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它说得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

养老院是在马朗戈,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我明天乘两点的公共汽车去,下午到,赶得上守灵,晚上即可返回。我向老板请了两天的假。事出此因,他无法拒绝。但是,他显得很不情愿。我甚至对他说:“这并不是我的过错。”他没有答理我。我想我本不必对他说这么一句话。反正,我没有什么须请求他原谅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慰问。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孝上班时,无疑会作此表示的。似乎眼下我妈还没有死,要等到下葬之后,此事才算定论归档,一切才披上正式悼念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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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乘上两点钟的公共汽车,天气很热。像往常一样,我是在塞莱斯特的饭店里用的餐。他们都为我难过,塞莱斯特对我说:“人只有一个妈呀。”我出发时,他们一直送我到大门口。我有点儿烦,因为我还要上艾玛尼埃尔家去借黑色领带与丧事臂章。几个月前他刚死了伯父。

为了赶上公共汽车,我是跑着去的。这么一急,这么一跑,又加上汽车的颠簸与汽油味,还有天空与公路的反光,这一切使我昏昏沉沉,几乎一路上都在打瞌睡。当我醒来的时候,正靠在一个军人身上。他冲我笑笑,并问我是不是从远方来的。我懒得说话,只应了声“是”。

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我是步行去的。我想立刻见到妈妈。但门房说我得先会见院长。由于院长正忙,我就等了一会儿。这期间,门房说着话,而后,我就见到了院长,他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我的。这是个矮小的老头,佩带着荣誉团勋章。他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打量我,随即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叫我不知如何抽出来。他翻阅了一份档案,对我说:“默尔索太太入本院已经三年了。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我以为他有责备我的意思,赶忙开始解释。但他打断了我:“您用不着说明,我亲爱的孩子,我看过令堂的档案。您负担不起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有人照料,您的薪水却很有限。把她送到这里来她会过得好一些。”我说:“是的,院长先生。”他补充说:“您知道,在这里,有一些跟她年龄相近的人和她做伴,他们对过去时代的话题有共同的兴趣。您年纪轻,她跟您在一起倒会感到烦闷的。”

的确如此。妈妈在家的时候,一天到晚总是瞧着我,一言不发。刚来养老院的那段时间,她经常哭,但那是因为不习惯。过了几个月,如果要把她接出养老院,她又会哭的,同样也是因为不习惯。由于这个原因,自从去年以来我就几乎没来探望过她。当然,也由于来一次就得占用我的一个星期天,且不算赶公共汽车、买车票以及在路上走两个小时所费的气力。

院长还说个不停,但我几乎已经不听他了。最后他对我说:“我想您愿意再看看令堂大人吧。”我什么也没说就站了起来,他领我出了办公室。在楼梯上,他向我解释说:“为了不刺激其他的老人,我们已经把她转移到院里的小停尸房去了。这里每逢有老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之内都惶惶不可终日,这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我们穿过一个院子,那里有很多老年人三五成群地在聊天。我们经过的时候,他们就不出声了。我们一走过,他们又聊起来了,就像是一群鹦鹉在聒噪。走到一幢小房子门前,院长与我告别:“默尔索先生,我失陪啦,我在办公室等您。原则上,下葬仪式是在明天上午十点钟举行。我们要您提前来,是想让您有时间守灵。再说一点,令堂大人似乎向她的院友们表示过,她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这件事,我已经完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告诉您一声。”我向他道了谢。妈妈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宗教。

我走进小屋,里面是一个明亮的厅堂,墙上刷了白灰,顶上是一个玻璃天棚,地上放着几把椅子与几个X形的架子,正中的两个架子支着一口已盖合上了的棺材。棺材上只见一些闪闪发亮的螺丝钉,拧得很浅,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特别醒目。在棺材旁边,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身穿白色罩衫,头戴一块颜色鲜亮的方巾。

这时,门房走进屋里,来到我身后。他大概是跑着来的,说起话来有点儿结巴:“他们给盖上了,我得把盖打开,好让您看看她。”他走近棺材,我阻止了他。他问我:“您不想看?”我回答说:“不想。”他只好作罢。我有些难为情,因为我觉得我不该这么说。过了一会儿,他看了我一眼,问道:“为什么?”但语气中并无责备之意,似乎只是想问个清楚而已。我回答说:“我说不清。”于是,他捻捻发白的小胡子,没有瞧我一眼,一本正经地说:“我明白。”他有一双漂亮的淡蓝色的眼睛,面色有点儿红润。他给我搬过来一把椅子,自己则坐在我的后面一点儿。女护士站起身来,朝门外走去。这时,门房对我说:“她长的是一种下疳。”因为我不明白,就朝女护士瞧了两眼,见她眼睛下面有一条绷带绕头缠了一圈,在齐鼻子的地方,那绷带是平的。在她的脸上,引人注意的也就是绷带的一圈白色了。

她走出屋后,门房说:“我失陪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又留下了,站在我后面。背后有一个人,这使我很不自在。整个房间这时充满了夕阳的余晖。两只大胡蜂冲着玻璃顶棚嗡嗡乱飞。我觉得困劲上来了。我头也没有回,对门房说:“您在这院里已经很久了吧?”他立即答道:“五年了。”似乎他一直在等着我向他提问。

接着,他大聊特聊起来。在他看来,要是有人对他说,他这一辈子会以在马朗戈养老院当门房告终,那他是难以苟同的。他今年不过六十四岁,又是巴黎人。他说到这里,我打断说:“哦,您不是本地人?”这时,我才想起,他在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曾对我谈过妈妈。他劝我要尽快下葬,因为平原地区天气热,特别是这个地方。正是说那件事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了我,他曾在巴黎待过,后来对巴黎一直念念不忘。在巴黎,死者可以停放三天,有时甚至四天。在此地,可不能停放那么久。这么匆匆忙忙跟在柩车后面去把人埋掉,实在叫人不习惯。他老婆在旁边,提醒他说:“别说了,不应该对这位先生说这些。”老门房脸红了,连连道歉。我立即进行调和,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老头讲得有道理,也有意思。

在小停尸房里,他告诉我说,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自己身体结实,所以就自荐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归根结底,他也要算是养老院收容的人。对我这个说法,他表示不同意。在此之前,我就觉得诧异,他说到院里的养老者时,总是称之为“他们”“那些人”,有时也称之为“老人们”,其实养老者之中有一些并不比他年长。显然,他以此表示,自己跟养老者不是一码事。他,是门房,在某种意义上,他还管着他们呢。

这时,那个女护士进来了。夜幕迅速降临。玻璃顶棚上的夜色急剧变浓。门房打开灯,光亮的突然刺激一时使我睁不开眼。他请我到食堂去用晚餐,但我不饿。于是他转而建议给我端一杯牛奶咖啡来。我因特别喜欢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他的建议。过了一会儿,他端了一个托盘回来。我喝掉了咖啡。之后我想抽烟,但我有所犹豫,我不知道在妈妈遗体面前能不能这样做。我想了想,觉得这无伤大雅。我递给门房一支烟,我们两人就抽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您知道,令堂大人的院友们也要来守灵。这是院里的习惯。我得去找些椅子、弄些咖啡来。”我问他是否可以关掉一盏大灯。强烈的灯光照在白色的墙上使我备感困乏。他回答我说,那根本不可能。灯的开关就是这么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之后,我懒得再去多注意他。他进进出出,把一些椅子摆好,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围着咖啡壶放好一些杯子。然后,他在我的对面坐下,中间隔着妈妈的棺材。那女护士也坐在里边,背对着我。我看不见她在干什么。但从她手臂的动作来看,我相信她是在织毛线。屋子里暖烘烘的,咖啡使我发热,从敞开的门中,飘进了一股夜晚与鲜花的气息。我觉得自己打了一会儿瞌睡。

一阵窸窸窣窣声把我弄醒了。我刚才合眼打盹儿,现在更觉屋子里白得发惨。在我面前,没有一丝阴影,每一件物体,每一个角落,所有的曲线,都轮廓分明,清晰醒目。正在此时,妈妈的院友们进来了,一共有十来个,他们在耀眼的灯光下,静悄悄地挪动着。他们都坐了下来,没有弄响一把椅子。我盯着他们细看,我从来没有这么看过人。他们的面相与衣着的细微末节我都没有漏过。然而,我听不见他们的任何声音,我简直难以相信他们的确存在。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系着围裙,束在腰上的带子使得她们的肚子更为鼓出。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年老的女人会有这么大的肚子。男人们几乎都很瘦,个个拄着拐杖。在他们的脸上,使我大为惊奇的一个特点是:不见眼睛,但见一大堆皱纹之中有那么一点混浊的光。这些人一落座,大多数人都打量打量我,拘束地点点头,嘴唇陷在没有牙齿的口腔里,叫我搞不清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还是脸上抽搐了一下。我还是相信他们是在跟我打招呼。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全坐在我对面的门房的周围,轻轻晃动着脑袋。一时,我突然产生了这么一个滑稽的印象:这些人似乎是专门来审判我的。

过了一小会儿,其中的一个女人哭起来了。她坐在第二排,被一个同伴挡住了,我看不清她。她细声饮泣,很有规律,看样子她会这么哭个不停。其他的人好像都没有听见她哭。他们神情沮丧,愁容满面,一声不响。他们盯着棺材,或者自己的手杖,或者随便什么东西,但只盯着一样东西。那个女人老在那里哭。我很奇怪,因为我从不认识她。我真不愿意听她这么哭。但是,我不敢去对她讲。门房向她欠过身去,对她说了什么,但她摇摇头,嘟囔了一句,然后又继续按原来的节奏哭下去。门房于是走到我旁边。他靠近我坐下。过了好一阵,他并未正眼瞧我,告诉我说:“她与令堂大人很要好,她说令堂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现在她什么人都没有了。”

屋里的人就这么坐着。过了好久,那个女人的叹息与呜咽逐渐减弱了,但抽泣得仍很厉害。终于,她不出声了。我的困劲也全没了,但感到很疲倦,腰酸背疼。这时,使我心里难受的是所有在场人的寂静无声。偶尔,我听见一种奇怪的声响,我搞不清是什么声音。时间一长,我终于听出来,是有那么几个老头子在咂自己的腮帮子,发出了一种奇怪的啧啧声。他们完全沉浸在胡思乱想之中,对自己的小动作毫无察觉。我甚至觉得,在他们眼里,躺在他们中间的这个死者,什么意义也没有。但现在回忆的时候,我认为我当时的印象是错误的。

我们都把门房端来的咖啡喝掉了。后来的事我就不清楚了。一夜过去,我记得曾睁开过一次眼,看见老人们一个个蜷缩着睡着了。只有一个老人例外,他的下巴颏儿支在拄着拐杖的手背上,两眼死盯着我,似乎在等着看我什么时候才会醒。这之后,我又睡着了。因为腰越来越酸痛,我又醒了,此时晨光已经悄悄爬上玻璃顶棚。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老人醒了,他咳个不停。他把痰吐在一大块方格手帕上,每吐一口痰费劲得就像动一次手术。他把其他的人都吵醒了,门房说这些人全该退场啦,他们站了起来。这一夜守灵的苦熬,使得他们个个面如死灰。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走出去的时候,都一一跟我握手,似乎我们在一起过了一夜而没有交谈半句,倒大大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亲近感。

我很疲乏。门房把我带到他的房间,我得以马马虎虎漱洗了一下。我还喝了杯咖啡加牛奶,味道好极了。我走出门外,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在那些把马朗戈与大海隔开的山丘之上,天空中红光漫漫。越过山丘吹过来的风,带来了一股咸盐的气味。看来,这一定是个晴天。我很久没有到乡下来了。要是没有妈妈这档子事,能去散散步该有多么愉快。

我在院子里等候着,待在一棵梧桐树下。我呼吸着泥土的清香,不再发困了。我想到了办公室的同事们。此时此刻,他们该起床上班去了,而对我来说,现在却是苦挨苦等的时候。我又想了想眼前的这些事,但房子里响起的钟声叫我走了神。窗户里面一阵忙乱,不一会儿就平静了下来。太阳在天空中又升高了一些,开始晒得我两脚发热。门房穿过院子前来传话,说院长要见我。我来到院长办公室。他要我在几张纸上签了字。我见他穿着黑色礼服和条纹长裤。他拿起电话,对我说:“殡仪馆的人已经来了一会儿了。我马上要他们盖棺。在这之前,您是不是要再看令堂大人一眼?”我回答说:“不。”他对着电话低声命令说:“费雅克,告诉那些人,可以盖棺了。”

接着,他告诉我,他将亲自参加葬礼。我向他道了谢。他在办公桌后面坐下,两条小腿交叉着。他告诉我,去送葬的只有他和我两个人,还加上勤务女护士。原则上,养老者都不许参加殡葬,只让他们参加守灵。他指出:“这是一个讲人道的问题。”但这一次,他允许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贝雷兹跟着去送葬。说到这里,院长笑了笑。他对我说:“您知道,这种友情带有一点儿孩子气,但他与令堂大人从来都形影不离。院里,大家都拿他们开玩笑,对贝雷兹这么说:‘她是你的未婚妻。’他听了就笑。这种玩笑叫他俩挺开心。这次,默尔索太太去世,他非常难过,我认为不应该不让他去送葬。不过,我根据保健大夫的建议,昨天没有让他守灵。”

我们默默不语地坐了好一会儿。院长站起身来,朝窗外观望。稍一会儿,他望见了什么,说:“马朗戈的神甫已经来了,他倒是赶在前面。”他告诉我,教堂在村子里,到那儿至少要走三刻钟。我们下了楼。屋子前,神甫与两个唱诗班的童子正在等着。一个童子手持香炉,神甫弯腰向着他,帮助调好香炉上银链条的长短。我们一到,神甫直起身来。他称我为“我的儿子”,对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屋去,我也随他进屋。

我一眼就看见棺材上的螺钉已经拧紧,屋里站着四个穿黑衣的人。这时,我听见院长告诉我柩车已在路旁等候,神甫也开始祈祷了。从这时起,一切都进行得很快。那四个人走向棺材,把一条毯子蒙在上面。神甫、唱诗班童子、院长与我都走了出来。在门口,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太太,院长向她介绍说:“这是默尔索先生。”这位太太的名字,我没有听清,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她没有一丝笑容,点了点有瘦削长脸的头。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棺材过去。我们跟随在抬棺人之后,走出养老院。在大门口,停着一辆送葬车,长方形,漆得锃亮,像个文具盒。在它旁边,站着葬礼司仪,他个子矮小,衣着滑稽,还有一个举止做作的老人。我明白了,此君就是贝雷兹先生。他头戴圆顶宽檐软毡帽,棺木经过的时候,他脱下了帽子。他长裤的裤管拧绞在一起,堆在鞋面上,他黑领带的结打得太小,而白衬衫的领口又太大,很不协调。他的嘴唇颤抖个不停,鼻子上长满了黑色的小点。他一头白发相当细软,下面露出两只边缘扭曲、形状怪异、耷拉着的耳朵,其血红色映衬着苍白的面孔,使我觉得刺眼。葬礼司仪安排好我们各自的位置。神甫领头走在最前面,然后是柩车。柩车旁边是四个黑衣人。柩车后面,是院长和我。最后断路的是护士代表与贝雷兹先生。

太阳高悬,阳光普照,其热度迅速上升,威力直逼大地。我不懂为什么要磨蹭这么久才出发。身穿深色衣服,我觉得很热。矮老头,本来已戴上了帽子,这时又脱下来了。院长又跟我谈起他来了,我略微歪头看着他。院长说,我妈妈与贝雷兹先生,常在傍晚时分,由一个女护士陪同,一直散步到村子里。我环顾周围的田野,一排排柏树延伸到天边的山岭上,田野的颜色红绿相间,房屋稀疏零散,却也错落有致,见到如此景象,我对妈妈有了理解。在这片景色中,傍晚时分那该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而在今天,滥施淫威的太阳,把这片土地烤得直颤动,使它变得严酷无情,叫人无法忍受。

我们上路了。这时,我才看见贝雷兹有点儿瘸。车子渐渐加快了速度,这老头儿就落在后面了,其中一个黑衣人也跟不上车,与我并排而行。我感到惊奇,太阳在天空中竟升高得那么快。我这才发现,田野里早已弥漫着一片虫噪声与草簌声。汗水流满了我的脸颊。因为我没有戴帽子,只得用手帕来扇风。殡仪馆的那人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这时,他右手把鸭舌帽帽檐往上一推,左手用手帕擦了擦额头。我问他:“怎么样?”他指了指天,连声道:“晒得厉害。”我应了一声:“是的。”过了一小会儿,他问我:“这里面是您母亲吗?”我同样应了一声:“是的。”他又问:“她年纪大吗?”我回答说:“是有点大。”因为我搞不清她究竟有多少岁。谈到这里,他就不吭声了。我转过身去,看见贝雷兹老头已经落在我们后面五十来米。他急急忙忙往前赶,手上摇晃着帽子。我也看了看院长。他庄严地走着,一本正经,没有任何小动作。他的额头上渗出了一些汗珠,但他没有去擦。

我觉得这一行人走得更快了。在我周围,仍然是在太阳逼射下灿灿一片的田野。天空亮得刺眼。有一阵,我们经过一段新修的公路,烈日把路面的柏油都晒得鼓了起来,脚一踩就陷进去,在亮亮的层面上留下裂口。车顶上车夫的熟皮帽子,就像是从这黑色油泥里鞣出来的。我头上是蓝天白云,周围的颜色单调一片,裂了口的柏油路面是黏糊糊的黑,人们穿的衣服是丧气阴森的黑,柩车是油光闪亮的黑,置身其中,我不禁晕头转向。所有这一切,太阳、皮革味、马粪味、油漆味、焚香味,一夜没有睡觉的疲倦,使得我头昏眼花。我又回了回头,见贝雷兹已远远落在我后面,在一片腾腾的热气中若隐若现,后来,干脆就看不见了。我用目光搜寻他,见他已离开了大路,而后又从田野斜穿过来。我发现在我们前方的大路转了个弯。原来,贝雷兹熟悉本地,他正抄近路追赶我们。果然,在大路转弯的地方,他追上我们了。不久,我们又把他落下了。他仍然是穿田野、抄近路,这样,反反复复,如法炮制了好几次。而我,这么走着的时候,一直觉得血老往头上涌。

后来,所有的事都进行得那么快速、具体、合乎常规,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这么一件事:在村口,护士代表跟我说了话。她的声音奇特,抑扬顿挫而又颤悠发抖,与她的面孔极不协调。她对我说:“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太快,又会汗流浃背,一进教堂就会着凉感冒。”她说得对。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此外,我还保留了那天的几个印象:例如,贝雷兹最后在村口追上我们时的那张面孔。他又激动又难过,大颗大颗的眼泪流在脸颊上。但由于脸上皱纹密布,眼泪竟流不动,时而扩散,时而汇聚,在那张哀伤变形的脸上铺陈为一片水光;此外,还有教堂;还有站在路旁的村民;开在墓地坟上的红色天竺葵;还有贝雷兹的晕倒,那真像一个散了架的木偶;还有撒在妈妈棺材上的血红色的泥土与混杂在泥土中的白色树根;还有人群、嘈杂声、村子、在咖啡店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响声以及汽车开进的阿尔及尔闹市区、我想到将要上床睡上十二个钟头时所感到的那种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