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携手发挥同理心

你很难找到哪件T恤印有“同理心革命”等字样,因为多数人通常把同理心联想到私下人际互动,而非社会与政治的激烈变革。然而,现在我们该让同理心不再只是影响私人生活,而是可以改变公众与世界。为达成此目标,我们得认识到同理心既能关乎个人,更能关乎众人。如果一大群人联合起来替他人设身处地着想,同理心就能发挥影响力,进而改变历史的前进轨迹。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同理心旅程的最高潮就是激起群体同理心,处理当前的棘手问题,例如贫穷、贫富不均、武装暴力与生态浩劫。

今日社会尤其需要群体同理心,借以平衡日趋高涨的现代个人主义,不再只强调个人凭借野心私欲追求一己的快乐福祉,而是转为强调大家群策群力追求共同目标。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起,许多思想家就认识到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从正面来看,生命的乐趣与意义来自投入一个比我们自己更大的群体当中。人类的兴盛不只有赖于“我”,也有赖于“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与同理心在我们的脑中僵持不下互争地盘,但除此之外,我们也该留些空间给社会同理心:我们人类应该通过携手合作推动改变,才算全面实践同理心。

我们该如何激发群众同理心,把当前关注自身的内观时代转变为全新的外观时代呢?首先,我们将检视英国史上最多陌生人彼此接触的一段时期,借此一窥群众同理心的模样。接下来,我们会从改变西方历史的三大同理心浪潮中寻找启示。这三大浪潮包括18世纪在欧洲兴起人道主义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少数族裔等新族群获得更多权益的活动,还有自20世纪90年代神经科学兴起以后,同理心在教育与维护和平等方面逐渐抬头。最后,我们会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能唤起全球对同理心的关注,而且关注对象不仅限于人类,还扩及动植物,甚至大地。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你即将发现同理心不仅能改变我们自己,还能改变整个世界。因此,且让我们穿上同理心T恤,拉开条幅,在街头巷尾推动同理心革命吧。

英国史上最多陌生人彼此接触的时期

综观历史,同理心时常兵败如山倒:拉丁美洲殖民地满是血腥暴力,大屠杀时力求亡族灭种。相较之下,史书很少记载同理心的凯旋时刻,例如整群民众如何对陌生人设身处地地考虑,了解他们遭受的痛苦折磨,采取行动助他们脱离苦海。最具启发性的例子来自英国史上最多陌生人彼此接触的一段时期,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借由同理心改变社会。

阅读 ‧ 电子书库

1940年,难民儿童正在等候火车进站。

战时伦敦的一个代表画面是挤满儿童的火车月台,他们紧抓一包包小行李跟食物,正要从城市撤走,逃离德军的轰炸。1939—1944年,英国出现许多次撤离潮,在政府主导下,超过200万名儿童从城市搬至乡间。1他们不是住在难民营,而是住在寄养家庭,多数儿童一住就是好几年。历史学家A. J. P. 泰勒把这些撤离行动描述为“社会革命”,因为这段过程催生出许多儿童福利政策。2同理心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可惜常遭忽略。

撤离过程牵涉实际层面与心理层面的许多难处,尤其在1940年伦敦大轰炸发生之前,更是困难重重。寄养家庭位于乡间小镇,许多家庭都找不到足够空间给撤来的儿童,中上阶层人家尤其不愿配合收容政策。3恶名昭彰的“奴隶市场”出现,寄养家庭会挑选收容对象,这在挑剩的儿童心中留下伤痕。儿童饱受长年骨肉分离之痛,施虐个案偶有所闻。有些寄养父母抱怨他们收容的儿童会半夜尿床,会口出恶言,会做不法行为,而且政府补贴金不敷使用。4

找出问题很容易,解决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战时条件严苛,计划时间不足,撤离行动的想法前所未有且规模庞大,对比之下,撤离计划已算相当成功。大致而言,儿童获得妥善安置,接受寄养家庭的悉心照顾,还上学结交朋友。在探讨战时社会服务的权威研究报告中,理查德·蒂特马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寄养家庭与难民儿童是“怀抱包容之心跟对方碰面,一起克服共同生活的种种难处”。5某份发表于1947年的探讨牛津郡撤离收容状况的研究写道:“谨以这份调查纪念抗战时期的无名寄养妈妈,她们尽心尽力地照顾其收容的孩子。”6

许多研究争论收容质量的高低,但忽略了一个重要层面:那些富裕乡村人家是第一次接触来自都市的穷人。突然间,伦敦或利物浦等大城市的儿童挤进数十万个乡村家庭,他们原本住在城里的贫民窟,骨瘦如柴,营养不良,饱受蚊虫虱子困扰,没有鞋子或合适的内衣裤。这些贫困儿童涌进家家户户的客厅,吓得寄养家庭大吃一惊。根据《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在1943年的某篇社论,大批难民“使全国上下看到社会中的污点”。7

这次撤离引发众多民众展现同理心,其规模在英国史上数一数二。乡村居民进入城市穷人家的人生,尽管无法目睹伦敦东区廉价公寓的悲惨境况,却能亲耳听到孩子们的直接描述,看见贫困生活在他们身上留下的可怕阴影。城里贫民的惨状原本不见天日,现在却萦绕于乡村居民的脑海中。寄养父母不见得都能接受眼前的冲击,许多中产阶级夫妇看见儿童弄脏他们的沙发就一阵反胃,但其他人心疼得潸然泪下。8然而,不管反应为何,他们都清楚地知道该采取行动。英国民众的良心觉醒了。

撤离结束后,大众掀起一波行动。许多人投书《泰晤士报》(The Times),或者寄信到全国联合妇女组织和妇女志愿服务协会等,要求政府修改儿童卫生政策,呼吁国会议员推动改革。在第一波撤离行动期间,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从不知道英国境内有这种情形,不禁为自己对周遭同胞的无知感到羞耻。从今以后我会设法弥补,帮他们争取更干净卫生的生活条件。”9

政府几乎立刻颁布有助于提升儿童福利的法规,影响非常深远。由于当时英国正在浴血奋战,政府的即时反应更显惊人。学校营养午餐的质量提升,儿童与孕妇可以购买便宜牛奶,维生素跟鱼肝油列入配给项目。整个20世纪40年代初,政府订立新法改善儿童的公共卫生、营养条件与教育环境,多数做法都在战后延续至今。1019世纪制定的济贫法已不合时宜,几十年来社会福利体制运作不良,却在这短短几年之间获得充分改善。难怪A. J. P. 泰勒下结论说:“撤离行动让我们因祸得福。危急存亡之秋,反倒成为社会政策获最大丰收的时期……德国空军是促成我们转为福利国家的有力功臣。”11

多数历史学家认为,1942年发表的《社会保险报告》促使战后工党政府建立国家卫生局,英国因此转为福利国家。然而,最重要的儿童保障法令则源自另一个出乎意料的原因:乡村寄养家庭碰到难民儿童时涌起的同理心。

这段故事告诉我们,同理心不只是局限于个人层面的善意感受,而是可以进一步唤起大众携手推动社会变革。假设这段历史重新上演,阿富汗、以色列和叙利亚的数十万名儿童由于战争之故,纷纷送到全欧洲与北美的寄养家庭,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假设拉丁美洲各大城市的贫民突然可以搬离家园,住进富人的豪华公寓,从设有门禁的高级小区俯瞰自己原本居住的铁皮屋,又会衍生什么影响?这两个假设都不算多么遥不可及。不过事实上,许多大众发挥同理心的例子(例如撤离行动)源自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政治背景,无法轻易重现。当年提出撤离计划的官员与政治人物,起初应该无意激起儿童福利政策的彻底变革。这就是古罗马人所谓的“机缘改变人世”。

可是,难道我们因此该袖手旁观,静候某个类似大事件席卷而来,因为反正一己之力渺小得微不足道?当然不是。古往今来,人类已主动借由社会运动群策群力,发挥群体同理心,促成文化与政治变革,通常大有斩获。为求从历史获得启发,点燃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群体同理心,我们得检视改变西方历史的三大同理心浪潮,首先从18世纪的人道主义革命谈起。

第一波浪潮:人道主义在18世纪风起云涌

马克思说推动人类历史的根本力量是阶级斗争,达尔文认为是物竞天择,也有人觉得掀起变革的最重要力量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政权的争逐,或是科技的进步。12

如今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认为传统观点忽略了一项要素:同理心。他们相信历史受到同理心的影响程度很大,与受到阶级与科技的影响不相上下。社会学家里夫金说:“同理心意识带来种种惊人发展,与人类历史密不可分。”心理学家平克认为“同理心的扩展”是过去500年残暴行径减少的一大功臣,这些暴行包括严刑峻法、奴隶制度与迫害弱势群体。13

我也相信同理心是推动历史上种种重大变革的关键因素,虽然其功效至今遭人忽视。然而,我没有里夫金和平克那么乐观。他们似乎认为人类的同理关怀在过去几个世纪呈线性稳定发展,从家庭与部落开始,发展至地区与国家,如今扩及整个人类社会。这种观点带有启蒙时代的思维特点,认为人类不断进步,却无从解释为什么许多罔顾同理心的重大事件反复接连上演,包括犹太人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还有前南斯拉夫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种种惨剧。我跟他们持相反意见,认为历史如同潮起潮落,某个地区在某段时间会经历同理心浪潮,但骇人惨剧向来可能接续上演。前一世代怀抱同理心,不代表下一世代也会如此。

回望近代西方历史,全世界总共兴起过三大同理心浪潮,各自扩展世人的道德关怀。第一波浪潮是全欧洲兴起人道主义组织与运动,起于18世纪并延续到19世纪。

为求充分了解这场同理心革命影响有多深远、意义有多重大,我们得先明白1 700年以前的欧洲之血腥残暴,完全超出现代人的理解。当时,审判过程中的酷刑是被允许的,执法人员会以尖钩、尖刺、木桩和锯子弄断犯人的骨头,削下犯人的血肉。如果你不幸遭指控为亵渎神灵或施展巫术,或者不从军令,你会在市政广场遭受活埋之刑,或者被处以绞刑、溺刑或被大卸八块。虐童时有所闻,弃婴与杀婴多得惊人。奴隶制度根深蒂固。如果出现争端,双方通常不会坐下来谈,而是复仇雪恨或决斗至死。14

阅读 ‧ 电子书库

在18世纪人道主义革命以前,这类酷刑很常见。1558年,时值玛丽女王以天主教统治英国期间,新教教徒卡思伯特·辛普森在伦敦塔受酷刑虐待,后来更因异教信仰惨遭活埋。

然而在接下来的百年间,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许多残暴行径遭立法禁止,或至少不再常见。人道主义关怀席卷欧洲大陆,许多人纷纷挺身而出,各个组织应运而生,目标是对抗奴隶制度,改革监狱系统,提升儿童处境,还有终止司法酷刑。15平克指出:

在现代西方社会与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死刑与酷刑已被大幅废除,政府也绝少对人民采用暴力手段,奴隶制度被废止,世人不再嗜血如命。这些变化统统发生于一小段时间,始自17世纪的理性时代,并在18世纪末的启蒙时代达到巅峰。16

这种巨变的背后原因是什么?难道是因为各个理性主义观点抬头,例如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难道是因为商业兴起,大家要求和平合作以追求贸易畅达?学者对此莫衷一是,但近来有种观点渐渐流行,那就是新兴起的同理心文化是一大原因。平克把这股潮流称为“一种情绪层面的转变,大家变得对他人的喜怒哀乐开始感同身受”。17然而这种心态来自何方?

其中一个根源是“阅读革命”。当时识字率渐渐上升,中产阶级越来越多,他们会读小说与报纸,从而了解孤儿、贫困农工与受苦奴隶的处境,社会各阶层涌起休戚与共的感受。历史学家林恩·亨特认为阅读促进想象,不仅使许多人纷纷建立人道主义组织(尤其在18世纪下半叶),也让大众更想影响政权与追求平权,并体现于法国与美国的革命行动中。举凡鲁索的小说《朱莉》(Julie),或者理查森的《帕梅拉》(Pamela),许多动人小说触动读者的心弦,掀起一股同理心狂澜,规模之大前所未见。根据亨特的说法:

……“想象的”同理心是人权的基础。所谓的想象不是编造,而是一种信念,相信别人跟你相差无几。有关他人所受折磨的资料能激起想象的同理心,使人以全新眼光看待痛苦。小说也能激起想象的同理心,唤醒内心深处的感受。这些都有助于加强个人自发的同理心,大家能彼此携手,眼光超越自己的家庭,超越宗教,甚至超越国家,从而怀抱更普世的价值……如果没有这些体会和感悟,“平等”会流于浮泛浅薄,无法带来政治层面的改变。18

根据亨特的看法,重视人权的现代法治观念奠基于同理心道德观。然而,要证明阅读小说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关联殊非易事,很难说是小说促使大众建立组织反对奴隶制度,或促成1789年的《人权宣言》。事实上,18世纪与19世纪的人道主义革命不只是由阅读所激起,也是靠许多个人与团体努力推动社会运动,连晚上不读小说的人也一并动员号召。这类社会运动的显著特点在于诉诸同理心:它们显然想让大众学习设身处地了解他人的痛苦。

许多新兴的人道主义组织是由贵格会所建立的。贵格会是新教的一支,更正式的名称为教友派,由鞋匠学徒乔治·福克斯创立于17世纪中叶。贵格会信徒衣着简朴,认为世人与上帝有直接联系,而且相信平等、和平,以及社会实践的价值。历史学家泽尔丁则认为贵格会在创立至今的三个世纪以来,“其对人与人之间对待彼此的模式的影响大于任何政府”。19综观贵格会的历史,贵格会信徒始终认为我们该努力了解他人的生活与苦难。1763年,贵格会激进信徒约翰·伍尔曼接触宾夕法尼亚州怀厄卢辛的某个印第安部族。这个部族与当地白种移民冲突不断,伍尔曼想用他们的观点看待局面,后来写道:“我得以仔细思考这群印第安人所面临的种种困境……几乎开始同情他们了。”伍尔曼提倡对世人怀抱“同情心”(他指的其实就是“同理心”),拒绝缴税资助政府跟印第安人打仗,大力疾呼废除奴隶制度。20

在18世纪与19世纪的社会变革中,贵格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783年,英国贵格会建立起全球第一个鼓吹废奴与反对奴隶贸易的组织。历史学家亚当·霍克希尔德指出,这群提倡废奴的贵格会信徒“不是把希望寄托于基督教经书,而是寄托于人类的同理心”。他们的目标是让大众清楚地感受到身为奴隶会有什么感觉,发自内心感同身受。他们把布鲁克斯奴隶船的画面印制成海报,画面相当震撼人心,你可以看到将近500位黑奴挤在黑暗闷窒的船舱里,前往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甘蔗田。他们资助当过奴隶的黑人在英国各处演讲,栩栩如生地描述自身遭遇,例如被吊在吊架上,双脚绑着25千克的重物,再遭锐利的乌木条抽打。他们公开展示刑具,像是碎指器、铁箍,还有可以撑开嘴巴并强行灌食的器具,作用是防止奴隶绝食自尽。他们还要求民众拒买奴隶生产的蔗糖,这在史上可谓头一遭。由于贵格会不懈努力,数万个民众敞开心扉,对奴隶的痛苦处境感同身受。幸亏有这些创新办法,再加上其他因素(例如奴隶暴动),奴隶贸易在1807年被废止,后来奴隶制度也渐渐绝迹。21

贵格会在其他方面也当仁不让,例如积极推动监狱改革。代表人物是伊丽莎白·弗里,她从1813年开始走访英国各地监狱,惊讶于悲惨而不人道的狱中情景,尤其是女性与幼童囚犯的处境,后来写出《苏格兰与北英格兰监狱纪实》(Prisons in Scotland and the North of England)等著作,把所见所闻展示在大众眼前,详细描述自己在狱中独自待上整夜的感受(这堪称早期的同理心体会实验),并要求政府官员效法她的举动,亲身体验狱中惨况。1817年,在弗里的协助之下,新门女子监狱改革协会成立,后来更是成为第一个关注女性囚犯的全国性协会。弗里坚决拥护宽恕之道,认为我们都该努力做到“你们想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们,就要怎样对待别人”,不管对象是囚犯、奴仆还是流浪汉都不例外。22除了关注狱中人权以外,贵格会也首创在战时援助平民百姓的人道主义做法:19世纪70年代初普法战争爆发,他们出面运送粮食、衣服与医药给双方民众。他们也在初期就支持女权运动,19世纪美国妇女运动的5位领袖当中,就有4位出身于贵格会。23

贵格会在人道主义革命中扮演的角色相当发人深省。他们很强调群体同理心,所办的组织致力于激起整个社会的同理心,唤起大西洋两岸民众对他人苦难的关注,让大众明白他们与遥远的陌生人都怀有共同人性,这类陌生人包括奴隶、囚犯与死于战争的人。我们通过他们的例子也可以发现,如果同理心能化为社会精神的一部分,将得以发挥最大功效。时至今日,贵格会依然要求世人将心比心,试着设身处地,效法当年的伍尔曼和弗里:“同理心”这个字眼在许多贵格会组织的宗旨中占据显著地位。放眼现代社会,贵格会大概是最关注改革人类关系的组织。

贵格会的作为替我们燃起一线希望之光。一路走来,他们不断遭遇重重困难,例如在对抗奴隶制度时,必须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激起民众的同理心,使民众对地球另一头不同种族的陌生人感同身受,但当时多数人认为奴隶制度合乎道德,或在经济上实属必要。最后他们获得成功,证明群体同理心足以改变历史的轨迹。人类当前面临许多危机,例如全球贫富不均与气候变迁,我们在思考因应之道时,应当记得贵格会对同理心的信念。

第二波浪潮:人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提升

西方史上的第一波同理心浪潮大获成功,但我们不该自满。20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人道主义革命,证明人类本性难移,依旧残暴野蛮。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第二波同理心浪潮兴起,社会上许多族群的权益获得提升,道德关怀超越国界的限制。根据里夫金的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大屠杀以后,世人认为这种憾事“绝不能重演”。我们对许多族群发挥同理心,虽然原本我们对他们存有偏见,这些族群包括妇女、同性恋、残障人士、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和少数教派分子。我们把这份同理心化为社会权利,纳入政策与人权法条,现在甚至立法保护动物权益。漫长的战局来到尾声,我们关注的对象开始包括“他人”“外人”与“原先不受承认的人”。24

战局确实漫长,有时小有胜利,有时功败垂成,有时还走上回头路。女性依然面临职场歧视与家暴威胁,同性婚姻在多数国家仍然遭到禁止,世界各地原住民的权益受损问题乏人闻问。然而,目前局面确有进步,这是许多人发挥同理心的成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掀起民权运动,凸显同理心在政治层面的惊人影响力。马丁·路德·金面对种族不平等问题时,显然诉诸同理心的力量。1963年,他写下著名的《伯明翰监狱的来信》(Letter from Birmingham Jail),成为民权运动中影响力极大的一段文字。他在信中直接提及哲学家马丁·布伯的同理心概念,尤其提到布伯如何界定“我与你”及“我与它”的关系。金写道,种族隔离法令采取的正是“我与它”的形式,把某群人视为低等,贬低为物品。除了金,其他人也靠同理心推动民权运动。约翰·格里芬扮成黑人,待在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最南部数州体验,之后写书出版,让白人民众明白当地黑人的感受。诸如詹姆斯·鲍德温等非裔美籍作家站在自身的角度,揭露种族隔离与歧视的不公不义。同理心结合非暴力抗争和诉讼等方式,能够有效填补种族之间的鸿沟,促进修改法律以维护平权。

在这段战后期间,新一代人道主义组织也纷纷兴起,不只在各国国内掀起同理心关怀,也促使民众关心发展中国家。乐施会(Oxfam)最初在1942年成立于英国,旨在运送粮食给轴心国占领下的希腊饥民,后来旋即把救助工作扩及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际特赦组织跟乐施会一样,创办人包括许多贵格会信徒,也把眼光放在全球各地。包括无国界医生在内的许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既会直接诉诸人权等理想,也试图让大众对那些受经济剥夺或政治压迫的人们感同身受。他们运用照片、电影与受害者自白等方式,试着燃起我们潜在的同理心。

第一波群体同理心浪潮主要有赖于阅读革命与贵格会等团体的推动,第二波浪潮兴起的背后原因则显得五花八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人与吉卜赛人(罗姆人)惨遭迫害,国际社会因此把保障少数种族与教徒的权益列为首要目标。20世纪50年代电视逐渐普及,全球各地大大小小惨不忍睹的画面直接映入观众眼帘,促使他们关心越战与尼日利亚饥荒等国际议题。政治原本关注阶级,渐渐转为关注身份,同性恋权利与妇女运动应运而生,也纷纷有人提倡消除对残障人士的歧视。这些因素在战后激发群体同理心,大众越来越懂得对他人将心比心。

在第二波浪潮期间兴起的大小组织发现,某些特定情况有助于广泛激发同理心,促使大众从坐而言变成起而行。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付出能带来改变,就比较愿意付诸行动,2004年的东南亚海啸就属佳例,当时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网页点选“捐款”。如果我们曾有类似痛苦,也更可能挺身而出:如果你罹患过大肠癌,就比较可能支持抗癌机构。如果亲朋好友与某个议题有关,我们也更可能挺身出面:如果你最好的朋友是女同性恋,即使你本人不是,你也很可能会大力支持同性恋权益。如果我们认为别人所受的苦难是非战之罪,我们也更可能出面助他们一臂之力。25这类情况会把我们“推出去”,从心存同感转为实际行动。

根据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的看法,同理心不容易引发道德行为,原因在于我们通常是对近在眼前的苦难感同身受,而非对远在天边的陌生人如此,不管他们是人权遭受侵害的别国民众,还是营养不良的国内贫困儿童。他认为我们应该以理性当作道德思维的基础:“与其依靠同理心引起痛楚,不如从理性角度检视道德责任与可能后果,这才是通往未来之钥,即使因此违背同理心亦无关系。”他认为我们该明白,“即使我们对远方陌生人的处境无法感同身受,他们的生命跟我们所爱之人其实具有同等价值”。26

布卢姆忽略的在于同理心与理性向来息息相关。从第一波与第二波同理心浪潮来看,我们之所以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是理性时代的一大关键信念),以及之所以把这些理想转化为法规,原因在于同理心让我们关怀远在他方的苦难。阅读革命与贵格会促成废奴,海因在20世纪60年代靠摄影催生童工法令与人权运动,数百年来同理心让普世人权扩及每个人身上。若无同理心,今日社会恐怕依然不会保障儿童权益,也不会立法维护同性恋者的权益。政治学家马修·泰勒指出:“普世思维的情感基础就是同理心。”27同理心与理性不是像布卢姆口中的一南一北,而是相辅相成,有助我们建立更为人道的文明。正是有赖于“同理心引起痛苦”,我们才会有共同的关怀,从而靠理性修改法律并保障人权。

拳王阿里在1975年向哈佛大学毕业生演讲时,有位观众请他做一首诗,他简单扼要地说:“我啊,我们。”这不只是史上最短的诗之一,也是有关同理心的一条信息:我们都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唯有彼此紧密相系,才能彻底发挥人性的价值。深富同情心的人都明白“我啊,我们”的思维。这句话呼吁我们亲自投身社会运动,广邀大家齐心努力,借以唤起大众的同理心。我们可以参与示威,举办聚会,为了关心的议题出钱出力,无论该议题是维护移民权益,推动司法正义改革,还是处理老年孤寂问题。借由实际行动,我们可以把群体同理心注入社会,让政治不再只由政客玩弄于股掌之中。

第三波浪潮:人际关系在神经科学时代渐渐深化

第一波与第二波群体同理心浪潮所处理的问题至今犹存。西方世界已在19世纪废除奴隶制度,但许多国家仍有债奴与性奴。许多法规禁止种族歧视,但不平等现象依然随处可见,例如警察执法不公或职场歧视。

在这些问题依然存在之际,第三波群体同理心浪潮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浮现并扩及全球。与先前不同的是,这波浪潮的重点不在于维护原本遭忽视群体的权益,而在于如何深化同理心的力量,重建人际关系的质量。“同理心”这个字眼在社会上日益受到重视,成为促成改变的催化剂。这波最新浪潮涉及三个大有可为的全新领域:向学童教授同理心技巧,协调解决冲突场面,还有激起对未来世代的同理心以因应气候变迁。尽管这波浪潮才刚开始,神经科学与进化生物学研究已促使世人关注同理心大脑,越来越多的儿童与教育心理学研究也指出人类能终身学习并培养同理心。

如果你踏进西方国家的中小学,很可能看见学童在学习同理心技巧。20世纪80年代,芬兰率先推出同理心课程,但得等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学校开设同理心课程才渐渐成为主流。惊人的是,目前已有超过50万名学童上过“同理心生根计划”的课程,这门课让老师扮演婴儿,目前已流传至德国、加拿大与新西兰等国家。这类课程不只一例。英国政府在2005年推出“社会情绪学习课程”,目标不只是教导同理心,也教导自我觉察与情绪管理等技巧。2010年,大约80%的中小学都开设了社会情绪学习课程,而这并非必开课程。这门课程的其中一项活动是有关校园霸凌,学生会讨论遭到霸凌的感受,并借由角色扮演提升设身处地思考的能力。国际文凭初等课程也把同理心教学列为重点,之前我访问阿姆斯特丹国际学校,查看该课程的实施状况,发现校方为五年级学生(10—11岁)安排名为“大家人生各不同”的8周课程,借以培养尊重、同理心与包容力。其中一项活动包括参观盲人博物馆(学生由盲人向导带领走过黑暗之处),然后他们得自行设计一间小博物馆,目标是让参观民众设身处地了解盲人的处境。28

第三波浪潮也激发越来越多的和平调解计划,直接利用同理心协助消弭冲突,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群体力量。“父母心声家庭论坛”是其中最具创意也最富争议性的组织,旨在把因为巴以冲突痛失亲人的家庭聚集起来,主要活动是让两边的家庭碰面并讲述个人伤痛。目前组织成员超过600个家庭,促成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基层民众对话,因此饱受以色列政治人物、宗教组织与主流媒体的批评。以色列教育局试着禁止双方碰面,宣称该组织“使恐怖分子合法化”,还禁止有些巴勒斯坦成员公开演说。尽管如此,父母心声家庭论坛仍着手推进各项调解计划。

其中一项提案的灵感来自一通拨错的电话。2000年“阿克萨起义”期间,以色列女子纳塔利亚·维森特尔打电话给住在特拉维夫的友人,接起电话的却是住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男子杰哈德。她并未挂断电话,反而与他聊起各自截然不同的人生。不久以后,杰哈德的家人回打电话给维森特尔,她则把他们介绍给她的朋友。父母心声家庭论坛采用这个概念,设立“你好,和平”专线,一般民众可以拨打这个免费电话,如果是以色列人就会转接给巴勒斯坦人,如果是巴勒斯坦人则会转接给以色列人,双方可以免费通话半小时。2002—2009年,双方对话次数超过100万次。有些对话沦为唇枪舌剑,有些对话则促成长期友谊,例如某个以色列家庭后来定期跟一个巴勒斯坦家庭碰面,提供胰岛素给对方家中罹患糖尿病的儿子,因为他们无法从巴勒斯坦的医院拿到足够的药物。

后来出现一个名叫“血亲关系”的计划,鼓励痛失亲属的以色列人到巴勒斯坦拉姆安拉市的某家医院献血,巴勒斯坦人则到耶路撒冷献血给以色列红十字会。这项计划的目标可以通过一个问题表达:“当对方体内流着你的血液,你还有办法伤害他吗?”父母心声家庭论坛也在学校推动课程,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学童两人一组,向即将入伍服役的以色列年轻人讲述自己的伤痛。其核心是,这些计划相信谈话的力量,从父母心声家庭论坛的训言就看得出这一点:“除非双方对话,否则战争无终。”某位论坛成员强调同理心对话是消弭冲突的关键:“我们必须准备好倾听‘他人’说话。如果我们对他人的故事充耳不闻,就无法了解他们痛苦的根源,也就不该期待他们肯了解我们。”29

另一项创新行动是卢旺达广播肥皂剧《黎明破晓》(New Dawn)。该剧每周三下午全国联播,90%的卢旺达人都会准时收听。剧情围绕两个邻近的图西族和胡图族村落展开,试图推广同理心的重要性。虽然这两个村落纯属虚构,双方的紧张对峙却反映出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该剧旨在消弭部族间的伤痛,缔造全国性的和解,防止种族暴力卷土重来。30这类计划都认为政治层面上的新增法令与和平协议并不够:我们得从根本上重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缔结长期和平,而同理心是达成这个目标的一大利器。

阅读 ‧ 电子书库

卢旺达广播肥皂剧《黎明破晓》呈现村落之间的种族冲突,每周听众高达上百万人。

当前同理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应对气候变迁。气候危机的影响范围无与伦比。联合国跨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汇集全球数千位顶尖气象学家的研究,最近发表报告明确指出:全球变暖已获科学界证实,其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而且温室气体排放量至今依然在安全值之上。根据2012年的资料,北极的海冰与1980年相比只剩1/5。要求减少碳排放量的国际协议并未奏效,2013年年中测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达到百万分之四百(即400 ppm,而安全值约为300 ppm)。自从1850年以来,全球14%的人口(包括美国、日本与西欧)制造60%的排放量。31尽管统计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无论个人、政府还是企业的因应行动依然十分有限,我们正一步一步走向生态浩劫。

我们得好好进行头脑风暴,思考如何运用同理心对抗气候危机。报刊媒体通常把科技当成全球变暖议题的解决之道,例如发展碳捕捉或碳封存技术,或者呼吁政府立法限制碳排放量。在此我得解释为何同理心也是重要的解决之道,然后提出目前已在进行的几个实际行动。

首先,我们必须激发跨越地域的同理心。我们的高排碳量已让许多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但我们对他们的困境却近乎不闻不问。气候变迁正影响到许多人,例如造成西孟加拉邦洪水泛滥,埃塞俄比亚发生饥荒,图瓦卢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许多村民得在村落四周筑起堤防,在干旱期间被迫卖出家畜,或不得不离开他们仅有的家园。然而,我们付出过多少努力来了解他们人生的真实处境,看见新闻头条与数据背后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如果我们对一位名为安娜布尔娜·贝埃莉的可怜女性发挥同理心,是否会做出不同行动?(安娜布尔娜·贝埃莉住在印度奥里萨邦,家里以贩卖饼干为生,但几年前洪水暴涨冲走她的房屋与小店。)32

我们也缺乏超越时间的同理心。我们高碳生活的后果得由后代子孙承担,但我们并未替他们设想。我们不会对父母子女如此铁石心肠,毫不在乎,不断做出伤害他们的举动。然而后代子孙现在并不存在,也不会与我们碰面,要我们牺牲个人利益替他们着想实非易事。现代西方文化短视近利,政治人物只看得见下一届选举,企业只在乎下一个季度报告,我们缺乏北美洲原住民易洛魁人格言中的智慧:“每次权衡考虑,都该顾及对第七代子孙的影响……尽管会饱受批评,也该横眉冷对千夫指。”我们目光短浅,因为并非人人都是我们的后裔。我们生来只关心自家子孙的未来福祉,却很难关心邻人的子孙,遑论遥远国家的后代。33

许多环保人士、环境组织与政界领袖纷纷发现,我们不妨提倡超越时空的同理心,借以完善道德关怀、激发实际行动。无论在今日与未来,全球变暖都会让许多人面临困境,我们必须跟他们将心比心。“无情雨摄影展”是足以激发跨地域同理心的精彩展览,从2006年开始在全球各地巡回展出,展出作品涉及气候变迁、栖地消失、贫穷困境与人权问题,例如有张照片是某位因纽特族猎人站在逐渐融化的一小块海冰上。这些动人照片结合鲍勃·迪伦的歌词“无情雨即将倾盆”34,有助于参观者设身处地,真切感受全球变暖在发展中国家与遥远地区造成的危害。乐施会也在2007年采取创新做法激发大众对气候变迁的关切。是年6月,英国爆发60年来最严重的水患,赫尔市市民詹娜·梅雷迪思并未投保的房子惨遭冲垮,她代表小区居民呼吁政府推出救济方案,后来乐施会安排她与印度东部的水患灾民会面,当地有数百万名民众因为洪水无家可归。“我的心都要碎了,”她在印度待了一星期,返回英国以后这么说,“我也因为洪水变得一无所有,所以对那些印度灾民感同身受。然而相较之下,我觉得自己相当幸运。我还可以上街买食物,但那些人的农作物统统毁于一旦,什么也没留下来。”詹娜从此摇身一变,开始呼吁大众采取行动,减少气候变迁在发展中国家所造成的危害。35

如何激发超越时间的同理心更是真正考验,幸好目前已有人正发挥创意试图唤起大众对未来世代的关注。2009年上映的电影《愚蠢时代》(The Age of Stupid)就属一例。电影的叙述者是个老人,活在2055年满目疮痍的世界,他回顾人类历史时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趁还有转机的时候先阻止气候变迁呢?”这种电影有助于观众了解,对后代子孙而言,我们平时的消费习惯根本堪称“碳犯罪”。我们真的想当千古罪人吗?再举另一个例子。乐施会编制出一套名为“气候大混乱”的小学教材,其中有个活动名称为“在我孙子眼中”,学童得想象如果气候持续变迁,50年后的英国人会过着何种生活(那时他们的孙子正好跟他们现在差不多年纪),然后老师让学生从孙子的角度写下一篇故事。36我们得呼吁政府把这类活动列为学校教育的核心课程。

我们得设法运用谈话让大家多替后代子孙着想。许多以儿童与青少年为主体的组织,例如“气候变迁儿童会”,正试图让成人知道他们对全球变暖的关注,邀请成人与他们对话。37更刻不容缓的是,我们得提出方案激发大众的想象力。根据我替牛津缪斯组织筹办谈话餐会的经验,我个人的建议是举办“街头气候宴会”。19世纪的法国会举办谈话宴会,广邀不同阶级参加,借以消弭彼此的鸿沟。我们该针对气候变迁举办类似活动:不是跨越阶级,而是跨越年龄。政府高官与政治人物还会彼此倾听,却不太会倾听儿童与青少年的声音,但他们才是受全球变暖危害最深的一群人,也比其他民众更能代表未来世代。我提议每年选定一天在全球各大城市举办跨越年龄的气候宴会,邀请1 000名年轻人与1 000名中老年人对坐商讨全球变暖的未来影响,出席的成年人包括政治人物、石油公司高层、不相信气候变迁的人,还有爱搭短程班机度假的人。不妨想象一排长桌绵延1 000米之多,在大街上蜿蜒蛇行,同时让2 000人彼此对谈。

这类计划有助于激发实际行动,包括上街抗争,搭乘火车而非飞机,或者把低碳生活付诸实施。我们可以选择投身其中,成为推动第三波同理心浪潮的一分子。对抗气候危机的任务太过严峻,许多人选择坐以待毙,但我宁可心怀希望。几年前,我参加一场多达4万人的气候变迁大会,我身旁那位老太太带着一张孙女的照片,用塑料套装好挂在脖子上,照片底下写着:“我想守护我一个月大的孙女艾丽斯。”对我而言,那张照片是微弱动人的希望之光,象征我们明白同理心能严重影响人类的命运。

生物同理心的未来展望

气候变迁只是当前生态危机的一部分而已。除了全球变暖之外,我们尚面临诸多问题。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资源枯竭,环境遭受污染,地球正承受极大的环境压力。过去数百年间,许多物种迅速灭绝。如果全球每个人的资源消耗量达到欧洲人的平均值,就得需要两个地球才能承受;如果全球人均资源消耗量达到美国人的水平,更是需要几乎5个地球才行。38各地的中产阶级不断增加,全球总人口数在2050年会突破90亿,情况将雪上加霜。

地球环境脆弱不堪,为何我们不更加积极出面守护?也许问题只在于我们不够关心大自然,虽然大自然本身珍贵无比,并且供人类赖以维生。除非我们付出更多关心,认识到人类与自然实乃唇齿相依,那么我们才可以力挽狂澜。包括深层生态学家与动物保护人士在内,许多人正在呼吁大众把同理心扩及动植物与地球本身,希望能达成杰里米·里夫金所说的“全球同理心意识”。39

把第三波同理心浪潮扩及其他物种的做法已引起争议,毕竟20世纪的心理学家几乎都把同理心局限为人与人之间才有的现象,但难道我们不能培养“生物同理心”吗?

可靠证据显示我们能对特定物种感同身受,尤其是那些好像跟人类有类似情绪反应的动物,例如黑猩猩、倭黑猩猩与大猩猩。40灵长类动物学家戴安·弗西花费13年研究乌干达山区的大猩猩,对许多只大猩猩怀抱深厚感情,尤其钟爱她从小看着长大的那几只好伙伴。她观察到它们遇险时的恐惧,玩耍时的欢欣,还有生气与激动。她认为大猩猩显然跟人类有类似的喜怒哀乐,她会抱持同理心与它们互动。她有一只十分心爱的大猩猩名叫“脚趾”,当它的头部与双手惨遭盗猎者砍断以后,她的跨物种同理心尤其显露无遗:

有时你不愿接受事实,否则会承受不住……从那时起,我的心封闭了……我努力不让自己去想,当“脚趾”清楚人类竟然如此对它时,会是多么痛苦万分。41

不只长年待在非洲中部山区的弗西会对动物怀抱同理心,我们看见小狗害怕遭人攻击而呜咽退缩的时候,心弦就会触动,也许跟着往后缩,也许深深担心它的处境。(尤其是如果它是我们自己养的狗。)这种同理心源自我们与许多动物共有的一种根本情绪:躲避痛苦,奋力求生。我们知道那只狗跟我们一模一样,都不想被殴打甚至杀害。自英国动物保护协会在1824年成立迄今,许多人都怀抱这种同理心尽力防止其他动物平白受苦。42一个世代以前,维护动物权利仍然属于奇思异想,如今却变得稀松平常。现在我们也需要改变观念,促使跨越物种的同理心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对动物的同理心容易存在局限。许多饲主宣称能看到自家小狗表现出愧疚与伤心,然而我们恐怕只是硬把人类情绪套到动物身上。此外,谈到跟人类天差地别的动物,要发挥同理心就更不容易。我们有多少能耐了解蚊子、蚯蚓,或是约8厘米长的沼鱼的观点?我们能知道它们的心情吗(如果它们确有情绪的话)?我们仍然毫不明白有些生物的认知与情绪状态,难以对它们抱持同理心。植物也是如此。目前并无证据显示向日葵或橡树具有意识或想法。(它们没有神经系统。)43如此一来,同理心毫无用武之地,因为它们没有内心,我们又如何将心比心:它们没有想法供我们理解,没有思维供我们探究。

这并不是说人类在生理与情感上与大自然是割裂的。绝对不是。我跟许多人一样,看到心爱的某棵树被砍断时会掉泪,每次骑车经过牛津市的百年墓地都一阵哀伤。有关住院病患的研究指出,比起只能盯着墙壁的手术患者,那些能看见窗外的树木的患者,能够更快康复,也会服用更少的止痛药。患有注意力缺失症的儿童在野外时,症状会减轻。44此外,我们多数人都在野外经历过反常的平静,例如在春日清晨漫步于山毛榉树林之际。这是怎么一回事?目前最风行的解释是这些都源于“生物爱好”。这个名词由演化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提出,意指我们“生来倾向于关注其他生物,或关注具有生物样貌的事物,有时会对它们抱持好感”。45这个概念认为我们与自然环境关系密切,如果远离大自然,会有害身心健康。否则我们为何要在办公室和家里摆放盆栽?

问题的关键在于生物爱好(如果真有这种爱好)该如何结合同理心。比方说,我们看到枯萎的植物时会感到沮丧,而这种情绪反应是否会引起某些镜像神经元作用,跟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涉及相同的神经机制?目前学界对生物爱好与同理心的关系依然莫衷一是,这是尖端神经科学研究极富挑战性的一大议题,也是我们接下来建立全球同理心意识的关键。目前已有研究探讨植物如何影响人类的心情,激发情绪与记忆——18世纪浪漫主义时代的诗人与自然主义者就有类似认识。46假设大自然确实能激起同理心,我有预感我们即将发现人类能发挥“生物同理心”。

即使最后证明我们在严格定义下无法把同理心扩及世间万物,我们依然能善加运用同理心,更关心大自然,认识到人类与自然可谓唇齿相依。既然我们可以培养对左邻右舍的好奇心,也就可以把这份好奇扩及动植物,不再只是直接走过家附近的公园,而是懂得细品动植物的独特之美,从而感到惊奇。既然我们可以像乔治·奥威尔那样怀抱实验心情,到伦敦东区的大街小巷逛街旅行,那么我们也可以踏进荒郊野外,看自己会有何改变,例如在山顶露营,在溪流泅泳,或在林间漫步并猛然撞见一头野鹿。我曾问英国生态学家及刺猬研究专家休·沃里克说,人类是否能对刺猬等动物怀抱同理心,他半开玩笑的回答让我明白,对他人设身处地考虑的能力可以转移到动物身上,有助于我们与大自然建立联系:

人类不可能弄懂刺猬的感受,但我会要求大家转换观点。我是讲真的。你要蹲低到刺猬的高度,跟刺猬鼻子碰鼻子,从那个位置看世界。这样一来,你会明白我们把刺猬的世界搞得多么错综复杂。车流匆匆,马路不只如虎口,还把大地切得四分五裂难以通行;垃圾足以害死刺猬;庭院与车棚垫起铺板,花圃喷洒农药把昆虫赶尽杀绝,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这些人为威胁。不过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眼神接触:我要看着刺猬在看我。我们四目相交,感到无以名状的生命火光。你不妨盯着刺猬,迷上整个大自然。47

推动革命浪潮

回顾人类历史,同理心占有一席之地。过去300年间,社会运动掀起一波一波同理心浪潮,从而改变人类的文化与政治。

10年前我着手研究同理心,撰写大小著述,进行各种实验,但当初并未料到这个概念会变得如此风行。长期以来,只有心理学界与精神治疗圈关注同理心,但如今大脑科学家、政府高层、快乐专家与教育人士也纷纷留意到同理心的重要性。最新一波同理心浪潮在全球掀起天翻地覆的革新,或是发展出“同理心之源”课程与父母心声家庭论坛,或是让不同宗教的信徒彼此对话以促进理解包容,或是由监狱推动正义促进计划并邀请被害人与凶手面对面交谈。越来越多的设计师与建筑师对同理心燃起了兴趣,其中许多是受帕特里夏·穆尔等先锋所启发。许多社会企业家认为培养同理心的首要目的不是销售更多商品,而是增进顾客福祉。此外,新一代社会运动人士纷纷把同理心当成口号,关注的议题包括贫富不均、残障权益、气候变迁和性别正义。2012年,英国与北美的占领行动成员举办同理心训练工作坊,在“同理心帐篷”里围着“同理心圆桌”举办讨论会。

同理心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2004—2013年,“同理心”一词的网络搜索次数增加一倍,“同情心”的搜索次数则大约减少30%。48虽然这或许是反映用词偏好的转变,却也凸显我们越来越重视了解他人,而不只是同情他人。大约恰好在“同理心”纳入英文词汇的100年以后,许多关注社会的人越来越接纳这个概念。

众人齐心协力,促使同理心革命渗入社会与政治的各个层面,这些变革才得以发生。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加入这个行列,贡献一己之力,推动第三波同理心浪潮,替人类历史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