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一、反宗教斗争

在莫斯科,我没有看那些反宗教博物馆。到了列宁格勒,我参观了设在圣以撒大教堂的反宗教博物馆,那金圆顶闪闪发亮,矗立在城中十分壮观。大教堂外观很美,内部却不堪入目。大幅宗教壁画保存下来,但是可以充当亵渎神灵的跳板: 那些壁画的确丑陋不堪。博物馆本身远不如我担心的那样恣意妄为,主要还是用科学来反对宗教的神秘。导游们负责帮助那些思想懒惰的人,只因各种光学仪器、天文图以及自然史或解剖图表,或者统计数据等还不足以说服他们。整个安排还算得体,没有造成太大的破坏,展示的主要是雷克吕斯[1]、弗拉马里翁[2]之作,而不是莱恩·塔克西尔的作品。例如,东正教神甫受到沉重打击。不过,几天前,我在列宁格勒郊区通往彼得宫城的大道上,碰见一个神甫,一个地地道道的东正教神甫。只要看一眼他那副尊容,就比苏联所有反宗教博物馆都有说服力。我并不想描绘他那形象。真是一个怪物,又卑琐又可笑,仿佛是由布尔什维克扎的一个可怕的稻草人,要将农民的虔诚情感永远吓跑。

反之,我们快要到达X城参观那座极美的教堂,看门人那副令人赞叹的面孔,则让我难以忘怀。他那神态多么庄严!面颊的线条多么高贵!忧伤而无奈的神情又多么目无下尘!他对我们没讲一句话,没有一点表示,彼此甚至没有看一眼。我在他觉察不出的情况下端详他,想到《福音》中的“Tradebat autem”[3],当年博絮埃正是受此激发,演说便有个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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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瓦斯托波尔郊区的刻松考古博物馆,也同样设在一座教堂里[4]。里面的壁画没有动,无疑是由于丑陋得刺眼。壁画配有说明牌。在一幅耶稣像下面,只见写了这样一句话:“根本不存在的传说人物。”

 

我怀疑苏联这场反宗教战争的做法是否精明。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随意得很,可以只谈历史,否定耶稣的神性,甚至随便否定他的存在,鄙弃教义,诋毁神的启示,完全以世俗的批评态度,对待一条神谕,尽管这种神谕给人世带来新的希望,并且是当时所能产生的最非凡的革命因素。可以信口开河,说教会本身如何违背了这种教导,说《福音》这种解放的学说,唉!如何同教会沆瀣一气,导致最为卑劣的滥用职权。最好全部否定,什么也不提。大家只能闭眼无视其存在,让苏联人民在这个问题上处于无知的状态,也就是碰到危难不能自卫,没有打预防针,无法防范始终威胁着的神秘主义流行病。

不过,我首先批评了它最狭隘的一面,即宗教实践。更有甚者,对《福音》及其衍生的一切的无知与无视,势必导致人类和文化贫乏化,而且方式也极为可悲。我绝不希望别人在这方面对我产生怀疑,嗅到最初的教育和信仰的某种气味。我也会以同样的态度谈论希腊神话,认为希腊神话也具有深刻的、长久的教益。相信这些神话,在我看来,是荒谬的;但是,丝毫也不承认其中蕴含的真理成分,可以耸耸肩膀,一笑置之,同样也是荒谬的。至于宗教可能阻止思想发展,至于信仰会给思想打上烙印,这些我都了解,也认为新社会的人应当从中解放出来。我也承认,由东正教推波助澜的迷信,在乡村,在各地(我参观过女沙皇的宫室),保持一层极厚的精神污垢,我也理解,大家感到有必要彻底清除这污垢;然而……德国人有句话形象特别鲜明,我怎么也想不出法语相应的表达方式:“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不分青红皂白,也是操之过急。洗澡水很脏,气味难闻了,这是可能的,我毫不费劲就确信这一点;而且脏极了,连孩子都不予考虑,看也不看就干脆全部倒掉……

假如现在我听说,他们出于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又重新铸造大钟,我就十分担心这是个开头,等澡盆又装满了脏水……孩子又该倒掉了。

二、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只能怀着最诚挚的敬意,来谈论奥斯特洛夫斯基。如果我们不是在苏联,我就会说: 他是个圣徒。宗教没有培养出来更为杰出的形象。并不是唯有宗教才能塑造出类似的人,他便是明证。一种火热的信念就足够了,不求将来的回报;除了完成庄严职责的这种满足感,再也不求别的回报。

一次事故之后,奥斯特洛夫斯基便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了……他与外界的接触几乎断绝,找不见施展身手的地盘,而他的灵魂似乎升华,达到崇高的境界。

我们赶紧走到他久卧的床铺跟前,我坐到床头,伸出手给他抓住,我应当说: 他紧紧抓住,就像抓住生命似的;而且,他那枯瘦的手指,在我们拜访的自始至终,就没有停止过抚摸我的手指,同我的手指绞在一起,向我传递动人心弦的情义。

奥斯特洛夫斯基看不见了,但是他能说话,也听得见。也许除了肉体上的痛苦,再也没有什么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了,因而他的思想尤为活跃,尤为凝神专注。然而,他并不抱怨,尽管这样缓慢地走向死亡,他那清癯而漂亮的脸上,还能绽开笑容。

他休息的房间很敞亮,从开着的窗户传进鸟儿的欢唱、花园的花香。这里多安静啊!他母亲、他妹妹、他的朋友和来访的客人,都坐在离病床不远的地方,不出一点声音;有的人在记录我们的谈话。我对奥斯特洛夫斯基说,看到他这样坚忍不拔,我感到极大的欣慰。可是,他听了这种赞颂,似乎很难为情。他认为应当称赞的是苏联,是苏联作出的非凡努力。他关注的仅仅是这一方面,而不是他自身。我三次向他告别,怕累着他,因为这样持续地施放激情,我想只能有伤身体;然而,他一再挽留我,让人感到他需要说话。就是等我们走了之后,他还会继续讲下去;对他而言,讲话,就是口授。他叙述自己生平的这本书,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让人代笔写下来的)。他告诉我,现在他正口述另一本书。他从早到晚工作,直到深夜。他不停地口述。

我终于站起来要告辞了。他请求我吻他一下。我的嘴唇放到他的额上时,简直要忍不住流下眼泪: 我忽然觉得同他相识已久,我要离开一个朋友;我也觉得是他离开我们,而我是在同一个垂死的人告别……可是,有人告诉我,他就是这样,好像马上就要死去,过了几个月,又过了几个月,唯有一腔热忱,在维系这虚弱的躯体将熄的火焰。

三、集体农庄

劳动日报酬十六点五法郎,说起来并不高。趁同伴们去游泳(这座农庄濒临大海),我同一个生产队长交谈了许久,他向我解释说,所谓“劳动日”,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计酬标准,而一名好工人一天干下来,能达到两个,有时甚至三个劳动日[5]。他拿给我看个人工分册和工资表,这些全由他掌握。记分不仅要看活儿的数量,还要看活儿的质量。他听取生产组长汇报,然后根据汇报的情况做工资表。这种账目相当复杂,他也不掩饰有点力不从心;不过,他挺满足的,从年初以来(参观这天是8月3日),他个人已经积累了(相当于)三百个劳动日。这名队长管五十六人,手下有几名生产组长。可见,这也是一种等级制,不过,“劳动日”的基本标准,对每人都是一样的。此外,每人在农庄干完活儿,还可以照料自家园地,享用自家园地的产物。

在自家园地干活儿,没有准时候和规定时间,如果农庄没有急活儿,每个人怎么干都成。

他的话引起我发问,有没有人完不成标准的“劳动日”。他回答我说,没有,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毫无疑问,这种“劳动日”不是一个平均值,而是取最低标准,很容易完成。再说,那些大懒蛋,很快就会被开除,集体农庄有那么多好处,大家都争着加入,要成为一员。可是争也没用: 庄员的名额有限。

这些幸运的集体农庄庄员,每月大约收入六百卢布。熟练工人的收入往往高出许多。但绝大多数人都是非熟练工,每天挣五六卢布[6]。简单劳动挣得还要少。

国家似乎还可以给他们开更高的工资。但是,商品供不应求,涨工资势必引起物价上涨。至少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眼下,工资有差距,能鼓励人提高技能。普通劳动力过剩,缺乏专门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我在苏联最赞赏的,也许莫过于教育措施: 几乎到处都采取了措施,让最普通的劳动者接受教育,(这只取决于他们自己)提高素质。

四、博洛霍沃[7]

我参观了博洛霍沃市。先前这里不过是个村庄,应命突然从地里冒出来,我想那是六年前,由高尔基提议建起来的。如今村庄发展成一座相当大的城市了。

它有这样一个特点: 所有居民从前都是罪犯,如窃贼,甚至杀人凶手。……这种思想主导此城的建设: 罪犯本身也是受害者,误入歧途,经过合理的再教育,他们就能改造成为优秀的苏维埃公民。博洛霍沃就证实了这一点。城市繁荣起来,建了不少工厂,而且很快就变成模范城市。

博洛霍沃的全体居民都是改恶从善的人,他们只认准一个方向,自己的方向,从此以后安分守己,做个奋发图强的劳动者,尤其养成良好作风,孜孜不倦地学习知识;为此向他们提供了各种设施。他们请我去观赏的地方,不仅有他们的工厂,还有他们的会场、俱乐部、图书馆。的确,他们所有的设施无可挑剔。从这些从前罪犯的脸上、外表和谈吐上,找不出一点过去生活的痕迹。这次参观,比什么都更有教益,更令人放心和令人鼓舞。它会让人想到,所有罪恶都是有根源的,不能归咎于犯罪者本人,而应归咎于促使人犯罪的社会。他们当中一个人,接着另一个人,应邀谈谈,讲述他们从前犯的罪过,后来又如何改悔,如何认识到新制度的优越,能生活在这种制度中该有多么满足。说来也怪,这令我想起两年前,牛津运动[8]信徒在图恩[9]大集会,我所听到的一系列忏悔:“我是罪人,我不幸,我做了坏事;可是,现在我明白了: 我得救了,我幸福了。”这些话未免粗略,未免简单化,还是让心理学家去过瘾吧。博洛霍沃城,总归是苏维埃新国家引以骄傲的一种非凡的成功。我不知道在别的国家,人是否也具有这样的可塑性。

五、弃 儿

我多么希望再也看不见besprizornis[10]。在塞瓦斯托波尔,流浪儿数不胜数。据说在敖德萨人数还要多。如今的流浪儿,同建国初期的不完全一样了。今天的流浪儿,父母也许还活在世上;这些孩子逃离家乡,有时是渴望冒险,更常见的原因是他们想象别的地方,无论哪里,也不会像家乡这样贫穷和饥饿。有些孩子还不到十岁。识别他们很容易: 他们比一般孩子穿的衣服多(我没有讲他们穿得更好)。这不难理解: 他们的衣服全穿在身上了。一般孩子,往往只穿一条游泳裤(时值夏季,非常炎热)。他们光着臂膀,光着双脚,在街头溜达。不要总把这看成是穷困的标志。他们游完泳,又往家里走。他们有家,其他衣服都放在家里,逢下雨,或者到了冬天就穿上。流浪儿则不同,他们无家可归,身上除了游泳裤,通常还穿一件破毛衣。

不知道流浪儿靠什么活着,只知道他们若是有点钱买一块面包,就狼吞虎咽吃下去。不管怎么样,大多数流浪儿还很快活;不过,有一些看样子快要倒下了。我们同好几个流浪儿交谈过,并且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还肯带我们看了坏天气不能露宿时睡觉的地方: 就在矗立着列宁像的广场附近,码头那座高高的美观的柱廊下面。沿左侧朝海边走下去,只见柱廊一处隐蔽角落有一扇小木门,推不开,但是可以拉开——有一天早上我就拉开过,也是趁行人稀少,就是怕暴露他们藏身之所,引来人把他们带走——我面前一间小屋,有凹室一般大小,别无通口,里边活像只猫蜷缩在一条口袋上,那正是一个饥饿的孩子。我没有惊动他睡觉,又轻轻把小门关上。

一天早晨,我认识的那几个流浪儿都不见了(通常,他们在一座大公园周围转悠)。过了一会儿,我们找见一个;他告诉我们说,警察抄了他们的窝,其他孩子全给关起来,我的两个伙伴也都看见了这次行动。他们向一个民兵打听,人家回答说,要把他们送交一个国家机构。次日,所有孩子又在老地方露面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人家不要我们。”孩子们说道。恐怕还是他们受不了一点点纪律的约束吧?他们重又逃出来了吧?警察要抓他们易如反掌。看到自己被人从这种苦难境地解救出去,他们应当高兴才是。难道他们不愿接受安排的生活,还要在这种苦难中保持自由吗?

我瞧见一个很小的孩子,还不到八岁,被两个便衣警察带走了。那孩子像个猎物,拼命挣扎,只好两个人上手抓他;他又哭又叫,两脚乱踢,还要咬人……过了将近一小时,我差不多又从原来的地方经过,又见到那个孩子: 他安静地坐在人行道,旁边只站着那两名警察中的一个,正跟他说话呢。那孩子不想逃了,还冲警察笑呢。一辆大卡车开到,停下来,警察扶那孩子上了车。要把他送到哪儿去呢?我不得不叙述这件小事,就是因为在苏联令我感动的,还很少有警察如此对待孩子的这种事: 他那令人信服的温和声调(啊!我真想听明白他对孩子讲的话),他那笑容所善于表达的至爱,他抱起孩子时的那种深情的爱抚……我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Moujik Mareï[11]——值得来苏联看一看。


[1] 艾利泽·雷克吕斯(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译注

[2] 弗拉马里翁(1842—1925),法国天文学家。——译注

[3] 拉丁文,大意为“要广为传布”。——译注

[4] 在索契郊区另一座教堂,我们还参加了一场舞会。在主祭坛,一对对跳舞的人,随着狐步舞曲和探戈舞曲旋转。——原注

[5] “劳动日”要按十工分计酬。——原注

[6] 需要提醒一下,理论上讲,一卢布价值相当于三法郎,也就是说,外国人到苏联,要用三法郎买一卢布的钞票。然而,卢布的购买力不比法郎高多少;再者,许多商品,而且是生活必需品(鸡蛋、牛奶、肉类,尤其黄油等)售价还特别高。至于服装……!——原注

[7] 后来我才得知,博洛霍沃这座模范城市,只接纳那些完全屈服并揭发立功的罪犯。(安德烈·纪德)(见下篇“补正”之四)——原注

[8] 牛津运动: 19世纪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以牛津大学为中心兴起的运动,旨在反对圣公会内的新教倾向,力求恢复天主教思想和惯例。——译注

[9] 图恩: 瑞士城市。——译注

[10] 弃儿(流浪儿)。——原注

[11] 《一位作家的日记》。——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