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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民歌:
三月采茶是清明 姐在房中绣手巾
两头绣出茶花朵 中央绣出采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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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有风景，而皆生于劳动的美。诗经的流风，在汉魏六朝以来便是采桑采莲浣纱捣衣的诗歌，现代亦还有这样的采茶歌。
西洋中世纪�有牧歌，近代又有缝衣曲，但是一个太乐，一个太苦。中国亦有说苦的，如水浒传里那江湖卖解女子唱的、
新鸟啾啾旧鸟归 老羊羸瘦小羊肥
人生衣食真难事 不及鸳鸯处处飞
虽然委曲，亦辛酸里有欢喜，而缝衣曲里的那种苦法则连不敢想望作鸳鸯。劳动在中国人原已不只是为谋生，但亦总不忘本，陶潜诗、
开春理常业 岁功聊可观
即实实在在是种田，而西洋那牧歌里则没有岁功。
中国是劳动普遍，天子籍耕，皇后亲蚕，汉唐官家女子亦去陌上采桑，陌上桑的开头、
日出东南隅 照我秦氏楼
就是这个阳光世界。底下、
秦氏有好女 自名为罗敷
则是生在一个大的风景里，人乃觉得她自己亦是可喜欢的了。秦罗敷去南陌采桑，原是工作，却好像游春。她携带的采桑之具、
青丝为笼系 桂枝为笼钩
连工具亦如壮士的宝刀，女子的菱花镜。而秦罗敷自己亦加意打扮穿戴了。今天满田畈的耕夫蚕妇，真好比红杏枝头春意闹，众中必定有人说、「啊，她也来了！」是因为世人的这一份好意，并且为那云日里焰焰的新桑，所以她要这样打扮穿戴的。至今民歌里还有、
姐在河边洗菜心 戒子掉了钱七分
中国人便从事生产劳动亦如当大事，如承大宾，作场亦如歌舞之地，陌上河边都可以拾得翠花钿。
而秦罗敷采桑果然是把畈上陌上的人都惊动了、
行者见罗敷 下担捋髭须
少年见罗敷 脱帽着�头
耕者忘其耕 锄者忘其锄
来归相怨怒 但坐观罗敷
这里是有着世上的现实，知道罗敷的美的竟是这班耕田挑担的人，罗敷乃成了大众的，不是镜里情郎，画中爱宠，而罗敷的采桑亦和耕田挑担一样有着民生在勤的真实了。她的华美不像印度的天女散花，而是像桃花种在地上。她觉得她自己是好的，并且觉得世人都是好的，人家和她说话，她总是有礼的回答、
使君从南来 五马立踟蹰
罗敷是这样的无邪，所以她把使君亦看得真是个金马玉堂人、
使君遣吏往 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 自名为罗敷
罗敷年几何 二十尚不足
十五颇有余
那问答里罗敷即对她自己有这样的得意，但觉春光烂漫，人世洋溢着喜悦。那使君要罗敷嫁她，罗敷说不可以，因为、
使君自有妇 罗敷自有夫
这却又是非常简明的做人的道理。
前几年上海有只印度舞，是舞的一个女子满心想要告诉世人，她的爱人笑起来是怎样的，发脾气时是怎样的，他是怎样的好相貌，来到她那里是怎样的走路姿势，看她真是欢喜得要泼溅出来。秦罗敷向使君称说自己的丈夫，她真是和世人什么都比得过，那使君是太守，她的丈夫「四十专城居」，亦是太守，倘若对方说话的人是皇帝，她的丈夫亦一定和帝皇平打平的。
古时尚有上山采蘼芜，那弃妇路上遇见了先前的丈夫，仍旧问他好、
长跪问故夫 新人复何如
做过夫妻一场，到底不是路人，而且即刻问起新人，感情上连没有禁忌。她话里有对自己人的关心，而亦有一种小气，要和新人比一比。那男人向她诉说新人不如她，这一刻亦是把她当作亲人，那后妻则反是外人了。而两人所说的亦只是生活的真实、
新人工织缣 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 织素五丈余
讲做人家的道理还是旧人好。而听他如此的说了，弃妇之心亦就平了，她而且原谅了新人，觉得世上亦应当有人织缣。仳离决绝了的两人相见时仍可以如此厚意，没有阻隔，实在使人惊叹。而这首诗的分量却又全在于织缣素，「将缣来比素」，便是此中有人了。
陌上桑与上山采蘼芜皆使人不觉其是写的生产劳动，而只是写的人。六朝隋唐人的采莲亦是为衣食，而如李白诗里的、
若耶溪傍采莲女 笑隔荷花共人语
日照新妆水底明 风飘香袂空中举
出来的是劳动美人，比共产党的劳动英雄还要好。词谱有浣溪纱、捣练子等调名，连浣布洗衣，亦是、
长安一片月 万户捣衣声
有天地之大，人生的华丽深邃，却又皆是平民的。
今人依照西洋法子，必要诉苦文艺�是劳动者的，但中国人原自气概不凡，不大诉苦的。齐相晏子的御者起先扬扬得意，回家给妻一说，觉得比起晏子，自己真是枉长白大，再看看死魂灵里的马夫绥里方，他如何敢起这样的念头，说他亦可以和主人乞乞科夫相比？而且中国人亦没有许多深仇大恨，即是有委屈当时就叫出来，要评个明白，乐清民歌里那长工年终算帐、
我算算还有两百过一千，
东家算我只剩一双草鞋钱。
他就不服了。在西洋要到现代产业工人�会算这个帐，而中国的劳动者则向来会，因为中国的平民向来理直气壮。
那民歌里长工十二月叹苦，可是与共产党的完全两样，其中有一节是说冬至做汤圆，东家娘扶磨他牵磨，他也一道搓粉，东家姐还拿她搓的和他比赛，搓了汤圆一大篇，下起来盛给他的一碗却只有九个，糖也没有，他端去坐在檐阶吃、
对门阿妈看我苦 夹个给我凑凑全
他虽身为长工，这里的人情华美他全觉得，他也要十全，有像刘邦纵观秦始皇时喟然太息的那种英气。
平民亦有贵气英气，上等人家当然是更好了。汉乐府「相逢狭路间」那样艳，却只是写的一份人家三兄弟都做官，三个新妇都好，家里闹热堂堂，又晓得孝顺长辈，而且仍然劳动、
大妇织绮罗 中妇织流黄
小妇无所为 挟瑟上高堂
连机杼亦与琴瑟可以在一起。又如陇西行，开头讲天上的风景，可是还有人世的风景更好，一份人家的主妇会知人待客，家务事情料理得头头是道，连天上的白�树影都到了这家的堂前，青龙彩凤高高的望下来，望着这家亦看之不厌。
西洋的浮士德博士出游市集，及一晚参加山谷里魔女的游行，那强烈完全是生命的无明。浮士德一剧里的天祗地灵仍是洪荒时代的宇宙，那里只有妇人爱，原始生命的蠢动，性与生育。达文西的画「（蒙娜莉萨的）微笑」，那贵妇其实仍是圣母像，仍是浮士德里的妇人爱，虽带有文艺复兴时平民的家常情意的微笑，亦微笑得恍恍惚惚，不能像中国女子的平实。中国是女人亦亮烈，像卓文君的白头吟、
皑如山上雪 皎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 故来相诀绝
与后来鲍照的、
清如玉壶水 直如朱丝绳
及李白的、
罗帷舒卷 似有人开
明月直入 无心可猜
皆是与人世肝胆相照，非但壮士，女子亦能。中国是男女皆这样的世俗平实，而有清艳豪横。
中国是劳动普遍，有好男好女，所以有好世景，历来辞赋诗文小说弹词里的城市与乡村，皆非莎士比亚、歌德、莫泊桑、果戈理的作品里所能有。
中国人游佛罗伦萨，见了西洋史上那样有名的城市原来如此污秽拥挤荒废，都很失望。英国玛丽女皇时的伦敦，亦只是王宫爵邸及商人的住宅漂亮，旁边就荒凉黑暗，女王晴天出游，得一贵族少年脱下外套，铺在街上的泥泞里，�走了过去。美国人的小说「我儿」，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二三等城市的街景，简直天晚了就使人心发慌，连到现在，西洋的大都市亦必有一大块是贫民窟，那里街道上的太阳都是破碎污秽的。他们的乡村则过去除了地主贵族的堡垒，四周全是牧豕奴的土室，现在经过整顿，都装水电，但亦仍旧没有风景，那里的人家都像是职工的寄宿舍。
中国有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西洋则尽有大建筑而无闾阎，吃食也不讲究，而且无家。原来希腊罗马的竞技场剧场亦并不可喜，那是因为他们民间的一般建筑物都低陋，�须如此特别设备，中国则灯节就在街上杂陈百戏，看各式灯翠与扮台阁一队队经过，有这样伟大的街景，故无须另建竞技场剧场。中国东西皆是生在万民的风景里，戏是露天搭戏台，去寺观亦多是为随喜，连街上的商店亦被当作风景游玩。汉唐人种桃李是在街上陌上，游春是满城人皆出去郊游。中国人过年放爆竹也是散入千门万户。
中国人是生活的全面皆与西洋的相异，中国可以也采用西洋的好处，西洋要学中国的好处可是很难。底下就来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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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建筑受杠杆力学的限制，所以强调柱，无论是希腊式的施有雕刻的石柱，或现代水泥钢骨嵌在墙里的柱。中国房子则是高级数学的，支点遍在自在，用砖瓦木石也建得起阿房宫柏梁台，阿房宫下可以坐万人，上可以竖五丈旗，柏梁台的承露盘上接霄汉。南北朝永宁寺高二百尺，隋朝干阳殿高一百七十尺，经日本建筑史学者伊东忠太考证，虽古今尺制稍异，但大致所记是实。砖瓦木石的强弱程度既不同，木材的重量又会因燥湿起变化，却能不感觉诸力关系会发生偏差的困难，造得这样高大而且经久。苏州及北京，即有许多明末清初的房子到现在还好好的在着，不像西洋建筑物的过了年龄只得统统拆掉。
西洋歌德式的建筑又强调尖顶，因为受重心与支点的限制。文艺复兴后平民化了，改用人字屋顶，但是有沉重感，现在率性只是个平台，变成了没有屋顶。西洋人楼居的迟，亦是为对天空有神性的畏慑，而屋顶问题的无法处理则更使人觉得无遮蔽的被打倒在地。中国人则有飞檐，便怎样的大建筑亦具飞翔之势，不觉其重。
中国的深宅大院有悠悠人间的光阴。外面小巷亦有一种深意，可以散步逍遥，此则是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亦配置得亲切，整齐而疏落，虽如苏州绍兴那样人家繁密，亦长街小巷有余意不尽。那深宅大院，是虽分为几家居住，亦每个单位皆是个具足，而仍不破坏全宅的统一。可是住在西式公寓的大厦里，则无论占了多少个房间亦总不能像一份人家。上海英国人建筑的几幢大厦，走廊里阴暗寒冷，四壁都是石头与钢骨水泥，像进了穴居时代人的洞穴，半天寻着号数，敲开门，进去有亮光的房里，生了下来只觉外面街上车马凌乱，世界离开得很远，洋房里的岁月就是这样荒荒的、挤压的。
洋房没有堂前。中国人可以在家里做大事，西洋人则必定在教堂与殡仪馆。洋房亦没有像中国这样好的回廊。中国房子又都有庭院，中等人家还有花园，西洋则要上等人家�有花园，且多半只是草地，为散步或作网球场之用，所以必要到俱乐部去逍遥。西洋人是什么都讲用处，房子是为居住用的，庭园是为卫生用的，走廊是为走路用的，此外会客室餐室工作室卧室部严格规定用处。他们卧室的潦草，与整幢房子的奢侈不相称到可惊的程度，因其只为睡眠之用。
中国的大房子可以有许多间不派用场，人住的少亦不觉其空空落落，却仍旧亲切，因为房间自身亦有生命，它只要在着那里，就使人安心。而虽住的人多，亦画堂悄悄双燕语，而墙外行人亦闻得见墙内佳人笑。又或「树下即门前，门中露翠钿」，苏州杭州人家女子就喜欢门前小立，因为门前的小巷亦是风景，房子与人是这样的虚虚实实，说静也静，说热闹也热闹。中国房子的天井什么也不陈设，或只摆一只荷花缸，或只种一株桃花李花，但见是一色的石砌地，这种简静也好。日本京都有一禅宗的寺，庭院惟铺细砂，放几块石头，是受宋朝的影响，中国民间家宅的天井并不讲禅理，却亦有这样的意思。而要繁华热闹，那是在后花园。
西洋房子又只知要光线，中国则还用窗纸来调和光，使之更柔更清，现在还没有一种玻璃能在这一点上代替窗纸。还有明暗亦要相配，厨房与厢房最亮，堂次之，堂后稍暗，闺房的光要很静，所以一宅之内亦有光阴徘徊。
西洋布置最忌两两对称，中国房子则可不忌，两廊与左右厢房都并列，使人不费心机。是因能并列，所以亦能参差，如经如权。中国的床柜箱笼盒瓶盆，亦形态变化之多为西洋所不及，那本领即在于能用正方正圆亦不呆板。中国东西是有点线的至正极成，故能逍遥，不像西洋的是许多要打架的点线凑在一起，各各是失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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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音乐亦是正声。西洋惟以音叉定音阶，但是音的边际有极精密的一线非音叉所能量，例如宫的高半音与商的低半音好像是同的，而其实不同，因为高半音与低半音之间还可以一半又一半的分割至于无穷，要如何�能定出一个边界，界下是低半音，界上是高半音，这在钢琴里即不可能，但唱歌唱得好的人则可以唱准。西洋乐器惟在小提琴里方可以分得清。而中国乐器则如琴瑟笙萧胡琴等，皆能够辨别，因其不像西洋乐器的现成制定音阶，却由人手来决定，而取准于人心。宋史乐志、「观其高二律下一律之说，虽贤者有所未知，直曰乐声高下于歌声，则童子可知矣。」此即深知高半音与低半音的辨别在歌声可以极准，而乐器亦要像歌声的可以自由。
宇宙原来无凭准，点线皆是人定的，一切机械亦由此而生，故机械亦可喜。但动物亦能有点线方位，且可以精密到惊人的程度，但取准于人则更可以是极准的而且是极美的。好即是准，除此更没有极准的东西，故音阶的极准不能以音叉求得，而歌声乐声的极美则即是极准。中国的乐器不制定音阶，或只制定个大概，乃是留着无尽的余地让人可以出入游嬉，如同围�的非常简单，却可以变化不测。乐器中如磬如缶，如鼓如筑，皆单纯之极，但是论语里的隐君子爱击磬，而秦始皇爱击筑，杨惮喜击缶，唐明皇喜击鼓，如「佛以一音演说法」，有一音的至止极美。
史记里说夏禹声为律，真是不错的，音声之美是生于人的美。中国人的歌声是精制过的，生旦净丑各有世景，好像云日迥照里一树的枝条与花叶，而西洋的男中音及女高音等则只是生理的，技能的，所以学校里唱歌的喉咙不可以唱昆曲。西洋音乐又且它的准确与熟练有尽头，中乐则如昆曲永远可以唱得更好。还有昆曲京戏乃至嵊县戏等，皆同一只曲谱而可因配的字句内容不同可唱成各式各样，不像西乐的曲谱不能移作别用。中乐一只谱当十只用，而连各式的戏各式的弹词花鼓，以及种种小调算起来，曲谱之多更使西洋曲谱相形见绌。
众音阶皆生于一音阶的移动，众颜色亦皆生于一颜色的变化，从来正色最难用，中世纪德国绘画里圣彼得的红袍，圣保罗的绿袍，都使人不乐，并且可怕。现代美国电影五彩歌舞片里的摩登女子仍爱穿白翻领黑衣裙，但这原是天主教修道女的东西，修道女的黑衣裙象征人拖了一身的罪恶行走，而那蝴蝶展翅似的白头巾则象征上帝的光明。这乃是字义，不是颜色。而中国人则能用正红正绿正黄及白黑用得极好，现代西洋人避免用正色，多用鲜艳的复色与浅色，但是没有好的正色即亦不能有好的复色浅色，他们的正色有压制感，而他们的复色浅色则飘忽不可靠。
中国画的颜料，用西洋颜料总难代替，画家就常叹息现在总难买到这样好的石绿等。中国颜色与西洋的根本不同，西洋人说热色寒色，皆只是感官的，中国的颜色则是人生的，人世的。所以中国人亦最能调色，如同调音与调味，因那颜色是自在的，正色与复色浅色的配合是平等的，并非以一色为另一色的背境，或以之衬托镇压，此即是能没有火气。而西洋人的配色则如美国电影从军乐里的，用鼓手的榴红制服来成定一群的复色与浅色，可是看了只觉其凌乱，那强烈的榴红反为更怵目。西洋人对于音乐与图画，皆以为不安与刺激即是生命的强烈。
西洋绘画因其线条轮廓与颜色皆贫乏而不安定，彼此拼凑了亦不能是个完全，故如未来派的绘画还要注上文字。因为线条本身不具足，故西洋画的素描只能是草稿，不及中国的单是水墨画亦可以表现众色。因为形体贫乏，故西洋画想要变化亦只能成为奇形怪状的漫画，不及中国的可以是写意画。
西洋画不是太像，即是太不像。西洋的戏剧亦实物的布景与演员的象征动作不调和，科白与舞唱不调和，布景太像，剧意太不像，科白太像日常动作，而舞唱则又太不像。中国戏里则如丫鬟执烛掩门开门的俊俏，都是家常的，而亦皆是戏，不落歌舞剧与话剧的边界。中国戏里的布景亦皆是戏，不像西洋的是实物。现代西洋剧走向歌舞剧与话剧及电影技术的综合，但没有一处是戏。
中国对音乐绘画与戏，没有提出思想来批评的。民间看戏，大家都说碧玉簪里的媳妇贤慧，说那婆好，说那个男人固执不化，都是论的做人的道理。民间看红楼梦水浒等小说，亦不去注意所谓艺术价值，只是觉得好，要批评亦只是清新俊逸悠扬沉着这些字眼，不带哲学。看中国戏与闲书是陶冶性情。而看西洋戏与所谓文艺作品，则引起许多问题，这其实暮气。人在清晨，或登山观海，是只觉胸中尘埃一扫，超出问题的。
中国是有人世的美好，所以连艺术这样的名词亦没有。西洋有专为陈列艺术品的地方，中国的好东西则皆在街上陌上及人家里。西洋艺术又受年龄及性别的限制，少年爱诗，中年爱小说戏曲，晚年爱宗教，又有专为男人看的杂志，专为妇人看的及儿童看的杂志。中国则如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可以小时看起，到老不厌，而灯市及划龙船等，则男女老小皆爱看，即是解脱了生老病死的轮回，更有高于年龄性别的人格。而且中国东西无论一几一盘，戏或小说，皆不是作者把来都完工了的，却总留有余地，让使用者或观众可以各拿自己的人格参加进去，继续加工至于无穷。
中国是连商店亦可爱。旧式的大商店，像杭州的胡庆余堂，开在冷静的巷子里，头门进去要�过曲折的迥廊，再进二门�是店堂，竟像大户人家的深宅大院。你去街上散步，许多当街的店铺，看店伙吃饭，在灯下算帐，及店伙与顾客的攀谈应酬，亦好像是份人家，连那货物的装潢，店伙拿货给顾客，亦像是家里拿出来的。中国人家，一斤丝绵做成了藏进箱子里要包一张红纸，一副新的烛台要缠上一绺红棉，现在上海商店里货品的装潢亦是取的这种家常的吉利之意，南货店水果店包东西的红招头纸，更有一种过年过节的喜气。老式的箱子，里面贴的商标，红纸印的木版字，每次开箱子时看看，便觉有城市里岁月静好。有一种牌子的火柴盒子上，画有采桑的女子，人的衣裳眉目都是民国世界的，笔姿与着色像明清版本里的木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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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日历本，薄薄的红纸封面，画有春牛图，民间家家备有一本。记的节气时令，宜耕种建筑，宜会亲友，宜婚丧祭祀沐浴出行。例如立春节，家家要守到那时辰，迎了春�去睡，人与自然界有这样一份情意。而今天天气睛妍，忽然想着去看看谁，这就是「宜会亲友」，亦很好的。西洋人普遍备有日历，则是近代的事，所记不过年月日与星期，单为安排工作，亦记有历史事件，但与节气不相干，他们是无论工业社会农业社会皆没有佳节良辰。西洋的天文学与人不亲，连温度计湿度计等皆只是可以应用的。
中国历称阴历，惟是对西洋的阳历而言，其实并非月亮本位，却是综合日月星辰的运动，就整个天体而制定的。中国人古时已知地在天体中如蛋黄在蛋清中，又向来说天体是运动的，天左旋，地右旋。原来科学的事亦可以有一种无因由的悟解力，但左西洋是间接从数学借得，而在中国则为科学所自有。中国不单是诗�可以兴，连科学亦像数学的是组织的而同时亦是流露。
再说医药。现代西洋的天文学与医药学皆在技术上高过中国的，但在几个根本点上，即科学亦可以像数学的自有其天机性能，而且可以相忘于人事之美，则现代科学正还有待于中国文明。
中国医药汉唐及明末清初各有一次大进步。前此周朝末年有和缓扁鹊，或说秦医皆称和缓，是传来的印度医学，齐医皆称扁鹊，是本土医学，到底如何不可知，但受有外来影响是可能的，而且因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接触频繁，各地的医药学亦集积汇合，但是要到汉朝�调和统一。东汉末年，因那次大瘟疫而有张仲景的伤寒论，伤寒论与难经及素问皆成于汉朝，其本领是在于能把外来的及地方的医药学皆消化了，使人只觉其是中国自有的。唐朝孙思邈的千金方，受印度医药学的影响极盛，而明末清初的名医，其著述如张氏医通，陈修园医书及李时珍本草纲目，则更受有西洋医药学的影飨。至清初为止，中国一路是集世界医药学的大成，故有无数的单方与特效药。但是诊断仍有在症状之外，还注重节气的阴晴燥湿，人事的悲欢离合，来讲求对处，因为人的疾病不像动物的只是生理的，而亦是人生的。又且处方重在和合增减，不对单方或特效药过信。而如此医药学乃是活的，同一症状，高手与低手的医法出入甚大，好像同一乐器乐谱，高手与低手的弹奏可以不同。这并非太没有标准，而是中国的无论何种学问皆留有余地让人可以无穷的加工。「医者意也」这句话好像危险，其实医亦可以像诗的妙手偶得之的。现在仍是有西医治不好的病中医给治好了，以此排拒西医当然不可，但亦是有着个大道理的。
中药有药香，不像西药的难吃，中药的颜色也好看，这便使病人亦有了好性情，觉得这世界到底是美的，生之意志因之不曾失坠。中国是凡百顾到人事的全面，历朝如此讲究医药与灌溉工程，却不以为这就可恃，而说天下有道则疫疠不生，人人得尽其天年，圣王在上则风调雨顺，水旱不为患。而亦要如此，科学�不被委屈。
本来衣食住行皆依于科学，但是还要因人而美，若只见其是科学的，那是贫乏。中国衣棠就宽绰，母亲穿过的女儿亦可以穿，不像西服的裁剪要适合身体有这样的难。西服的式样是离人独立的，所以棱棱角角，时时得当心裤脚的一条折痕，而中国衣裳则随人的行坐而生波纹，人的美反而可以完全表现出来。民国以来变为紧窄，好像六朝时受印度影响的窄衫袖，但亦仍是中国的。中国衣裳与人没有斗争，所以经久，而衣料亦向精致结实发展，为西洋所不及。
又如食，中国是衣不止为御寒，而亦以之成礼，食亦不止为荣养，而还有「酒食以为礼」，不像西洋衣食的如何进步亦止于为了高级的需要。西洋人那种酗酒，在中国就少见，陶潜不过一壶，苏轼不过三杯。中国的庙堂燕会与乡饮酒，皆礼成而退，不像马其顿人或哥萨克人的狼吞虎咽。中国烹饪重色香味，重火候，皆为西餐所不知。鱼翅惟中国人能烧，鱼翅能受众味，好像人君的自己无才无能故无拒，而天下豪杰皆为之用。中国烹饪又敢用油用得很重，因为能加进桂皮香蕈或金针菜木耳来解腻，而且几色肴馔，有用油重的，有用油轻的，有全不用油的，彼此配好。中国烹饪极少用味素，因为讲究火候，一一烧出本味，此即是物物各得效其能，各得尽其性。
烹饪做到如此，亦即是进于礼乐了。礼亦不过是能相配，乐亦不过是能相和，故调和盐梅通于宰相之才。这本领亦见于建筑，伊东忠太很惊异于中国建筑的色彩调和。他还说到衣裳，说日本衣裳单独看亦显艳，但若众多人在一起，则觉得凌乱，中国衣裳无论是单独的或众多人在一起，在室内或郊野，近看远看，都非常调和。而这亦是因为中国人用色彩，行于繁华而能俭，像中国房子，除了宫殿一概粉墙黑瓦，不杂他色，就很好看。粉墙的白比大理石更是有情的，那黑瓦则带青灰，是一种可以与阳光游戏的颜色，使人只觉得山川闾阎明静。
胡兰成《山河岁月》第十二章：平人的潇湘
我在这书里常说平人，因西洋的平民与市民国民皆限于所属的地域，且是对统治者而言，而中国的人则是天下人，并且还有大于政治身份的自在。美国的公民有个好字眼是smart ，中国人则还有更好的字眼是潇湘。广西民歌：
走遍江湖走尽乡 得见人乖无比娘
得见人乖无比妹 人乖无比妹潇湘
潇湘是潇洒加上颜色，那颜色是「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
西洋的东西我们可以随意欣爱，而因其一时的强盛遂至于敬畏，则殊不必。一切东西的好都是人的好，而西洋的人即是有问题的，歌德及劳伦斯的妇人爱，达尔文及马尔萨斯的优胜说，皆只是生物界的，没有人世的贞观.
尼采的书里，苏鲁支如是说、「最近我阴沉地在死亡的薄暮中行走，阴沉而严肃地紧咬着嘴唇，对于我，不单是一个太阳沉坠。」于是狮子出来扑杀了世界上这些人的蚂蚁，向着新生的太阳大吼，苏鲁支高兴了，对全世界愤怒地大笑。这不单是德国的，而亦是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俄国的作家爱伦堡去美国观光，在俱乐部看见一群绅士，他们都是这次大战中的骄子，美国产业界的大王，其中有许多很年轻，当下主事人击铜磬一声，众人都手执香槟，纷纷离座起立，一齐叫起来、「唔！唔！」爱伦堡问向导，�知他们是在学狮子叫。
可是狮子叫又怎样呢？德国到底亦没有新生的太阳，而美国的森林里也是荒荒的落日，至于俄国人，那是熊，他们以为冰天雪地的冷酷世界是光明。
英国的历史学家韦尔斯着「未来世界」，写地球末日到来时，太阳停在地平在线不动，海水无浪，山冈无颜色，惟有静止的光，静止的影，却留下一样最后的生物，形状像只大螃蟹，在海滩上爬，褚红的太阳无声，这像螃蟹的东西缓缓移动，要没入海水中。西洋人即是这样的来自洪荒，复归于洪荒，而虽是目前，亦没有比这更多的真实。前几年美国杂志里有一幅画，画一个棕色的女人睡看，狮子到身旁来舔她，狮子黄得可爱，那人睡看的脸亦可爱，有一种苍皇的宁静，不分这里是纽约的街道抑或撒哈拉沙漠，一般是浸在飘忽如梦的阳光里，没有岁月与早晚。这是要回到古埃及的悠久，与古印度的幻美。
美国电影「出水芙蓉」里，一群游泳女子穿的一式珊瑚红的衣裙，出现在褚白的石坛石级上，映着碧绿的池水，她们边唱边舞，跳入水波中游嬉，池水绿得强烈，却能全部色彩是静的明艳. 还有「夜夜春宵」里亦是这样幻美的颜色，没有故事，亦没有舞场，人在大房子的梯级上，在大门边，在马路角，到处都可以歌舞，到处都是神，亦到处都是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炸弹落下，发出轻微的爆声与静静的褚红小火焰，像天边的明霞照在歌舞女子的绿裙与金色鬈发上。这两部片子都是兵慌马乱中生出异样的辉明，如同后半夜的灯忽然变得更清，而人则「相对如梦寐」。
近年来有印度思想的几个英国作家如赫克斯来，衣修午德，皆在美国得到大欢迎。赫克斯来的After Many Summers Dies The Swan里，写美国的街景是个恐怖的白日巫魇，百万富翁求长生，只能回到猴子的生活。还有那女打字员很美，来了个男人向她求欢，她原要抗拒，可是顾惜指甲上新擦的蔻丹未干，就屈从了。她的美也是洪荒世界里无人见的玻璃屑，在地上发出小小的亮光。
但是幻妄也罢，如果此外更没有东西，亦只得承认它。衣修午德的小说「紫萝兰姑娘」，写一个电影导演者因希特勒并吞他的祖国奥地利而发怒，对于在排演中的一个剧本大起反感，那剧本是公司指定的，扮演中世纪的一个罗曼史，这不止对于他的现在是个讽刺，而且那故事自身即是个虚诳. 他决意中途辞职，但后来他仍继续导演，而且导演得非常精采。人类即是这样的做着违心的事，却忘其所以然的表现了工作的热诚、努力与成功，因为宇宙原是个大的愚蠢，历史亦并不像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者所想的那样认真。现代美国人以为这部小说真是开了人类的大智慧。可是古印度人尚知哀叹无明，而现代西洋人却以承认无明来安心立命。
现代美国与苏俄在主义上如此对立，但这两国的公民竟是情调上很相同，他们都是在冷漠无亲的社会里寻一点生活的小小真实，像那女打字员指甲上新擦的蔻丹未干，只这是桩大事。古时摩西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有公的上帝，而妇人们在路上却私下里脱下簪环铸金牛犊，因为这到底是自己的，而在那上帝的世界为公里，则总使人觉得自己无权无份无纪念。
西洋人没有人世的贞观，从麦克阿瑟对日本战犯的最后判决发表的声明亦就可见。他说、「人类之决定无一绝对正确者，惟余认为尚无其它审判较此更能维护正义. 对判决不满者自属不鲜其人，甚至博学之法官亦非全部一致，然而目前文明社会之不完整的发展中，尚无机构可对其郑重决定之正直更具信心。吾人如不能信此种程序与此种人物，吾人即不能相信任何人与事。故审查廿五名战犯判决之责任，在余本人实至为不宜。」他这说的真是叫人只有信其如此，一种没有法子的屈伏。而帝俄名将古杜索夫与苏联的奠基人列宁，亦皆以斗争时不能无浪费子弹与人命来回答质问者，本来西洋人的真理都是辩证的，不可能是绝对的，有冤枉也视为当然。
是要文明�能有绝对，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亦不做，而王者之师乃为匹夫匹妇复仇。孔子作春秋，笔者笔，伐则伐，不像麦克阿瑟的心虚胆怯，即因有人世的大信。中国连政治经济军事的音色点线亦如数学的，不单求个近似值，乃至中共初起时，解放军的纪律即曾经做到了绝对的程度，说秋毫无犯便真是秋毫无犯，这当然不是共产党的纪律，因为昔年苏俄的红军并不能如此。
人世的大信，中国是寻常儿女亦皆能有。民国卅七年七月廿一日上海大公报，载有湖南女子李庆光，廿二岁，去春与周春芳结婚，周年近五十，为粤汉铁路长沙站职员，新婚不到两月，贪污案发，于今年七月判决徒刑七年，十六日上午十时，李庆光在看守所探视周春芳时，饮镪水自尽，身上有遗书：
春芳兄呀
我自从与你结婚以来，一年有余，在这十一个月中，我不知有多少苦处。现在我有事情告诉你，请你永远不要忘记。第一件事，就是要你信耶稣. 第二件，就是你出牢后，要晓得我在避难的时候对你怎样的情况. 第三件，你有九件衣服在我家，别无所有。第四件，我的命运不好，愿代你坐牢。第五件，你别无分文在我手中。这几件你特别注意。庆光与你握别，以后在天堂再见。
你的不受夫人李庆光绝笔.
这篇遗书我几次重抄，总要流下泪来。万种委屈，千千种的惜意，生生世世的爱，惊天动地的苦难诀绝，说的话却只有这些，而亦只能是这些。她的剖明心迹好像小气，但正是一个人的用心如日月，读她的遗书，好像听见她的人即在面前，而人世遂成披肝沥胆一点不假的了。李庆光原可以活下去的，而她却如早晨见人一笑，草草说上几句话就去了，因为是早晨，不可以闲谈，连做正经事亦可惜了光阴似的。她交下来的城廓山川都是真的，比麦克阿瑟元帅以庞大的机构与严密的程序所作成的人事更可信。中国民间至今仍像李世民的年号叫贞观，真真的天下世界是大唐。
我能晓得中国民间现在的好，完全是靠爱玲。在温州时我和爱玲游庙观，经她一指点，原来那些神像有许多是雕刻得极好的。一个龛里塑有雷公电母，雷公坐着，却非猴子嘴脸，而是一尊金脸的神，使人看了即刻觉得风雨阴晦，宇宙间充满了原始的大力。电母站在那一边，是个妇人，穿的金绣绿袄，细花紫裤，腰系青带，手擎一面镜，下照世人，眉目姣好而严峻，下唇微微咬紧，非常残忍。中国东西有一种新鲜的刺激性，很像是现代西洋的，但没有恐怖与不吉。南京古宫陈列馆里有唐朝的壁绘，着色及笔调很像西洋新浪漫主义的画法，但亦到底不同。
还有温州卖木器的街上，我和爱玲常去看旧式床橱，上刻着垂髫女与总角男对舞，又一幅是书生与少妇的对舞，全身涂金，一种温厚的金色，线条亦厚墩墩，头上是南方炎热的蓝天，地下阶砌分明，一男一女就在阶砌上房栊前，一个执扇，一个捧茶盘，其实又只是家常的光阴，那男的很调皮，那女的眼睛非常坏，会诱惑人。爱玲看了很吃惊，叹说，这样现世的，却又是生在一个大的风景里，人如晓风白莲。
再如嵊县戏京戏等，我亦是从爱玲�晓得有这样好。两人在房里开唱片，听方玉娘祭塔：
走──呀。上宝塔来第一啦层，开下了，一扇窗来一扇门，点起了，一枝清香一啦盏灯。礼拜南海观世音，保佑儿夫文子敬，中得高官步步升。
如此一层一层到第七层，先为丈夫祈菩萨保佑，其次为公婆为姊妹，最后为生身父母、「保佑去世双父母，暗暗赫赫百年春。」爱玲听了叹息，说、「真是有人世的安稳。」
京戏听唱武家坡，爱玲诧异说，怎么可以是这样的？薛仁贵从军回来，见了寒窑受苦十八年的王宝钏，他叫三姐的不当时安慰她，反向她说如何娶了代战公主，还这样得意，竟不想想三姐听了会生气，因为他仍是昔年分别时三姐的薛郎呀，他是多么的能干，现在是回来看她了，三姐理该夸奖他，这样的胡涂，真是叫人拿他无奈。
还有嵊县戏三笑姻缘里的秋香丫头也非常好，唐伯虎卖身为书僮想和她亲近，但是她很刁，几次都被她哄脱身。有一段她唱：
你来看我如咳此样，那好花开并蒂莲啊？非是末，秋香情咳义呀浅，只咳怕，太太来听啊见。还有春夏冬香来撞着，大事未成先削啦脸。你是待我有咳真啊心，须呀里，安心安逸过几年啊。
说她调皮，她又说得来这样正正经经，有大人的懂事，又是向自己人说话的口气，不由唐伯虎不信，�又被她逃脱了。西洋妇人的狡猾是女巫，少女的诚实则又是羔羊，都没有这样好的刁。中国人是正经所以能刁。
中国人的正经而且与诱惑是同一个。嵊县戏前游庵里，申桂生调戏志贞尼姑：
生：这尊什么菩萨.
旦：这尊弥弥菩萨.
生：还是弥联之弥？迷你三太之迷？
旦：是弥来佛之弥。
生：他呵呵大笑为何？
旦：他笑你。
生：因何笑我呢？
旦：大爷呀，（唱）笑你风流规啊矩无，青灯黄卷少工啊夫，到来游玩尼庵地，打动佛门理啊意咳无.
这真是大胆，反为她引诱入到了危险的程度，只因她没有一点邪念，所以有这样好的胡涂.
申桂生又借弥勒佛取笑志贞，唱、「见他有孕身啊又大，只恐怕，临盆在月初，将来生的男和女，万望三太指点哪我。」旦唱、「从未见过男生啊产. 」人家明讨她便宜，她却答得这样正经，真是十八岁少女的理直气壮。
随后游到送子娘娘殿，中桂生问志贞、「你清早起来，点香插烛，不知求了几位令郎，几位令嫒？」志贞的回答也可笑，她说、「大爷，（唱），大爷说来话好新鲜，阴阳阻隔怎咳生啊男，若是孤单能咳生子，何用世上结啦姻缘。」这样的正正经经说起道理来，不知自己是在引人家向她进攻。中国人是连男女之爱亦出于无心，无心发花花满枝，正是春天的可诧异。
中国人是能正故能奇，浅色复色皆是正色的变化，生旦净丑皆是正声的变化。生旦净丑在昆曲里分得极细极严，其实净丑皆从生而来，花旦贴旦亦皆是旦，嵊县戏里又连旦与生亦少分别，都是那种宽阔平正的声音。是故净起权奸，而亦可起尉迟恭与包龙图，花旦亦起淫妇，亦起红娘、起梁红玉，丑起小人，亦起义烈。中国文明即因有这音色点线之正，故变化起来亦与西洋的浪漫不同。西洋的是浪漫，印度的是神通，中国的则是传奇，人超过了他自己。秋香不知是从何时起爱了唐伯虎，玉蜻蜓里的志贞亦如此，总以为自己不会的，后来想想又可笑，又无奈，然而是欢喜的。
浪漫必定违俗，而中国人的世俗则是像游龙戏凤里的有酒饭银子。绍兴戏演李凤姐哄那军爷顾看别处，她抢拾了银子，唱、「拾得银子明明亮，叫人好不喜在心。」这就还比现代美国人更活泼。她问有几个客人，生答、「为军一人一骑. 」于是点了酒菜。旦唱、「军爷来得长长远. 」一面去整酒备馔。她是对的客人，却无端有一种像是对自己人的情意了。而她亦一点不怕男人，因为人间皆是凡人。中国是人与人寻常相见就有亲切的，而爱慕亦只生于这世俗的能调笑与平人的无猜忌里，是非常干净的男女相悦。
中国的人事并且都有这种喜气。龙是恐龙，凤亦是鸷鸟，到了中国就变成龙凤日月旗，还可以绣在女子的花鞋上。在中国文明里，狮子变成狮子滚绣球，虎亦变成小孩的老虎头鞋，笑嘻嘻的很滑稽。新娘房里帐檐上绣的八仙过海，其中李铁拐这样丑怪，亦与何仙姑及漂亮少年韩湘子在一起，能非常调和。
中国民间是虽在忧患之中亦能有喜气吉祥。蒲柳泉的蓬莱宴，写海水八千年一干，王母会众仙于海中开燕，有柳树精变做一株垂杨柳，千丝万缕遮荫了楼台殿角，有桃花女化为一树桃花，当筵开得如云如海。王母命仙姬彩鸾去华山采耦，彩鸾奉命去到那里，转过山头，和一个书生差点撞个满怀，她当时心里一动，却两人什么也没说. 华山之莲，花开十丈藕如船，她采了就驾云回来了。这时殿上群仙动手开燕，彩鸾一人去倚在栏杆边，思想刚�在华山邂逅的那书生，觉得糊涂，觉得是真的。
她这一动思凡之心，不防娘娘就叫彩鸾：「你去南康府进贤县栖贤山梅花村秀才文箫家，借孙�的诗韵来我看。」彩鸾奉命而去，岂知文箫即是那华山书生，她退回不迭，因为王母已摘了她的云头了。她只得跟文箫进家门，唱：
有缘法，有缘法，就做夫妻也不差，已是惹得娘娘嗔，到了如今还说嗄，到了如今还说嗄。
但是家里贫穷，夫妻商量寻件生意做，还是抄书可以卖钱，文箫说如今时行孙�的诗韵，娘子听了一惊，唱：
我的心事娘娘知道，徒然叫我下九霄呀，又明明指给我一条谋生道。娘娘恣蹊跷，怎知道我就嫁文箫？明对我说他家里也不是富豪，若是难过便把书来抄。娘娘呀，我今�领了你的教。
她马上动手抄。彩鸾在王母那里原是管文札的，所以在行。蓬莱宴是山东鼓词，底下就是：
（唱）娘子接了看了一看，揭开本儿掀了两掀呀，铺下张纸，拿过砚砖，伸出玉笋，就把墨研，挽了挽长袖，咬了咬笔尖，低头就写，像那雨点儿一般，一盏茶未冷，字写了几千，转眼之时完了一篇，天下人这样写法谁曾见！
（白）却说娘子下笔好似雨打败荷，风卷残云，一霎时完了一篇，一霎时抄了一箩，晌午多已是完了一部。相公惊讶说：怎么这样快！又看了看说：怎么这样精！两人商量拿去卖钱，娘子说：不必订辑，搭起来送在书铺里寄卖青钱六百文。相公说可以值两千，娘子说：看再贵了不发市，一千就卖了罢.
我亡命温州时读到这一里，不觉大笑，好像这就是说的爱玲与我。蓬莱宴的好，是这样的世俗而清洁，能够滑稽。日本昔时有狂言十番，意大利亦有十日谈，以及法国莫里哀，俄国果戈理，英国莎士比亚的喜剧，都有一个黎明。但西洋那市民的活泼只如逃亡的女奴那种提心吊胆的快乐，尖狭到必定是丑剧讽刺剧，多靠故事的取巧，不能像蓬莱宴的家常。
中国是有这样活泼壮阔的民间，历朝以来采莲采茶采桑，遍地民歌山歌，灯市与游春，皆非西洋阶级社会所能有。西洋要到市民阶级起来�有民间文艺，中国则诗经的国风，晋的子夜歌，唐的竹枝词，都是民间的。以庄子的才华，他写的庖丁与吕梁丈夫等亦是齐民。而小说从搜神记到聊斋志异，许多故事亦是田夫农妇工匠贾人的，其它征东征西施公案彭公案平妖传今古奇观等故事的趣味，亦皆是寻常百姓的，乃至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的英雄美人亦只是生在万民里，故王熙凤与刘姥姥可以结成至交，刘玄德跃马檀溪，见了骑牛吹笛的牧童可以有身世之亲. 西洋的但是平民，中国的乃更是平人。
爱玲也说鲁迅的小说与三闲集好，他的滑稽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乐，比起幽默讽刺，他的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鲁迅的毛病是他教育青年之心太切，而他的思想其实许多不对。可是今之崇拜鲁迅者惟知校对思想，且以为在时代的阶段上他们远比他又进了几步了，真是呆子！
中共乘民间的秧歌舞而起，但等他们在秧歌舞里加进思想，又改变京戏时，也就气数短了。他们连不知什么是戏文。必须是戏，褴褛衣衫亦要是戏装，扮杨秀清怎好穿起真的土布衫裤，京戏里更不可以手摇马鞭而又是话剧的走路说话姿
势，变得像一幅画里夹进照相。戏原是假的，但是使人只觉其真，而共产党那种真法则反见其假，秦失其鹿，中共是失其戏。
中国民间是这样的情高意真，所以江山代代出英豪，而从来风流人物亦有民间做他的知心人。京戏里虞姬别霸王，唱：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外面是楚汉的天下未定，她看着这样单纯的像男孩睡着的脸，真是爱惜，却不禁一阵心酸。
我这里，出帐去，且散愁心。轻移步走向前中庭站定，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
她和项王的关系连她自己也胡涂起来了，有这样一种天上人间的惆怅。这是从来文人再也写不出的。
但项王还不算怎样，更好的有刘邦。刘邦的会狎侮人，完全是民间那种阳气，后来曹操亦像他的挑达，是诗经里的、「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没有他世界上就寂寞。然而民间戏里演刘邦却又是个平正的帝王，因为他原是平正的。
秦始皇时人家说东南有天子气，刘邦就自以为是他，去芒砀山泽隐避起来。曹操则许负相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他也听了很高兴. 还有窦广国，穷得在山里烧炭，岸崩压死百余人，他独得脱，自卜数日当为侯，跟主家到长安， 听说窦皇后新立，他就有胆量相信这一定是他从小相失的姊姊，那样的人，生在天下世界，就好比是在华丽深邃的堂前，叫一声处处有回声，知道自己一颦一笑在一代人的面前必被理睬尊重。那跌宕自喜恰如「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自以为好。那淘气亦像秋香的刁，并且像彩鸾像志真的胡涂，因为人生实在眩耀。
诗经里「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人生原是可以与时代共起舞，好像游龙戏凤的。中国没有希腊式的悲剧，却如窦广国说的「人情�能免祸，即欲求福」，这样的人真是连命运亦拿他无法。而这样的人亦常常会有好运气。西洋人惟有冒险与偶然，中国的却是巧，杜牧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周瑜便是运气好，喜气重重的人是随时随地都能拾得巧宗儿的。曹操的诗，每说、「幸甚至哉，歌以言志。」人生自身原可以即是个庆幸，而打天下亦不过即景生情，邂逅相遇皆成为好。
中国文明是有人世风景，还比形势更大。提心吊胆的讲把握形势，必有一次失手，而能生在一个大的风景里，则虽阻于形势，亦连环可解，且可形势自我而生。所以像曹操那样，虽兵败如山倒，亦随又会得无因由的好笑开心起来。那样的人真的宛如游龙，翩若惊鸿。
坏的东西可以坏到不成款式，好的东西方可以好到不成款式，刘邦连项羽要烹杀他的父亲，他亦不受要挟，兵败时楚兵追来，他把儿女也从车上推了下去，以及曹操的杀吕伯奢，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皆不可以教，但在他皆可以是好，而天下最好的东西原亦不是为教人的。
曹操其实是个善心诚实男。他临死吩咐铜雀台诸伎，关心她们以后的生计，有西域进贡来的香，他爱惜藏着不用，现在分给她们，又叫她们做鞋子卖钱可以过日子。他身为魏王，要从国库拨一笔款亦容易，他却不这么做，只像寻常百姓家男人给妻子的安排，而她们今生世得他这个亲人，亦可以无憾了。
刘邦亦全异于西洋那种cynical 的英雄。他开了汉朝四百年天下，想要父亲夸奖他，却说得出来、「父亲常当我无赖，不及老二会治产业，今我治的产业比老二的谁多？」这就很妩媚，而亦是真的谦逊. 他做了皇帝，回去故乡在父老面前，亦仍是子弟。回想当年他为亭长时，沛令有重客，沛中豪杰往贺，出钱多的坐堂上，他在簿上写一万，其实一文亦不带，萧何当招待员，说刘老三原是个爱说大话不兑现的人，他亦听了不以为意，就去坐了上位，众宾客个个被他开玩笑戏弄，而他的坐在上位乃真有男性的倾国倾城。
他拜韩信为大将，一点亦不依照规定手续，是因为他能与事理素面相见。而张良等凡有好话，他一听就懂，则是他的对一代人能闻弦歌而知雅意。
闻弦歌而知雅意这句话原出在周瑜，后人苏轼赤壁怀古说他、「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在民间戏文里，周瑜是小生来扮，珠冠雉羽，深粉红锦袍，脱出来是鲜明的赤地黄金铠甲，这与灯市里童男童女所扮的，以及喜事人家新娘房里，插在帐檐床栏上的帛制彩扎人形，则是更还有东吴的繁华在内了。
胡兰成《山河岁月》第十三章：清末以来
中国近二千年来有三个大时代，秦变制度，隋变文物，而有汉唐文明的翻新，这次则是从清末起接触了现代西洋，制度文物皆变，但亦并非中国文明被否定了，它只是在又翻新。
这里并没有经济决定那样的话。中国是其产业与政治军事皆生于人的好性情，像东方的舞，身体与衣裳成为一个生命的水流云行。中国人的一切都是从内里发出来的，产业亦不过是舒叶吐花，而自有生意流行在人的矜持与能嬉娱，以此中国近代百年来乃能生于忧患。
从清朝末年起，西洋的商品与资本像狂风急雨扑人面，后来还加上日本，她们合伙的个别的打劫，对中国用兵过多少回，幸喜中国产业传统的平等和谐，自有其商品交换的经纬，�能在毫无关税保护的长期暴露下，亦划定一条被伤害的界线，而且有新的生发。再则清末以来的外交，亦能行于人事之敬，�度过了几次都有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中华民族并且还有心情开别人的和自己的玩笑，把惊险的场面也作成了是惊艳，千劫如花，开出太平军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与北伐抗战及解放。
至今这个国家，待说他是弱国，他却又能战胜日本，而待说他是强国，他却又抗战胜利后�被封为五强之一，随即连别人连自己看了都觉得不像，乃至这次朝鲜战争，亦仍不能评定中国的到底是什么地位。中国没有想要自异于西洋，可是西洋东西他学书学剑都不成。中国的地位，原来不是要受别人封赠的，而是还在新世界的创造中。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有情，但他仍是他自己的。
现在他的生产力比西洋落后，但亦不过是同时代的程度上之差，并非隔了世纪，抗战与参加朝鲜战争，不论后者如何错误，亦总是他在现代国际的英气照人。人世的日子长着，中国尽可以让西洋去走在前头做他的仪仗的。
诗经里有一篇「着」写女子打扮去游春，央请良人在房门口等等她，在楼下堂前再稍为等等她，一面尽问、「我戴这付白玉环子，配上鬓际的白玉花好吗？'我戴这付翡翠的，来配绿玉花好吗？」清末以来的革命亦是这样的委决不下，而门外浩荡春光亦真的都在等他，因为吉日良辰要有他�有主，连达尔文的进化论亦只得且安静。
人子降生之夕，古舟子航行地中海，听见群神在森林里号哭，说大神宙斯死了，中国的来到现代世界，亦这样神暗鬼泣，但基督的仍是在天国，而中华民族的则是天上人间。这民族如今虽然贫苦，亦不是生在马槽里，却如寒窑里受苦的王宝钏，「银钗金钏来负水」，她的人仍是贵气的。提起这些事叫人辛酸，可是也喜悦，甚至对于现在的世界有知恩感激。
是这样的悲喜交集，而且有洒然的明快与决断，好像岁序迁流的难回难干涉，中华民族如今正又在弃绝共产党和它的政府，而有新的朝代要起来。
胡兰成《山河岁月》第十四章：太平军起义
中国对外洋通商向来没有闭关过，乾隆时代红楼梦里怡红院的自鸣钟，与贾宝玉怀里揣的表，便是西洋货，而睛雯感冒了还闻鼻烟，烟盒子上画有个西洋国的女儿。其后事隔多年，西洋货变成机器制的了，可是进来得仍有限，因为中国产业的严整茂密有着自然的约制，使洋货泛滥不得。广东的十三行，是中国现今买办的前辈，但要说他们引导洋货进来，不如说他们是在节制着，只许洋货如暗水流花径，晓风吹园林，来润泽中国的产业，而使中国人对自身与外面的天下世界有惊喜。
因此英国人只有卖鸦片，想要用它来破坏中国产业的组织，分解出来可以容许洋货的市场，但结果亦只伤了中国民间的浮财，产业则仍无恙，鸦片以外的洋货销路仍打不开。他们以为这是中国闭关之故，于是以英国为首，几次用兵舰大炮来攻打，要增辟商埠，要关税由他们来定。这些都做到了，可是洋货在中国仍越不过买办。
中国是其买办亦和别国的不同。别国在类似的场合，因其产业的根须与商业资本连结在一起，而买办则是商业资本的尖儿，抓住买办，就把该国的产业都拔起了。中国却不是商业资本的社会，买办对产业并不能作主，始终只可做做掮客。
西洋国家与日本乃向中国勒索赔款，像对印度及美洲非洲澳洲。在印度及美非澳，他们是只要勒逼了王，就支配得该国的经济，哄唬了酋长，就把那部落的土地都买来抢来了。可是中国向来政府不统率民间经济，赔款亦只把满清政府弄穷了，而民间产业则依然不倾动。
而在中国打开洋货的销场，惟有使中国的产业亦资本主义化，但中国又没西洋史上那种起带头作用的市民与地主贵族。中国没有自由都市，没有庄园经济，其民间产业的水深浪阔，来源与去势皆不归市民或地主所支配，既不能像英国的由商人直接转入现代资本主义，亦不比在普鲁士的只要扯起地主贵族的耳朵叫声变，就整个普鲁士的经济都变过来了。
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中国经过半个世纪以上，在中国地面上引起了多少风暴，但舶来商品中最主要的洋布仍旧少人买，洋布的倾销是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一段长长的期间，中国人是有了余钱�拣喜欢的洋货买一点，洋人简直没有法子。
彼时倒是中国的丝茶桐油输出，如火如荼的兴旺了起来，连带引起百作工匠的繁荣，使城市也景气，使田稻也好了。这景气且因不是商业资本带头，而是众业平等和谐的烂漫生发，所以那样普遍，万民皆活泼新鲜。
这段景气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一直继续到民国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为止。彼时通上海的城市如宁波绍兴一带，茧行茶栈油坊像映山红花的到处开遍，村上镇上都盖起新房子。行家接待水客，住家接待百作工匠，店家接待顾客，都有一种热闹兴旺的慷慨。人家早睡早起，做事在心在意，行行出好手。村子里没有一处懒摊，没有一段破路，没有一座任其倾倒的桥梁。山扬田畈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时风清肃，作物没有牛羊践踏，没有人偷窃。人家门前的溪水很深，岭上的树木很长。彼时的人们因为勤力，都精神气爽。而市镇上与过路码头，是货物如山之积，如川之流，商店都殷实，大户人家高楼粉墙，小户人家临街傍堤，街上朝阳喧哗，堤上种垂阳柳。
彼时绍兴本来文风极盛，新起的财富更出来了新的知识分子，更平民化的，更与工商业的新气运相应，而成为有名的幕僚人才，所谓绍兴师爷，是中国政界的新干部，政治与社会结合的环。而从宁波人当中则出来了中国工商界的新干部，明亮劲直，是他们创造了上海市民的新风格。上海直通外洋，被人想象为马路上黄金铺地，虽在不平等条约的屈辱下，亦仍使中国人对外面天下世界之大有好意的新鲜感觉。
惟有满清政府是破落了。败战使它失了威严，赔款又使它陷于贫穷。其实几次战争皆规模甚小，如八国联军之役，即许多省份皆不奉慈禧之旨，而按兵不动。中国没有像日本幕府时代的攘夷论，有攘夷亦止于河北的义和团，成不得号召人心的政治口号。中国人是因向来有堂堂天下，对异族能不失其感情之正，能见事明白，以为外洋要求通商，于理并不大悖，除了进来鸦片，而且兵舰大炮实在不易抵敌，虽委屈求和亦不失为智，是故几次战争惟清廷大败，至于乘舆播迁，但民间元气则并未受到严重打击。至于赔款，因中国向来政府并不支配民间产业，清廷亦惟竭其库藏之积蓄，而无法转嫁损失于民间，惟政府因此无力修浚河渠，一任数千年之庞大灌溉工程日益荒废，结果延至民国而有陕西河南及四川的大饥饯，但在清廷当时则此恶果亦尚未显现。
彼时是民间活泼而满清政府枯萎，变得朝廷与民间配搭不好了。而且南方兴旺，北方不兴旺，因为北方没有丝茶桐油，如此就连黄河流域与长江珠江两流域亦配搭不好了。因有这两种配搭不好，所以发生震动，要出现新的一统华夏及其核心。
但这要如何做？要何年何月�做得成功？则没有定规，只能做起来看。有些事情，是要等到有着在那里了，�晓得有这个理，而且可以是这样好的。这里首先是出来了太平军。
太平军是乘民间产业的新气运而起。这倘使发生在西洋，乃有新兴资产阶级为领导，否则它只是旧社会的反动，规模也不会有这样大了。但中国因彼时丝茶桐油输出所引起的产业好景气，只是原来产业性情的新活泼，所以太平军既无所谓新兴资产阶级，亦非破落农民的诉苦运动。太平军的连不是革命，而只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起义，他们是兴兴头头的。
明人诗、
双眉画不成 十五背娘行
独自摇兰桨 横塘看月生
太平军的背叛清朝，亦像这样的幼小淘气不听话。她画眉毛没有画得成，是因她有她自己的想头，你且只顾由她。而亦只有她晓得有个新朝要起来，好像月出横塘，在一个大的风景里有人的眉目清好。
西洋没有这样的民间起兵，而惟有农民运动。中世纪欧洲的农民运动，乃有经济的口号，以与地主贵族斗争，而城市帮助地主贵族，所以总不能成功。其后如法兰西大革命时农民暴动的成功，那亦不过是农民暴动的成功而已，且其规模亦仍不能大，只能做做资产阶级的仆僮。中国的民间起兵则虽从农村发难，却并非农民暴动，因为每次皆州郡并动，地主亦参加，城里人亦参加，所以能是天下大乱，把旧朝时代来推翻了。他们的不是什么阶级斗争，且连经济的或政治的口号亦没有，而只说是旧朝要没，新朝要兴了，这不但高于阶级斗争，而且是有着比政治经济更大的东西的。
民间每次发难，当然都有现实的逼迫，但单拿这一点不够来说明。人与人比，品性有高下，品性高的人不能只从现实的得失来衡量他的行事，中华民族即同于此。如秦如隋，新的制度正建立，可是万民不乐，就要起义，又如汉末唐末明末，生产力正在扩大改编中，但因尚未能和，也要天下大乱，所以新朝多是改乐不改制。单单制不过是治术，要有乐，�制方可以是礼，而行于治道。「秦为无道」，虽有治术，而世景局蹙污损了，亦「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要民间起兵的。中国的民间起兵是长啸。
西洋史上奴隶与农奴不能革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能革命而不能制礼作乐。中国则不讲民权或人权，人是天地人三才的人，凡人皆可以为尧舜，凡人皆可以有君德，不但士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乃至如陈涉这样佣耕之农，亦会辍耕太息，而有鸿鹄之志，这种气概都是西洋人所没有的。所以中国一命之吏，揽辔有澄清之志，蓬户之氓，揭竿有龙兴之象，历次民间起兵皆不是那一个阶级浴血而出，却是从中有王者兴。
王者之兴，制礼作乐，制礼只是把前朝已经改革好了的新制度去泰去甚，使之成定为礼，故汉之于秦，唐之于隋，明之于元，皆大体沿承其法令典章。而作乐则是开出太平风气，舒发一代人的新情意，这是在民间起兵时就开始有着了的。从来民间起兵皆有歌舞，如四面楚歌，及绯衣小儿的童谣，即是踏歌，连舞在内的。原来黄帝时咸池之乐，周武王时大武之乐等，亦只如同唐时秦王破阵乐，如同今时解放军的遍地秧歌舞。而且黄巾红巾，赤眉绿林，都讲究颜色鲜明，一代之兴，每改服色，其来历便是如此。
但是作乐只能开物，要制礼�能成务，此所以黄巾红布，太平军及今之解放军到底皆要失败，而天下另有所归。
我见温州籀园图书馆挂有忠王李秀成的像，希腊脸型，如此的有英气，却又清洁单纯使人亲，彷佛就在此刻也可以和他相见说话似的。当年太平军便是这样的南方农家子弟届与百作工匠。中国民间春事将起未起时，乡下有社戏腰鼓，城里亦挂灯结彩，扮台阁，这台阁必有故事，如凤仪亭吕布戏貂蝉，或白蛇娘娘水漫金山，而太平军便是这样的一队青年，他们男子营女子营一路歌舞而来，谁好意思拦阻呢？他们便从广东广西一直打到南京，立起朝廷来了。
可是他们的朝廷立得不象样。他们的出身地两广文明根基比较差，论产业亦广东虽面向西洋，颇为兴旺，但他背后几个省份则很荒瘠，不及长江流域的产业也富庶平广，文明的根基也深稳。彼时半洋腔的广东人加上硬绷绷的广西人合成一支太平军，来到长江流域，首先是湖南人见了已不大对劲，及至江浙，又不懂得与上海相结，因为上海是比广州好的。而且珠江流域的人除了宋朝卢循作乱，一直没有过争衡中原，太平军不晓得士的政治地位。后来太平军就吃上海的苦头，而且士都去投效曾国藩的幕府，眼见得太平军是斗不过的了。
彼时北方是各样，而长江流域则本该与太平军可以相契，因为太平军的新鲜空气长江流域亦有，所以太平军初来到时，此地沿途民间都响应，豪杰之士亦闻风兴起，如左宗棠，即传说他先曾去见洪秀全献过策的。可是人家晓得太平军的好处，太平军却不承认别人也有好处，因此长江流域的农民与百作工匠到底又脱离太平军，另自编成了湘军。太平军是民间起兵，湘军也是民间起兵。
况且那时是民间产业依照旧形式还可以有一段相当长期间的繁荣，太平军击鼓打锣玩过一回应当安定了，而曾国藩办团练，便是依于民间这种安定的要求。他设厘筹饷虽是弊政，但亦是他能生在当时长江流域工商业的新活泼，他并且因此懂得了上海。他又有中原文明的传统，所以士乐为用。他是能顺以成物，把太平军所引发的新力量新性情有处可以安顿，所以一代之人皆来归了。他能受降太平军，且能利用满清的朝廷与军队，他就好像是整个时代。而太平军这班农村子弟与百作工匠则在南京住下之后，看见人家都在种田作生意了，便也想回去，他们变得很羡慕湘军，湘军是有家乡的。
中国历来平大乱，都不是靠朝廷，而是民间起兵转了风向，平黄巾之乱的卢植孙坚曹操刘备都是民间起兵，平黄巢之乱的朱温则原从黄巢那边倒过来，而现在是太平军的鲜颖警拔的破题亦只能由湘军来完篇。
彼时又尚有捻乱。捻乱好像是太平军的余波，其实性格相差甚远，太平军有南方的新气运，而捻乱则只是黄河流域破落农民的反动。北方是与外洋通商以来，虽亦渐兴起煤铁工业，但不比南方的丝茶桐油散在千门万户，煤铁矿场是离群的，不能一时三刻就带领起周围的产业也繁荣，此外皮毛业的输出虽增加，但在平津则只是过路。北京从元朝以来原是钱粮汇聚之地，朝廷与民间买卖的关系很密切的，现在却因赔款之故，又因南方钱粮用于就地对太平军的战费之故，清廷与北京及河北民间产业的关系遂失去正常。而山东原为江南通河北漕运的经过之地，沿运河一带的传统繁荣至此乃亦忽然萧条。当时南方是因与外洋的新通商关系，连它与北方的经济往来也整个的发生变化了。因为有这种种配搭不好，黄河流域的一般手工业便衰落下去，农民则只能输出粮食，没有生产力的新气运，反而出现了南方所无的大地主。而捻乱是从这样的背境出来的，所以没有好处可以说。
南方丝茶桐油的兴旺与手工业相连，而这亦是农业与手工业的结成一片朝气，但北方人则变得迟钝起来，从前黄河流域是比南方少有巫魇的，现在却相反了。比起来，太平军到底还曾有过政府，但捻乱则只是流寇。曾国藩的湘军斗太平军是比深稳，而李鸿章的淮军斗捻乱则是比明朗。
太平军之乱，虽兵戈遍地，但上海与广州的输出仍年年增加。乱平之后，更有李鸿章与张之洞的现代化建设，如邮电铁路造船厂及矿公司，其中江南造船厂，汉冶萍铁矿，汉阳兵工厂，及汉口武昌的长江堤防，气魄之大，皆为其后民国时代所未能及。彼时是开始行起官商合股，且有外资侵入了，但仍与周围的产业保持和谐，因为长江珠江两流域丝茶桐油的好景气正方兴未艾，所以吃得住，并没有因为那些现代化建设而农民大批离开土地，且各地手工业城市亦仍普遍殷盛。
彼时外洋的布匹煤油火柴等虽比以前渐渐进来得多了，也还是建立不起自由竞争的市场。洋人因此要想造成一班产业流氓，与买办相辅而行，他们就主使传教徒大大的猖獗起来。洋人而且继续寻衅开战，要以炮弹的反复撞击来分离中国经济的原子核。这样就刺激起了义和团。
义和团与捻乱一样，出自黄河流域农民的破落反动，他们光是坏事，但亦有一点可以纪念，是传教徒从此稍稍敛迹，到底成不得产业流氓。而义和团所引致的八国联军，则把满清打击得再也站不起来。政府益益没落，而民间益益在新兴中，如此就有了辛亥革命。
胡兰成《山河岁月》第十五章：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长江流域的。长江流域兼有黄河流域的深稳与珠江流域的清新， 不但其产业活泼遍在，且此地的士大夫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的幕府下来，亦真是新人，惟有他们�是与立宪政治性情相投的。从来民间起兵，开头多难免有巫魇，但这次武昌起义则很简洁，好像风日晴妍，波浪里涌出一朵白莲花。
武昌起义，长江流域各省即刻纷纷响应，全不用组成一支大军杀得马仰人翻， 这是因为士大夫与民间起兵一致，所以中和了。军事的局面这样快结束，开门见山就立宪，马上建都南京，大家请孙中山先生回国当临时大总统，那一代的人行事真有大丈夫的洒然。陶渊明雪诗：
倾耳无希声 在目皓已洁
草木不惊，已都是春天，辛亥革命亦城廓山川无恙，就已经是民国世界，岁月都堂堂了。
长江流域这次起义，能使云广都响应，华北虽派兵来讨伐，但到得汉阳，亦接受了这边的条款，一切都比太平军顺利，这不只因时机已更成熟，主要还因作风能更平易。
辛亥革命的民间起兵是沿承太平军的，其立宪则是沿承戊戌政变的，但是能行于新的节气。他们反满，其实当时满人对汉人的压迫早成过去，而清帝退位后，民国还优待他，可见亦没有怨仇尚记在心里. 他们口说反满，只是因为中国文明接触现代西方而新生这桩大事竟是荡荡莫能名。
然而孙中山先生是对于革命要做的事最有自觉的。中国史上开出新朝的民间起兵，其初多不自觉，是做到了那里自然开出花来，而自始抱有自觉的则反为见得狭小，此所以东汉光武帝不及西汉高祖的壮阔。中国的革命是其民族的天才的最高表现. 然而孙先生的自觉，是因他更出于汉高祖之上。革命的自觉可比是写一篇好文章，非着意，亦非不着意，从中华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到后来的建国大纲、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皆是孙先生从积思中得天启，一步步皆是艰难，一步步皆似偶然的发见。他是从这创业的体验说出了知难行易。
临时约法的好处是清旷平明，但未足以为中华民国的新制度。原来中国历次出现新朝，皆只是开创风气，而制度则大体是沿承前朝的，其未完工的部份则有待于继续化成，故革命惟对改乐而言，但改制则从来都是渐进的。如汉如唐，皆一戎衣而定，是因没有改制的问题. 若与改乐同时还有改制的问题，则如东周之末经过春秋战国与秦朝，东汉之末经过魏晋南北朝，北宋之末经过南宋与元朝，皆久久不能成定。而辛亥革命亦是一面改乐，一面尚须改制，因为戊戌变法可以沿承的太不够，中华民国的新制是惟能待其渐进的自然化成与孙先生的天才的创造。
我们日常生活最可喜乐的是知性，最可信赖的是意志。国家与世界的历史是生在于先知先觉者与民族的志气。民元孙先生让位于袁世凯，对北京妥协，是因革命党的同志们不听孙先生的话。其实当时是应当断然贯彻初意的，即使为此而与清朝的北洋军决战亦好。革命要求断然的充份的用兵，始能建立推行新政的威信，而辛亥革命是用兵不够，所以旁逸而为军阀的连年内战。后来北伐与抗战，皆是补辛亥革命的用兵不足。抗战是因为中华民国的新地位亦是新世界的，所以
也需要有这样的一战。
但民初的一般亦还是有好风光。司马迁写楚汉之际及与他同时的人都有一种可爱，因为是个新时代，确有许多人是好的。民国初年的武人被称为军阀，其实他们多是出身民间，从辛亥革命发迹的，亦有原是清朝的军人，从李鸿章练新兵这条根里生出来的，他们不单沿承淮军，且还沿承有太平军与湘军的朝气。他们喜爱权谋，可是直爽，很敬重读书人。他们能俭约而豪华。
民国初年的武人出身乡村，而国会议员则出身城市，那时是乡村也兴旺，城市也兴旺，所以城里人也有好风气，而缙绅先生仍是生在「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乃有忠信。这样中国社会的秩序里，并非产业代表而是士。他们虽非产业代表，但是极有中小工商人家的热闹，与世俗礼意的慷慨。他们读孔孟之书，而亦讲事功，亦爱西洋的明亮，此即多出自做生意人的德性。做生意人持家勤俭，因为规规矩矩，所以明白事理，待人接物能平直。再如自己有店，对市面上的行情随时要机变，也没有个对世界新潮流固执不通的。
孙中山先生当年反对那班督军及国会议员，同时却有与他们相往来的余裕。民国初年那班人的豪华，世俗得明亮，不是单靠权位金钱就能有的，还因为有一个时代的风气，那时是街上陌上的众人都眉目清场。
但这只是长江流域的气象，黄河流域可仍在破落中，而珠江流域则仍是辛涩的，多有刺激性。又且中国政治的性格不许以一地域来制驭其它地域，却要黄河珠江两流域也向长江流域看齐，鞭其后者而进之，�能出现华夏的新一统及其核心。还有满洲，文明的根基很差，而其产业在全国中的比重却日在增大，不过满洲到底不能自成气候，只要黄河长江珠江三流域能一统，它亦就不能自外的。但是这些都不能顷刻做到，所以关内军阀割据，关外更张作霖自成一局面。
而且就在民国初年，长江流域也出了毛病，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丝茶桐油的输出骤落，从太平军那时以来六十年的农村好景遂中断，从此长江流域的农民也陷入长期贫穷了。这很影响政局，前此长江流域是颗定风珠，所以袁世凯做总统头两年里还曾相当一统，但此后则形势急转为南北分裂，长江流域反为只能依违两间，内里也各省独立起来了。
好在时人的动静不单取决于一代的形势，却更生于许多代的大信，所以民国初年亦只是地域的产业及政治尚未能有新的统一，但人们仍觉得是一个中华民国，好比过去春秋战国时、魏晋六朝时、唐末藩镇时、南宋偏安时，局面尽管分裂，人们却仍觉是生在一个天下，这就是文明尚有其不被产业与政治所限，且不被一代的升坠所限者在。而此亦即是汉民族之所以能度劫，好像在现实之外尚有天意策动政治经济及一代形势向好的方面走，且出来得大人如刘邦李世民及孙中山先生等，皆在局面之外更有荡荡世景，亦不单是一代的，而是旷视古今的大人。这就是时势可以造小英雄，而大英雄则能造时势。亦不单大英雄�能，民国初年那样的割据，但是连寻常巷陌之人，亦皆能洒然，不坠河山破碎或天地末日的感觉. 而且就在那时，城市有了新景气，即纱厂的兴起，照亮了一代人心。纱厂比前此的邮电铁路造船与矿，更能带引起许多新的产业，这些被带引起的新的制造业虽然规模不大，是分散的，又大部份仍用手工，但已是生在现代空气里的了。西洋史上新兴纺织业只为外销，其社会资本又偏流，不能这样快带引起本地一般产业的繁荣，而中国的纱厂则是生在众业的冶叶倡条里大朵的花。前此洋布总是要进来不容易，这回即是中国自己开起纱厂，从内里把市场来翻新了，只见联联排排的布庄，大的小的，木机织的，铁机织的，织出像洋布那样的布，生意非常之好。
前此六十年间，长江流域的城市是与乡村丝茶桐油的新繁荣结在一起的，现在丝茶桐油虽衰落了，但城市已有个富庶的底子，所以开得起纱厂，织出来的布也卖给城里人，也卖给乡下人，因为纱厂与城市的及农村的其它产业有了新的联系之故，并非全靠补了这一次世界大战时洋布的断挡，倒是中国自己打开了市场，然后日本人�亦能进来开纱厂，而且战后洋布�也能大量进来的。
彼时城市的新繁荣是如此健康，全不需要政府来计划，却都是民营纱厂，且因军阀割据，连官办的与官商合办的企业亦皆实际移到了商人手里，但是没有发生兼并垄断。城市这样鲜亮，政局虽割据，亦着实旷荡，没有对于人的阻塞，如此就出来了五四时代的新人。
胡兰成《山河岁月》第十六章：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起自北京大学，原本是政治的，但因黄河流域对这次城市新景气很少有份，其农村更在长期的破落中，且发生了大灾荒，北京的王气已黯淡，还不及满州生动泼辣，所以政治不能有声色，而只成了新文化运动。且连这亦是靠有江南的读书人在北京，但随又转入了只是书斋里的明静，他们虽然喜爱希腊精神及莎士比亚，其实却是冷漠。
五四运动在广州又自不同。彼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在头一年终结，洋布进来闹败了纱厂，这对珠江流域的影响特别严重，因为此地前此景况好的时节，亦不及长江流域的来得匀，新虽新，却多有刺激性，现在更是震动不安，所以一经五四运动点着，广州就如火如荼，后来发展成了北伐。但是鲁迅到了广州很失望，觉得那里的浪漫气氛太重。
鲁迅不满意北京，离开了去到广州，后来又离开广州，到底住在上海。五四运动确是在长江流域最最烂漫生发得好，彼时若不是此地的农村也破落了，五四运动在此地是可能发扬为第二次的辛亥起义那样，比其后珠江流域的北伐还有更好的政治作为的。前此是太平军以来丝茶桐油所引发的城市与乡村繁荣，加上李鸿章张之洞以来的现代产业建设，使长江流域能有那样好的辛亥起义，但这次五四运动则惟乘纱厂所引起的城市新繁荣的尾声，所以在上海也只能是个新文化运动，不过比北京的更有世俗的热闹，比广州的更清明平正。
后来珠江流域的北伐是浪漫的知识分子领导破落农民，随即来了共产党的巫魇，幸而到得长江流域就清党了，否则北伐军将会像太平军的也覆亡，可惜北伐军不比湘军的有乡村的兴旺做背境。长江流域是从清末以来成为华夏文明的王畿，此地的作风是湘军与辛亥起义这样的，如今虽然不能有北伐，但是校正了北伐，这与前此的校正太平军，皆证明是个澄清的力量，而五四运动亦惟在此地�真是中国文明的全面开向现代西洋。
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大学，校长长蔡元培先生，请教授可以不拘资格，对思想学术亦不以同异为爱憎。教授与学生彼此相敬，然而学生可以质问教授，教授对教授亦可互相批评责难，但不像其后中共的批评会或检讨会的埋伏杀机，他们而且公开抨击段执政，但并不像革命者那种穷毒。他们的活泼无禁忌是天人游戏。当时北京各大学，上课像听演讲，教授亦来听，有名的学者讲学要以大礼堂来代替课堂，窗门口都站满听众。新出的刊物与书，青年争先买来看，好像早晨上街买小菜蔬果的鲜洁。他们千里求学，跟名教授转换学校，不在乎文凭. 他们的爱情像天上星辰的皎皎，他们的追求理知亦像天上星辰的迢迢。
那时的青年喜欢西洋的科学与文学，而又喜欢子夜歌竹枝词与红楼梦。他们敬重哥白尼与达尔文，又佩服华盛顿与林肯，但因欢喜的东西太多，变得都只是好意，他们喜爱西洋，是爱的希腊精神，没有时间观念的。他们不大读历史，亦并不把西洋东西与中国的作有系统的比较. 他们嘴里说不满意中国，但是他们喜爱中国的日月山川，又敬重中国女子。他们更不去追究西洋最好的一面原来亦拖有阴影。他们看东西能够没有选择，好像雪霁日出，泥泞亦有清洁的感觉。
彼时我年十四五，在杭州中学校做学生，星期六下午没有课，日子非常悠长，如果不出去，一人在教室里用功，只觉校舍的洋房如理性的静，而理性到了是静致，它亦就是感情的流遍了。于是翻开英文课本来读，闻闻洁白的洋纸都有一股香气。
五四运动原为反对廿一条而起，那时的青年随即却说政治经济是浊物，连对日本亦不恨了，因为是这样的美景良辰，人世正有许多好事情要做。他们废弃文言要白话，破除迷信要科学，反对旧礼教而要男女自由恋爱。
民国初年上海杭州的女子，穿窄袖旗袍，水蛇腰，襟边袖边镶玻璃水钻，修眉俊目，脸上擦粉像九秋霜，明亮里有着不安。及至五四时代，则改为短衫长裙，衫是天青色，裙是玄色，不大擦粉，出落得自自然然的了。那时的青年是，男子都会做诗，女子都会登山临水，他们不喜开会，不惹群众，而和朋友或爱人白日游冶，被里说话到雾重月斜。他们轻易离家去国，无人可以责其负心，而去到希腊罗马或美国呢，希腊罗马美国亦像在贵客面前不可以诉说辛苦恩怨事，他们是到了那里，那里即呈吉祥，他们有这样的奢侈，连脂粉都怕污了颜色。
彼时我在杭州从表哥吴雪帆认识了几个他的同学与朋友，一个是修人，我没见过，但至今记得他的一首白话诗的开头两句：腊梅花儿娇，妻的心事我知道。
又一个是刘朝阳，还有崔真吾。
义乌青年刘朝阳，他为反对旧式婚姻脱离家庭，在厦门大学读数学天文，读一年要出来教半年书积蓄学费. 他有个爱人，三年了，年年为她来杭州。
五月的杭州紫气红尘，院纱路上千柳丝，汲水洗衣的女子走过，有晴天的润湿鲜明，旗下包车叮当，菜担柴担花担和露带泥。沪杭铁路城站的喧阗，如潮来潮去，亦如好花开出墙外，游蜂浪蝶并作春意闹. 西湖的水色淡素，白堤上寂历禅院无人到，栅门掩着，里边石砌庭阶，桃花李花都开过了，那花呵，开时似欲语，谢时似有思，都付与了迟日疏钟。
刘朝阳来杭州住在一家小旅馆，房里只有板壁，床与桌椅。板壁上日光一点，静得像贴上金色。床上枕被，因为简单，因为年青，早晨醒来自己闻闻有一股清香。桌上放着一部古版庄子，一堆新上市的枇杷。
他这次来，是和他的爱人说到了婚姻，女的欲待说出个什么条件，大约是问他婚后生活的保障，不料他登时就和她分手了。以前的仍是好的，而现在这样做亦没有遗憾。
刘朝阳后来当齐鲁大学教授，是中国有名的天文学家，其实当初和那女的说说，她也会肯的，刘朝阳却那样气大，那女的真是委屈，使人想起长恨歌的句子「宛转峨眉马前死」。二十年后中日战争终结时，我避难上海一家日本人家里，那家有个小女孩玩她的镜奁与锦盒子，见她把来拆毁，我不觉心痛，但因为她的世界里样样都是珍贵的，不拆毁这个又拣什么来拆毁呢？如此就想起刘朝阳。古希腊人不得完全，宁可没有，刘朝阳却是对于完全的东西亦可以一刀断绝，人世是无条件的，他比希腊的神还更喜怒无常。原来卓文君的诀绝司马相如，为妒忌负气只是个借口，她是对于生生世世的爱也能没有吝蔷，可以忽然舍弃，而再见天地清旷。
这种骄，这种英气，是人生爱娇的奢侈无边，到了是无情的地步了。红楼梦里有个鸳鸯，她当自己是个最最无情的人，古之深情人常会忽然的像天道无亲，刘朝阳亦有这种心狠手辣。
崔真吾则是宁波章村人，也在厦门大学读书，跟鲁迅编朝花旬刊，又跟鲁迅转到中山大学，那时的青年千里游学跟先生，耽误了毕业连不以为意。他很理智，因为他的感情很健康。他和刘朝阳原来家境都很好的，崔真吾的父亲开轮船公司，但他亦因反对旧式婚姻脱离了家庭。
他有个爱人，但已许了人家，退不得，到底结了婚了，他却终不结婚，女的痛惜他，他亦仍旧敬重女的。那女的从广州回宁波，他千里送京娘的送她，路上给她抱婴孩，约定年年马樱花开时到她夫家的村子里去看她。
崔真吾姓的崔字就很美。他很会做事。暑假他回宁波，帮助种其母的农民反对一位豪绅的垄断，官司打了几年，又发动农民焚香递呈，同当局请愿，�得到胜利。后来他相信唯物论，只因唯物论的宇宙与人事他觉得有一种清楚干净，当初反对豪绅，他原也没有着意于任侠，而后来做政治活动亦一般只是他的本性明朗正直。他仍旧遵守对爱人的约. 他又有个堂姊姊，人相很俗气，说话的声音又难听，崔真吾见她被夫家离弃了，带她出来谋事不成功，一直维持她。崔真吾是希腊的，而他这种姊弟之敬却使人想起中国的礼，礼是不问对方如何，而只尽我的美意。朋友们为了崔真吾，见到这位姊姊也只得忍耐，而且觉得人与人真是该有在妍媸之外的相敬的。
这崔真吾：后来是在广西被黄旭初杀了。故乡白云天涯，惟有村前马樱花，春来向行人烂漫发满枝，那楼头少妇，做做针线又停了，想起他，只觉人世悠悠无尽，而又历历分明。
我表哥吴雪帆，嵊县傅家山下人，也是要把父母给他定的婚约来解除。他父亲说、「这种话我是说不出口。」吴雪帆自己便去马（夭+ 山）村和女家的长辈言明，女家的长辈很看重他的，他们末了说、「可是不知道女子的心会怎样想呢？」吴雪帆只得和那女子亲口说去，两人在楼上房里说了半天。乡下人从来没有这样的，家里人以为两人已经明白了和好了，听吴雪帆说要女的去读书，便欢喜答应。那知吴雪帆是为使她思想可以开通，会晓得解除婚约于两人都是好的，并不是为嫌憎她。
吴雪帆送她进嘉兴妇女补习学校，暑假寒假接她回家，上船落车住旅馆，吴雪帆处处照顾她，敬重她，家里人看了两人信来信去双双行旅着实惊喜。
如此两年，女的毕业回来，两人到三界渡头，去家只有五里路了，她要在江边麦田塍上坐一坐，忽然流下泪来。她说、「你不用间. 此刻我哭泣，心里很静的。」随即她收了泪，低头道、「你是待我好的，我做人也无怨了。学校里先生一次教唐诗，是「知君用心如日月」，当下我就想到你。可是读到下一句「事夫誓拟同生死」，我哭了。我没有这样的福。现在我想想，有第一句已经够了。我总总依你。」
说到这里，她又流下泪来，却抬眼向吴雪帆一笑，她坐在田塍上，一种谦卑柔顺都变得了是端正。她说、「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它是对的，它是好的，只因为它是这样的。此后我仍旧记得你，如同迢迢的月亮，不去想它看它，它也总在着的，而房里是我在做针线。我也不说谢谢你的话了，今日�知道人世的恩情原来还有更大的。」
到家她就同母亲取了庚贴还给吴雪帆。
其后男婚女嫁，吴雪帆抗战时期死在严州，灵柩回里，女的去祭拜，似祝似诉的说、「十五年来我没有当你离开了呢，还是没有离开？今后的十五年或二十年三十年里，我也不去想象你死了没有死了？从前我从你知道爱不是顶大的，现在又从你知道生离死别也可以很朴素。今天来在你灵前的，仍是当年的马家女，此刻我哭泣，已不是人间的眼泪，你不用问，我也刚刚还以为自己是不会流泪了的。我给你上香，袅的烟是亮蓝的，我给你献茶奠酒，如同你对我的有礼意。」
祭毕，她和吴雪帆的夫人分宾主相见，又见了孩子，坐一回�上轿走了。
五四时代的青年便像这样的是金童玉女。而因是这金童玉女的清洁，所以有后来的反封建，并非中国真有西洋有过的那种封建社会。又因他们看西洋东西，还比西洋人自己所知道的更好，所以�有资格责备西洋，而有后来的反帝。
五四时代是个分水岭，从此军阀要过时，国会的花要谢，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幕府以来的士，从袁世凯训练下来的新兵，都要让给新的知识分子与北伐革命军了。五四时代是中华民国要发生无数大事之前，酿花天气风风雨雨的豪华。
胡兰成《山河岁月》第十七章：民国世界的王气
民国世界的王畿在长江流域，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时建都南京，其后北伐亦到了长江流域�得平正，又仍建都南京。又其后日本军入侵时，亦对此地的人比对华北的对珠江流域的更奈何不得。乃至现在中共政权之下，亦仍是长江流域比华北更人心不服，又比珠江流域能隐忍待机，将来反共的军事与政治，形势要取决于此地，而亡共之后，虽华北有满州工业之重，新都亦必在南京。
王畿是王气所锺之地，文明凝祥的华夏核心，而王气则遍在于华夏的天下文明，遍在于民国世界四民的仍是王者之民。孟子说「霸者之民，�虞如也，王者之民，嗥嗥如也」，在上海等码头虽可见西洋的日本的强国之民，中国人对他们却能犯而不校，随和而没有一点肯迁就。中国人是因没有过阶级的征服与割裂，所以有人世的威严，比强力更大的天道不回，有人世的可以行于无碍，比骄傲更大的自得其乐。
民国世界仍是士农工商四等人。士从五四运动成了新的知识分子，但亦仍是天下士，五四时代的青年只想做诗人，因诗人是不为职业的。也希望能当大学教授，因教授的高尚不可拿它来与职业联想。也愿将来做个发明家，因为科学亦如诗心的清洁。他们真是清洁到连没有野心，从不去想自己要做大总统或公司的经理，因为觉得大总统不过是公仆，而经理不过是庶务。他们忧国忧民，但是不肯把一天的日子过得潦潦草草，他们是要有现世风光的美，如陶潜诗、「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后来他们又变得喜欢谈政治，亦仍是这胸襟。他们对于赴行政考试做公务员仍不热心，而是谈的革命。外国的革命由阶级来谈，若是小资产阶级谈革命，亦必以中小企业为主，没有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个注目的团体，其次是日本，但在外国则都没有这样。也有人很痛心，怪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何不像外国的列身到社会组织里，各勤一业，殊不知中国之士向来是志在天下。
士是生于中国文明的政治，所谓士志于道，即是志于治道。中国政治有治术，有治道，向来是治术在民间，惟治道在朝廷，故为政可以简静。周制的王官，许多是民官，不可以为大夫，大夫必以士，若加以分别，则大夫�是官，而民官则是吏，后世秦汉以来仍一直保持这官与胥吏的界限，官必须是士出身。现在民国亦许多事情仍是民间自理，新的知识分子并非小资产阶级或所谓受过教育的人，虽然以代表的资格参政，但他们要管的仍是治道，不为作胥吏，更不为从事职业谋生活。
政治原来除了技术，必定还有它的意味，西洋政治假使没有基督教精神，一切就会变得要不认识了，中国的有治道亦如此。但西洋的宗教与技术分离，中国的治道与治术则可以是一个礼乐政治。中华民国的新的礼乐政治，还是要靠五四时代出来的新知识分子，而孙中山先生改组的国民党即以他们为干部，比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乃更有一代的新运了。
士之次是农，中国历史上亦原是农对政治起的作用比工商更大。西洋的农民有一种特殊气质，现在转化为农场工人，亦是从社会生活的一个角隅搬到另一个角隅，中国则过去乡村的教育与医药与机械工事的普遍程度为同代西洋所不及，风气并不闭塞，农民与一代的人皆是侪辈，所以能民间起兵，并且从他们当中出来帝王。
中国是连地主亦有他的好处。陈同甫上宋高宗策，说王安石把民间富室都弄穷了，又把天下的财力集中于帝京，以致民无余财，地无重镇，以应非常之变。中国的富室是民间财富的蓄水池，而无论城市殷户或乡村地主，多是省吃俭用，因有中国传统的做人家道理，总不到得西洋人那样的穷汉也索性把钱都喝酒喝光，富人也陶醉于兽性的狂欢，奢侈起来会无底止。中国的财富有一种文静。而且他们亦不像西洋的把余财都投资于产业，逢到政治的或产业的大危机便动弹不得，却是总有余裕可以应变，所以从来国家用兵与民间起义皆得其力，而历次大乱之后随即又能承平富庶，亦是靠此。
过去西汉末年民间起兵，那刘秀便是地主，东晋与南宋抗异族的大河南北豪杰亦多是地主，隋末瓦岗寨的英雄以单雄信为座主，水浒传里梁山泊好汉以晁盖为座主，单雄信与晁盖都是地主。清末民间起兵反抗太平天国，那湘军亦是多得地主的资助。过去西洋的领主，日本的诸侯，能弄兵不足为奇，中国的则是单纯的地主，并没有政权的，却竟能为天下起义。还有几次是地主虽不参加，但民间既已起兵了，亦仍问他们要谷要钱，�成得事。民国以来，如对日本的八年抗战，民间的生活仍能过得相当舒齐，中国的乡村地主与城市富室对民间经济的盈虚自在，生机流行，亦是有功的。即如中共，亦靠抢劫没收他们的来充军费，来做强力政权的资本，这种竭泽而渔，而亦是为了要使反共游击队野无所掠。但从前秦朝隋朝也收民间之粟于敖仓，而民间就起兵抢了政府的，来日的事亦将如此。
中国的农民平时让地主也不过让三分，不到得冤沉海底，农民发难是天下事而不只是农村的事，他们是要会会天下的英雄好汉，不为找地主报仇，而历次关于土地改革，如北魏及隋行均田，皆由朝廷来施行，又如此次解放后，农民要等上头来发动分地，便因中国实在没有阶级的仇恨，也没有西洋那样的土地问题。
民国初年没有大规模的农民造反，是因军阀割据内战，他们多去当兵了。这与五代时藩镇的兵是黄巢的余众，明末的农民在李自成张献忠与四镇兵之间随意跑来跑去，清末的农民可以从太平军与捻乱转变为湘军与淮军，皆是中国农民的不甘于只做一个阶级，而要与天下人在一起。所以中共当初强调土地国有与农民的阶级，倒反使农民感觉寂寞，瑞金赤区到底不得出头，而后来是中共说为抗战与解放，农民爱他的这气魄，而且减租分地亦说是其照孙中山先生当年说过的，很平正明理，所以�去做了解放军的。孙先生当年，也不是农民协会有什么作用，而是以国民革命军来吸收农民，他是晓得以英雄豪杰待农民。
中国的工人亦和农民一样不作阶级斗争，因为凡是中国人皆有一种达观，常说钱是要人赚的，亦要人会得用，又说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西洋人孜孜为利是为上帝服务，何等正经，而中国人说赚钱则不过是骗骗而已，你问他、「宝号的生意很得法？」他答、「好说好说，也不过是骗骗嘴巴，骗骗日子。」这样的谦逊而洒脱，把郑重的事亦只当是小小的调皮。这样，便连阶级的利害也认真不起来。
中国的资本家没有增积资本的神圣观念，却是只要生意好，就待工人也慷慨。逢到大事情，则尤其看得开，比方抗战当年上海的厂主店主，觉得沦陷时期还讲什么，就让工资提高吧，而抗战胜利了，则又是大家的喜事，让工人也得点好处吧，如此就又提高工资，中国在战时及战后工资之高在比例上是世界第一，现在倒是共产党来把它抑低的。又如地主，见佃农不缴抗战时期的租也就罢了，若在西洋人，至少事后也要追缴的，为了权利义务的神圣观念，这也可以说是现代产业的精神未立，但中国人把雇佣关系亦依于做人的道理，实是廓清处理剩余价值的问题的基本德性。
中国的现代工人罢工远比西洋工人活泼，恰如中国农民向来敢和地主打官司，为西洋封建时代所无，但并非以阶级斗阶级，而宁是以平人斗阶级。特别是零碎的罢工比西洋多，工人只因厂主在做人的道理上说不过去就罢工，但是除了那次为五卅惨案对日本及英帝国主义者，竟没有过大罢工，因大罢工需有阶级意识，而他们是在争待遇的场合亦看各厂的情形不同，分别交涉。有时为声援他厂的工人而加入罢工，也是为打抱不平的意思多。
上海一家纱厂，经理来工房和女工搭讪，工人大家都嘘起来，唬得那经理连忙退出。他们又极恨讨好上头的人。这好像阶级的敌对意识很深，其实也只是出于侠义，因为他们是这样的思无邪。又有个女工，外面来了求爱信，她拿给工友们看，那班男女工人，就非常热心替她查询，打听得那人当小学教员，是规矩的，乡下家里也并无妻子，又找他当面谈了，把话都扣着实，然后大家帮助那女工和他结婚，个个都送礼去吃喜酒。这又好像阶级爱很深，其实都是兄弟姊妹的亲情。他们慷慨，要朋友，同乡人来上海，他们殷勤招待，使用钱财很健康，上海地方的世俗繁华在他们都成为好。连他们的工会也是帮会性格的，讲江湖义气。
战时我在汉阳鹦鹉洲，看见长江水手工会开会，在庙里大碗饮酒，大箩盛饭，好像打斋，一桌一桌从山门里直摆到山门外。他们商量职业上的利害问题三言两语就完毕，聚谈得最多的倒是三月三灯市工会也会搭台做戏，五月五划龙船今年谁家值头之类。上海的工会虽然不同些，性情亦还是一样。
中国工人又对政治有兴趣，但这是天下人做天下事，而工人的党与工人运动那样狭隘的东西则他们并不喜。他们的工会活动仍是人本位的，而且不一定要以工人为领袖，他们倒是听从虞洽卿杜月笙那样的人的话，又敬重孙中山先生。虞洽卿是上海之王，孙先生是现代中国之王，既是众人的领袖，亦就是工人的领袖了。中国的商人亦是这种性格。上海向来是政治家避难的地方，不只因有租界，而更因上海商人朋友落难了肯照应。他们不为作政治投资，却是觉得朝中亦有朋友，在野亦有朋友，总是人生的风华。他们看政局变动只是普通的人世沧桑，倒能超出势利眼光，人家有好事情要他们帮忙，他们总来的。但他们不想自己组织政党，也不喜以商会的资格去参加政治活动。而亦是这种人世的旷荡清澄，所以他们过去弃绝了太平军，后又校正了北伐军，乃至对日本军与解放军亦能看得见他们的失败，如同天道悠悠。
上海现代产业界之王是虞洽卿，宁波人，但他自己并没有多少钱。他出身钱庄学徒，而他的生活彷佛就是全上海，从小他爱哄了一班朋友吃花酒，正经事情闲话一句就为定，连无须乎理论，因为理论只是为无信的人说的。他在银行里还存有钱没有他亦自己不知道，人家请他帮忙他都答应，开的支票每每不兑现，他亦不以为意，人亦不疑他的诚意与信用。他是财神，他的财富连他自己不识深浅，他用的钱不知是那里来的，只要天下人有市面像百花竞发，他自己是花中之王。
他是眼光远，魄力大，上海产业界但凡风吹草动，有他就有个护持。他的有些产业大概是人家送给他的股份，中国人是把产业亦拿来做人情的，乃至许多与他无关系的产业亦彷佛他都有份，中国人就是在关系之外也有份有缘，诗人与三春草木皆有缘，虞洽卿与全上海的产业皆有缘。
虞洽卿所揽手的产业多是些大而无当的，好像天地的荒唐，是赚钱或赔钱都不能知道，产业原来亦可以只是个好的存在，单为人世要有着它�完全。其中三北轮船公司因种种困难要不能招架，打打算盘化不来，但因这是宁波人的产业，他就调动社会的财力维持它渡过风浪。不为利润而为社会要有这样的产业，原可由政府来扶持的，但天下有道，还是民间自己来扶持的好，因为产业要有人世的风光，它使像艺术一样不能由政府来计划。
后来抗战时期，虞洽卿在上海做轮船生意的收入成了全国第一人，他的有钱好像日圆风正，潮水涨平堤岸。但他就到重庆去了。他的脸相，如「阅人阅世多矣」的岩岩山岳，聪明正直都有，却又很随俗，机警刁滑，连日本军亦拿他无奈。虞洽卿场面上人家称他一声洽老，但宁波人则都叫他阿德哥，他主持的宁波同乡会做到宁波人在上海没有一个流落街头的，也没有一个不能灵柩回乡的，上海一二八及八一三两次日本人打仗，宁波难民都好好的资送还乡。
上海还有白相人，如黄金荣杜月笙及后来的吴四宝夫妇，而产业界亦因他们的侠义，许多地方�头寸兜得转。有人说白相人是寄生于租界的病态，但如日本，没有租界，可是亦出来得头山满，汉魏六朝有荡子，初唐有游冶郎，民国世界有白相人，其实都是时代的好气运，人与物的能飞扬跋扈。民国世界是确有许多新东西，使人惊呼，好比在天气变化里更觉得有人身，白相人的慷慨重义气对现代的人与物都有敬重与欢喜，这就不同于西洋流氓。白相人虽以武乱禁，但没有玩世不恭的。
白相人爱朋友，人抬人，花花轿，人总是要望得天下人都好的。他们与王侯都是平行人，亦与赤脚挑担的人称兄弟，这种平等，还比佛说慈悲更来得亮直，亦不像基督教说的兄弟爱或邻人爱，而是义。白相人钱财银子看得等闲，但是面子一定要顾。本来亦是不能人求财，只能财来跟人，云从龙，风从虎，物从人，他们常会得有财有势，而物权不过是人与物的邂逅相见亦可以欢喜无限。他们是这样的把得失之心来看开了，并非淌来之物不心痛，而他们的爱面子，像女子出门必定要打扮一样，这亦是中国人历来的重礼，色相即是一切，惟对人世真能肯定者�如此的不苟且。
这游侠豪华其实亦是中国四民皆有的德性。天下有道，即游侠豪华亦相忘于平正清明的人世，而虽在变乱之际，民间亦不肯把这现世的风光来蹙损了，此所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孙中山先生是当临时大总统时在南京，其后又在上海住过一个时期，接触了长江流域的四民，又在日本与游侠亦结识，如此乃有一种新的作风，出现在他的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及发动北伐的国民革命军。
胡兰成《山河岁月》第十八掌：国民革命军北伐
国民革命军北伐
萧何当年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孙中山先生亦像刘邦的爱说大话，被人说他是孙大炮。他是有汉魏荡子的跌宕自喜，常常失败得丧魂落魄，但环境稍稍好转一点，他就又开府，自称本大元帅，本大总统。因为他做的事都是真的。他对学生演讲，及燕请黔桂滇一班督军，皆这样的意气扬扬为自得。他要北伐，而亦可以北上与段祺瑞商量开善后会议，这亦像刘邦的无可无不可。而他又绝对的不苟且。照相上他的脸只是知性的端正的，当世没有一个人像他的会用思想。
他的三民主义不像外国的主义，他的国民党亦不像外国的党，他的干部，高级党员及政府官吏其实是幕僚，和古来开国英主的幕僚是一样的，称为代表与通过选举都只是依依名。他的组织民众并不看重职业团体，倒是像君子之交，天下事与四方豪杰共之。他的党仍像中国向来民间起兵聚众结党的党，他的党员是士。
中国史上向来是以士为政。历朝民间起兵亦是士领导，所以有革命的自觉的。离脱了士的领导，即只能成为黄巾、赤眉、黄巢、明末流寇，太平天国算是有做法的，只落得一场无结果，亦因离脱了士。同样的理由，中共亦是不会有结果的。代议制与共产党的阶级专政皆不以士，非知性的政治，必不能在中国的地面上久存的。
想起来，孙先生真是不可及。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宪法与印度独立后的代议制皆是模仿西洋的，惟独中华民国的政制是自己创造的。日本用代议制，另颁教育敕语来补救，而孙先生则在建国大纲里根本把代议制来改变了，他确立了知性政治的大原则。
民初五四运动叫喊要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时候，孙先生即已远远的走在前头，他提出了民主不得违反先知先觉者领导政治的原则，要本于建国大纲来制宪。科学是孙先生更走在了物理学上发见了素粒子的世界的现象的前头，提出了宇宙生机说，而且孙先生的知难行易说是完全合于大数学者与大物理学者从事发见的经验的。
孙先生的建国大纲，首定军政时期，是深切体验了中国向来民间起义与开创新朝都是军，太平军，国民革命军，乃至后来的解放军。其次训政时期，亦是中国向来以士治万民之意。而宪政时期则不单是说制度，都还有孙先生所常称道的礼运大同，天下为公，至治之世的理想在内。至于规定中央与地方，国营与民有的制度，及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又皆是到了现在中共亦还在闹的问题。但孙先生所说的是皆依于中国的传统办法来维新，譬如其中的平均地权即是依于北魏均田的传统，而后来虽中共亦不能不放弃土地国有的口号，改为分地，�能有解放军的声势如海浪。而且孙先生凡说制度，皆有它宽和疏朗的性情，此即是有术还有道。
孙先生的建国方略，要利用外资建筑三个大港，十万里铁路与百万里公路，利用黄河长江西江的水力发电，来掘煤炼钢，烧制士敏土，一直要开发到蒙古新疆，人家说他孙大炮，其实中国人民真能一旦起来，像江潮海浪，要做到这些也不难的。而利用外资的话，他是对于西洋国家有着一种无邪的好意，且说得来竟像是天下世界的财富不分东洋的西洋的，皆可以由他调度，因为他真的没有私心。现代世界也是要有了他那样的人�不寂寞，而西洋人则到底鄙吝。
但是孙先生所做的没有完工。从前周朝末年是个大变动时代，有秦朝出来建立了全新的制度，而因与传统脱节，发生大乱，又有汉朝出来�作成了新旧衔接，郡县阡陌是新的，但礼记里夏商周三代的旧章大部份仍行于汉朝，不过是都生在新的空气里了。这历史的大变革，是经过两代，秦一代，汉一代，�完工的。清末以来也像这样，经过中共的变革，还要再打倒中共，�能来完成新制度，并且与传统相衔接。可是如果有大人，这样要分两代两朝的大事亦可以由一朝一代来完成的，而这就必要经过大的军事行动，北伐、剿共与战胜日本。
这三次军事行动是历史上稀有的大成功，但是政治上仍旧失败。也并非国民党的党政错了，而是当时的文化人都错了。
中国的文化人为什么这样的对政治有兴趣？外国的文化人总不能了解。原来中国文化人是独有其士的传统，志在于治国平天下。但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们把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迷失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已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新政治学、新经济学，然而五四以来的文化人以西洋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为标准而批评说是不合格。不惟左派文化人，连民主人士亦以为国民政府是不合格。他们是不但忘失了士的做学问的方法，且亦忘失了士的责任。他们借时局的动乱而攻击政府，却不知他们自己要负造成动乱的责任。
五四以来的文化人虽已失了士的德，但仍保有士对时局的影响力。他们自己知识没有一个归结，情绪不得一个安顿，还来摇动一代的人心，被共产党利用了而不知。外国人看中国的时局，他们是到底亦不能懂得中国的民间起兵，与士的影响力的。当时的学生是也因美国式教育的考试制度激起了反抗心，又且许多人毕业后没有出路之故，被诱在城市�喊，在农村当红军。文化人造成的时局气氛与风声，不但市民与农民被感染，连军官也被感染。所以政府对其作战只能有胜无败，一败就人心以为大势去矣，江西剿共幸好是胜利，其后共军南下，国军撤守时兵败如山倒，就是为此。
虽然如此，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实在也使人惊。当时客观的形势，要统一华夏及其新核心的形成，本来还未到时机。珠江流域仍是多刺激性的，黄河流域仍是新起的矿场与破落的农村很不调和，而且华北被满州产业的重量所牵动，长江流域又是农村继续在凋敝中，纱厂的新景气亦已被舶来品打倒。惟因长江流域到底是中国文明的现代王畿，故能澄清北伐军，解脱了共产党，并作成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但此地与华北满州及华南之间在经济变动上如此失调，怎么能够统一？可是北伐军居然直抵北京，连张学良亦举关外来归，青天白日旗插遍了全国，这就是中国历代有一统天下的传统，更大于一时的变局，而孙先生创发国民革命重的气象亦能比形势还大。
中央与地方的相处，亦不能一门心思学西洋。西洋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皆只是权力关系的规定，原从其封建蜕变而来，依据对内征服的程度及对外御侮的需要作成的，故中央与地方皆其权力有限制，而各各是个不完全，虽再加上现代产业的国家机关化而益益中央集权，亦总是使人不舒服的。中国则过去天子的是朝廷，而诸侯的乃至郡守县令的亦皆是朝廷，却又侯国之相与郡守县令皆由中央任免，都遵守中央的法度，若论地方权力之大与中央权力之大，皆莫过于此，而作成了大一统，虽有时或藩镇割据，亦只是天下有道则台，无道则离，问题多不在制度，连民国初年的督军团亦如此。
要说制度，则民国初年的督军团实承历朝的方伯藩镇总督制而来，而北伐之后亦冀察、华中及西南皆有政务委员会，山西云南及关外又皆半独立，乃至中共来了，亦仍有「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南军政委员会」等，这都是很自然的，
虽然现在他们怕不能集权，又要改变，但能不能号令天下仍与集权或分权是两回事。可是国民政府那时要以武力及金融的力量求统一，知识分子又主张要以民主求统一，殊不知用武力及金融的力量也罢，用民主的力量也罢，皆还需有中国政治的好性情，它是传统的，同时它又是新的。其实统一算得什么，西洋那样的也能中央集权，中共这样的也能中央集权，我们是还要能统一得好。
现在想起来，当时国民政府与文化人相处得不好，那毋宁是由于文化人的无知。政府之所为，大体上都是对的。党治是知性指导政治。遵奉国府是为建立中华民族的行动的中心。敬仰服从领袖，这又是极自然的，因为蒋介石继承孙先生领导革命，是世界性的中国民族的英雄，民间原来都敬他爱他的，惟有文化人�是歪曲他们自己的感情。国民党就只在说明上太不够了。一部尚书，重在记言，说明行事的理，旧约里所以说「太初有言」。国民党的言语应该是像风吹花开的风。
当然不止是国民党人之责，而亦是凡文化人之责，应于五四之后来一个更高华的思想运动，�配得起北伐与抗战的。五四的是希腊的精神与十九世纪欧洲的知识。但彼时已是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前后，物理学上的与古文明国史实的发见，一反十九世纪的常识。从来革命的新风，没有像大自然的与文明的发见所卷起的新风那样强烈而显明的。中华民国的革命的言语是要与这个结合起来。
史上每一次的革命的气运都是延续到数十年之久的。北伐后采用美国式的教育，学生为对学校考试制度的反动，与因毕业后没有出路而被共产党利用，品气低了。当时是一般文化人的品气都比五四时代的庸俗化了。然而每逢一次新的局面，他们又会忽然地跳出这种低级的情绪，而为豁达的求知。
革命的余势可以到达很远。日本明治维新的余势为西南战役、日清与日俄战役。中国辛亥革命的余势为北伐、剿共与抗战，以至于今犹辽辽末央。所以像北伐抗战都有风光，事后令人想念之不尽。便如剿共，亦曾是有风光的。革命可以相忘于一个大的行动，尤其是像抗战，那行动就是革命的表现的一切，革命的意思与色相都在这里了。然而也还是要言──革命的新的言语。
胡兰成《山河岁月》第十九章：抗战岁月
抗战是非常伟大的，它把战前十年间种种奢侈的小气的造作都扫荡了，于是中华民国便非常清真。那时是连民主同盟亦与国民党要好了，知识分子情甘意愿的听从放府，却又各人可以任意而行，他们是与一代的人都结了同心了，还比组织上的同志关系好百倍。而且地方与中央也莫逆起来，战区皆一统于中央，而这里亦是因有远比统治关系更大的东西，有些战区中间被沦陷区隔断，重庆的命令也许不能到达他们，但重庆的意志则能到达，好像早晚都在一起见面的一样。但又每一战区是个完全，是个自在，不觉有凡事都要秉承上头的苦痛，而且军事与政治经济等都生在一起，说统制也是统制的，说疏朗又极疏朗。这一切，皆是因有荡荡世景来做新的背景。
民间亦因政府在战时没有力量来多管闲事，早先的许多统制办法一旦失效，中小企业即刻活泼起来，农民更景况好转，形成了非常自然的城乡关系。人民只觉得政府很辽远而又很亲近，好像拂檐映帘的天上星辰，而蒋主席的威严乃真如同一代江山，战区的大小司令官亦一一皆有人世的尊贵，如此民间就都欢喜了。
彼时是国民党的态度也的确好。外国在战时虽原有的民主都要禁绝或削弱，中国则这次战争起来了反而扩大民主，国民党与新设的参政会可以无猜嫌，而且与共产党亦竟能相处。彼时共产党亦变得谦逊起来，随众说要放弃阶级斗争，听从国民政府。这一切，虽然国民党是因形势难犯，共产党是因策略要改，而民主人士又不过是为得人赞扬，他就高兴，况且仍旧吵架，尤其国共之间明争暗斗没有断过，但因大家都是生在广大的风景里，自然而然去了许多小气。
抗战能这样久，而且得到最后胜利，并非多靠外援，外援虽有一点，但并没有用来打日本军，而日本在中国的败象是还在美国投原子炸弹之前就己毕现的了。
亦不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原始，不易被击中要害，像低等生物的被切成一段段亦还能活。如果这样的原始，又如何可有统一的金融及统一的作战？乃至在武器上，中国的与日本的亦不过是同一世纪的程度之差，并非两个世纪的性格之差，否则像清末的鸦片战争那样，是要坚持继续抵抗亦不能的。这倒是要感谢国民政府前此的建军及法币政策。但抗战当然此外还有东西，否则如战后国民政府离更有美式装配的军，其法币更相结于美元，亦要败不旋踵的。
亦不是因为中国地方大，可以拿空间换时间。俄国也土地大，所以拿破仑失败，但那是一百几十年前的运输兵站与占领体制，在现代则希特勒若不是西线同时也作战，两年之内将可攻下苏联全境的。日本可是单打中国至六年之久，并非因他不曾用出全力，所以战果不立，而是因战果终不能立，即使要用全力亦无法用。
抗战的伟大乃是中国文明的伟大。彼时许多地方沦陷了，中国人却不当它是失去了，虽在沦陷区的亦没有觉得是被征服了。中国人是能有天下，而从来亦没有过亡天下的，其对国家的信是这样的人世的贞信。彼时总觉得战争是在辽远的地方进行似的，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境界非战争所能到。彼时马一浮有诗「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说吾心有点空洞，其实抗战的战术战略便真是礼乐。老打败仗，又时间拖长，以为中国民心厌战了，这完全不是的。以为中国人咬牙切齿与日本赌存亡，也不是。彼时是沦陷区的中国人与日本人照样往来，明明是仇敌，亦恩仇之外还有人与人的相见，对方但凡有一分礼，这边亦他还他一分礼，可是总不上当，「君子可欺以其方」，中国人都是为善可以无方。而战区与大后方的人亦并不克定日子要胜利，悲壮的话只管说，但说的人亦明知自己是假的。中国人是胜败也不认真，和战也不认真，沦陷区的和不像和，战区与大后方的战不像战。画家晓得界线最难画，因一件东西的边际要似有界，似无界，让空气可以流通，中国人的胜败之界，和战之界，便亦好到像是这样。又凡见了大山大海，最最真的东西反会好像是假的，因为它乃是这样的，中国的抗战也这样的似真似假。战争讲攻守，攻守皆以对方来证明我的存在，而中国人的则是自在，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里令人想起吴魏之事。吴魏两军相距于濡须口，孙权遗书曹操，说「春水方生，公宜速退」，末后又批一句「足下不死，孤不得安」，这翻成白话便是：断命的小鬼总不早死掉，吵闹得人家想要有一刻安耽也不能的。曹操亦正在忧闷，见了信笑起来，说孙权的倒是真话，而且看得起我，他就此下令班师了。抗战中间，中国这边是有孙权这样风度的，可惜日本那边没有曹操的妩媚。
彼时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也很好。他们在战区其实并没有如何组织民众，动员民众，他们打仗不像打仗，而只是与民间一同在过迢迢的光阴，最高的战略竟到了是没有机心的，这�使日本军困惑，不能确立战果，而以有限斗无限，到头智穷力绌了。中国人是干戈遍地亦能有清平世界，荡荡乾坤，且更觉有日常人事的亲切，所以那八年的抗战又是非常真的。
战时洋货中断，且大部份解脱了战前造作的统制，连民间债务亦因法币贬值而取消了。地主不敢下乡，农民就少纳租，沦陷区的农民更几乎是全不纳税。而中小都市亦不归大商埠支配，如此产业就又有了好性情来自然安排，回到平等遍在。彼时走单帮之多，正是运销统制失了效，而工商业问银行借钱，也有百利而无一害，又且工厂内迁疏散，上海大公司在各地的分店亦纷纷自立，如此就编成了雇主对工人的新关系，工商业对银行的新关系，以及工商业相互间及其内部的新关系，且连城市与乡村之间也是一种新的关系了。
许多小城市因抗战军的司令部搬来了，变得很热闹，还有一些机器亦跟工厂从沦陷区大码头搬来，到得这里，连那些小机器也都高兴起来。这样的产业新安排全要靠人，雇主与工人亦有了是人与人相见的新感觉，又因产业关系的全面改变，出来了新的购买力，生意很好，乐得在工资上厚道，如此就劳资关系也变好了。而且做生意的人不管抗战区沦陷区，照常堂堂来往，其中许多是走单帮，他们资本都很小，可是人数有千千万，商业原来可以是与人这样亲的。
中国人是喜欢在日月山川里行走的，战时沿途特别好风景，许多没有到过的地方都去到了。除了工厂内迁与走单帮，学校亦迁到内地，年青学生连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岭，长亭短亭的走，好像梁山伯祝英台唱的、
过了一关又一关 前面来到紫金山
紫金山上般般有 缺少鲜花共牡丹
但她们的人就是那鲜花与牡丹。她们都是各有好家乡的，却能够不贪恋。
还有携眷逃难的，及去重庆投效抗战的，忧患这样大，心思这样坚，他们反会没有悲愤，没有营谋挂念，天涯道路，只更爱惜起眼前的人来。至今金华道上犹在歌唱当年的竹枝词、
道旁杏花一树明 照山照水夫妻行
长亭买酒郎斟妾 妾惜金钱郎惜情
妻子计算路费，肚里想看买饭吃节省一点，可是丈夫为她叫了酒，而她也就饮了，是因为敬重，因为知恩，所以慷慨。不但那男人，他的妻也慷慨。与这同样的事，会做得来使人心酸落泪，但他们的不是，他们是欢喜的。他们的这种慷慨�真真是一代人的有大志。
没有名目的大志�真是人志，没有定规的大事�真是大事。当年寻常村庄，都有子弟在重庆，或从军远到印度缅甸，外面的天下世界这样大，便这里的小桥流水人家也浩荡有远意了，而一切又是这样的近，好像在溪边听得见上游有洗衣洗菜人的笑语，近在咫尺，稍移步即可看见的，但是且慢，而此时此际乃更觉有自己的可欢喜了。中国人没有神界有世界，世界就是这样现前的。
那时的女子离乡背井去大后方读书，过了二十岁也不去想结婚的事。她们恋爱了可以很大方，但很苛刻，看不起没有气魄的男子，因为她们自己是有气魄的。诸暨斯宅有个女子，经人说媒，那男的出外在福建战区当公务员，只看了照片通过信，她就胆敢一人通过沦陷区与游击区，千里迢迢去到男人那里结了婚。这种金童玉女的清真与对人世的理直气壮，很像五四时代的，而且更平实朴素，没有五四时代那种紫雾��。
凡是壮阔的，就能够干净，抗战时期的人对于世人都有朴素的好意，所以路上逃难的人也到处遇得着贤主人。他们其实连对于日本人也没有恨毒，而对于美国人则的确欢喜。对于西洋有这样清洁无邪的欢喜，这以前只是五四时代的青年能够。抗战期间实在远比五四时代更好，五四时代缺少农村的美，抗战期间则乡村与城市都新鲜活泼，可比辛亥起义那时候，而因此抗战军亦远比北伐当年的国民革命军更好，北伐杂有农民暴动的气味，编成抗战军的农民则极清明。抗战时期的兵士是有着比纪律更大的东西，所以他们都变得和气了，与人民相处得很好，共产党的八路军与新四军则更表示亲热，但人民宁是觉得国府军落落大方，叫人可以安心。
抗战时期的好天气好情怀，还见于沦陷区与大后方的到处歌舞，在沦陷区是忽然流行起越剧，在大后方是复兴了中原的迎神赛会扮台阁，而且传来了西北高原的土风舞与民谣。
越剧即绍兴府嵊县山乡地方的秧歌班，亦叫小歌班，是民国初年�出生的。从清末太平军时到民国元二三年，有长长一段丝茶桐油输出的好景，把长江流域的乡村与城市都照亮了。嵊县通宁波绍兴杭州上海，而山高水急，地瘠田薄，民风强悍，彼时应了这气运却大大的兴旺起来，因为不宜种稻之故，便多种茶树桐树桑树，家家养蚕，开起茶栈茧行油坊，连带手工业亦比邻县都有名了。还是在民国初年的事，此地的人便在农闲时作出秧歌班。
嵊县人原来没有何种成熟的风格化，单是他们的本质好，爽阔直谅，好像宣纸的洁白，遂绍兴府城的华丽深邃，宁波码头的热闹活泼，杭州省会响应辛亥起义的朝气，与上海外面的天下世界，皆移来生在这幅宣纸上，笔笔沁入了，而这就是秧歌班的风姿。
秧歌班早时单是沿乡沿村唱做，男人扮。想是单面受了宁波影响，世俗的生命炽盛，男女性感的炽盛，都简单之极，人家看了说粗气不过，很下作。其后改成小歌班，叫小歌是有点细唱细做的意思了，又因原来的秧歌班仍存在，改名是要表示区别。小歌班是女人演唱，都是几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乡下姑娘，行头比秧歌班好，但还是很简单，戏也只得相骂本、梁山伯祝英台、玉靖蜒及方卿见姑娘这几只，后来又从绍兴大戏取材，添了碧玉簪、龙凤锁、沉香扇、三笑姻缘等。唱辞直接来自民谣，好像竹枝词的男女唱和，动作亦是男女偶舞，歌声宽平直谅，舞姿则就像旧式床栏上雕刻着看的那种，非常的忠厚而妩媚。这些戏里的男女都是家常堂前楼上人，门外即天涯，有平畴远山，名城迢递。
玉情蜒后游庵里的十八只抽屉，使人觉得太平时世的富庶安稳真是有的。梁山伯祝英台十八相送里，男女之情高到了似真似假的境界。三笑姻缘里秋香丫鬟的乖巧，相骂本里年青媳妇的绝世聪明，都使人爱。这些戏里的女子都乖刁，男子都蛮横，好像佛经里说的善心诚实男，法喜以为女，而且完全是现世的。后游庵里母子相会，起先不说破，几乎是要调戏娘亲了，只觉天地间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如同创世纪里的亚当与夏娃，但比亚当夏娃有人事的贞静。
抗战期间是乡村与城市的产业新生发，又使清末民初的好景来年抽条茁芽，开起花来了，所以小歌班当令。小歌班先流行到邻县，�被称为嵊县戏，及至上海，又被称为绍兴戏，因为嵊县是被绍兴府辖管。这绍兴戏于抗战第二年始到上海，想不到很快就压倒了电影乃至京戏。而且它随着抗战，流行到了各府各县，连不受方言的阻碍，东南一带凡有井水处皆能唱绍兴戏。沦陷区照理要颓唐，却出来了这样健康的歌舞，真是叫人惊喜。
中原是另有中原的歌舞。中国本来江南江北皆有灯市与扮台阁，而清末民初则因更有西洋的刺激在内，所以灯也越发晶莹，人也越发俊俏了。其后稍稍衰歇过。现在又因抗战而活泼，且出来了新声，在江南的便翻出绍兴戏，而在黄河流域的则被采用为行军乐，因其有锣有鼓，街上陌上一路可以歌舞，而这亦就是后来「解放军」的秧歌舞的来源。
还有是西北边徼的民谣与土风舞，有从高原吹来的爽朗的风，普遍流行到了重庆的学校里。这西北高原的歌舞有着汉民族早先的健康，不落中原与江南的繁文褥节，且与西洋的较为相通，而如此乃出来了戴爱莲的新歌新舞。抗战时的这一切，都使人觉得有一股朝气，好像是在辛亥起义刚刚不久的民国初年。
清末民初到底开了一代的新气运，现在抗战期的歌舞如花枝怒放，蓓蕾则还是彼时的。彼时的歌舞是京戏为主，以元气健旺的秦腔代替了形式美过于成熟的昆曲，且从缙绅的典雅解放，而从平民的活泼与直谅生出来清华贵气，这一点是不但京戏，亦是往昔的元曲与其后的绍兴戏之所以能兴起。民国初年还有山西河南山东的梆子大鼓亦更变得亮烈，这都是中华民族将有大事的行动美。彼时且又江南到处唱孟姜女，还有无锡景。孟姜女使人想象民国世界如同西汉当年，尚有哭长城的遗声在耳，新的天下的开创原来是为匹夫匹妇复仇。而无锡景则非常之谦逊，只是「小小无锡景呀，唱拨啦诸公听」。其实却有对于新时代新城市的得意，与汉赋洛阳，唐咏秦川，有相同处。
可是有了民间之乐，亦还要有雅乐。一代的歌舞当然是生在民间的，但非至出现雅乐则算不得成定，这和中国历来的治术在民间而上面仍另有朝廷，是一样的道理。例如诗经里，即是有国风又有雅乐的。民国初年的国歌，一只是「卿云烂兮」，一只是「中国雄立宇宙间」，都是华夏的正声，此外李叔同编的几只歌，亦皆沿承古乐，而采用西洋的新声，开了制作新的雅乐的风气。可惜北伐之后道丧乐失，惟有一只国民党的党歌，学校里唱的歌变得只是西洋的，舞亦是交际舞，雅乐还没有成功就中断了。此时民间自唱国产电影片的流行歌，倒是亲切新鲜，而且在民歌与雅乐之间，但总是瑟缩。
及至抗战，不但民国初年的民间歌舞好像夜来的花枝被晓风吹动，变得都是今朝的，且亦重拾起了民国初年雅乐的坠绪，而有新的发展，这就是后来中共的有些歌之所以居然能是很好的。有这样的江山无限，那抗战的八载光阴，真的迢迢如同千年。
而及至胜利，又真的好比是天亮了。重庆的人分批回来，飞机飞过的声音都变了是好听的。刚胜利时上海生意清淡，许多机关等待被接收，许多事情还要等一等，可是中华民国到底江山有主了。马路上是成群结队看热闹的行人，如同开戏游春。公司橱窗里的货色存底很贫薄了，可是有一份慷慨的新意，秋阳照在游人的衣裳，照在外面的天下世界，外面的天下世界也像这样贫薄寥落而有慷慨的新意。到得晚上，灯火管制解除了，小店铺里的电灯也晶滢耀眼，条条街上有霓虹灯写出V字，大红的，翠绿的，浅蓝的。沿街播音机的歌唱也是新的，店里的伙计，街上的行人，都好比今天是除夕。
连各处小城镇上也响彻炮竹，打锣击鼓，小城镇原来是亦有小城镇的热闹的。乃至乡下，小学生的庆祝游行队伍在田畈里走过，锣鼓之声渐远渐稀，那清疏亦像迎神赛会。街坊邻舍有重庆的人回来了，那家里就好像办喜事，虽然经过八年战争种种不周全，但总之是份新人家了，那寥落贫薄亦不过是像新造房子未完工，�装置的门灯有一盏给油漆匠碰坏了，刚糊好的窗纸洁白如雪，也给小孩戳破了一处，但丝毫没有破坏的感觉。而重庆回来的人亦这样胆壮气旺，可以慷慨的吃喝自己家里与亲邻为他办的酒席，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好日子刚刚在起头。
胡兰成《山河岁月》第二十章：解放军兴废记
抗战时期的好天气好情怀，是比形势还大的东西，一直到了胜利后一年间它都在于国民政府这边，可惜好笋茁在篱芭外，变成了解放军，这要怪国民政府的篱芭太迫窄。
时代的气象的话似乎空洞，要曾经身当其境的人�会晓得。日本军初降伏时，沦陷区曾有豪杰之士早看到了重庆的人回来将会怎样，他心有不服，要在武汉起兵延阻接收，渐退保湘鄂赣边境三角地带，以待天下之变，可是见了那时真有天亮了的那种空气，清冷如新年，一个浩荡的世界正在开始，不可以人力智谋去干涉它，他也只得罢了。那时是连中共亦被慑住，毛泽东�不得不应邀去到了重庆，因为马克思主义那样的东西只可以深夜里在丛祠傍篝火狐鸣，而那时则是青天白日。
可是国民政府胜利回来第一就办汉奸罪，中华民国的新气象在于重庆来人成了只是骄傲气焰，程度至于连沦陷区的人民都被征服，被看作应当抱愧带罪的伪民，他们刚�遍地放炮竹打锣击鼓庆祝是白欢喜一场。从来得天下在能受降。前此湘军即能受降太平军，后此解放军亦能受降国府军，惟独这次国民政府对汪政府的人犯了杀降不祥的大错。其实抗战之所以胜利，岂单单是大后方的功劳？
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如此不乐，连灯市会市都怕引惹路人观看，影响治安，像温州城里三月三栏街福，五月五击鼓划龙船，行政专员公署都下令禁止。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真不知堂堂国民政府何以要自居于向隅之戚，且要民间也陪他不乐。而后来解放军打锣击鼓渡长江，便好像是端午节的划龙船，国之利器不可以授人，何况礼乐的乐是一代的气运所在，怎么可以这样的授给了共产党！但是国民政府失落了什么东西他亦自己不知道。从来失江山，都是先失了山川佳气。
中国史上的好朝代皆是兴于乐、立于礼，礼是制度之节合于乐之和，故对制度而言，是成于乐，而礼乐并言，则亦可说是成于礼，如武王作乐，但至周公制礼而后乃成定。国民政府胜利了后失了乐，他亦就无可以之提高制度使之成为礼，而且他连单单建设新制度亦不能，这就被人看得他是没有作为的了。
中华民国的新制度原在抗战时期已有出现，胜利后亦惟须依顺这自然的现象与趋势而成定之，便是一代的典章文物了。可是国民政府都不做，亦惟在惩办汉奸与防共反共。例如减租减息，战时已是既成事实，胜利之后若要像北魏时的制定均田或分田，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国民政府对于这样的事连态度办法都一点不表示、所以农民去投了解放军的。
又如劳资关系的平等亲善，及扶持中小企业的活泼健康，皆在战时已有这样的事实，胜利后只要顺以立制，可以比美国给日本败战后行的革新更好更自然的，但是国民政府亦不做，而惟欲恢复战前造作的银行资本独裁及运销统制。胜利后法币连续暴跌，成了国民政府败北的主因之一，虽然不无物资短缺之故，其实还是由于民间产业在战时的活泼又被这些统制政策阻塞隔绝了。
其它如中央地方、朝廷与士，亦皆战时己出现了新关系的，可是胜利后国民政府又惟知恢复战前造作的中央集权，因缩军整编的不公平，而有傅作义的以华北降兵，及在武汉桂系军的不合作。战时的参政会，不管其制度如何，它到底是有「天下事与天下士共之」的意思，且性格近于历朝开国英主的幕府，但胜利后参政会成了国共的调停者，这就失却它的幕僚性格，又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来代替参政会，都是太落实于民主的做法。说幕僚似乎对士不敬，但这不是家臣而是王佐。只要有王者兴，即起兵时士在幕府，开国时士在朝廷，至于幕府的形式，则为孙中山先生时的国民党部或大元帅府，或抗战时的总司令部与参政会，皆无所不可，朝廷的形式，亦为国民政府或其它，皆无所不可。又幕府与朝廷采用民主制度或否，亦随时势与事理之所宜而无所不可。但以士为调停人，则已是上无王者，士遂无所归了。无王者亦无朝廷，国代选举亦虽有民主，而政府惟是朝廷的代用品，又如何能为天下贞观呢？
清末民国以来，中国的传统文明与现代西洋接触，民间已能极自然的把来融和，使外来的东西亦渐渐成为自己的了，又经过辛亥起义及对日本抗战这几桩大事，民间亦生出了新的行动美，胜利之后，定一代的情意仪节，且使之生动繁华，这不是士的事更是谁的？但当时的文化人的惟知闹民主，这是因为他们的情意散失无归。惟这仍是国民政府要负更大的责任，士本来只能是王佐而不能是王者，时无王者，所以他们�破落而为民主同盟的。
胜利后国民政府是根本不知治道与治术，而惟欲恢复战前造作的统治权，以致政府与民间亦不能相安相信。抗战时政府与民间的关系很疏朗的，胜利后却又变得防民如防贼，强调保甲组织，加严思想管制，而且与民争利。防奸防谍，抗战时是因光天化日之下，倒反可以不怎么严，而胜利后竟防谍变成了防民。保甲是兵制之一，现在却用来代替地方政治。思想管制更是徒招愆尤而无丝毫效验，因为国民政府的做法是不顾民意而顾舆论，办汉奸罪，办日本战犯，开协商协议，皆是为要顾到左翼的舆论。
立国有大信，国民政府却总被人疑。他的对美外交路线大体并不错，但国人总觉得中华民国的身份不明。他对于知识分子要算得厚待，因为统制得没有标准，言论其实倒是很自由的，而且学生免费与救济物资的配给很多，可是他们亦从不感激。而一般民间是亦不听知识分子的批评，亦不理国民政府的说明，单觉得总之是不对，这�是人心真的离去了。而如此乃起来解放军。
解放军之与中共，是犹如太平军之于天父天兄教。中共从在江西瑞金时造作无产阶级的红军、逃到延安时只剩下一万多人，抗战时避红军之名不用，改称八路军新四军，�亦随国府军而开展，胜利后又改称解放军，�与中国历朝民间起兵的传统相接，它原来不靠主义，而是民间的大志荡荡莫能名，遂挟遍地的秧歌舞而来了。
解放军最是它还在当游击队的时候有光辉。江南雁荡山，山头红霞落日，暝色青森，外面天下世界正在发生大事。解放军约三五支队从白溪而来，个个是年青小伙子，脸红红的好血色，两个步哨走在前头，过见畈上肩犁赶牛回家去的农人，溪边洗衣洗菜的女子，都含笑问候，夜饭吃过吗？答说吃过了，或说还在煮呢。而村人亦就在桥边观看后面的队伍走过，数数是一百三十余人。
队伍分散到了村人家里，他们只寒喧家常事，帮同挑水做饭，比自家子弟还规矩听话，有亲情礼意。他们是村里人家的宾客。他们并不宣传主义，连时局亦不分析，而只说旧朝代要没，新朝代要起了，乡下人听了虽或有不懂之处，亦皆点头称是，此乃主客之礼远比意见要尊，而且他们亦真的都懂得了。民间只晓得民国世界要大乱，而眼前这班年青客人是这样的好人，这就是天意民心向了他们。原来要得民心也像得爱人的心，你尽管让她口头上游移，只要她心里肯了就好的，而亦要是这样的�美，若必定拉住她硬要她说「爱」，宣誓信奉你的党与主义，她一脱开手又要笑说「不」的，而你若再闹，她就真的要生气了。
那三五支队伍因是生在民间的这份私情里，便好像盘妇索夫这出戏，连近在咫尺的国府军怎么亦搜索不到他们，他们竟然堂堂来去，何尝是靠的什么军事秘密。中国民间就有这样刁，而三五支队亦因得其掩护，所以能与国府军斗智捉迷藏，兴头得那样儿。
北来的解放军�渡过长江，这里三五支队就解放温州，早一个月他们已叫了裁缝在乡下做好蓝色中山装，这天便穿起新衣裳进城，因为这天真是个好日子。于是瓯江边击鼓划龙船，街上陌上遍地秧歌舞，学校工厂商店都展开学习。说要依靠群众，像佛法僧三宝，佛即是法，法即是众，大家同是龙华会上的人了。说要向现实学习，而这样生于现前的人事风景里的亦真乃福慧双修。
因为是这样的好日子，不可有悲哀。有的女子填写解放军发给她们的自白书，从幼年写起，她们想到一生做人不出头，多少委屈无人知，如今�像见了亲人，而且知道了自己是好的，便都哭泣起来，「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难得在知音」，她们就这样收了涕泪去参军了。
初期解放军的好作风，连中共的中下级党员亦个个都是人才，都清洁英爽，有一代人的照胆照心。这并非共产党的东西，过去如太平军初起时即亦有这种好的。而其为王师或贼兵则还要看后头。初期解放军的依然是抗战时中华民国的好天气好情怀，他们说共产、道民主，是像海涅诗里莱茵河畔的女子、「她们以虚伪的词句，歌唱她们真实的感情」，中国历朝的民间起兵皆是这样的道字不正娇唱歌。
中共的胜利是利用民间起兵，并非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他得了军事胜利后�来造作的。这都有事实证明，
一、初期解放军的纪律非俄国革命时红军所能及，便因解放军不是阶级的，所以亲民，而红军则是阶级的，有隔膜与仇恨。至于东欧卫星国及北韩，他们更没有过解放军初期的那一段辉煌。解放军的民间起兵，与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是性格根本不同的。
西洋革命亦不能有秧歌舞。本来汤武革命自是中国的，用来翻译西洋的Revolution并不对。Revolution是黑夜里的火把只照见凄惨决裂的脸，如马赛曲、
「呜呼，法人甘为奴隶死，岂曰侥幸事可为，忍无可忍乃出此！」
又如国际歌、
「起来，全世界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
都不像秧歌舞的活泼阳气喜乐，秧歌舞不是阶级社会所能有，而惟生在中国有灯市台阁的广大民间。
二、西洋阶级社会从来亦没有过民间起兵，中国历朝民间起兵皆是州郡并动，这次解放军亦几于有征无战，国府军纷纷闻风响应，而俄国当年则沙皇的兵会响应革命，但将领无一起义者。阶级的革命又如西班牙内战，资本家与地主站在弗朗哥这边必斗，而中国的资本家与地主则一斗亦不斗，反与众人兴兴头头的谈论还在遥远地方的解放军。还有西洋的革命，小资产阶级总是意见纷歧，只倒向优势的一边，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当解放军远比国府军势弱时就已普遍寄与同情，他们何尝是什么小资产阶级？而上海及各地的工人，亦没有比资本家地主或知识分子更热烈，他们竟没有过一次为声援解放军的罢工。彼时国人普遍对解放军有好感、西洋革命史上便无此例，这因西洋人的感情与真理是阶级的，中国的则是平人之情、平人之理，心之所同然可以通于天下。
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明白说是要无产阶级革命，中共则从江西逃到延安后宣称放弃阶级斗争，去了苏维埃之名，改称红军为解放军，不再说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国有，而说劳资两利，减租减息分地，这原是欺骗，可是人民就很欢喜，连解放军与中共的中下级党员亦皆信以为真，这何尝是什么阶级意识？俄国革命时共产党要节制工农的斗争，以免破坏过重，中共则解放到一处，要由党部去发动工农的斗志，而工农仍时时想要与资本家及地主私下里讲和。
要等解放之后，中共�来发动斗地主恶霸，以及三反五反的斗争，此皆为俄国革命所无，即因解放军的原本不是阶级革命，中共却硬要把它转变成阶级革命。苏俄当年亦没有像中共的要儿女杀父母，妻子告发丈夫，因为惟独中国有伦常是与阶级斗争不两立的。中共的所谓洗脑，其惨酷程度亦为苏俄或其东欧卫星国或北韩所远不及，凡此皆因中国有西洋阶级社会所无的文明最是共产党大敌。
大陆解放之后半年，解放军即已堕落为中共军，大陆亦由解放变成了是沦陷，所以国民政府�在台湾又能站住，及至参加韩战，惟靠组织与武器，中共军与北韩军简直没有两样了。但解放军初期曾经有过的好天气，则将来伐共时在我们身上仍要再现，可比太平军所曾有过的好空气移转到了湘军身上。
中国文明今正受着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试验。希腊神话里仇恨的化身米迪亚赠给新娘一件袍子，染有半马人的血的，起初于阴暗处着在身上也高贵华丽，叫人的心都动了，但过得一会儿出去见了日光，它就发火，缠住身体烧起来，虽父子夫妻亦救不得，共产主义便像这样的缠绕在斯拉夫民族身上焚烧，于今将近四十年，老一辈人渐渐死尽，新一辈人被完全从历史切断。但是在中国，不及十年必可解脱它。
胡兰成《山河岁月》第二十一章：伐共建国
伐共建国
伐共要等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有数年。
上次大战后，苏俄利用掠获物来建设，美国亦利用新地位来再造西欧及亚洲的秩序，各在半个世界经营。但至一九四九年，路就走尽了，苏俄生产力的增加率低落，美国的景气后退。遂有中国大陆的沦亡于共产党，及封锁柏林，而且发动韩战。美国不知苏俄野心的底止，且怕军扩经济不能长此下去，马歇尔计划终结，北大西洋防卫计划及建设欧洲军计划亦难推进，所以杜鲁门几次发令都很冒险，艾契逊的言谈亦老是暴躁不安。而史大林亦怕美国这种举动可能一旦触发大战，双方耽耽相视，全身竖起毛来，非常紧张，彼时没有闯成大祸实在是侥幸。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的头半年里，大战的危机曾到了顶点，美国强硬到一步亦不让，且要废弃秘密协议，逼苏退回到上次大战以前的界线。可是现在这危机已过去了，因为美国与苏俄又皆有了新安排。
美国的景气后退尚可防止，因为知道了苏俄亦有氢弹，美国的军扩在开出新方向。美国生产力强大，年年政府的消费与国民的消费是平行的增加，乃至英国亦还供应得起军扩。军扩在今天，与其说是损害产业，毋宁是支持产业，成了产业的主型。而虽如法国、越南战争前半部会使法国经济濒于破产，后半部则反成了法国经济的救星，靠了美援。
美国的对外援助今后还要增加，西德阿德诺当选，欧洲军及西欧经济共同体可推进，亚洲亦日本在建军了，凡此皆使这边半个世界的经济有个新局面。而共产侧亦要行新经济政策，还有发展的余地。今后一段期间竟是两种制度可以并存，而对共产非战略物资的输出将放宽。
原来美俄之间，亦只是两强能否并存，不是两种制度的能不能并存。共产党的做法及其思想感情，惟在中国�觉其刺目不可忍受，但西洋人对它则亦不过是皱一皱眉，共产国家因其产业落后，为积累资本而使用奴隶劳动，比起西洋古代奴隶社会，封建制农奴社会，及产业革命初期英国的强迫农民无产阶级化，也不算得特别残酷。乃至共产党统治下的不自由，比起自由国侧人人成了国家机关的雇佣者，人人皆在现代技术的组织管制下，亦只是大同小异。列宁的共产党到史大林已一次修正，知道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其实并没有这样一回事，苏联不过是作为一个强国，有机会就向外扩张势力，方法比美国各有不同罢了。现在马林可夫又来一次修正，在苏俄国内及其卫星国内逐渐减少主义的神奇，而归于朴素的现代技术的组织统治。前此苏俄文学里所表现的感情与趣味，已与美国的很相近，而上次大战，罗斯福、丘吉尔与史大林见面共事时，即发觉彼此原来是很可以了解的。今后共产侧产业若发展到某种高度，是还可以对资本制度中性化的。但是在前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则又情形不同了。
现在尚未至大战，惟政冶会谈在延宕，越南战争仍继续，四国外相会议或极东五大国会议，也不能有结果，美国不让的地方仍旧不让，苏俄不放的地方仍旧不放。共产侧是因为产业落后，经常要利用国际的不安局势来讨便宜，而自由国侧亦国际的不安局势倒是做了军扩经济的氛围。日子便是要这样的过，总不得称心如意，何时都是逼蹙的、耐乏的、堆满问题、一会儿紧张，一会儿缓和，适合于新感觉派。
可是这样的日子也不长。氢弹的军扩竞争，共产侧的经济亦到底相形见绌，现在是美俄势力最平衡的时候，但今后则将不能保持平衡。其时苏俄将又害怕、又要行侥幸，而美国也害怕，不明白对方的野心，且依恃自由国侧的优势，双方的误算就又都出来了。各在半个世界的经营与军扩经济，到底是又要走尽的，这回可是再要有个可以安排的新局面也不能了。一九四五至四九是缓和期，凡四年，自四九至五三是危险期，凡四年，今后又缓和，到大战爆发，大的亦不过四年左右。
现代技术组织的社会与国家机关的强大作用，是在产业先进国家亦没有革命，在共产侧亦没有叛乱，人类成了工蜂工蚁，社会的理性益只是物理学的，感情益益只是感官的，务实到不拿大战来浪漫，而亦不认真求和平，因为这都是理想。拿破仑战争时法国人的志气，林肯为解放黑奴而起南北战争时美国人的志气，皆不是现代人的，连希特勒时德国人的傲气，东条时日本人的傲气，如今亦成了古风。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穷途末路了�不得不打。物理学的理性使美俄两强的考虑惟依于力量的对比，而且感官派又会误算，是如此一旦忽然打起来的。
一旦美国对中共出兵，便连日本亦不能中立，在台湾的国府反攻，在大陆的游击队纷起响应，如此即苏俄亦不得不参战，英法亦不得不参战。开战后两三年内，中共必覆灭，而苏俄亦随之败亡。
能平共之乱的国府军与大陆游击队扩大编成的新军，皆必要有民间起兵的性格。但如曹操孙坚刘备其始皆愿奉事汉室，湘军更至终为清廷之师，是则民间起兵原可与政府军合流，成为政府的新军的，若致割据分裂，那是人事之过。我们要如此来看现在国民政府的练兵与号召反共大联合，及所谓第三势力的构想，及大陆游击队今后的变化。
讨伐中共的军队，要有抗战时国府军及初期解放军的民间的广大活泼、阳气喜乐，即不但能战胜中共，且能于战胜中共之后建设新的民国世界。否则惟藉国际联军并肩作战，及大陆到处叛乱，虽亦能击灭中共，还是无法善后。因为建立太平时势的条理与当初民间起兵的气象，是生于同一的人对人有好情怀，人对物有好情怀。
凡百政治，皆以决定人与人的关系为前提。西洋平时的秩序是阶级的，革命时的动力亦是阶级的，故以政党及职业组合来团结。而在中国则政党与职业团体不过是余兴。中国更有在关系以上的伦常，所以汉高祖入关，明太祖下金陵，为文告皆说我父老子弟，不像西洋的是告诸位公民。职业团体与政党乃至民主制度皆不是究极，在西洋是还要有阶级意识来运用它，而在中国则以伦常来运用，从来皆是豪杰为君臣师生兄弟起义，如刘邦答项羽、「吾与若尝北面事义帝，约为兄弟。」又如曾国藩与其部下是师生之谊。
五伦五常君臣为首，中国史上的动力，惟说勤王可以号召天下，此即西洋所无。中国之君非仅组织上的最高领袖，而是王气所锺，人世之尊，至于他禅让或世袭乃至民选的大总统，那都无关，要点是在有一代江山，有天下文明，即大总统亦可以是王者，而如西洋的惟有民族国家与阶级社会，则虽至今仍存在看世袭的君主，亦不过是部落酋长的扩大。
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明定党员要服从总理，这意思不单是修正组织法，而是元首还有在团体组织法以上的人世的位分，权力限制之外的大人的尊严，虽亦行于民主制度，而有更高于票决的智慧与责任心，此即乃是王者了。又如国民政府败退到台湾尚能不离散，且国人对蒋介石先生仍有一种信赖，尽有许多不满意，亦说没有他可是不行，因为国不可一日无君。中国的人君是虚虚实实的，他是个虚位，可是亦行于实职实权，历史上开国英主，当然他的行事亦都是好的，但即使末世之君，行事并不好，仅仅是这虚位，亦维系人心，还比宣传与组织的控制力有效。
民国世界，民间亦仍盼望真命天子出世，这是有着个大道理的。中国向来朝廷为天下贞观，不像西洋国家，其政府不过是社会的总事务所。中国的官，本身都有一种清华贵气，京戏贩马记里的小小县令亦使人觉得他真是贵人，看他后堂请夫人相见又那样的有礼。而报上见的罗斯福总统的相片，口衔烟斗，公司大老板式的颇孚众望，则中国人总难满意。这清华贵气与英气喜气相连，而与权力金钱无关，北伐军初期倒有，统一后的国民政府倒没有，抗战时的政府倒像朝廷，胜利后倒不像了。解放军当初亦有英气喜气，但一到人民政府就没有。中共是没有治道，所以人民政府里要有行行业业的代表，像他改编演出的京戏太平天国，把真的锄头铁耙都搬上场，被上海人说是一台叫化子，有故事而不是戏，人民亦是这样的觉得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不贵气。一代人的英气喜气即是王气，有王气�从中有王者兴，所以要问今后新中国的领袖是谁，便先得把反共建国这桩大事做得来有好天气好情怀。
而且新中国的领袖要是王者，他的地位即不能靠组织法的权力规定来作成。如孙先生为国民党总理、为大总统、大元帅，其党人及部下对他倒是幼辈对长辈的敬与亲，此长幼之序即定了君臣之分。而过去如蜀主刘备，从桃园与关羽张飞结为异姓兄弟来起兵，以及魏征的诗、「仗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只为「人生重意气，功名谁复论」，亦皆是从兄弟手足之情，朋友的肝胆相照，慷慨之交，来定了君臣之分。王者是建基于伦常。
惟五伦五常虽说君臣为首，又有说夫妇人伦之始，但最初的乃是朋友。历史的顺序，先朋友而后有夫妇，又有父子兄弟，最后�有君臣。说君臣为首是到了有君臣�齐备，五伦中君臣定位，其它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四伦亦得保障，一切制度都有依归了的意思。其实五伦是朋友一伦的演绎，五常是朋友一常的演绎。朋友是最单纯的人与人相处，二人为仁，交游以义，仁即是亲，义即是敬，朋友有信并非契约式的信用，而是人与人的相亲相敬，便一切都靠得住了。其它四常则是这亲字敬字的层次。大学开头说「在亲民」即是这个亲字，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则是亲的层次了。礼记开头说「毋不敬」即是这个敬字，而威仪三千则是敬的层次了。但亲的本质一样，敬的本质一样，并非父子�有亲，而亦说夫妇之亲，并非君臣�有敬，故说君臣有义，却是朋友兄弟亦可说朋友之义、兄弟之义。而且并非亲归亲，敬归敬，诗赋里常有父子比君臣，君臣比夫妇，夫妇比朋友兄弟，此即亲与敬不可分，可分的只是层次。
西洋虽亦有五伦而无五常，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皆只是一个权利义务关系，有感情亦只是爱，他们是爱而不亲，尊重人权而非敬，他们是从朋友一伦起就无亲无敬，当然更不能有亲与敬的层次了，所以他们的是契约社会，其平时的秩序与革命的动力皆惟能是阶级的了。中国则亲与敬的层层推广，亲有远近，敬分长幼，这亲疏尊卑即成了天下世界的顺序，故可以为乐，可以为礼，礼者大顺，故各得其所，乐者大和，故天下喜庆，皆出自朋友一伦的高扬。
太平时世五伦五常攸叙，朋友并不突出，但乱世君臣失位，父子无策，兄弟离散，夫妇对泣，剩下尚有办法的就只是朋友。从来民间起兵皆不靠政党组织或职业团体来发动，而是英雄豪杰来聚会，他们原皆朋友，一旦意气相投，便结为兄弟，如刘关张，或结为师生，如曾国藩与其部将，更或结为父子，如李克用与其部将，而异姓兄弟则尤其普遍。中国人见朋友称兄弟，同学称师兄师弟，此皆西洋所无，而自古如魏主曹丕，明主朱元璋，给臣下写信亦称足下称兄。旧小说里瓦冈寨豪杰，梁山泊好汉，皆是结为兄弟，其它征东征西、岳传、七剑十三侠里亦无不如此，虽然是小说，其实道着了中国的正史。明亡后郑成功反清，是有个天地会，天地会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世人为兄弟，靠了这结义兄弟他�能起兵的。其后太平军的亦是兄弟营、姊妹营。太平军虽采用基督教，但其所谓天父实来自天地会的以天为父，而其天兄则是大龙头，当时帮会原有大龙头，亦即大哥。左宗棠征回，他拜了大龙头，兵队为了兄弟的义气�肯去这样远的地方，这件事 孙中山先生还特别提说过。
天地会至今南洋华侨仍靠它来团结，而 孙中山先生初起时在海外，是靠的与广东同乡及帮会中人称兄道弟，在美华侨的致公堂是洪帮。辛亥起义的革命党是同门会之转，而同门会是三点会之转，三点会又是天地会之转。 孙先生的徒众虽名为革命党、国民党，其实仍是中国向来民间起义聚徒结党的党，当年革命党人要歃血为盟，孙先生即和许多同胞都歃过血的，这完全是的为兄弟的老法。
义兄弟之转是师生，其后国民党人对 孙先生称先生，而侪辈之间则如师兄师弟的情分，这亦是曾国藩与其部将的那种老法。义兄弟与师生的长幼之序，再转便是父老子弟之亲情敬意，且通于君臣之义，连这次解放军初期，其下级对上级亦是子弟的顺从，比阶级纪律更高的德性。
项羽的兵是江东子弟，曾国藩的湘军是湖南子弟，又如晋时五胡乱华，宋时金兵南下，各地豪杰起义自保以待王师，诗里说「中原父老望旌旗」，这样的父老子弟的伦常团结，至今仍是惟一能够敌得过共产党的阶级队伍的深广力量。解放军当其尚在民间起兵的阶段时，同志间的细心体贴照顾，那种亲与敬即为俄国共产党人所没有，而且他们进了街坊村庄，见人都依照辈分，叫女的婶婶嫂嫂或大姊小妹妹，叫男的叔叔伯伯、阿哥阿弟，民间遂把他们当亲人看待，而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句话，亦完全是中国的。毛泽东从经验知道，今后若有反共的民间起兵仍是这传统，所以他一作成政权之后即要彻底打击伦常，直摧毁到最基本的朋友之义，尤其要把帮会连根铲绝。可是现在大陆反共游击队随起随灭，而广东方面的大天二仍以帮会兄弟的义气，独能存在而且活跃。
中国人何以朋友动不动要结拜兄弟，或虽不结拜，亦心里有如兄弟的情意，此即因朋友这一伦常是根蒂，随时都蕴蓄着要抽芽发条，演绎为其它四伦常之势。而中国的帮会即是靠义兄弟结成的。洪帮惟结拜兄弟，清帮更有结拜父子，与师生叔侄，几乎要发展到五伦五常之全了，所以清帮后来远比洪帮势力更大。历史上五伦五常摇动，要再建时，帮会便好比先来搭一座棚架，而因是再建伦常以再建天下世界的秩序，故民间起兵是起义，为了义气。
儒生自己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又叹息历来开国英主多是流氓成事，其实他们不是流氓而是游侠。刘邦曹操是有名的白相人派头，便是李世民亦不例外，刘备三国演义里说他这样老实，正史里却记他也是个爱歌舞车服狗马的任侠的人。游侠是对于制度与财物能有人的跌宕自喜。像现在的到处都是国家机关，条文都订死了，若稍稍出格，便一桩小事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都办不通，每说有经有权，而在这样的法令制度之下是一权也不能权，人变得非常藐小，连对怎样的亲友也不能慷慨，可是游侠每每犯条，如阮藉为平原令，到任之日即命尽除县政府的垣壁，使内外相望，在天光云影里重新看见人了。刘邦听萧何一言即刻拜韩信为大将，便是他的人对于制度手续亦能游戏自在。
人的慷慨是要对制度法令手续能慷慨，又对财物能慷慨，上海白相人的凡事「闲话一句」，便在怎样的社会亦能悠闲得举重若轻，而有一言可以为定的人世大信。财物的事，孟子已说过「不以养人者贼人」，虽机器生产亦一样可以万物化成，品类流形，皆是人的风流，而现在这样国家雇佣体制下人人都成了薪给生活或工资生活者的小气贫薄，则不过是病态。现代中国亦还是可以出来像刘邦那样的荡子，李世民那样的游冶郎，对制度对物能豁达大度，豪华喜乐，开出新的大汉大唐的天下世界。
中国从来举大事，皆不与儒生或今之政治学者政党学者相关，倒是王佐之才皆出自黄老与帮会。孙中山先生当初就靠洪帮，北伐军初至上海时安定秩序靠清帮，乃至中日战争时汪精卫先生做和平运动之初，亦是靠清帮吴四宝夫妇在民间的力量，�打开上海的局面，否则警卫队首先不能成立，还有储备券也发行不到租界的。
中国的帮会原来一半儿是游侠，一半儿是莠民甚至群盗，但东汉光武起兵，初时是与赤眉铜马绿林相结的，岳飞的军队是靠收编杨么李成的寇众而成的，曾国藩的湘军亦是招降了大批太平军的。毛泽东起先在井岗山，亦是利用群盗，而其后解放军能如此声势浩大则靠招降了国府军。中国史上的群盗每每是民间豪杰，如瓦岗寨梁山泊，能遇到李世民那样的英主便成了开国功臣，遇到张叔夜那样的名将亦可以为疆场战士，而或则如方腊陈友谅，到底被消灭了，所以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历史便是这样铮铮的，岂如儒生或今之政治学者政党论者所设计！现在大陆的反共游击队，亦一半儿是义师，一半儿是群盗，将来反攻大陆时他们蜂起云涌，而且在上海等都市里洪帮清帮又要飞扬，从前是豪杰并起亡秦，今后亡共亦仍是豪杰并起，我们必要与之相结。而且我们还要有度量能受降中共军，使之变成我们的军队。
不能受降，则无以为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而不与帮会甚至群盗相结，更自始即难展开，因从来举大事皆不是狷介者的数米而炊。但单单帮会兄弟与豪杰的游侠意气不算什么，却是还要能与一代的大事相结，且作成一代的典章制度，�开得新朝。 孙中山先生初时凭借帮会，但随后即组织了政党，还有他只身南下，竟能在广州开起大总统府大元帅府，是靠与西南军阀相结，但后来 孙先生就以改组国民党，开办黄埔军校及广东省银行来代替了他们。毛泽东亦靠与群盗相结�能起兵，但不久即做到了号令一新，他这与 孙先生所做的，都是凭借现成力量而同时又是创造的。我们亦要如此，否则止于帮会团体与半义师半义盗的军队，到底不能有出息。
而且我们只要识得朋友游侠的结合于民间起兵，而能慷慨豪华，我们即自己来创造结义的团体，虽不假借帮会亦可，且从开始即来自己建设新军，而对于现成游击队则只是招来，不必是凭借。而及至击灭了中共，天下既定，五伦五常皆又再建，且有现代的典章制度之美，则连朋友游侠亦可以不再强调，而惟是人世的清明平正。
如此识得了中国转换朝代之际，动力在于朋友游侠的结合为民间起兵，以再建五伦五常，即不必更辛苦构想要在国共之外造作什么一个新党政党的话，若落实了，那只能是西洋的，于中国根本不宜，但若惟以之寄兴，则有 孙先生的国民党已经很可以了。而且亦不必标榜第三势力。
我们当然要尊奉国民政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沛公已入关，犹与项羽俱事义帝，光武不轻绝更始，曹操不自外于汉室，李世民起兵，不说反隋，李存勖庄宗，仍承唐统，曾国藩明明自己办的湘军，但他仍事事秉承清廷，他们都不说第三势力。日本德川家康于诸藩中为最强，而奉事织田氏、丰臣氏，到底是他开了三百年一统之局，他说「得天下以慈」，实深得黄老不敢为天下先之旨，而亦是君子之德，谦谦而日彰。国民政府有道，我们当然奉事，而即使无道，他亦还是有可以被我们奉事的。此是至仁，而亦是大智。
依常识来说，亦既要反共，而一面又与国民政府对立，到底是无益有害的。反攻大陆之时，虽然群雄并起，但国民政府只要能像抗战当年的活泼壮阔无私，即广大的战区与游击队皆可以是他的气象万千。而即使他不能这样，各地的民间起兵亦仍应与他保持关系，有不乐的事尽可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大丈夫行事要即取天下之全，总不可是割据。民主原是形势的东西，惟刻意要对立而又是无能之徒�怨恨害怕国民政府会不肯民主。
新朝的开启，要建基于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要继承清末以来太平军、湘军、辛亥起义、五四时代、北伐，抗战及解放军初期的好天气好情怀，要依循国民政府的制度，并且采用中共的人民政府的若干制度。
土地已经分过，工人店员雇农学徒得到了与雇主平等，这些都要承认，便是新婚姻法亦不算为错，不过我们要去了阶级斗争，而使之行于平人相见的亲与敬。还有知识分子的浮浪感情与纷纷理论皆被中共扫清，这亦是好的，不过我们不要他们服从主义，而要他们约于礼。
最成问题的一点，是中共的庞大政府机关与无数的人民组织，这种全体主义的统制虽为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要如此�能总动员社会的力量以赴事功，但亦还是可有更好的做法的。中国自汉唐以来政府的组织与行事至国民政府已一变，还有民间的组织与行事当然亦要变，但要以新的姿态做到像周礼里的朝野一体，如此即对于中共的政府及人民组织我们亦有要采用的。周礼里所记的「惟王建国」就像全体主义，且在产业方面还有点像共产主义，但它到底不是全体主义而是王道无外，不是统制而是约于礼，我们虽采用中共的有些办法，亦同样的事可以做了出来是不同的。
中国的不单是社会的秩序，而更是人世的条理，此即其平时是约于礼，而总动员起来亦不单靠组织的控制力，却更靠有一代的气象，这就也用得兵，也筑得长城，也开得运河了。中国的总动员是兴于乐，以大义号令得天下，以歌舞风动得四方。
在反共战争中，在击灭中共后，就是要有这样的新朝的气运，新朝的制度，有气运有制度即是能兴能赋。反共战争因是与第三次世界大战作一起的，有美国兵与日本兵来到中国，我们亦要有新朝的气运�能与他们相处得很好，事后请他们退出亦做得来手脚干净。而且战后的产业建设，亦要有像民间起兵那样的好天气好情怀�行的。至于制度，那是不但对于中共的，连对于美国的我们亦要不存禁忌，而即景能赋。
中国这次遭遇共产党的灾难，的确有关生死，但亦是会过去的。我亡命时在温州中学教书，有个女生王爱娟作文写她的幼年、
「家里的人都出去了，放我在楼上摇篮里睡着，忘记关窗子，吹着北风，等到母亲回来抱起我，已经脸都冻黑，不曾哭了，众人费了许多事�把我救活。及后长大，每逢家里人提起此事，我总觉得惭愧，我原来是个这样可笑的人！」
我改作文时把它看了两遍，如今想到这次遭受共产党的惊险，在中华民国亦不过是这样的可笑罢了。
中华民国经过共产党这一次，好比雨骤风狂三月暮，花都落尽，但等到雨霁风住了，亦泥土还是香的，杜鹃声里有漫漫远意，而随来的乃是四月五月初夏天气，绿叶成阴，枝上结子青青，打倒中共政权之后起来新朝的建设，亦可以是这样静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落日荒荒，苏俄已成古老的传说，西风残照里，有美国人说话经过，而我们则对于各色的人都要接之以礼。中华民国要平等开向现代西方，而且在于世界可以形势自我而生。我们的雄图，要使西洋亦变好，惟须从亲处近处做起，与日本印度韩国携手，先使亚洲新生，但并非造作集团国家的对立。
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王天下，何况以亚洲，它当然可以成为天下的王畿。天下有道，是可以狮子与蝴蝶相嬉娱，而日月如金乌玉兔之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