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神经药理学与行为的控制

对他们来说,生病和存疑都是有罪的:一个人必须谨慎地前进。被石头或人类绊倒的都是笨蛋!时不时地,只要一点点毒药就可以做一个美梦。再多服一点药,最后,就可以安乐地死去。

——弗里德里希·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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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作品既享受了极大赞誉又遭到了最坏诋毁的思想家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莫属。二十世纪中叶,弗洛伊德被认为是揭示了人类动机和欲望的最深层真理的大家。俄狄浦斯情结、潜意识、阴茎妒忌、死亡意愿——任何博学人士想要在鸡尾酒会上显示他们的博学就必须要谈到弗洛伊德的这些概念。但是二十世纪末,医学界人士仅仅将弗洛伊德视为人类科学史上的一个小小脚注,他被定位成一位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这一观点的推进,我们得感谢认知神经学的进展和神经药理学这一新领域的开辟。

弗洛伊德主义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精神的疾病,包括特别严重的疾病如躁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本质上是心理因素引起的——它是大脑某个生理层面的精神功能失调的结果。但这种观点被一种叫做锂的药物给推翻了,它由澳大利亚籍的精神病专家约翰·凯德(John Cade)1949年后在治疗躁狂抑郁症精神患者时偶然发现。[1]许多这类型的病人竟然奇迹般康复,此后的二十年,药物治疗取代了弗洛伊德的“谈话疗法”。锂药的发现只是神经药理学领域一系列爆炸性研究和发展的序幕,二十世纪末“百忧解”和“利他林”这两种药物的发明再一次推动了这一浪潮,尽管到现在对后两种药的社会影响还处在了解的初期阶段。

治疗精神药物的诞生与发现“神经递质”的革命,在时间上几乎重合——神经递质的发现极大地推进了有关大脑和思考过程的生化知识。[2]相比之下,弗洛伊德的理论简直就像是原始人偶然发现正在发动的汽车,并在发动机罩都没能打开的情况下,试图去解释它的内在构造。原始人也许会发现脚踩踏板和汽车发动间的某种联系,并且设想有一种设备在连接着两者并且将液体转化为轮胎的动力——这也许是因为在笼子里放了一只巨大的松鼠或者一个小矮人。但他们可能对碳氢化合物、内燃机、阀门或活塞这些实现能量转换的东西一无所知。

现代神经科学的进展,事实上已经能够让我们打开发动机罩并且轻轻地拆解引擎。这一系列神经递质,比如血清素、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等,控制了神经突触的相互碰撞和神经在大脑中的信号传递。这些神经递质的水平和互动的方式直接影响了我们感观的快乐、自尊、害怕或者相关的感受。这些递质的水平受环境所影响并且与我们的个性非常相关。在基因应用工程面世前,我们关于大脑化学知识的了解和控制它的能力将会是行为控制的重要依据,它们会产生深远的政治影响。我们现在已经处在这场变革之中,不需要耍科幻场景的花样来推演它的进展。

常用来服用的抗抑郁药物主要有,礼来公司(Eli Lilly)研制的百忧解,或其他相近的药物,比如辉瑞公司(Pfizer)的左洛复和史克必成公司(SmithKline Beecham)的帕罗西汀(又名赛乐特)。百忧解(或氟西汀),是一种所谓的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正如它们的名字所显示的那样,阻挡了神经突触对血清素的再吸收并且有效增加了大脑的血清素含量。血清素是关键的神经递质:在人体或灵长类动物中,血清素水平过低与冲动控制能力下降和针对不恰当目标的不受控制的进攻性有关系,在人类中会产生抑郁、进攻性或自杀的结果。[3]

这也就不足为奇——二十世纪晚期,百忧解和其他相关药物掀起了一种文化现象。彼得·克雷默(Peter D. Kramer)的《倾听百忧解》(Listening to Prozac)以及伊丽莎白·沃泽尔(Elizabeth Wurtzel)的《我的忧郁青春》(Prozac Nation)都将百忧解奉为给性格带来奇迹改变的圣药。[4]克雷默举了一个他病人的例子。苔丝,长期受到抑郁症的困扰,陷入与已婚男子的一系列的自虐性的关系当中无法自拔,工作也走入了死胡同,服用百忧解几周后,她的性情完全改变:放弃了自虐性的情感,开始与其他男人约会,完全改变了交际圈,越来越自信,工作的管理风格也越来越少妥协。[5]克雷默的书很快成为畅销书,并且极大地推广了这种药物和它的大众接受度。今天,百忧解或者相关的其他药物已经被超过280万的美国人服用,相当于整个国民数量的10%。[6]因为更多的女人受到抑郁和低自尊的困扰,百忧解也成为女权主义者的一个象征:苔丝从一段屈辱的关系中重获自由的故事在许多其他被检测出有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障碍的女性身上重演。

有如此疗效享誉盛名的药物受到大量的攻击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许多研究表示,百忧解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有效[7],克雷默是在刻意夸大疗效。到现在为止,反百忧解的最大的文集是彼得·布利金(Peter Breggin)与金杰·罗丝·布利金(Ginger Ross Breggin)的《再谈百忧解》(Talking Back to Prozac[8],以及约瑟夫·格伦穆伦(Joseph Glenmullen)的《事与愿违的百忧解》(Prozac Backlash[9],他们认为百忧解有一系列的副作用,而它的制造者一直在试图掩盖。百忧解要对这些副作用负责,比如体重增加、不明抽搐、记忆丧失、性功能失调、自杀、暴力和脑损伤。

将来也许百忧解也会步安神药氯丙嗪的后尘:由于引进时未被发现的长期的副作用,不再被视为特效药。但将会有更为难解的政治和道德问题出现,如果百忧解是完全安全的,或者其他将来会发明的新药被证明和广告上说的一样有效。因为百忧解据称可以影响最核心的政治情感——自我价值感,或曰自尊。

自尊是一个时髦的心理学概念,美国人一直在强调要有更多的自尊。它指向人类心理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每个人对于被承认的需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说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欲望、理性和thymos——这个希腊词通常被翻译成激情。激情(thymos)是人的性格中骄傲的一面,它需要其他人承认他的价值观和自尊。它不是一种可以通过物质和标的来满足的欲望——大多数经济学家将效用作为人的动力的源泉——但它是一种主体间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地位的承认。实际上,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理解的许多经济利益只是一种地位承认的需要,他称之为地位性物品(positional goods)。[10]也就是说,我们想要一辆捷豹汽车,并非因为我们如此喜爱靓车,而是因为我们想要完胜邻居的宝马。这种被承认的需要并不仅仅限于私人用品;它也可以是要求别人承认他的神或神圣感,或者他的民族,他的正义感。[11]

多数政治理论家已经认识到承认的重要性,尤其是它对政治的关键性作用。君王之间为了土地或金钱开战;他们通常并不只是为了土地或金钱。他追求的是对他的支配权或主权的承认,证明他是王者之王。对承认的需求常常超越经济利益的计算:诸如乌克兰和斯洛伐克这样的新国家,如果仍然依附于大国会更为富有,但它们追求的并不是经济福祉,而是它们自己在联合国的旗帜和位置。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历史进程的最根本驱动力来自“寻求承认的斗争”,历史以两位竞争者争夺谁是主谁是仆的原始的“血腥战斗”开端,最后终结于现代民主的出现,因为它让每一位公民都得到了自由和平等的承认。

黑格尔相信,“寻求承认的斗争”是人类独有的现象——事实上,这也是某种程度人之为人的核心意义。但这一点上,他错了:人类寻求承认的欲望的生物学基础也存在于其他物种身上。许多物种的成员都会将自己分成不同的支配等级(比如“啄序”一词就来自鸡群)。观察人类的近亲大猩猩,特别是黑猩猩,对地位等级的争斗看起来和人类非常相像。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观察荷兰黑猩猩驯养地,他在书中详细描述了驯养地黑猩猩之间的地位斗争,他意味深长地将他的书取名为《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12]雄性黑猩猩会组成联盟、暗地谋划和背叛彼此,当它们在领地内的地位受到或没有受到同类的承认时,它们明显表现出来的情感非常像人类的骄傲或愤怒。

当然,人类寻求承认的斗争肯定比发生在动物间的情况更为复杂。人类,拥有记忆、学习能力和强大的抽象推理能力,可以将这场寻求承认的斗争延展到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大学的终生教职、诺贝尔奖和数不清的其他荣誉上。值得注意的是,对承认的需要有着生物学的根源,它与大脑中血清素的水平息息相关。研究已经显示,居于等级底端的猴子血清素的水平很低,相反,当一只猴子赢得了雄性的统治地位,它的血清素水平很高。[13]

正是基于这个理由,像百忧解这样的药物才有如此政治性的后果。黑格尔说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就是由一系列不断重复的寻求承认的斗争推动的,这有一定的道理。基本上人类的进步都是人并不满足于他所受到的承认程度的副产品;人就是通过斗争或者独立的工作来获取承认。换句话说,地位是需要争取的,无论是通过攀龙附凤还是通过你的表兄梅尔,你都要弄个工头来当。克服低自尊的常规或广为道德上接受的做法是与自己和他人争竞,努力工作,有时需要忍受一些痛苦的牺牲,最后得到提升,所作所为被承认。在美国流行心理学看来,自尊是一种应有的权利,不管值不值得,美国人都必须拥有自尊。这就降低了自尊的含金量,让追寻自尊显得弄巧成拙。

现在,美国制药行业迎面而来,通过类似左洛复和百忧解这样的药物来提升脑部血清素水平,为人提升自尊感。这种被彼得·克雷默形容为“操控性格”的能力带来了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在头脑中增加一些血清素,是否人类争斗的历史就可以避免呢?如果恺撒或拿破仑能够时不时地服用一片百忧解,他们还觉得有必要征服欧洲大陆吗?假设果真如此,历史会变成什么样?

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着大量的临床性抑郁症患者和自我价值观比应该拥有的要低的人。对他们而言,百忧解和相关的药品是上天送给他们的礼物。但是血清素水平低并不能清晰地从病理上给出界定,百忧解药品的存在打开了一条通道,克雷默称之为“美容性药理学”:也就是说,服药不是为了治疗的目的而是仅仅让自己感觉好上加好。如果自尊感对人类的幸福如此重要,谁不想多要一些呢?打开这条依赖药物的通道,某种程度上与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所说的索玛(Soma)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性。

如果百忧解成为幸福药丸的代表者,利他林也能够扮演社会控制的公开工具。利他林[14]是哌醋甲酯的商用名,它是与甲基苯丙胺非常相近的兴奋剂,后者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俗称为“速度”的街头毒品。它现在被用来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失调症”(ADHD),这种病多发于无法安静待在教室上课的小孩身上。

“注意力缺陷失调症”(ADD)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被列入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一书,这是关于精神疾病的官方权威书籍。在该书的后来版本中,将此病更名为“注意力缺陷多动失调症”,把“多动”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将ADD以及随后将ADHD列入手册本身就是一个有意思的进展。尽管研究了几十年,却没有人能够弄清楚多动症的起因是什么。人们只是从症状上确定了它的存在。手册将多动症的临床症状列了以下几条:难以集中注意力、运动神经过于兴奋。诊断医生常常只能根据患者的表现做出主观的评估,也许这些症状常常起伏不定。[15]

因此,也难怪精神病学者爱德华·哈洛韦尔(Edward Hallowell)和约翰·雷提(John Ratey)在《分心不是我的错》(Driven to Distraction)一书说:“如果你一旦理解了这病的症状,你会看到人人都有这个毛病。”[16]据他们统计,1 500万美国人也许患有某种形式的多动症。如果这个数据是可靠的,那么美国真的在经历一场拥有令人震惊的患病者数量的流行病。

当然,也可以有一个更为简单的解释,也就是多动症并不是一种疾病,它只是钟形曲线尾端所描述的人类正常行为的分布。[17]人的幼年时期,特别处在儿童期的小男孩,从生理上就不具备能力安静地坐在桌旁听老师讲课,这一时期应该是更多的玩和到处走,并从事与体力相关的一些活动。是人类越来越多地要求孩子们静坐教在室,以及家长和老师越来越少陪伴孩子做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助长了我们对这一病症在逐渐加重的印象。用劳伦斯·迪勒(Lawrence Diller),一位批判“利他林”的医生作家的话来说:

 

我们似乎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多动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病症,它包含了由各种生理或心理原因导致的儿童行为障碍。“利他林”可以解决这么多疾病的功能可能鼓励人们将多动症的范围不断扩展。[18]

 

利他林是一种中枢神经刺激药物,它与一些禁止使用的药物相关,如甲基苯丙胺以及可卡因。它的临床疗效和可卡因非常像,延长注意力集中时间、产生一种愉快感、提升短期的能量爆发并允许注意力更加聚焦。实际上,在动物实验中,动物自主选择利他林或者可卡因两种药物时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倾向性。这两种药物也同样能增加人的注意力集中、专心及能量聚集水平。如果使用过量,利他林会产生和甲基苯丙胺、可卡因同样的副作用,比如失眠或体重下降。这也是为什么医生在开利他林处方时,会要求孩子间歇性服用。如果儿童只是少量服用利他林,不会产生药物依赖;但是如果大剂量服用,它的上瘾程度和可卡因是一样的。美国禁毒署也因此将利他林列为“第二级”处方药,要求精神科医生开具一式三份的处方,并控制利他林药物的总体产量。[19]

利他林产生的心理愉悦被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用禁毒署的话来说就是“滥用”,而这些人本没有多动症。根据迪勒的观察,“利他林,不管对小孩或大人,有没有多动症,都会有效”。[20]上世纪九十年代,利他林在高中和大学校园被广泛使用,因为学生发现它可以让他们学习更有动力、上课精力更集中。威斯康星大学一位医生说:“自习室变得和医务室一样。”[21]以百忧解出名的伊丽莎白·沃泽尔描绘了一天服用四十片利他林而被迫上急诊进行解毒治疗的经历,在那里她也遇到了偷吃孩子药丸的母亲。[22]

利他林的政治后果说明了我们试图理解性格和行为的想法的贫乏,也为我们展示了基因工程投入应用的可能后果,到那时,它将拥有更为强大的行为增进功能。那些坚信自己受多动症困扰的人,通常绝望地认识到自己无法集中精力或在某些生命特征中表现不佳,正如他们常常被告知的那样,是神经性的原因,而不是性格缺陷或意志薄弱。同性恋者也如出一辙地指出行为的根源在于“同性基因”,轻巧地将自己为此应当担负的个人责任摘取掉。正如最新一本支持使用利他林的畅销书的书名所道出的,“不是任何人的错”。[23]

当然,有些人多动的症状和无法集中精力的情况特别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认为生理是这些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那么,对于那些只是15%的行为处于无法集中精力状态的人呢?这其中有基因的原因,但很明显他们也能为自己的精力不集中和多动做出一些努力。相关培训、性格特征、意志强度和环境因素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将这种类型的人归类于多动症患者模糊了治疗和增进之间的分界。但这恰恰是多动症不断医疗化的支持者所强调的。

也是在这一点上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支持者。[24]首先是自顾自的家长和老师,他们不再愿意像传统的方式那样花时间和精力来约束、转移、陪伴和培育有注意力困难的小孩。父母越来越忙、老师工作繁重,他们愿意通过医疗捷径来让自己的生活更为轻松一些,这可以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正确的选择。这一观点的重要代表者是美国的CHADD,即多动症儿童和成人患者组织,这是一个非营利的自助组织,成立于1987年,成员多是有多动症儿童的家长。CHADD将自己视为多动症及其治疗的最新进展的支持和信息交流场所,他们大力倡导将多动症列为一种“残疾”,让多动症儿童患者有资格接受《残疾儿童教育法案》(IDEA)下的特殊教育。[25] CHADD尤其关注如何让多动症儿童不因病情而受到歧视。1995年,他们发起了一项运动,要求重新将利他林分类到第三级处方药,这样禁毒署就可以放宽对药品生产的整体控制,并极大地降低开利他林处方和获得利他林药物的门槛。[26]

支持多动症医疗化的第二大力量来自医疗产业,特别是像诺华公司(Novartis,即从前的汽巴—嘉基[Ciba-Geigy])这样一些生产利他林和相关药物的公司。百忧解的生产者礼来公司花了一大笔钱为百忧解——该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可能产生的消极副作用正名,诺华公司也是。诺华公司在生产限令后,大力提倡重新将利他林列为第三类处方药品,并通过散布产品逼近短缺的消息使得产量大量增加。1995年,诺华公司超越了它的预期目的,但由于诺华公司没有兑现承诺捐助CHADD组织近90万美元资金这一消息的曝光,重新分类利他林的努力宣告失败。

对于像“多动症”这种情况的病症的医疗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法律和政治后果。在现行的美国法律下,多动症被列在“残疾或类似疾病”名下,这让它的患者可以享受两个法令的益处:1973年《职业病康复法》的第504条和1990年通过的《残疾人教育法》;前一个法案禁止对残疾人士歧视,后一个法案给被认定为残疾且正在接受教育的个人提供接受特殊教育的额外费用。多动症能被添入《残疾人教育法》,是CHADD和其他医疗倡导组织跟全国教育协会(全国教师组织)以及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持久斗争的结果。全国教育协会并不乐见因扩大的残疾名单而导致的预算增加,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则担心黑人的孩子更多被认为有障碍,并因此接受比白人孩子更多的医疗救助。1991年,在CHADD和其他父母组织的紧密的信件和游说活动后,多动症最终被添加到官方的残疾目录。[27]

由于被添加到官方的残疾目录,多动症儿童患者因此可以在美国境内的学校接受特殊的教育服务。多动症学生患者可以要求正常考试外的时间延长,学校为避免被起诉也接受了这一妥协。根据《福布斯》杂志的记载,惠蒂尔(Whittier)法学院就被一名多动症学生起诉,因为它仅仅在一小时的正常考试时间外多提供了二十分钟。为了避免诉讼风险,学校妥协了。[28]

许多保守分子抱怨,在现行《残疾人教育法》对于残疾定义的不断扩展下,预算也水涨船高。但更为严重的阻碍在道德层面:通过将多动症定义为残疾,社会已经事实上将由生理和心理因素共同引起的病症归咎为生理应当作为主导因素。本身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个人被告诉他们不需要如此,社会上非残疾的那部分人要开始调整资源和时间,让这些残疾人士获得某些补偿,而事实上他们自己至少要部分地对这些行为负责。

像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这些团体的担忧是,在少数种族社群中超量使用如利他林之类的精神药物会合法化。在美国,由于行为障碍,给极幼龄的小孩(学前或更小的儿童)开取精神药物(主要但不限于利他林之类的药物)的数量已经有大幅的增长。1998年对密歇根州医疗补助计划患者的一个调查显示,4岁以下被诊断为多动症的儿童,有57%被开取了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精神药物。[29]一项特别的研究显示,在一个大型的中西部医疗补助计划中,2—4岁儿童有超过12%的人服用了精神刺激类药物,接近4%服用了抗抑郁药,该调查结果的公布曾引起了一场小的政治风波。细读这些报告的字里行间就会发现,在这些主要是少数族群的医疗补助计划中开取精神类药物的几率,比更好一些的医疗保险计划多得多。[30]

这样,在百忧解和利他林两种药物中形成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平衡。百忧解主要用于缺乏自尊的女性;它可以提高血清素增加一种雄性感。利他林则主要用于由于天性使然而不能安坐于教室的小男孩。两种药物一起轻轻地把两性推向雌雄共体的中性性格、容易自我满足且屈从于社会,这正是现在美国社会中政治正确性的结果。

生物技术革命的神经药理学浪潮已经劈头盖脸地席卷而来,这是第二个原因。现在已经能够生产类似索玛(Soma)的药物,也有能够对小孩进行社会控制的药丸,这些药丸比早期的儿童自然社会化和二十世纪弗洛伊德式的谈话式治疗方式更为有效。这些药物的使用者遍布全球,人数成千上万;对于这些药物潜在的长期性健康影响人们还争议不休,但是几乎没有人讨论,这些药物的使用正在潜移默化地挑战我们往常对认同和道德行为的理解。

百忧解和利他林只是精神治疗类药物的第一代。将来,大众希望通过基因工程一步步成为事实的想象,可能会通过神经药理学更快地得到实现。[31]一系列叫“苯二氮”的药物或许已经能够应用并影响伽玛氨基丁酸(GABA)系统,减少焦虑,帮助人在高度清醒时保持放松不觉疲累,短时期内提供足够的睡眠,没有任何使用镇静剂的副作用。乙酰胆碱系统增强剂可以用来提升人学习新事物的能力,获取新知识和增强记忆力。多巴胺系统增强剂可以用来提升耐力和动力的持久度。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可以与其他药物一起影响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并在不同的神经递质系统相互作用的地方造成行为的改变。最终,人们将可能操控人体内生的镇静系统,使得痛觉不再那么敏感,兴奋的阈值不断升高。

我们也许并不需要等到基因工程的投入或人造婴儿的诞生,神经药理学领域的进展已经可以让我们看到政治力量不断推动新的医药技术的迹象。在美国,大量的精神治疗类药物被广泛使用,这本身就昭示了在基因工程时代会出现的三个强大的政治趋势。第一,普通人希望自己的行为可以尽可能地从医疗角度解释,以逃避自身行为的责任。第二,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会不断施加压力推动这一进程。这些利益集团包括社会服务的提供者,如教师或医生,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生理治疗的捷径,使行为干预复杂化;还包括生产这些药物的医药公司。第三,由于企图将一切都医疗化,人们会倾向于不断扩展医疗的领域,使之囊括更大范围的病症。现在,你可以随处找到一位医生,他们会认为一个人的不开心或抑郁是一种生理疾病;不用多久,这种“生理疾病”就可以让更大的社会群体意识到这是一种应当获得法律认可的残疾,从而获得公共干预的补助。

我在百忧解和利他林这两种药物上如此饶舌,并非因为它们本身是不道德和有害的,而是因为这是即将发生的事情的征兆。也许不久后,这两种药物会因为超出预期的副作用而被淘汰。但即使这样,它们也只是会及时地被更为复杂、药效更为强劲和目标更为明确的其他精神药物所取代。

“社会控制”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右翼分子的幻想,即政府使用“改变思想的”药物让人顺从。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担忧似乎摆错了地方。社会控制更可能被社会参与者而不是政府来实施——比如,父母、老师、学校系统以及其他因为利益攸关而在意人们如何行为的人。民主,正如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有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用大众的观点取代真正的多元性和异质性。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这却变成了“政治正确”;我们有理由担心,在不久的将来,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是否会成为实现某些“政治正确”目的的更为强大的新生物学捷径。

神经药理学也为我们指出了可能的政治反馈。像百忧解和利他林之类的药物帮助了许多无助的人。这些人由于重度抑郁或者过度兴奋等生理因素不能够拥有正常的生活。也许除了山达基教徒(Scientologist,编按:山达基教是1950年代创立于美国的一个新兴信仰体系,关于该教存在较大争议;山达基教反对精神药物),没有人想要对这种有明显治疗作用的药物进行明令的禁止或限制它们的使用。我们应当担忧的是这样的情形,即或出于“美容性药理学”的目的服用此类药物以提升本来正常的行为,或出于另一行为更受社会青睐而想通过药物改变正常行为。

像多数社会一样,美国也将这种保留写进药物管理法中。但我们的法律往往前后矛盾且缺乏深思熟虑,更别提它薄弱的执行力。以“摇头丸”为例,它是亚甲基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的俗称,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扩散速度最快的违法药丸之一。摇头丸是一种和甲基苯丙胺非常相似的精神刺激剂,一度风靡歌舞厅。根据美国国立药品滥用研究所的统计,所有12个年级的人中有8%,即340万人在一生中至少服用过一次摇头丸。[32]

摇头丸在化学成分上与利他林相似,药效上则更像百忧解。它能够刺激大脑中血清素的释放,产生强烈的精神愉悦感,并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下面是一则摇头丸服用者的故事:

 

摇头丸的服用者总是描述最初的高潮是他们人生中最快乐的经历之一。珍妮,20岁,住在纽约上城区的一名大学生。我们在她12月访问华盛顿时相识。她看起来非常精致,脸上有一种乡村音乐公主的迷人表情。她对我说,一年前她第一次服用摇头丸。摇头丸对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决定以后生个孩子,”她非常坦诚地说,“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一名母亲,我认为我不会是一个好母亲,因为小时候受过父亲肉体和精神上的虐待。但那会我意识到,‘我会很爱我的孩子,我会好好照顾他们’,自此以后,我的想法没有改变过。”她也坦承,服用过摇头丸后,她开始原谅她的父亲,她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坏人”。[33]

 

其他对摇头丸的描述让人觉得,这个药能提升人的社会敏感度,增进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让人注意力更加集中——这些都是让社会更加认可的药效,和百忧解的作用惊人的相似。但是,摇头丸在美国是禁药,严禁销售和购买,而利他林和百忧解却可以由医生依处方开取。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

一个很明显的答案是,摇头丸对身体有害,而利他林和百忧解似乎没有。在国立药品滥用研究所的网站上,有关摇头丸的介绍是:这种药会产生心理层面的伤害,比如迷糊、抑郁、睡眠障碍、嗜药、深度焦虑以及妄想症;生理层面的伤害有:肌肉紧张、非自愿的牙齿紧闭、呕吐、视线模糊、加速的眼部运动、虚弱、打寒战或出汗;实验显示对猴子的脑部造成了永久的损伤。

关于利他林和百忧解的文献,事实上也充斥着类似的副作用的例子(除了猴子脑部永久性的损伤)。有些人认为区别只是在服用剂量的差别:如果服用过量,利他林同样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这也是它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的原因。但这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不将摇头丸列为第二级药物呢?或者换句话说,为什么不寻找比摇头丸副作用小的其他类似药物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指“药品犯罪化”问题的核心。对于没有明显治疗效果,而仅仅是增加快感的药物,人们的态度非常矛盾。人们非常担忧大量生产此类药物会损害人的正常功能,发生类似海洛因和可卡因的情况。但同时人们也发现难以找到证据为这种“矛盾”正名,因为这首先得取决于人们对“正常功能”的判断。我们禁止吸食大麻,但其他两种让人们产生良好感觉的药物酒精和尼古丁却继续通行,如何说明这种禁令的正当性呢?[34]为避免这种正名的困难,使用是否对人体有害这一标准简单多了——对会让人上瘾、削弱人的生理功能、产生长久的非预期的副作用的药物进行明令禁止。

换句话说,人们不愿意基于它们是否有损于精神的立场——或者,用当前的医疗术语,仅仅基于心理的疗效来做出明晰的判断。如果明天一家医疗公司宣称能生产出一种真正的赫胥黎式“索玛”药物,能够让你持续的快乐和保持社会联系,但没有任何坏的副作用,尚不可知人们是否会据理力争地要求不服用它。在左翼和右翼阵营都有许多的自由派认为,应当停止对他人精神和内在情形的担忧,只要不影响到其他人,让人自由地选择他想要服用的药物吧。即便古板的传统主义者认为“索玛”并不是治疗性药物,但精神科专业的存在仍有赖于,断言“不开心”是一种疾病,并继多动症之后将它列入《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

因此,我们并不需要等到基因工程启动时,才能够看到增加智力、提升记忆、增进情绪敏感度和性欲,以及减低攻击性和通过各种方法来操控人的行为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已经随着当代精神药物的产生而来临,并会和将来喷涌的其他药物一道为人们带来极大的痛苦缓解。


[1] Peter D. Kramer, Listening to Prozac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3), p. 44; see also Tom Wolfe’s account in Hooking Up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pp. 100-101.

[2] Roger D. Masters and Michael T. McGuire, eds., The Neurotransmitter Revolu-tion: Serotonin, Social Behavior, and the Law (Carbondale, 1l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Ibid., p. 10.

[4] Kramer (1993); and Elizabeth Wurtzel, Prozac Nation: A Memoir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1994).

[5] Kramer (1993), pp. 1-9.

[6] Joseph Glenmullen, Promc Backlash: Overcoming the Dangers of Promc, Zoloft, Paxil, and Other Antidepressants with Safe, Effective Alterative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p. 15.

[7] Irving Kirsch and Guy Sapirstein. “Listening to Prozac but Hearing Placebo: A Meta-Analysis of Antidepressant Medicatio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1 (1998); Larry E. Beutler, “Prozac and Placebo: There’s a Pony in There Somewher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1 (1998); and Seymour Fisher and Roger P. Greenberg, “Prescriptions for Happiness?,” Psychology Today 28 (1995): 32-38.

[8] Peter R. Breggin and Ginger Ross Breggin, Talking Back to Promc: What Doctors Won’t Tell You About Today’s Most Controversial Drug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9] Glenmullen (2000).

[10] Robert H. Frank, Choosing the Right Pond: Human Behavior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1] 对历史上认知角色的更大范围的讨论,可参见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pp. 143-244.

[12] Frans de Waal, Chimpanzee Politics: Power and Sex among Ap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 Frank (1985), pp. 21-25.

[14] 相关药物包括dextroamphetamine (Dexedrine), Adderall, Dextrostat, and pemoline (Cylert).

[15] Dorothy Bonn, “Debate on ADHD Prevalence and Treatment Continues,” The Lancet 354, issue 9196 (1999): 2139.

[16] Edward M. Hallowell and John J. Ratey, Driven to Distraction: Recognizing and Coping with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from Childhood Through Adulthoo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17] Lawrence H. Diller, “The Run on Ritalin: 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 and Stimu-lant Treatment in the 1990s,” Hasting Center Report 26 (1996): 12-18.

[18] Lawrence H. Diller, Running on Ritalin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98), p. 63.

[19] 有关利他林争议的一个精彩绝伦的处理方法,可参见Mary Eberstadt, “Why Ritalin Rules,” Policy Review, April-May 1999, 24-44.

[20] Diller (1998), p. 63.

[21] Doug Hanchett, “Ritalin Speeds Way to Campuses—College Kids Using Drug to Study, Party,” Boston Herald, May 21, 2000, p. 8.

[22] Elizabeth Wurtzel, “Adventures in Rital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 2000, p. A15.

[23] Harold S. Koplewicz, It’s Nobody’s Fault: New Hope and Help for Difficul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7).

[24] 关于利他林的政治争议,参见Neil Munro, “Brain Politics,” National Journal 33(2001): 335-339.

[25] 欲更多了解,可参见CHADD网站:https://chadd.safeserver.com/about_chadd02.htm.

[26] Eberstadt (1999).

[27] Diller (1998), pp. 148-150.

[28] Dyan Machan and Luisa Kroll, “An Agreeable Affliction,” Forbes, August 12, 1996, 148.

[29] Marsha Rappley, Patricia B. Mullan, et al., “Diagnosis of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Use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 in Very Young Children,” Archives of Pediatrics and Adolescent Medicine 153 (1999): 1039-1045.

[30] Julie Magno Zito, Daniel J. Safer, et al., “Trends in the Prescribing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 to Preschooler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83 (2000): 1025-1060.

[31] 我对迈克尔·麦圭尔(Michael McGuire)对本节的帮助深表感谢。

[32] 这些数据取自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网站:http://www. nida.nih.govlInfofax/ecstasyhtml.

[33] Matthew Klam, “Experiencing Ecstas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anuary 21, 2001.

[34] 我承认,从心理疗效的角度来说,酒精、尼古丁与大麻有必要进行区分。适当饮酒和吸烟不会损伤一个人的社会功能;事实上,人们相信适当饮酒对社交有利。而其他的药物,都会产生与正常社会功能不兼容的高度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