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说,一个夏天接着一个夏天,其实过得也很快。我知道,天气开始愈来愈热时,我就会碰到若干新的情况。我的案子定在重罪法庭最后一轮中审理,这一轮将于六月底结束。开庭进行公开辩论时,外面的太阳正如火如荼。我的律师向我保证,审讯不会超过两三天。他补充说:“再说,到那时,法庭会忙得不可开交,因为您的案子并不是那一轮中最要紧的一桩。在您之后,紧接着就要审一桩弒父案。”

早晨七点半钟,执法人员来提我,囚车把我送到法院。两名法警把我带进一间阴凉的小房间,我们坐在一扇门旁候着,隔着门,可以听到一片谈话声、叫唤声、挪动椅子声,吵吵嚷嚷的,使我觉得像本区那些节日群众聚会、音乐演奏完之后,人们就一哄而上,清理场地,准备跳舞。法警告诉我得等一会儿才开庭,其中的一人递给我一支烟,我谢绝了。不一会儿,他问我是不是“心里害怕”。我回答说不。我甚至说,在某种意义上,我倒挺有兴趣见识见识如何打官司,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打官司呢。另一个法警接我的话茬说:“这倒也是。不过,见多了就累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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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房间里一个小电铃响了。他们给我摘下手铐,打开大门,带我走到被告席上。整个大厅,人群爆满。尽管窗口挂着遮帘,阳光仍从一些缝隙透射进来,大厅里的空气已经很闷热了。窗户仍然都关着。我坐下来,两名法警一左一右看守着我。这时,我才看清我面前有一排面孔,他们都盯着我,我明白了,这些人都是陪审员,但我说不清这些面孔彼此之间有何区别。我只是觉得自己似乎是在电车上,对面座位上有一排不认识的乘客,他们审视着新上车的人,想在他们身上发现有什么可笑之处。我马上意识到我这种联想很荒唐,因为我面前这些人不是在找可笑之处,而是在找罪行。不过,两者的区别也并不大,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

在这个门窗紧闭的大厅里拥挤着这么多人,这真有点使我头昏脑涨。我朝法庭上望了望,没有看清楚任何一张面孔。我现在认为,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料想到,整个大厅的人挤来挤去,全是为了来瞧我这个人的。平时,世人都没有注意到我。来到法庭上,我总算明白了,我就是眼前这一片骚动的起因。我对法警表示惊讶说:“这么多人!”他回答我说这是报纸炒作的结果。他给我指出坐在陪审员席位下一张桌子旁边的一伙人,说:“他们就在那儿。”我问:“谁?”他说:“报社的人呀!”他认识其中的一个记者,那人也瞧见了他,并向我们走来。此人年纪不轻,样子和善,长着一副滑稽的面孔。他很热情地跟法警握了握手。这时,我注意到大家都在见面问好,打招呼,进行交谈,就像在俱乐部有幸碰见同一个圈子里的熟人那样兴高采烈。我也就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受,觉得我这个人纯系多余,有点像个冒失闯入的家伙。但是,那个记者却笑眯眯跟我说话了,他希望我一切顺利。我向他道了声谢谢,他又说:

“您知道,我们把您的案子渲染得有点儿过头了。夏天,这是报纸的淡季。只有您的案子与那桩弑父案还有点儿可说的。”

接着,他指给我看,在他刚离开的那一堆人中,有一个矮个子,那人像一只肥胖的银鼠,戴着一副黑边的大眼镜。他告诉我,此人是巴黎一家报社的特派记者,他说:

“不过,他不是专为您而来的,因为他来报道那桩弑父案,报社就要他把您的案子也一起捎带上。”

说到这里,我又差点儿要向他道谢了。但一想,这不免会显得很可笑。他亲切地向我摆了摆手,就离去了。接着,我们又等候了几分钟。

我的律师到场了,他穿着法院的袍子,由好几个同事簇拥着。他向那些记者走去,跟他们握手,互相打趣说笑,都显得如鱼得水,轻松自在,直到法庭上响起铃声为止。于是,大家各就各位。我的律师走到我跟前,握了握我的手,嘱咐我回答问题要简短,不要主动发言,剩下的事则由他来代劳。

在左边,我听见椅子往后挪动的声音,我看见一个细高身材的男人,身披红色的法袍,戴着夹鼻眼镜,仔细地理了理法袍坐了下来。此人就是检察官。执达员宣布开庭。与此同时,两个大电扇开动起来,发出嗡嗡的声响。三个审判员,两个穿黑衣,一个穿红衣,夹着卷宗进了大厅,快步向俯视着全场的审判台走去。穿红衣的庭长坐在居中的高椅上,把他那顶直筒无边的高帽放在面前,用手帕拭了拭自己小小的秃头,宣布审讯开始。

记者们已经手中握笔,他们的表情都冷漠超然,还带点嘲讽的样子。但是,他们之中有一个特别年轻的,穿一身灰色法兰绒衣服,系一根蓝色领带,把笔放在自己面前,眼睛一直盯着我。在他那张有点不匀称的脸上,我只注意到那双清澈明净的眼睛,它们专注地审视着我,神情难以捉摸。而我也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好像是我自己在观察我自己。也许是因为这一点,也因为我不懂法庭上的程序,我对后来进行的一切都没有怎么搞清楚,例如,陪审员抽签,庭长向律师提问,向检察官、向陪审团提问(每次提问的时候,陪审员的脑袋都同时转向法官席),然后是很快地念起诉书,我只听清楚了其中的地名与人名,然后,又是向律师提问。

这时,庭长宣布传讯证人。执达员念了一些引起我注意的名字,从那一大片混混沌沌的人群中,我看见证人们一个个站起来,从旁门走出去,他们是养老院的院长与门房、多玛·贝雷兹老头、雷蒙、马松、沙拉玛诺,还有玛丽。玛丽向我轻轻做了一个表示焦虑的手势。我还在纳闷儿怎么没有早些看见他们。最后,念到塞莱斯特的名字,他也跟着站起来了。在他身边,我认出了在饭店见过的那个身材矮小的女人,她仍穿着那件夹克衫,一副一丝不苟、坚决果敢的神气。她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但我来不及考虑什么,因为庭长开始发言了。他说双方的辩论就要开始了,他相信用不着再要求听众保持安静。他声称,他的职责是引导辩论进行得公平合理,以客观的精神来审视这个案件,陪审团的判决亦将根据公正的精神作出,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他将坚决排除对法庭秩序的任何干扰,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干扰。

大厅里越来越闷热,我看见好些在场者都在用报纸给自己扇风。这样,就造成了一阵持续不断的纸张哗啦哗啦声。庭长做了一个手势,执达员很快就拿来三把稻草编织的扇子,三位法官立刻就扇将起来了。

对我的审问开始了。庭长语气平和地向我发问,甚至我觉得他带有一丝亲切感。虽然我不厌其烦,但他还是先要我自报身份、籍贯、年龄。我自己一想,这也是自然而然、合情合理的,万一把某甲当做某乙来审一通,岂不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接着,庭长又开始复述了我所犯下的事情,每念三句就问我一声:“是这样的吗?”对此,我总是根据律师的嘱咐回答说:“是的,庭长先生。”这一个程序拖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庭长复述得很详细。在此过程中,记者们都在作笔录。我感到那个最年轻的记者与那个自动机器般的小个子女人,一直用眼光盯着我。像坐在电车板凳上的一排陪审员全都转身向着庭长,专心倾听。庭长咳嗽了一声,翻阅了一下卷宗,一边扇着扇子,一边转向我。

他说他现在要涉及几个表面上跟案子无关、但实际上是关系颇大的问题。我知道他也要谈妈妈的问题了,这时,我感到自己对此是厌烦透了。他问我,为什么要把妈妈送进养老院?我回答说,因为没有钱雇人照料她的生活起居。他又问我,就我个人而言,这样做是否使我心里难过?我回答说,不论是我妈妈还是我自己,并不期望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而且也不期望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什么,我们两人都已经习惯我们这种新式的生活。于是,庭长说他并不想强调这个问题,接着,他问检察官是否有其他的问题要向我提出。

检察官半转过身来,没有正眼瞧我,说如果庭长准许的话,他想知道我当时独自回到泉水那里,是否怀有杀死阿拉伯人的意图。我说:“没有。”他又说:“既然如此,那当事人为什么要带着武器,而且偏偏直奔这个地方呢?”我说纯属偶然。检察官着重强调了一句,语气阴森森的:“暂时就说这些。”接着,事情进行得有点凌乱,至少我有这种印象。经过一番私下磋商之后,庭长宣布休庭,听取证词则推迟到下午进行。

我没有时间做过多考虑,他们就把我带走,装进囚车,送回监狱吃午饭。这一切进行得匆匆忙忙,没有花什么时间。待我刚来得及感到很累的时候,他们又来提我上庭了。一切都又重来一遍,我被带进同样的大厅,面对着同样那些面孔。不同的是大厅里更加闷热了,就像发生了奇迹一样,每个法官、检察官、我的律师与一些记者,都手执一把草扇。那个年轻的记者与那个瘦小的女士也已在座,但这两人却不扇扇子,而是仍然一言不发地紧盯着我。

我擦了擦脸上的汗,直到我听见传唤养老院院长上庭作证时,我才稍微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场合与处境。检察官问他我的妈妈对我是否常有怨言,他说是的,但又补充说,经常埋怨自己的亲人,这差不多是养老院的老人普遍都有的怪癖。庭长要他明确指出妈妈是否对我把她送进养老院一事有怨言,院长也回答说是。但对这个问题,他没有作补充说明。接着,庭长又向他提出另一个问题,对此,他回答说,他对我在下葬那天的平静深感惊讶。然后,他又被问及他所说的平静是指什么,他看了看自己的鞋尖,说是指我不愿意看妈妈的遗容,我没有哭过一次,下葬之后立刻就走,没有在坟前默哀。他说,还有一件事使他感到惊讶,那就是殡仪馆的人告诉他,我不知道妈妈的具体岁数。说到这里,大厅里一时寂静无声,庭长要养老院院长确认所讲的就是我,院长没有听清楚这个问题,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说:“这就是法律。”接着,庭长又问检察官还有没有问题要问证人,检察官大声嚷道:“噢!没有了,这已经足够了。”他的声音如此响亮,他的目光如此扬扬得意,朝我一扫,使得我多年以来第一次产生了愚蠢的想哭的念头,因为我感到所有这些人是多么厌恶我。

庭长又问了陪审团与我的律师有没有问题要问,然后要养老院的门房上庭作证。门房也像其他人那样,履行了同样的程序。走过我面前时,他瞧了我一眼,就把目光移开了。他回答了向他提出的问题。他说我不想见妈妈的遗容,说我抽了烟、睡了觉、喝了牛奶咖啡。这时,我感到有某种东西激起了全大厅的愤怒,我第一次觉得我真正有罪。庭长要门房把喝牛奶咖啡与抽烟的经过再复述了一遍。检察官看了看我,眼睛里闪烁着嘲讽的目光。这时,我的律师问门房当时是否跟我一道抽烟来着。但检察官猛然站起来,激烈反对这个问题说:“在这里,究竟谁是罪犯?这种为了削弱证词的力量而不惜给证人抹黑的做法,究竟是什么做法?但这份证词是无可辩驳的,并不因抹黑伎俩而减色!”尽管如此,庭长仍然要门房回答上述问题。那老头儿难为情地说:“我知道当时我也不应该抽烟,但先生递给我一支,我不敢拒绝。”最后,他们问我有没有要补充的。我回答说:“没有,我只想说,证人没犯错,当时我的确递了一支烟给他。”这时,门房有点惊奇地看了看我,还带有一种感激的神情。他迟疑了一下,说牛奶咖啡是他请我喝的。对此,我的律师得意扬扬地叫了起来,说陪审团一定会重视这一点的。而检察官却在我们头上像雷鸣一样大声吼道:“是的,陪审员先生们会注意这一点,不过他们会认定,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完全可以送上一杯咖啡,但一个儿子面对着生他育他的那个人的遗体,就应该加以拒绝。”这时,门房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

轮到多玛·贝雷兹作证了,执法员一直把他扶到证人席上。贝雷兹说,他主要是认识我妈妈,跟我只见过一次面,就是下葬的那天。法官问他那天我有些什么表现,他回答说:“诸位都明白,我自己当时太难过了,所以,我什么都没有看见,难过的感情使我没有去注意。因为对我来说,那是天大的悲痛,我甚至都晕倒了。因此,我不可能去注意这位先生。”检察官问他,是不是至少看见了我哭。贝雷兹说没有看见。检查官于是说:“陪审团的诸位会重视这一点的。”但我的律师恼火了,他以一种我觉得是颇为夸张的语气问贝雷兹,他是否看见了我没有哭?贝雷兹回答说没有看见。这一问一答引起了哄堂大笑。我的律师一边挽起自己的一只衣袖,一边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就是这场审讯的形象,所有一切都是真的,但又没有任何东西是真的!”检察官板着脸,用铅笔在他的文件上戳戳点点那些标题。

审讯暂停了五分钟,这时,我的律师对我说,事情进行得再好不过。接着,法庭传唤塞莱斯特作证,他是由被告方提名出庭的,而被告方,就是我。塞莱斯特不时把目光投向我这一边,手里不停地摆弄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他穿着一身新衣服,那是他好几个星期天跟我一道去看赛马时穿的。但我现在记得他当时没有戴硬领,因为只有一颗铜纽扣扣住了他衬衫的领口。庭长问他我是不是他的顾客,他说:“是的,但也是一个朋友。”问及他对我的看法时,他回答说我是个男子汉;问及他此话是什么意思时,他回答说谁都知道此话的意思;问及他是否注意到我是一个封闭孤僻的人时,他只回答说我是个从不说废话的人。检察官问他我到他饭店吃饭,是否按时付款。塞莱斯特笑了,他说:“这是我与他之间的私事。”又问及他对我的罪行有什么看法时,他把两手放在栏杆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事先对此是有所准备的,他这样答道:“在我看来,这是一桩不幸事故。不幸事故,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它叫你无法预防。嗨!所以在我看来,这是一桩不幸事故。”他还要继续讲下去,但庭长对他说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谢谢他。这时,塞莱斯特待在那里,不知所措。他大声表示,他还要继续发言。庭长要求他讲得简短一些。他又重复了一遍,说这是个不幸事故。庭长打断他说:“是的,当然是不幸事故,但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审理这类不幸事故。我们向您表示感谢。”似乎他已竭尽了自己的心力,充分表现出了作为朋友的善意。塞莱斯特朝我转过身来,我觉得他眼里闪出泪光,嘴唇颤抖哆嗦,那样子好像在问我他还能尽些什么力。我呢,我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做任何表示,但我生平第一次产生了想要去拥抱一个男人的想法。庭长又一次请他离开作证席。塞莱斯特这才回到了旁听席上。在以下的审讯过程中,他就坐在那里,身子稍微前倾,两肘支在膝上,手里拿着巴拿马草帽,听着旁人作证。玛丽被带进来了。她戴着帽子,仍然是那么美,但我更喜欢她长发披肩。从我的位置上,我可以感觉得到她乳房轻轻地颤动,我又回想起了她那微微鼓出的下嘴唇。这时她好像很紧张。刚一上来,庭长就问她是从什么时候认识我的。她说是我们在一家公司里做事的时候认识的。庭长又问她跟我是什么关系,她说她是我的女友,对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她说她的确要和我结婚。正在翻阅卷宗的检察官这时突然问她何时与我发生肉体关系的,她说了那个日期。检察官以一种不动声色的神态指出,那似乎就是我妈妈下葬的第二天。接着,他带着明显的嘲讽意味说,他并不想在一个微妙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也很理解玛丽不便启齿,但是(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大为严厉起来),他认为自己的职责使他不得不超脱某些通常的礼节。于是,他要求玛丽把我们发生关系那天的经过讲述一遍。玛丽不愿意讲,但在检察官的坚持下,她讲了那天我们游泳、看电影与回到我住处的经过。检察官说,根据玛丽在预审中所提供的证词,他调查了那一天电影放映的节目,他要玛丽自己来说说那天我们看的是什么片子。玛丽的声音都变了,说那是费尔南德的一部片子。她话音一落,全场鸦雀无声。这时,检察官霍地站了起来,神态庄严,用手指着我,以一种我觉得很是激动的声调,咬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叫道:“陪审团的先生们,此人在自己母亲下葬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去开始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就去看滑稽电影、放声大笑,我用不着再向诸位说什么了。”他坐下,大厅里仍是鸦雀无声。但是,玛丽突然大哭起来,她说情况并不是这样,还有其他的情况。她刚才的话并不是她心里想的,而是人家逼她说的。她一直很了解我,我没有做过任何坏事。但是,执达员在庭长的示意下,立刻把她架了出去,审讯又继续进行。

接下去是听马松的证词。他宣称我是一个正直的人,“甚至要说,是个老实人。”但这时大厅里的人都不怎么听他的了。轮到沙拉玛诺作证,更没有多少人听了。他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关于我妈妈与我的问题,他回答说,我跟妈妈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这一点,我把她送进了养老院。“应该理解呀,应该理解呀!”他这样说。但没有人表示理解。他也被带走了。

再就是轮到雷蒙了,他是最后一个作证的。雷蒙向我轻轻做了个手势,一上来就说我是无辜的。但庭长立即宣称,法庭不要他下判断,而是要他提供事实,吩咐他先等法庭提问,然后再作回答。接着,首先要他讲清楚他与被杀者的关系。雷蒙趁这个机会说被杀者恨的是他,因为他羞辱了他的姐姐。庭长问他,被杀者是否没有原因对我有什么仇恨,雷蒙说我到海滩上完全是出于偶然。检察官问他,为什么最初酿成了这个事件的那封信是出自我手。雷蒙回答说,这也是出于偶然。检察官反驳说,在这个事件中,偶然性对人类良知的毁坏已经很多了。他想知道,当雷蒙羞辱他的情妇的时候,我没有去劝阻,这是否出于偶然;我为他到警察局去作证,这是否出于偶然;我在作证时所说的话完全是为了讨好人,这是否也出于偶然。最后,他问雷蒙靠什么生活,雷蒙回答说“当仓库管理员”。检察官朝着陪审团大声说,众所周知,此人所干的行当是给妓女拉皮条,而我则是他的同谋,他的朋友。这是一个最下流无耻的事件,由于有道德上的魔鬼在其中掺和而更加严重。这时。雷蒙要进行申辩,我的律师也表示抗议,但庭长要他们让检察官把话讲完。检察官说:“我要讲的话不多了,他是您的朋友吗?”他这样问雷蒙,雷蒙回答说:“是的,他是我的哥们儿。”检察官又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我看了看雷蒙,他仍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回答:“是的。”检察官于是转身向着陪审团,大声说:“还是这个人,他母亲死后的第二天,就去干最放荡无耻的勾当,为了了结一桩伤风败俗、卑鄙龌龊的纠纷,就随随便便去杀人。”

检察官坐下了。我的律师已经按捺不住,他举起胳臂,法袍的袖子因此滑落下来,露出里面上了浆的衬衣的褶痕,他大声嚷道:“说到底,究竟是在控告他埋了母亲,还是在控告他杀了一个人?”听众哄堂大笑。但检察官又站了起来,披了披自己的法袍,高声宣称,只有您这位可敬的辩护律师如此天真无邪,才能对这两件事之间深层次的、震撼人心的、本质的关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他声嘶力竭地喊道:“是的,我控告这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一声宣判,显然对全体听众起了很大的影响。我的律师耸了耸肩,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看来他本人也颇受震撼,这时我感到我的事情不妙了。

审讯完毕。出了法庭上囚车的一刹那间,我又闻到了夏季傍晚的气息,见到了这个时分的色彩。我在向前滚动的昏暗的囚车里,好像是在疲倦的深渊里一样,一一听出了这座我所热爱的城市的、这个我曾心情愉悦的时分的所有那些熟悉的声音:傍晚休闲气氛中卖报者的吆喝声、街心公园里迟归小鸟的啁啾声、三明治小贩的叫卖声、电车在城市高处转弯时的呻吟声、夜幕降临在港口之前空中的嘈杂声,这些声音又在我脑海里勾画出我入狱前非常熟悉的在城里漫步的路线。是的,过去在这个时分,我都心满意足,精神愉悦,但这距今已经很遥远了。那时,等待我的总是毫无牵挂的、连梦也不做的酣睡。但是,今非昔比,我却回到自己的牢房,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就像划在夏季天空中熟悉的轨迹,既能通向监狱,又能通向酣睡安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