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顿东灭东胡、西攻月氏,向南兼并楼烦王和白羊王的土地,恢复了被蒙恬夺走的土地。南下到达汉帝国国境的河南(鄂尔多斯)。此时冒顿的弓兵部队的人数已超过三十万。

如此强势的游牧帝国单于冒顿,将代王韩王信围困在了马邑。韩王信当时是为防御匈奴,而被封于太原以北为王的。韩王信被围之时要求与冒顿和解,此举引起汉帝国一方的怀疑,于是他与匈奴约定共同攻汉,发动了对汉朝的叛乱。韩王信投降了匈奴。就此时的匈奴来说,还不能说是北方具有足够攻击力的国家。

韩王信出身于战国韩国的旁系,做韩司徒时追随了沛公的队伍。韩国的地位在中原十分重要。项羽与汉王在那里有过激烈争夺,封过几任韩王。汉王封信为韩王。封韩国人做韩王可说最为妥当的。韩王信作为代王,也成了防御匈奴的北边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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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人物刘敬的提议

公元前201年匈奴继续南下,已抵达太原郡的晋阳。高祖(高帝)亲自出征。当时天降大雪,正是冻伤频出的季节。汉派遣步兵三十二万。高祖随先头部队刚刚抵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就被冒顿的四十万精锐骑兵于平城郊外的白登山包围了七天。如果从双方兵力总数来看的话,一场秦始皇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处于一触即发的紧急状态。即位伊始的汉皇帝遭到匈奴的包围。包围过项羽的刘邦,现在被匈奴包围了。危机最终由单于夫人阏氏从中调解才得以避免。高祖向阏氏送去了丰厚的礼物。我们只知当时用了陈平的计策,至于阏氏究竟有过怎样的活动,未见记载。事关皇帝屈辱,事件始末当属机密。无论如何,对当时匈奴与汉的关系是有必要予以些许重新认识的。

娄敬,被赐姓刘之后,改称刘敬。他是一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出自齐地,家庭身世不明。他在赴陇西守卫国境途中,身着羊皮衣于洛(雒)阳当面向高祖提出迁都长安建议,在对匈奴外交方面提出认清匈奴战略、反对战争的主张。他敏锐地看出在汉使者到来之前匈奴特意隐藏精锐兵力的战术。两次建议都属少数意见,后者未得到采纳,结果不幸被刘敬言中。

在刘敬的头脑里,外交与内政已经一体化了。匈奴既然已经恢复了对河南(鄂尔多斯)的控制,即便汉建设新都长安,一旦出现南白羊王或楼烦王来袭的紧急事态,七百里的距离,一昼夜即可逼近都城。出于戒备,必须加固围绕首部长安的关中全体防御。秦崩溃后,这里尽管土地肥沃,人口却在减少。即使为了防范北匈奴和东方诸侯的反攻,也不能不恢复关中。于是,他提议首先应该将齐之田氏、楚之昭、屈、景氏,以及燕、赵、韩、魏等旧战国各国王族、贵族迁徙关中。建设关中首都圈的构想,就这样从对匈奴外交中诞生了。

高祖刘邦最后的日子

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四月,高祖于长乐宫死去。享年六十二岁。上一年七月,亲征淮南王黥布时中流矢负伤。十一月返回长安后,由于四个月的在外奔波,也使其伤势恶化。诸侯叛乱此起彼伏,汉王朝也面临着一代而终的危机。因为刘邦政权是依靠其与诸侯王、列侯之间信赖关系维持的,所以一旦刘邦死去的话,王朝骤然崩溃的可能性极大。同为编户民(在户籍注册的庶民),只有刘邦一人当上了皇帝,其他人都只是臣下。刘邦之子即便继承其后,父辈的关系能否维系也是没有保证的。高祖死后,四日之内没有发丧。这使人想起秦始皇死时的情景。

直至高祖临终还在支持他的有樊哙、周勃、郦商、陈平、灌婴、萧何、曹参、张良、王陵等。他们多是沛县出身,从沛公时代起并肩战斗至今。他们与高祖一样,即便当上官僚以后也一直握剑保卫汉王朝。郦商是作为丞相、曹参是作为齐国相国与高祖并肩讨伐黥布的。周勃、樊哙则是作为汉相国讨伐燕王卢绾的。

故乡的力量一直到高祖最后的日子都给他带来勇气。高祖讨伐黥布之后,曾经回到故乡沛县,在沛宫聚集友人、父老子弟,开设酒宴,还教给沛县一百二十多个孩子唱自己作的歌。宴会进入高潮时,高祖一边击筑,一边歌唱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高祖在孩子们的应声和唱中,他跳起舞来,脸颊上热泪滚动。就高祖心情而言,汉王朝虽然建立,但是他已经痛感守江山之困难。年逾花甲的他终于在故乡人面前流露出脆弱的一面。宴会持续了十天以上。沛县和高祖出生地丰邑都得到了免税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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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四川酒宴画像砖 二人一排正坐于席上用膳,从面前的酒樽取酒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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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复原的大风碑 高祖回归故乡沛县,设酒宴唱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沛县歌风台)

高祖的亡骸埋葬在远离故乡的长陵。长陵是高祖的陵墓。汉代皇帝陵从即位的翌年开始建造。就高祖而言,汉王即位时尚未定都长安,所以应该是从汉高祖七年(前200)迁都长安时起选定陵址,开始动工。至他死去仅仅六年时间。长陵位于秦咸阳宫北侧咸阳原上,隔着渭水位在长安长乐宫的正北。此处对于取代秦而建立汉的高祖来说,是相当合适的位置。长安未央宫前殿建于高土台上,由此也可以远眺长陵。

高祖在沛县时曾对故乡人说:“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史记·高祖本纪》)就心情来说,还是希望葬于故乡。看来对远离故乡之秦都咸阳之地魂魄的归宿有所不安。

在咸阳市窑点乡三义村附近有两处坟丘,现在被认为是长陵的遗址。遗址附近出土了“长陵西神”等瓦当。两处坟丘,大小基本相同。东边一个:东西150米,南北130米,高30.7米;西边一个:东西153米,南北135米,高32.8米。大致呈横长的长方形,顶部平坦。十八世纪清朝陕西巡抚毕沅在所立碑中曰:高祖长陵在东,吕后陵在西。然而,由于成书四世纪的《关中记》记曰“高祖陵在西,吕后陵在东”,所以还是依据此说为妥。坟丘虽彼此分开,但是在同一陵区夫妇合葬的新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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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长陵与吕后陵 右手(西)的长陵是汉高祖陵墓。同一陵区内还有吕后陵(左手,东)夫妇并排下葬

长陵东侧并列着的是陪葬墓。据文献记载,萧何、曹参、王陵、周勃等埋葬于死后远离故乡的高祖长陵附近。他们与高祖的关系于死后仍在继续。这里见不到秦始皇与吕不韦、李斯、蒙恬之间的那种关系。另外,皇帝与皇后陵墓规模几乎相当的现象,也是秦始皇陵所没有的。其实,本来秦始皇的皇后是否存在都不清楚。皇帝制度的确是从秦始皇那里继承而来的,但变化也是明显的。这在陵墓制度上也有所反映。

皇后陵一般比皇帝陵要小。吕后陵与皇帝陵几乎大小相等的现象,就皇帝与皇后陵墓来说无法理解。应该从皇帝陵与皇帝死后掌握政权之太后陵相互并列的角度去考虑。吕太后在高祖死后,又将儿子惠帝葬于安陵,然后将自己的陵墓建在高祖长陵旁边。显然这并非高祖的意志,而是高祖死后,吕太后掌权时她按照自己的意志、与高祖长陵并列建造的。可以说这是太后显示自身权力的产物。

吕太后政权

惠帝与吕太后的十五年

吕后时如何掌握政权的呢?中国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唐代的则天武后,即武则天。则天武后是高宗的皇后,而后当上皇帝。为此必须进行从李到武氏的易姓革命。吕后的情况则不同,是从皇后(皇帝之妻)到皇太后(皇帝之母),替幼小皇帝临朝称制(面临朝堂,像皇帝那样称制),掌握政权。所以不称女帝,只称女主。自己不做皇帝而执掌政权,采取了以吕氏王国与刘氏王国并列的形式。为此,她必须背弃高祖刘邦生前“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

高祖亡后,惠帝与吕太后的十五年间的历史,《史记》记载为《吕太后本纪》。不是《吕后本纪》,而是《吕太后本纪》。《汉书》则将其分为《惠帝本纪》和《高后纪》。表示在男性皇帝的惠帝与文帝之间,夹着一个女性皇太后的政权,将其列入《本纪》是承认其具有正统的地位。《史记》没有将幼小的两位少帝列入本纪,而是将代替少帝执政的吕太后作为皇帝予以记载。换言之,如果不承认吕太后政权的话,汉王朝将无从连续。

吕雉与刘邦

吕雉,后来的吕后、吕太后的父亲吕公,山阳郡单父出身。为逃避仇人报复,移居沛县,寄身于朋友沛县县令那里。此时,吕公与当时的沛县亭长相遇。外来的吕公家来了许多客人,县吏萧何负责收取来宾的礼物,且由此决定座次,让那些送礼不满一千钱的来宾,坐在堂下。当时,与身份高的人会面,必须事先请人代为转交名片。名片称为“谒”,是一块木牌,上面写上姓名和礼物内容。刘邦虽然未持一钱,却写上“贺钱万”,献上一万钱。吕公大惊,迎至门口;见刘邦容貌很有贵人相更是吃惊。吕公会给人相面。让于上座,宴会高潮时吕公拜托刘邦,说希望自己的女儿去伺候你,给你当妻子。母亲吕媪对吕公的决定表示反对,说:“我们总希望女儿嫁给一个贵人并得到宠爱,沛县县令与你交好,你都没打算把女儿嫁给他儿子,怎么就嫁给刘邦这么个男人呢?”

《史记·高祖本纪》是如此记载吕雉与刘邦会面故事的。描述了西汉初期的皇帝与皇后,开始时谁也不知未来如何的情况。读起来很有意思,是否属实则不得而知。至少,不知道吕雉父、母名字,所以记为吕公、吕媪。这与仅仅记载刘邦父、母为太公、刘媪是一样的。吕公也因为是吕雉吕太后的父亲,才如此称呼,至于其身世也只知道他出身于单父县而已。

这个吕雉在丈夫刘邦成为皇帝时,也从妻子吕雉摇身变为皇后。不可思议的是中国史上最初的皇帝秦始皇的皇后,以及秦二世的皇后的名字及生平事迹都没有任何记载。因此,吕雉就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皇后了。

残虐戚夫人的复仇

高祖死后,他和吕后的儿子刘盈,即位成为汉的第二代皇帝,即仅仅十七岁的惠帝。高祖有八个儿子。从年龄上说惠帝是老二,弟弟有戚夫人之子如意、薄夫人之子恒(后来的文帝)。由于戚夫人最为受宠,她的儿子如意也最获疼爱。吕太后毒杀了如意,又砍断戚夫人的手和脚,挖去眼睛,烧掉耳朵,迫其饮哑药不能说话,还像养猪那样让她住在厕所里,起个名字叫“人彘(人猪)”。这段描述吕太后冷酷、残虐的故事是众所周知的。

惠帝的七年政治中,外交上没有作为,内政上也没有诸侯的反叛。代替惠帝执政的是吕太后,较为明显的举措不过是修筑了长安城的城墙。高祖时尚无城墙,还不能说长安是“城”。宫殿虽有围墙,但还远不是都市规模的都城。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当时认为只要守备关中即可,所以没有提出长安城的整体规划。

惠帝时终于建立了市场、仓库。又选择雨水少的春季,征调附近十四万以上的农民,用夯筑法筑起了长安城的围墙。所谓夯筑,就是在两侧夹板之间填土,从上面夯实的简易施工法。黄土土质即使不烧制,也有不渗水的效果。每年一个月的工程,进行了将近六年。围墙完工后,第一次展示了都市的威容。即便历经两千两百年之后的现在,长安城城墙的夯土层仍然完好保留着。边长约六公里,周长有二十三公里。之所以呈现出算不上正方形的不规则形状,是因为城墙是后来围起来的。又由于当时的渭水在今天的位置以南,所以沿河一段的西北城墙是斜向延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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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吕氏一族谱系图

外戚吕氏的时代

吕后将自己的孙女、鲁元公主的女儿嫁给惠帝,使其成为皇后。就惠帝来说,是娶了自己亲姐姐的女儿,即外甥女。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近亲结婚。然而,二人之间并未产子。惠帝与后宫宫女之间却产子很多。吕太后指望皇帝、皇后都是自己的亲属,不能不为二人没有生育太子而焦急。惠帝死后,吕太后在后宫诸子中相继选过二人,幼年即位,太后在背后实行临朝称制。由此随着吕氏一族的封为诸侯,进入外戚吕氏的时代。据说即位的孩子是从宫外送入宫,冒充惠帝儿子的。如此,继惠帝的七年之后,是吕太后的八年。

少帝长大后,知道自己并非皇后之子,且生身母亲被杀。吕太后恐暴露事实真相,谎称少帝患病,令其退位,将其幽禁、杀害。这位即位四年的皇帝甚至没有留下名字(据说名“恭”)。取代他的是刘氏宗族恒山王刘义,改名“弘”。

《史记》明言曰:“不称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武帝以前的西汉初期尚无年号。先帝死去后,新帝即位等到新年来临,开始按元年、二年计算。惠帝死于年末的九月,所以第二个月,即十月的年初进入元年。按说那应该就是上述那位少帝的元年。但到了第四年少帝被废除,当年五月刘义即位皇帝。本来应该等到十月进入新的元年,但因为是继续太后的临朝称制,所以也继续使用现行的年号。西汉皇帝系谱中如果算上此二人的话,他们应该是第三代、第四代皇帝。张家山汉简中所记“二年律令”的“二年”意思很微妙,既可以说是少帝二年,也可是说是吕太后二年。当然,无论怎么叫法,都是公元前186年。

封吕氏为王之事遭到右丞相王陵的强烈反对,认为不能背弃白马之盟。尽管如此,陈平、周勃支持了吕太后。他们虽然受到王陵“有何面目见高帝于地下?”的斥责,但仍未改变态度。但是,吕氏对封王之事一直很慎重。先是追封已经死去的吕后之兄吕泽为悼武王,其父为吕宣王,都只是个称号而已。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具律中,有关于吕宣王内外子孙犯罪应当减刑的条文。这是特殊照顾吕氏宗族的内容。继而,分封了沛侯吕种、扶柳侯吕平等列侯,又封了惠帝后宫之子为淮阳王、恒山王等王。最后,终于封自己侄子吕台为吕王,可谓慎重,以自己的吕姓为国名的做法,又不能不说非常大胆。此后,相继诞生了梁王吕产、赵王吕禄、燕王吕通。

1999年,山东省济南市东的章丘市,发现一座大型汉墓。称为洛庄汉墓的墓葬被认为是吕台的墓。吕王吕台仅数月而亡,王国由其子吕嘉继承。吕太后一手扶植吕王,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这是一座具有三十三个大型陪葬坑、三辆大型马车、十二匹陪葬马的大型墓葬。

“皇后之玺”的真伪

“文革”中吕太后、吕后受到批判。1968年出土了“皇后之玺”的玉印。那天,韩家湾公社狼家沟大队社员孔祥发十四岁的儿子,在放学回家途中从水沟的土中发现了这块白色而光泽的东西,带回了家。父亲孔祥发知道这是文物,将其交到陕西省博物馆(秦波《西汉皇后玉玺和甘露二年铜炉的发现》,《文物》1973年第五期)。玉玺现在收藏于陕西省博物馆。玉玺呈边长2.8厘米的正方形,高2厘米,重33克,印面刻有“皇后之玺”字样。穿绶的印钮为虎形,侧面有云纹。秦波推测:由于玉玺发现于长陵陵邑所在地,本来可能是吕后陵旁边便殿的玉印,赤眉之乱时因便殿被烧而埋入土中,又在吕后陵被盗后混入水沟,最终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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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皇后之玺”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68年发现于吕后陵附近水沟的土中,虽然推定为吕后之物但存在一定疑问(《秦汉雄风》)

李云鹤(1914—1991),后改名江青,是毛泽东的第四位妻子。随着“文革”开始,特别是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的爆发,她的政治地位急速上升。毛泽东曾警告党的干部说:“江青自己想当主席。”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她作为“四人帮”的成员被捕,1981年被判处死刑。在中国,人们无论如何要把江青与古代的吕太后联系起来。而江青本人也对这块玉印很关心。

皇后玉玺的发现,迄今已有三十五年以上了。发现地所在的韩家湾公社狼家沟大队已经不存在,现在叫韩家湾乡狼家沟,位于长陵以西1.5公里处。西边是惠帝的安陵,断定这块埋于土中的皇后玉玺为吕后之印,是有疑问的。因为所谓吕太后的皇后时代,仅仅是刘邦即位称皇帝至他去世的八年。而在此后其子惠帝以及孙少帝的十五年中,她一直是皇太后。若以皇太后下葬的话,收入陵庙的按理应该称“太后之玺”。对于为什么称“皇后之玺”,没有人做出解释。太后掌握政治实权的先例,可以追溯到战国秦的时代,秦始皇帝的曾祖父昭襄王年少即位时,就是楚出身的母亲芈氏宣太后摄政。秦王政二十二岁时发生嫪毐之乱,当时嫪毐曾企图伪造王御玺和太后御玺发兵。秦王政从即王位至带冠佩剑之前,母太后(帝太后)一直参与政治。王御玺与太后御玺,都是有其作用的。按说吕太后也一定应该有太后之玺的。

秦始皇帝母亲称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一同葬在芷阳。高祖与吕后合葬的先例,是在秦始皇、秦二世之前的庄襄王与帝太后。最早实行太后摄政的宣太后,与并非她与丈夫惠文王之间的儿子昭襄王合葬于芷阳。惠帝的张皇后陪葬于安陵,并没有修建坟丘。现在安陵西侧的小坟丘据说是后世建造的。从玉玺发现的位置来看,有可能是这位张皇后之玺。

对吕太后评价的动摇

关于吕太后的评价,自文帝即位以降,至王莽期,再至东汉时期,吕后的名声越来越坏。她死后二百年,在赤眉之乱中,叛乱军掘开吕后陵,暴尸凌辱。然而,虽说是叛乱军,也并非就一定胡乱盗掘皇帝陵的。据《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记载:“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皇帝陵等陵墓中穿着玉衣的遗体不腐败,埋葬以后犹如生前状态。这绝不是夸张,在地下深埋密封的椁室中,没有外面空气进入,如果保持一定湿度、气温的话,棺木和尸体就不会产生腐败菌。尸体保存两千年以上虽属罕见,保存一百年、二百年应该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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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长沙吴氏王国谱系图 肃清刘氏以外异姓诸侯举措之中,唯一残存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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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吴阳墓的墓室 第二代长沙王吴臣之子的沅陵侯吴阳墓。出土大量竹简(《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

赤眉军并非偶然发现吕后尸体。他们明显是有目的地盗掘吕后陵的。因为赤眉集团所信仰的城阳景王祠,正是吕太后的仇敌。城阳景王乃高祖的孙子刘章,是位在宴会上公然抨击吕太后一族专朝的人物。那之后,复兴汉王朝的光武帝刘秀,从高祖庙中撤去了吕太后的牌位,而将薄太后作为高太后予以祭祀。薄太后是文帝的母亲薄夫人,是作为慈爱仁厚的人物予以重新评价的。另外,光武帝祭拜了西汉十一个皇帝,其中没有包括两位少帝。

长沙国与南越国

长沙国存在了五代四十六年(前202—前157),由吴氏执掌。是高祖的十个王国之中唯一的异姓诸侯国。亦可称为吴氏王国。先后为文王吴芮、成王臣、哀王回、恭王右、靖王著,共五代相继。至文帝时期,被刘氏王国所取代。吴芮本是秦代的番阳令,人称“番君”,很有民望。曾率领越人起兵,跟随项羽,封衡山王。项羽死后,追随汉王封为长沙王。吴芮对汉王朝的忠诚,在异姓诸侯王中可谓特例。吴芮墓在三世纪三国时期初被盗掘,传说当时发现容貌似生前的尸体,现在已不知其墓何在。长沙王墓现在虽然尚未发掘,但王后墓已经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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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秦封泥 田字格中的文字“左丞相印“右丞相印”。此官职沿用至西汉初期诸侯王国中也同样设置丞相

1999年发掘了长沙王子(第二代王吴臣之子)的沅陵侯吴阳的墓,即虎溪山一号汉墓。墓的地点在与秦里耶古城相连的沅水沿岸。武陵郡虽直辖于汉王朝,但是郡内的沅陵侯国却是吴阳的领地。印章上有“吴阳”的姓名,封泥上也有“沅陵”的字样。吴阳死后没有埋在故乡,而是葬于封为列侯的领地。

他的墓中出土了1336枚竹简,其中有侯国的行政文书。列侯的领地虽不过县级,但也称为国。文书记录了国内乡(村落)的户数、耕地的面积、课税金额、官吏人数以及距首都长安3219里等内容。其中的一个聚落有134户、521人。列侯的收入是以算为单位的人头税和田租的耕地税收。并不全都是列侯的收入,还要向中央政府的汉王朝交纳。墓中甚至出土了《美食方》的食谱,其中从各种动物的屠宰方法到蒸煮烹饪,以及佐料的使用,都有着详细的记载。

长沙马王堆汉墓带来的震撼

不过最令人震撼的还是1972年发掘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墓中发现的一具汉代初期五十岁左右女性已经尸蜡化的遗体,竟然没有腐烂。皮下组织仍然保留着弹性。地面上是五六米高的坟丘,地下十六米是椁室。椁室周围用木炭和白黏土紧密包裹,致使椁室未遭腐蚀。内部保持着一定的湿度和温度,提供了遗体保存的良好条件。幸运的是盗掘坑没有挖到墓室。而且遗体裹以二十层薄绢,置于四重棺中,浸泡在含有朱砂成分的液体里,看来也有防腐效果。一定的湿度和温度,使遗体得以保存两千一百年以上。身高一米五四,血型A,遗体解剖结果认为,由于胃中发现有瓜子,可知墓主死于夏天。

四重棺置于椁室之中。椁室的四角有四个小屋,密布着1400件以上的随葬品。遗体头部一侧的小屋里放置着侍女、歌舞的木俑和许多光亮如新的漆器,犹如在慰问死者的灵魂。食案上放置着漆制食器,有耳杯、筷子。其他各屋放满了木俑群和装在竹箱笼、麻袋中的食品、衣服、草药等。还有312枚竹简,是称为遗策(策即简)的随葬品清单。

其中有一幅当时人称为非衣(形状似衣实际不是衣,葬仪用幡的意思)的T字形帛画(描绘于绢上的画,参见图100),堪称汉代或中国古代绘画的最高杰作。长205厘米的画中,以墓主生前的地上世界为中心,对比描绘了等待她的地下世界和天上世界。死时魂与魄分离,魂上升去天的世界,魄舍于地上世界的遗体中。力士托举着大地,预备有大量的食物和美酒。在天上世界的入口处两名官吏正在恭候。天的中央是人面蛇身的女神,左右是月亮和太阳,在东方扶桑树的一个大太阳下有八个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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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长沙国丞相夫人的遗体 二千一百年前下葬的约五十岁女性遗体,竟然未腐烂,皮下组织尚有弹性(《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古尸研究》)

俨然古代的图书馆与美术馆

这里宛如一个储存时间资料的大容器,封存着两千一百年前的西汉时期。包括三号墓在内的资料情报,这里有着迄今三十年来经过不间断的研究、也未能穷尽的庞大资料。简直可以成立一门包括从历史、考古、文学、哲学、神话学、音乐到医学、农学、天文学等综合科目的马王堆学。

从出土的有绶印章来看,女性墓主叫做“辛追”。同一墓葬中埋葬的一家三人中,遗体保存下来而未遭盗掘的只有一号墓的这位女性。二号墓发现有唐代被盗掘的痕迹。但由于出土了“利苍”玉印和“长沙丞相”、“轪侯之印”两枚铜印,所以即便没有遗体也能判断墓主的身份。根据《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可知,利苍(《汉书》误记为“黎朱苍”)受封于惠帝二年(前193),为轪侯国七百户列侯,亡于吕后二年(前186)。与高祖和吕后的墓是两个方锥形坟丘并排组合不同,利苍与夫人的墓是并排的两个直径二十至二十五米的圆形坟丘。西侧是利苍墓(二号墓),东侧是辛追墓(一号墓),南侧紧靠着的是儿子的三号墓。

从三号墓出土的木牍来看,利苍夫妇的儿子死于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从遗址的叠压情况可知,辛追是一家中最后死亡的。实际上这三号墓的人物为我们提供了更为重要的资料:文献史料中记载利苍之子利豨世袭轪侯,死于文帝前元十五年(前165)。死亡的年份与木牍的记录不同,由于三号墓后来还出土了利豨的印章,墓主应该就是利豨。这里埋藏了如此重要的资料。出土的还有三十种之多的庞大帛书和十二幅帛画。宛如瞬间诞生的古代图书馆和美术馆。

活跃于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越国

起兵反抗秦帝国的不仅只有中原。秦在百越之地所置三郡之一南海郡的龙川令赵佗是秦的官吏,他本出身于被秦歼灭的赵国。当中原传来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兵推翻秦的消息时,赵佗在岭南之地建立越国,自立为武王。武王不是谥号,完全是一位勇武君主的生前之号。其领地遍及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相当于今天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带。虽说武王是中原人,但毫无疑问这是个越人的国家。以后,直至汉武帝时被灭亡,南越国经历了五代共九十三年(前203—前111)。

高祖曾派遣陆贾承认赵佗为南越王。为的是以此赢得其与长沙国之间国境的安宁。那以后,吕太后禁止向南越国输出铁器,赵佗认为这是长沙国即将攻击南越的策略,因此断绝了与汉的外交关系,并进而由武王升格为南越武帝的称号,比汉更早就称为武帝了。就中国来说,这如同无视汉皇帝(少帝)的权威。南越武帝攻击了长沙国边境上的城镇。吕后派遣将军周灶去平定,经过与酷暑、潮湿、疾病的苦战,不得不以撤退告终。如同丈夫遭匈奴围困一样,吕后也败给了南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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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南越王国谱系图

秦汉与越的文化并存

南越武帝统治逾六十年,在汉武帝统治的第四个年头去世。有四年的时间是两个武帝同时存在。但是,在当时是没有这种认识的。因为南越武帝在汉文帝、景帝时,对外已经放弃帝号了。何况西汉武帝也是个谥号,生前并不称武帝。南越国的首都是番禺,在今天广东省广州市。南越国的威容随着1983年第二代南越文帝赵眜墓葬的发现,得以明了。墓址在市内越秀公园西的象岗的山腰上所建横穴石墓。这种构造在前汉诸侯王墓中是常见的。其文化乃中原与岭南,或曰秦汉与越文化的并存。文帝遗体虽已腐败,但由丝缕玉衣包裹,插着六柄剑,镶嵌大量玉器。穿着玉衣是汉代皇帝、诸侯王的葬衣制度。还发现了十九枚印玺。“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可能模仿了汉代皇帝的印玺。出土的编钟、石磬等乐器本来也是中原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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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丝缕玉衣 1983年发现了南越第二代文帝的墓葬。身着丝缕(以红丝线连缀)玉衣的尸体虽已腐烂,陪葬有玉器、剑、玺印(《西汉南越王墓文物特展》)

1995年,在南越国番禺城内发现了石水池,1997年又发现了150米长的曲水渠。在临近南越官署遗迹之处,还发现了秦的造船场遗址。秦的番禺城与南越番禺城相互重叠。已经探明这就是继承始皇遗产而建国的南越。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又夸耀越人文化,并且成为南海贸易的据点。

文帝的时代

由代国王成为汉帝国皇帝

吕太后病逝。吕太后死时赵王吕禄与梁王吕产一面在未央宫守卫少帝,一面各自控制了北军、南军。北军是从属于长安城内北部担任城内警备中尉的军队。南军是从属于守备长安城内西南未央宫殿区周围各门卫尉的军队。中尉、卫尉的军队由两位王统率。吕禄掌握上将军印绶。最高军事统帅太尉周勃进入北军,对士兵说:“跟随吕氏者右袒,跟随刘氏者左袒。”“左袒”(即袒露左肩)表示是同伙。此时所有人都袒露了左肩。吕禄已经弃印绶而去。辅佐太尉的朱虚侯刘章发现了逃入未央宫殿内的吕产,将其杀死在郎中府厕所中。其他吕氏族人也相继被杀。

公元前180年,在这场混乱之中,大臣们选择代王刘恒做了皇帝。代国在北边,与匈奴邻接,位于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的交叉地区。此时二十四岁的高祖之子已经成年,这也是其被选为皇帝的最大理由。代王之母薄姫一族,并没有吕后那样强大的外戚势力也是他被选为皇帝的理由之一。总之,不再重蹈惠帝、吕太后覆辙,是大臣们的决断。汉王朝在高祖之后,高祖的功臣还活着,他们要代表高祖恢复汉王朝。

刘恒走的不是一条由太子即位皇帝的道路,他与母亲去了代国。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做皇帝的。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在渭水的渭桥迎接了代王。渭水流经长安城北,所以在这里架桥。代王要求入长安城内代国邸宅议事。在城内虽不明具体地点,但知建有各诸侯王邸宅,是朝见皇帝时的居住设施。汉的大臣在这里向代王奉上玺印。丞相、太尉以外群臣聚集,大将军陈武、御史大夫(丞相辅佐)张苍、宗正(管理天子亲族)刘郢、典客(接待外交使节)刘揭与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等上书要求代王即位皇帝。太仆(管理天子车马)夏侯婴与刘兴居以天子车马出迎,傍晚迎入未央宫。

文帝即位的舞台

从代国同行而来的代国中尉宋进,被委任为卫将军,统帅南北军。代国郎中令张武就任汉的郎中令。代国在形式上是与汉平行的国。他是以代国之王即位汉国之皇帝的。刘邦是应诸侯请求由汉王走上皇帝殿堂的,刘恒则是受汉大臣之请求,由代王成为皇帝的。高祖刘邦的时代与文帝时代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

未央宫经过近年的发掘,全貌已经清楚(见图55)。未央宫就是文帝即位舞台。长安城作为汉王朝中枢机构,是东西2250米、南北2050米,边长大约2公里的四方形未央宫宫殿区。在此正方形对角线的几乎中央部位,是未央宫前殿(正殿),主要官署都分散在其西侧。中央官署(三号遗址)、少府(四号遗址)遗址都已发掘。

这一官署的主要官僚就是从这里去渭桥迎接代王,又回到这里的。代王在傍晚落座未央宫前殿,开始下达诏书。吕氏一族威胁刘氏宗庙的危机也就此结束。由于自己的即位,他恩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每百户赐牛与酒,允许宴会五日。不仅是与汉地,而且要与天下民众普天同庆自己的即位。

后世评价颇高的文帝仁政

汉王朝的国家制度得到了调整。也由此开始了二十三年的文帝治世。文帝时代有着从元年至十六年的年号,不过在第十六年,即文帝三十八岁那年,有人献上刻有“人主延寿”字样的玉杯,为此翌年改元,又从元年开始直至七年为止。所以前半称“前几年”,后半称“后几年”。居延汉简记有“孝文帝三年”、“前三年十二月”,都是后世的追记。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木牍有“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申”的记录,因为是同时代的文字,所以仅称“十二年”。列侯也是使用汉王朝年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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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文帝行玺 南越文帝墓出土的玺印中有一枚“文帝行玺”龙钮金印(《西汉南越王墓文物特展》

皇帝刘恒谥号“文帝”,被后世作为仁政皇帝予以高度评价。对吕太后时代的评价越低,对文帝的评价就越显得高。与接下来的景帝一同被称为“文景之世”的平稳时代。文景两代合计约四十年。虽比不上刘邦的时代,但文帝实际上也处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不愧是一位重视实务的国王型的皇帝。正因为他即位于外戚吕氏一族专权的时代之后不久,而且汉与匈奴、南越的紧张关系仍在继续,所以极为重视内政。文帝实行了维持王朝发展的农业政策,缩小军备,改革法制。

文帝废除了诽谤妖言的法律。“诽谤”是指毁谤他人,“妖言”是指擅发蛊惑人心的奇谈怪论。现在的损害名誉罪,是指损害个人名誉的犯罪,但在当时法律所维护的是国家、执政者。这不禁使人想到秦始皇时期,认为方士私下诽谤皇帝,盛怒之下以诸生妖言蛊惑黔首罪名,坑杀四百六十人的事件。

文帝为了及时、准确地调动中央、地方军力,制作了铜虎符、竹使符。铜虎符即将青铜虎形器纵向剖割,一半在皇帝,一半在郡署,双方一致时才能调动地方军力。竹使符即竹形的契符,也是双方一致时才可以征调地方郡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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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秦代阳陵铜虎符 将青铜虎形器纵向剖割,一半在皇帝手中,一半在郡署,双方一致时才能调动地方军力《华夏之路》)

废除凄惨肉刑

文帝废止了肉刑。身体刑包括剃髭、断发、鞭打等,其中称为肉刑者,即那些损伤身体致使不可能恢复的刑罚。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的一起事件成了废止肉刑的缘由。齐国名医淳于意,许多人由于没能受到他的诊断而抱怨,并因此直接向皇帝提出了陈诉。审判结果是对淳于意予以肉刑处罚、并收监在长安。从“长安狱丞”封泥可知长安有长安狱。淳于意在赴长安服刑时曾抱怨自己仅有五个女儿,到此时一个也派不上用场。当时幼女缇萦哭啼着与父亲同往长安,并上书表示愿意自己替父服刑。当时,幼女的话感动了文帝:

 

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史记·孝文本纪》)

 

文帝下诏废除了三种肉刑。三种肉刑即黥(刺青)、劓(割鼻)、剕(断足)之刑,腐刑(损害性器的宫刑)被保留下来了。根据《具律》可知,黥、劓刑可以用金一斤(一寸见方的体积,约二百五十克,值一万钱),剕、腐刑可以金一斤四两(一斤等于十六两)赎罪。淳于意被判以何种肉刑不明,只知其幼女认为赎金相当于一个女婢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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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汉代金饼 将黄金所制扁平圆形物称为金饼。1999年在西安市北郊出土了219枚金饼,约一斤重227.6—254.4克

具体而言,当时实行了哪些肉刑呢?肉刑是与劳动刑一并实施的。“城旦舂”刑是男子筑城、女子舂米的劳役,“鬼薪白粲”刑是为了供奉宗庙而入山伐薪、舂米做饭的劳动,“隶臣妾”是奴婢劳动,“司寇”是从事国境警备。

以肉刑损伤身体,为的是将受刑者公示于社会。当时的罪人并不隔离在牢狱里,而是让其混在一般庶民中劳动。因而,有必要表明受刑者的身份。比如在脸上施黥,断足、割鼻等。例如汉代《贼律》中规定:单方伤害他人者,施黥并罚以城旦舂。又规定奴婢殴打庶人以上身份的人话,脸颊施黥并交还其主人。

根据《具律》,罪当黥刑者,如果已经施行过黥刑的话,就施以劓刑;已经施过劓刑者,就断其左趾;已经断其左趾的,就断其右趾;已经断其右趾的,就施以腐刑。

文帝时期废除了黥、劓、剕之刑,改为剃头发、戴足枷、鞭打之刑。虽然不损伤身体,仅凭剃头发、戴足枷也可对其身份一目了然。头发、鞭打的外伤经过一段时间可以恢复。在景帝阳陵的刑徒墓地曾发现大量戴着手铐脚镣的遗骨。

赐男女爵位与酒宴

文帝即位时一律赐予天下民众每人一级爵位。赐予的不是军爵而是民爵,这种做法开始于秦始皇时期。秦统一的翌年为了庆贺统一曾实行过赐予爵位。秦始皇在统一的前一年,当时已经歼灭了五国,只剩下齐一国,为此曾召开过天下的宴会。文帝此时的赐爵则融合了二者,赐男子爵位,女子按每百户赐予牛和酒,允许召开五天的宴会。将爵位与酒宴相结合了。在西汉的五十四次赐爵中,有二十三次是伴随着这样的酒宴的。

所谓爵本是指青铜器的酒器,有鸟嘴状细长的嘴、鸟尾形的三足和把手。这种温酒(酿造酒)器是依据君主赐予大臣身份制作的。因此,所谓公侯伯子男的周代五等身份,也被称为爵。这种爵位从战国时期开始,可以授予一般庶民了。战争中被驱赶参战的庶民,斩敌兵首一级可以得到一级爵位的褒赏。“首级”指的是首数,计算爵位时也说“一级”。有了爵位就可以得到土地或宅地,所以民众争相谋求爵位。

汉代爵位称为二十等爵制,从第一级的公士开始,依次为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然后是第八级的公乘,接下来是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最后是第二十爵的彻侯。彻侯之“彻”,在武帝以后,因为回避刘彻名讳,改为列侯。从这些爵位名称,便可知道其起源与军事有关。公士是一般战士,上造是乘上(造,即至)战车之意,簪袅本意来自战马的佩饰。不更是战车右边的身份,大夫是乘于左边的身份,官大夫掌管车马,公大夫统率随从战车的步兵,公乘是乘公车之意。

从秦始皇以来,国家在喜庆之际对男子一律授爵。这不是到处撒钱。那时一代皇帝充其量搞一、二次授爵。但景帝搞了八次,武帝五次,宣帝十三次,元帝八次,成帝六次,多了起来。西汉、东汉前后四百二十年间,共进行过九十次授爵。另外,还实行着军爵等按照个人功绩赐爵的办法。同时,对于编户民只要对国家纳税、服徭役,就一律赐予民爵。

这种民爵是逐级加算的。遇到二次赐爵机会的话,就可以升为第二级的上造,四次受爵则成为不更。民爵的取得与个人努力无关,只是根据某一皇帝在位多少年来提升自己的爵位。授爵的年龄大致到五十六岁为止,而且爵位是可以终身保有,也可以由孩子世袭。女子虽得不到赐爵,但并不意味着她们被排除于爵制以外,无论如何她们是随丈夫爵位的。

已经探明爵制的实际与效果

例如惠帝即位时出生的男子,经过文景帝四十年,他有七次得到赐爵的机会,所以他可以升为第七级的公大夫。由于赐爵年龄的下限在十五至十七岁之间,四十年之后到了五十五岁的年龄。如果此人是一家的继承人的话,结婚前他有一次获得赐爵的机会,合计起来他可以升到第八级的公乘。一般庶民的爵位,大致限于公乘。直至公乘都称为民爵,与此以上的官爵不同。官吏可以获得相应的官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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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张家山汉简《爵律》 由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可以了解从秦代至西汉初爵制的实际情况

据认为汉代二十等爵制的前身是秦代二十等爵,究竟本来是不是二十等并不清楚。二年律令的《户律》记有从公士到彻侯的二十等级,所以西汉初年已经存在二十等爵了。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使我们清楚了文帝以前,以及秦至西汉初年爵制的实际状况。睡虎地秦简有《军爵律》,二年律令中有《爵律》这样的记载:“将他人爵伪造为自己的爵、以此减免罪责的,或减免(将他人爵伪造为自己的爵)人者,都要黥为城旦舂。”[4]

爵位具有减轻罪责的效果,《具律》是决定律令原则的,依此可知:上造以上的爵位可以为本人和妻子减罪。当然妻子杀伤丈夫时,不可用丈夫的爵位减罪。仅就减罪而言,并没有什么积极作用。

《傅律》规定:爵位的级别越高,免除劳役的年龄越下移,老年授杖的年龄也越低。有着优待老人的意义。虽然老年人与军功无关,但是凡健康的编户民,在有生之年都可以累计爵位。《贼律》规定:爵位低者殴打爵位高者,罚金四两。依此,爵制还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从军爵与民爵两方来考虑爵位制度的话,年龄长幼与爵位的高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功劳者经常可以得到爵位,例如抓到相当于死罪的犯人的话,可以获得爵位。这种授予功劳者的爵位,也是超出年龄序列的。

西嶋定生从汉代二十等爵制分析中国古代帝国形成与构造的研究,认为与周代五等爵不同,秦汉爵制的秩序是包括庶民的、维持专制君主皇帝与庶民之间的个别人身统治的制度。他列举西汉、东汉四百二十年间作为国际大事的九十次皇帝赐予民爵的事例,进而分析了与民爵赐予相关的出土史料十四枚居延汉简的,并从魏郡邺县出身的十几人在西汉末的二十年间曾获八次赐爵的具体事例,得出庶民所获民爵的上限止于第八级公乘的结论。

他还从这一事例指出当时爵位的等级一般是根据累计额授予的,而且乡里酒宴是按照爵位等级的不同决定位次的。西嶋的研究方法在于,他将正史文献与偶然残存下来的边地出土史料进行缜密对比之后,发现了中央政策是如何在地方上得以贯彻的实际状况,并由此提出以共同体为中介的、“个别人身支配”的理论体系。

从文帝到景帝

中国古代酒类面面观

200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西安郊外西汉墓中,发现了中国古代酿酒。出土时盛在青铜器中的大约二十六公斤酒,呈淡黄色,残存的酒精成分为0.1%。不仅可以说是在一定温度下得以保存,应该说在地下墓室中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就中国古代酒的发现而言,酒的酵母菌最早发现于河北省藁城县代西村的商代遗址。作为液体酒,战国中山王墓的两个青铜器中残留的翡翠色液体,原本是将酒盛在叫做“尊”的青铜储酒器中陪葬的,居然没有蒸发而保存了下来,实可谓珍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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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四川酒馆画像砖 街上的酒馆与客人。古代中国是用黏黍、糯米酿酒的文化圈

现在,中国酒既有叫做白酒的蒸馏酒,又有叫做黄酒或老酒的酿造酒。据说白酒是从元代才有的,本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酒。浙江、江苏、山东、山西等地制造的黄酒,在北方用黏黍、黏粟,南方用黏米为原料酿造而成。古代中国就整体来说,属于用谷类酿酒的文化圈。不过,黄酒与长年储存下来的古酒、中国古代的酿酒都不同。现在仍有用粟、稻米造的酒,在陕西、山西等地称为米酒,四川等地称为醪糟(即浊酒),与黄酒是有区别的。制造方法很简单,几天即可制成,通常温一下之后饮用。这些米酒虽说被后代出现的黄酒、白酒掩盖了,但其中残留着中国古代酒的特征。

成书于六世纪的《齐民要术》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各种麹和三十一种造酒的方法。当时专用于酿酒用的麹,都是用小麦制造的饼麹(带有糖化菌种的饼状谷物),散麹(表面带有黄色麹霉的散状谷物)则用来制作酱和醋。使用酒精发酵力强的饼麹酿造的酒度数也高。在汉代麹与糵(散麹)是不分的,都用作酿酒的麹。做法是在蒸过的谷物中撒上麹,加水使其糖化,然后靠自然酵母的力量发酵生成酒精。随着发酵时间的不同,酒的度数有着强弱的不同。“醴”是一夜制成的甜酒,“酤”是一夜酿成的酒,“酎”是三次重复酿造的厚重酒,“醪”是未经过滤的浊酒。另外,稻米酒称为“上尊”,稷酒称为“中尊”,粟酒称为“下尊”。能饮一石(十斗,约十九升)的算是酒量大者。

酒宴与肉食的规定

当时的酒由于酵素还在发酵的原因,很容易发酸变质。每年稻、粟收获之后的旧历八月,天气凉爽了,人们开始酿造新酒。上述文帝即位时正值闰九月。国家宗庙祭祀用的酒,如果发酸变质的话,要追究主管大臣“太常”的责任。汉代民众饮酒是受限制的,法律严格规定“诸三人以上无故群饮者罚金四两”,即禁止三人以上的宴会饮酒。居延汉简所记武帝以后的情况也是“禁沽酒群饮者”。群饮仅在国家喜庆的日子才被允许,而且日期是指定的。五日之内盛大的宴会也是被允许的。上述女子按每百户赐予牛、酒,允许宴会五日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百户”指的是叫做“里”的村落,在这里可以烹饪牛肉、用赐予的酒举办宴会。妻子按照法律是随丈夫爵位的,所以不论男女按爵位序列入席,参加宴会。

汉代人们食用各种肉类:除牛、猪、羊、鸡之外,还有鹿、犬、狗(仔犬)、鸭、雁、兔、雉、鹤等。汉代的烹饪基本上是蒸、烤、煮、干几种。今天中国烹饪中以铁锅和油进行炒、炸为主的方法,是从宋代铁锅与强火力焦炭普及之后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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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东汉画像砖上的集市场景

汉墓中经常陪葬灶的明器。画像石上也经常描绘烹饪的场面:将肉吊在钩上保存,锅灶上放着蒸器等。肉的烹饪中有一种叫做“羹”的汤,既有只放肉的羹,也有加入蔬菜的羹。还有只用牛头煮的羹。“脯”是干肉,“炙”是烤肉,“炮”是整烤,“脍”是生肉。调料有盐、酱(以豆、肉、鱼为原料,加入盐、麹、香辣佐料制成)、醋、姜、花椒、豆豉等。所谓五日盛大宴会,大概吃的也是牛羹(肉汤)、牛逢羹(加入蔬菜的汤)、牛炙(烤肉)、牛脍(醋拌肉丝)、牛腊(干肉)等。

不筑坟不损山川

公元前157年,文帝去世于未央宫。文帝生前亲自立下不修坟丘、不损霸陵山川的遗言。霸陵,即刘邦当年先项羽一步入关中安营扎寨的霸上(灞水河畔)之地的丘陵。灞水与浐水之间夹着的丘陵叫做白鹿原。在长安城正西架设的灞桥是交通要道。2000年汉代灞桥建筑遗址得到发掘。灞水对岸是骊山,靠近秦始皇陵。文帝是汉高祖的中子,没有在咸阳原建造陵墓,而且是在吕后和吕氏一族政权崩溃之后来自地方的皇帝,与长陵、吕后陵、安陵(惠帝陵)保持一定距离。陵墓地的选定也是一种政治的判断。

走在白鹿原上也很难找到霸陵。汉代皇帝陵的长陵、安陵是筑有坟丘的,从首都长安城也能望得见。白鹿原上可以见到两个大坟丘,但都不是文帝的陵墓。文帝母亲薄太后在文帝死后两年下葬,吕后当年与长陵并列修造了自己的陵墓,为了与此对等,薄太后也修了个巨大的坟丘。

文帝的窦皇后也在霸陵之南造了坟丘。窦皇后是景帝母亲,景帝死后六年合葬于霸陵。说是合葬,其实是霸陵东南两公里处至今残留的一个东西137米、南北143米、高19.5米的坟丘。薄太后、窦皇后陵墓都是在文帝死后营造的,并不是文帝的意思。

文帝认为厚葬会扰乱庶民的生活。天下万物有生亦有死。死乃天地道理,自然之事。因此,陵墓建设断不可有损于山川。纵深挖掘墓穴,将切断地下水脉,破坏山川地理。所以利用霸陵的自然丘陵斜面,营造了称为崖墓的横穴式墓葬。咸阳原耸立的汉皇帝陵有着许多被盗掘的传说,却没听说过霸陵在过去曾被盗过。霸陵的新式营造方式,也被地方诸侯王墓采用了。

吴楚七国之乱

秦始皇死后七十年的公元前141年,西汉第六代皇帝景帝被埋葬在了阳陵。阳陵并非陵园那样的墓葬地,若将其视为陵邑这种都市的话,它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157年景帝即位之时。西汉十一座皇帝陵之中,现在明确保存全貌的是阳陵。由此可以见到什么是以帝陵为中心的陵园与陵邑复合的古代都市的模样。1999年,继武帝茂陵博物馆之后,在阳陵遗址现场开设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景帝之治十六年的历史,由陵园都市得到了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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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霸陵 文帝认为修筑奢侈陵墓有碍人民生活,仅利用自然山丘的斜面筑造了横穴式墓穴

文帝的中子刘启,由于受到母亲窦皇后宠爱顺利地成为了太子,即帝位。然而,此后很快就发生了长达三个月之久动摇王朝的重大政治事件。景帝前三年(前154),爆发了七个刘氏王国的反乱。可以说这是一场内战,即有名的所谓吴楚七国之乱。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七王,其中除吴王是高祖兄子之外,都与景帝一样,是高祖之孙,互为从兄第。因为胶西、济南、淄川、胶东四王是齐悼惠王刘肥之子,所以如果称其为吴、楚、赵、齐四国之东方诸国之乱的话更容易理解。

吴国占五十三城(县)、楚四十余城、齐本有七十余城,仅此就有一百六十三城以上,占有全国百分之十以上的领土。虽说已经从秦变为了汉,但是秦与东方六国的对立结构至此仍然存在。反乱军首先向介乎汉与东方诸国之间的梁发起进攻,杀数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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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吴楚七国之乱关系图

吴楚之乱的主导者吴王刘濞自称东帝,看来是模仿了战国时期秦为西帝、齐为东帝的称号。同为刘氏,却使汉帝与吴王形成对峙。就汉一方来看,东南方向是鬼门。虽说吴王对皇帝朝见应当行藩臣之礼,但就现实经济实力而言,他们对汉中央政府并非居劣势。会稽郡、豫章郡等三郡的领土具有江南富庶的资源。尤其是海盐、铜山资源直接促成了吴的繁荣。而且由于召集了来自北方的亡命者,所以也不乏人力资源。铜是货币的铸造材料,吴地当时已在流通不法货币。

吴太子在与汉皇太子(景帝)饮酒对弈六博棋时发生口角,被皇太子以博局(六博盘)投击致死。吴王见到太子遗体被送回,以同为刘氏为何不能葬于长安为由,将遗体送了回去。如此细小的摩擦竟成为日后景帝与吴王冲突的伏笔。吴王由此称病不出席朝见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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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六博俑 二人兴致勃勃地对弈汉代六博游戏

梁孝王刘武的奋战

吴王已经六十二岁,在刘氏王国诸王中有着长老资格,不顾年事已高而亲自率军。征发了年龄十四岁至六十二岁之间国内的男子,集合二十余万人。进而,吴王发信给诸侯,不仅限于六王,还向淮南王、衡山王、卢江王、长沙国王子(已在文帝时除国)共计十人发出信件。声称其目的并非要推翻汉王朝,只是要清除削减诸侯王国领地、排除危及汉社稷的贼臣晁错。拥有精兵五十万的吴王,强调可以联合南越三十余万兵力,并结成了对长安的包围网:计划南面从汉中、蜀,正面从临晋关,北面委托胡王入肃关攻破长安。首先迎战吴楚联军的是梁孝王刘武,使乱军不得西进,吴王的战略未得实现。刘武作为景帝的同母弟受到信赖,也很受母亲窦皇后宠爱。梁国也是泰山以西拥有四十余城土地的富庶大国,持有弩、弓、矛等数十万件兵器,财力达百巨万(一亿)钱。梁孝王被允许使用天子旗帜,而且狩猎时可以与天子一样统率千乘车辆和一万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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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章丘危山汉墓兵马俑坑全景

梁国的王墓、王后墓群以及寝殿遗址已经在河南省永城市被发现。横穴式崖墓形制,从墓道经过甬道下到墓室,即以回廊围起的主室。保安山一号墓墓主推定为梁孝王。柿园汉墓推定为孝王王妃墓。陪葬的骑兵俑、女官俑是裸体俑,酷似于其兄弟景帝下葬之阳陵的陪葬俑。梁孝王入朝时可以与兄弟景帝同乘一车去上林苑狩猎,可见关系亲密。

周勃、亚夫父子兵马俑

中央派遣的大将军窦婴、太尉周亚夫的军队也抑制了吴楚军。与吴军以步兵为主体不同,汉军是以骑兵为主体的。就机动性而言,骑兵显然更有利。

周亚夫之父周勃,曾以涓人身份追随高祖,是一位从庶民升为太尉、丞相,步入上层的人物。作为丞相在高祖亡后他为朝廷排除吕氏一族,还策划了文帝即位。其子周亚夫先后供职于文帝、景帝,此时又挽救了汉王朝的危机。高祖临终时遗言:“大臣之中周勃可以为太尉捍卫刘氏王朝。”[5]文帝临终曰:“周亚夫为将军可以信赖。”[6]捍卫汉王朝的二人之墓,据《水经注》记载在长陵附近,现在已经发现了推测为二人的墓葬。

周亚夫最后与景帝的关系有所恶化。周亚夫之子为了给父亲购买殉葬用的物品,从称作“尚方”的制作皇帝御物的国营工场,购入了甲和盾五百套。也许是考虑到用武器陪葬适合将军的身份吧,但由于是购入武器,所以被疑谋反。周亚夫辩解说购入的是“葬器”。汉代的明器一般是模型。用武器的话的确会引起误解。而且廷尉官说,“即便不反于地上,也是要在地下谋反”,追究不休。由此使人联想到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大量石制铠甲,以及兵马俑坑的实用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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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杨家湾汉墓兵马俑(咸阳博物馆藏) 比秦始皇兵马俑发现得早,与其最大的不同在于杨家湾汉墓形制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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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西汉官俑

早于此的有1965年在杨家湾汉墓四号墓南出土的兵马俑。在秦始皇兵马俑被发现的九年前,已经发现了汉代兵马俑。说是高祖的陪葬墓,实际是文景时期的墓葬。杨家湾汉墓兵马俑属于周勃、周亚夫列侯一级的陪葬品。骑兵俑5800件、步兵俑1800件之外还有战车、舞乐俑。合计近3000件。与秦始皇兵马俑的不同在于形制很小,而且骑兵俑是骑马的姿势。秦兵马俑的骑兵俑不仅与实物同样大小,而且马与牵马骑兵是分开的。杨家湾骑兵俑则不同,只是将兵佣的上半身另外组合在马佣的背上,骑兵的下半身是画在马佣身体上的。

阳陵陪葬坑的兵马俑与杨家湾的陪葬品又有所不同。兵士、骑兵俑是裸体而且没有手臂,骑在马上的骑兵的下半身与马体是分开的。而所有这些差异的唯一原因又在于需要给俑穿上绢衣。秦的兵马俑是用黏土做成铠甲、战斗服,再施以彩绘。杨家湾也是同样的做法。阳陵陪葬坑则是每个俑都身着绢衣。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许多实用绢服,也发现很多身着绢衣的木俑。


[1] 原文是:“田肯贺,因说高祖曰:‘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出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2] 原文是:“高祖置酒雒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出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3] 原文是:“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夫关中左肴、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出自《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第十。

[4] 《二年律令·爵律》有云:“诸诈伪自爵、爵免、免人者,皆黥为城旦舂。”出自《张家山汉简》第394简。

[5] 原文是:“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憨,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出自《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6] 原文是:“孝文且崩时,诫太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出自《史记》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