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回头路

我觉得好些了。虽然还头晕，但能吃点东西了。就在马克榻前，和他一起喝了麦片粥和水饭，佐以美妙的杏子酱（我们从旅行箱里拿出了最好的食品），浇上维希矿泉水和莫埃矿泉水。

很快吃过饭，我又躺下了。正试图睡去，后面的船夫唱了起来，那是六个萨拉人，来时就随着我们了（前面的五个船夫则是莫斯古姆人）。阿杜姆把歌词给我译成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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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大人[1]生了病。
划呀，划呀，快些走，
带他去见洛贡的医生。

 

这是我在这个国家听到的最奇特的歌声。啊！多希望斯特拉文斯基能听到它！这是一个长长的乐句，高声开始，几乎以最弱音结束，但是像用卡农形式唱出，因此一些人的最强音恰与另一些人的弱音重叠，弱音仿佛喁喁倾诉的低音部。他们的音符总唱得不精确，就像英语没有纯正的元音一样，因此很难记下曲调。我们北方人的耳朵实在难理解这一点，我们那么重视音准，而这里的音从来不准。而且，一个唱“1”“2”，另一个唱“2”“1”。有些人还做些改动。六个人，各自唱的都略有不同，却没有确切的“声部”。这样倒形成一种极为独特的和谐厚度。同一乐句——几乎是同一乐句（有时稍加改动，像贝玑[2]的风格），不厌其烦地反复唱上一刻钟，半小时。有时，他们仿佛陶醉于乐曲，拼命地唱，发疯般地划。（我们这回走的是洛贡河一条很深的支流），我怎么会说他们萨拉人不唱歌的？（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用篙撑船时从不歌唱，而只是伴随双桨有规律地划动才一展歌喉。）

相形之下，我们的民歌就显得粗俗、拙劣、简单和初级了。今天上午，在马克的船上，我听到他的萨拉艄公的合唱，与昨日我的艄公唱的迥然不同。与以往听过的音乐毫无共同之处。它和俄国船夫曲一样震撼人心，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从极弱开始，轻声吟唱，似乎在练声，尤其是独唱，好半天，他们都只是小声唱。在法属赤道非洲，合唱总是不等独唱的乐句结束，而在最后一个音符，有时甚至是倒数第二个音符上响起，他们便是这样。效果十分强烈。渐渐地，他们似乎有了信心，兴奋起来。独唱有副美妙的歌喉，和音乐学院要求的音质截然不同；他的歌声时而仿佛被泪水哽住，时而更近于呜咽而非歌唱，夹杂着嘶哑和不谐和的重音。接着，突然间，一连几个甜美柔和的音符，让人不知所措。

合唱的歌词如下（阿杜姆译）：

 

我们不再作为俘虏被带走
我们可以在国土上自由往来
购买长袍和食品
白人统治国家，他们善良仁慈。

 

其余部分是独唱即兴陆续编唱的。

节奏和旋律创作妙不可言，浑然天成，而和声又当做何评论呢！须知尤其这一点令我惊讶。我原以为这些歌曲都是单声部的。人们一直给他们的音乐冠以这样的名声，因为从来没有“三度或六度音程的曲子”。可这种通过音的拓宽和压缩形成的复调音乐，我们北方人听起来真是晕头转向，恐怕无法用我们的线谱如实记录下来。

副歌同时于好几个音符上响起。一些音升高，另一些降低。宛如藤绕主干，随之蜿蜒盘曲，却并不完全吻合。宛如榕属植物的树干。

 

三月四日

马克的烧退了；昨晚他虽觉得很不舒服，但确实好多了。是否仍要继续走这回头路呢？

我们决定起码要碰到护士长，他应该接到独木舟的通知，知道我们来，带着药来接我们。马克四五天内肯定走不了路，抑或重新开始拍电影；这样利用这些天也好；必要时一直挺进到医务室化验一下血。病情好转几乎觉得羞惭。其中有顾忌舆论的成分；不想在当地人眼里看着像没有准谱的人一样。

阴凉处三十八度。若没有席篷下的穿堂风，人得热死了。我这艘篷船舵丢了，而我这些艄公极为笨手笨脚，保持不好航向。重新找到航向尤其费劲。小舟冲着岸边的芦苇撞进去，滴溜溜地打转，就这样浪费了大量时间。不过在这第二天将近午时我们还是到了洛贡加纳。

离这座村子还有十余公里，我们遇上凄惨的一幕，耽搁了一段时间。一个丛林地区的阿拉伯人几乎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淹死了。他是和另外几个人要去阿尚博堡工作，正在去往那里的路上。这条河许多地方都可以涉水而过。就在他的同伴刚刚走过的地方，不知道他怎么就失了足。有鳄鱼吗？他们断然否定。仅仅是“他不会游泳”。我们三次见他将胳膊举出水面，发出呼叫——而阿杜姆从船上望见他，竟能以为他是在打鱼。“快来看，有个渔夫，”他冲我喊道。我找了一阵眼镜，因为我正专心读书。而后阿杜姆又告诉我：“不对，这是什么人在开玩笑。”这是有人溺水。等过了一会儿，我们想去援救时，已为时太晚。可以想象面对船上这班人的笨拙我的急躁之情，他们弄得船逆着水流摇来摆去，就算原本还有一线希望，也让他们夺走了。那些阿拉伯人，他的同伴们，站在岸上，滔滔不绝地说着，评论着这一事故，尽管如此却并不显得怎么难过[3]。我犹豫了一阵，是否让人寻找尸体……可又有何益？他们不会埋葬他的——那么在凯门鳄与鬣狗之间……

 

一条很肥的鱼跃出水面，就在我那些艄公的桨中间，而后落到船上。

群群鹈鹕。布吕诺·德·拉博里说：“有些鹈鹕群肯定有上千只。”我闲暇解闷，数了数，最多的一群有一百六十只。这已经很多了。布吕诺·德·拉博里认为有两种，灰的和白的，而我没弄错的话，灰的是幼鹈鹕——和天鹅的情形一样。

 

难忘的时光。监禁在篷船上。我如醉如痴地读着《浮士德》第二部。重读和半人马怪的对话，耳边怎能不再次响起皮埃尔·路易第一次为我读它的声音。（我们刚刚上完修辞班。）不知是不是他自己发现的这些奇妙诗句，我倒更相信先是他兄长乔治·路易给他看的。不过这都无关紧要。

福楼拜在那部《诱惑》[4]中写道：

 

“这里，怪物；停下来吧……”
“不，决不。”

 

那时他是否知道这些诗句呢？

皮埃尔和我带着何等神圣的颤栗[5]听查仑回答：

 

……你站在这岸边
我愿把你背过河去。[6]

 

而谈及海伦娜时，皮埃尔满心虔敬，嘴唇和声音都颤抖着，和浮士德一起喊出：

 

她是我唯一的渴望……[7]

 

这话定然决定了他的一生。就是这样我想再见到他，如今距离抹去了许多污点和某些不尽完美的地方；就是这样我可以爱他。

 

给阿杜姆上了很长时间的阅读课。我好些了，天热得要命。

夜晚，宁静。正是丹迪基醒来之时。夜行动物感觉到痛快。

 

……愉快的时刻来到了。
凉爽、静谧……[8]

三月五日

昨天在来时第三天露营的地方扎营。数不清的各种昆虫（但没有蚊子）来围攻我们的晚餐。那些小小的东西贴在蜡烛杯的玻璃罩上，像层毛毡；它们钻进耳朵里、眼睛里，贴在前额上，汗涔涔的头顶上，掉到炒鸡蛋里、杯子里。人让它们烦得忍无可忍。其中最大的有长翅膀的球螋，瓢虫，一只小蝼蛄，一只大螳螂。我往氰化瓶中塞进了一大堆。

我们早晨三点左右又启程了。我的身体有种异样的不适。八点左右遇上从洛贡比尔尼来迎我们的护士的独木舟；他当即采了我们的血。半小时后我们到了门诊所和医生房前，医生不在，我们就住到他房中。

 

马克的血里什么也没发现，我的也一样。没有病得更厉害，我们都有点尴尬，立刻写信给马塞尔·德·科佩，请他放心，由一名邮差骑马送去。

天气很难受。天空晦暗，天际好像堵住了。狂风扬起一团团沙子；空气中仿佛都载满了沙子。

首领来看我们，非常殷勤。自从我们经过比尔尼后他便失去了母亲。

我很高兴地又见那三位周到、热忱、殷勤备至的护士；要求再见见那个小昏睡病患者，他当时已到了第三个间歇期，但他们仍希望救活他；然而我们得知就在我们离开的第二天，他便死了。

 

试用过牛粪敷料后，阿杜姆又往伤口上敷刚杀死的母山羊胃里提取的尚温的草浆。他后来说这是头一样确实对他有益的东西。我只好信以为真。今天上午，他的伤口（一处在腿中央，一处在脚踝）外观的确好些了。母山羊咀嚼过的食物团结了痂，使伤口不会接触有害物。我建议他去诊室包扎一下，他却根本听不进去，对我们白人的医学没有丝毫信任。他从手帕中取出保留的散发着恶臭的粉末（咀嚼过的食物团干了以后就成了这样），在我们的卫兵和一个老阿拉伯人四目之下，用热水洗过伤口将粉末撒在上面，这都是那两人的建议。

我们的两名艄公病倒了。

 

洛贡比尔尼

河边这座村子很大，环绕着卫生站。肮脏不堪。大量房屋倒塌，这些坍塌房舍的院中堆满了各种垃圾，街道污秽不堪。

和这一地区所有村庄一样。洛贡比尔尼四周环绕着围墙（现在有些部分已坍塌，尤其是河边那侧的墙），但奇怪的是在墙与村子中间有大片空地。村子仿佛漂浮在围墙里面[9]。一些大鸟，兀鹫、秃鹳、鹰落在围墙顶上；空场上时有洼地和大树。

 

三月六日

昨天无事可记。等待的一天，情绪消沉。马克和我都非常虚弱。听说回归热重新在我们即将穿过的马鲁阿地区所有村落肆虐。卫生助理建议我们带着一名护士走，他正好被召，去这些地区巡视，必要时，他可以做静脉注射，抵抗回归热。我给库塞里的行政长官写信通报他并请求他的批准。

 

很想了解马萨人的风俗，便询问那个十分聪明的齐格拉，他从莫斯古姆便跟随我们。但我们从来不能肯定真正理解了一个当地土著的话，他或者想让你能理解，或者完全相反，想让你抓不住要领，总是按照你的习惯说话，顺着你问题的意图，哪怕问题提得多么谨慎、灵活、委婉。

我越来越确信这些原始部落的人没有我们的思维方式；故此他们在我们眼里常常显得愚蠢。他们的行为不受逻辑制约，而我们从幼年起便养成习惯，根本离不开逻辑，我们的语言本身便体现这种逻辑[10]。

 

昨晚，苏丹再度拜望，身着礼服。出众的挖花白丝长袍，缀满爱德华七世[11]的肖像。肩披一条深红大丝巾，交织着黑线。白袍里面一件厚厚的金黄色丝外套。头戴一顶类似希腊帽的软帽，略呈圆锥形，绣着花，花样颇像亨利·莫尼埃[12]时代的绒绣帽，用五色毛织成。卫生助理给我们送来一只鸭和一大块牛肉，苏丹则让人带来从巢中抓的雏鸽、一头母山羊，以及给所有挑夫的食粮。他显得一心要取悦我们（估计我也让他有同感）。我们彼此都找出最令人愉快的话说给对方。阿杜姆做翻译，他转达的某句话特别打动了苏丹，为了表达他的满意和感动，他轻轻地无声地拍了拍手。有时随从他的两名护卫也模仿这个手势。就这样，到后来，留了影后，我对他说，只给他寄张照片我还不满足，很想自己保存一张，以纪念他的良好接待和洛贡比尔尼所有人的盛情，此时，只见他们三双手有节奏地从下至上又从上至下，张开复合上，一连五六次。

 

洛贡比尔尼曾经长期是当地最重要的城市，如今受到昏睡病的蹂躏，十分荒凉。加之一九一五年，尤其一九一七年对德开战期间，居民成批外逃到迪韦尔和戈发。大量房屋被弃坍塌还另有缘由，那便是科托科人将死者埋在茅舍院中，然后又害怕厄运，便弃房而走。让他们接受公共墓地实在非常困难。

他们的问题往往出在“马萨斯”身上，即食死人者——好像这半为传说，半为实事，因为有坟地遭破坏的例子，若非真有食死人的，便无法理解了。

所有这些情况[13]都是从年轻的中尉H……口中得知的，他今晚刚刚骑马到来，他是告别库塞里转到另一个分区去。

 

三月七日

启程，十分艰难的撤离。另外四名艄公（除了先前两人外）病倒了（肺充血），其中三人还很严重，我们被迫将他们丢下了。我给马塞尔·德·科佩写了张便条，交给他们，他们一回到拉密堡，这便条可帮助他们领取报酬。多亏有我们在莫斯古姆额外招的十二个马萨人，但愿不要因这些变故受太多的罪。

为数不少的舌蝇。乌特曼消灭它们及普通苍蝇之熟练令人叫绝，他拿把刀片小心翼翼地靠近它们，仿佛剃须一般，割断或卡住蝇腿。

[1] 我忘了说了，从拉密堡起，男仆们，紧跟着整个随从队伍给我的官级提高了。“司令”已经不够了。之后，“总督”也不够了。完全无可奈何。他们出于兴奋，将管我叫“政府”。——原注

[2] 夏尔·贝玑（1873—1914），法国作家，其诗歌、散文节奏缓慢，常出现重复的段落。——译注

[3] 这里我又显得很天真。下面是我在列维-布吕尔的《原始思维》中读到的：

“对那些离‘横死’咫尺之遥、差点死掉的人，人们是什么情感呢？……会去救他，拉他一把，尽可能把他从死神手里拉出来？……一种不可抗拒的恐惧与厌恶情绪促使原始人的做法几乎总是恰恰相反……倘若有人意外落水，按土著的说法，如果他幸免于难，就是一大罪过。他们认为，既然他命当溺水，逃脱这一死就是错的。如果一个人落水时有别人在场，这些人就不会再让他出来： 相反，会竭力让他淹死，确保他定死无疑。

人能想象更不人道、更残忍的行为吗？然而，就在这不幸者有生命危险前一分钟，他的同伴还准备与他分享一切，食物、弹药、住处，如果需要还准备保护他，如果敌方某人伤害他，还准备为他报仇，一句话，准备对他像对任何一个成员一样，履行这些紧密团结的社会要求的各种义务。他意外落水将要淹死： 他立即成了恐惧和厌恶的对象。大家不但不赶紧相救，而且，要是他看着要自救，大家还会阻拦；如果他又露出水面，会把他再按下去。他如果还是活了下来，这个社会群体不愿接受他死里逃生的事实。人们不再认识他，这是个被排除出去的成员。他让人产生的情感，他所受的待遇，让人想到中世纪被逐出教会的人。因为这类情况完全与‘横死’类似，这种死亡让原始人思想上感到害怕的地方，不是死亡本身，也不是伴随死亡的物质环境，而是它揭示了看不见的力量的愤怒，以及这种愤怒要让人抵偿的罪过。而当一个人可能意外丧命，这种昭示就和他已经死了一样一清二楚，一样具有决定性。他被‘判了死刑’，行刑完成与否并不重要。帮他逃脱就成了他的罪过的同谋，从而给自己招来同样的不幸。原始人不敢这样做……意外事故——并非是场意外，既然什么都不是偶然的——就等于是一种自发的神意裁判。神意裁判在很多非洲社会里揭露某人身上的作恶因素，同样，这里的意外事故暴露了使人遭受看不见的力量判决的罪过。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一可怕的昭示当即让人产生同样的情感反应。转眼之间，曾是伙伴、朋友、亲戚的人成了陌生人、敌人、厌恶和仇恨的对象。”

这里讲的是堪察加半岛的原始土著，但无疑对中非部落也可做同样注解。——原注

[4] 福楼拜的剧作《圣安东尼的诱惑》。——译注

[5] 此处原文为德文： Schaudern。——译注

[6] 这两句原文为德文。——译注

[7] 原文为德文。——译注

[8] 这两句为英文：“... Now is the pleasant time,/ The cool, the silent ...”，出自英国诗人弥尔顿的《失乐园》。——译注

[9] 墙内这片宽阔的空地是专门留下的，受到围攻时，可以种蔬菜粮食。——原注

[10] 刚到布拉柴维尔的头几天，我便发现因果关系好像对于他们根本不存在。这一点在列维-布吕尔那里得到证实，我很愚笨，旅行归来才读他那些关于“原始思维”的书。这些书原本可以让我避免许多差错，照亮许多晦暗之处。——原注

[11] 爱德华七世（1841—1910），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1901—1910年统治英国及爱尔兰。——译注

[12] 亨利·莫尼埃（1799—1877），法国作家，漫画家，喜剧演员。——译注

[13] 不过，对此列维-布吕尔再次让我态度审慎。——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