆椅。犯人的手铐脚镣已经卸下,脸上还是那副冷漠表情。穆塔兹眼中的扎卡维显得有些老气。这也难怪,对方穿着阿富汗式的松垮衣衫,蓬乱的胡须看上去很久没有打理了。当时,扎卡维的指甲又长又尖,指甲缝里还夹着泥垢。看他这副德行,仿佛刚刚从战场上下来。

穆塔兹常会摆出甜茶与糖果招待客人,对此,对方没有推辞。但随后穆塔兹送上的咖啡和香烟却遭到了扎卡维的拒绝。扎卡维不喜欢喝咖啡,而作为一个宗教极端分子,香烟这种“西洋魔物”更是不可触碰。穆塔兹可没有理会他这层忌讳,自顾自地开始吞云吐雾。

“我说艾哈迈德啊,”穆塔兹一开口,便对扎卡维以名相称,“谈一谈你那个计划吧。”

几次交锋下来,穆塔兹发现了扎卡维的情感软肋。于是,他决定用计引诱对方吐露实情。穆塔兹察觉到一个现象,每当自己提及宗教或者家庭,扎卡维的情绪便会开始波动。那些关于部落同一血统的子孙后代的纠缠,更是宗教极端分子的情绪焦点。其实,生活在约旦河东岸的人们莫不如此,从那里走出的每一个人都分外看重部落身份。扎卡维作为巴尼·哈桑的一员,拥有约旦最为庞大、最为重要的一个大“家庭”。这个家族的历史,足足可以追溯到先知穆罕默德还在世的时期。在约旦,部落出身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因此,很多约旦人把忠爱部落视为一种必需的美德,其重要性完全可以和热爱国家、珍爱家庭相提并论。有意无意之间,阿布·穆塔兹向扎卡维提及,他曾经造访过他的部落兄长,并与他们多次商谈,长辈们非常关心扎卡维这个同胞的命运。穆塔兹甚至表示,只要扎卡维愿意顺服,他以往犯下的那些罪恶都可以一笔勾销。为此,情报官甚至搬出部落长老的名号对天发誓。可是,对方还是不为所动。

“你知不知道,”穆塔兹循循善诱,“你的所做所为正在危害部落的利益。甚至可能导致家破人亡。”对此,扎卡维仍然毫不作声。

话题转到宗教方面,扎卡维才变得活跃起来。他开始滔滔不绝,大段大段地背诵《古兰经》。有时,他又会频繁地引用《圣训》。所谓《圣训》,是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弟子的言论与故事集。宗教极端分子常常以此为据,为自己的行为巧言辩护。看来,扎卡维很喜欢展示自己对于宗教经典的熟知程度。穆塔兹常和宗教极端分子打交道,自然熟悉他们的伎俩。于是,情报官直接问扎卡维对于暴力有何看法,因为伊斯兰教是绝不允许夺取无辜人的性命的。

“叛教者死有余辜。”这是扎卡维的回应。“而且,他们不守教法。”扎卡维的语气很平静,“所以,我们有权杀死那些卡菲勒。”慷慨陈词一通后,扎卡维露出了倦容。于是,他停了嘴。“过去,我是个惯犯,你们不喜欢我。”一次,他面对穆塔兹喃喃自语,“现在,我投身宗教,还是无法讨得你们的欢心。”

扎卡维的口才并不出众,说起话来,甚至有点颠三倒四,以致情报局的高级官员都觉得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兵”。相对而言,他那个导师麦格迪西才是真正的危险分子。麦格迪西很有思想,而且善于蛊惑人心。大家觉得,有必要找个理由再让他蹲上15年监狱。至于扎卡维,显然不能与他的导师相提并论。不过,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觉得,扎卡维异常危险。总之,扎卡维的真正面目,情报局的一众专家也有点看不清楚。

究其言辞,扎卡维无疑是个宗教极端分子。但是情报局的侦察人员发现,此人的日常行为却时不时违背宗教极端主义的规矩。这些矛盾之处,显然源自他那放浪的过去。比如,扎卡维经常躲进一个女人家中,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而这位女士并非他的合法妻室。刚刚会过情妇的扎卡维又像没事人一般,毫不羞惭地来到当地的清真寺并出席那里的晚祷仪式。

阿布·穆塔兹还觉察出了另一点怪状:这个被审对象思绪混乱,常常口出谰言。面对确切的证据,他也会坚持撒谎、绝不改口。他的行为让人捉摸不透。情报局不得不聘请精神病学专家,仔细分析扎卡维的思想状态。分析结果显示,扎卡维患有多重人格分裂症(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患者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一股罪恶欲望,让他蠢动不安。同时,一种追求伟大的超我(outsized ego)的理想,则在和欲望反复斗争。

“简而言之,”阿布·穆塔兹解释道,“他有‘英雄’的一面,也有恶棍的一面。他渴望成为‘英雄’,也以‘英雄’自居。哪怕他其实表现得像个流氓,他也不会脱下这层外衣。不过,他的行为却完全受恶棍一面的驱使。因此,他才会如此偏激。”

一些同为宗教极端分子的人,也发觉扎卡维的某些举止特别怪异。在一个同伴的印象中,扎卡维会穿上那套“阿富汗制服”,来到家乡小镇那家最具人气的三明治(falafel)小卖店里,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其间,他一言不发,“仿佛一个入定的苏菲派[3]教徒”。“他那样子真是把我吓得不轻。”那人回忆,“他就那么枯坐着,不言不语。看上去安详虔诚,还有一点点忧郁。”有的时候,扎卡维又会变得躁狂不已。他会反复提及自己“复兴宗教”的雄心,他的野心不仅限于约旦,甚至波及了临近的其他地区。

1994年那次突袭,让家在安曼的另一位极端分子穆塔希尔陪着扎卡维一起进了监狱。“一天,扎卡维来到我家门前。他要我立即追随他前往阿富汗,翻开人生新的篇章。”穆塔希尔回忆道,“不过,我拒绝了。他作为客人,我还是欢迎的,但是,看看他那种狂躁自恋的性格,更别提其他那些毛病了。他这种人,我是万万不能与之共事的。”

但是这样几句供词根本无法给扎卡维定罪。3天的拘押时间也已近尾声。最后的一段对话,倒是让哈伊萨姆更加深刻地认识了扎卡维其人。当时,哈伊萨姆表示,这可能是他和扎卡维的最后一次攀谈。对方立即开始抱怨,说自己这几天简直有如身陷地狱一般。

“你要真是掌握了我的什么把柄,不妨直接把我告上法庭。”扎卡维讪笑道。

“那是一定的!只要我抓住你的任何把柄,马上就送你上法庭。”哈伊萨姆不甘示弱。

局长表示,对于扎卡维这种人,执法机关总会额外关注一些。“这是我们的规矩,不是专门针对你。”哈伊萨姆说。

“你要知道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哈伊萨姆告诉扎卡维,“你不过是个恐怖分子而已。”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又算个什么东西?”扎卡维反唇相讥,“你们不过是群异教徒而已。”

第二天,扎卡维又去了机场。他的身边,跟着他的母亲。巴基斯坦是他们此次旅程的目的地。这一次,再也没人阻挠母子俩的出行。不过,情报局的眼睛,始终盯着扎卡维的身影。

[1] 布卡(burqa):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女子服装。

[2] 安提阿(Antioch):中世纪邦国,在今天的希腊境内。

[3] 苏菲派(sufi):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崇尚神秘主义与出世清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