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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还是科学事实

星历3196年。星舰企业号在寇克舰长指挥下，奉命前往贾纳斯六号行星上的矿业殖民地进行调查。据报当地出现奇怪生物，近来杀死50名矿工，而且破坏珍贵的设施。寇克舰长与他信赖的瓦肯人大副史波克，在地底深处的隧道里遇见了这个生物，那生物看起来像一团熔化的岩石。寇克与史波克对它发射光束枪，它负伤逃脱。不久，寇克跌进一个房间，里头到处是圆形的小硅石，数量约有数千颗，那个奇异生物也在里面。但现在那个生物已经受伤，看起来无法带来什么威胁。寇克希望能跟它沟通，以了解整个暴力事端。史波克主动表示他能帮忙。

“舰长，你知道瓦肯人有联系两个心灵的能力吗？”史波克说完，慢慢将手伸向那个生物，他闭上眼睛，聚精会神地连接生物的心灵。

“痛！痛！痛！”史波克突然大叫，踉跄地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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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短暂的同理心接触中，史波克得知这个生物自称霍尔塔，她因为矿工无意间压碎了她的孩子而感到痛苦，她的孩子本来即将从这些遍布于矿坑的圆形小硅石里孵化。霍尔塔攻击矿工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保护这些蛋。

得知这点后，寇克舰长告诉矿工不要碰触霍尔塔的蛋，而霍尔塔也会让矿工自由挖掘这里的珍贵矿产。《黑暗中的恶魔》（The Devil in the Dark）是星际迷航原初系列的经典，于1968年推出，故事最终圆满结尾。史波克的瓦肯人“心灵结合”能力再度化解了一场纷争。

这是科幻小说还是科学事实？人类也许不具有像瓦肯人那样的同理心能力：只要将手指碰触对方的头骨，就能与对方的思想和情感相通。然而，现代科学有一项最令人振奋的发现，那就是我们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像瓦肯人。传统达尔文观念认为驱策人类的主要动机是自利，以及为了自我保存而产生的好斗驱力，也就是说，人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动物，但我们最好将这种观念抛诸脑后。根据对人性的最新理解，人类是有同理心的动物，天生具有与他人心灵相通的能力。

要发展同理心能力，首先必须掌握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必须挖出潜在态度（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称之为“世界观”），偏偏认知自我内在的这部分长久以来一直不受西方文化重视。如果我们一直认为自己不过是利己的动物，那么我们将不会有机会做出改变。想改变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认识到这项令人惊喜的发现，也就是人类是有同理心的动物。本章将介绍这则至今鲜为人知的故事，表明我们是如何发现自己拥有同理心的自我。这则故事从一名17世纪哲学家的理论开始，然后一路来到最新的关于镜像神经元的脑部研究，其间将历经对心理学历史的考察、针对失去父母的幼儿的研究，以及对黑猩猩情感生活的调查。

高同理心人士的第一个习惯是“打开你的同理心开关”，也就是更深入了解人性中体现同理心的一面。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了解两件事。首先，同理心能力是人类祖先遗传给我们的，也就是说，同理心历经了长久的演化过程。其次，同理心可以在我们的人生中不断扩展，因此我们随时都可以加入这场同理心革命。将同理心深植在我们的心灵中，可以作为日后培养其他5个同理心习惯的完美基础，使心灵做好准备，设身处地为人着想。

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学习大脑的同理心能力呢？首先，我们要探索人类文化最强大的一种说法，并且了解这种说法的根源：人类本质上是自私的。

人本来就自私，不是吗

我们对人性感到悲观，甚至发表一些愤世嫉俗的看法。西方各国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我们刻板地认为“绝大多数人不可信任”且“绝大多数人只为自己着想”。1人性自利的假定如此深植人心，以至我们几乎未曾注意到它的存在。“喔，这是人性。”人们总是用这句话来描述卑鄙、以自我为中心或负面的行为。另一方面，当看见有人做出关心与慷慨的行为时，我们却从未耸耸肩说：“嗯，你觉得意外吗？慷慨本来就是人性。”2同理心、仁慈与其他慈善行为向来被视为人性的例外。

然而，这种人性观点如此根深蒂固并不让人意外。它确实反映了一部分现实，人的确生性自私好斗。但这种人性观也仅是一则人性故事，300多年前经由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宣扬才流传至今，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产，一种逐渐渗透到我们的集体想象中的意识形态。找出谁该为此事负责，可以让我们重新发现自我的同理心。主要“嫌犯”有4位。

在近代西方思想中，人性自利的说法始于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他在1651年出版的作品《利维坦》（Leviathan）中指出，如果人类处于“自然状态”，也就是不存在任何政府形式的状态，结果将是“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而人生将是“孤独、贫穷、卑鄙、残酷而短暂的”。霍布斯的结论是，像人类这种天生喜爱追逐私利与诉诸暴力的生物，需要权威的政府加以限制。虽然霍布斯试图提出普世性的说法，但他的观念终究属于他生存时代的产物：他对人性的负面看法，无疑受到他所处时代的影响，当时霍布斯正处于英国内战的血腥动荡中。尽管如此，《利维坦》依然成为西方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作品之一。20世纪80年代，当我攻读政治专业时，《利维坦》依然排在书单的前列。

18世纪，自利的意识形态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找到了新的支持者，那就是思想家亚当·斯密。在这则故事中，他也是个不寻常的人物，他决定了我们理解同理心的方式。然而，斯密对同理心的看法，却完全被他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激进自利理论给掩盖过去。斯密认为，在经济市场上，当买家与卖家都致力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商品与劳务将会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最有利于整体社群的状况下进行分配。斯密写道，“在提升社会利益方面，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通常要比自己实际追求社会利益更有效”。这个想法的力量在于，它为自利行为提供充分的经济与政治理由，这有助于解释斯密在工业革命时何以深获商业与政治精英的欢迎。之后，“看不见的手”成为新古典经济思想的支柱。新古典经济思想在20世纪后半叶成为主流，而且在撒切尔主义与里根经济学的市场意识形态中获得政治表达。这个经济思想的领导人物，如奥地利贵族哈耶克，他呼应斯密的说法，主张“尽管只是追求己利，却能为同胞带来最大的利益”。3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出版于1859年，书中肯定了霍布斯与斯密的说法。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强化了人类天性自私的观点：推动人类演化的驱动力是竞争而非合作。事实上，达尔文的人性观没那么简单，但这种被简化诠释的达尔文观念后来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加以普及，例如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他创造了“适者生存”一词。斯宾塞认为，富人不需要因为自己的财富而感到罪恶，因为这是他们的才能与优越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斯宾塞的作品在美国特别畅销。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写道，“斯宾塞是美国的福音，因为他的观念符合美国资本主义的需要”。4 20世纪70年代，达尔文的理论出现不同的诠释，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表示，人类其实是“传递基因的机器”。5他的隐喻“自私的基因”成了著名的科普用语，尽管道金斯从未主张基因拥有自主意志，却刚好与思想史的悠久主题遥相呼应，强调自利潜伏在我们人类的心灵深处。

最后一位关键人物是弗洛伊德，他的作品把人性自利的观点深深固结在西方人的心灵中。在《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中，弗洛伊德试图去除所有对人性的浪漫幻觉，特别是当时的欧洲已经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不是温和的生物，”弗洛伊德写道，相反，人类有“好斗的倾向”。即使是婴儿，也会无情地寻求自己的利益。与霍布斯一样，弗洛伊德相信，如果没有适当的控制，人类会变成“野蛮的兽类，要他们体贴同类是不可能的”。人类受到性欲与好斗心的驱使，不会爱人如己，而是会“不征得他人同意，向他人发泄性欲，抢夺财物，羞辱他人，让他人痛苦，折磨并且杀死他人”。6在这个性欲主导的人性观里，人就像怪物一般，没有同理心容身之处。

所以，身处21世纪初的我们，已经有300多年的时间完全浸淫在这个主导一切的信息里：自利最终决定了我们的面貌。而毋庸置疑，这个信息已完全被吸收到西方文化之中。我们的语言表现方式更是强化了人性黑暗的一面，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与“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经济学课程假定人是理性而自利的行动者。翻开报纸，你常看到的是冲突的报道而非合作的新闻，同理心的行为很少登上报纸头条。好莱坞电影充满了暴力血腥，却美其名曰“动作片”。孩子从阅读农场动物故事，快速跳升到玩计算机游戏，游戏的内容通常是打打杀杀，仿佛陷入霍布斯的噩梦之中。然而我们似乎觉得这很正常。

霍布斯、斯密、达尔文与弗洛伊德，在这4位强有力的思想家以及他们的追随者的持续思想攻击下，我们一直相信同理心与自利一样，都是人性的一部分。这当中最大的悲剧是，人们至今只认识到人性的一部分，也就是强调自利的自我，以为人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今日当我们听到这么多有关“同理心的人”的讨论时，我们的感受是什么？而我们又是如何发现自己拥有一个具有同理心的大脑？

为何有人会冲进火灾现场救素昧平生的人

令人吃惊的是，当我们在西方文化中追溯同理心思考的根源时，这些源头作品的作者居然与自利心叙事的作者是同一人。斯密在《国富论》中宣扬追求自利对社会有利，但他另一本比《国富论》早17年出版的作品《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却对人类动机提出更复杂与更完整的描绘，而这部分是针对霍布斯悲观的自然状态所做的响应。7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开头写道：“无论人有多么自私，在他的本性中显然存在着一些原则，使他关注他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成为他的必要之物，虽然他无法从他人的幸福得到分毫好处，但光是看到他人幸福，就足以令他感到愉快。”在这句话之后，斯密开创了世上第一篇论述完整的同理心理论——当时还称为“同情心”——他指出，我们生来有能力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而斯密把这种能力描述成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那个受苦的人”。斯密的观点获得同时代的苏格兰哲学家休谟的支持，休谟认为，“在我们被揉成人形的过程中，加入了一些鸽子的微粒，又添入了一些野狼与毒蛇的成分”。

达尔文也清楚察觉，日常生活并非总是充斥着张牙舞爪的自私者，他认识到人其实有善良的一面。达尔文注意到许多哺乳类动物具有社会性，举例来说，狗与马会因为与同伴分离而伤心难过。他因此相信人类一定也存在着“社会本能”，这解释了为什么有人会冲进失火的建筑物去救素不相识的人，即使这么做可能危及他的性命。在《物种起源》出版多年之后，达尔文已转而相信合作互惠跟竞争一样，也是演化过程的重要环节。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中强调同理心，可惜当时未获重视，我们只能从现在开始恢复其应有的价值。8

斯密与达尔文无法忽视这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人是社会动物，人会关心其他人，并且为其他人的利益而行动，即使这么做有可能损及自己的利益。斯密与达尔文可以从人们对自己的家人与朋友的关切看出这一点，但18、19世纪兴起的人道主义组织（例如反对童工的组织）也让他们有更深的体会。然而，社会的主流人群鲜少有意愿聆听他们提出的人有同理心的说法。自利的故事无疑更让政治人物与实业家我行我素，前者对人类福祉毫不在意，后者只关心如何让工厂获得便宜的劳工。

直到20世纪初，心理学成为显学之后，同理心的概念才获得应有的关注。英文empathy（同理心）这个词的根源可以溯至德文Einfühlung，后者字面上的意思是“神入”（feeling into）。Einfühlung在19世纪因为德国哲学家西奥多·利普斯（这位哲学家现已无人提起，但当时曾获得弗洛伊德大力赞赏）的提倡而大受欢迎。利普斯把Einfühlung视为哲学的审美概念，指人投入艺术作品与自然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可以让人对艺术作品与自然做出情感上而非理性上的回应。1909年，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蒂奇纳认为英文也应该拥有对应Einfühlung的词汇，于是他创造了empathy这个词（根据古希腊文empatheia所创，意思是“in”加上“suffering”）。此后，empathy的意义就经历了一连串的变化，带来复杂的语言学遗产，必须加以阐明才能理解其中的内容。

心理学家很快就将同理心从艺术领域挪用来表示模仿的形式。在一本20世纪30年代广泛流行的心理学教科书里有一张照片，一名撑竿跳选手成功跃过横杆，而底下的观众无意识地抬起双腿，脸上露出纠结的神情，仿佛他们自己也在进行撑竿跳。这张照片的标题叫“同理心”。作者接着提到听众经常会模仿台上演讲者的表情，举例来说，当演讲者微笑，台下的听众也会不自觉地跟着微笑。这是同理心的经典例证。9

然而，从1940年之后，同理心的两个早期意义，即艺术的鉴赏模式与情感上的模仿，逐渐转化成另外两种取向。这两种取向，大家在今日的心理学教科书中都可以查到：首先，同理心是视角的转换（有时又称为“认知同理心”）；其次，同理心是分享的情感反应（又称为“情感同理心”）。那么，这两种取向的意义是什么，这两种概念又是怎么来的？

三山实验——两三岁小孩即有同理心

在认知同理心方面，巨大的突破出现在1948年，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公开了一项实验成果，这项实验被称为“三山实验”。他让不同年龄的孩子站在立体的山脉模型前，他要这些孩子描述模型里的小人儿在不同位置看见的山是什么样子。4岁以下的孩子在描述时总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完全没考虑到小人儿的视角。相反地，4岁以上的孩子已经能从小人儿的视角来描述景物。皮亚杰认为，这说明了在一定年龄以下的孩子，还没有能力思考他人的观点。

同理心研究领域目前达成的共识，是以皮亚杰开创的视角研究为基础，认为孩子大概在两三岁的时候开始产生基本的想象能力，可以想象他人的视角。10关于这一点，我从我的双胞胎子女身上看到实例。当他们才18个月大的时候，如果哥哥哭了，那么妹妹会试着安抚他，方法是把自己的玩具狗交给他。但是，等到他们到了24个月大的时候，如果哥哥哭了，此时妹妹不会把自己的小狗交给他。她已经了解，如果她拿哥哥喜欢的玩具猫给哥哥，那么哥哥会更开心。这就是认知同理心或视角转换（有时又称为“心智理论”）的要旨。它牵涉到想象跳跃与理解其他人有不同的喜好、经验与世界观。从童年初期，也就是幼儿开始认识到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的时期，自然发展的认知同理心可以看出，人类天生是社会动物，同理心是与生俱来的。同理心并非如同史波克所做的那样，单纯地读取他人的心智。

第二种同理心，“情感同理心”，主要不是以认知能力理解“他人的想法”，而是分享或反映他人的情感。因此，如果我看见女儿悲伤哭泣，而我也感到悲伤，这就表示我产生了情感同理心。另一方面，如果我注意到她的悲伤，但我自己感受到的却是别的情感，例如怜悯（“喔，可怜的小东西。”），那么我显示的是同情心而不是同理心。同情心一般指的是情感的响应，但并非分享对方的情感。你也许留意到我一开始为同理心下的定义结合了情感与认知元素：同理心牵涉到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理解他人的情感（情感方面）与视角（认知方面），并且运用这个理解来指引我们的行为。实际上，这两种形式的同理心经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同理心的双重定义包含了同理心的认知与情感形式，这有助于我们厘清两个常见的混淆。首先，经常有人批评同理心，认为同理心可以用来“操纵”人。例如，连续杀人犯也许试图了解受害者的想法，然后再引诱并且杀害他们。但疯狂的杀人犯只是采取认知的步骤，理解他人的想法，他从未分享他人的情感，也不关心他人的福祉。使用认知的洞察力来操纵人，以满足自利的目的，从同理心本身的合理与完整的定义来看，这显然不能说是运用同理心来操纵人。

第二个混淆是人们经常将同理心与怜悯（compassion）这两个词互换使用。这两个词虽然在某些方面的意义有交集，但两者毕竟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怜悯的拉丁文字源意思是“与他人一同受苦”。这与同理心不同，同理心不仅能分享痛苦，还能分享喜悦。此外，怜悯强调与他人的情感联系，意即感受他人的情感。但怜悯通常不包括认知上的跳跃，理解与自己不同的他人信仰、经验与观点。怜悯通常指的是同情的情感响应，例如可怜对方与慈悲心，但同理心完全不是如此。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在某些文化与宗教传统中，同理心与怜悯却是紧密交织的。举例来说，佛教的怜悯观念经常强调以同理心理解他人的视角与世界观。不过，整体来说，我们在使用同理心与怜悯时必须加以区分，不能混为一谈。

认知同理心与情感同理心的区别，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个经常引起讨论的话题：女性是否天生比男性更具有同理心。心理学家巴伦–科恩肯定这种说法。他发现在标准同理心测验上，女性普遍比男性得分高，他因此大胆认定：“女性的大脑倾向于发挥同理心，而男性的大脑倾向于理解与建构体系。”根据他的观点，女性比较擅长处理人际关系与情感，而男性相对擅长处理分析与机械性的任务。性别差异从童年初期就能明显看出，这绝不是文化力量所能解释的，比如带有性别刻板印象的玩具广告反复不断地播出，或者是父母的行为与父母对子女的期待。11

这是否表示你应该把现在读的这本书丢到一旁？如果你是男性，那么你努力让自己有同理心也没意义，如果你是女性，那么你原本就擅长发挥同理心。当然不是如此。首先，巴伦–科恩的研究并不是说所有的女性比所有的男性都更有同理心，而是指平均值，从整个范围来看，有些男性具有高度的同理心，正如有些女性很缺乏同理心。其次，大部分的测验只能测出情感同理心而非认知同理心。这些测验的焦点主要放在我们响应他人情感的能力上，因此测验通常会问到这样的问题：“你是否能辨别对方隐藏了自己真实的情感？”或者“如果你看到有人因新计划而受损害，你是否会感到难过？”12很少有证据显示，男性与女性在视角转换的认知同理心上有明显差异。最后，我们面对性别差异时必须非常谨慎，事实上，真正的重点不在于你生来有多少同理心，而是你愿意发挥多少同理心。通过他人的眼睛来增强你了解世界的能力，这要比你是男是女来得重要。

越常被冷落的孩子，越有暴力倾向

我们接下来重新介绍，现代心理学如何发展出同理心的概念。就在皮亚杰进行三山实验的同时，另一批研究人员有了令人吃惊且不安的发现，那就是人类的情感与社会性在婴儿初期是如何发展的，特别是情感同理心能力。1945年，奥地利裔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勒内·施皮茨进行了世界上第一个母亲与情感剥夺研究，这个实验在美国两个非常不同的儿童之家进行。第一个地方是孤儿院，这里环境卫生而且食物充足，但是这些婴儿与照顾他们的人却维持最低程度的身体与情感接触，而在当时普遍是这样照顾弃婴的。护士很少抱婴儿，而每张婴儿床之间还隔着床单，以避免细菌传染。婴儿几乎一整天都保持孤立状态，没有人给予刺激。最后的结果是：尽管受到良好的照顾，91个婴儿中还是有34个在两岁前死亡。另一个儿童之家在监狱里，但身为受刑人的母亲每天都能获准看望她们的孩子，她们可以抱孩子、与孩子玩耍。监狱里的卫生标准也许不像孤儿院那么高，但没有婴儿死亡。两年后，施皮茨在一部影片中更生动地表现这项差异：弃婴刚送到孤儿院时还能咯咯笑，但几个星期之后，婴儿就变得茫然孤独，他们会咬自己的手，体重也减轻。几个月后，他们变得憔悴衰弱，既不会表达，也没有动作，仿佛徒具人形的物品。13

施皮茨令人震惊的研究，显示人类情感在维持生命存续上，也许比食物与庇护更为重要，或至少在人类需求阶序上是与食物和庇护同等重要。英国精神科医师约翰·鲍尔比将施皮茨的工作更推进一步，他提出“依附理论”来解释施皮茨的发现。20世纪50年代，鲍尔比揭示孩子早期与母亲（或最初的照顾者）的关系，对于孩子情感与心智的发展有关键性的影响。如果婴儿未得到深厚的情感，特别是在一岁时，“那么就有可能危及婴儿未来的幸福与健康”。14这是婴儿开始学习基本的人类沟通技能的基础时期，例如解读面部表情，以及辨识与约束自身的情感。一旦婴儿被剥夺了安定的依附关系，或婴儿开始产生恐惧感，害怕失去依附的对象如父母，那么往后他们可能发展出一定程度的问题行为模式，从焦虑与情感分离，到好斗与反社会人格。因此，如果一个人在婴儿时期面对的是毫无响应或未付出情感的父母（例如，父母在苦恼时只是任婴儿啼哭），那么很可能冲击他们对压力的感受，导致暴力行为的发生。15

鲍尔比的发现对弗洛伊德学派来说是个直接的挑战，许多弗洛伊德学派学者依然执拗地相信，人类主要由个人的物欲与性欲所驱动。与此相反，鲍尔比改变了对人性的看法，认为需要伙伴与社会性才是人性的核心。或者，如心理治疗师休·格哈特所描述的，“每个人生来都会寻求情感联结，而且想依附于能提供保护的成人身上，也就是能关心他与回应他的人”。16鲍尔比的研究，连同其他心理学家如玛丽·安斯沃思的发现，给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了解同理心。首先，缺乏安定的依附关系，将阻碍同理心的发展，特别是会损害与他人建立情感关系的能力，而这正是情感同理心的基石。其次，培养情感能力（例如让孩子产生同理心）的最有效做法，就是让孩子看见父母的同理心。心理学家艾伦·斯洛夫解释道：

你如何拥有具有同理心的孩子？想拥有具有同理心的孩子，靠的不是教导孩子或告诫孩子要有同理心，而是身为父母的你必须对孩子有同理心。孩子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完全是从他体验到的人际关系中得到的。17

鲍尔比的依附理论尽管在当时饱受争议，但今日已得到儿童心理学家与育儿专家的广泛认同。然而，对于想发展同理心的人来说，依附理论反而成了令人沮丧的消息。如果我们在婴儿时期并未浸淫在情感与同理心之中，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到了青少年或成年阶段将很难有机会扩展我们的同理心？据估计，每三人就有一人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安定的依附关系，对这些人来说，要成为具有同理心的人是否为时已晚？ 18

别担心。即使幼年时期是大脑专注而密集发展同理心回路的时期，但成年之后我们仍有可能扩展我们的同理心。只是这么做稍微困难了点儿，因为我们已经养成了固定的响应、思考与行为模式，这些模式会抗拒我们进行同理心的想象。如鲍尔比所言，“我们一生随时都能改变”，只要有对的环境，有对的刺激，我们就能克服不安定的依附所加诸的限制。19好消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隐藏的同理心潜力，这是长期演化与基因遗传赋予我们的。而这也引导我们来到下个阶段：我们是怎么发现有同理心的人存在的？随着20世纪四五十年代心理学的进展，过去20年来，演化生物学与神经科学已经对同理心的起源与性质有了爆炸性的全新理解，说它们在同理心研究上居于前沿也不为过。

挑战达尔文：演化显示合作与竞争一样重要

1902年，既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分子，也是著名科学家的彼得·克鲁泡特金写了一本《互助论》（Mutual Aid:A Factor of Evolution）。他反对正统的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观念，主张在演化过程中，合作互助与竞争一样重要。绝大多数的动物，从蚂蚁到鹈鹕，从土拨鼠到人类，都显示出合作的倾向，会分享食物、保护彼此免受掠食者的攻击，因此能够存续与繁衍后代。举例来说，野马与麝香牛会以幼兽为中心围成一个圆圈，以防止野狼攻击。20

当《互助论》出版时，克鲁泡特金被大家当成怪胎，因为他的思想比他的时代超前了一个世纪。今日，他的观点已成为演化生物学的主流，许多演化生物学者相信，同理心是理解动物合作行为的关键。主张此说的不乏知名学者，如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他曾被《时代周刊》（Time）票选为世界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一名黑猩猩研究专家何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赞誉？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的研究成果使传统的霍布斯与达尔文人性观完全改观。他发现，对许多动物来说，如大猩猩、黑猩猩、大象、海豚，同理心是一种天赋，人类更是如此。德瓦尔提醒我们，人是有同理心的动物，他为了证明这件事所做的努力，全世界恐怕无人出其右。

我问德瓦尔，为什么他对同理心的演化这么有兴趣？“没有人否认人类是好斗的。事实上，我认为人类是最好斗的灵长类动物。”他对我说。21尽管如此，他认为我们也要当心，不应该把人类简化成会杀人的猿猴。“我们被灌输太多的荒谬思想，例如人天生好斗，注定自相残杀。”他说道。德瓦尔指出我们的基因与爱好和平、类似嬉皮的倭黑猩猩非常接近，倭黑猩猩比其他灵长类动物如黑猩猩更具有同理心。德瓦尔说：“同理心是我们的第二天性，如果有人想去除自己的同理心，我们会认为这个人相当危险，或者精神有问题。”22

德瓦尔认为，同理心对人类来说是极为基本的东西，而且鲍尔比与皮亚杰的心理学研究都证明同理心在人类幼年时就开始发展，因此不可能在人类与猿猴在世系上分离之后，才在人类身上出现。人类与猿猴有着共同的祖先，我们可以研究我们的灵长类亲戚，从中学习人类漫长的演化历史。

德瓦尔向我解释，其他物种的同理心证据非常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他学者以及我的小组已进行了许多研究，我很难在此一一加以详述。我们观察黑猩猩进行的所谓的安慰行为，竟多达数千例。只要群体中有黑猩猩感到悲伤，也许在打斗时败下阵，也许从树上掉下，也许遇到了蛇，其他黑猩猩就会过来安慰它。它们会拥抱悲伤的黑猩猩，或试着亲吻与理毛来让它恢复平静。”这种情感的感受力正是灵长类学家黛安·福塞所观察到的，她曾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非维龙加山脉的雾蒙蒙的雨林里，与大猩猩一起生活了13年，她在大猩猩身上发现这种能力。

但是，我们如何确定这些反应真的源自同理心，而非其他情感？德瓦尔对此毫不怀疑，他认为这是同理心的作用。他提出一则故事作为例证：英国特怀克罗斯动物园里有一只名叫库妮的倭黑猩猩。一天，库妮发现一只鸟撞上它的玻璃围栏，鸟因此受了伤。库妮把鸟带到树上，想让鸟自由，它在把鸟丢出栅栏之前，还刻意地张开鸟的双翼。然而这只鸟没办法飞，库妮于是守着这只鸟直到天黑，直到鸟终于顺利飞走为止。对德瓦尔来说，这是个完美的证明，显示倭黑猩猩确实有站在其他生物角度思考的能力。“在看过鸟儿飞翔无数次之后，库妮似乎察觉到怎么做对鸟是好的，我们因此看见倭黑猩猩表现出斯密说的那句话，‘想象自己是那个受苦的人’。”23

德瓦尔也跟我提到，他最新的实验显示同理心能驱动利他的行为。他把两只卷尾猴放在一起。其中一只需要用小塑料代币与研究人员交换东西。实验关键的部分来了，德瓦尔给卷尾猴两枚颜色不同的代币，而这两枚代币分别代表不同的意思：其中一枚代表“自私”，另一枚代表“具有社会倾向”。如果负责交换的猴子捡起自私的代币，并且将代币还给德瓦尔，那么这只猴子将可获得一颗苹果，但它的搭档什么也得不到，而具有社会倾向的代币则能让两只猴子都有苹果吃。逐渐地，猴子选择具有社会倾向的代币次数越来越多，显示它们确实关心彼此的福祉。德瓦尔解释说，猴子这么做，不是因为害怕可能的后果，因为研究人员发现最具支配性的猴子，也就是猴群中最无惧的猴子，实际上也是最慷慨的猴子。

这项实验与早期一场极为著名的证明动物同理心的实验非常类似。1964年，精神科医生朱尔斯·马瑟曼提出报告说，如果拉扯链子可以获得食物，但同时也会让同伴遭到电击，那么恒河猴就会拒绝拉扯链子。有一只猴子因为看见另一只猴子遭到电击，而拒绝拉扯链子达12天之久，实际上已经等同于宁可饿死，也不愿让同伴遭受伤害。24

德瓦尔研究灵长类动物数十年，他认为人类发展出同理心，理由可能有两个。首先，为了确保我们能回应子女的需要：如果母亲无法对孩子由于饥饿而啼哭做出适当的反应，那么婴儿的生命可能陷入危险。德瓦尔说：“哺乳类动物在1.8亿年的演化过程中，母亲能响应子女要求的哺乳类动物，要比母亲表现出冷淡与疏离的哺乳类动物，更有机会存活。”其次，也呼应了克鲁泡特金的说法，互助有利于个人与团体的存续。举例来说，在艰苦的原始环境中，同理心使人类彼此合作，确保团体内的每一个人都有东西可吃。“有效的合作必须以情感与目标一致为前提。”德瓦尔表示。25他认为在演化过程中，合作是促使物种成功存续的重要因素，而他的这个想法也获得其他说法的支持。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合作也存在于细胞的层次上。最初的细菌有些会构成线形，在每条线上的某些细胞会自行死亡以供应氮给相邻的细胞。26

德瓦尔并不就此满足，他不希望自己的发现只发表在学院的学术期刊上。他的前辈克鲁泡特金认为，社会应该在更强调共同性与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才能反映人性中的合作倾向。德瓦尔也这么认为。他相信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内涵，可以让他设计出使人类欣欣向荣的社会模式：

我无法忍受美国保守派以生物学为根据而提出的各种说法。他们只是拿生物学作为自己政策的托词，认为既然自然界是以“适者生存”为基础，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应该以自私与竞争为中心。这些人其实是用自己的私心来解读大自然，我认为我必须指出这些人的错误。自然界有许多动物仰赖合作才得以生存，我们人类尤其是仰赖远祖的彼此依靠才得以存续至今。同理心与连带感是我们的天性，因此我们的社会也应该反映人性的这一点。

根据德瓦尔的观点，自由市场经济显然也不是“自然的”。他表示，“你需要把同理心从人的天性中除去，才有可能做到极端资本主义的立场。”27德瓦尔也相信，同理心能侵蚀掉我们的暴力与种族主义文化，而且能扩展我们道德关注的疆界。“同理心是人类库房里的一项武器，可以解除我们身上的仇外诅咒，”德瓦尔说，“如果我们能把其他大陆的居民视为我们的一部分，大家一起过着互惠与具有同理心的生活，我们将能培养——而非破坏——我们本性中固有的东西。”28

德瓦尔的研究是一种典范转移。在17世纪，伽利略证明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与其他行星并未绕着我们居住的地球转，他的说法震惊了欧洲社会。德瓦尔的说法也具有同样的革命作用：人性不只是绕着自利转。同理心才是我们本性的核心。具有同理心的人已经在地球上漫游了数十万年。我们的任务是创造一个能协助——而非阻碍——同理心自我发展的世界。

为什么看恐怖电影时手心会冒汗

心理学家与灵长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在20世纪对同理心的认识迈进了一大步。霍布斯的传统人性观点已经站不住脚，而且也不合理。不过，还有一项证据来源是目前为止尚未触及的，那就是我们大脑内部的神经活动。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神经科学已经成为同理心研究中最具创意的领域。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确认，即使是霍布斯的大脑，也必然能产生同理心。究竟，科学家在我们的脑壳里发现了什么？而他们的发现是否揭露了同理心在人体内的实际运作过程？

故事开始于1990年8月，地点是意大利帕尔马大学的实验室。贾科莫·里佐拉蒂率领的神经科学研究小组对猕猴进行实验，他们在猕猴的脑部植入一个跟头发一样细的电极。研究小组发现，当猴子捡起花生时，前运动皮质的区域会出现活化反应。然后，在某个特别的时刻（科学上的重大发现经常在不经意的时刻出现），小组发现当猴子碰巧看见研究人员捡起花生时，即使这个时候猴子没有任何动作，它们脑部的前运动皮质区也同样出现活化反应。大脑做出的反应，仿佛猴子自己亲手捡了花生似的。里佐拉蒂与他的小组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种事。但接下来对猕猴的实验，以及对人类的实验——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全得到了一致的结果。

他们在偶然间发现了“镜像神经元”。当我们实际经历某事（例如疼痛），或当我们看见别人跟我们有一样的经历时，我们的神经元都会产生电脉冲。拥有大量镜像细胞的人，容易产生较强的同理心，特别是在情感的分享上。根据里佐拉蒂的说法，“镜像神经元使我们能捕捉他人的心智，但不是通过概念推论，而是通过直接的刺激”。神经科学家维莱亚努尔·拉马钱德兰把镜像神经元的发现，比拟成克里克与沃特森发现双螺旋结构：“我预言，镜像神经元对心理学的影响，将如同DNA（脱氧核糖核酸）对生物学的影响一样巨大。”29

当代镜像神经元研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克里斯蒂安·凯泽斯，他也是荷兰神经科学研究所社会大脑实验室的主任，曾经是帕尔马大学里佐拉蒂小组的成员之一。我请他解释镜像神经元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理解别人。通常，我只要看着我太太的脸，我马上就能知道她心情如何（我也因此得知我是不是惹上麻烦了……）。好莱坞的电影可以充当不错的解说例证：在电影《诺博士》（Dr. No）中，当你看见一只狼蛛在詹姆斯·邦德的胸口爬过时，你会心跳加速，你的手会出汗，你的皮肤会随着狼蛛的脚踏在邦德身上而感到刺痛。你在毫不费力的状况下，就感受到邦德的感受。这是怎么办到的？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使我们找出其中的原因：我们的大脑反映了其他人的状态。理解他们的感受，然后也理解自己感受他们的感受。神经科学因此发现了同理心。

容我大胆地说，这项发现使我们得到全新的人性故事。尤其是西方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总是以个人为思考的中心——个人的权利、个人的成就。然而，如果你把自己大脑的状态称为你对自己的认同（我会这么做），则我们的研究显示的是，你的大脑绝大多数时间里反映的是别人心里想的事。我的人格因此是我的社会环境造成的结果。其他人的命运影响了我的情感，也因此左右了我的决定。我其实就是我们。神经科学把“我们”重新放回大脑。这么做不是为了担保（我太太也会同意这一点）我的行动并非出于以自我为中心与自私，而是显示以自我为中心与自私不是主导我们大脑的唯一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社会动物，而就在10年前，绝大多数人还不认为如此。30

镜像神经元的存在，意味着人必须从根本上重新加以定义：人的自我疆界要延伸到人的皮肤与骨骼以外的地方。如果凯泽斯与他的同事是对的，那么就表示我们其实跟瓦肯人一样一直处于心智融合的状态，但我们自己未察觉到这一点，我们的大脑持续反映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周遭世界，也许我们看见的是一张孩子啼哭的脸，或者是一只蜘蛛爬上邦德的胸口。我们的神经线路也塑造了我们的伦理行为，例如遵守黄金律的能力。凯泽斯认为，“神经科学显示，人的自然同理心有其局限，‘别人希望怎样被对待，你就怎样对待他’的伦理要求，要比‘待人如己’困难得多”。

镜像神经元无疑很吸引人，但它只是理解大脑同理心的开端。事实上，有些研究人员相信，它们获得了过多的关注。而他们之所以有此感受，部分是因为镜像神经元主要用来说明情感的分享（情感同理心）而非视角转换（认知同理心），所以在神经医学层次上谈同理心如何运作，将会产生偏颇。用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平克的话来说，因为镜像神经元的发现创造出“巨大的宣传泡沫”。他指出：

神经科学家与科学记者把镜像神经元吹捧成语言、意图、模仿、文化学习、时尚流行、运动迷、代祷，当然，还有同理心等等这些事物的生物学基础。镜像神经元的一个小问题在于，我们是从恒河猴体内发现镜像神经元，但恒河猴这个脏兮兮的小物种，从它身上我们看不出任何同理心的痕迹。31

剑桥大学心理学家与自闭症专家巴伦–科恩的批判不像平克那么强烈，但他也认为应谨慎看待。巴伦–科恩表示，“有些人一下子就认定镜像神经元本身可以等同于同理心”。但实际上，镜像神经元系统“只能说是同理心的基础材料”。举例来说，镜像神经元牵涉到模仿，就像有人打哈欠，我们也不由自主地打哈欠，或者我们喂婴儿吃东西，他们张嘴，我们也跟着张嘴。但“同理心似乎不只是不自觉地反映对方的动作。”巴伦–科恩说道。相反地，同理心牵涉到主动地理解他人的情感与心智状态，以及他人与我们的关系。

巴伦–科恩的观念后来成为同理心领域的共识，重点在于，镜像神经元是更为复杂的同理心回路的一部分，同理心回路至少包含了10个彼此相互连接的大脑区域。如果这些区域中有任何一个受到损伤或未获得适当发展，那么我们的自然同理心能力就可能受损。一名著名的神经医学病人，名叫S. M.，他脑中的杏仁核受到损坏，无法从他人脸上辨识出恐惧的情感，尽管如此，他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出正常的智力。同样地，有边缘性人格障碍的人通常缺乏同理心。这种人的杏仁核低于平均值，缺乏能接受血清素这种神经传导物质的受器，因此眼眶前额叶皮质与颞叶皮质的神经活动相对来说较不活跃。32

华盛顿大学的神经学家扩大了我们对同理心回路的理解。他们发现大脑核心区域紧密关联着认知或视角转换的同理心，而认知同理心会刺激后扣带／前楔叶区域以及右方的颞顶叶交界处使其活动。举例来说，当我们想到自己有根指头被门夹到时，我们大脑的特定区域就会活化。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件事发生在别人身上时，同样的痛觉处理区域也会活化，其他的认知同理心热点被开启了。根据这个研究，面对我们自身的疼痛与其他人的疼痛，我们大脑的反应方式显示“同理心不牵涉自我与他人的完全融合”，而且同理心“使我们区别对他人的同理心回应和对我们自身疼痛的回应”。33

既是神经学家同时也是经济学家的保罗·扎克进一步充实这项说法。他的研究显示，催产素（母亲在哺乳时会分泌这种激素，但这种现象也会出现在男性身上）可以产生同理心的行动。催产素以其产生的社会效果著称。根据研究显示，终身维持同一伴侣的草原田鼠，在交配时产生的催产素要比其他不终身维持同一伴侣的田鼠来得多；阻断草原田鼠催产素的分泌，将使它们停止形成长期的伴侣关系。就人类来说，在特定的状况下，例如看到有人痛苦，此时会触发大脑分泌催产素，以及其他的神经传导物质血清素与多巴胺，促使我们进行社会投入。扎克把这种现象称为“人类催产素促成的同理心”（Human Oxytocin Mediated Empathy, HOME）回路。巨大的压力会阻断催产素分泌，这一点完全可以理解。扎克认为，因为“要是我们自己都处于危难之中，怎么可能还将时间与资源用来帮助别人”。但在一般的状况下，“催产素可以产生同理心，促使我们做出符合道德的行为”。缺少催产素的人，较为自私自利，而且较无同理心。虽然催产素与同理心看似紧密关联，但有些科学家强调，两者间的关系是因环境与人而异，因此不要以为只要对着刻薄的上司喷几剂催产素就能马上让他变成富有同理心之人。34

那么，这些研究究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大脑内部产生同理心的复杂过程。一些现象，例如镜像神经元，只是广大“同理心回路”的一环，要联结其他人的心智，光凭镜像神经元是不够的。神经科学出现了明显的进展：在两个世代之前，我们还无法想象能把主导同理心的大脑特定部位标示出来。然而即使是现象，我们对这方面的认识仍处于初始阶段，还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才能了解同理心的运转，以及同理心与日常行为的关系。35拥有脑部扫描机器的我们，就像17世纪的天文学家一样，可以通过功能强大的望远镜看见新的星球，但无法完全了解这些星球的质地，或者这些星球为什么及如何运动。相信日后我们对有同理心之人会有更重大的发现。

我们能借助学习让自己更有同理心吗

综合以上的心理学、演化生物学与神经科学的证据与卓越见解，我们可以确信无疑，我们的确是社会动物，因为我们的同理心能力说明了一切。我们的自我除了有霍布斯提出的自利部分，也有瓦肯人理解他人的能力。我们是毒蛇，也是鸽子。

但是，在你的内心深处也许仍隐隐感到不安，你也许担心自己是否真的能更具同理心，是否真能扩展自己的能力，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你也许想到自己的同理心能力从根本上受限于自己生来就有的脑部结构。你也可能想到，自己在婴儿时期并未受到充分的呵护，因此自小就未曾发展出深刻的同理心感受。

关于这些疑问，专家几乎已达成压倒性的共识，那就是我们个人的同理心额度并非固定不变：我们终其一生，可以不断地培养自己潜在的同理心。我们的大脑具有惊人的延展性或可塑性，能让我们反复地建立神经回路。36同理心能力有点儿像是音乐能力，部分来自先天，但也有部分来自后天。有些人生来就有音乐天赋，他们拥有完美的音准，任何乐器到了他的手中，都能演奏出优美的乐曲。但音乐能力也可以通过后天习得。越早开始当然越好，但绝大多数人就算到了45岁才学音乐，也能学得很好，前提是他们必须勤于练习。同理心也是如此。

心理学家不断主张，成人可以有意识地专心注意他人的心智，这么做也能激发自己潜在的同理心能力。在亚当·加林斯基与戈东·莫斯科维茨设计的实验中，他们让一群美国大学生看了一张年轻非裔美国人的照片，并且要求他们写一篇短文来描述这个人一天的生活。1/3的人是控制组，他们只得到写短文的指令，没有得到其他的信息。另外1/3的人则额外收到一项指令，要他们写短文时必须避免掺杂对这个人的刻板印象。最后1/3的人则收到同理心视角转换指令：“想象你是这个人，你要通过他的眼睛看世界，并且从他的立场想事情，然后把你认为的这个人一天的生活写下来。”结果，视角转换这一组对于主题的态度最正面，接下来是避免刻板印象这一组，最后是控制组。他们又进行了一次实验，这回换了白人老人的照片，结果还是一样。37

在另一项著名的视角转换同理心的研究中，C.丹尼尔·巴特森要求两组学生聆听一段录音，那是一名悲伤的年轻女子，她的父母最近才在一场车祸中身亡。第一组接到的指示是客观地聆听录下的事实，相比之下，第二组则是想象年轻女性的遭遇与感受。第二组对于女子产生的同理心远高于第一组。此外，当随后要求为该年轻女子筹集资金来照顾她的弟妹时，第二组的组员也比第一组慷慨。经过30年的研究，巴特森持续发现“视角转换可以顺利引发同理心，而且不只针对完全陌生的人……也包括一些带有污名的团体成员”，视角转换能产生道德或“倾向社会”的协助行为，而非任由他人自生自灭。38

这项研究显示，我们不应该认为自己是同理心能力的囚徒，亦即我们生来就具有同理心，而幼年的经验对于同理心的养成很重要。事实上，绝大多数人的同理心并非局限在幼年养成，而是终其一生随着历练的增加而逐步扩大，特别是他们的认知或视角转换的同理心，只要他们愿意练习，他们可以随时留意旁人的感受与经验。

同理心可以经由练习而提高，这种说法获得医生群体同理心训练研究的证实。医生经常被批评为过于客观，而在情感上与病人疏离。2010年，波士顿医院的医生参与了一项计划，他们接到指示，必须更留意病人脸上的表情（例如，他们是否显露出生气、轻视、恐惧或悲伤），注意病人声调的变化，而且要做出简单的调整，例如在诊疗的时候要看着病人而非看着计算机。在接受了三次每次各一个小时的训练课程后，医生在同理心层次上似乎有了很大的改善。病人说，医生让他们觉得自在多了，而且医生也对他们较为关切与同情，同时也更了解他们的需求。医生自己也获得了好处。花了一天的时间，把计划的方法付诸实践，医生表示虽然一开始既要对患者产生同理心又要进行诊断相当困难，但最后这么做却“为他们带来乐趣”，而且也产生了人际互动，同时也让医生更投入医疗工作之中。39

神经科学研究越来越多的成果显示，有关“同理心的训练”，重点在于增加同理心，可以改变大脑某个部位的神经排列，而且有助于产生社会行为倾向。在一项由知名的法国佛教僧侣、分子遗传学博士马蒂厄·里卡德参与设计的研究中，参与者接受一项以佛教冥想为基础的训练。这个工作坊要求参与者打坐与聚精会神，首先将正向的情感投射到自己身上，然后依次是自己的亲人，不喜欢也不讨厌的人，相处不愉快的人，最后是全人类。训练的结果使与社会联系相关的大脑部位活动量大增。研究也发现，受试者在观看天灾人祸造成人们受苦的新闻与纪录片时，悲伤的情感出现反转。这项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直到最近10年，神经科学家才愿意与佛教僧侣合作，认真地看待他们打坐冥想的技术。此外，这项研究的重点放在女性身上，这也使得结果有所偏颇，认为女性在同理心训练上会比男性更容易有反应。尽管如此，研究依然显示，人的大脑只要获得适当的刺激，就能产生惊人的可塑性。40

因此，个人的同理心发展可以持续一辈子。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认为，与音乐一样，同理心越小培养效果越好。我们有各种方法教导孩子拉小提琴或弹钢琴，但同理心呢？

在伦敦南部刘易舍姆的公立小学里，8岁的孩子坐在地板上，他们注视着教室中间坐在垫子上的婴儿。他们仔细地观察她，讨论她当下可能有的感受与想法，以及为什么她突然开始哭泣。之后，这些孩子要从事解读情感的活动，他们要模仿人们生气、快乐、害怕或害羞的表情。最后，他们要角色扮演霸凌场景，最后他们会送给这个婴儿一份礼物。

这就是“同理心生根计划”（Roots of Empathy）在课堂上的教法，这是世界上最成功也最创新的同理心教授课程。1995年，加拿大的育儿专家玛丽·戈登建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到现在已经有超过50万名5—12岁的孩子参与，而参与的人数还在增加当中。

“同理心生根计划”的原创性在于：由婴儿担任老师。每个班级“认养”一个婴儿，这个婴儿会在母亲或父亲的陪同下定期来到课堂上，为期一学年。学生与课程的讲师一起观察婴儿发展的过程，讨论他的情感反应，世界观的改变，以及婴儿与父母的关系。他们也打造以同理心为基础的艺术与戏剧，这有助于学生从试着了解婴儿的情感与视角，一跃而试着理解同学与更广泛社群的情感与视角。

戈登说：“同理心生根计划虽乍看之下很简单，你会觉得这很可爱，然而，我向你保证，这不只是可爱而已。”以婴儿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很独特，但“同理心生根计划”真正的重点在于这么做是管用的。各项研究显示，“同理心生根计划”可以大量减少校园霸凌，鼓励合作，改善学生与父母的关系，甚至提高学生的成绩。2010年，苏格兰的研究发现，这项计划让儿童的“社会行为倾向”，例如分享与帮助，增加了55%。这项结果促使苏格兰政府将“同理心生根计划”扩大到各级学校，特别是低收入地区与经常出现霸凌与打斗事件的学校。戈登告诉我，这项计划成功的关键是强调在实验中学习：它是以真实的人际接触来学习，而不是只从书本上学习。41

教育专家逐渐认识到，教导学生具有同理心的方法不只是额外的课程要求，它应该是课程大纲的核心，与读、写、计算的能力并列。戈登相信同理心教育对孩子的福祉至关重要，而且也是情商的基石。然而，戈登的野心不仅如此，她认为必须培养出新一代的全球公民，这些人会在意并且处理世界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以及贫困儿童与武装暴力的问题。她指出，“在纽伦堡审判中，一名法官认为战争罪是同理心的失败。同理心是解决家庭、学校、会议室与战情室冲突的必要之物。能使用他人视角的能力，以及通过共享的情感看出彼此间具有共同性，这些都是促成世界和平的良方”。42

重新架构你的心智

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这么幸运，在学校里能有婴儿教导我们同理心。因此，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来刺激我们的同理心潜力。首先是养成习惯，打开我们脑中的同理心开关。这表示你对人性要有新的理解。诚然，我们内心追求自利的一面总是如影随形紧紧跟着我们，但我们也到了该跟上科学进展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同理心跟自利心一样，都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拥有复杂的大脑，我们的大脑回路中个人主义与同理心交织存在。三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个人主义回路一直受到重视、鼓励，而且被推到舞台的前方。现在，我们该让同理心的回路上场，让它站在它应有的位置上，与它的对手并驾齐驱，并且为自己拥有一颗社会性的大脑而自豪。

现在，我们眼前的任务是改变认知语言学者乔治·莱考夫所说的心智“框架”。框架是我们心智里的结构，它们塑造了我们看世界的方式。莱考夫认为，这些框架深埋在我们认知的潜意识中，影响了“我们追求的目标、制订的计划、行为方式与对行动结果的好坏评价”。43在西方社会，人性思维的支配框架一直是人性自利。自利对我们的影响实在太深刻，以至我们几乎看不出自己带有自利的特质。学童长久浸淫在竞争个人主义的文化中，而且因个人成就所获得的奖赏远优于与人合作的成果。企业认为如果给予更高的财务诱因，员工就会更努力工作，但证据显示不是如此。44政府认为公用事业如果开放市场竞争，就会获得改善。身为个人，我们相信自己的福祉建立在满足一己的野心与生活渴望上，而非投身于社会运动与小区计划中。

我们需要吸收与内化不同的框架，也就是位于人性核心，与自利并肩存在的同理心。问题是，我们要如何改变我们的思考框架或世界观，好让这个更具科学精确性的人性肖像能根植在我们的大脑里。认识同理心是好的开始。不仅如此，这也有助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现实有更敏锐的认识。要做到这一点，一个有效的方法是援引认知行为疗法的方法，也就是让心智将每一次你注意到的同理心思考或行动记下来，无论这些思考或行动是你的还是别人的。也许你会发现你的上司试图了解别人的观点，或者你发现你的子女之间出现同理心的合作关系。你可以把自己当成“同理心侦探”，努力地思索这一点。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的观察将会建立起一个有关人性的图像，而这个图像与主流的文化信息格格不入。我们越是使用自身的社会天线，用同理心看待世界，就越能看见同理心，而且还能一并移除从霍布斯、斯密、达尔文与弗洛伊德那里继承来的狭隘心智框架。我们也可以留意哪一种环境能培养我们与他人的同理心。当我们陷入压力与慌张时，我们是否比较不容易对他人产生同理心？我们是否对家人、朋友或陌生人更具有同理心？这种侦探工作可以协助我们理解同理心并非固定不变的人格特质：它会视情况而变，而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增加同理心。

打开你脑中的同理心开关不过是第一步。一旦人性的新故事深深根植在我们的精神里，我们将可继续培养高同理心人士的其他5种习惯。接下来，我们将走出心理学家、生物学家与神经科学家的实验室，走进充满人际关系的日常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