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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分月氏人留了下来，为了便于区别称之为小月氏。河西走廊从此归由匈奴统治。河西走廊东部为匈奴休屠王领地，西部为浑邪王领地。今天所称祁连山的名字，就是匈奴人命名的，是“天”的意思。张骞很快被匈奴人抓获，滞留了十几年，甚至娶妻生子。这是张骞的无为期。但是，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在此期间却日趋紧张。
从和亲到抗争的汉匈外交
张骞滞留于匈奴之地期间，元光二年（前133）爆发了促使汉匈关系恶化的事件。在此之前，文帝与老上稽粥单于之间，通过一段时间的和亲，直至景帝时期双关系都很平稳。但是在文帝前元四年（前176），汉朝寄给单于一封长度为一尺一寸的简牍书信，信是这样开头的：“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此时单于根据已经亡命匈奴成为单于谋士的燕人中行说的谋略，以一尺二寸简牍予以回信。虽然一寸仅长2.3厘米，但是因为汉朝皇帝诏书通例为一尺一寸，所以一尺二寸意在超越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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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开头说：“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强调自己超过生于天地日月之宇宙之皇帝权威。直称“汉皇帝”也是史无前例之事。我们使用的“汉帝国”也是当时没有的历史学用语。刘邦虽然当过“汉王”，但在即位皇帝以后，皇帝统治的领域并不仅限于“汉”，而是“天下”。所谓“国”说到底不过是王的领域，皇帝的领域是超越“国”的。这里刘邦首次被中国以外者称为“汉皇帝”。
107 张骞西域行程图
此时，汉与匈奴结成的是一种兄弟般的邻国间对等的外交关系。虽说并未明确谁是兄长，但现实中是匈奴占据优势。双方以约定不侵塞（长城）为前提，汉不但要送公主（皇帝女儿）给匈奴，每年还要通过关市赠送一定数额的糯粟、麹、黄金、帛、生丝、真绵等。关市，是设于国境关卡的市场，汉代《津关令》规定，禁止携带黄金制品越塞。汉与匈奴之间没有自由贸易。
至军臣单于之世，适逢武帝即位，双方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之后，事态急转直下。元光二年（前133）武帝在国境边上的马邑城（山西省大同市西南一百公里的朔县）埋伏下三十余万兵力，伪装触犯禁令向境外运输物资的模样，诱至单于十万匈奴骑兵。但是单于在接近马邑时只见草原遍布家畜，而不见有人放牧，感到其中有诈。武帝的策略因此失败，匈奴从此放弃和亲。
此间张骞逃离匈奴，经数十日到达大宛。从大宛得到向导、翻译经康居，最终抵达目的地大月氏。然而，此时大月氏已经获得一片新天地，甚至使大夏服属于己，安居乐业，已无向匈奴报复之心。《大宛列传》曰：“不能得月氏要领。”今天日常生活中“不得要领”一词，用来形容不明道理之意。而这里若理解为“月氏所言乃不明要领”的话，语气过轻。张骞持皇帝之节，是带着外交使命感的。与月氏的友好关系虽得以建立，但形成对匈奴包围网之军事同盟的要领没有得到理解。
也许因为对与大月氏结盟不再抱希望的消息传到了汉朝廷，汉正式向匈奴派遣了远征军。率队的是两位青年将军。
与匈奴作战之主角卫青、霍去病
武帝茂陵东边的陪葬墓群中，在最靠近茂陵的地方并列着的是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二人的墓。从茂陵顶上可以望见这两座坟丘。现在这里已成为茂陵博物馆。卫青、霍去病分别是武帝卫皇后的弟弟与外甥（姐姐卫少儿之子），与武帝有着姻亲关系。维系二人关系的卫皇后陵墓虽没有找到，但这舅甥二人由于在对匈战争中的卓越战功，作为臣下死后得以埋葬在最高级别的位置。
就造型来看，卫青的坟丘像蒙古高原的庐山（窴颜山），霍去病的坟丘像西方的祁连山。特意造成与一般方形坟或圆形坟不同的墓，选择了体现二人与匈奴作战激烈的场所的形状。霍去病墓前并排伫立着两尊巨大人像，石像雕刻虽然素朴，却让人感到一种强大的力量。霍去病十八岁就加入舅父的军队而崭露头角，二十岁升为将军，但是仅留下四年的功绩就于二十四岁英年早逝。为纪念霍去病雕刻的一座座石像，一定各有其不同的意思。只是，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搞不懂石像所讲述的故事。
108 霍去病墓前的石像 表现了马踏匈奴兵的瞬间场景
马踏匈奴兵石像表现了生着络腮胡的匈奴兵与马头对峙的一瞬间，象征着与匈奴连续作战的青年将军的形象。驱使的马，伏卧的马、猪、牛等家畜表现的应该是从匈奴民那里夺取的战利品吧。虎、熊大概是在战地捕获的猛兽。遭受猛兽袭击的羊、与熊搏斗的人物、奇妙的石人，描述的都应该是霍去病在草原上的遭遇吧。
从元光六年（前129）至元狩四年（前119）的十年间，卫青七次、霍去病六次出长城远征。因为其中有三次是共同作战，所以二人合起来总共进行了十次大规模远征。匈奴与汉的国境线，即是秦始皇时期的长城。维持这绵延万里的长城很是困难。中间的河南（鄂尔多斯）地区已经沦为匈奴领地，长城也在此被切断。匈奴如果由此处进攻长安的话，并非难事。武帝出兵的目的，一是收复河南，复兴秦始皇时期完整的长城；二是将匈奴包围、牵制，确保沿长城一线向西直至祁连山的河西走廊的畅通，以维持与西域的外交。其结果，卫青收复河南、建立朔方郡，霍去病为确保河西走廊建立大功。
如果冷静地看待汉与匈奴战争的话，这是一种位于长城两侧双方之间反反复复的残酷杀戮与掠夺。匈奴不断以一万至两万规模的骑兵袭击边境各郡，长城附近居民经常因此数百、数千地被杀。汉一方也曾派遣一至五万人的骑兵和十万人规模的步兵出击塞外。汉军轻易就取得斩首匈奴兵一万至七万的功绩，掠夺匈奴家畜数十万至百余万。当然，汉军也有数千人战死。
张骞带回的乌孙天马
张骞在归途中，再次被匈奴抓获。元朔二年（前127）军臣单于死去，其弟伊稚斜单于即位。张骞乘着单于更迭期的混乱，终于归国。百余人一行出发至今已经十三年，归国时仅余张骞与堂邑父二人。此事在卫青第三次远征的翌年（元朔三年，即前126）。由于卫青的这次远征，汉收复了秦始皇以来河南（鄂尔多斯），设置朔方郡，并恢复了秦始皇时期的万里长城。基于汉取得的优势，双方暂时处于休战状态。
然而，新单于刚一即位，纷争马上又开始了。元朔五年（前124），张骞带着自己曾经在匈奴的生活经验，参加了大将军卫青的第四次远征。进入缺水的草原，张骞的智慧就发挥了作用。他被封为博望侯并非由于出使西域而在于此次所立的军功。两年之后的他参加了第五次远征，这次却因为没能如期完成集结，被处以斩刑。虽经赎罪免于死刑，但也因此失去了博望侯的爵位。张骞的命运受着那个时代的反复摆弄。十次远征之后，匈奴势力被分割为东西两部。在匈奴旧地，统治西部的浑邪王降伏，此前休屠王已为浑邪王所杀。
霍去病死后翌年的元鼎元年（前116），张骞作为使节再赴西域。这一次的目的是为了联合乌孙。就武帝而言，不能依靠大月氏的话，联合乌孙也可以。他听信张骞的主张，给了他三百士兵。投入了上一次三倍的力量。
由于匈奴西部势力的丧失，张骞这次没有在途中被抓，就达到了乌孙。然而，还是不得“要领”。这次仅仅两年之后张骞归国。他带回了乌孙使者数十人和数十匹马。在汉朝引入大宛马之前，乌孙的马曾被视为天马。通过与匈奴战争的经历，汉朝很希望能得到比匈奴马更快、更有耐久力的良种马。比起结盟，武帝当时对马表示出了更大的兴趣。
武帝的对外战略
汉帝国周边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太史令司马迁曾将天文与战争相结合。武帝元光至元狩年间（前124—前117）两次出现像蚩尤旗帜形状的彗星，据说占据了天空的一半。“蚩尤”是被黄帝打败的一位“军神”。京师的军队出击四方，诛杀夷狄的战争持续了数十年。北方对匈奴的战争最为激烈，同时在南、东、西各方国境也爆发了战争。灭亡南越时荧惑星（火星）留于斗宿，攻打朝鲜时有星悬于天河入口，远征大宛时有星阻塞招摇星。秦始皇的战争不过是北伐匈奴、南征百越的南北战争；武帝却鲁莽地在东、南、西、北四面发动战争，为何会出现如此情况呢？
109 蚩尤画像石 （武氏祠东汉画像石《隶释》）
建立南越的赵佗，在建元四年（前137）死去。早于汉武帝称“武帝”的南越王的六十七年的统治结束了。继位的第二代王是他的孙子胡，第三代王是婴齐，接下来是兴，至第五代建德为武帝军队所灭。南越九十三年的历史向我们叙述着汉帝国周边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
三世纪吴国孙权已经发掘了婴齐的陵墓，此事在《南越志》有记载：出土有珠襦、玉匣三、金印三十六、铜剑三（刻有“纯钩”、“干将”、“莫邪”的名剑），印刻有“皇帝信玺”、“皇帝行玺”，还有刻有“天子”字样的。所谓“发掘”，在古代就是盗墓的意思，出土文物也没有传下来。也许仅仅是一种传说而已。但是，1983年南越王赵胡的陵墓被发现，说明上述情况并非传说。遗骸虽已腐朽，但出土文物与赵婴齐同样，有玉衣和六柄剑，还发现了金印和玉印。其中刻有“文帝行玺”的3.1厘米见方的龙钮金印，和2.3厘米见方刻有“帝印”的蟠龙纽玉印，证明《史记·南越列传》所记其在国内称帝号，在与汉外交中使用王号的情况的确属实。
赵佗曾经未向汉报告就擅自称帝号，汉文帝曾派陆贾去问罪。赵佗做了书面道歉，开头以“蛮夷大长老夫臣佗”自称。称自己为“蛮夷”，对汉文帝像汉官吏一样不称姓，但称“臣某”。还说“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为自己进行辩解。当然可以说这是外交文书，但也表达了南越王的感情。最后又辩解曰：“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
这种曲折的情感也表现于他对国内的命令之中：“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来，去帝制黄屋左纛。”
言语中表示自己是与汉皇帝并列的英雄、贤人，不得已放弃仿效皇帝的车马制度。然而，这仅是他在陆贾面前的演技而已。其实赵佗是将内政与外交巧妙地予以区别对待的老奸巨猾的政治家。他是一位既经历过秦始皇时代，又与高祖、吕后、文帝有过交锋，熟悉秦汉政治的人物。就是这样一位赵佗，在武帝即位后不久死去了。
南越王国的灭亡
年轻的赵胡曾受到闽越王郢的国境侵犯，为了解决纠纷他只好直接请汉武帝出面。武帝发挥了册封者的权威。当藩臣之间发生纠纷之时，作为天子的汉皇帝起着从中调停的作用。皇帝，对外君临以天子之号；作为天子，则应该具有跨越国境维持国际世界秩序的权威。武帝在做出南越是遵守对汉合约、没有过错的判断之后，出兵讨伐闽越。闽越王的弟弟先下手杀兄投降了。最终，赵胡将太子婴齐作为质子送到汉，表示了南越对汉感恩之心。
婴齐在长安亲眼目睹了汉帝国的广大，不久赵胡病逝，婴齐归国继位做了第三代南越王（明王）。婴齐对汉武帝权威之盛已深有感触，回到南越国之后他隐藏了先代武帝（赵佗）、文帝（赵胡）的玺印。出土的文帝行玺正是其中一枚。汉武帝生前还只是称皇帝，不称武帝；叫做“文帝”的却已经有了“汉文帝”、“南越文帝”两个。婴齐逗留长安时已娶邯郸樛氏之女，生子“兴”。
《史记·南越列传》称此女人为“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意思，但那时指的是中原人。赵佗本来也是“中国人”。他作为“中国人”进入越人之中，建立起国家称为南越。婴齐与越人妻子之间生了长子赵建德。两个儿子赵兴与赵建德的待遇，与南越的命运息息相关。太子赵兴作为第四代王即位，其“中国人”母亲成了太后。王与太后都是“中国派”，三年一度对汉的朝贡势必实施。另一方面，丞相吕嘉是长老，受到越人极大信赖。吕嘉拥立具有越人血统的赵建德而引发内乱。于是，赵建德成为第五代南越王。
元鼎五年（前112）秋，武帝派出军队，调遣罪人（《汉书》记载为“粤人”）与江淮以南楼船（船舱设有大楼的军船）十万兵。这不禁使人想起一百年前秦始皇向百越发兵五十万的情景，赵佗当时也在那支军队之中。其子孙如今要在这里迎击汉的军队了。当年秦始皇军队分五路发动进攻，汉武帝也是兵分五路，直指南越首都番禺。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弋船将军归义侯与下厉将军越侯分别出漓水、苍梧，驰义侯率巴蜀罪人与夜郎军顺牂牁江直下。
然而，五军未能在约定地点如期会合。杨仆的军队首先到达，率领罪人、没有战斗意志的路博德军不过千人。路博德和杨仆急于邀功，进攻守城的建德、吕嘉，并纵火烧城。建德、吕嘉逃亡。路博德曾以赐汉侯印的手段招降对方，推进战事。投降者有知道建德、吕嘉所在的，于是抓获二人。就这样，元鼎六年（前111），历经五世共九十三年的南越灭亡了，那里曾经立有九郡（儋耳、珠崖、南海、苍梧、九真、郁林、日南、合浦、交趾）。
西南夷的世界
云南地方冬暖夏凉。由于憧憬此地，战国时期的楚，与后来的秦、汉都曾经南下。古代的西南诸民族世界，是以散见于高原地带的一种叫做坝子的小盆地为生存环境的。四周环山，平地绵延的水田、绿色的内海（洲）那种美丽风土，是从四川省南部的西昌至云南省的昆明，进而至大理都可以见到的这一地域的共同风貌。
司马迁在汉灭南越的元鼎六年（前111），作为郎中曾经到过西南夷。当时的西南夷，相当于今天的贵州省和云南省，与中原相对，被视为蛮夷的居住之地。横跨两省的云贵高原，在两千米的高地上分布着小型的盆地。只有沿河川的道路连通着孤立的盆地。
110 云南风景 四面环山的小盆地。水田与湖水相连的魅力风土。冬暖夏凉的云南之地为古代各族所憧憬
111 滇池 位于昆明的湖，相当于大半个琵琶湖的面积。位于海拔1886米的高原
这一年武帝的军队出巴蜀（四川省）南下，逐一攻占了从邛（四川省乐山市西北）、笮（四川省乐山市西南）至昆明（云南省大理附近）的地区。司马迁曾随从这一支军队至此，翌年就返回了首都。在汉之前，秦已经夺取了楚的巴郡和黔中郡，进而挺进西南，由常頞修造了五尺道。虽然仅有五尺（约一米二十厘米）宽的狭窄道路，总算连通了云南。后来，汉军进入这里，其实与张骞带回的大夏情报有关。张骞在大夏得知那里的蜀布（苎麻的纺织品）和邛竹杖是经身毒（北印度）运至大夏的，所以汉认为如果能够确保蜀至北印度的通道的话，将有利于对匈奴的战争。为此，曾派遣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对滇地做过事前调查。
“滇”至今仍是云南省的简称。省会昆明还有叫做“滇池”的湖，此湖位于海拔1886米高地。面积300平方公里，相当于大半个琵琶湖，最大水深处十米，仅相当于琵琶湖的十分之一。又深又广的水源造成江水逆流而上的水势，由此得名“滇”，也叫做昆明池。武帝为了准备战争还特意在长安城西南造了一个昆明湖，为的是在那里训练水军。云南省面积为38万平方公里，正相当于日本列岛面积的总和。
从云南省向东是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东省，横贯中国的最南端。用当时的名称说，这里是西南夷与越地。从西南夷至越地横向移动，顺着牂牁江直下即可到达。这条古代只有一个名字的河流，现在的名称却是分段叫的。从滇池之南的南盘江，顺流下至红河、浔江，然后由西江注入广州湾。古代蜀地商人就是从牂牁江乘船而下，至南越番禺经商的。其中有一种叫做枸酱的蜀地食品，很受南越人的欢迎。枸酱就是用胡椒科的蒟制成的酱。今天粤菜的甜味型，也许与古代越人喜爱的这种调料有关。
蜀商人自由往来于南中国地方，还将印度也划入了自己的活动范围。西南夷处于北有中国、南接东南亚世界的重要地理位置。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河、伊洛瓦底江这些位于印度支那半岛的南向流淌的大川大河，都发源于云南和自藏高原。中国的澜沧江和怒江流入东南亚之后，改名为湄公河和萨尔温河。
夜郎隶属于汉、册封滇王
武帝的军队由牂牁江从东至西逆流而上。歼灭南越之后，又进攻了牂牁江沿岸的夜郎。就是“夜郎自大”成语所言的夜郎国。其国王不知汉有多大，曾问汉的使节汉与夜郎哪个大，后来此成语用来揶揄那些不自量力的鲁莽之人。《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王询问汉使者曰：“汉孰与我大？”夜郎也提出同样的问题。其实说“滇王自大”也很贴切，可能是因为语感好听，最终定型为了“夜郎自大”。
这个据说在西南夷最大的夜郎，是位于牂牁江流域的国家。夜郎凭借牂牁江与南越相互连接，也依赖于南越，所以随着南越的灭亡，夜郎王也就隶属于汉了。夜郎王被册封，并被授予了印章。位于贵州省的夜郎也成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2000年，在贵州省西北部海拔1800米的高原的赫章县可乐镇，发掘了战国至汉代的古墓112座。葬式是头顶部戴以铜釜、铜鼓的特殊埋葬方式（套头葬）。被葬者佩戴青铜簪、手镯、玉饰，还有青铜及铁制的戈和剑。夜郎王印尚未找到，发现了一枚仅1.2厘米见方的印章上刻有“敬事”二个汉字，反映了汉与夜郎的关系。
元封二年（前109）在巴蜀紧急召集的武帝军队，从夜郎好容易进军至滇。在军队到达之前滇王就轻易地投降了。汉在赐予滇王王印的同时，建立了益州郡。在西南夷被授以王印的只有夜郎与滇国。滇王的小型金印，已于1956年在位于滇池畔的石寨山墓葬发现，是边长仅仅2.3厘米，相当于汉代一寸四方的蛇钮金印。汉根据册封对象所居地方的动物制作印钮。对北方、西方的游牧民，用骆驼、或羊作印钮，而对南方王国的国王则用蛇用作印钮。
1984年，在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也发现了刻有“朱卢执刲”的西汉蛇钮银印。是授予朱卢地方首长的上等爵位。汉代没有“执刲”的爵位，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可能是战国楚或楚汉时期的印章（吉开将人《印中所见南越世界——岭南古玺印考》上中下，《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一三六、一三七、一三九，1998—2000年）。蛇钮的孔中穿有印绶。滇王是以怎样的心情接受汉赐金印的，印绶是否挂于项上呢？
112 滇王之印 边长2.3厘米的蛇钮金印
西南夷诸部族的生活与风俗
据传说滇王是从楚移居此地的。楚威王（前339—前329在位）时，王族出身的将军庄蹻沿长江溯流而上，控制了巴、黔中以西，一直进军至滇池。他见湖周围的平原土地丰润，就停了下来。又因巴与黔中为秦所占领而封闭了回归的道路，加上当时正值秦昭襄王（前306—前251在位）时期，不得已他在滇地称王，依从了那里的风俗。这样形成的滇王，现在向汉投降了。
司马迁进入此地之后，才首次以文字形式记录了当地的历史，即《史记·西南夷列传》。其中记述了西南夷诸部族隶属于汉的历史。他们自己没有用文字记载过自身的历史。但是，仅仅是文字的记载非历史的全貌。滇国的富庶及其历史通过青铜制的贮贝器盖上的立体画像展现了出来。现在我们在博物馆观看3D（三维）立体画像的静止画面或动画的机会增多了，那不过是利用人左右眼视差创造的科学的虚构画像。但是滇人作品却是实像。
贮贝器是收藏宝贝的容器。从南海运来的贝壳是被作为货币使用的。不仅在滇池畔的石寨山，在接近星云湖，即昆明南一百公里处的江川县李家山也发掘了滇国的墓葬，出土了许多贮贝器。可见到许多诸如祭祀、战争、农耕、纺织、贡纳、音乐、舞蹈、畜牧（羊水牛猪）、狩猎等题材的场面。尽管是静止的画像，因为表现了一个又一个动物、人物的瞬间动作，圆盘状的台座为舞台，恰然有一种戏剧般的动人力量。
将鹿追得走投无路的两个骑兵、牵着水牛或马的牧童、盘绕在柱上的蛇以及凝视此场面的人物、斩得敌兵首级的骑兵、两手两足并用的织布女性、头顶谷物送往仓库的人群、笑容满面跳舞演奏的人群等等，都是单凭一幅幅文献史料勾勒不出的历史形象。
《史记》记述了西南夷诸部族的发型为魋（椎）结型和编发型。魋结型就是将头发在头上结成木槌的形状，编发型就是将头发编成下垂的细细的小辫子。夜郎或滇国为前者，西部昆明用后者的发型。上述夜郎墓葬出土的青铜簪子应该就是用于魋结的吧。的确，从贮贝器的人物来看，不论何种身份者基本都是魋结型束发。但也有一部分是编发型的人，看来他们来自滇以外的其他部族。这些不仅仅是装饰，其中必有着某种故事原委。具有如此丰富自我表现文化的滇人，最终投降了汉帝国。
出征朝鲜军队的混乱
武帝的军队越过了秦始皇长城东段的辽东。就汉的立场而言，元封二年（前109），朝鲜王杀害辽东都尉事件是一个借口。在西南滇国投降的那一年，在遥远的东北也出现了同样的状况。在碣石的对面是辽东半岛，辽东半岛延伸下去是朝鲜半岛。高祖时期燕王卢绾入匈奴时，燕人卫满率领一千多人去朝鲜半岛称王。他们渡过浿水（现在的鸭绿江或清川江）在朝鲜之地建立了王险城，在现在的平壤附近。他们使周边的真番、临屯隶属于自己，作为外臣与汉保持着外交关系。那以后过了一百年，到了第三代右渠统治时期。右渠不再追随汉，也不理睬汉使者涉何的说服。因此，涉何杀了送行的朝鲜副王。朝鲜方面认为这一事件是一切纷争的开始，派兵击杀辽东都尉涉何。
汉招募罪人充当攻打朝鲜的士兵，曾出任南越战争楼船将军的杨仆，这次又出征朝鲜。他率兵五万，从山东半岛渡过渤海。左将军荀彘的军队则从辽东半岛发起攻击。这场战争进展的优势在处于迎击态势的朝鲜一方。《史记·朝鲜列传》清楚地记述了侵略军一方的混乱状态。司马迁对这次战争毋宁说是持批判的态度。无论如何，杨仆军与荀彘军的海陆两军的协同作战根本就没有形成。攻打王险城的杨仆的部队被分割，自己狼狈地逃往了山中；荀彘军被浿水阻挡，甚至没能接近王险城。后来，两军终于重整旗鼓同时向王险城发动进攻，然而数月攻而不下。杨仆、荀彘各自急于单独征服朝鲜，形成相互牵制的局面。最终，荀彘拘捕了杨仆才算独自统率了全体部队。
113 描述战争场面的贮贝器 在收藏宝贝的贮贝器盖上，立体地表现了滇国的历史（《晋宁石寨山》）
元封三年（前108）朝鲜大臣刺杀了朝鲜王右渠、率众投降。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得以设置。但是，本来应有功的荀彘却因妒贤嫉能、拘捕盟军将军杨仆之举，以违背战略计划罪被宣判弃市。杨仆也由于未等待荀彘军到达就擅自出击，而造成士兵大量伤亡罪被判以诛杀，终因赎罪被贬为庶民身份。汉为什么要发动这次战争呢？作为汉王朝要让夷狄各国以外臣身份隶属于己，自有其以中华帝国君临天下的目的。为此，也有必要使朝鲜降伏。但是，至少战场二将军急于争夺眼前军功、士兵又是为着赎罪目的而参战这两项，就决定了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丧失了攻打朝鲜的战斗意志。
朝鲜半岛的统治据点乐浪郡
朝鲜王右渠对汉抗战的王险城，陷落之后设置了乐浪郡，自设郡至公元313年的四百二十年间，这里一直是中国王朝统治朝鲜的据点。乐浪郡遗址受到关注始于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东西700米、南北600米的土城，位于大同江的南岸，城南面的丘陵地带发现了1400多座墓葬。从朝鲜总督时期的1925年开始，先后发掘了王盱墓、彩箧冢、王光墓等多处墓葬，在日本出版了发掘报告。王盱的身份，从木印可知是郡的五官掾，即太守的属官；王光的身份从木印看，是乐浪太守的掾（地方官属官）。
随葬品多是作为太守副官的地方官吏的日用品。出土了漆器的化妆用具、叫做“式占天地盘”的占卜工具、官吏必备的文具（笔、砚、砚水壶、木简、刀削）等。在称为“彩箧”的竹制箱子上，有漆绘的鲜明的人物模样。虽然墓主身份不明，但从黄肠题凑（黄芯方形木材〈黄肠木〉，以两端〈题〉露出形式垒积〈凑〉组合的墓室），显示出其身份的显贵。土城在1935至1937年由东京帝国大学的原田淑人领导发掘，由于出土有“乐浪富贵”文字瓦当和封泥，而确定为乐浪郡遗址。遗址向我们传达武帝使乐浪郡投降的信息。
武帝的军队并未驻屯于此，这次他们将矛头指向了西域。
大宛的汗血马
在武帝茂陵的陪葬墓中有一座所谓“羊头冢”，其形状的确像羊头的长方形坟丘。因为此墓周围有三十八个陪葬坑，所以说这虽只是一个无名冢，但又一定是一位有相当级别的人物墓葬。1981年发掘了其中一个陪葬坑，出土了刻有“阳信家”字样的青铜器。“阳信”是武帝姐姐阳信公主，原来称平阳公主，是曹寿的妻子，乃景帝与王皇后的长女。曹寿死后，成为卫青的妻子，改称阳信长公主。在古代，皇帝女儿称为公主，皇帝姐姐称长公主。阳信长公主改嫁给了自己侍女卫媪的儿子卫青。姐姐卫子夫本来也是出自阳信长公主家的歌姬。武帝对其一见倾心，收入宫中，继陈皇后成为皇后。无名墓的墓主正是这位阳信长公主。此陪葬坑出土了鎏金铜马。出土的青铜鎏金马至今仍不失熠熠生辉之感。马高62厘米，身长76厘米，重24.3公斤。虽比与实物同大的秦始皇兵马俑要小，却给人以金光夺目的印象。
114 鎏金铜马 身长76厘米高62厘米，重24.3公斤。青铜马体通身镀金
武帝派往大宛的使者带回来的就是金马。出土的鎏金马是中空，而且是青铜包金的。使节与千金一同带回的金马，也许就是这样的。大宛的情报已经通过张骞有所掌握。其位置就在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国首都塔什干附近、流入咸海的锡尔河上游，距长安一万里的遥远之地。是个生长稻、麦，盛产葡萄酒的地方，无论如何那里的名马深得武帝的喜欢。他喜爱乌孙马，还为其取名“天马”，但认为大宛马堪称极品，甚至将乌孙马改称“西极”，称大宛马为“天马”。据说大宛马流出血汗，即所谓“汗血马”。
马的皮膜有许多汗腺，比其他动物易出汗。马的优良、差劣是由其速度和耐久力决定的。视其前肢肌肉、肩部斜度、深广的胸部、膝盖的大小、腹部紧绷度、背肌腰肌等体型和行走特征，判断其是否为良马。鎏金马与秦骑马俑相比的话，明显是进化的优质马。倾斜的肩线很长，腹部紧绷、马蹄角度锋锐、马尾高翘。如果作为战马的能力提高的话，军事上就占据优势。一万里的距离也不成问题。
115 李夫人墓 坟丘分上下两段，称英陵。“英”有重叠之意。其他的陪葬墓都在茂陵以东，唯有此墓在西北
为夺取天马的战争
当时，有谣言称：大宛将良种马藏于贰师城不予汉朝。大宛拒绝了汉使者的请求，汉使者怒骂之，砸毁金马而去。既然可以将金马弃之而去，可见那不是黄金制品。大宛贵人认为遭到蔑视，于是杀汉使，夺其财货。仅此，就轻易地发动了战争。与任命卫皇后弟弟卫青为大将军一样，此时任命武帝李夫人的兄弟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目的很明确，这是一场仅仅为了夺取贰师城天马的战争。
由属国训练而成的六千骑兵驱赶着来自各地的无赖少年数万人出兵了。战争开始于太初元年（前104）。但是，远征一度失败。士兵没有战斗意志，粮食也供应不足，饱受饥饿之苦，而且兵力不足。军队退回敦煌时，武帝不许他们入关。一年多后，事态转变，又开始了第二次出兵。六万士兵、十万头牛、三万多匹马、运送粮食的驴、骡、骆驼也以万为单位计算。大军压向小国大宛。
大汉王朝意气用事，包围大宛城，断绝了绿洲都市的水源。大宛贵人杀了自己的国王，答应交出“善马”。李广利也答应了请求，战争由此结束。汉军接受了“善马”数十匹，中级马雌雄三千余匹。汉王朝扶植了对汉怀好意的大宛王，结束了为时四年的战争。
儒教的时代
罕见的思想家，孔子引起的共鸣
司马迁在《史记》中设置了《孔子世家》一篇。所谓“世家”记述的是吴、齐、燕等王国的历史，所以将孔子个人列入世家有其特殊的意义。就汉代司马迁来看，孔子（前551—前479）的时代是五百年前的过去。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那里已听说过：“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正是继承过去全盛时代的机会！”[1]实际上五百年只是个概数。从孔子之死至司马谈之死，其间不过三百七十年而已。周公旦乃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他辅佐武王讨伐商纣，武王亡后又辅助年幼的成王执政，是公元前一千年的人物，所以实际是在九百年前。“五百年”前的孔子与“一千年”前的周公子一样，在汉代人看来都是理想的人物。也许称为“圣人”更好。汉代人将孔子予以理想化，以此成为后代儒教历史的起点。可以说在武帝统治时期，儒教进入了支持汉王朝政治的时代。司马谈曾论述了六家的学问。“六家”指的是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西汉初期的儒家不过是一家学问而已。司马谈其实更倾心于道家。但是，到了司马迁的时代，儒家压制道家等其他学问，与政治结合了起来。
116 杏坛 据说是山东省曲阜孔庙中的孔子曾经讲学的地方
司马迁二十岁旅行时造访了鲁国。那里有祭祀孔子的庙堂，祭祀的礼器一应俱全。诸生定期在孔子故居学礼。司马迁为那种光景所感，一时流连忘返。孔子以布衣（庶民穿着的麻衣）身份能使其学问流传十数代，是位罕见的思想家。由此，司马迁发现了将孔子作为世家予以记述的意义。被秦始皇毁灭的东方齐鲁国的学问，因秦始皇焚书坑儒被封杀的称为儒教的学问，在一个世纪之后与汉王朝权力相结合，恢复了权威。
《论语》是孔子弟子整理的孔子言行录。《史记·孔子世家》则是孔子的传记，记述了其从出生至死亡七十二岁的人生。这是司马迁汇集了《春秋左氏传》等著作内容撰写的传记。
广博的思想与对政治的积极参与
孔子出生于鲁国昌平乡。父亲叔梁纥与颜氏之女野合而生孔子。据记载他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因出生时头部中央有凹陷，故取名“丘”。孔子本名为孔丘，字仲尼，尼丘来自孔子出生的曲阜南部的山名。家虽贫，幼时学习经书的学识使他成为了鲁国季氏的官吏。他掌管财务很公平，管理家畜则牲畜增殖。然而，他离开鲁国，在齐遭到排斥，从宋、卫逃脱，受苦于陈、蔡。生平曾向七十多位君主请求官职，均未得到厚遇。因为感叹鲁国政治的混乱，孔子最终回到鲁国，召集门人，专心传授学问。据说孔子叹息周代礼乐的衰退，致力于礼乐的重建，所以他纠正诗（《诗经》）、书（《尚书》或《书经》）中的错误、复兴礼乐，写成《春秋》，倾心于易（《易经》）而作系辞传。孔子所传授的“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再加上乐的话，就是六艺。
117 孔子墓 位于曲阜孔林（孔子一族的墓地的中心，立有《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碑》
直至景帝时期，儒者没有显著的地位。在武帝时代才迈出了走向儒教国家道路的第一步。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建元元年（前140）设置五经博士。但是《史记》未见此记载，实际情况不明。由博士传授儒家的教科书，一个博士并不能精通所有五经或六艺，因为儒学已经形成为庞大的学问体系。
儒家主张君臣父子之礼和夫妇长幼有别之说，因此儒家的学问被选中为维护帝国体制的学问。的确，从祭祀、葬礼直至封禅、外交，礼都不可或缺。但解说礼的秩序的仅是六艺之中的《礼》，儒家学问并不限于此。《诗》是讽刺政治的，《书》是称赞先王事迹的，《易》的革命思想是讲自然和社会变化的，《春秋》旨在以史为鉴，《乐》乃宗庙祭祀所必备的。儒家有着如此广博的思想体系。
118 四川的讲学画像石 作为维持汉帝国体系学问的儒学，由博士向弟子口头传授（《巴蜀汉代画像集》）
汉代的儒家之所以能够被封为儒教，就在于其所具有的广泛性。由此，形成了各个专门领域。进行各专门领域传授的，专治《尚书》有伏生（文帝时期人物，以下同），《诗》有申培公（高祖）、辕固生（文帝）、韩婴（文帝—武帝）、王臧、赵绾，《春秋》有董仲舒（景帝—武帝）、胡母生（景帝）、公孙弘（武帝），《礼》（《礼记》）有高堂生，《易》有田生等人传授。博士弟子是从全国召集来的优秀人才，包括数百名的贤良方正、文学之士。
在武帝时代这些学者并不仅限于成为博士，正像孔子那样，作为丞相等高官积极从政。董仲舒作为景帝时期的博士时向弟子口授过《春秋》，后来做了武帝两个兄弟所在江都国、胶西国的丞相。他以《春秋公羊学》和灾异学为理论基础，提供政策性建议。建元六年（前135）地方上辽东郡的高祖庙发生火灾，首都也发生了高祖长陵陵园便殿的火灾。武帝因此向董仲舒咨询，董说此乃天意。孔子出生的鲁国定公、哀公时代的宫殿也曾屡屡失火，是鲁国违反礼而建庙、建宫殿所致，同时也暗示了鲁国有乱臣季氏。董仲舒是将过去的历史与武帝时代进行相互对照。
救助农民、富强国家的政策性建议
作为儒家的理想时代是五帝及夏商周三代。政治的基础是满足民众的温饱，在此基础之上开始发展经济。董仲舒以井田制为理想：即按“井”字形状平均地划分出九块耕地，由八个家族各持一块私田，剩余的一块作为公田。这是一种实现平等、公有的土地制度。由于自秦以来允许土地买卖，造成了贫富差别悬殊。这种情况被看做是战国以来实施富国强兵政策、掠夺民力的结果，受到了批判。虽然秦的政治至汉朝得到继承，但如今的汉则试图通过儒家予以改变。贫困者承受着沉重的徭役负担：一年的国境警备兵役，或一年的首都警备任务，此外还要负担一个月的郡县劳役。田租、口赋（人头税）负担也很重。耕种豪族土地的小农，收获的十分之五都被掠夺了。
典型的农民家庭是一家五口，有百亩之田。一百亩土地是100平方步至240平方步的面积。“一步”的长度相当于左右脚之间一步的步幅，大约1.3米，由此可以想象出长24步、宽10步的面积。农民在这样一块土地上种植收获谷物，储存足够生活需要的谷物之后，把剩余部分卖给国家换取钱币。人头税是要用钱交纳的。衣料等生活用品也需要用钱从市场购买。董仲舒为了救助这些农民，提出了限制土地所有的“名田”政策。
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曾向文侯提出了土地与富国的政策，其中详细讲述了农民的家庭收支情况。以他的计算方法换过来考虑现在汉代农民的情况的话，一家五口，百亩之田。谷物在北方是粟或小米，在南方生产的是水稻，虽不好一概而论，但是如果以一亩收获一石半计算的话，则是一百五十石。实际上很多农民没有百亩之田。首先要交纳收获物的三十分之一，即五石作为田租。余下的一百四十五石之中，一家口粮如以每人每月消费一石半计算的话，五人一年需要九十石，换算起来仅剩余五十五石。以此换钱，按一石三十钱的话，可以换得一千六百五十钱。人头税是成年人一年一百二十钱，三至十四岁儿童一年二十三钱的口赋，一家三个成人、两个孩子的话，每年须缴纳四百零六钱。结果，剩余一千二百四十四钱。乡里的祭祀费用须出资三百钱，衣服每人每年三百钱的话，五人需一千五百钱，至此已经出现五百五十六钱的赤字。如此吃紧的生活，每年还要受到气候、灾害的左右，将难以维持。
119 粟 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粟
淮南王与衡山王的谋反事件
元朔六年（前123）发生了一起打击武帝的事件。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事件发生，数千人受到处罚。这是一起在与匈奴战争正式爆发时的内乱。甚至董仲舒曾经供职的江都王和胶东王也试图响应。吴楚七国之乱未必不会再度发生，所以必须及早处置。
刘安为高祖之孙，乃淮水河畔的淮南王。父亲刘长本是拥有四郡领域的大国王，因谋反罪王国被一分为三，刘安继承的是其中的淮南国。他身边集结的食客编纂了《淮南子》这部被称为杂家的著作，书中特别以道家为中心汇集了各种思想。这位淮南王因为太子的一些琐碎事件，被中央削减了领地，还不断地被中央怀疑为有谋反的企图。
严厉制裁谋反的法律，是中央为了抑制诸侯国所设立的。张家山汉简《贼律》规定：谋划反乱的“谋反”，不仅本人处以腰斩，父母、妻子、同产（同母兄弟）不问年龄一律弃市。刘安的反乱并未实施。其王后、太子被捕，数千人连坐。详细提供谋反经过的证词的人是在刘安身边供职的伍被。他供认准备了进攻长安的武器，还企图伪造皇帝玺印和高官印章。博士出身的丞相公孙弘也是治《春秋》学的，他严厉处置了这一事件。最终，淮南国灭亡，改置为九江郡。
借儒家之学讽刺武帝
董仲舒被东汉人称为“儒者之宗”。儒学不是书桌上的学问，就像孔子当年那样，儒家总有着关心现实政治的意识。但是，一旦对现实绝望的话，就归而从事学问。董仲舒也是如此。
儒家参与政治方式也各有不同，像司马相如是作为诗人参与政治的。他创作了《大人赋》《子虚赋》等，以诗的形式讽刺现实。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一种表现形态。司马相如还批判了武帝攻打南夷、侵略北狄的行动。司马相如本人出身于蜀郡成都，对自己家乡成为战争牺牲品感同身受。巴蜀即现在的四川省，战国时期的秦国征服这里以来，不断得到开发。与贫穷的司马相如私奔的卓文君之家，就是秦在攻破赵国之后，被迁徙至蜀、最终成功发展为制铁巨富的，拥有奴隶上千人。司马相如以与蜀父老对话的形式，讽刺了发动西南夷战争的武帝。可以借儒家学问讽刺皇帝的汉王朝体制，应该说是还一种健全的体制。司马相如的文章采取了自己作为使者与蜀父老对话的形式。下面将对话内容择其要摘引如下：
蜀父老曰：“天子与夷狄的关系，国交勿绝而已。如今，巴蜀、广汉人人为牺牲，为开辟通往夜郎的道路已经劳苦三年尚未完成，民已疲惫。如今要关注西南夷，可又为的是什么呢？”[2]
使者（我）曰：“《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若有未得沐浴天子恩德者的话，乃天子之耻。四面都已德化，愿西夷、南夷也能够接受天子的爵位。民虽困苦，王业却不能不继续。”[3]
蜀父老叹息曰：“汉的恩德很伟大，百姓虽已怠倦，我们自己努力吧。”[4]
文章讽刺了汉天子的无义战争，坦率地表达了蜀地人民的心情。
武帝时代的经济与开发
支撑汉代财政的货币
武帝时期的人口数虽不清楚，但一百年之后西汉末是5959万人、1223万户。为了维持这样的帝国，官僚制当然是必要的，同时财政制度又是至关重要的。汉对匈奴战争动员了几十万兵力，为此需要庞大的军粮、武器、奖赏支出等临时费用。由于在通常国家体制运营的财政支出之外，附加了军事财政，武帝时期国家财政勉强得以维持。
汉代是明显的货币经济时代。延续秦始皇时代的半两钱，汉代也实行货币财政。方孔圆形的秦青铜货币，在汉代仍然继续发行。吕后时期的八铢半两钱、文帝时期的四铢半两钱虽说都延续了秦半两钱的面额和形状，但重量是不一样的。半两的“两”与“铢”的关系，由于一两为二十四铢，半两就是十二铢（7.8克）。八铢、四铢的重量与面额有差异。文帝时期民间私人铸造货币是被允许的，景帝时期再次受到禁止。允许民间私铸货币，在现代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但货币铸造并非特别困难之事。从实际的货币即可知其铸造过程：用黏土制成铸模，加热熔化铜、锡后，灌入模子即可。形状、字面都很简单。有些时期只要能流通使用，谁都可以制造货币。吴国或邓通个人铸造的货币就曾是通用货币。
为了发展货币经济，国家大量铸造货币并非易事。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发行三铢钱，元狩四年发行五铢钱，使面额与重量一致。从武帝时期开始使用的五铢钱，后来一直到唐代高祖时期，沿用了七百年。元狩五年开始至平帝元始年间，共铸造货币二百八十亿万钱。每年发行二亿二千万钱的货币量。
120 五铢钱 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发行的五铢钱，面额与重量青铜）一致，一直到唐代高祖时期，沿用了七百年
汉代官吏的薪俸
汉代的基本税收是人头税，当时叫做算赋。十五岁至五十六岁的男女，每年课税一算即为一百二十钱。按这一年龄层有一千万人计算的话，是十二亿钱的收入；两千万的话，就是二十四亿；三千万的话就是三十六亿。但是卫青、霍去病发给士兵的奖金就要二十亿至一百亿，所以仅支付此一项就根本不够。
就前汉末的官吏数来说，从最高的一万石丞相，直至不满一百石的佐吏，共计十二万人。汉代官吏的等级是以谷物换算薪俸的“石”来表示的。西汉初期的《秩律》（张家山汉简）中有两千、一千、八百、六百、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石的递减顺序。两千石是中央政府各官厅长官的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太仆、少府、奉常、郎中令等九卿的等级，地方上是郡太守的等级。一千石在中央是上述长官以下的官吏，在地方是大县的县令。县令根据县规模的大小，从一千石至六百石不等：长安、洛阳、成都县为一千石，咸阳、长陵、江陵县为八百石，安陵、荥阳县为六百石。一百石以上是中央任命的长吏，一百石以下是地方采用的少吏。
官吏的等级以“石”表示。“石”既可以用作容量的“斛”，也可以用作重量单位，不易分辨。金属等固定形态物用“权（秤砣）”计量，液体、粉末等非固定形态物用“升”计量。谷物的话，两种计量都可以。秦始皇每日批阅审判文书的定额是一石的重量，一石是一百二十斤，约三十公斤。文书是竹简，所以只能用重量单位计算。
司马迁一年的薪俸是六百石，月工资相当于七十斛谷物的价格。一斛是十斗、一百升的容量。一斗相当于日本的一升，一斛是十升，一百合。用货币换算，按一斛七十、八十钱的话，合四千九百至五千六百钱。每月七十斛，十二个月是八百四十斛，相当于六百石的重量。太史在《秩律》中的确是六百石之职，武帝时仍没有变化。司马迁这样六百石的官吏，如果有五万人的话，一年薪俸的支出额就得二亿五千万钱。仅此一项就超出了一年的货币发行量。
稳定国家财政之策
物价是变动的。谷物价格受着丰产、欠产的左右，直接影响到农民和城市市民的生活。一石谷物数十钱的价格，发生饥馑时上涨至数百钱至数千钱，有时甚至上万钱；丰年则相反，一石甚至降至数钱的价格。秦始皇三十一年上升至一千六百钱的价格，楚汉战争的农业停滞时期，进而攀升至一万钱。文帝时又落到数十钱的水平。
为了安定国家财政，必须抑制谷物价格的上下波动。治粟都尉桑弘羊掌管国家财政。他本是洛阳商人之子，他把商人的计算能力很好地运用于管理国家财政。元封元年（前110）他提出了在地方县设置均输官、中央设置平准官的财政方案。顾名思义，“均输”旨在物资流通的平均化，“平准”旨在物价的稳定化。在幅员广大的中国，发生地域性饥荒或灾害时，既有物资缺乏的地方，也有充裕的地方。商人们介乎于这些地域之间，低买高卖，获取利益。
后来，元帝时期，谷物连年歉收，京师一石为二百余钱，边地城市四百钱，关东五百钱，地域性差价明显。商人们观察时机，关注物价的升降，由此盈利。低价时买进，高价时待价而沽。与此古代自由经济相反，国家采取了行动，向物资不足地区运送物资，物价高涨时抛出物资以便降低物价。此乃安定国家财政的政策。
盐铁专卖使国家获得巨大利益
在此之前御史大夫张汤已经形成了盐铁专卖的基本构想，并于元狩四年（前119）提出了方案。国家独占、专卖生活必需品的盐铁，保持稳定的价格，作为财政来源。实施此项政策时，借助了两位大商人的智慧。起用南阳制铁商孔仅、齐地盐商东郭咸阳作为大农丞。孔仅、东郭咸阳以自身的经验为指导，在全国设置盐铁官后，又设置了酒榷官。在全国各地设立盐官三十五处，铁官四十八处。不久，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取代孔仅掌管盐铁。
人的身体中出于对体液的调节，必须摄取盐分。在古代盐作为最重要的调味料和保存料，在日常生活中有着万能的作用。生的鱼类和贝类很快会腐败，撒上盐的话，不取掉水分也可以短期保存，如果再将其干燥或发酵的话，还可以长期保存。蔬菜用盐腌制后，冬天也可以食用。动物的肉在取出内脏后撒上盐，可以挂在钩子上干燥保存。汉代画像石就画有兔、猪、鱼吊在厨房里的场景。
盐、大豆、谷物、鱼、肉类发酵的话，可以制成各种酱，创造出多彩的味道。盐在各地都可以生产，如沿海的海盐、内陆的池盐、岩盐等。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将山东（不是今天的山东省，而是太行山以东）、山西（不是今天的山西省，而是太行山以西）分开来看的话，黄河下游的山东产海盐，山西产池盐、岩盐，另外岭南（广东）和沙北（北方沙漠地带）也产盐。
与日本列岛单纯地依赖于海盐不同，中国大陆自古代起就品尝着各种食盐的味道。岩盐在地下经长时间结晶化过程，盐化钾的纯度很高，海盐虽纯度低，但矿物质多。盐化钾越多越甜，盐化镁越多越苦，盐的味道也是多种多样的。
在三十六处盐官之中，有十六处设在渤海、黄海沿岸的海盐区。为了结晶出盐，或将海水放入锅中直接煮沸，或仅靠日光和风力使水分蒸发。齐地生产海盐，在内陆的巴蜀有四处盐官生产井盐。将溶解有岩盐的高浓度地下水汲出、贮水、在锅中煮沸，使之结晶。四川画像砖上描绘了这样的工艺流程。
121 全国盐官、铁官分布图
此外，在内陆也有井盐、岩盐的分布。现在尤为人知的有山西省运城县的解池。盐商腰缠万金。有时候国家向他们出租煮盐工具让他们生产，而国家实行专卖获取巨大利益。
铁制农具促使生产力飞越发展
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出现了需要1100度至1300度高温熔解铁矿石的铸铁工艺。铸铁适用于农具，促进了生产力飞速发展。战国中期以降，铁农具在富裕层得到广泛使用，到了汉代已经在一般农民中得以普及。战国时期遗址出土了锹、镰、斧等农具，汉代制铁遗址也已经发现。战国时期民营制铁业主赵的卓氏、齐的程氏很有名，卓氏、程郑、孔氏都是靠铁业致富。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以一或二头牛牵引铁犁耕作的牛耕法。犁的三角形的掘土犁先和推土的犁铲用铸铁制成，犁的本体（由牛牵引的长柄、手扶的犁柄、垂直立着的犁柱、在地面上滑动的犁床等）因为是木制的所以腐蚀殆尽，但出土了犁先和犁铲。
铁的生产中首先需要通过木炭的燃烧从铁矿石（酸化铁）还原出一氧化碳。为了燃烧木炭还需要大量运送空气的风箱和冶炼炉。四十八处铁官都设在具备铁矿石和木炭的地方。其分布为：山东丘陵周边地方有十二处，沿太行山脉南北有七处，太原至洛阳、颍川、南阳有十一处，从关中到垄西、汉中有五处，蜀地有三处、长江下游有四处，桂阳一处。
专卖制实施之后，博士徐偃去地方巡视风俗时，曾伪造敕命，令胶东国和鲁国制盐，并使用风箱铸铁。从张汤开始，伪造敕命相当于死罪会受到弹劾。当时，年轻的终军以能辩博学出任武帝近臣的谒者给事中（皇帝身边掌管文书及人员出入之官职）。终军认为徐偃的行为很不实际，于是有了以下的诘问：“胶东国和鲁国的盐铁都由周边各郡供给，本无任何不便可言，你是经过对人口、耕地面积认真调查之后得出有必要从事盐铁生产的结论吗？再者，春耕时期要制作农具，秋天又是必须向火炉加火的时期，这些准备都已经做好了吗？”[5]据此，他认定徐偃有罪。在这样的争论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冶铁业的实际形态。
122 铁制农具 （河南博物馆藏） V字形器具套在犁先上起到深翻土地的作用。U字形器具是套在木锹头上的耕具
酒也是居家及乡里祭祀所不可缺少的。禁止酒的私营之后，酒的走私横行一时。霍光儿子霍禹被揭发在他家私自造酒，以致酒缸被砸毁。赵广汉的食客也在长安市场上私卖酒。
建造白渠消除盐害
太始二年（前95）赵中大夫白公上奏请求凿渠引泾水以利灌溉，于是开始施工。地点就在公元前246年秦嬴政即位秦王伊始，让郑国凿渠的地方。从郑国渠到白渠的建设，其间经过了一百五十年。秦始皇的遗产在武帝时期得以继承。
回忆起来，当年负责灌渠施工的是邻国韩国的水工郑国。其实他本是韩国派来的间谍，旨在使秦的国力从军事转向土木工程，以便达到削弱来自秦侵略威胁的目的。从中山流入平原的泾水在瓠口形成了葫芦形的弯曲河道，从这里引泾水沿北山向东至洛水，修筑了全长三百里、约一百二十公里的水渠。间谍身份暴露之后，秦王命他做完工程。含有大量黄土高原泥土的河水，可以不间断地向农作物供给锰、钾等无机物。还可以冲走地表的盐分，使泥土堆积，防止土壤水分的蒸发，其效果很是可观。以四万余顷（约七百二十八平方公里）土地与约一百二十公里的郑国渠的长度相换算的话，宽幅六公里的土地得到了灌溉，产量高达每亩一钟（六斛四斗，约49.7升）。
123 徐州牛耕画像石
经过了一百五十年，秦始皇的遗产已经无法原样继承了，出现了泥沙和盐分的问题。黄河下游由于没有倾斜度，泥沙堆积于河床，而泾水由于有倾斜，所以河床被侵蚀而不断地加深。泾水的引水口在一百五十年之后，由于河床变低而丧失了机能。引水口必须溯流向上改在与耕地高度相当的地方。另外，露出地表的盐分暂时可以依靠灌溉水冲刷，长此以往的话反而诱使地下水位上升，盐害会变得更加严重。所谓盐害，指的是由于干燥土壤的水分剧烈蒸发，造成土壤中的钙、钠盐分浮出地表，形成结晶的现象。置之不顾的话，将导致农作物枯死。
白渠建成之后，农民对其流经区域的丰饶歌颂道：
田于何所？池阳、谷口？
郑国在前，白渠起后。
举锹为云，决渠为雨。
泾水一石，其泥数斗。
且溉且粪，长我禾黍。
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124 郑国渠和白渠 与秦始皇遗产郑国渠并行，赵白公上奏凿渠而动工
但是，渠水从谷口县至栎阳县全长二百里，灌溉面积四千五百顷，还是不及郑国渠。
武帝时期的关中开发
郑国渠与白渠现在作为泾惠渠仍在使用。笔者在1985年、1998年、1999年对那里的遗址作过调查。在三原县龙桥的郑国渠古道上架有清代的桥和现代的桥，在泾惠渠水坝有历代渠首（取水口）遗址。如今还可以见到郑国渠渠首的断面，三限闸（三叉分开的水闸）是白渠向北中南三方分流的地点。郑国渠的灌溉地是沿渭北平原北边，向东西扩展的地域。在海拔492米至380米倾斜地带上开凿了水渠。白渠流经的地域比郑国渠的位置要低。在东西主干渠两侧，南北向又分出支渠，扩展为更加细小的灌溉网。秦始皇时期的智慧确实在这里得到了继承。
更早些时期的龙首渠，也是为治理盐害的水利而建造的灌溉工程，由庄熊罴提案修造的。临晋县人民希望引洛水灌溉重泉县以东的万余顷恶地。只要有水，每亩产量可达十石。当时动员了十万人力。将洛水引至临晋县，必须穿过土质疏松易于崩塌的商颜山。人们挖十米的井，采取从地下横向连接的井渠方式。与中亚的基什岛坎儿井（qanat）一样。由于施工时挖出了“龙首（可能是恐龙化石）”而起名龙首渠。此渠现在作为洛惠渠仍在使用。1950年大兴水利，反而诱发地下水位的上升，加重了盐害。20世纪70年代设置了排水系统，让灌溉水流入排水沟，控制了地下水位的上升，创造出新的方法。
武帝时期，就这样推动了包括首都圈在内的关中地区的开发。秦王时期出于对付东方六国的战略开凿了郑国渠，武帝时期是在对抗匈奴的战略中纳入关中开发规划的。
武帝时代的结束
武帝在后元二年（前87）二月，去世于长安以西的五柞宫。这是一座因五棵柞树并立而得名的离宫。武帝在未央宫前殿出殡，三月下葬于茂陵，十六岁即位后在位五十四年，终年七十一岁。他是秦始皇以降在位期间首次超过了三十七年的皇帝。较五十岁的秦始皇而言，其追求长寿的实践应该说是成功的吧。五十四年之间，武帝的臣下已有许多长眠于茂陵的陪葬墓。如卫青、霍去病是也。为武帝效力而未能进入陪葬墓区的人也很多。张汤、张骞被埋葬在了故乡。张骞的墓在汉中。
125 茂陵 边长230米，高46.5米，在西汉十一陵中格外壮观
武帝之子除了齐王闳、燕王旦、广陵王胥三王之外，还有太子据（又称卫太子、戾太子），以及与李夫人所生的昌邑王髆。征和二年（前91）暴发的巫蛊事件，迫使卫皇后与其子太子据自杀。所谓巫蛊，指的是把虫放入容器，使其互食，用剩余者诅咒于人，以期达到杀人目的的方法。据说使者江充在太子宫殿中挖出了蛊。受这一事件牵连，死者数万。卫皇后的墓在长安城南，未能进入茂陵。贰师将军李广利的妹妹李夫人得宠，但未当上皇后就去世了。茂陵周围没有皇后陵，仅有李夫人墓孤单单地立在那里，其子也英年早逝。武帝六十之后丧失太子，最终的继位者是钩弋夫人赵婕妤所生之子。武帝六十三岁所生此子，八岁即位，成为昭帝。
126 武帝系谱
司马迁《史记》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司马迁也未葬于茂陵陪葬区。而且司马迁的死与其生年都不十分清楚。不过，他死于武帝死亡前后是肯定的。有人说在武帝末年，也有人说在昭帝初年，但都没有确凿证据。《史记》既没有记载武帝之死，当然也没有记司马迁自己的死。司马迁完成了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著作，书名本为《太史公书》，《史记》是魏晋以后的名称。当时的书籍是写在竹简、木简、绢帛上的。《史记》不称“卷”而称“篇”，所以应该是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
此书的分量可以从一枚竹简的长度和文字数来判断。汉代竹简的长度基本上是一尺，即二十三厘米，一般用于书写公文。二尺二寸，即五十六厘米长的简用于书籍；三尺，即六十八厘米简用于律令文书。所以从一束简的长度可以知道其文书大概的内容。1972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发现了两座西汉墓。一号墓出土了约七千五百枚竹简，二号墓三十二枚竹简。二号墓出土了武帝元光元年（前134）的历谱，两墓都出土了钱币，不是五铢钱（元狩四年）而是三铢钱（元狩三年〈前120〉）,证明是武帝初年的墓葬。一号墓出土的竹简长27.5厘米，宽0.5至0.7厘米，厚约1至2毫米，长度相当于汉的一尺二寸。是由三道编绳编联的简册。
这些竹简中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史记·孙子列传》记载了两位兵法家孙子。一位是春秋时期的齐人孙武，另一位是孙武的子孙、战国时期的孙膑。一般说的“孙子”多指孙武。孙武效力于吴王阖闾，官至将军，著有兵法十三篇。孙膑效力于齐威王，攻魏时有功。长期以来虽然有着一种否认两位“孙子”存在的观点，但是作为现在《孙子》十三篇的原型的、汉代两部兵法书的竹简都已经发现了。武帝时期，主父偃在论述反战论时曾引用兵法“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一句，就是《孙子》第十三篇《用间》中“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一句。
此事例也为我们认识同时代的《史记》提供了参考。比照孙子竹简的话，二十七厘米有余的竹简一行以书写三十五字估算的话，《史记》一百三十篇相当于一万五千枚的分量。据说武帝时，东方朔上奏了三千枚的简牍。其文书由两个人抱来，武帝看一遍就花了两个月。《史记》的分量是其五倍，一共有两部，正本埋藏于名山，副本收藏在首都。
竹简本原始《史记》在将来出土之前是无法见到的。本书的叙述至此始终是离不开《史记》的，而欲知武帝以后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依赖于《汉书》。
武帝在位超过了半个世纪，如同谥号“武”所示，他在位期间在四方边境不断地挑起战争。他本人甚至亲率十八万骑兵巡视北边长城，是一位极富行动力的君主。秦始皇时期只不过进行了与匈奴、百越的南北两次战争。武帝的战争目的却是在东西南北全面地扩张领土。
[1] 原文是：“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出自《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2] 原文是：“耆老大夫荐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俨然造焉。辞毕，因进曰：‘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今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涂，三年于兹，而功不竟，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此亦使者之累也，窃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与中国并也，历年兹多，不可记已。仁者不以德来，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鄙人固陋，不识所谓。’”出自《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3] 原文是：“且诗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浔咸获嘉祉，靡有阙遗矣。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地，舟舆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迟，继周氏之绝业，斯乃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出自《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4] 原文是：“于是诸大夫芒然丧其所怀来而失厥所以进，喟然并称曰：‘允哉汉德，此鄙人之所原闻也。百姓虽怠，请以身先之。’”出自《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5] 原文是：“又诘偃：‘胶东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鲁国西枕泰山，东有东海，受其盐铁。偃度四郡口数、田地，率其用器食盐，不足以并给二郡邪？将势宜有余，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矫制而鼓铸者，俗及春耕种赡民器也。今鲁国之鼓，当先具其备，至秋乃能举火。此言与实反者非？偃已前三奏，无诏，不惟所为不许，而直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干名采誉，此明圣所必加诛也。’”出自《汉书》卷六十四《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