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同理心:从根本改变的力量

人际关系的革命

同理心是一种令人感到关爱与温暖的情感。许多人把同理心等同于日常的善意与体贴,以及对他人的关切与照顾。本书的观点与此不同。事实上,同理心是一种理想,它具有一种力量,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为社会带来根本的变迁。同理心可以引发革命,但这里指的不是旧式革命,例如制定新法律、创立新制度或新政府,而是更根本的事物:人际关系的革命。

过去10年,全球出现了一股热潮,政治活跃分子与专栏作家,企业导师与宗教领袖纷纷鼓吹大家秉持同理心去思考与行动。英美占领运动的抗争者搭起“同理心帐篷”,举办“同理心行动”工作坊。在卢旺达,90%的人口收听的广播剧刻意在故事情节里插入同理心的信息,例如住在邻村的胡图族与图西族,两族的民众努力制止种族仇恨再度发生。“同理心生根计划”是加拿大推动的一项教育改革,让孩子在教室里学到同理心的技巧,日后当他们走出教室时,即能成为倡导同理心的老师。这项计划已经推广到英国、新西兰与其他国家,总计有数十万的学童受到启发。一名德国社会企业家在世界各地建立连锁博物馆,博物馆内部一片漆黑,参观者必须由导盲的服务人员引领参观。这么做是为了让一般明眼人也能体会盲人平日的不便与辛苦。这些做法全属于同理心历史浪潮的一部分,挑战极端个人主义。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让我们不知不觉变得过于关注自己的生活,以致对他人的存在视若无睹。

但是,同理心究竟是什么?同理心该如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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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给同理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同理心是想象自己站在对方的立场,借此了解对方的感受与看法,然后再思考自己要怎么做。1从这点来看,同理心与同情心不同,同情心是对他人的遭遇感到可怜与遗憾,而不是理解对方的情感或观点。同理心也不是“你们想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们,就要怎样对待别人”,因为这是以彼此利益一致为前提的。英国剧作家萧伯纳以他特有的风格嘲弄说:“己所欲,也勿施于人——他们的喜好可能跟你不同。”同理心就是用来发现你与别人不同的部分。

如果你想知道同理心的想象跳跃是什么意思,那么让我引荐帕特里夏·穆尔,她是今日同理心活动分子的前辈。1979年,穆尔在纽约知名公司雷蒙德·罗维担任产品设计师,这家公司曾设计出可口可乐的曲线瓶身,以及醒目的壳牌标识。当时26岁的她刚从大学毕业,是办公室里唯一的女性设计师,其他350名全是男性。有一次,在针对新型电冰箱进行头脑风暴的会议时,穆尔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难道不能设计一种让有关节炎的人也能轻易打开的门?”上司看着她,不以为然地说:“我们不为那些人设计。”穆尔很生气。什么叫作“那些人”?她被上司的话一激,决定采取行动,而她的做法将成为20世纪最激进的同理心实验之一。她将亲身体会成为85岁老太婆是什么样子。

“我不想只是装成85岁的人的样子,”穆尔对我说,“我想要真正投入其中,发挥同理心,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事情。”于是,在专业化妆师的协助下,她彻底变了一个人。她在脸上涂上好几层乳胶,让自己看起来苍老而满脸皱纹,她戴上厚重的眼镜来模糊自己的视线,戴上耳塞让自己听不清楚,她在身体上绑上支架,用绷带团团缠住,显出驼背的样子,她在手臂与腿上绑上夹板,让自己的手脚无法弯曲,最后她穿上两边高低不一样的鞋子,让自己不得不使用拐杖。

现在,穆尔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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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岁的年轻设计师穆尔(左)摇身一变成了85岁的老太婆(右)。

从1979年到1982年,穆尔亲身造访北美100多座城市,试着与周遭的世界交流,找出老年人每天遭遇的困境。穆尔顺着陡峭的地铁台阶爬上爬下,搭乘拥挤的公交车,推开百货公司的厚重门板,赶在交通信号灯变换前穿越繁忙街道,使用开罐器,当然,她还要试着打开冰箱的门。

穆尔投入体验老人的角色,而她得到什么结果呢?穆尔从全新的角度来设计国际商品。她从自身的体验与领悟出发,设计一系列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创新商品,即使是罹患关节炎的双手,也能顺利使用她的产品。她的发明包括装上橡胶把手的削皮器与其他厨房用品,这些器具现在几乎在每个家庭里都可找到。穆尔有“大众通用”的设计者之称,因为她设计的产品可以让5—85岁的人都能使用,即使活动不便也不受影响。之后,穆尔还成为老年学专家,成为年长民众的权利喉舌。她成功游说国会通过《美国残疾人法案》。穆尔事业的背后动力不是赚取金钱,而是改善人们生活的渴望。现在穆尔已经60多岁,她最新的计划是设立几所康复中心,让从阿富汗与伊拉克返乡的失去肢体或脑部受伤的美国士兵,能在此重新学习独立生活的技能,如购买日常用品和使用取款机等。

穆尔知名的地方在于她的“同理心模式”,她启发了一整个世代的设计师,让他们了解使用者的感受。穆尔认为:“通用设计是在同理心驱使下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到单一的规格无法符合每个人的需求,如何设计出每个人都能使用的产品,这就是我事业的追寻目标。”2

穆尔跨越世代的时间旅行实验,成为日后研究同理心的人的试金石。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世界,除了对个人来说充满挑战,让人备感振奋,更能蓄积出推动社会改变的巨大力量。

培养高同理心的6个习惯

穆尔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发现同理心的力量。那么,为什么现在突然出现一股讨论同理心的热潮?同理心并非崭新的观念,首次引发注意是在19世纪,当时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到,道德感源于我们的心灵有能力“设身处地为痛苦的人着想”。不过,近年来对同理心的关注呈现爆炸性增长,主要原因却是来自科学对人性的划时代发现。

过去300年来,从托马斯·霍布斯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些重要思想家都认为,人类本质上是自利与自我保护的生物,我们总是追求自己个人的利益,长久以来,这种对人性的阴暗描述成了西方文化的主流观点。然而最近这10年来,却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人类其实是具有同理心的动物,人类天生就有同理心。3近年来关于人类同理心的发现,是现代科学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我将在下一章讲述这个故事,简单地说,这些划时代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神经科学家已经辨识出我们的大脑里有10个“同理心回路”,如果它们受损,就会影响我们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进化生物学家指出,我们是社会动物,会自然而然演化出同理心与合作精神,就像我们的灵长类远亲一样。儿童心理学家也提到,就连三岁小孩也能放弃己见,站在别人的立场看世界。时至今日,已有证据显示,人性中有同理心的一面,而它的力量与人性自私的内在驱动力不相上下。

人性概念的剧烈变化,逐渐渗透到公众生活,大家重新反省如何教育孩子、组织机构,以及增进个人福祉。“追求第一”逐渐成为过时的志向,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同理心才是人性的核心。我们正面临一场重大的转折,将从笛卡儿时代的“我思,故我在”,进入同理心时代的“你在,故我在”。4

然而,尽管媒体与公众对同理心的报道与讨论达到史无前例的高潮,大家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正是本书的主题:如何扩展我们潜在的同理心?人与生俱来就有同理心,但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如何在生活中实践同理心。

过去12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探索了同理心的各个研究领域,从实验心理学到社会史,从人类学到文学研究,从政治学到脑科学。在这一过程中,我也探索了几位首开先河提倡同理心的人士的生活,包括阿根廷革命分子、美国畅销小说家,以及欧洲最著名的卧底记者。我也亲自做了田野调查,与各阶层人士交谈,了解他们践行同理心的经验,或欠缺同理心的经验。无论他们是护士或银行家,警员或职业妇女,伦敦内城的流浪汉或富有的危地马拉庄园主,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故事。

高同理心人士的6个习惯

习惯1 打开你的同理心开关

改变心灵架构,使我们能认识到同理心是人性的核心,而随着人生历练的增加,同理心也会不断延伸扩大。

习惯2 进行想象的跳跃

有意识地站在别人(包括我们的“敌人”)的立场设想,承认对方具有人性的一面,了解对方的独特性。

习惯3 探索与实践同理心

探索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生与文化,试着亲身体验,运用同理心理解别人的人生历程,同时进行社会合作。

习惯4 锻炼对话艺术

培养对陌生人的好奇心以及基本的聆听技巧,摘下我们的情感面具。

习惯5 坐着椅子旅行

通过艺术、文学、电影与在线社交网络,我们可以在别人的心灵中遨游。

习惯6 激起同理心革命

产生大量的同理心来促成社会变革,然后将同理心技巧向外延伸到自然世界。

我发现,高同理心人士拥有一些共同点。他们会努力养成6种习惯,也就是一种态度或日常做法,这些态度与做法能刺激大脑中的同理心回路,使他们理解其他人怎么看世界。每个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具有同理心的人,想充分了解这个人,我们必须尽可能养成这6种习惯。

有些习惯可以跟各种脾气和个性的人相合,无论你是外向还是内向,喜爱冒险还是重视亲密关系、情感细腻。养成这些习惯,使其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将会改变你的想法、感受,甚至影响你的做事方式。你会因为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而深受吸引,你会试着理解“他们来自何方”——他们内心深处的动机、渴望与信仰。当你越来越了解其他人生活的动力时,你会像其他高同理心人士一样,开始发现其他人比你有趣得多。

在生活中养成这6种习惯并非天方夜谭,因为同理心几乎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只是这样的天分一直被隐藏起来,人们一直没有发挥这种能力。只有极少数人会出现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所说的“零度同理心”。这些人是精神病患者,他们拥有认知能力,可以进入你的内心,但无法与你建立情感的纽带关系(想想《沉默的羔羊》中的汉尼拔),他们也可能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例如阿斯伯格症候群。这些人在总人口中占了约2%,而其他98%的人生来就具有同理心,而且倾向于建立社会联系。5

我们产生同理心的次数其实比想象的要多。绝大多数人的大脑每天都产生同理心,只是人们通常不会意识到。当你看到新同事在做报告前感到紧张时,你会试着想象她的焦虑与茫然,然后给予她需要的安慰。你看到桥下有人乞讨,你不只是怜悯(记住,怜悯是同情),你会想着在寒夜里露宿街头的感觉,以及人们从你面前走过去,连看都不看你一眼的感觉。但是,同理心不只限于感知周遭的痛苦与难受,即使是为你喜爱的姑姑挑礼物,你也会想,什么样的礼物能让姑姑开心——你会想着,跟她有着相同品位的人,跟她年纪相仿、背景相同的人,会喜欢什么礼物——你不会只想着自己想送什么礼物。

我深信,我们如果不承认同理心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与重要性,要解释广大的社交生活领域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试着想象一个没有同理心的世界,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世界不可能存在:母亲不理会新生儿饥饿啼哭;拯救贫困儿童的慈善组织因为缺乏捐款而关门大吉;没有人愿意协助坐轮椅的人打开商店大门;当你因为婚姻破裂向朋友诉苦时,他们居然哈欠连连,完全没有关心的意思。

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是这样的冷漠世界。睁开眼睛,好好注视这个世界,你会发现同理心无处不在,我们整天悠游在同理心之中。然而,若真是如此,问题在哪儿?我们为什么还要培养6种习惯,让自己成为高同理心人士?因为在这个历史时刻,我们正面临严重的“同理心赤字”,无论是社会,还是我们的个人生活,都是如此。

解决同理心赤字的问题

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预备阶段,奥巴马把同理心当成他重要的选战主题:

许多人关注美国联邦赤字的问题,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多谈一点同理心赤字的问题,我指的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从别人的眼光看世界的能力——挨饿的孩童、被解雇的钢铁工人、负责清理你的宿舍房间的外国移民……我们生活在一个不鼓励同理心的文化里,这个文化过于频繁地告诉我们生活的主要目标是要有钱、身材苗条、年轻、有名、安全和有娱乐活动。6

虽然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同理心赤字问题上的成效好坏参半(尽管奥巴马承诺要关闭关塔那摩湾军事监狱,但在第一任期内并没有兑现),但至少在凸显同理心成为社会重大问题上,奥巴马起了示范作用。密歇根大学最近的研究显示,从1980年到现在,美国年轻人的同理心急剧下滑,最近10年的下滑幅度更大。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转变有部分原因是越来越多人独居,而且人们越来越少花时间从事能培养同理心的社交与小区活动。心理学家也发现了所谓的“自恋瘟疫”现象:10名美国人中就有一名有自恋的人格倾向,这使得他们对别人的生活缺乏兴趣。许多分析家相信,欧洲国家正经历相同的同理心衰微与自恋加剧的现象,而原因来自都市化持续让小区破碎化,公民参与度降低,以及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深化了个人主义。7

这些趋势令人担心的地方还在于社交网络与在线文化的兴起,使人以为现今的我们要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在人际关系上更为紧密,而且对全球事务也更为关注。脸谱网也许吸引了10亿以上的用户,但它并未扭转同理心衰微的趋势,反而助长了这个现象。社交网络有助于传播信息,但至少目前来说,无助于传播同理心。

在社会上,同理心赤字的证据俯拾皆是。就在我写这段话的这个月,有5 000名以上的平民在叙利亚内战中丧生。我翻开报纸,读到爱尔兰天主教教徒的丑闻,他们被指控对幼童性骚扰。新数据显示,在2/3的高收入国家,贫富差距已远超1980年,而加州大学的研究也显示,人越有钱,越没有同理心。由此看来,最能让一个人对他人的苦难无感的事物,就是财富本身。8而且,别忘了旨在减少碳排放的国际协商会议早已停摆,充分显示我们完全没考虑到下一个世代即将面临生态危机的苦果,而这个苦果却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

政治与种族暴力、宗教仇恨、贫困与饥饿、人权破坏、全球变暖,我们急需同理心的力量来处理这些危机,以及化解社会的嫌隙。我们不能只将同理心想成人与人的关系——这是心理学教科书的典型说法——同理心也是一种集体的力量,可以改变整个社会与政治面貌。

我对于这些可能性充满希望。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见几次同理心的大规模崩溃,从十字军东征到犹太人大屠杀与卢旺达的种族灭绝;也可以看到几波同理心的繁盛兴起,例如18世纪欧洲的人道主义革命,这场革命引发废奴运动、酷刑从司法体系中逐渐衰微、监狱条件的改善,以及对儿童与工人权利日趋关注。认知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写道,这场道德革命根植于“同理心的兴起与对人类生命的重视”。9我们应该从这些例子里寻求启发,并且将同理心付诸实践,以解决当前的重大问题。

除了当代社会面临的同理心赤字,还有另一个比较隐晦的同理心赤字存在于我们个人生活层面。这种个人层面的同理心赤字,表现在我们未能把握同理心提供的大好机会,来改善日常生活质量。我们必须了解,同理心可以让你多为别人着想,但为别人着想也能为自己带来好处。许多福利专家因此开始认识到生活中最根本的真理。例如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主张“审慎培养同理心的原始本能”,因为“如果你越关心自己周遭的人,你就越快乐”。同样,美国管理大师史蒂芬·柯维也表示,“同理心的沟通”是改善人际关系的关键。10那么,同理心究竟能为我们做什么?

首先,同理心能修复破裂的关系。许多关系的破裂,是因为至少有一个人感觉自己的需求与情感未受到聆听与了解。婚姻顾问常说,健康的同理心,就是最好的灵丹妙药。同理心也能加深彼此的友谊,而且有助于开创新的友谊,特别是当今世界,每4个人就有一个人感到寂寞。创造性思考也会因为同理心的灌注而增强,因为同理心可以让你看到之前看不见的问题与视角。通过本书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透过别人的眼睛,最能看出自己的假定哪里出了问题,也最能看出自身的偏见,因此可以重新检视生活中的先后顺序与轻重缓急。11

同理心带来的这些好处,可以让更多人把同理心视为自己的人生哲学,并且将个人的同理心赤字转变成健康的盈余。大家可以追随设计师穆尔,并进一步将同理心发扬光大。穆尔曾向我解释,为什么同理心对她这么重要:

同理心使我持续察觉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关切的东西别人不一定关切,我需要的东西别人不一定需要,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做出妥协。我认为同理心不是慈善、不是自我牺牲,也不是规定。同理心是生活不断发展演变,使其臻于充实的过程。因为同理心会让你走出封闭,让你产生新的经验。如果没有同理心,除非有人给你机会,否则你不可能期待自己遇到新的体验,更甭说欣赏它了。12

同理心也许可以通往良好人生,但我们也应该了解同理心如何引领我们走上这样一条路,如何塑造我们的伦理观。长久以来,哲学家与社会思想家都认为,同理心是我们手上拥有的最有效手段,可以扩大我们的道德宇宙。在“9·11”事件之后,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写道:“想象在人性的最核心处,除了我们的自我之外,还有另一个人存在,那就是同理心的本质,同时也是道德的开端。”13然而,或许这个主题最著名也最具影响力的说法是出自圣雄甘地之口,他在1948年遇刺前不久说了一段话。这段话被称为“甘地的护符”:

每当你感到疑惑的时候,或者每当你的自我充斥内心的时候,你可以尝试以下的试验。回想你这辈子曾看过最贫苦无依的人,然后问自己,是否接下来想的事情能帮助这个人。他能从中获得好处吗?他能因此重新掌控自己的人生与命运吗?换言之,这么做能让饥饿与精神贫瘠的数百万人获得自由吗?然后,你将发现你的疑问与自我都已消失无踪。14

甘地的同理心思想实验,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但也具有挑战性)的人生道德指引。我们只要稍微想象一下,甘地的这块护符是否被装裱起来,摆在每个政治领袖、金融巨头与媒体大亨的办公桌上,甚或摆在我们桌上?

人类学者也发现,同理心思维支撑着世界各地文化的道德规章。美洲原住民夏安族的俗语给予如此忠告:“不要批判你的邻居,除非你穿着他的莫卡辛鞋走两夜。”大多数太平洋岛屿的语言都拥有一种表现方式,用来表达理解他人情感以及从他人视角看世界而产生的关切,例如斐济的巴纳巴人的te nanoanga(“怜悯”的概念)。15在非洲南部,乌班图人道主义哲学以其同理心元素闻名于世。南非图图大主教写道:“一个拥有乌班图精神的人,会因为他人遭到羞辱、贬损,而觉得自己也遭到羞辱、贬损……乌班图使每个人的内心联结起来。”

最后,培养同理心习惯的最好理由是,同理心可以创造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关系,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如果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是具有同理心的人,也是社会动物,必须仰赖人与人的联结,才能繁荣成长,那么就没有理由压抑同理心的倾向。要获得福祉,必须走出自我,走进他人的人生,不管是与我们亲近的人还是遥远的陌生人。同理心带给我们的喜悦是真实而深刻的。少了同理心的纽带关系,我们将成为有缺憾的存在,只成就部分的自己。17世纪诗人约翰·多恩曾说:

人不是孤岛,形单影只;每个人都是大陆上的一分子,是整体的一部分。如果有块土壤被海水冲走,欧洲将会变小,就如同一块海岬,或你的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一样,日朘月削;任何人的死亡都将减损我的生命,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分子,因此,不用派人来问那丧钟是为谁而鸣;那是为你而鸣。

“内观”到“外观”

谈到现在,我们学到什么了吗?简言之,同理心很重要。我们除了从科学的角度理解同理心,还要知道同理心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不仅可以引发剧烈的社会变革,还能为人生带来深刻的意义。光凭这些好处,我们就有理由优先实践同理心。然而,在探索培养同理心的6种习惯之前,我们必须先综观庞大的人类历史,从中发现一个重要的理由,说明同理心为什么是不可或缺之物:同理心可以化解自私的个人主义,这是我们从20世纪得到的宝贵教训。

我认为20世纪是内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自助产业与治疗文化致力于推广最能了解自我与生活的方式,那就是透过观察自己的内在,专注于自己的情感、经验与渴望。这种占据西方文化主流的个人主义哲学,实际上并未让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因此,到21世纪,大家开始感到有改弦更张的必要。与内观相反,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外观的时代,从中寻找往内与往外观看的绝佳平衡。我说的“外观”,指的是走出自我,探索他人的生活与视角,借此发掘自己是谁与自己的生活方式16,而外观时代的核心就是同理心。不过,我的意思并非完全否定内观,我们显然可以通过自我反思来深入了解自己。此外,检视自身的思想与行动也可以协助摆脱偏见与自私,从而助长同理心。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过去显然过于偏重内观的一面。

弗洛伊德心理学造成的结果之一,使得内在注视大为盛行,特别是潜入我们的内在、潜意识的童年、梦境与遗忘的记忆世界,来解决个人的问题。寻找内在自我成为人们重视的做法,也成为各种精神分析与疗法的核心原则,在1939年弗洛伊德去世后,这种方法也呈现爆炸性的成长。

疗法文化的勃兴令人瞠目结舌,在美国尤其兴盛。1940年,大约有4%的美国人曾做过心理治疗,但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个数字增加到14%。从1950年到1975年,心理治疗师的从业人数足足增加为原来的8倍。更引人注目的是,求助心理治疗师的人口比例也不断增加,他们不是去医治精神疾病如忧郁症,而是去寻找生活的意义,以及与人的关联性。医学学者罗纳德·W.德沃金表示,“美国人越来越不仰赖传统的解决问题方式,例如找伙伴或知心好友商量,而是寻求短期心理治疗师的意见”。因此,到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人的生活里,治疗师取代了朋友,成为不快乐的人的倾听者”。17

澳大利亚哲学家彼得·辛格是这个现象的敏锐观察者。他在20世纪70年代搬来纽约,他对于学院里很多同事定期拜访心理治疗师感到吃惊。他们定期拜访心理治疗师,而且把年薪的1/4都花在这上面,只为了换得优先看诊的特权。辛格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些人看起来并不比他在墨尔本或牛津的朋友心理不正常。于是他问他们这么做的理由。辛格回忆说,“他们提到自己感到压抑,或有无法解决的心理压力,或者认为生活找不到意义”。

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借由向内注视来找到意义与目的,辛格写道:

人们花了数年的时间进行精神分析,通常是徒劳无功,因为这些精神分析师都受教于弗洛伊德的教条,他们总认为问题出在病人的潜意识中,并且试图通过内观来解决问题。因此,病人明明需要向外看,却反而被治疗师命令要向内看……对自我的过度沉湎,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时期的典型心理错误。我不否认自我问题极为重要,但这里的错误在于聚焦于自我来寻求解答。

辛格认为,他的同事如果能把心力放在自己以外的事物上,肯定能过得更好。“如果这些优秀、富裕的纽约人能离开治疗师的躺椅,停止想自己的问题,到外头去面对真正的问题,例如孟加拉国或埃塞俄比亚的不幸民众,甚或曼哈顿的贫民,”辛格写道,“他们不仅将忘了自己的问题,也许还能让世界更好。”18

辛格对内观的反对显然太过。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承认,观看自身与过去,可以协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自己。同样,好的疗法也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尽管如此,辛格却是最早注意到失衡的思想家,我们也许需要加强向外观看——我称之为“外观”——来发现好的生活。

辛格对于内观抱持着怀疑态度,这样的想法获得不少人支持。文化评论家汤姆·沃尔夫形容20世纪70年代是“唯我的十年”,当时整个社会对自我的痴迷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过去的炼金术之梦是把贱金属变成黄金。现在新的炼金术之梦是改变一个人的人格,重造、重塑、提升与擦亮一个人的自我……然后观察、研究与溺爱自我(唯我)!19

沃尔夫认为,战后30年的经济繁荣,使许多人可以不用为生活琐事烦忧,也因此掀起一波对自我的过度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注视着自己的情感与渴望。这种现象不仅让精神分析大受欢迎,也出现了许多团体疗法,如会心团体与埃哈德研讨训练,此外还有瑜伽与冥想团体。

内观开始弥漫整个西方社会。一些词语如“自我改善”“自我实现”“自助”与“个人禀赋”成了每日对话的主题。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激进主义逐渐敌不过对个人“生活风格”的执迷。加入这场混战的还有日渐壮大的大众消费文化,它让自我的执迷获得更大的满足(买辆车来表现“真实的你”)。于是,人们开始通过奢侈品消费来表现个人的认同,也使他们产生对财富、地位与特权的爱好。艺术家芭芭拉·克鲁格用一句“格言”总结了这个理想:“我买,故我在。”20在这样的风潮下,整个世代相信追求自利,特别是满足物欲,是获得个人幸福最快的道路。“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成了象征这个时代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晚期出现的新一波“幸福”思维,可以明显看出内观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倾向。这个思潮的关键人物总是把追求幸福等同于个人主义的追求,而且把满足个人欲望摆在最优先的位置。举例来说,马丁·塞利格曼的著作《真实的幸福》(Authentic Happiness),英文版副标题是“以正向心理学实现你的潜能,追求持久的自我实现”。另外,泰勒·本–沙哈尔的《幸福的方法》(Happier),副标题是“你能学习幸福吗?”这些书提到的都是“我”,不是“我们”。

泰勒·本–沙哈尔在哈佛开设的幸福课程,是哈佛近年来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他在课堂上直言不讳地传布自己的哲学观。“我不是利他主义者,”泰勒·本–沙哈尔明白表示,“我做任何事,无论是花时间与朋友相聚,还是从事慈善工作,最终的理由都是让自己快乐。”他写道,我们的行动“应该以自利为指导方针”,“道德责任”不在考虑之列。泰勒·本–沙哈尔的想法反映了右翼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家安·兰德的观念。泰勒·本–沙哈尔在哈佛成立组织宣扬兰德的哲学,同时也成为今日极端个人主义与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典范。21虽然有些幸福思想家(如塞利格曼)的视角较为广阔,除了追求自利之外,也强调同理心与同情他人的重要性。然而,这些思想家在这方面的看法却未获得人们的重视,反而沦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手段。22

这当中的悲剧在于,聚焦自我的内观时代并未引领西方社会进入应许的幸福之地。尽管书店的自助类书架上摆满作品,幸福专家提供的善意建言排山倒海而来,但还是有许多人觉得自己的生命有缺憾,尚未活出完整的自己。关于这方面的证据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西方国家虽然50多年来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生活的满意度未见增长。有超过一半的雇员觉得自己无法在工作中获得自我实现。平均离婚率升高到50%。忧郁与焦虑的人越来越多:在欧美,大约每4人就有一人一生中会出现一次心理健康问题。23这种状况绝不能说是幸福的状态。

现在,已经到了该摆脱内观的时候,我们应尝试不同的事物。2 000多年前,苏格拉底认为,通往睿智与良善生活的最佳路径是“认识你自己”。我们的传统要求自我反思,向内观看,凝视自己的灵魂,但我们也能借由走出自我来认识自己,学习与我们相异的生活与文化。是时候创造新的外观时代了,同理心将是实现此事的最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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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认识自己,不仅要向内观看,更要向外观看。24

同理心的挑战

然而,我们不能太天真。同理心不是解决世上一切问题的万灵丹,它也无法处理我们生活中遭遇的一切争执。重要的是,我们要务实地了解同理心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为什么当我探讨高同理心人士的6种习惯时,我也提出了挑战。我们有没有可能设身处地太过火?同理心难道不会被用来操纵人心吗?我们真的能学会运用同理心吗?我们总是关心亲近的人,对于远方的他人则没那么关注,这样的差别又该怎么解释?25

对我个人来说,这些也是极大的挑战。我写这本书,不是因为我精通同理心,也不是因为我能轻松养成这6种习惯。我还差得远。

我第一次对同理心产生兴趣,是我在25岁左右。当时我刚结束一段与玛雅原住民难民短期生活的日子,我们一起住在墨西哥边境南部的危地马拉丛林。我亲眼看着孩子死去,因为他们得不到医疗照顾。我听到有关军队屠杀的事。我目睹这些人每天都要过着贫困与不安的日子,我的同理心因而产生。日后,身为政治学者与社会学者的我逐渐深信,推动社会深度变革最有效的方式,不是通过传统的政党政治或制定新法律与新政策,而是改变每个民众对待彼此的方式,即同理心。

不过,我真正了解同理心对我的重要性,是在我离开学院,研究了5年同理心以后。有一天,我想着母亲的过世对我有何影响,我记得当时我才10岁。我发现自己不仅想不起10岁之前的事(典型的儿童心理创伤症状),在情感表达上也变得畏畏缩缩。我发现自己很难体会旁人的悲伤,而旁人的快乐也难以感染我。我很少哭泣,与他人极为疏远。当我沉思此事时,我突然顿悟了。我对同理心的兴趣不只来自我在危地马拉看到的一切,或我从研究社会变革中得到的结论,真正的根源其实是我潜意识中想恢复童年时期失去的同理心自我。

因此,我致力于重建我脑中的同理心回路,希望尽可能发挥同理心潜力。

同理心的概念带有明确的道德色彩。然而,当你越深入探索6种习惯时,你会发现,同理心其实更像是一种初始的令人振奋的旅行形式。为什么不鼓起勇气到别人的生活中旅行,试试这么做会如何影响你对自己的看法,以及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你不应该问:“接下来我要去哪儿?”而应该问:“接下来我应该穿谁的鞋(我该站在谁的角度看问题)?”我希望这本书能激励读者从事预期外的同理心之旅,引领你前往任何旅游书都未曾介绍过的地方。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成为同理心的旅行者,就能够发现,我们有能力改变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