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三年前我曾表明,我赞赏并热爱苏联。那里的尝试前所未有,让我们心中充满希望,期待那种尝试获得巨大进展,并带动全人类向前飞跃。当时我就想,为了领略这种新生,当然有必要活着,贡献一生助其成功。我们在心中和头脑里,毅然决然将文化的前途系于苏联的光辉命运。这一点我们再三重复,但愿还能够这样讲。

前往参观之前,近来的一些决策,似乎已经显示: 那里开始转向了。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我们的担心。

于是,我(在1935年10月)写道: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也正是对苏联的这种愚蠢而无理的攻击,极大地促使我们今天执意捍卫她。他们,那些狂吠者,恰恰在我要停止赞许她时,就开始赞许她了,因为他们要赞许的,将是她的妥协、让步,即授人以柄的东西:“你们都瞧见了吧!”但她也将由此背离她当初追求的目标。但愿我们仍然盯着这个目标的目光,绝不会因此缘故而从苏联移开。

(《新法兰西评论》1936年3月)

不过,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前,我仍固执地抱着这种信赖,宁愿怀疑自己的判断有问题。就在抵达莫斯科的四天后,在红场为高尔基举行葬礼时,我在演说中还表明:“在我们的头脑里,文化的命运同苏联的命运紧密相连,我们将捍卫苏联。”

我一贯明确地表示,一个人始终坚持己见,这种愿望多半有丧失真诚的危险。我认为真诚之所以重要,正因为事关大多数人和我们本身的信仰。

如果一开始就失误了,那么我最好及早承认,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对这种过错所误导的人负有责任。这种情况就免谈自尊心,况且我也没有多少。在我的心目中,还有比我本人更重要、比苏联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人类,这就是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

难道一开始我就看错了吗?一年略多一点时间以来关注苏联的事态的人给我说一说,到底是我还是苏联变了。所谓苏联,我指的是苏联的领导人。

还有一些比我在行的人会说,这种转向也许只是表象,而我们所见的前后不一,也许只是某些先前安排的必然结果。

苏联处于“建设中”,务必在心里不断重复这一点。由此产生异乎寻常的兴趣: 要去那片正在分娩的广袤大地盘桓数日,就仿佛亲临诞生未来的现场。

那里有好也有坏。我应当说: 有极好也有极糟。大好局面,往往要付出巨大努力。而努力,并不是每时每地都获得预期的效果。有时就会想: 时候未到。有时,极糟伴随着极好的,并行不悖,简直可以说,极糟是极好的结果。从最明亮到最阴暗,过渡突然得令人咋舌。前去旅行的人,往往根据定见,只对这一点或那一点感兴趣。苏联的友人,也往往无视坏的方面,至少不愿承认其坏;因此,谈及苏联,实话往往基于恨,假话往往出于爱。

然而,我的思想则不同: 对于自己希望能始终如一地拥护的人,我要求极为严格。仅限于颂扬,这样表达热爱实在糟糕,我认为毫无顾忌,直言不讳,就是极大地帮助了苏联,帮助了她所代表的事业。我要提出批评,正是由于我钦佩苏联,钦佩她已实现的奇迹,也由于我们还对她有所期待,尤其她还会让我们产生希望。

谁能说得明白,苏联对我们曾经意味着什么?不只是一个遴选的祖国,还是一个榜样、一个向导。我们所梦想的、几乎不敢期望的,但始终致力追求的却在那里发生了。由此可见,在一片土地上,乌托邦正在变成现实,而且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让我们心中充满渴求。最艰难的事似乎已经做到了,而我们以所有受苦受难的民族的名义,欢欣鼓舞地贸然投入她所进行的这场斗争。

即使失败了,那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还会感到同心同德呢?不过,失败的一闪念就无法接受。

假如某些默许没有照办,那么应当谴责什么呢?应当归咎于最初的指令呢,还是应当归咎于执行中的偏离、违背,归咎于无论多么有理由的妥协呢?……

 

一方面是苏联乐得并理应骄傲地展示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我所能看到的情况,对这两方面的个人思考,我都在这里和盘托出。苏联的成就,大多令人赞佩。她在全国范围内,展现了喜人的幸福图景。我在刚果曾离开总督的汽车,设法直接同所有人、同任何人接触,了解情况,而赞许我这种做法的那些人,是否会责备我把同样做法带到苏联,不受一点迷惑呢?

 

我并不掩饰,敌对的党派——“热爱秩序可以和喜好专制暴君混为一谈”[1]的那些人——想要从本书获取表面看来对他们有利的东西。假如我不是坚信不疑,这本书就不会发表,甚至不会写出来: 我坚信苏联最终能战胜我指出的特定错误,另一方面则更为重要,即: 一个国家的特定错误,不足以抹杀一项国际性的、全人类事业的真理。谎言,哪怕是默认的谎言,看上去倒可能显得很合时宜,坚持谎言也同样如此;但是,这正中敌人的下怀。而真话,讲出来再怎么令人痛心,刺伤也只能是为了治病。

在工地,在工厂或疗养院,在公园,在文化园,能直接同劳动人民接触,我由衷地感到一阵阵喜悦。在这些新结识的同志之间,我觉得当即建立起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我也心花怒放,乐不可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那里拍下的照片总是面带笑容,甚至喜笑颜开,而我在法国的照片则少有这种表情。多少回啊,我在那里欣喜过度而涌出眼泪,涌出温情和友爱的泪水。例如,去索契[2]附近顿巴斯矿工疗养院那次……不,不!事先根本没有约定,完全是自然的。一天晚上,我没有通报一声就突然造访,但是我很快觉出,和他们在一起的信任感。

还有那次临时去博尔若米附近那座儿童营地参观,营地虽然很简朴,几乎是简陋的,但是孩子们却洋溢着幸福而健康的神采,仿佛要把他们的欢乐献给我。叙述什么呢?言语无力表达如此深切、如此纯朴的一种动情……然而,为什么提这些人,还有那么多别的人呢?格鲁吉亚的诗人、知识分子、大学生,尤其是工人,我对他们当中许多人产生了炽烈的友爱之情,而且不断地叹息,自己一点也不懂他们的语言。不过,他们深厚的情意已经由笑容、由眼神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我真怀疑话语还能补充什么。应当说,我在那里所到之处,是作为朋友介绍给大家的: 众人的眼神里还流露出一种感激。我希望更加对得住这份感激,这也推动我把话讲出来。

他们最乐意向人展示的,则是最出色的成绩;自不待言,这完全在情理之中。然而也有许多次,我们随意走进一些农村学校、幼儿园、俱乐部,这些他们根本没有想让我们看,当然跟其他许多地方毫无差别,而我恰恰最欣赏这些地方,就因为不是摆样子给人看的。

 

在所有我参观的少年先锋营中,孩子们都很漂亮、营养良好(每日五餐),受到极好的照料,甚至备受宠爱,一个个非常快活,目光明亮,充满信心;他们的笑容也没有狡黠与恶意,而我们作为外国人,在他们看来很可能显得有点可笑。但是任何时候,无论在他们哪个人身上,我也没有捕捉到一丝一毫嘲笑的迹象。

同样幸福开朗的表情,我们也常常在成年人脸上看到了: 他们也同样漂亮,身体健壮。文化园无疑办得十分成功,尤其是莫斯科文化园,那是他们工作一天之后,晚上聚会的场所。

我常去莫斯科文化园,那是个游玩的地方,好似“月亮公园”,但是要大得多。一跨进大门,就觉得置身于异国他乡。那么多青年男女,处处举止端庄,十分得体;看不到一丝一毫愚蠢粗俗的玩笑、下流放纵的举动,甚至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打情骂俏。到处是热情洋溢的欢乐气氛。这里组织游戏,那里举行舞会;通常有一个男的或女的辅导员,安排并指导活动,一切活动都秩序井然。跳舞的人拉成很大的圆圈,谁都可以加入,但是围观者远远多于跳舞的人。再往前走,便是民间歌舞,通常只有一架手风琴为之伴奏。这块地方围起来,但是可以自由出入: 业余爱好者在里面练习各种杂技;一名教练在监视“危险的空翻”,不时地指点;稍远一点儿安放着体操器械,那些人耐心地等待,轮流上去练习动作。一大块场地专门辟为排球场,而我观赏不够那些排球队员健壮优美的身姿。再过去则是安静的游艺: 国际象棋、国际跳棋,各种各样锻炼智力和耐心的小棋类,有些我不知道,设计得极为巧妙;还有许多训练体能、训练动作灵活敏捷的游戏,在哪儿我也没有见过,难以描述,有些如能引入我国,肯定会大受欢迎。在那里待上几小时都会有事儿可干。成人有成人的消遣,孩子有孩子的游戏。就是幼儿,也有专门的场地: 他们能找到小房子、小火车、小船、小汽车,以及许许多多适于他们小身子的微型器具。安静的游艺场(爱好者总是那么多,要好久才能等上一张空桌)连着一条大通道,两侧木牌上挂着各种灯谜。这一切,我再说一遍,没有一点儿低级趣味;那么多人,衣着十分整洁,人人都显得那么正派、庄重,彬彬有礼,而且无拘无束,那么自然而随意。除了儿童之外,来的人几乎全是工人,他们来进行体育锻炼,休息娱乐,或者学习(须知还有阅览室、讲演厅、电影厅、图书馆,等等)。莫斯科河畔有游泳池。在这偌大的文化园中,小讲坛随处可见,有人临时充当教师,在上面高谈阔论,宣讲事件、历史或地理,还借助图表,甚至还讲解实用医学、生理学,也大量借助解剖图,等等。听讲的人极其认真。我说过,无论在哪儿,我都没有捕捉到一点讥笑的企图[3]

不过,这里更可观: 一座露天小剧院,开放的大厅挤得满满的,约有五百听众(没有一个空座),他们都聚精会神听一名演员朗诵普希金的诗(《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一章)。靠门口一侧的角落是跳伞区。在那里,跳伞是人们特别喜爱的一项运动。跳伞塔四十米高,有三个跳伞架,每隔两分钟,就会放下一个业余爱好新手,落到地上未免重些。来呀!谁冒这个险?大家争先恐后,要排队,等着轮到自己。且不说那草坪大剧场,在那里演出,观众差不多能有两万人。

莫斯科文化园面积最大,各种游艺设施也最齐全;列宁格勒的文化园最美丽。苏联每座城市,除了幼儿园之外,现在都拥有自己的文化园。

自不待言,我也参观了好几座工厂。我知道,而且在心里也一再重复,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与欢乐,就取决于这些工厂的良好运转。但是这个问题,我拿不出行家之言。反正有别人谈论,我相信他们的赞扬。我能够谈的,唯有心理上的问题;我在这里最关注的,几乎只有这些问题。如果间接谈及社会问题,那我也还是站在心理的角度。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对景物的兴趣减少了,锐减了,即便景物再美,而对人却兴趣渐浓。在苏联,人民值得赞美: 格鲁吉亚人、卡赫特人、阿布哈兹人、乌克兰人(我只谈我见过的),而依我的好恶,列宁格勒人和克里米亚人尤其值得赞美。

我在红场参加了莫斯科青年节。克里姆林宫对面建筑的丑陋,由横幅标语和青枝绿叶遮掩了。一切都显得那么华美壮观,甚至(我得赶紧在这里讲出来,因为往后我不能总这么讲了)达到高品位。从东南西北各地汇聚来的青年,意气风发,接受检阅,游行队列通过要几小时。场面如此壮观,我绝没有想到。这些完美的人,显然是挑选出来的,经过训练和准备;但是,怎么能不钦佩造就出这些人的国家和制度呢?

几天前,高尔基的葬礼举行时,我曾见过红场,也见过同样的民众,同样的民众却完全不同,照我想来,更像沙皇时代的俄国民众;他们在圆柱大厅列队,缓慢地从灵柩台前走过,总也走不完。参加葬礼的人,不是苏维埃人民中最俊美、最强壮、最欢乐的代表,而是“自发汇聚的”痛苦的队伍,包括妇女,尤其是儿童,还有老人,几乎所有人都衣衫褴褛,有的看样子十分贫苦。这支静默的、沉郁而凝思的队伍,仿佛来自旧时代,排列十分整齐,持续的时间,肯定要比另一支队伍、比那支光荣的队伍要长得多。我本人也注视了很长时间。对所有这些人,高尔基意味什么呢?一位大师?一个同志?一个兄弟?……我不大了解。不管怎样,是一个逝世的人物。每个人的脸上,甚至儿童的脸上,都显示出创巨痛深,但是更显示出一种光芒四射的感应的力量。这一队列谈不上形体美,不过,大批穷苦人走过时,他们的目光向我投来比美还值得赞赏的东西,而他们当中多少人,我真想紧紧地搂在胸口!

此外,世界上无论何处也不像在苏联这样,无论同谁接触,都能一见如故,立刻建立起深挚而亲热的关系。往往一个眼神,就足以沟通,当即连起相见恨晚的纽带。不错,我认为无论何处也不像在苏联这样,能如此深切、如此强烈地感受到人道的情感。尽管语言不通,我还从未在任何地方感受到如此浓厚的同志加兄弟的情谊;为此我可以舍弃世间最美的景物。

景物,我还是要谈的,不过,我首先要谈谈我们同一帮共青团员的初次接触。

当时,我们乘坐火车,从莫斯科去奥尔忠尼启则(旧称弗拉季高加索),旅程很长。米哈依尔·柯罗佐夫[4]以苏联作家协会的名义,给我们包了一节非常舒服的专门车厢。安置得这样好,实在出乎意料;我们共有六人: 杰夫·拉斯特、吉尤、埃巴尔、希弗兰、达比[5]和我,还有我们的翻译兼陪同,忠诚的波拉同志。我们除了卧铺包厢,还有一间客厅,到时候就在客厅给我们上菜用餐。好得不能再好了。但是有一点不大如意,就是不能与列车的其他车厢联系。头几站停车时,我们下车到站台,看清了隔壁车厢乘坐着一帮特别讨人喜欢的旅伴。那是一群度假的共青团员,要去高加索攀登卡兹别克峰。我们终于征得同意,将车厢之间的门打开,而车门一开,我们就立刻同可爱的邻居相接触。我从巴黎带来许多智力小游戏,和苏联人会玩的游戏完全不同。这些小玩意儿倒有了意外的用处,帮我与这些语言不通的人建立起联系。这些小玩意儿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小伙子和姑娘们练习玩,不克服所有困难绝不罢休,好玩极了。“一名共青团员从不认输。”他们笑着对我们说道。他们的车厢非常狭窄,那天又特别热,大家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简直透不过气来。

我应当补充一句,在他们许多人看来,我并不陌生。有些人看过我的书(通常是《刚果之行》),而且,在红场为高尔基举行的葬礼上,我发表演说之后,所有报纸都刊登了我的肖像照。他们很快就认出我来,深深感受到我对他们的关注,而我也同样领会了他们友善的表示。很快就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杰夫·拉斯特听得懂,又能讲俄语,他向我们解释说,我带来的小玩意儿,他们觉得很有趣,但是有些疑问,安德烈·纪德先生本人也玩这些东西是否适当。杰夫·拉斯特不得不争辩,这种小消遣,纪德先生是用来休息脑子的。要知道,一名真正的共青团员,念念不忘服务,判断任何事物,都看其是否有用。哈!这种争论,没有一点卖弄的成分,还时时被笑声打断,这本身就是一种娱乐。但是,他们车厢的空气不大流通,我们便请十来个人到我们的车厢,于是晚上的聚会在歌声中继续,甚至还尽量利用客厅的空间,跳起民间舞蹈。这个夜晚,将给我与同伴留下此行最美好的一个回忆。我们怀疑在别的一个国家邂逅,能否这样一见如故,自然而热诚地交往,在任何别的国家,青年是否也这样可爱[6]

 

我说过我对景色兴趣减少……然而,我很想描述一下高加索壮美的大森林: 卡赫山口的森林、巴统周围的森林,尤其是博尔若米上方的巴库里阿尼森林。我没有见识过,也想象不出还会有更美的森林: 那些参天大树,树干没有被任何矮树林遮掩,林间空地给人一种神秘感,未等太阳落山,夜幕便在那里降临,让人想象小普塞[7]在那林中迷路的情景。我们穿过这片奇妙的森林,去欣赏一片山间湖泊,主人还特意强调说,这里还从未来过一个外国人。要让我觉得湖光山色如画,根本无须给予这种殊荣。在没长树的湖边,有一个奇特的小村庄(塔巴茨库里),一年中有九个月覆盖着白雪,把它描绘一番,真是一大乐趣……唉!我若是仅仅以游客的身份来观光,那该有多好!或者作为博物学家,在这里发现许多新植物,在高原上认出自家园子长的那种“高加索山萝卜”,不禁欢喜雀跃……然而,我到苏联来绝不是寻找这些东西。我主要关注的是人,芸芸众生,关注能把人变成什么样子,已经把人变成了什么样子。吸引我到这里来的森林,惊人地茂密,让我辨不清方向,那便是社会问题的森林。在苏联,社会问题从四面八方找上你,催逼你,挤压得你喘不过气来。

列宁格勒的新街区,我参观得很少。我在列宁格勒所欣赏的,是当初的圣彼得堡。我没见过更美的城市,也未见过石头、金属[8]和水更和谐的结合。真好像到了普希金或波德莱尔的梦幻之城。有时,它令人想起基里科[9]的绘画。城中建筑物比例完美匀称,好似莫扎特一支交响曲的主题。“那里一切,只体现秩序和美。”[10]在那里,神思可以惬意地游荡。

美妙绝伦的隐修院博物馆,我没有什么心思谈论,觉得能说的都不足以表达。然而,我还是要顺笔称赞一句那种聪明的热忱: 一有可能,便围绕一幅绘画,收集这位大师的习作、草图、速写,收集一切对我们有教益的材料,以便说明形成的缓慢过程。

从列宁格勒返回,再看莫斯科,就更不堪入目了,粗俗得压抑和削弱人的精神。房屋建筑除极少例外,都非常丑陋(不仅仅是最现代的建筑),相互之间极不协调。我完全清楚,莫斯科日新月异,正在改观。这是一座建设中的城市,一切都表明这一点,到处都显示变化。但是我担心第一步没有走好。人们一味大砍大伐,拆毁清除,再重新建造,一切都好像随心所欲。莫斯科尽管丑陋,但仍然是一座最引人注目的城市: 它生机勃勃。不要再看那房屋了,这里令我感兴趣的是民众。

夏季自始至终,几乎所有人都一身白色,每人都与众相同。社会平均化的现象,哪里也不像莫斯科街头这样明显: 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每个成员似乎都有相同的需求。我未免夸张,但只是一点点。人们的衣着打扮,异乎寻常的清一色,大概头脑也同样如此,假如能够见得到的话。正因为清一色,每人都高高兴兴,显得很快活。(长时间物质匮乏,有一点东西就很好。只要看见旁人也不多什么,自己也就知足了。)只有经过细致的考察,差别才显露出来。到这里乍一看,个人完全融入群体里,一点儿个性也没有,因此说到人们时,似乎应当使用部分冠词,决不能说des hommes(一些人),而是de l'homme(人的部分)。

我投入这里的人海中,洗了个人浴。

这些人站在这家商店门前在干什么?他们在排队,而且队伍拉到另一条街。总有两三百人吧。他们在那里等待,非常平静而又耐心。时间尚早,商店没有开门。三刻钟之后,我又从那里经过。还是那群人,在原地耐心地等待。我不免纳罕: 何必提早到来?早等着有什么好处?

“什么,有什么好处?……只有先来的才能买到东西。”

有人向我解释说,报上发表消息,到了一大批……不知是什么货(那天想必是坐垫)。货可能进了四五百件,可是想买的人足有八百人,一千甚或一千五百人。不到傍晚便卖得一件不剩。需求量太大,人也太多,供不应求,而且相差太远,这情况还要持续很久。现在还不能满足需求。

几小时后,我走进商店。这家商店大极了,里边拥挤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售货员倒也不慌不忙,因为周围的顾客没有一点不耐烦的表示: 他们或坐着或站立,有的还抱着孩子,每人都等着轮到自己,没有编号,秩序却一点也不乱。如有必要,他们会等一上午,甚至一整天;刚从外面进去的人,立刻觉得里面空气令人窒息,但过一会儿就适应了,人就是这样,什么都能适应。我差点儿写上: 什么都能顺应。不过,苏联人远远胜过逆来顺受,他们似乎乐意等待,也乐得让你等待。

我时而闯过人群,时而被人流裹卷,从上到下,从这一端到那一端,将这家商店看了个遍。几乎所有商品都那么令人厌恶,真让人以为,那些布匹、物品等,尽量做得倒人胃口,这样就可以节制人的欲望,不到特别需要谁也不购买,绝不会因喜爱而买东西。我本想给朋友带回些纪念品,可是全都不像样。不过,我也听说几个月来,他们已经作出很大努力,力求提高质量,而且只要肯花时间注意寻找,说不上在哪儿还真能发现相当喜人的、令人对未来放心的新产品。然而,先必须满足数量,再考虑质量;长期以来数量不足,现在终于能满足需求了,但也只是勉勉强强。况且,无论推荐什么新产品,哪怕是在西方人看来十分丑陋的东西,苏联人民也好像无不喜爱。但愿大幅度提高产量,不久就能让人挑选择优购买,并且坚持生产优质产品,逐步淘汰劣质产品。

努力提高质量的重点放在食品上。这一领域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有时我们抱怨某些食品质量低劣,可是第四次来苏联访问的杰夫·拉斯特则相反,惊叹近来取得的巨大进步,这距他上次访问仅有两年时间。尤其蔬菜与水果,除了极少品种之外,质量即使不算低劣,至多也只能算很一般。这个方面和各个方面都一样,重一般而轻精品,即追求最大产量。香瓜西瓜产量惊人,可惜淡而无味。波斯有句粗俗的谚语,我听人用英文引用过,我也只想用英文在此援引:“女子生为尽职责,男儿生为寻欢乐,西瓜生为供口福”,而这里却用错了地方。葡萄酒往往很好喝(卡赫特地区茨南达利的新酿味儿很美,尤其令我难忘),啤酒就马马虎虎了。有些熏鱼(在列宁格勒)味道极佳,只是不宜长途运输。

 

只要生活必需品还供不应求,多余的东西,就理所当然不予考虑。在苏联,温饱还大成问题,也就没有为吃好多做或早做努力。

再说,有了比较,口味才能提高,而当时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不存在“某种服装穿着更好看”。在这里,供应什么就得喜欢什么,要不要就是这东西。既然国家兼为厂家、买主与卖主,质量便只能随文化而进步了。

于是我想到(尽管我反对资本主义),我们国家从大企业家到小商贩,无不煞费苦心,绞尽脑汁: 造出点什么新颖东西,才能投大众所好?他们每个人无不精心策划,要以何等精品挤掉竞争对手。国家没有对手,对此并不在乎。那么质量呢?——“何必呢,反正也没有竞争。”有人就这么对我们讲。在苏联,产品质量何以都那么低劣,大众何以缺乏鉴赏力,这样解释也未免太容易了。大众即便有“鉴赏力”,也不可能得到满足。不,在这里,推动进步的不再是竞争,而是由文化逐步带动发展起来的对未来的需求。换了法国,这一切无疑会发展得更快,因为这种需求已经存在了。

然而,还要指出一点: 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民间艺术,这种艺术状况如何呢?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长期作祟,这种艺术不受重视,但是如今重又受人喜爱,他们予以保护,力求恢复,仿佛明白了这种艺术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譬如印花布吧,重新采用一些旧的花色式样,推给大众,至少供其选择,这恐怕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取向吧。如今的产品市民化、小市民化,庸俗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莫斯科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的商品实在倒人胃口。从前用模板印染的花布特别美丽。不过那是民间艺术,要用手工操作。

话题再回到莫斯科人上来。他们给人头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异乎寻常的懒散。说懒散也许太过分……不过,斯达汉诺夫运动[11]巧妙地创造出来,就是对付(从前是用鞭子)懒散作风的。在所有工人都有活儿干的一个国家里,斯达汉诺夫运动是无济于事的。要知道在那里,一旦放任自流,大部分工人就会松懈下来。在这种情况下,什么还都能运转,这真是奇迹。领导者们究竟付出多大努力,可就说不清楚了。为了弄清付出努力之巨大,必须先做到准确评估俄罗斯人民极低的自然“效益”。

我们参观的工厂中,有一家运转得很出色(我是一点儿不懂,听说机器好就赞赏,看到食堂、工人俱乐部、工人住宅,以及为他们的福利、教育和娱乐所做的一切,我都由衷地赞叹一番),他们向我介绍一位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我已经看到他那贴在墙上的大幅招贴肖像。据说,他五小时能干完八天活儿(还是八小时干完五天活儿,我记不清了)。我贸然问一句,这是否等于说,起初五小时的活儿他要干八天?我的问题提得不好,人家干脆不回答。

我听人叙述过,一组法国矿工到苏联旅行,参观一座矿山,他们出于同志的情谊,请求替班,换下一组苏维埃矿工,而他们也没有特别卖劲儿,无意中个个达到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指标。

人们不禁要问,苏维埃制度加上法国人的性格,加上我国劳动者的热情、觉悟和所受的教育,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呢。

不过,还应当说句公道话,在这片灰暗的背景上,除了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还有整整一代热情洋溢的青年,他们是“劳动的先锋”[12]、快乐的酵母,能将死面发起来。

广大群众精神不振,在我看来,这是斯大林过去要解决,现在仍要解决的最重要、最严峻的一个问题。因此产生了“突击手”(Udarniks),因此产生了斯达汉诺夫运动。同样,恢复工资的不均等,也就有了理由。

我们到苏呼米[13]附近,参观了一座模范集体农庄。它建立已有六年,度过了初创的艰难时期,如今成为最兴旺的农庄之一,有“百万富翁”之称。这座农庄面积极大,到处呈现幸福的景象。这里的气候也适宜,草木庄稼欣欣向荣。每户住宅都是木质结构、吊脚悬空小楼,如画一般秀美可爱,周围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园子,种满了果树、蔬菜和鲜花。去年农庄收益惊人,便有了大量的储备,劳动日的工钱就能提高到十六卢布五十戈比。这个数目是怎么确定的呢?结算的方式,跟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完全一样,是按股分红的。须知这一点是确定无疑了: 苏联再也不存在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现象了。这是巨大的成就。这里再也没有股东,而工人本身(当然指的是农庄工人)共同分享收益,还无须向国家交纳税金。[14]这当然再好不过,只是还有别的农庄,那些穷困的农庄,每年总要青黄不接。因为,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每座农庄都是独立经营的,根本谈不上相互帮助。也许我弄错了吧?但愿是我弄错了。[15]

我在这座十分兴旺的农庄,参观了好几座住宅[16]……我想表述一下,从每户的“内部”得到奇特而伤心的印象,一种完全丧失个性的印象。每户室内,全是同样的难看家具,挂着同样的斯大林像,再也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一件私人物品,没有一样私人纪念物。每座住宅都可以互换,一户户庄员似乎也可以互换,搬进另一座住宅甚至都不会有所察觉。[17]这样一来,幸福当然更容易得到。会有人对我说,这也是因为庄员无不共同欢乐,房间仅仅是睡觉的小窝,而生活的全部情趣转向俱乐部、文化公园、集会的各种场所去了。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期望吗?全体的幸福,只有在损害个性的前提下才能获得。要想生活幸福,那就随大溜吧。

在苏联,所有事务,不管什么问题,只能有一种观点,这是事先就确定了的,永远也不能改变。况且,人的思想已经塑造成型,对他们而言,随大溜变得很容易,很自然,不知不觉就做到了。因此我认为,这里面并没有掺进去虚伪的成分。真是这些人搞的革命吗?不是,这些人是革命的受益者。每天上午,《真理报》都教导他们应该了解什么,想什么,相信什么。绝不能出格!因此,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就好像同所有人交谈了似的。倒不是每个人丝毫不差地服从一句口号,而是一切都定了格,谁也不能别出心裁。想想吧,这种思想塑造,从幼儿就开始了……这就有了往往令外国人惊奇的这种异乎寻常的接受力,有了更令人咋舌的可能流露的幸福感。

你同情那些排队等候几个小时的人,然而他们却认为等待是自然的事。面包、蔬菜、水果,你觉得质量低劣,然而除此之外根本没有别的。提供给你的这些布料、这些物品,你觉得难看,然而别无选择。任何可比之处都清除了,唯有无可留恋的过去,你就会高高兴兴地满足于提供给你的东西。在这里,关键是让人相信,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幸福,以后会更好;还让人相信任何地方都不如他们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防范同外界(我是指国界之外)的一切交流。正是借助于这种做法,哪怕生活在同样水准,甚至水准明显低的情况下,俄罗斯工人也自认为很幸福,比法国工人还幸福,而且幸福得多。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

 

这种种思考,我极难理出头绪,这里的问题盘根错节,纠缠不清。我不是技术专家,对经济问题有兴趣,也是因其引起的心理反响。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我很理解,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为什么至关重要: 在建立新秩序之前,只要情况还没有好转,将这种幸福保护起来,对苏联居民则至关重要。

我们赞赏苏联推动教育、文化的非凡努力。然而,这种教育只教授能引导思想满足于现状的东西,只教人这样思考:“苏联……阿门!我唯一的希望!”这种文化也完全指着同一方向,根本不是毫无功利的;它沿此方向不断积累,几乎完全缺乏批评精神(尽管讲马克思主义)。我很清楚,那里极为重视所谓的“自我批评”。当初遥隔万里,我也曾十分赞赏,心想如能认真彻底地贯彻,一定会产生奇特的效果。然而我很快就明白,除了揭发和指责(诸如食堂的菜汤烧得不好,俱乐部阅览室没有打扫干净),这种批评只限于弄清楚,这事或那事“符合路线”,还是不符合路线。大家讨论的不是路线本身。他们讨论就是要弄清楚,某部著作、某种行为或某种理论,是否符合这条神圣的路线。谁企图再往前推进一步,谁就要倒霉!在界线之内随便怎么批评。出线的批评可不允许。历史上已有先例。

危害文化的,莫过于这种精神状态了。这一点,下文我要进一步说明。

苏联公民对国外一无所知。[18]更有甚者,他们还都确信,外国各个领域都远远不如苏联。这种幻象始终巧妙地维系着,这的确很重要,每个人即使不太满意,也还是庆幸受这种制度保护,会免遭更大的苦难。

由此产生某种优越感,在此举几个例子。

每个大学生规定学一门外语。法语完全被抛弃了。他们要学的是英语,尤其是德语。听他们讲得很糟糕,我很惊讶,我国高一学生也要比他们强多了。

我们问起他们当中一个人,得到这样的回答(讲的是俄语,由杰夫·拉斯特给我们翻译):“几年前,我们还能向德国和美国学点什么,而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可向外国人学习的了。因此,讲他们的语言还有什么必要呢?”[19]

再者,如果说他们还关心外国发生什么情况的话,可他们更关切外国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了解我们对他们是否充分赞赏。他们唯恐我们对他们的成就了解得不够,而他们对我们的期望,不是告诉他们什么情况,而是恭维他们。

在这所幼儿园(园中一切都令人称赞,在苏联为青年所做的一切均如此),可爱的小姑娘们簇拥在我周围,纷纷向我提出问题。她们想知道的,并不是法国有没有幼儿园,而是我们在法国时,是否了解苏联有这么美的幼儿园。

苏联人提出的问题,往往令我们瞠目结舌,就是转述出来我也大费周章,别让人以为是我编造的: 听我说巴黎也有地铁,对方怀疑地微微一笑。难道我们只有有轨电车?只有老式公共汽车吗?……有一个人问道(对方已不是孩子,而是受过教育的工人),法国是否也有学校。另一个人情况了解多点,耸了耸肩膀: 学校嘛,是的,法国人也有,但是那里的学校孩子要挨打的。他这一情况来源很可靠。自不待言,我们国家的工人生活非常不幸,只因我们还没有“闹革命”。在他们看来,苏联之外漆黑一片。除了几个无耻的资本家,世界上其他所有人都在黑暗中挣扎。

阿尔特克营地[20]只接受优秀学生,那里一些挺有知识又十分出色的少女,在谈起俄国电影时,听我说《夏伯阳》和《我们喀琅施塔得人》在巴黎放映非常成功,她们显得十分惊讶。她们早就听人很肯定地说过,法国禁止放映所有俄国电影。向她们讲这话的人,是她们的老师,我就看得出来,她们怀疑的是我的说法。法国人呀,这么爱开玩笑!

登上一艘让我赞赏的装甲舰(“这艘军舰,完全是苏联造”),在一群海军军官中间,我贸然说道:“苏联人对法国情况的了解,恐怕不如法国人对苏联的了解。”当即响起一阵不赞成的议论声: “一切事务,《真理报》都有充分报道。”忽然,有一位走出人堆,满怀激情地高声说:“要介绍在苏联发生的崭新的、美好而伟大的事情,全世界的纸张全用上也还不够。”

再说说阿尔特克模范营地,那座为模范儿童、小天才、荣获奖章和文凭的少年建造的天堂——正因为如此,我更喜欢其他许多更普通的、少些贵族气的少年先锋营——一个十三岁的儿童给我做向导,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他来自德国,已经被塑造成为苏联型,他带我穿过营地大花园时,指出景致多么美,像背书似的说道:

“您瞧,这里不久之前还什么也没有……这条梯道,一下子就建起来了。苏联到处都是这样: 昨天还什么也没有,明天就全建起来了。瞧瞧那边的工人,他们干得多带劲儿!苏联到处都有这种学校和营地。当然不全像这么美丽,要知道,这座阿尔特克营地举世无双,斯大林同志特别关心。所有来这儿的孩子都非常出色。

“等一会儿,您就会听到一个十三岁少年的演奏,将来他能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小提琴家。他的才华在我国已经得到高度评价,因此有人送给他一件礼物: 一把古提琴,那是从前一个非常著名的琴师制作的[21]

“还有这儿: 您瞧瞧这道墙!十天就建起来,谁能想得到呢?”

孩子的满腔热情显得十分真挚,我不忍心指给他看这面挡土墙建得太仓促,已经出现了裂缝。他只肯看,也只能看到他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他还兴冲冲地补充一句:

“就连孩子们也都非常惊讶!”[22]

孩子讲的这些话(也许是教他们记住的),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当晚就记录下来,并且全部在这里引述。

但是,我并不想让人以为,我从阿尔特克没有带回别的记忆。这座少年先锋营的确呱呱叫。此地风光秀丽,又经过精心布局整治,修成阶梯形,一直伸延至海边。为了孩子们的生活舒适、保健卫生、体育锻炼、娱乐活动,凡是能想得到的,全有了设施,都井然有序地布列在沿坡的平台上。所有少年儿童都焕发着健康、幸福的光彩。他们为了欢迎我们,已经准备了传统的篝火晚会,坡下花园的树木也都装饰了彩旗标语,可是听我们说不能待到夜晚,他们就大失所望。唱歌跳舞等各种文艺节目,本来定在晚会上演出,我请求都安排在五点钟之前。返程路很远,我坚持天黑之前回到塞瓦斯托波尔[23]。我幸而这样决定,因为当天晚上,陪我前去的欧仁·达比病倒了。事先一点征兆也没有,他还看了孩子们给我们演出的全部节目,尤其欣赏塔吉克斯坦小姑娘的美妙舞蹈。她好像名叫塔玛尔,正是我们看到的斯大林拥抱的那个小姑娘,而这种巨幅招贴画挂满了莫斯科城的墙壁。真是难以描摹那曼妙的舞蹈和可爱的孩子。“这是苏联给我留下的一个最美妙的回忆。”达比这样对我说,而我也有同感。这是他幸福的最后一天。

 

索契宾馆是最可心的住处,周围的花园非常美丽,海滩也十分宜人,然而,那些洗海水浴的人立刻就想让我们承认,法国根本没有这样好的浴场。我们出于礼貌,还是忍住没有对他们说,我们法国有更好的、好得多的海滨浴场。

不必较真: 这里令人赞赏的,则是这种半奢侈的设施,这种舒适的场所供人民享用——但愿来这里住的人,别又是清一色享有特权者。一般说来,成绩最优秀的人才有资格,但也必须是“紧跟路线”听话的人,唯独这类人方能享受这种待遇。

在索契,令人赞赏的是,城市周围这么多疗养院、修养院,设施全这么好。如果全是为劳动者建造的,那就尽善尽美了。然而就在附近,正在建造新剧院的工人,拿的报酬那么可怜,住在拥挤不堪而肮脏的工棚里,叫人看着心里尤为难受。

在索契,令人赞赏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

 

既已称赞了索契的宾馆,那么苏呼米附近更为高级的西诺普饭店,我又该怎么说呢?这家饭店比得上国外最好的、最华美又最舒适的海滨饭店。它这令人赞叹的花园始建于旧时代,而饭店大楼则建成不久,新旧搭配得十分巧妙,无论内部还是外观,都达到完美的效果;每间客房都设有浴室和独立的阳台,室内陈设十分高雅;餐食极为可口,是我们在苏联吃过的最好的菜肴。人到了西诺普饭店这种地方,幸福就仿佛近在咫尺了。

饭店旁边建了一座国营农场,作为食品供应基地。我很欣赏农场的一座模范牲口棚、一座模范猪场,尤其欣赏一座大型的新式鸡场。每只鸡爪上都套着标号环,下的蛋都细心记录,而且各有各的生蛋的小笼,关进去之后,生完蛋才能放出来。(我不解的是: 这样精心照料,供给饭店的鸡蛋也不比别处好吃。)还要补充一点: 进入这些饲养场,必须先踏一踏浸了消毒剂的地毯,给鞋消毒。而牲口则不然,就从旁边走过去,活该倒霉吧!

过了农场边界的一条小溪,便是一排简陋的小房。每间两点五米长,两米宽。要住四个人,每人每月两卢布租金。农场餐厅每餐两卢布,这是月薪只有七十五卢布的人不敢光顾的一种奢侈。他们除了面包,再吃点儿鱼干就满足了。

 

我并不反对工资不均等,也同意当初不均等是必要的。然而现在,本来有办法弥合这种差别,我却担心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了。我担心时过不久,又会形成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利益得到满足的工人阶层(从而变成保守派,当然啦!),酷似我们那里的小资产阶级。

到处我都看见这种苗头[24]。唉!我们怎能怀疑,无论进行了什么革命,资产阶级的本性,如意志薄弱、追求享乐、不关心他人,还照旧潜伏在许多人的心中(只因人的改造不可能仅仅从外表完成),我自然极为不安地看到,在如今的苏联,这种资产阶级的本性,受到近来一些决策的间接迎合和鼓励,而这些决策,在我国恰恰得到令人警觉的赞同。随着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以及遗产和遗赠的恢复,熏心的利欲、私人占有欲重又抬头,压倒同志的情谊,压倒同甘共苦和公共生活的需要。当然不是表现在所有人身上,但很多人是这样。大家看到正在形成一种贵族,即使还未成为阶级,但已成为社会阶层。这里所讲的贵族,不是指个人勇武绝伦、战功卓著的贵族,而是思想正统、循规蹈矩者,下一代就变为拜金的贵族。

我的担心难道夸大了吗?但愿如此。再者,苏联已经向我们表明,它能猛然掉头转向。但是,为了制止如今当权者赞同并推进的这种资产阶级化,怕只怕很快就要来个急刹车,很可能就像结束新经济政策[25]那样突如其来。

那些“高人一等”,或者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对待“下属”、用人[26]、重体力劳动者、打短工的男男女女,我差一点儿说,对那些穷人,所流露出来的轻蔑,至少是冷漠,叫人看了怎不反感呢!不错,在苏联,再也没有阶级了。但是有穷人,有很多,而且多得很。前来访问之前,我多么希望再也见不到穷人,或者说得明确些: 正是为了再也见不到穷人,我才来到苏联访问。

还要补充一点: 博爱,乃至单纯的行善,已经不再时兴了。[27]这由国家承担。国家包揽一切,大家自然无须救助别人。因此,尽管有同志的情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出现几分冷漠。这里当然不是指地位相当的人之间的关系;但是,面对我所说的这些“下属”,“高人一等的情结”才大行其道。

 

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那里恐有膨胀的趋势,而在我看来,它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思想意识。

然而在苏联,人们今天所说的“反革命”,根本不是指这种思想意识,倒是几乎指其反面了。

今天被视为“反革命”的思想,正是当初那种革命精神,使半腐朽的沙皇旧世界彻底崩溃的那种力量。人们希望能这样考虑,人心充满仁爱,至少充满对正义的强烈需求。然而,革命一旦成功,一旦胜利了,生活安定下来,当初的思想就免谈了,当初激励头一批革命者的那些情感,就变得碍手碍脚,令人厌弃了,就像用过之后再也用不上的东西。那些情感,我比作撑木: 多亏了撑木才能建起拱顶,可是一安放拱顶石就要撤掉撑木。革命既已胜利,既已稳定下来,也就变得温和,开始妥协了。有些人会说: 明智起来,那么还受这种革命冲动激励的人,认为妥协就是步步退让的人,这些人反而成了绊脚石,就要蒙受侮辱,就要被清除掉。事既如此,何必再玩弄辞藻,干脆承认革命精神(甚至连批评精神)都不合时宜了,再也用不着了,这岂不是更好吗?如今要求的是唯命是从,是循规蹈矩;如今要求的是赞同苏联所发生的一切;如今千方百计争取的是,这种赞同不是迫不得已的,而是发自内心,并且欢欣鼓舞。最令人称奇的是: 一方面,他们做到了;另一方面,哪怕表示一丝一毫的异议,提出一丁一点的批评,都要招致最严厉的惩罚,而且当即就压下去。我不免怀疑,如今在任何别的国家,哪怕是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还能看到更不自由、更低三下四、更战战兢兢(惊恐万状)、更俯首帖耳的思想了。

离苏呼米不远的这座炼油厂,一切都显得十分出色: 食堂、工人住宅、工人俱乐部(工厂我一窍不通,只有赞赏的份儿)。在俱乐部的一间活动室,照例贴着“墙报”,我们走近前瞧一瞧。我们没有时间看所有文章,在“红色救援”的专栏里通常有关于国外的报道。而我们奇怪没有看到一篇有关西班牙的消息,但是近几天来那里来的消息令我们担心。[28]我们掩饰不住掺杂几分伤心的诧异。随后气氛有点尴尬。主人感谢我们指出这一点,表示一定予以考虑。

当天晚上的宴会上,照例频频举杯祝酒。为宴会的所有人和每一位客人健康干杯之后,杰夫·拉斯特站起来,用俄语提议,为西班牙红色阵线的胜利干杯。大家热烈鼓掌,但是我们觉得仍有点不自然。随即作为应答: 为斯大林干杯。我也举起酒杯,为德国、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的政治犯干杯。这回,大家都很坦然,满怀激情地鼓掌。然后,紧接着又为斯大林干杯。由此也可看出,大家都知道,对德国和其他国家法西斯的受害者该持什么态度,而对西班牙的动乱和斗争,全国舆论和个人见解,都在等待尚未表态的《真理报》的指示,在了解其如何看待之前,谁也不敢贸然发表意见。直到过了几天(我们已经到了塞瓦斯托波尔),一阵巨大的声援浪潮,才从红场掀起,席卷各个报刊,到处组织签名声援和志愿捐助西班牙政府。

 

在这座工厂的办公室,一张具有象征意义的巨幅画,给我们极深的印象,只见斯大林居中,正在讲话,政府成员分列两侧正在鼓掌。

斯大林的肖像到处可见,斯大林的名字挂在所有人的嘴边,对他的颂扬,也无一遗漏地纳入所有讲话中。尤其在格鲁吉亚,只要走进一户人家,不管房屋多么简陋,多么肮脏,都能见到挂在墙上的斯大林像,也许原先那正是放圣像的地方。是崇拜、爱戴还是惧怕,我不清楚,反正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我们从第比利斯去巴统,途经戈里小镇,斯大林的出生地,我想给斯大林发一封感谢电,无疑很合礼貌,感谢我们在苏联处处受到热情欢迎,受到宴请和款待。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机会了。到了邮局门前,我让车停下,递进去电文稿,大致内容是:“在我们美妙的旅行中,途经戈里,我由衷地感到需要向您……”可是到此处,翻译停住,他说: 我绝不能这样讲话。如果“您”是指斯大林,仅仅称呼“您”根本不够。这样一点儿也不尊重,必须加点儿什么话。由于我迷惑不解,他们就商议一下,然后向我建议:“您,劳动者的首领”,或者“人民的导师”,或者……记不清还有什么了。[29]我觉得这种做法实在荒唐,争辩说阿谀奉承反而贬低了斯大林。我争也白争,毫无办法。我只有同意加上这些话,他们才肯接受我的电报。由于这是译文,我根本无法核对,也就懒得争了,但同时推卸一切责任,不免伤心地想道,这种种现象,更加拉大了斯大林和人民之间巨大的、难以逾越的距离。我在苏联应邀发表的各种讲话致辞[30],也已看到翻译中有类似的修改与“更正”,于是不久我就声明,在苏联逗留期间[31],任何用俄文发表的我的讲话,我一概不予承认,到时我会讲出原话的。这便成就了本书。

唔!这类细微之处的篡改,往往是不由自主的,我当然不会认为有任何恶意,倒是相信他们渴望帮助一个不懂当地习俗的人,而他也巴不得入乡随俗,言论和思想合乎人家的规矩。

在制订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斯大林认为有必要进行一系列调整,表现出极大的智慧、极为聪明的灵活性,以至有人不免产生想法: 能不能更大程度地保持连贯性;这种逐步脱离最初的路线,背离列宁主义的做法,是不是有必要;如果更加恪守原来的路线,人民是不是就不必付出超人的努力了。总而言之,大失所望。让人失望的,如果不是斯大林,那就是人,是芸芸众生了。经过多少斗争,洒了多少鲜血和泪水,人们企图争取的,想要得到的,并且以为就要得到的东西,难道真就是“人力所不及”吗?究竟是还得继续等待,还得忍耐,还是必须将希望推得远一些呢?这就是在苏联,人们忧心忡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一闪过脑海,就已经叫人万难承受了。

经过多少月、多少年的艰苦奋斗,人们有权发出疑问: 他们到底能不能稍微抬起头呢?——人的额头从未垂得这么低。

 

与最初的理想相去甚远,这一点无可怀疑。但是我们能够就此怀疑,人们当初想得到的不可能马上实现吗?究竟是理想破产,还是碰到意外的困难适时进行无可争辩的调整呢?

从“狂热信念”到“讲究策略”的过渡,势必会导致一种“蜕变”吗?须知这里所涉及的,不再是理论问题,而是进入实践领域了;必须考虑menschiliches,allzumenschiliches[32]——也必须考虑敌人。

斯大林的大量决定,近期的几乎所有决定,都是根据德国,根据恐德作出来的。逐渐恢复家庭、恢复私有财产和遗产,也就找到了合情合理的解释了: 务必让苏维埃公民感到有点个人财产要保卫。不过这样一来,最初的追求就逐渐减弱,进而消失,目光不再向前看了。有人会对我说,这样做是必要的、紧迫的,因为,来自侧翼的袭击,很可能就要毁掉他们的事业。然而,从妥协走向妥协,事业也必定受损害。

另一种惧怕,就是怕“托洛茨基主义”,以及那里如今所谓的“反革命思想”。有些人就是不同意这种让步是必要的,认为所有这些妥协就是一次次失败。偏离当初的指令,可能找到一些解释和理由,但是在他们看来,这种偏离才是首要的问题。而今天对人的要求,则是服从的精神,跟随潮流。谁公开表示不满,谁就要被看成“托洛茨基分子”。因此,有人不禁要问,假如列宁本人今天重返人间……

说斯大林永远正确,就等于说斯大林什么都正确。

“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当初对我们的许诺,而如今却相去甚远。专政,对,显而易见;但那是一个人的专政,不再是团结一致的无产者、苏维埃的专政。万勿自欺欺人,必须明明白白地承认: 这绝非人心所愿。再进一步,我们甚至要说: 这恰恰是人心所不愿。

 

在一个国家消除反对派,哪怕只是阻止反对派表达见解,形成力量,也是极为严重的事情: 这要走向恐怖主义。一个国家全体公民思想一致,当权者执政当然更加方便。然而,面对这种思想贫穷化,谁还敢谈论“文化”?没了平衡的力量,思想怎能不完全倒向一边呢?我认为,倾听反对派别的声音,必要时甚至予以照顾,同时谨防其危害;与之斗争,而不是将其取消,这才是大智大勇。取消反对派……幸好斯大林没有得逞。

我于1910年就写过:“人类并不单纯,必须接受这一点;凡是简单化、一体化的企图,凡是要从外部挤压成形的企图,无论何时都是可憎的,会造成极大的破坏,会滑稽到令人发指的地步。须知亚他利雅[33]最为气恼的是,始终有个约阿施;大希律王[34]最为气恼的是,始终有个逃脱的神圣家族。”[35]

去苏联之前我就写道:

 

我认为,作家的价值同激励他的革命力量相关联,更确切地说(我毕竟不是那么狂热,仅仅认同左派作家的艺术价值),同他的对立力量相关联。这种对立的力量,既存在于博絮埃[36]、夏多布里昂身上,或者今天的克洛岱尔身上,也存在于莫里哀、伏尔泰、雨果,以及许多作家身上。在我们这种社会形态中,一个伟大的作家、伟大的艺术家,基本上是不安分的,总要逆潮流而动。但丁、塞万提斯、易卜生、果戈理……无不如此。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人,似乎情况不同了,关于这一点,约翰·阿丁顿·塞蒙德讲得精彩:“那个时代的戏剧艺术之所以达到那样高度……恰恰是因为他们(作者)的生活和写作,同全体人民心心相印。”[37]索福克勒斯恐怕也不是这样,荷马则肯定不是,我们觉得,希腊是通过他的口在歌唱。也许再也不逆潮流而动了,有朝一日……恰恰是这种前景,将我们充满疑虑的目光引向苏联: 革命的胜利,就要促使其艺术家随波逐流了吗?因为,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消除了艺术家抗议的一切动因,又该是什么局面呢?艺术家不必再起而抗争,那么除了随波逐流,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当然,只要还有斗争,只要还没有完全确保胜利,艺术家就可以描绘这种斗争,就可以参加战斗,为胜利贡献力量。但是,胜利之后……

 

我前往苏联之前,就思考这样的问题。

 

“您要明白,”X向我解释说,“这绝不再是公众所要求的,绝不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东西。他写过一出芭蕾舞剧,非常出色,也非常引人注目。(‘他’,是指肖斯塔科维奇,有些人向我谈起他时,那种溢美之词纯粹是给予天才的。)可是,民众听完一出歌剧,出了剧院连一支曲调都哼不上来,还要那歌剧干什么呢?(什么!他们居然到了那种地步!其实,X本人也是艺术家,艺术造诣很高,此前他向我讲的话一直很有见解。)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人人都能理解,并且当即理解的作品。这一点,如果肖斯塔科维奇自己感觉不到,那么别人干脆不再听他的作品,就会让他感觉到了。”

我则反驳说,最美妙的作品,甚至后来能成为大众最喜闻乐见的作品,有时起先只能得到极少数人的赏识;就连贝多芬……当时我恰巧带着一本书,便递给他:“喏,您看看这段。‘数年前,我(讲话者是贝多芬)在柏林举行一场音乐会。我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想必真达到了某种境界,期望是一次真正的成功。然而您瞧: 我拿出了灵感的最佳创作,台下却毫无赞许的表示。’[38]

X也向我承认,像贝多芬那样一个艺术家,遭受这样一次失败,就很难东山再起了。“您应当明白,”他继续说道,“我国的一位艺术家,首先必须路线正确。否则的话,多高天赋的作品,也要看成‘形式主义’。对,这正是我们找到的词儿,用来指我们不愿意看或不愿意听的一切。我们要创造出一种新艺术,无愧于我们这样伟大人民的艺术。艺术,今天必须是大众的,否则就称不上艺术。”

“你们这就是要迫使所有艺术家随大溜儿,”我对他说道,“而那些最优秀的,不会同意玷污他们的艺术,哪怕让艺术屈从也不干,你们就要迫使他们沉默。你们口口声声说,要为文化服务,要发扬光大和捍卫文化,将来肯定要成为文化的耻辱。”

于是,他就反驳说,我这是资产阶级思维方式,而他却坚信,马克思主义既已在许多领域硕果累累,那么也会创造出艺术品。他还补充说,新作品之所以尚未出来,就是因为人们太看重旧时期的作品。

他说话的声调越来越高,简直像讲课或者背课文。这场谈话是在索契宾馆大厅。我不再答话,干脆走开。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到我的客房来,这次却压低声音说:

“咳!我当然清楚了……可是刚才,有人在听我们谈……而我的画展很快就要开幕了。”

X是画家,要展出他近期创作的油画。

 

我们抵达苏联时,关于形式主义的大论战,还没有清理干净。我试图弄明白他们用这个词要表达的意思,觉得抓住这样一点: 但凡艺术家对“内容”的兴趣少于对“形式”的兴趣,就被指控为形式主义。还要马上补充一句: 作品的“内容”,只有遵循某种方向,才被认为值得关注(更确切地说,才能被容忍)。艺术作品一旦丧失方向,因而丧失“意义”(我这里玩起文字游戏[39]),就将定性为形式主义。我得承认,一写下“形式”和“内容”这些词,就不免觉得好笑。然而,看到这种荒谬的划分将决定文学艺术批评,就不是笑而应当哭了。这种做法,从政治角度上看,可能是有用的,但是文化也就免谈了。一旦不能自由批评了,文化也就陷入危机。

在苏联,一部作品再怎么优美,只要背离路线,就要遭到鄙弃。美,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一种价值观。一个艺术家再怎么有天才,只要不遵循路线创作,公众的注意力便转移,离他而去;对艺术家、作家的要求,就是合时宜,合了时宜,其余的一切就会随之而来。

 

在第比利斯,我有机会看了一个现代画展,只字不提也许会显得大度些。但是,归根结底,这些艺术家达到了目的,即(通过图像)教育人,说服人,团结人(这些图像的主题,取材于斯大林的生活片段)。唔!这些人,当然不是“形式主义者”!只可惜,他们也不是画家。我从而联想到,阿波罗为帮助阿德墨托斯[40],不得不熄灭自己的全部光辉,结果再也没有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至少让我们看得上眼的东西。不过,无论革命之前还是之后,苏联造型艺术从未有过上乘之作,最好还是谈文学吧。

“我年轻那时候,”X对我说,“有人向我们推荐某些书,建议不要看某些书,而我们的注意力,就自然而然转向后一部分书。今天就大不一样了,青年人只看推荐给他们的书,其他的书,连看的愿望都没有。”

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他也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读者了,谁也说不准究竟是青年离开他,还是有人将青年的目光从他身上引走——人的头脑经过了深加工。

如果是必须响应某种号令,那么思想至少还能感到不自由。然而这样事先就加工定型了,不待号令就先行响应,思想就连受奴役的意识也丧失了。如果有人来对苏联青年说他们思想不自由,我认为他们许多人会感到惊讶,会予以反驳。

有些利益总是在丧失之后才认识其价值,要体会这一点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去苏联(或者去德国,自不待言)逗留一段时间,这有助于我们珍视在法国还享有的、有时也被我们滥用的无比宝贵的思想自由。

在列宁格勒,要参加文人和大学生的一次集会,他们让我准备一篇简短的演说。当时我到苏联仅仅一周,还尽量保持和谐的声调。我把讲稿交给X和Y。他们随即让我明白,讲稿既不合路线,也不合基调,我准备讲的话显得极不妥当。哦,当然啦!后来,我自己也豁然开朗了。而且,这篇讲稿,我也没有机会发表,便收录如下:

 

经常有人问我对苏联当前的文学有什么看法。我想说明一下为什么拒绝表态,也可以借此机会,说明高尔基隆重葬礼那天,我在红场上宣读的讲话中的某些观点。我谈到苏维埃共和国的胜利本身提出的“新问题”,还说这些问题能在历史上产生,并且引起我们思考,是苏联的一项不小的光荣。我认为文化的未来,同这些问题可能解决的方式紧密相关,因此重新谈一谈,再作几点说明,看来是不无必要的。
……
大多数人,甚至包括一些最优秀分子,从不欣赏一部作品中崭新的、潜在的、令人困惑的因素,他们只欢迎已经熟悉的东西,即平庸的东西。当初有资产阶级的平庸,同样,现在有革命的平庸,确信这一点很重要。必须坚信作品中附和一种学说,哪怕附和最健全的、颠扑不破的一种学说的东西,从来不能赋予艺术作品以深层价值,并使其流传下去。作品具有深层价值并能流传下去的原因,恰恰在于它提出新的疑问,超前提出疑问,以及超前回答尚未提出的问题。我十分担心,充满纯马克思主义精神,并借此今天获得成功的大量作品,过不了多久,就会让来接触的人闻到无法忍受的诊所味;而我认为,作品只有摆脱这种顾忌,才最有价值。
自从革命胜利,建立政权并巩固之后艺术便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危险,即正统的危险,就跟艺术在法西斯高压下所经受的危险一样大。艺术屈从一种正统观念也就完蛋了,即使那是最健全学说的正统观念。艺术要陷入故步自封。获胜的革命能够也应当向艺术家提供的,首先就是自由。没有自由,艺术也就失去意义和价值了。
沃尔特·惠特曼在林肯总统遇害之际,写出他最美的一首诗歌。然而,这自由之歌如果是勉强写出来的,惠特曼如果是被迫接受指令,按照既定的格式写作,那么这首“挽歌”就可能丧失其品质与美感,甚或惠特曼就根本写不出来。
大多数人的认同、掌声、赞扬与喜爱,自然而然趋向公众能一看就懂、就认可的作品,即趋向因循守旧,因此我颇为担忧,在今天光荣的苏联,是否有某个波德莱尔、某个济慈,或者某个兰波不为人所知,默默地生活,正因为有其价值,很难被世人理解。然而,我最看重的人,正是兰波们、济慈们、波德莱尔们,甚至司汤达们,因为他们起初受人蔑视,而明天就将成为最伟大的艺术家。[41]

塞瓦斯托波尔,此行的最后一站。毫无疑问,苏联还有更可观、更美丽的城市,但是哪里也没有令我如此强烈地感到恋恋不舍。在塞瓦斯托波尔,我重又看到这个社会、俄罗斯生活的全景,不像在苏呼米或索契那样遮遮掩掩,给人看挑选出来的东西;在这里,我看到苏联的胜利,它的成就,能让人憧憬更大幸福的胜利和成就,唉!我同时也看到它的匮乏、缺陷和苦难。随着岁月的推移,光明冲淡了阴影,或者反而使阴影更浓。然而,无论最光明灿烂的,还是最黑暗的,我在这里所能看到的一切,无不使我留恋,往往怀着痛苦的心情,留恋这片土地,留恋团结起来的各族人民,也留恋这种有利于未来、可能诞生意想不到的事物的新气候……我惜别的正是这一切。

 

一种尚感陌生的惶恐,已经开始压抑我: 回到巴黎,我能讲些什么呢?如何回答我预感会提出的问题呢?人们肯定期待我作出全面的判断。如何解释在苏联,我(在精神上)时而感到特别温暖,时而又特别寒冷呢?在重申我热爱的同时,我应当隐藏起保留意见,向世人谎称赞赏一切吗?不行。我十分明显地感到,这样做势必损害苏联,也损害她在我们心目中所代表的事业。不过,将苏联和这项事业联系得过紧,也许是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会让人以为,我们在苏联所感到的种种遗憾,可能要由这项事业承担责任了。

 

苏联刚刚向西班牙提供的援助向我们表明,她还能实现多么可喜的改进。

苏联并未到此为止,还在给我们教育,令我们惊喜。


[1] 托克维尔的《关于美洲的民主》(导言)。——原注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作家、政治家。他的作品《关于美洲的民主》(1835—1840)发表之后,很快就成为政治自由主义者的“圣经”。——译注

[2] 黑海海滨城市。——译注

[3] 我的朋友X听我这么讲,不禁高声说道:“您认为这是好事?嘲笑、讽刺、批评,全都相互关联。不会嘲笑人的孩子,长大了必然毫无主见,唯唯诺诺,而到那时,您这个嘲笑的人,就会批评他‘随大溜’。我还是拥护法国式的挖苦,哪怕是挖苦我本人。”——原注

[4] 米哈依尔·柯罗佐夫(1898—1942),苏联作家和记者。他组织了纪德及其朋友到苏联访问。——译注

[5] 欧仁·达比: 法国作家,他在访问苏联后半段时间突患疾病,不治身亡。纪德将此书题赠给他,以资纪念。——译注

[6] 苏联还有一点讨我喜欢,即人的青年时期延续得特别长久,这在法国尤其少见(我也确信,所有拉丁国家都如此)。青年时期充满希望,而在我国,一个少年很快就定型,不再给人以希望了。一到十四岁,就完全固定下来。面对生活,他脸上再也显露不出惊讶的神色,再也没有一丝天真之态了。少年几乎转眼变成“年轻的男子汉”,大局已定。——原注

[7] 小普塞(又译小拇指),是一篇同名童话中的主人公。作者为法国著名童话作家皮埃尔·佩罗(1628—1703)。

[8] 铜圆顶和金尖顶。——原注

[9] 基里科(又译德·希里科,1888—1978),意大利画家,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先驱。——译注

[10] 这段提到的梦幻之城,引自波德莱尔的诗《巴黎之梦》。——译注

[11] 在1930年至1950年间,苏联推广模范工人斯达汉诺夫的工作方法,掀起斯达汉诺夫运动,通过劳动竞赛与革新提高生产效率。——译注

[12] 原文为英文。——译注

[13] 苏呼米: 俄罗斯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首府。——译注

[14] 他们至少向我肯定了好几遍。不过,所有“情况”只要未经核实,我都存疑,就像对待在殖民地获取的情况那样。我难以相信这个集体农庄享受这种优惠,免交压在其他集体农庄头上的总收成的7%,且不说35—39卢布的人头税。——原注

[15] 一些更加确切的材料,我留在附录中。我已收集了不少别的材料。不过,数字不是我所长,纯经济问题也超出我的能力。再说,如果这些情况是原本原样别人提供给我的,我就不能保证其准确性了。我在殖民地那段经历,学会了对“材料”持怀疑态度。尤其是这些问题,已经由专家充分论述了,就无须我来重复了。——原注

[16] 在许多其他集体农庄,根本谈不上个人住宅;大家睡在宿舍,即“寝室”里。——原注

[17] 每个人的这种非个性化,也使我推测出睡在宿舍的那些人,对拥挤和不能静思还好忍受,如有个性化倾向则万难容忍。在苏联,一切似乎都趋向非个性化;然而这种非个性化,难道被视为一种进步吗?我本人却不能苟同。——原注

[18] 至少可以说,他们只了解能鼓励他们前进的情况。——原注

[19] 那名大学生看到我们掩饰不住的惊愕,也的确补充说:“现在我明白了,我们都明白了,这种推论是荒谬的。外语,不再用来向外国学习时,还可以用来对外宣传呀。”——原注

[20] 克里米亚全苏少年先锋队健身营。——译注

[21] 过了一会儿,我就听了这个小神童用他那斯特拉迪瓦里[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制作师(1644—1737)]琴,演奏了帕格尼尼的作品,接着又演奏了古诺的《烂罐》,应当承认他的演技令人惊叹。——原注

[22] 我同欧仁·达比谈过这种优越感。他是个极为谦和的人,对这种情绪特别敏感。他正在重读《死魂灵》第二卷(《新法兰西评论》版),他把书递给我,让我看书前果戈理一封信中的这段话:

“我们当中,尤其青年当中,有许多人都过分夸大俄国人的品德。他们并不想发扬自身的这些品德,而是一味炫耀,向欧洲高喊: ‘外国人,你们瞧啊,我们比你们优秀!’

“这种自大狂特别有害: 既触怒别人,也损害自身。傲慢张狂,能玷污最美好的行为……就我本人而言,我宁肯泄一阵子气,也不愿骄傲自满。”

果戈理指责的这种俄国式的自大狂,经过今天的教育,就更加有恃无恐了。——原注

[23] 黑海海滨城市。——译注

[24] 最近颁布的禁止人工流产的法规,使所有低工资的人陷入惊慌: 他们的工资不足以组建家庭和养家活口。这项法规也使另一些人陷入惊慌,但是基于别种原因: 关于这项法规,当局不是允诺要进行民众咨询、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采纳和推行吗?绝大多数人表示(不错,程度不同地公开表示)反对这项法规。可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未予考虑,法规还是通过了,几乎引起全体人民的惊愕。自不待言,报纸基本上只刊登赞同的言论。私下和好些工人谈起这个问题时,我听到的全是闪烁其词的谴责,无可奈何的抱怨。在某种意义上,这项法规是否当行呢?它针对的是十分恶劣的滥用人工流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何看待从前制定的反对同性恋的法规呢?那项法规把同性恋者和反革命分子相提并论(须知“特立独行主义者”,甚至在性的问题上也受到追究),要判处他们流放五年,流放期间如不改悔还要加刑。——原注

[25] 苏联从1921年至1929年,实行了比较自由的新经济政策。——译注

[26] 仿佛是对这种现象的回应,用人们显得多么奴颜婢膝、低三下四;宾馆的服务员则不是这样,他们往往表现得很有尊严,但是又非常热情;倒是给领导、“负责人”服务的人,才有一副奴颜婢膝的样子。——原注

[27] 不过,我得赶紧补充一点: 在塞瓦斯托波尔公园,一名只有架着拐杖才能移动的残疾儿童,从游客坐着的长椅前走过。我看了许久,只见他挨个儿向游人乞讨,二十个人当中,有十八个人给了他钱: 毫无疑问,他们只是怜悯他的残疾。——原注

[28] 1936年2月,西班牙人民阵线在大选中获胜,组建政府。当年7月,握有军权的佛朗哥将军起事,要推翻人民政权,打响了西班牙内战的枪声。——译注

[29] 我就好像在杜撰,对不对呀?唉!不对。别人也不要过多地来对我说,当时我们所碰到的是些愚蠢的、狂热的下层工作人员。不过,我们身边的人,参加谈话的人,有好几位是地位相当高的人物,无论如何,他们都完全懂得常规。——原注

[30] X告诉我,我使用“命运”一词,如果是谈苏联的命运,那就最好加上一个修饰词。我最终提议加上“光荣的”,X说这个词能得到一致赞同。反之,他请我将放在“君主”前的“伟大的”一词删掉。君主不可能伟大。(见附录三)——原注

[31] 他们不是还让我声明,我根本没有得到法国青年的理解和爱戴;他们不是还让我保证,今后只为人民写作!等等。——原注

[32] 德文,德国哲学家尼采用语,意为:“人性的,过于人性的。”——译注

[33] 亚他利雅: 犹太王后,犹太王约兰的妻子。约兰死后,儿子亚哈谢继位,结果又被耶户杀死。亚他利雅便自立为王(约公元前841年—前835年在位),开始剿灭所有王子。唯独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受姑母的保护才得幸免。七年后,祭司耶何耶大率领众人拥戴约阿施为王,处死了亚他利雅。——译注

[34] 大希律王(约公元前73—前4),残酷的犹太王。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位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是来拜将来要做犹太王的婴儿。希律听了,便派人寻找,却没有找到婴儿,他就命令杀掉伯利恒城里和四周的两岁以内的所有男孩。——译注

[35] 这段引语见纪德的《借题发挥续篇》。——译注

[36] 博絮埃(1627—1704),法国作家、演说家。——译注

[37] 《美人鱼丛书》总序。——原注(这段引语为英文,原注有相应的法文译文)

[38] 《与生平相关联的歌德书信》第二卷,第287页。——原注(引语原文为德文,纪德在注中译成法文)

[39] 只因法文“sens”这个词,既有“方向”,也有“意义”的含意。——译注

[40] 阿德墨托斯: 希腊神话人物,弗赖国王,阿耳戈英雄。后来他身患不治之症,阿波罗请求命运女神准许由别人替死,此人便是他妻子阿尔刻提斯。——译注

[41] “可是,”他们会说,“今天,我们拿那些济慈、波德莱尔、兰波,乃至司汤达干什么呢?在我们看来,他们那点价值,就是反映了腐朽而垂死的社会,而他们本身又是那种社会的可悲产物。他们不可能在当今新社会产生,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我们的万幸: 他们和他们一类人,再也给不了我们什么教益了。而今天对我们有教益的作家,在新型社会如鱼得水,他们与前者正相反,束缚前者的东西却能激励他们。换句话说,就是在新社会中赞同、庆幸并喝彩的人。”

“哎!我恰恰认为,那些喝彩的作品,教育价值微乎其微,人民要发展文化,倾听这类作品毫无收益。能提高文化修养的,莫过于迫使人思考的东西。”
至于所谓的镜子文学,即十分局限,仅仅是(一个社会、一个事件、一个时期)一点反光的文学,我已经谈过我的看法。
自我欣赏(并且自我陶醉),可以成为一个还非常年轻的社会首先关切的事,然而,如果这也是它唯一的、最后关切的事,那就太令人遗憾了。——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