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西北边防军务

莫里斯总督，他在布雷多克战败之前向议会发出一封又一封信，促使他们立法，筹措本州防务经费，不要向业主的财产课税，并且凡是没有这么一句免税话的法案他都给予驳回。后因军情日紧，供应更属必要，他想他的要求大有成功的希望。谁知议会却无论如何坚持立场不动摇，自信公正，并且以为如果他们屈从总督之情而修改这征税法令，必至把重要的正义抛弃。后来有一条法令，集款5万英镑，而他的修改建议全部只有一字。这条法令说：“所有财产，无论动产与不动产必将征税，业主的财产不得视为例外。”他的修改虽小但实际上却很重要，他的修改是把“不”改为“需”。我们把议会致总督的复文全部函告在英国的朋友。当他们听到这个惨败的消息后，纷纷指责业主们的鄙吝，违反正义，竟把这种训令给予总督，就引起反对业主们的呼声，甚至于有人说，因为他们已阻滞州防，应该剥夺他们的权利。业主们听到这些话甚为恐惧，就下令给征税总管，由他们捐输5000英镑，供议会拨充州防之需。

业主捐输之事，议会知道了，于是另拟一个法案，附有免税条文，就依此通过了。在此议案中，我被指定为委员之一，以处理这笔6万英镑之款项。我曾积极参与这法案的起草工作，同时并提出一件建立和招练志愿民兵的法案，这个法案通过议会时并没有多大困难，因为已雇及教友会教徒，使其得自由应募。在组织志愿民兵之前，成立一个筹备会。我写了一篇问答，说明和回答一切我所想得到的对于志愿民兵的反对意见。这篇东西付印了，我以为收效甚大。

当城乡的志愿民兵已组织演习操练时，这位总督怂恿我管理我们的西北边防，因为这地方常受敌人侵扰，因此让我们准备练兵，修造堡垒，保卫居民。我担任了这件军务，虽然我并不自己忖度有资格担任这件事。他付给我全权的委任状和许多空白的委任状，使我有权分颁发给我认为合适的人。关于招集人员并无多大困难，不久就有560人，由我指挥。我的儿子，他在上次战争时曾在对抗加拿大的战斗中任职，现在做我的副将。这些印第安人把纳登赫特村焚毁，并屠杀村民。该村是摩拉维亚教徒的居住地，但是这个地方我以为是一个建立炮台的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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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军到那边去时，我把军队集合于伯利恒，此地是摩拉维亚教徒最多的地方。见其防卫很严密，我颇惊讶，纳登赫特的被毁，使他们深感危险。这些主要建筑都以木棚围住。他们从纽约购买到若干武器和炮弹，甚至在他们高大石屋的窗间置放了许多铺路的石子，如有印第安人尝试侵入，妇女们则可以拿石子掷其头颅。这些武装的弟兄们也经常守卫，其纪律之有法和任何城镇驻军一样。在和斯潘根贝格主教的谈话中，我指出我所惊异的事。因知道他们曾得到一个国会法令，免除他们在殖民地的兵役，我曾以为他们决不愿武装起来。他回答我，这并不是他们的立教宗旨，但因为是要和其他教派表示同样宗旨，所以请示政府免征殖民地民众入伍。虽然如此，遵守免征入伍的人却很少。这样看来，他们不仅欺骗自己还欺骗国会了。常识告诉我们，危险已在目前，这有时是会胜过奇思异想的。

那正是1月初，其时我们开始筹备修筑堡垒。我派遣一支队伍向米尼辛克去，命令他们在那里的上沿修筑一所堡垒，再派一队到下沿，附着同样的训令。最后，我自己带着其余部队到纳登赫特去，因为在那里修筑一所堡垒是更为需要的。这些摩拉维亚教徒替我们代备货车5辆、以载运器具、食物、行李，等等。

正在我们离开伯利恒时，遇见11个农夫，他们是被印第安人逐出农场的，跑来请求借些军器，以便回去救护他们的牛羊。我给他们每人一支枪和适当的弹药。我们军队行不上几里，天就下雨了，整整下了一天。路上并没有民居可供栖身。直到傍晚时才住到一个德国人的家里，在他的仓房中，我们都遍体淋湿地挤在一起。进行中我们还没有被袭击，可算大幸。我们的武器是最平常的一种，而士兵们又不知怎样使他们的枪械保持干燥。印第安人对于这种方法颇为精谙，而我们却不会。在那天印第安人碰到上述的11个可怜的农夫，把他们杀了10个。逃出来的一个人告诉我们，说他和他同伴的枪弹都不管用，火药已被雨浸湿了。

接下来的一天是晴天了，我们继续前进，到达了荒凉的纳登赫特。附近有一个锯木厂，四周遗存了几堆木板，用这些木板，我们立即以之为栖身之用。在此严寒的天气中最需要的是行动，因为我们没有帐幕，所以这是必须的。我们第一件工作是把我们见到的尸身埋葬，因为乡民只把他们草草掩埋了事。

第二日早上，我们的堡垒已有了图样，定好标记，周围计有455尺，这必须要用尺数一样长的木桩制成栅栏，每个栅栏木桩直径一尺，我们的斧头，共计有70柄，于是立即开始伐树工作。士兵们运斧巧妙，成效显著。看到这些树很快地倒下，我有了好奇心，在两人开始伐取松树时，我看着表，在6分钟内他们把树砍倒在地上了。我发现树的直径有14寸。每株松树可做长18尺、一头尖的木桩3个。当这些事都预备好时，另有些人挖掘周围3尺深的壕沟，栅栏是要立在中间的。我们抽开货车中联络前后两部的车轴，使前后轮分开，把车身取出，于是我们有10辆两轮车，每车两马，装载栅栏木桩从树林中运到壕间。栅栏立好了，我们的木工环绕其中造一个木板月台，大约有6尺高，以备人立在上面，在枪洞里发枪。我们有一架旋转炮，把它架在一角，安置后，立即开放，让印第安人知道我们也有这样一架东西，如果他们听得到的话。如此我们的堡垒（如果我们如此可怜的简陋木栅能配得上如此庄重的名称的话）在一星期中完成了，虽然每隔一天就下大雨，每每使人不能做工。

这件事使我有机会知道那些被雇用的人极感满意。因为在日间他们安静和快乐地工作，已好好地做了一天的工，晚上消磨得很愉快，但是在我们不做工的日子里，他们就喧哗争吵，并且挑剔食物，而且不断地发脾气。这种事使我记起一位船长来了，他管理海船就是让他的水手不停地工作。他的大副某次告诉他说他们每一件事都做完了，在那里已别无可用他们之处，他说：“哦，叫他们洗铁锚吧。”

这一类的堡垒，无论如何简陋，已是足够抵御没有炮的印第安人了。当我们发现现在我们的驻防可保万全，并且遇有机会也有地可退之后，我们就大胆地分队向邻近村落进行搜索。我们没有碰到印第安人，但是我们找到他们伏在附近的小山上守视我们前进的地方。在那些地方，他们设计得很有技巧，似乎值得提及。这时已是冬天了，对他们来说火是必需的，但在普通的地平面上生火，将因为它的光亮，会被远处的人发现他们的驻处。于是他们在地上挖掘大约直径3尺，其深度大略超过3尺的洞穴。在那里我们见到他们曾用斧头从森林中烧焦了的木头上砍下的木炭，用这种木炭在洞底生过小火。我们在杂草上又观察到他们留下的痕迹，他们睡在洞的四围，下半身伸进洞里取暖，这在他们是必须的。这种火，如此设法，就不能从光亮、火焰、火星发现他们了。看起来他们的人数不多，似乎看到我们人数过多，袭击无机可乘了。

我们有一位热心的长老会教士比蒂先生做我们的随军牧师，他以怨言告我说人们并不普遍地注意他的祈祷和教训。在这些士兵应募登记时，答应他们除掉饷金和伙食外，每日可得甜酒一吉尔，按时分发，晨夕各半。我观察他们总是准时领取。我就对比蒂先生说：“如果你去管理量酒也许会降低你职务的庄严。但是假如你去做这件事，并且是在祈祷刚完毕时做这件事，他们必定都会到你那里来的。”他很喜欢这个建议，并担任了这个职务，让几个人帮助他量酒，执行得颇为公正，于是赴祈祷者从未见过这样地普遍和守时。因此我觉得，处罚不出席祈祷者，这个法子比军法惩办还好。

我好容易才完成这件职务，并使我的堡垒丰储粮食。那时我收到一封总督的来信，告诉我他已召集议会，愿意我到那里去出席，如果边防的事情无须我多留在此的话，我议会中的朋友也写信来催促我到会，如果可能。而我预筹的三处堡垒现在都已完成，居民们也在它的保卫之下安心留居田间，于是我决定回去。尤其乐意的是一位新英格兰的官吏、在印度战争中颇有经验的陆军上尉克拉彭跑来参观我的建设，他答应继任为指挥官。我给他一张委任状，令卫队站好行列，在他们面前宣读，并为之介绍，说他是一位军官，以他在军务上之才能实在比我自己更适宜于统领他们，又给他们一点训词，就离去了。我被护送到伯利恒，在那里休息了数天，以恢复疲劳。睡在舒适的床上，第一夜我颇难入睡，这和我们在纳登赫特的小舍中地板上居住，仅仅盖一条或两条毯子的艰苦生活是多么的不同呀。

当在伯利恒时，我略为考察了一点摩拉维亚教徒的习俗。他们有几个和我做伴，待我都很好。我发现他们一起工作，共同进餐，在公共的卧室里睡觉，许许多多的人聚在一起。在卧室里我观察到在天花板下相隔一定的距离有许多小洞，这个东西我想是为了流通空气而设的。我到他们的教堂里，听到悦耳的音乐，用风琴以及双簧管、长笛、单簧管伴着小提琴演奏的。我明白他们的说教并不常常把男女老幼混在一起，如我们的习惯一般。他们有时叫结婚的男子集合，有时又集合他们的妻子，同样青年男子、青年女子、小孩子都依类而分。我所听到的说教是小孩子的集合，入堂后，依次坐下。男孩们受一个年轻男子的指导，是他们的教师，而女孩们则受一个年轻女子的指导。这种讲解似乎适合于儿童的智力，抱有快乐亲热的态度，好像是用好东西哄他们似的。他们都很有秩序，但是看起来面色灰白而不健康。这使我疑心他们因长居室中，不曾得到充分的运动锻炼。

我询问了关于摩拉维亚教徒的婚姻，不知道这个报告是否确实，说他们是用抽签法决定的。他们告诉我说这种抽签法只用于某种特别的情形。大概是，当一个青年男子有结婚的倾向时，他通知管理他们这些青年男子的长者，这位长者便和管理青年女子的长者商量。因为男女两性的长者都熟悉他们的性情和嗜好，所以足够判定怎样的一对才合适，而他们的判定一般都被认可。但是，试举一例，如果碰到两个或三个青年女子都同样地合适于嫁一个男子，那么就用抽签法了。我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说凡是不由男女自主选择的配偶，也许有几个会遭到不幸。但是那人回答我：“如果你让一对对自主选择，他们也许一样会有不幸福的。”这句话我也的确不能反对。

回到了费城，我知道这个志愿民兵进行得很顺利，非教友会教徒的居民很普遍地加入，他们根据新法律自行组成一支队伍，并选举了他们的上校、中尉和少尉。邦德博士过访，向我诉说，他因四处宣传这法令的意旨而受到的痛苦，还认为成功都由于那些努力。我过去曾以归功于我的“问答”为荣。但是，不管他对不对，我却让他自以为是，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这大概是最好的办法。军官集会时选举我为上校，在这时候我接受了。我现在忘掉我们当时有多少连队，但是我们好像把健康的士兵排列起来约有1200人，附有一队炮兵，供给他们6门铜制野战炮，他们运用得很纯熟，在1分钟内可发12响。我第一次检阅我的队伍之后，他们又护送我回到住处，还在我的门前放礼炮以致敬，结果震破了我的电气仪器中的几只玻璃瓶。而我的新荣誉，证明也和玻璃瓶一样脆，因为不久以后由于英国废除了这种法律，我们的职位就被撤销了。

在我短短的上校任期内，我起身向弗吉尼亚旅行。团中军官们以为上校出行，应该由他们护送出城，直到下费里，这才合我的身份。正在我骑着马快要出发时，他们跑到了我的门前，约有三四十人，骑着马，都穿着制服。这个计划先前我不知道，否则我必加以制止。我天性不喜在任何场合出风头，因而他们的出现遂使我大为不安，又不便阻止他们同行。更坏的事是在我们开始出发时，他们都拔刀出鞘，沿途一直举刀骑马而行。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业主，使他大有反感。当他在州里时，从未受到过这种荣誉，就是对他的任何长官也不行这种敬礼。他说只有王室血亲的王子才配，这句话也许是确实的，因为我至今仍不明白这种礼仪。

这件愚蠢的事情竟增加了他对我的仇恨。那积怨起先就已不小了，因为我供职议会时，关于免除业主财产税，我老是强烈地反对，并且对于他卑鄙和不顾正义地以争此案的情形，不无严格的非难过他。他向内阁控诉，说我是妨碍公务的罪魁，说我凭恃在议会中的势力，阻碍筹款法案的正式通过，并且他以我的军官们列队相送之事证明我有倚恃力量自彼手中夺取本州政权的倾向。他怂恿邮务长埃弗拉德·福克纳勋爵解除我的职务。但是除掉使我从勋爵那里受到一个温和的劝告之外，他别无他效。

不管总督和议会不断的纷争，在议会中我是个议员，也要积极参与，而我仍和这位绅士保持友谊，我们从未有私人的不合。他知道议会对他的复文由我起草，但很少或毫不对我怨恨。我有时以为也许由于他职业习惯的影响，因为他是律师出身，他也许想我们大家只是代替诉讼当事人办理案情，他代表业主而我代表议会。他有时在困难之处时很友好地跑来请求我的指教，有时也接受我的劝告，虽然并不时常如此。

我们同心协力办理供给布雷多克将军军队粮食的事宜。当他战败的噩耗到达时，这位总督立即叫我去，商议防止后面几处地方的沦陷。我现在忘掉我给他的劝告，想起来大概是必得写信与邓巴将军，如果可能，叫他驻军边境，以保卫那些地方，一直等到殖民地的援军到达，使他能够进行远征为止。而在我从边境回来时，他要我率领州军从事远征，为了杜肯要塞的失陷，邓巴及其军队已另有任用，他提议委我做上将。我知道我的军事学识并没有如他所想的那么好，我相信他推举我实在超过他的真情，但是他也许以为我的名誉必能易于招集士兵，而我在议会中的势力，也许可以得到军饷，或许还可以不用征业主的税。他见我并不如他所望地热心，这个计划就打消了。不久他就离职，继任者为丹尼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