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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隔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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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晚上九点以后，上海的大街小巷已是行人寥寥无几了。但那晚，马路上人群却是摩肩接踵。在九月凉风习习的秋夜，成千上万的人流涌到街头，观看着红卫兵英勇的革命行动。马路两侧搭起了临时讲台，一个紧挨着一个。那些红卫兵在台上热烈地鼓动群众投入文化大革命，处处都能见到小型批判会，批斗着临时在马路上抓到的男女们。他们有的忘了随身携带毛泽东语录本，有的仅仅是因为衣着不符合红卫兵的要求。有些私人住宅和公寓大楼外的花园里，正冒着股股浓烟，空气中弥散着焚烧的气息，这是红卫兵们继续在乱烧书籍。
满载着抄家物资的大卡车各自停靠在路侧，准备着把它们载走。由于马路上太拥挤了，公共车辆和自行车，只得在密集的人丛中缓缓爬行着。正在向纵深方向发展的文化大革命，已打乱了市民们的正常生活。
大街各角置放着的扩音器里，正在播放着新编的革命歌曲，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等等。假如你只听到那进行曲的旋律而不曾听到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歌词，只见到马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而不是那些受害者和红卫兵，那你肯定会以为这是人们趁着金秋之夜在赶庙会、挤热闹、寻开心呢。真想不到，这竟是一场血淋淋的政治斗争，是一场在老百姓之间挑起的，互相间的猜忌和阶级仇恨。
两个来月的打击和折磨，已令我心力交瘁了。我不知，现在他们将把我带去何处。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人民政府，他们如此对待我，令我非常气愤。他们对我的指控是绝对荒唐的。可能他们的目的，只是因为我过得太舒服了，所以借此机会来惩罚我一下。我是这场阶级斗争中的一个受害者。正像薇妮所说的，亚细亚上海办事处业已停办，因此那些极左分子就认为，必须把我的生活水准，拉至与一般老百姓一样的标准。
路上的行人看到我坐着的这辆公安局的车，并不觉得新奇。在我们的车挤得无法行驶时，好奇的行人就涌上来围观我这个"阶级敌人"。有拍手称快的，祝贺无产阶级又挖出一个敌人；也有人只是颇感神秘地凝视着我；还有的显得沮丧忧虑，急匆匆地抽身而走了，或许他们觉得，这是一种不祥之兆。
在极左路线控制下的中国，进监狱与民主国家相比，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这里，一个人可以长期被假定为罪犯，直到他有能力证实自己是无罪的。有时对一个受迫害者量刑，并不是以他本人的行为来判断，而是按照他祖上曾经持有多少土地财产来决定。在中国，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人，会永世被蒙上一层阴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清白无辜的人被送进监狱，是常有的事。不仅是道德败坏或触犯刑法的人才会进监狱。事实上，人们对那些被指控为犯罪的人，确实是半信半疑的。
自从六月初，我也被置身于这场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已决定不作任何假交代，因此我也不排除自己进监狱的可能性。我知道有许多人，包括那些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也会在形式上作一些假交代，以避免与党冲突对抗，或者希望能以此减轻一些对自己的处分。也有些人在重压下，思路混乱了，失却了自制力以至作了假交代。每一次政治运动过后，有些人给平反了，但也有些人却没有得到平反。在劳改农场接受改造的犯人中，有些无辜者被判了重刑，只是因为他们作了假的交代。这些劳改农场都分布在中国荒凉偏僻的省份，如苏北和青海等。我认为自己没有罪，如果随便作虚伪交代而认罪，那才蠢呢。不论我会受到怎样的折磨，我要以合理巧妙的方法来对抗迫害。
我默默分析了自己的处境，认定对我的第一步迫害将是隔离。至于再以后会怎样，那就得靠自己设法，使那些加害于我的人妄图栽在我身上的罪名，都不得成立。只要他们不杀死我，我决不放弃对他们的抗争。所以我人坐在吉普车里，情绪却并不是那么恐惧或失望，而是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当汽车拐入热闹的商业区时，那里人群更为拥挤了，车几乎无法行驶，只能走一段停一阵。那戴深色眼镜的令司机拉开警号。它的声响，像是凄厉的哀号，有节奏地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地不断转换着。那声响掩盖了扩音器里的革命歌曲及路上的喧闹。行人纷纷为我们的车让路。就这样司机加快了车速一路往前开去。不久，在一道双层黑漆铁门外停下，门口站着两个岗哨，枪上的刺刀在路灯下闪着寒光。大门一侧是一白底黑字木牌，写着："笫一看守所"。
大门开启后，吉普车直驶进去，里面一片黑魃魃的。借着车灯的扫射，我看清沿着向右拐进去的车道两侧，是两排柳树。车道的一边是个篮球场，另一边地上的木杆边，则躺满了活人般大小的假人体，看上去像是横卧着的一片尸体。直到好几个月后我被送去监狱医院治病时，才有机会在白天看清楚这些假人体，原来它们是看守监狱的解放军作射击靶子用的。
我知道第一看守所是上海第一流的看守所，专供关押政治犯用。常有天主教神父、国民党高级将领、著名的企业家、作家及艺术家被关押在这里。可笑的是，这所监狱并不是在解放后造的，而是一九四九年前国民党政府囚禁共产党员及其同情支持者的场所。
监禁政治犯的看守所，对任何执政政府来说，都是个要害之地。我的桀骜不驯的脾气，竟使我对进看守所后将碰到的际遇感到兴奋。一下子，我竟忘记了自己身处的险境。
吉普车继续沿着车道往前驶去，又通过一道铁门，开过驻监狱军队的营房，在一个院子的主楼前刹住。车内两个男子车进去了，一个女看所，头上戴着一顶镶有红色国徽的制服帽，将我带进一间空房。另有一个穿制服的女人已等在那里。，她把门关上，打开我的手铐说："把衣服脱掉!"
我把衣服脱掉放在桌上。那是室内唯一的一样陈设。两个，女人全面彻底地搜查了我的衣服，在我的裤袋里，她们搜到一只装有四百元人民币的信封，那是我准备给花匠师傅的。
"你为什么随身带这么多钱？"其中一个看守问我。
"这是我准备给花匠师傅的。我等着他来拿，但他一直没有来。你们可否派人代我送去给他。"我说。
她们把衣服都还给我，唯狱扣下了乳罩。因为左派分子认为它是代表西方腐朽因素。待我把衣服穿好后，那女看守又押解着我走过一条灯光昏暗的狭窄过道，走进另一个房问。
一个外表神态颇像北方乡下人的男人，坐在一张账台模样的高台后面。天花板上，一只光秃秃的灯泡在我们头顶上不住地摇晃着。那女看守指着离木台不远的一把椅子令我坐下。她把装有四百元钱的信封搁在桌子上，俯身对那人轻声交代了几句。那男人抬头看看我，出乎意料之外，他倒挺和气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一住址等后，将它们一一登记在一本簿子上。他一笔一划写得很慢，很笨拙，似乎不习惯拿笔杆子，他无疑不过只有识字的水平。这并不奇怪，因为极左分子分配工作和用人，只要求政治上可靠，根本不考虑其受教育的程度。
那人登记完毕后，对我说："你到这里后，就不能用你自己的名字，只能用编号。对看守也不能用自己名字，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
这时，一个年轻人手持照相机和闪光灯进来了。他对我说："站起来！"然后就从各个角度给我照了好几张相，完事后，就趾高气扬地走了。我重新坐下来，希望他们快些把手续办好，因为我实在太累了。
木台后面那人显出一副令人厌烦的腔调慢吞吞地对我说："你的号码是一八o六。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八o六，记住啦？"
我又点点头。
这时，那女看守指指墙上贴着的一张布告对我说："放声读一遍。"
那是张监狱守则。第一是所有犯人必得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第二是必须全面彻底交代罪行，同时还要揭发他人的罪行。第三是同室犯人如有违犯监狱守则的要立即向看守汇报。其他的都是有关进餐、洗衣及其他一些日常生活守则。
读完之后，那女看守说："记住这些守则，并要严格遵守。"
那男人又把我的大拇指往红色印泥里按了一下，就在登记簿上打了个手印。打好后我向那人要了张纸擦拭一下拇指。
"快点！"那女看守有些不耐烦了，在门口大声叫着。不过那男人心肠倒还不错，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废纸递给我。我匆匆地擦擦手，就跟着那女看守离开了。
他们把我送入第一看守所显得十分轻率，毫不介意似的。那坐在账台漪的男人和女看守，都把这事作为例行公事来办。在他们看来，我进看守所是小事一桩，很是正常的。但对我来说，跨入监狱的大门，则是我生命另一章的开始。在这个阶段，我为了争取生存，为了进行正义的抗争，令我的精神更坚强，政治更趋成熟。我可以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来静静回顾我的以往，及一九四九年后所发生的一切。这也令我对我本人及我所置身的环境，有了更深刻的领悟。虽然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夜晚，我被逮进看守所时，未来已是不堪设想，但我却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我相信公正的上帝，我坚信他能带我脱离地狱的。
我跟着女看守出去了。室外黑沉沉的，地面凸凹不平，空气倒十分洁净。沿着主楼经过一扇油漆剥落了的红色大门，借着惨淡的灯光我们走进一个小院落。里面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那就是女牢。
在入口处一个小房间里，一个女看守正在打着呵欠。那把我带进去的女看守什么也没说，就把我交给她了。
"跟我来！"她睡眼惺忪地将我带进一条两侧都是牢房的夹弄里，牢门上垂着硕大沉重的铁锁。这夹弄给我的第一印象，令我终身也忘不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经常会梦见在那惨然的灯光下，长长两列垂着大铁锁的监房。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这里面所尝到的苦难和孤寂。
当我们走到甬道尽头时，那看守打开了靠左边一间空着的囚房。
"进来！"她说："你随身没带其他东西了？"
我摇摇头。
"我们明天会通知你家属把需要的衣物送进来的。现在你睡觉吧！"
我问她可否上厕所。她手指囚房左角一只水泥马桶说："我借你几张手纸。"
她把门栓用力推上，上了铁锁，就走了，空寂沉闷的脚步声在甬道里消失了。
我引颈四顾，感到十分骇然。天花板上爬满了蜘蛛网。原先应是白色的墙壁，因年久失修，已泛黄了，还布满了黑色盼裂缝。一只光秃秃的小灯泡上也蒙着一层尘埃。满目疮痍的水泥地上，四处都能见到斑斑污迹。室内充满着一股触鼻的霉气。我急着想打开那扇仅有的小窗，窗闩也是一片锈迹。由于我个子太矮，必须踮起脚才能攀到。我捏着窗勾子猛力推开窗户，尘埃和脱剥下的油漆，就像雨点似掉下来。室内仅有的家具，是用三块粗糙的狭木板搭成的三张床铺，一张紧贴墙面，还有两块叠在一起。我有生以来，从未接触过，也没想象过，世上竟会有这么一个简陋又肮脏的地方。
那看守又回转来了，从囚门的小方窗口递给我几张粗劣的手纸，说；"给你手纸，你自己买到后必须如数还给国家。现在你可以睡了。睡觉时必须面朝囚门，这是规矩。"
我实在不敢去碰那张蒙满灰尘的床。但我双腿实在酸疼薄很，只得把床板移开墙而一点，用手纸擦拭一下铺板。但那尘垢积成那么厚厚的一层，根本只能拂掉一些浮尘。我硬着头皮躺下闭上眼睛。但那天花板上的电灯就垂在我头顶上，灯光虽然是昏然惨淡的，却也刺得我眼睛很不舒服。我想把它关掉，但环顾四周，却找不到开关。
"请你过来一下。"我用手敲敲门叫着看守。
"安静点，安静点。"那看守急急地过来推开门上的小窗。
"我找不到电灯开关。"我告诉她。
"这里晚上不熄灯。以后你有事找看守就说'报告'，不要敲门。现在别废话了。"
"你能给我一把扫帚让我打扫一下这里吗？太脏了。"我向她要求着。
"别神经了。现在已是半夜两点啦，快睡觉！"她把小门"啪"一下关上，但并没走开，她在窥孔里看我是否顺从了。
我重新在床上躺下，把脸转向墙壁，如是可以不至让灯光刺着我双目。我合上眼睛，那肮脏厌人的墙壁便不在我视野之内了，但我仍呼吸着周围那股触鼻的霉气。远处，时隐时显地传来马路上断断续续的哄闹声，虽说此刻，它们已构不成对我的威胁了，但我却放心不下女儿。希望我进了拘留所后，能减少一些对她的压力，不会再强迫她来揭发我。假若真能这样，她还能成为革命群众之一员的话，那我就放心了。
蓦地一群饥饿的蚊子向我袭来。我举臂挥赶它们，但它们赶也赶不走，把我叮得好苦好苦，我浑身都给咬起小疙瘩，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天亮以前，灯熄了。黑暗中，那种肮脏和丑陋反倒消隐了，我幻想着，自己还是躺在另外一个环境之中。瞬间，我觉得"自我"得到一种解脱，这令我感到十分安慰，好像给松开了一道绳索。但这只是一种稍纵即逝的享受，很快，天边透出一片灰白，而后就转成一抹光亮，接着，日光开始射入囚室，那番丑陋又被摄入我眼帘之中。但不管怎么说，在我被关押在这里的几年里，从熄灯到黎明前这段短促的光阴，永远是我那已失却的自尊苏醒的一刻，也是仅有的摆脱监视而获得瞬间可贵自由的一刻。
甬道里的脚步声由远而近。"起来，起来了。"还是那看守，在各个囚房门口喝叫着。接着，整幢楼都开始有人在走动了。我楼上也有人在絮絮低语，四处走动。
门上的小窗又被打开了，一个年轻女人，将一把水壶嘴对着小窗眼叫着："水来了。"
我告诉她我没装水的脸盆，她就把水壶拿开了。然后她将苍白的小脸贴着小窗口打量着我。当我俩目光相触时，她对我微微一笑。几天之后，我看见她上衣缝着块小白布，白布上注明她是在这里劳动改造的犯人。打那以后我们再相遇时，大家便相视一笑，以示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慨，我们都是政治犯。这种默默的交流及她苍白的脸上那一抹隐隐的微笑，给我在看守所中的生涯带来奠大的安慰。后来我就再没见到她，可能她已刑满释放了。这让我一直郁郁不乐，若有所失，好几天都打不起精神。
那门上的小窗洞又开启了，一只长方形的铝质饭盒搁在那儿，一个女人不耐烦地催着："过来过来！"
我将饭盒收下，她关照着："以后吃饭时就候在门口。"她又递给我一副毛竹筷，那筷子湿漉漉的，细细的，估量使用时间，已十分悠久了。
那只有个瘪凹的饭盒内，装着四分之三的半冷不热的泡饭，上面搁着儿根腌菜。我用手纸将饭盒四周擦拭了一下，勉强喝了一日。那泡饭里有一股冲鼻的焦糊气，腌菜发苦，伙食比我预料的坏坏多了。但我还是尽力将大半送入肚里。当那女人又把小窗启开时，我把饭盒和筷子都递还给她。
不久，另一个女看守过来责问道："你为何不把泡饭里的米粒也吃下去'?"
"我已吃了一些。请问我能见一下这里的负责人吗？"我问。
"急什么！你才刚来，那些审判员准备好后，自然会找你的。目前，你只需考虑自己的罪行。在他们来找你时，你必须彻彻底底交代清楚，以示你真心愿意接受改造，争取宽大处理。假若你能揭发他人，还可以将功赎罪。"
"我并未犯罪。"我强调自己的无罪。
"你们这批家伙，初来之时总是这么说。这是最傻的态度。你想想看，上海有那么多人，为何别人不进来，独独你却进来了？那你肯定是有罪了。"
看来与她也没什么可辩的。听她那口气，我似将在这里呆一阵了。这么脏的囚室，实在是无法置身的。要是我必得在这里作长期耽下去的准备，那就得设法先打扫一下。此外，我总觉得，体力劳动可以缓冲一下刺激过度的神经，我正为思念女儿而万箭钻心。所以，我就向看守要求借把扫帚打扫一下囚室。
"你们只能在周日才能借扫帚。但因为你刚来，我可以借给你。"
没几分钟，她拿来一把已使用了多年的破扫帚，从窗洞里塞进来。我将床铺代替扶梯，在囚室里拉未拖去地，就着它把天花板上的蛛网都拂掉，掸得尘埃四飞。这时，门上的小窗又打开了，递进来一张小纸片，一个男看守站在外面。
"你昨夜带来的钱，给你存在银行里了。这是收据。你可以用这笔钱买些日常生活品，如手纸、肥皂、毛巾等。"他说。
"这正是我十分需要的。我能买一些吗？"我问道。
"可以。"那男看守说。
"我要买只脸盆，两只搪瓷茶缸（一只用以吃饭，一只喝水）、针线、肥皂、毛巾牙刷，对了，还要一支牙膏。还要一些手纸。我能买些冷霜吗？"
"不行，你只能买生活必需品。"
很快，他就买来了上面印有两朵大玫瑰的面盆，六条彩色毛巾，一叠手纸，六块洗衣皂，两只有盖搪瓷茶缸，一把牙刷，一支牙膏和两卷粗线团。他还告诫我，犯人是不准在囚室里藏针的。但可以在周日时，向看守借用。
那看守打开牢门，将脸盆等一一交给我，门还未关上，另一个女看守送来了抄家时留剩的衣物和被褥。还有四本毛选和红色语录本。我在收条上签了字，那两个看守便把门锁上走了。
我把东西一一仔细翻查了一下，希望能发现我女儿留给我的纸条。但我很失望，什么也没找到。我呆呆地在床沿坐下，一股凄恻的伤感淹没了我。我默默为了她作了祈祷。过一阵后，我情绪渐渐平静下来了，我决定继续打扫这间脏囚室。因此，我想向看守要些水。
"报告。"我走到门口大声一叫。
另一个女看守过来打开那扇小门，厉声说："不许高声喧哗！你要什么？"
我一听那声气，就知道无论向她要求什么，都会碰钉子的。为了能顺利达到目的，我迅速地背了一节语录："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可耻。"
她一声不吭地走了。还是那个正在改造的脸色苍白的女孩，给我送来许多清水，足够灌满我那新置的面盆和家里给送来的那只脸盆。我首先将床板彻底清洗了一下，随后站在叠起的被褥上，将布满尘埃的窗玻璃擦净。这样阳光就能透过玻璃照射入室了。在我把那水泥便桶也洗净之后，还有多余的水给自己擦拭一下身子，且把衬衣都洗涤干净了。当热开水送来后，我已坐在整理干净的木板床上，开始舒舒服服地享用它了。对我来说，白开水的滋味从未这般可口过。
中午吃的是米饭和一些白水煮青菜。我将一些饭粒当浆糊之用，把手纸贴在沿床的墙面上，如是我睡觉时，被褥便不会被墙上的尘土碰脏了，可以在感觉上好受一点。一会看守过来了，令我在囚室里做操。我说："我把扫帚还你吧。"
她打开小窗接过扫帚，便看到我糊在墙上的手纸。
"随便变更囚房的环境，是违犯纪律的。"她说。我没答理她。只是在心里盘算着，假如她一定要我把手纸撕去，藐该怎样应付她。但她接过扫帚把小窗关上走了。一忽儿后，楼上又传来她逐个挨次催着每间囚室："做操了！做操了！"
楼上发出多人来回走动的声响。过后操练结束了，那看守令大家坐下。只听得"扑咚"坐下的声响。我由此断定，楼上的集体牢房里，根本没有床铺，犯人们都席地而坐席地而躺的。我与隔壁囚房的墙壁很厚，因此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但楼上犯人的说话声，倒可以听得相当清晰。因此每逢四周没有看守时，我就拚命使劲听着楼上发出的声响和她们的窃窃私语，如是多多少少可减轻一些我的寂寞感和孤独感。
正常生活中令人感觉愉快的，如色调、造型的对照，各种声响的协调等等，在监狱里是绝对不存在的。整日价目光所触到的，就是四面丑陋不堪的陡壁和令人沮丧的灰制服。除了看守那冷酷漠然的言语来打破那死沉沉的寂静外，再也听不到其他的声响了。
在囚室里，我常发现，自己可以对着窗长时期地痴坐着发楞。有时，我可以望着铁窗栏里注入的一束阳光一连坐上几小时。那抹阳光和拂入的新鲜空气维持着我的生命力。那扇铁窗，也是我仅能借以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常常我的身体坐在囚室内，但我的思绪，已通过那扇小窗，飞向自由天地之中了。那段铁窗生涯留给我最深刻的回忆，是我是如何观看着铁窗栏杆投在水泥地上的影子，影子缓缓地移动着，那缓缓移动着的影子让我感受到，时光正在一分一秒地消逝。就这样，今天盼明天，今年盼来年，有时则是这餐盼下餐，也有这次提审盼下次提审。盼来盼去，就盼着有一天，我们国家能生出新的力量来抵制造反派的势力。
白天过去了，又亮起了灯。晚上，我又吃了些米饭和青菜。值班的看守换了一个。她给我送来一张报纸。她将脸贴在一小窗洞上大声责问着；"你在囚室里做了些什么？"
"我按毛主席对卫生的有关指示办事，把房间清理了一下。"我回答道。
"要是你真能按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话，你也不会被关进来了！"她大声对我吼道，"毛主席有没有叫你犯罪？"
"我从未犯过罪，是他们弄错了。经过实事求是调查后，问题会弄清楚的。"我说。
"我看你的口才倒蛮好。你想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带进牢房里来吗？我警告你少想想怎么过得舒服点，多考虑考虑你自己的罪行，把问题看得严重些，当你被提审时，必须作全面彻底的交代，以争取宽大处理。"说着不待我回答，就把窗"啪"一下关上了。
这一套坦白从宽的套话，我已听得生厌了。我想对一个真正的罪犯，施之以"坦白从宽"教育是完全正确的。但我没犯罪。对一个根本没罪行的人却反要他认罪，那实在令人恼怒。
我拿起报纸，就着昏暗的灯光阅读起来。跟中国一切报纸一样，上海的《解放日报》，也是由政府出资经办和控制的。该报的编辑人员也是由党的宣传部派任的；在中国，报纸，包括监狱，是用作教育人民的工具的。
长期来，中国老百姓已学会了读报的唯一方法就是，细细领会它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他们除了注意公开的新闻外，也注意被封查的新闻。事实上，在中国，真正的新闻并不来自报纸，而来自民间传播的政治杂谈。老百姓常以含蓄的语言或各种手势来进行不指名道姓的交谈，称之为"小道新闻"，意思这新闻不是公开来自政府方面的，在共产党解放中国之前，他们的地下党组织也曾利用这种"小道新闻"，有力地破坏了中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现在，他们自己也尝到这个滋味了。老百姓不相信官方的新闻报导，认为从那里得不到真实的新闻。自然，他们就会相信来自民问的各种政治杂谈了。
在看守所里，《解放日报》是我了解监外世界的唯一渠道。我阅读得很仔细，有时为了跟上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及对当时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化的评价，我将每条新闻都细细读上两遍。从各条新闻的披露内容，到重要社论的标题，乃至"编按"所说的话语，还有当时所选登的毛泽东语录，我都能揣摸出什么是极左分子所力图要贯彻的，或什么又是尚不能实行的。但归根结蒂，我对党内斗争的内幕的全面了解，还是在我从监狱释放之后。出狱之后，我收集到一大批未经审查就出版了的红卫兵的宣传品。另外，我还从一些当年参加过革命行动的青年之中，了解到一些内幕。
到了星期天，我向看守借了针线，将两块新买来的毛巾缝起来，给水泥马桶做了个垫子。又将手纸垫起来缝好，给我贮存水的脸盆做好一只盖子。再用手帕剪裁了一块遮眼罩，以便晚上入睡时不再受电灯光的干扰。在我向他们借用剪子时，那看守就一直守在小窗口监视着我，待我用完后，她就立即收回去了。我做了几件实打实的改善自己生活境况的具体事宜，这可令我自己过得舒坦点。我认为缝纫特别可以放松情绪。
一连又过去几天，每天我都要求见见审问员，但总是毫无结果。在一个明媚晴好的早晨，犯人们都获准去室外活动。看守们依次对每个牢房叫唤着："放风啦。"
我渴望着阳光和新鲜空气，听到这一声，便把手中的《毛选》一搁，跳起来冲到门边站好。但等了好久才轮到我。原来在第一看守所有这个规定，各囚室里的犯人是不能互相见面的。因此我只有在隔壁牢房的犯人走过去拐弯了，直至见不到她们身影时，才被准许走出牢房，出去放风。一路上，甬道两侧布满看守，监视并押递着她们进入操场。
我放风的场地不小，只是满眼荒芜，看来无人整理。围墙上的石灰都已剥脱了，裸露出里面的砖石。地上满是秽泥砂砾。墙隅长着一簇杂草，细细一看，竟发现一株纤细的茎杆顶端，绽开着一朵粉红色的小花。花蕾四周镶着五片比花籽大不了多少的花瓣。这棵小草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傲然伫立在污泥与砂砾之间，似乎有心要给这死气沉沉的监狱，标上一个生命的象征。我凝视着这朵极绚丽的小花，只觉得内心一阵怡然安慰。
"沿着四堵墙走！不准东张西望，不准擅自停下！"一个看守，，站在操场的看台上高声喝叫着。看台上筑有两个岗亭，一个是敞开的，另一个围着玻璃。那天风和日丽，因此看守们，都站在那敞开的岗亭里监视着犯人。
我开始在这片杂草地里兜着圈子，渐渐只觉得心旷神恰，胸襟开朗。秋的气息，清凉高爽，阳光拂在脸膛上，暖融融的。监狱里的日子，真可谓度日如年，但唯有在室外放风那段时光，不属此例。因此即使寒冬腊月，自感饥寒交迫，但仍觉得室外活动的片刻是最最宝贵的。
回囚室时，递押我的看守一下摸不准我牢门的钥匙。在他试着将一把把钥匙插进钥孔时，我乘机又要求见审问员。
"我在这里已呆了好长时间了，我能见见审问员吗？"我问他。
"好长时间了？"他直起身子转过身来，"你在胡说些什么？我知道你来了还不到一个月。一个月算什么长？这里有许多人，都关了好几年还没解决呢。你怎么这样缺乏耐心？你老吵着要见审问员，你见了他又准备对他说些什么呢？你准备好怎样彻底全面交代自己的罪行了吗？"
"我要求审问员进行全面调查，澄清事实。"
"澄清事实？"这下他真的有点觉得莫名其妙了，"什么事实？"
"把我关到这里的误会。"我说。
"你进来，是因为你对人民政府犯下了罪行，根本不存在误会不误会的事。别瞎三话四了。"
"我出生出世，从未犯过什么罪。"我坚定地说。
"你没有犯过罪，怎么会把你关进来的？你进来就说明你是有罪的。"
他这种逻辑推理让我毛骨悚然。他这一论点是从党和政府绝对正确的定理中推论出来的。但我不能与他辩论，因为我不愿得罪党和政府。因此我只能说："老实说，我从未犯过罪，肯定是你们弄错了。"
"可能你自己做过什么事却忘记了。一般犯人，是需经过审问员的帮助和启发，才会交代问题的。"
"我想假如我犯了罪，一定是忘记不了的。"我跟他说。我回忆着过去听说过的许多诉讼案例，当犯人在作交代时，审问员提供他许多需要服罪的材料。最后，法庭把这些罪行一一记录下来，再栽在那犯人身上，把矛头对准那犯人。
"可能当时你没意识到自己在犯罪，也可能你现在头脑还未清醒过来。"那看守说着，口气倒挺诚恳的。
有无可能我自己认为是清白无辜，而在别人眼中，却是反党反政府的罪行呢？虽说我向来做事小心谨慎，一贯循规蹈矩，紧跟政府，认真学习各项有关政治经济的重要政策，但我却从未读过人民政府的刑法。我决定要即刻补上这一课。因此我就对那看守说："如此说来，我倒想借几本有关法律的书籍，来对照一下我是否真的在无意中触犯了法律。你是否可以借几本法律书给我？"
"什么法律书？你那套倒真像那些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作所为。你想把法律、规章等条条框框都搬出来？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不讲这一套。"他很冒火，好像我说他有法律书是对他的污蔑。
"如果没有法律，那根据什么来定罪呢?如何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呢？"
"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他的指示就是我们判罪的标准。假若他划定某一类人是有罪的，而你是属于这类人的话，你就有罪了。这比根据法律来办事要简单多了。"他说。
在他看来，以毛泽东的指示来轻易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最正确，最合乎逻辑了。而毛主席指示又是时时在变动的，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和特点，毛泽东有权对自己指示进行修改。有些指示的内容，又是含糊不清，这使基层干部无法结合实际情况去贯彻执行。把毛泽东的指示作为绝对正确的真理，也是对他个人崇拜的一个部分。要是那个看守人员本人也深受迫害，我可不知道他对这一切又会怎样想了。
他又将我锁进囚室了。我坐下来开始认真地学习毛泽东著作，我要从他的著作里寻找出迫害我的理论根据。同时，我也想利用他的理论来反驳指控我的人。我认定，我必得学会毛泽东的语言来说话，并要求自己在受审时，能滔滔不绝、稔熟地引据毛泽东的话语。
一天又一天，几个星期过去了。长期的囚禁生涯令我情绪越来越低落消沉。我希望能得到一些有关女儿的消息，我是那样地惦着她，时时为她担忧。每当我胸口发闷时，呼吸也会感到窒息。好几次，在胃部鼓胀起一块什么东西，连吞咽都困难。
监狱墙外，文化革命似乎还在往纵深推进。临近一所中学的高音喇叭，整天在吼叫着，不是播放革命歌曲就是声讨揭发本市的高级领导及著名学者的罪行。当风向对着我们监狱这边吹来时，我便聚精会神地细细捕捉着这些广播，希望能听到任何点滴消息。在阴幽的牢房里，我每天花好几个钟头来阅读《毛选》。从早至晚，直到那幽暗的灯光令我无法再看清书上的字为止。
一天午后，我又在潜心阅读，直到双目觉得视线模糊，无法辨清书上的字句时，我就往窗外眺望着。这时，一只小蜘蛛从锈迹斑驳的窗栏杆上爬了上来。那虫小得可爱，就如豌豆那么点大，假若窗下端那用来遮障视线的木板没有被漆成黑色，我还看不到它呢。它慢慢地爬到铁栏杆的顶部。这对这么个小生物来说，已是一段不短的路途了。在栏杆顶部，它则沿着自己身子尾端吐出的一根游丝冉冉飘降，随后它一蹦一晃地，就把那根游丝的尾端，系拴在另一根铁杆上。接着，它就沿着那根颤颤的游丝又回到原先的起点。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又往另一端甩出一根游丝，随后它又摇晃着慢慢爬行过去。这小生物的工程，几乎把我给迷住了。它对自己的工作似很是稔熟，它作出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毫不迟疑，稳扎稳打，不慌不忙。它对自己正在着手做的一切很有把握，很有信心。当它把四周的框架都搭好后，便开始织网了。那张网编结得非常美丽，真可谓美仑美奂，各根丝线之间的排列，都是均匀相对的。当它的编结工作完成后，它便爬到正中央安居下来了。
我有如目睹了一位技艺超众的艺术家，在进行一项建筑工艺，这令我生出许多联想。是谁教会蜘蛛这样按部就班地织网的？这种技能是否通过进化而来？还是上帝创造了蜘蛛，并赋予它具有织网的本能，从而令它借此得以觅食生存，一代一代连绵不绝？这小生物的脑部体积有多大？它结网的技能仅仅只是出于一种本能，还是通过学习训练而积累的经验？或许有一天，我要去请教一位昆虫学家，但眼前我仅以此作为我能肉跟目睹的一种极其美好而又令人振奋的现象。不论是否上帝创造了蜘蛛，但我感谢上帝令我亲眼目睹了刚才蜘蛛的活动，这是一幕显示生命奇迹的见证。它帮助我"看见"上帝在支配天地间的一切。我对造反派不再感到那么可怖了，我重又树立起希望和信心。
我的囚室面朝西南方向，只有在太阳西沉之前那短暂的时刻，斜阳的光束才能投射到那张新结的蛛网上，折射出缕缕绚丽多彩的光闪。我不敢靠近窗口，生怕会将那小蜘蛛惊跑了。我稍稍远离着观察着它，不久我发现，它并不仅仅是坐在那里等着小飞虫上门来充当点心，而是随时保持着高度警觉。每当蛛网一角被微风撕破时，它就立即过去把它修织好。有时，得将整张蛛网重新编结。
目睹了小蜘蛛所做的并熟知了它的习性之后，我对它生出了感情。每天清晨第一件事及晚上临睡前最后一件事，都要去看看那只小蜘蛛。看见它还在原处安然无恙，我就觉得内心十分平安。那小小的蜘蛛成了我的小伙伴。它虽然是那么微小，也不能对我的感情作出任何回馈，但在我四周增加了一个有生命的小东西，这令我在被隔离后而生出消沉阴霾的心绪得到了一抹安慰。
十一月很快就来临了，西北风刮起来了，再加上见天下雨，气温渐渐下降了。为了不惊动那蜘蛛，我都不敢把窗关上，生怕这样会把它挤出窗外。它继续不住地修补着被风扯毁的网，还耐心织了几个新网。但是，有一天早上我起身时，发现它不在了。它留下的网也被扯碎了。我感到十分难过，但我仍旧把窗开启着，希望它能再回来。后来我偶然一抬头，看到我那小伙伴，正笃悠悠地躲在天花板一角的一张新结成的网里。我立即把窗关闭上，内心一阵高兴。因为我那小伙伴没有把我抛弃。
十一月下旬一个清晨，当我醒来时，只觉得全身发冷再加头痛，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觉得很不好受。我坐在床沿思量着，是否可以向她们要些药片。早上，我把她们送来的泡饭全部吃光，希望能借此暖和一下身体。但到了中午，我实在吃不下米饭和青菜。我原封不动地把饭菜退还给她们。整整一个下午，值班的看守不停地从门上的窥孔里来窥探我，但并不问及什么。直到晚上，突然门上的小窗"啪"一下打开了，她对我说："你哭了！"
"噢，没有"，我说，"我感冒了。"
"你哭了。你因为过不惯这里的生活而哭了。你觉得这里挺难挨吧?我们一直在密切地注意着你，你想尽力把生活环境改善一下。你哭也是因为你惦着女儿，要想知道一下她的近况。"那看守说。
"没有，真的没有。我只是感冒了。能给我一片阿斯匹灵吗？"
"阿斯匹灵对你并不灵，是你自个脑袋瓜在作怪。想想你现在的处境，还是端正一下态度，彻底悔改吧。"她说。
整个晚上，我都脸背门坐着，极力克制着打喷嚏，擦眼睛，晚饭我只吃了一点点，把其余剩下的都倒入马桶里冲掉。即使这样，香守们还是强调我哭，是因为过不了狱中的苦日子。他们也就抓住这点作为我思想的突破口，次日，就开始对我进行审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