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民众的世纪

记载王朝兴亡的史书

将两个汉朝相互区别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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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刘氏政权中兴,夺回了被王氏篡夺的政权。所谓“中兴”,与“再兴”、“复兴”不同,不是复活失去的朝代,而是将本来相互接续的朝代再次注入活力的意思。宣帝时已经有过汉王朝的中兴。王莽并没有绝灭了刘氏政权。这是光武帝刘秀等人的认识。

220年东汉献帝禅让帝位于曹丕,刘氏王朝结束。此二百年的历史不妨分为两段看待。正好在公元100年划界的话,即一世纪与二世纪的历史。一世纪我们以民众为焦点。就像秦王朝当初被陈胜、吴广的农民反叛所瓦解一样,王莽新政权也在赤眉农民的叛乱中倒台了。从民众、农民的角度来看王朝的话,我们已逐渐认清巨大专制帝国的脆弱和强大。二世纪的焦点在于自然灾害,这个世纪自然灾害频仍。这一因素似乎又与东汉政权、社会内部的内乱有着相互呼应的关系。当时人们是如何面对自然界的呢?

秦始皇的帝国的确是为后来西汉二百年,以及新王朝所继承了。其后的东汉二百年也绝不仅仅是民众反叛与自然灾害的黑暗时期。二世纪幼帝的连续即位,出现了围绕皇帝形成的宦官、官僚、外戚之间的紧张状态。强权皇帝的时代已经结束。但人们踏踏实实地在国家、社会之中坚强地生活着。这还是一个科学、宗教正面出现的时代。

“后汉”相对于“前汉”,“东汉”相对于“西汉”,都是将两个王朝相互区别的称呼。就时间前后而言,称“前汉”、“后汉”;就王朝首都位置(西长安与东洛阳)来说,称“西汉”、“东汉”。但当时的人们对前汉也称“汉”,后汉也称“汉”,因为二者是连续的,所以有所谓“中兴”之说,由此进而将汉朝延长了二百年。二百年时间相当长,所以不能说这是个不安定的时代。

西汉帝国的二百年间,以皇帝为顶点的专制统一帝国得以定型。形成了由那些臣属于皇帝的官僚对众多农民进行个别人头统治的古代政治体制。到了东汉,可以说这种政治体制得到继承,并进而得到巩固、发展。同时,介乎皇帝与农民之间又出现了一个地方豪族阶层。

地方社会特征形成的时代

东汉建立之时,因为以皇帝刘秀“帝乡”南阳为中心形成了豪族集团,所以也有观点称东汉王朝为豪族联合政权。但是毕竟东汉政治的基础还是西汉后期以来时代潮流的延续,专制统治的官僚体制更加强化,在制度上继续采取了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形态。比如,掌管高度机密上奏文书的尚书官僚,在东汉时期已经直属于皇帝,有时还能控制内朝的权力中枢;另一方面外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却变成为单纯的政务执行机关。

就东汉时期的地方行政而言,顺帝永和五年(140)全国有105个郡、国,其下设置1180个县、邑、道、侯国。虽说是105个郡国,仅仅有二十个国、六个属国(统治边境少数民族的行政机关),其余的都是郡,实质上是郡县制。不过,作为地方统治,在郡国这类小区域行政划分之上,根据需要还设置了区域更加广大的“州”。除中央设置司隶校尉之外,其他地域分为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等十二州,向那里派遣十二名刺史监察郡国。

刺史在灵帝时改称为州牧。虽说是对设置于西汉武帝时刺史的复活,但并不像西汉那样仅仅是去地方做监察巡视,而是在地方设立固定的治所,由上计官负责向中央报告。他们发挥了监督地方官是否有不法行为以及是否与地方豪族不法勾结的作用,所以很受重视。这反映了东汉时期是一个“地方的时代”。所谓“地方的时代”的意思,是说中央集权政治进一步受到地方行政组织充实化的支持,进入了与中国全体的统一性、均一性相比,地方社会特征更加凸显的时代。

《后汉书》的编纂

在中国古代人的历史意识中,出现过两个东汉史。从东汉时期人的观点来看,的确东汉王朝是对汉王朝的“中兴”。在抨击王莽政权的暴虐的同时,自己继承了汉王朝的事业。但是,另一方面,对在东汉灭亡以后的人们来说,他们都十分重视从东汉禅让而来的三国魏的地位,认为东汉传国二百年气数已尽,与曹氏的政权交替乃必然趋势所致。所以他们讲述的是包括幼主即位、外戚与宦官时期、黄巾之乱、周边民族之侵略的整部东汉王朝的兴亡史。

“后汉”王朝的名称,是东汉以后出现的。东汉人是不说“后汉”的。说到底中兴的是“汉”王朝。首先,《汉书》中编纂前代王朝“汉”的历史,为的是主张自身王朝的正统性。另一方面,东汉人也已经着手编纂当代史了。本来,所谓历史并不一定等那个时代结束之后再作回顾。有的史书就是对当今时代从头开始记述的。青壮年写自己的历史,是为将来的自己而写的;老年人写自己的历史,为的是留给子孙去回顾;子孙写祖先的历史,是写与当今不同的过去时代。如果说《史记》是汉王朝青壮年历史的话,《汉书》则是汉王朝祖先的历史。《后汉书》与这两部史书都不同,是由许多人竞相记述的。这不仅是一个富于魅力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在汉权威丧失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一种恢复过去汉的权威的想法驱使下,人们编纂了《后汉书》。

班固等人已经编纂了光武帝的《世祖本纪》以及光武帝功臣的《列传》。王朝虽在继续,但一个皇帝的统治已经结束。以此为基础在二世纪荀悦编纂了名为《汉纪》的史书。《东观汉记》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东观”是与“兰台”(汉代宫中图书馆)同样性质的、作为史书编纂场所的洛阳的宫殿。此书曾与《史记》《汉书》并列称为的“三史”,可见其受到信赖的程度。在东观编纂的《汉纪》,说到底是中兴之后光武帝以降刘氏汉王朝的现代史。

兴亡全史的陆续编纂

新的汉王朝消灭之后,与前汉相对的后汉王朝完成了从兴到亡的全过程。所以它的兴亡全史也不断得到编纂。从三国时期到西晋,进而到南朝宋之间三世纪至五世纪的这段时间。王朝更替频繁得令人眼花缭乱,而且这是个胡、汉南北王朝对立的时代,所以正统性以及华夷秩序受到重视。门阀贵族也需要从汉代那里寻找系谱。由此形成了回顾四百年汉朝历史的风潮。三国吴人谢承的《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是最早的私家撰著的东汉史。今天虽然仅可见到此书的逸文,但该书得到的评价很高。因为此书主要是反映吴国时代的历史,所以书中的列传比之北方洛阳一带的人物,更偏重于记载江南人物。该书还有一个特征,是将与隔海保持密切关系的东夷之地也编入了列传。另一方面,在三国时期,北方的魏已经有官撰本王沈的《魏书》、私撰本鱼豢的《魏略》这类当代史的编纂,其中以东汉向魏禅让的形式记述了东汉的灭亡过程。

进入西晋之后,有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后汉南记》五十五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张璠《后汉纪》三十卷等陆续编纂成书。以上的《后汉书》都是仿效《史记》、《汉书》的纪传体史书,与此不同,东晋袁宏的《后汉纪》三十卷是从光武帝至汉献帝的编年体东汉史。此书记事自东汉灭亡至三国为结束,旨在对东汉时期重新作出总结。然而,这七家或八家史书在后代都散失了,《后汉纪》之外只能见到《七家后汉书》(清人汪文台对七种《后汉书》逸文的辑佚)。

在混乱的时代这些作者执拗地要从东汉历史中发掘出使得儒教思想得以定型、使统一王朝延续二百年的东汉国家的兴亡之因与其中为人处世的道理。其中描绘了拒绝贿赂、坚守朴素生活、为民众实行公平政治、亲身实践孝道的清廉官吏,散财救济乡里穷人而获称赞的豪族生活方式,国家对地方豪族过激行为的抑制,救济贫民的组织机能等等内容。

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

最后成书的是公元五世纪再度进入分裂期的、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后汉书》。范晔虽不是史官,但在以《东观汉记》为依据的同时,广泛采集了各家后汉书撰成十本纪、八十列传。列传中完整记述了周边夷狄各民族隶属中华帝国的历史。南朝宋的时期对于北朝胡族国家强烈的民族意识,成了作者编纂过去历史的动力。原书的《志》没有完成,而且纪传以外的部分均已散失。所以在北宋时期人们加上司马彪《续汉书》的八篇《志》,合为一百三十卷,即今本《后汉书》。

《纪》、《传》部分附有唐高宗与武则天所生第二子章怀太子李贤的注解,《志》部分附有梁刘昭的注。李贤的墓在陕西省乾县乾陵的陪葬区被发掘,墓中发现许多壁画。高宗虽立李贤为皇太子,武则天厌恶其才能,以阴谋暗杀罪将他流放,三十岁英年早逝。死后名誉被恢复,谥号为章怀太子。因为喜好学问,所以《后汉书》注释中留下了他的名字,注释中也表现了注者自身的想法。如李贤注《光武帝纪》第一下,建武二十六年(50)光武帝初造寿陵事时,加入了以下注释:

 

初作陵未有名,故号寿陵,盖取久长之义也。汉自文帝以后皆预作陵,今循旧制也。

 

光武帝陵墓在其死后称原陵,生前对皇帝陵一般忌讳言死,故曰“寿陵”。西汉文帝朴素地葬于自然山丘而不建坟丘,因而免遭赤眉掘墓。光武帝也希望造那样的陵墓。寿陵的“寿”即长寿的意思。李贤要说的是:并非以此祈求长寿(那样的话与造陵墓之举将有矛盾),是希望面临死亡也能获得生命的永恒长久。

李贤本人在兄长死后,也有成为唐皇帝的可能性。当时他是以怎样心情进行注释的呢?所谓注释,为的是有助于理解原文,但有时也像这样可以读出注释者的心情,耐人寻味。

范晔《后汉书》被认为水平不及《史记》、《汉书》。唐刘知几在《史通》中说:“范晔《后汉书》不具备《史记》、《汉书》那种委婉的叙述之妙以及作为史书的厚重。”比如叙述刘秀族兄刘玄时,不顾他复兴东汉、即位更始帝的事实,不为他立本纪而将刘秀作为本纪的开篇,把刘玄记入列传。这完全继承了以《世祖本纪》开篇表示尊崇光武帝的《东观汉记》的观点。而且,在列传中把本来具有任侠之风的刘玄描写成为“更始即帝位,素懦弱,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的脆弱人物。

王莽政权的灭亡

女首领吕母发动的叛乱

反对王莽的农民动乱,是从今天山东半岛开始的。青州、徐州北部遭受大饥荒,盗贼屡屡出没,治安情况极度恶化。在赤眉之乱前此地爆发了吕母的叛乱,吕母是女性叛乱首领。她出身琅邪郡海曲县(今山东日照市西)。赤眉之乱首领樊崇也是琅邪郡(今山东青岛南)人,由赤眉拥立为皇帝的刘盆子是太山式县(今山东曲阜东北)出身。这些山东农民的反抗势力,都把目标对准西方的长安。他们在与南阳刘氏豪族的反莽势力抗衡的同时,最终取得击垮王莽政权的成功。

在这一地区强烈反莽情绪的背后,有着成阳景王祠信仰的影响。成阳景王,即西汉高祖刘邦之孙,是封于齐国的悼惠王刘肥之子刘章。刘章是一位向吕后献上《耕田之歌》讽刺吕氏一族专权的、有骨气的人物。歌中写道栽种禾苗,须铲除杂草。所谓“杂草”指的是非刘氏的吕氏一族。吕太后死后,他与周勃一起制裁了吕氏一族势力,因为有功被文帝封为成阳王。不幸的是此后两年他就去世了。

成阳国在今天山东省莒县一带。刘章的子孙分封于山东各地,所以在山东各地造有成阳景王祠。特别是从非刘氏的王莽取得政权之后,在人们心中外戚王氏与吕氏是同样令人抵触的。越是有反莽情绪,就越是思念成阳景王。很快,发生了山东半岛刘氏拥立新天子之举。赤眉军中的齐巫就经常击鼓起舞、祭祀成阳景王。

天凤元年(14)吕母的儿子因触犯轻罪被处死。吕母就制定了向县宰(王莽时期的县长官)的复仇计划。当时报仇、复仇行为是社会上所认同的。由于身为女性、吕母单独复仇难以获得成功,所以她聚集那些具有任侠之心、愿为主人效劳的宾客,又以数百万家产为资金,酿造美酒,购买刀剑、衣服。那些都市无赖青年来买酒,手头没钱,吕母便赊给他们,还将衣服发给穷人。吕母的财产数年之内耗尽,青年们为之深深感动,便集结了数十甚至上百人,很快又招来亡命者几千人。所谓“亡命”,即脱离本籍逃亡者。吕母号称将军,采取了军事行动,于公元17年攻打海曲县,抓到县宰。县宰乞求饶命,吕母取其首级,祭奠于儿子墓前。复仇之后吕母虽然病死,但这一集团并未解散,加入了赤眉等军的农民叛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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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巫女俑(广州博物馆藏)赤眉军中有巫女起舞祭祀成阳景王

赤眉之乱的爆发

天凤五年(18)在与吕母同郡的樊崇率领之下,山东农民起兵造反。一段时间曾隶属于洛阳的更始帝集团,很快分道扬镳,一路直奔长安,公元25年攻入长安城。赤眉之乱最初只有一百人的势力,但由于山东一带的饥民不断聚集,一年之间扩大至上万人。这一集团为了与王莽军相区别,将眉毛涂成红色,因而被称为“赤眉”。“赤”是汉王朝崇尚的颜色,士兵们以铠甲或战袍区分敌我,军中设置“巫”,使其击鼓、起舞,祭祀成阳景王祠。巫还负责传达应该即位天子的景王的指示。

樊崇说到底只是赤眉的“帅”。他们希望独自拥立一名刘氏皇帝。于是寻找景王的子孙,竟有七十多人。诸侯王刘氏子弟封县,为列侯。高祖以来已经过二百年,在地方上的刘氏子孙要多少有多少。

于是他们只好在其中血缘关系最近的三人中抽签决定,结果最为年少的十五岁的刘盆子得符中选。但是,当时他一副披发裸足、身着破衣、恐惧欲泣的样子。尽管抽得天命之符,却没有领导权的皇帝就这样诞生,并由此导致了今后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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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赤眉与刘氏叛乱图

更始元年(23)王莽的新王朝灭亡。公元25年刘盆子即位皇帝,年号“建世”。赤眉政权从叛乱开始一直以建立王朝为目标,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进入长安的赤眉军于公元26年放火烧毁长安城,盗掘了西汉皇帝陵甚至发生了凌辱吕后尸体的事件,也许可以理解为出于感怀城阳景王刘章的泄愤之举吧。公元27年赤眉军遭遇困境逃往山东,途中投降了刘秀。居延汉简发现了记有“建世二年”(26年)赤眉政权年号的木简。

上将军隗嚣的反莽叛乱

当反抗王莽政权的势力在中原开始起兵之时,西方陇蜀地区的豪族也挺身而起。陇蜀的“陇”是甘肃天水地区,这里爆发了以隗嚣为核心的地方豪族的反乱。“蜀”即四川省西部,那里王莽政权的蜀郡地方长官公孙述,也向中央打出反旗。与中原西汉刘氏政权子孙打出反击王氏旗号起兵遥相呼应,西方的刘氏以外的地方豪族势力也在同一时期内建立起两汉交替之际的地方政权。陇、蜀与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之间分别以河西走廊和蜀的栈道衔接。一旦首都出现不安定局势,这里具有可以阻断交通、实行独立的地理优势。而且,独立之后陇地已经开辟了与西域的交通,又有素称“沃野千里(千里绵延的肥沃平原)”、“天府(天然资源的宝库)”蜀地在经济上的支援。

隗嚣出身于天水郡成纪县(甘肃省秦安),即秦族起源的高原地区。王莽末年的地皇四年、更始元年(23)他以上将军名义起兵反莽,势力很快扩大到了河西走廊。虽然隗嚣曾一时隶属于更始帝和光武帝,但最终拒绝了光武帝催促他入朝的要求,继续保持着独立;而且与另一地方独立政权的公孙述联手合作。隗嚣集团集结了十六姓的三十一名将领,特别是在隗氏之外还有天水、陇西一带西部边境强大豪族也加入到了他的集团。

居延汉简中发现了“复汉元年十一月”的年号简。《后汉书》中可见隗嚣政权独自的“汉复元年”年号。这是在政权所在地发现的贵重的当时史料。《后汉书》的“汉复”(汉朝复兴)看来有必要根据居延汉简订正为“复汉”(复兴汉朝)。

蜀王公孙述的自立

公孙述的先祖在武帝时以吏二千石高官,迁徙右扶风茂陵县。王莽天凤中(14—19)他出任导江(蜀郡)卒正(太守),在临邛也作为有才能的官吏受到好评。但是,当各地爆发反莽动乱时,公孙述也将举兵于汉中的宗成迎入成都。不过,他见到宗成等进入成都后的掠夺及暴行之后,下决心守卫成都。当时他对成都县的豪族说:

 

天下同苦新室,思刘氏久矣,故闻汉将军到,弛迎道路。今百姓无辜而妇子系获,室屋烧燔,此寇贼,非义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

 

非刘氏的公孙述在社会对刘氏政权复兴抱以极大希望的时候,宣称在真君主到来之前要保卫蜀都不受盗贼侵犯。当初,更始二年(24)时他就自立为蜀王,定国号“成家”,立年号为“龙兴元年”。“成家”即成都之家的意思。后来在四世纪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成汉”国也建立于此。“成汉”是对汉怀旧的国名,“成家”则意在建立与汉不同的国家。他废止汉的五铢钱,铸造了中国最早的铁钱。

蜀地有丰富的盐铜铁银资源。平原地区水运发达。即便东方发生动乱,这里北面阻断褒斜谷的栈道,东面闭锁巴地扞关的话,就可以独立于这方圆数千里的平原。早于三国时期刘备,蜀地就独立于此与中原隔绝的。汉王刘邦虽也当过蜀汉王,但那是以汉中为据点,并未顾及蜀地。自立为蜀王之举,自公元前316年战国秦灭蜀王、建立蜀郡三百余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博识文人扬雄的《蜀王本纪》

在此之前成都出身的扬雄曾任职于西汉成帝、哀帝、平帝,也效力于王莽。作为研究方言语源著作《方言》的作者,他的名字广为人知,乃著名的汉代一流文人。他博览群书,还仿效故乡先人司马相如,擅长作赋。他的《蜀都赋》赞美了蜀地的丰饶的千里沃土,在《蜀王本纪》中讲述了蜀的历史。《蜀王本纪》一书早已散失,可以确认的仅仅有二十六条逸文。

扬雄编纂了三百年之前的蜀王的历史。他是从与《史记》秦本纪、高祖本纪以下的汉本纪相抗衡的立场出发撰写的。回顾了既非秦亦非汉的国家历史。扬雄的祖先在武帝时偶然去过蜀地。祖先辗转留下一些很早以前的、有关蜀的史迹和传说资料。说蜀人在湔山之庙祭祀古代蜀的鱼凫,听到杜鹃啼鸣就怀念望帝杜宇。成都城郭内有蜀王妻子之墓,在岷江治水的秦李冰造的石犀也在城内,是用来祈祷治水的。古蜀有蚕业、柏灌、鱼凫连续的三代时期。当时望帝杜宇出现于郫地,进而楚有一支称为鳖灵的势力进入郫地,由于治水王朝得以禅让。于是,开明王朝始称蜀王。

寄托于动物的王朝传说,可以在现实的历史中得到还原。后来,蜀王迁徙成都,再后来为秦惠王所灭。在蜀地1986年三星堆遗址、2000年大型船棺遗址、2001年金沙遗址的陆续发现,也使我们通过考古成果对古蜀的历史发展有了更多的了解。西汉末年在蜀人的心底应该还是有着那些被秦灭亡之前的传说和史迹的。公孙述宣告独立时,应该也想起了这些古蜀的传说吧!

这个政权还比较安定。在东汉政权建立的公元25年之后,还存在了十二年。与存在十一年的隗嚣政权(23—34)一同,作为与东汉帝国领域接壤的地域性政权得以维持。光武帝的东汉政权是以消灭这两个政权为目标的。只是公孙述封隗嚣为朔宁王,两政权的结盟很是强大,前来攻打的光武帝军遭其顽强的抵抗。建武九年(33)隗嚣死后,后继的儿子隗纯投降东汉,隗嚣政权就此终结。公孙述则与诸将领共同奋战,在建武十二年(36)吴汉攻打成都时战死,蜀地最终纳入东汉政权的统治。

南阳刘氏的举兵

光武帝刘秀出身于南阳郡蔡阳县东——接近河南省省境的地方。这里位于河南省以南阳市为中心南阳盆地的南端,是北有伏牛山山脉将其与洛阳、郑州的大都市隔开,西有武当山、东有桐柏山、南面为湖北丘陵所环绕的南北一百四十公里、东西二百公里的地区。沿盆地东端有汉水南流,白河、唐河等多条支流注入汉水。这里是南北东西的交通枢纽,而且有水利之便。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最受注目的时期,就是东汉政权建立之际。

响应刘秀举兵的功臣大半都是南阳出身。从这个意义上讲,东汉政权可以说是由南阳豪族集团支撑的。云台二十八将以及功臣三十二人中有十三位是南阳出身。另外,还有所谓“河南(洛阳)帝城多近臣,南乡(南阳)帝乡多近亲”的说法。“帝城”、“帝乡”都是极为罕见的说法。西汉高祖以关中为基础,刘秀则是以南阳治天下。

山东地方农民拥立了西汉刘氏王室后裔刘盆子。在南阳,西汉刘氏的子孙已经植根于地方并且豪族化了,他们自己组成反莽军。所谓南阳豪族刘氏指刘秀、其兄刘縯(伯升),以及族兄刘玄(圣公、更始帝)。

从刘秀上溯九代的祖先即高祖刘邦。景帝子刘发封为长沙王。长沙国是南方之国,本来一直是分封给非刘氏的,但这里最终也成为刘氏的封国。刘发之子刘买被封为舂陵侯(零陵郡泠道县)。元帝时刘买孙刘仁被转封于南阳郡蔡阳县白水乡,根据其初封地名被称为舂陵乡。皇族刘氏作为诸侯王分散于地方,进而又作为列侯分散于县。二百年过去,像刘秀这样的旁系刘氏多数已经植根于地方。史称刘秀美须眉,大口高鼻(“隆准”),额头前突。“隆准”的描写虽不禁使人想起刘邦,但他勤于农业却又与刘邦之兄相似。在性格方面,其兄刘伯升好任侠,与刘邦相似。

南阳这个地方在秦末是罪犯的流放地,还强制迁徙来大量的移民。此地在西汉时期得以飞速地开发。南阳的中心城市宛的孔氏,就是在秦灭魏国时被迁徙至南阳的。他后来经营制铁业,拥有黄金千斤财富。宛,乃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工商业者辈出之地。

南阳一带汉墓墓室的石壁上有着粗狂笔触的雕刻画像。南阳画像石传达着南阳的丰饶与活力,描述了车骑连贯出行的场景、兴致勃勃的舞乐与六博的场面、狩猎、斗兽、神话等丰富多彩的题材。

光武帝即位的告天仪式

刘秀并没有从王莽那里直接夺取政权。而是在赤眉农民叛乱与刘玄集团之后掌握政权的。刘秀、其兄刘縯是响应以赤眉之乱发端的各地以农民为主导的反乱而举兵的。先是刘秀的本家刘玄当上天子,他没有效法秦始皇,而是称为更始帝。像刘邦即位时那样,在淯水河畔设坛、在臣下面前登上帝位。年号为“更始元年”。

但是,这个新皇帝与刘邦不同,他害羞流汗,举手而不能讲话。倒是民众造反集团很有能量,与强悍的领导权威相比,利用西汉刘氏血统产生了更有效的凝聚力量。他们的势力最终攻入长安,杀王莽,灭亡了新王朝。

支撑更始帝集团的将军们是山东人。最初,在南阳的宛建都,后来迁都洛阳。王莽首级被送至等待于宛的更始帝这里,更始帝将其枭首示众于宛城市街。但是,更始帝最终为赤眉军所杀。在这天下混乱之时,刘秀镇压河北地方各势力之后,于建武元年(25)登基称帝。他代替更始帝镇压了各地势力,最终统一了天下。

秦始皇以来的传国之玺被汉王朝所接受继承。玺印刻有“受天之命,皇帝昌寿”八字。当然,玺印没有传到今天。但这枚玺印的传承经历很有意思。当王莽强行从元后那里夺取此玺印时,曾因摔在地上而缺了纽螭(龙的一种)一角。后来又从更始帝转到刘盆子手中,最后辗转归于光武帝。政权不是从王莽直接转移至光武帝,先是从王莽转到更始帝。可以说在这期间南阳刘氏政权得以诞生。

然后玺印又由更始帝转到赤眉刘盆子(山东刘氏),是一种在刘氏之间的交替,最后权力又回到结束了农民叛乱的刘秀,亦即南阳刘氏手中。

光武帝即位时举行了告天仪式,告天曰:

 

王莽纂弑窃位,秀(刘秀)发愤兴义兵,破王邑百万众于昆阳,诛王郎、铜马、赤眉、青犊贼,平定天下。

 

从光武帝一方来看,第一敌人是王莽,其后是各种农民反叛势力。史书中“光武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的记述,正象征了他的反叛性格。

光武帝刘秀的统治

汉王室的中兴

光武帝统治的三十三年间(建武元年〈25〉—中元二年〈57〉),大部分时间用在了恢复两汉交替的混乱局面上。镇压西北隗嚣和蜀公孙述的势力,从而恢复统一已经是建武十二年(36)的事了。外交方面对那些业已背叛的边境各国再度寻求和亲、逐渐恢复关系已经是即位三十年之后的建武三十年(54)了。秦始皇的经历也是做了二十五年秦王、十二年皇帝;刘邦做汉王四年,当皇帝八年;刘秀做皇帝也是战乱中的皇帝。

确保了内外安定之后,光武帝在建武三十二年(56)首次进行了东方巡狩。他是在效法秦始皇、汉武帝。在泰山举行了封禅祭祀,报告了统一天下之事,改年号为“中元”。虽然公元25年是东汉开始的年份,实际上完成统一却是三十年后的中元元年(56)。总之,光武帝刚刚完成统一,很快就迎来了自己的死亡。

这一年的正月,东海、沛、楚、济南、淮阳、赵等国内诸王来朝祝贺统一。六月刘秀行幸至长安,祭祀西汉始祖高祖的长陵,报告中兴汉王室事宜。并在洛阳南营造灵台、明堂、辟雍等礼制设施,在北郊筑方坛祭地,还没有忘记向全国颁布图谶之书。赋予汉室中兴以正统性的、称为“图谶”的预言书籍,在完成统一之后得到了公认。

统一的各项政策依次得以贯彻实行。建武六年(30)减轻田租,恢复了三十分之一的课税制;翌年废止郡兵,实行兵制改革;建武十年(34)修复西汉以来决口的黄河堤防;建武十五年(39)调查全国耕地面积和人口,还绘制了全国舆地图;翌年恢复了西汉五铢钱。

奴婢解放与行政大改革

光武帝曾频繁地解放奴婢,为的是救济那些在王莽末年动乱中因受掠夺而沦为奴婢的人们。王莽时期奴婢是可以拉到市场上买卖的。建武六年(30)根据旧王朝法律不再适用的原则,解放了王莽时期的奴婢。建武七年(31)解放了青州(山东省)、徐州(江苏省)地区的奴婢,建武十一年(35)废止了杀害奴婢罪轻于杀害良民罪以及奴婢伤害一般良民弃市处以死刑的法律。意在改善奴婢地位在法律上低于良民的现状。建武十二年(36)解放了陇(甘肃)、蜀(四川)两地奴婢,建武十三、十四年解放了益州(四川省)、凉州(甘肃)因被掠夺而沦为奴婢者。

光武帝果断实行了财政制度大改革。西汉时期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是分开运作的,少府是管理帝室财政与宫廷的重要职权部门,现在将其降格至仅仅掌管宫廷杂务。

建武六年(30)光武帝又果断改革了日趋复杂的官僚机构。东汉内外文武官僚7567人,相关属吏145,419人,官吏合计152,986人,光武帝命令中央司隶校尉和各州牧(刺史)所辖官吏一律裁员。西汉末103个郡国、1587个县(包括邑、道、侯国)之中10个郡、400余(478)县被废除。郡国的废止率是0.87%,县的废止率达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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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原陵 光武帝陵墓原陵位于黄河南岸

县的废除在表面上看是行政改革,但细看被废县的分布的情况,都是那些在两汉交替期混乱中因失去中央权力支持而已经不复存在的都市(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2003年)。即北方的废止率为36%(南方为7%),而且在北方县中新县(战国以后新设的)的废止率为百分之47%(起源于春秋时期邑的旧县为13%)。

郡都尉、关都尉等军事要职也在此时被取消。郡都尉本是不让太守掌握军权而设的军官,建武六年(30)被废止,由太守掌管。但是,同时取消了“都试”这种对郡内士兵的战斗训练,翌年解散了郡的军队。

这样做并非授予太守以军事权,而是统一之后的东汉王朝所实行的内地军缩政策,并将缩减的部分用于强化边境军力。内地关卡所设关都尉也被废止。

东汉王朝迁都洛阳

建武元年(25)十月,光武帝建都洛阳。以后直至初平元年(190)二月董卓避关东之乱、再度迁都长安的十世、一百六十五年间,洛阳一直是东汉王朝的首都。最初,有人提出应该迁都西汉长安的强烈意见。杜笃著《论都》指出建都长安可得关中有四方山河环抱的防卫优势,反对迁都洛阳。但是,班固在《两都赋》中通过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的比较,论述了后者的优越地位。认为长安闭函谷关则为秦岭山、九疑山、泾水、渭水合围之“西僻”之地,可以专注于防御。洛阳位于天下四渎、五岳之中心,以其内外无隔壁昭示天下,主张洛阳才是最适宜天下王者的首都。文章采用了“西都宾客”与“东都主人”问答的形式,的确构思巧妙。通过虚构人物表达意见,效仿了司马相如的手法。“西都宾客”踏访已然化为废墟的长安,根据故老的叙述,对长安的样子做了如下华美辞藻的堆砌:

 

汉之西都,在于雍州,实曰长安。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焉;防御之阻,则天下之奥区焉。

 

他以如此语调描绘了长安的优势,“华实之毛”即草木茂盛的肥田沃土,“防御之阻”是指周围天然屏障的关中险要地形:

 

州郡之豪桀,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

 

继周、秦之后仍定都长安的汉,来自地方豪杰和全国五大都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的商人之中,有三种人(豪杰、高官、富豪这些选自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人物)被迁徙至七个陵邑。如此强干弱枝构成的长安,终于立于万国之上:

 

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之鸟,踰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三万里。

 

不仅有人才,各类物产聚集长安。从越南(九真)、拔汗那(大宛)、印度(黄支)、叙利亚(条枝)经陆路、海路运输而至。形式上是“西都宾客”的讲述,实际都是班固的话。西都的华美、豪奢,正如司马相如的讽刺口吻一样,赞美奢侈的文章中,可以读出讽刺的意味:

 

尔乃盛娱游之壮观,奋大武乎上囿,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而讲事。

 

在长安的上林苑举行了盛大的狩猎、军事演习,为的是向夷狄炫耀威信。“东都主人”并未与西都对抗地夸耀洛阳的华美。洛阳与长安具有不同的性质,是像车轮辐辏(辐条)那样的天下中心,王者不分内外。与位于天下之西北、区别内外的关中长安相比,虽说同为汉都,性质却完全不同。

洛阳城发掘调查的记录

东汉洛阳城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以东十五公里,处南临洛水、北望邙山之地。这里曾经是西周建立成周城的地方。自古称“洛邑”、“洛阳”,汉代厌恶“洛”字的三点水,改为“雒”,是因为受汉朝正朔为火德、厌恶水德的五行思想的影响(不过本书仍使用了习惯用法的“洛”字)。洛阳城自东汉以后,又作为魏、西晋、北魏的首都延续使用着。城墙、城门等主要部分都被后代所沿袭。“汉魏洛阳城”的叫法是对四朝首都洛阳的总称。

1954年以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主,研究者们一直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夯筑城墙的南侧因洛水冲刷而流失,仅残留下北、东、西三面。《续汉书·郡国志》(现在《后汉书》的《志》是利用西晋司马彪《续汉书》的《志》合成的)注释中引用的《帝王世记》曰:“城东西六里十一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形状为纵向较长、称为“九六城”的长方形。城墙全长推算为十三公里。

从部分发掘的情况可以推定,城内共有十二座城门,分别为东三、西三、南四、北二的分布;由各门进入城内的道路呈东南西北交叉状。宫殿分为南宫、北宫的南北对置格局,中间空地面积很大。建武元年(25)十月,光武帝最初入洛阳时的宫殿是南宫,最后他也死在这里。北宫是明帝时营造的,完工于永平八年(65)。北宫的德阳殿是可以容纳一万人的大型建筑,元旦的朝贺大会时百官在此集会。此外,在城内北宫东面有永安宫,北宫西北是称为涤龙园的御苑。东北角有太仓(国家粮库)和武器库,南宫东南是官厅街,南宫的西北是称为金市的市场。据说在这市场上,京师游侠还出售过从顺帝陵墓盗掘的御物。城南造有辟雍、太学、灵台(天文台)。与唐长安城那种井然有序的皇城、宫城、里坊制的布局不同,东汉洛阳城宫殿部分占的比重很大的结构,延续了西汉长安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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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刑具 秦朝的铁钳和铁桎,打制石料的刑徒所戴的刑具

服役刑徒之墓

洛阳北郊外,因黄河的流淌造成了巨大的河岸台地丘陵。这一带丘陵称为邙山,这里建造有除献帝以外(献帝陵墓在河南焦作)的东汉皇帝十一陵墓。光武帝原陵地处可以望见黄河的位置。由于没有出土文物,所以东汉皇帝陵的判断十分困难,就连原陵的性质也有不同说法。章帝时曾打算像西汉那样,为原陵和明帝显节陵修造陵邑(守灵都市),但出于继承光武帝、明帝以来节俭方针的考虑而取消了计划。因此,东汉皇帝陵与西汉皇帝陵相比,普遍简约素朴。不筑陵园围墙,仅设寝殿、庙、陵园管理官舍等。但是皇帝亲率诸侯王、外戚宗族妇女、郡国的上计吏以及匈奴单于、西域三十六国的侍子(人质)前往陵墓行上陵之礼,已经成为东汉重要的政治行为。

1964年在洛阳城南2.5公里处,发现522座在首都洛阳服役刑徒的墓穴。墓形是长1.8至2.3米、宽0.4至0.5米的长方形竖穴,都是已经腐朽的木棺葬。虽有个别墓中发现五铢钱,但普遍的是只放入两块墓砖。上面写有死者姓名、出身郡县、刑罚名称,例如“南阳宛、髡钳、陈便、永初元年五月廿五日物故死在此下”。是说带铁枷锁、受剃头髡刑的南阳郡宛县出身的刑徒陈便,于107年埋葬于此。

金印与光武帝以后

赐倭之奴国王的蛇纽金印

建武中元二年(57)正月,倭之奴国王使者来朝贡。使者自称大夫,说其国在倭国极南界。光武帝赐予印绶。小国使者特意到东汉首都洛阳朝贡,得到印绶。接见使节的光武帝,翌月便在南宫前殿走完了自己六十二年的人生道路。倭之百余国之一的小国国王与大帝国皇帝的组合、相遇,对倭来说是重大的事件。然而就大帝国皇帝而言,也是意味着统治的最终结束。

关于赐倭之奴国使者印绶的内容虽然在《后汉书》中没有记载,但是在福冈县志贺岛、现在是海水环围的连陆小岛,于江户时代天明四年(1784),从耕地中发现了一枚仅2.35厘米见方、重109克的小型金印。印的上部开有一可以穿过称为“绶”的绳纽的小孔,这部分称为“纽”。此印称为“蛇纽金印”。印面阴刻“汉委奴国王”五字。这枚非常有名的国宝印,现在福冈市博物馆展出。《后汉书·东夷列传》倭人条曰“光武赐以印绶”,由此得以实物的证明。但是,由于过于奇妙的一致,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怀疑其为伪印。

阴刻的2.3厘米见方的确是汉代的规格。2.3厘米正是汉代的一寸规格。阴刻(文字部分凹陷)与我们印章的阳刻(文字部分凸起)不同,是竹简、木简时代印章的特点。在纸文书上盖红章的时代,与现在一样是在文字部分着以朱红,进行阳刻。秦汉时期的文书封印,是在绳纽捆绑处封以黏土,在黏土上盖章施印。为的是防止擅自开封。封印文字是凸起的,所以用阴刻印章才有效果。

1956年在上文曾提及的中国云南省一座墓葬中,也发现一枚同样为2.3厘米四方的蛇纽金印。刻有“滇王之印”四字。《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武帝“赐滇王王印”,与实际出土印一致。这两枚蛇纽金印的所有者、倭之奴国王与滇王之间虽并无直接关系,但若以汉帝国为媒介来看这两枚天各一方的印章的话,又可以见到其中的深刻联系。汉代金印是授予具有最高等级官位或爵位者的。金的价值是授予那些对刘氏王朝有功劳者的最高奖赏。汉代用大量的黄金进行赏赐。“汉委奴国王”印含金95%、银4.5%,还有若干铜的成分。虽没有达到二十四开金(百分之百纯金),但也接近二十三开金(95.8%)纯度的光泽,很是珍贵。109克的重量虽不足当时的半斤,但所刻文字证明了当时有过周边小国向刘氏王朝朝贡之事。比起一斤的金块,这枚金印虽不足半斤但以高纯度金所刻五个文字、蛇纽以及印绶下赐远来使者的意义显然十分重大。

赐金印之光武帝一方的形势

丞相、太尉(大司马)、大司空、将军等高官被授予金印紫绶。官印仅在任期之内才能持有,爵或印因为是对个人功劳的奖赏所以不必归还。对诸侯王授金玺绿绶,列侯、关内侯授金印紫绶。被授予金印紫绶的外国有:西域的蒙奇、兜勒,南方的叶调、掸。西南的白狼、蛮夷王唐等。同样是金印也有印钮形状上的区别。与诸侯王、列侯的龟形不同,外国国王多授予骆驼、羊、蛇等有地方特色的印钮。

“汉委奴国王”文字这第一个“汉”字意义重大。册封为“东夷倭奴国王”,作为“汉委(倭)奴国王”。由于东夷国王的朝贡,光武帝承认其为汉的王国。然而,虽说是汉的国王,并不是隶属于汉帝国之倭奴国的意思。外国隶属国称为“外臣”。奴国的使者仅须数年一次,带上贡品参加正月朝会即可。所谓“汉国”名称仅用于匈奴、倭国。同样是光武帝时期,乐浪郡的使者苏马諟被封为“汉廉斯邑君”。郡外的蛮夷张游也是被封为“归汉里君”。传世印章中亦有“汉匈奴恶适尸逐王”骆驼纽铜印、“汉匈奴破虏长”印、“汉归义胡长”骆驼纽铜印、“汉夷邑长”等。“汉”字是“远方来汉之朝贡国”的意思。其国并不隶属于汉,而是与汉保持一定距离的国家。“倭”有三十多国,在向汉派遣使节的国家中,奴国即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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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汉匈奴破虏将军司马”铜印

东汉光武帝的统治虽长达三十三年,但绝不是一贯持续安定的统一政权。公孙述建立的独立于汉的“成家”政权长达十二年之久,隗嚣政权宣言“复汉”,即“复兴汉王朝”。刘秀中兴了汉家政权。所谓“汉”,就是凭借以高祖刘邦庙为首的宗庙所守护的“家”。刘秀修理高祖庙举行祭祀,祭祀了西汉皇帝的十一陵。还在新都洛阳建立高祖庙,供奉了从高祖至平帝十一位皇帝的神主(牌位)。

倭之奴国使节来访的前一年,吕太后的牌位从高祖庙特意被撤除了。因为吕太后违背高祖“非刘姓不王”的誓约,将一族封王。既是出于保卫汉家宗庙的目的,也有主张自己政权正统性的意义。比起倭之奴国一方来,对于宣称继“汉”中兴的光武帝一方来说,赐予冠以“汉”字金印之举的意义也是极大的。

光武帝之死与明帝的即位

光武帝去世的当日,第四子太子刘庄即位皇帝。西汉皇帝之死与新皇帝即位之间,有数日的空白期。但是,东汉在大丧的灵柩前举行即位仪式。葬礼时官僚们穿着白色单衣的葬礼服,脱帽戴白色头巾。然后,暂时退场,更换吉礼服装。皇帝之位一天也不空缺。

这是中兴的王朝的做法,意在不允许王朝再度中断。光武帝的遗体已经停放在正殿两根大柱中间的梓木灵柩之中。“梓”(梓树或野梧桐)的心材呈红褐色,具有很强的耐久性,常用于皇帝的棺木。“梓棺”特指天子之棺。棺中遗体已沐浴完毕,以赤绢盖身之后穿上金缕玉衣,口中含玉。为了防腐,还使用冰块。负责沟通先帝与皇太子的是太尉。在南郊向天报告“光武”的谥号,在灵柩前宣读策文之后,授予皇太子传国之玺,群臣山呼“万岁”。即位仪式就如此简单。

光武帝的遗体于三月丁卯葬于原陵。翌年永平元年(58)元旦,新皇帝明帝上光武帝原陵,在陵墓举行了以往一直在宫中举行的元会。即公卿、百官、诸侯王、郡国计吏(报告财政的官吏)以及皇族、外戚来朝廷参加的朝贺仪式。此时将仪式移到了先帝陵墓举行,郡国计吏向先帝灵魂报告谷物价格、风俗变化的情况。所谓“古不墓祭”之礼,从秦始皇陵造寝殿开始崩溃,汉代予以延续。现在首次汇集皇帝以下百官在先帝陵举行大规模礼仪。此时已经不见倭使节的身影。

安定的明帝时期

明帝时期与此前的光武帝时期,在国内都维持了外戚不曾介入政治的安定局面,也未实行过任何改元,永平年号一直沿用了十八年。明帝继光武帝之后实行了巡狩。从改元第二年的永平二年(59)向西巡行开始,他先进入西汉古都长安,祭祀高祖陵,进而造访了从高祖至平帝的十一座皇帝陵,所谓“十一陵”是排除了惠帝之后的两位少帝的,以此再次确定了自己继承先世刘氏王朝的正统地位。出于政治需要,对被赤眉军破坏、盗掘的部分西汉陵墓予以了修缮和保护。

永平十三年(70)将作谒者王吴和王景仅一年就完成了汴河的治水改造工程。在王莽时期大幅改道的黄河以西,有一条叫做汴河的支流。西汉平帝黄河在此决口之后,一直没有治理,以致常有洪水泛滥。王景是从琅邪徙至乐浪郡移民的后代,擅长水利技术,并开发了称为“墕流法”的新方法。“墕”即用于调整水流的堰,“墕流”就是使阻塞的水流恢复畅通的意思。

王景从荥阳至渤海湾河口的千余里(约五百公里)河道,每隔十里设一水闸,用来分流。在不强行阻碍河流水势的情况下,使其流势逐渐减弱最终流入大海。如果汴河治水顺利成功的话,本流的黄河亦可安定。黄河直至唐末没有大的决口,进入安定时期。明帝曾想起当年武帝时期的瓠子决口和治水。像武帝那样他也亲赴现场,巡狩至黄河南岸的荥阳(今郑州市西北),将该流域的耕地贷与贫苦农民,采取禁止豪族占有的措施,成功实现了这一人口密度最大地区的治水灌溉。《后汉书》中没有《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那样的水利史专篇,可能与当时黄河较为安定有关吧。

白虎观会议对《五经》解释的讨论

西汉宣帝时曾招集儒者在石渠阁讨论过《五经》。其后,由于对《五经》的解释趋于细分化,章帝建初四年(79)在白虎观招集数十名儒者,围绕《五经》文本的异同、经文的解释,展开了历时一个月以上的热烈讨论。参加者不仅有太常官以下的博士、诸生、诸儒,还有宿卫官的五官中郎将、负责传达皇帝诏书的大夫、议郎等人。程序是由五官中郎将魏应传达章帝的提问,侍中淳于恭将讨论的论争点上奏,最后由皇帝作出判断。章帝继光武帝、明帝二代之后,四岁为太子,十九岁即位,自幼宽容而好儒学,作为皇帝亲自积极地参加儒学讨论。有关白虎观会议讨论的情况,班固在《白虎通德论》中有着详细的记述。

会上围绕“天子”与“皇帝”的称号有过争论。提问曰:“为何天子是爵号呢?”即所谓“爵位”是皇帝赐予臣下的,而列侯以下至公士有二十等爵位。为何授予爵位的“皇帝”自己又是“天子”这一爵位呢?认为“天子”乃“爵号”的说法是今文学派的观点。周代称为“王”,汉代称“皇帝”,为何一定要把“天子”这一爵位纳入地上世界的爵制秩序中呢?古文学派一方以《春秋左氏传》为依据,主张“天子”是对夷狄使用的称号,“天子”不是爵号。由于秦始皇过于接近天,所以汉代皇帝作为“天子”强调与天保持着一定距离。争论是要解决两个称号之间的矛盾。与天上的“上帝”相匹敌的秦始皇的确跟与上帝画有界限的汉代的天子是矛盾的。于是这成了汉代儒者重要的争论点。

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对皇帝与天的距离有着各种说明。“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即皇帝说到底是生于天地的实际存在。讨论中引用了许多当时盛行的纬书。用“纬”解释“经”。引用解释《孝经》的《孝经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认为效法天之斗极(天极)的天子乃诸侯的中心。又引《孝经》的纬书《孝经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希望提高自己观点的权威性。

又一个提问是:“为何又称天子,又称帝王呢?”对此,解释曰:“接上称天子者,明显是以爵事奉上天;接下称帝王者,明显是对天下提倡至尊之号,以便号令臣下也。”也就是说,天所赐的爵位就是天子。这也是《孝经钩命决》的解释。提出了与左氏学主张中华内部称“皇帝”、对待夷狄称“天子”、本有两个称号的观点不同的另外一种合理的解释。“天子”的称号在作为民之父母所以位于民之上的同时,又有其与民并列之“皇帝”形象。

章帝告诫皇族不可奢侈。对饥荒时出现的流民发给他们返乡路费,允许他们在亭内免费住宿。对于那些申报过、自己没有户籍的流民也授予爵位。章帝还亲自与骑兵一同轻装巡行,视察民众生活。对死罪以下的罪犯各减刑一等,还认可其可以纳绢赎罪。

匈奴与经营西域

与南匈奴的关系

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日逐王比自立为匈奴的南单于(醢落尸逐鞮单于)。他向东汉派遣使节自称臣下,隶属于汉。东汉一方也于建武二十六年(50)在南单于送子来作为人质时,允许他居住云中,而且赐予冠带、玺绶、车马、金帛、甲兵(武器)、什器等。又从河东郡调发干饭(干燥米)二万五千石、牛羊三万六千头支援南单于。当时对西域各国的一年的经费总计七千四百八十万钱,对南匈奴一年的经费总计竟有一亿九十余钱。这数字显示了东汉朝对南匈奴是何等的厚遇。

这一年所设使匈奴中郎将是担负保护南匈奴部族任务的官职。东汉皇帝与南单于是相当于君主与客臣的关系,即比君臣关系高一档次的近乎主人与客人的关系。可以说匈奴自身继续保持独立的礼、法,在与东汉的外交关系上隶属于汉。南单于在祭祀天神(天)的同时合祭汉皇帝。

1977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发掘的东汉末匈奴墓葬,反映了东汉以后匈奴与汉文化融合的情况。墓室中出土了“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骆驼纽铜印。此印与1953年新疆沙雅县出土的羊纽铜印“汉归义羌长”属于同类。对北方、西方游牧民族赐予适合当地风土之骆驼、羊钮印章,实行中原王朝的册封。印文冠以“汉匈奴”、“亲汉”一类汉朝的词语表达,与赐予东方倭国的蛇钮金印“汉委奴国王”、“亲魏倭王”印(魏赐邪马台国卑弥乎使节印)的印文是同样的称号。

该墓葬为夯土坟丘(高6.2米,直径23米),拱券形砖墓室中出土有五铢钱、铜镜、陶灶明器等。无论墓葬形式,还是出土文物都带有强烈的汉文化色彩。从铜印推测墓主当为南匈奴诸部族的一名部族长。陕西省也出土过“汉匈奴恶适尸逐王”鼻钮石印,传世品中也有完全同文的驼钮铜印(京都大谷大学藏)。也应当是东汉皇帝赐予匈奴一部族王之印。

北匈奴的毁灭

另一方面,分立的北匈奴也在光武帝时期前来要求和亲(建武二十七年〈51〉)。东汉政府出于对刚刚隶属之南匈奴关系的重视,避开了与南北两匈奴等距离外交的政策。此后,北匈奴在与南匈奴交战时,有时也侵犯东汉边境以窥测东汉朝的反应。章帝元和二年(85)南匈奴伊屠於闾鞮单于在琢邪山大破北匈奴王。当时,武威太守孟言上言,认为应该答应北匈奴积极的和亲要求,归还俘虏。围绕这一外交判断,东汉政府内部以太尉(军事长官)郑弘、司空(副丞相)第五伦为代表的对北匈奴强硬派,与以司徒(丞相)桓虞、太仆(掌天子车马)袁安为代表的和亲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

章帝最终决定,一方面归还俘虏表示宽怀,一方面对捕获敌兵的南匈奴论功行赏,犒劳南匈奴的忠信。东汉对北匈奴的外交情况多见于记载。此后的和帝永元三年(91)虽然派遣了要求北匈奴臣属的使节,但最终采纳了南匈奴应该消灭北匈奴的上书,南匈奴与东汉的联合军共同袭击了北匈奴,斩首八千,俘虏数千,北匈奴遭到毁灭性打击,并于翌年为窦宪所灭。北匈奴王族以下五百人被俘,其单于于翌年的92年逃遁,不知去向。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的居延塞,从西汉以来一直是对匈奴的战略基地。这里出土的所谓居延汉简中有着直至光武帝建武初年的木简,尤以光武帝建武年号简居多,是生动反映边境军事、士兵生活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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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汉代画像石“胡汉战争图” 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

1974年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的十七枚木简,是建武初年有关塞举狼烟的规定。建武初年统治河西五郡的窦融,于建武五年(29)臣属于光武帝。简文是根据匈奴兵人数、入侵路线施放狼烟的种类和次数方面的详细规定。狼烟的种类有烽(在笼中装满燃料点火挂起)、表(旗语)、鼓、烟、苣火(火炬)、积薪(柴火)等六种,白天举烽、表、烟。黑暗的夜间举苣火。规定兵力不足千人时烧一山之薪,千人以上的话点二山之薪,千人以上且进攻亭障的话点燃三山之薪。

反映对匈边防最前线生活的史料

1973年—1974年出土的题为“候粟君所责寇恩事”的册书,共三十五枚,四十七行,是一份有关甲渠候栗君(“粟”当做“栗”)向一名叫寇恩的人贷出牛、谷物引起诉讼事件的调查文书。

建武三年(27)十二月三日居延县都乡啬夫宫(调查人员)根据甲渠候栗君的上诉,按照县的命令调查了寇恩(被告)。下面是栗君的诉状、十二月十九日做成之寇恩的供词确认记录,以及宫对此事的结论。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县下发至甲渠候官的文书中记曰:栗君由于起诉不当,而适用于“政不直者法(诬告)”。

根据诉讼,栗君为了在张掖郡觻得县出售五千条鱼,以八岁黄毛牛一头(相当于谷物六十石的价格)、谷物二十七石雇用寇恩,与寇恩约定卖鱼须得四十万钱。出发时栗君因黄牛有些消瘦,建议带上黑毛五岁牛(亦值六十石),所以寇恩带上黑牛出发。但是,栗君认为黑牛是借给对方的,寇恩却认为黑牛是自己工钱。

寇恩在觻得县将鱼卖掉后,因为没有达到约定的四十万钱,所以将黑牛卖得的三十二万钱交给了栗君的妻子“业”。虽然还差八万钱,但寇恩用“业”的车装载了相当于一万五千六百钱的货物踏上归途。途中寇恩又购入大麦二石值六千钱,肉十斤值三千钱交给“业”。所以,此时已经还款二万四千六百钱。

此外,寇恩儿子寇钦用时三个月十天(一百日)为栗君捕鱼,按一日二斗(0.2石)日薪计算,一百天合二十石,值八万钱(一石四千钱),可以偿清负债。又因为从觻得县至居延归途二十天的费用尚未计算,所以结论是寇恩不必归还牛和谷物。

宫所做的裁断,是栗君的牛、谷物不必归还,因为寇恩的货物、卖于业的肉、谷物,以及钦的工钱加在一起,已经还清欠款了。这一史料活生生地向我们传达了防范匈奴最前线民众的具体生活。此外,在居延还发现了反映实际战斗的建武年间的木简。匈奴骑兵侵入居延城塞,掠夺了汉的武器、烧毁城塞的情况都被活生生地记录了下来。

玉门关与阳关:西域外交的门户

东汉与西域各国的关系,史称“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绝三通”。从光武帝至安帝之间,建交与断交反反复复。光武帝、章帝、安帝时期消极的西域外交与明帝、和帝、顺帝时期积极的外交相互交替。东汉朝转为消极外交后,作为结果造成了北方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可以说东汉对西域的经营与对匈奴的外交是紧密相关的。敦煌西郊外的两个关卡玉门关与阳关,是东汉朝与西域外交的出入口。关门的开启与闭锁完全取决于西域各国、匈奴、东汉朝之间势力对比的形势。

西汉末期多达五十五国的西域诸国,在东汉复兴时虽然派遣使节来寻求隶属,但都被光武帝以刚刚恢复统一需要充实内政为理由拒绝了。六十五年之后再度恢复与西域的外交,已经到了汉明帝的时期。永平年间(58—75)进攻匈奴时夺取了伊吾(现在的哈密地区),在此设置宜禾都尉,开垦屯田。伊吾在敦煌之北,是一块位于天山山脉东端的肥田沃土,生产谷物,也栽种桑、麻、葡萄。这是一块汉朝与匈奴相互争夺的地域,对于东汉控制西域有着重要意义。此时,恢复了与西域的外交关系,永建四年(129)于阗诸国送来人质。经营西域的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职官,也在明帝永平十七年(74)得以设置。

伴随着明帝的去世,焉耆、龟兹国攻打了都护,匈奴、车师也包围了戊己校尉。建初元年(76)酒泉太守段彭虽在交河城击溃车师,但章帝不欲使国家疲惫,停止了伊吾的屯田,于是这一地区被匈奴占领。和帝时由于西域都护班超的努力,终于迎来五十余国全体隶属东汉朝的时期。永元元年(89),窦宪击破匈奴,攻打伊吾。永元三年治理西域的班超出任西域都护,进驻龟兹,戊己校尉也得以恢复。永元六年班超攻破焉耆,西域五十余国至此全部隶属于汉。

西域诸国的动向

伴随着和帝之死,西域发起反击,安帝永初元年(107)都护府被攻击之后,终于放弃了对西域的经营。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也于永初元年(107)废止。代之而起的是北匈奴对西域诸国的统治。但是,到了顺帝时班超之子班勇被任命为西域长史,攻破车师、焉耆之后,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等十七国内属。以前放弃的伊吾沃土又得以恢复,重新开始屯田。后来,灵帝率臣下去东汉王朝始祖光武帝原陵,举行祭祀上陵之礼时,参加者除诸侯王、外戚妇女、郡国计吏之外,还有匈奴单于与西域三十六国的来宾。由此可见,作为东汉王朝是如何重视与匈奴、西域外交关系的。

西域诸国中以沿西域南道的于阗、鄯善二国为强国。于阗甚至使从精绝到疏勒的十三国都臣属于己。作为通往西域进出口的敦煌出土了东汉时期木简,其中有顺帝永和二年(137)的年号简。敦煌太守裴岑在这一年率郡兵三千人与匈奴作战,取得对呼衍王的胜利。记载此事的石碑,十八世纪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被发现。西域诸国地域内也有东汉时期的遗迹。

1959年在民丰县北一百五十公里处的沙漠的尼雅遗址,发现一座东汉夫妇合葬墓,在木棺中出土了两具木乃伊尸体。棺内随葬品中有各种色彩鲜艳的丝绸和棉布。还出土了“万世如意文”、“延年益寿大宜子孙”等吉祥文字及瑞兽模样的锦和棉布的蜡染纺织物。一件男用袍保存状况完好,可谓精品。还出土了棉袜、刺绣镜袋、香粉袋等。现在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古城遗址也有东汉墓葬,出土了东汉的丝绸、五铢钱等。织绣有“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永昌”等吉祥用语的丝绢绸,代表了当时纺织技术的先进水平。

马不停蹄的军事行动

从长安至西域入口敦煌的道路即河西走廊,那里自西汉以来设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诸郡。这一带也发现了东汉时期的遗址。武威出土了刺绣丝织物。1969年甘肃省武威县雷台发现东汉后期的大型砖室墓,出土的二百余件随葬品中青铜车、马、武士俑近百件。三十九匹马、十四辆车、十七个骑兵俑、二十八个奴婢构成的一支部队,很像东汉对西域作战的一支军队。

光武帝时期,当中原忙于再统一的同时,边境纷争也此起彼伏。最初出现动向的是西边的西羌。西羌的先零联合各部族攻打金城、陇西郡(34年),翌年为陇西太守马援所镇压。不久,在越南交趾的征侧、征贰姊妹出于对太守苏定实行法治的反抗起兵(40年),九真、日南、合浦郡各部族起兵响应,攻占六十五城,称王自立,势力壮大。东汉派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率长沙、桂阳、零陵、苍梧郡兵万余人,最终予以平定。然而,很快在西南又发生了夷渠帅栋蚕率姑复、连然、滇池、昆明各部族的叛乱(42年),益州太守繁胜、武威将军刘尚迎战,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

东胡的乌桓与匈奴兵联合侵犯边境,派遣到南方的伏波将军马援的三千骑兵出击了五阮关(45年)。在南方武陵蛮相单程袭击了郡县官府(47年),此时刚刚被派到西南的武威将军刘尚应战而大败。两年之后,伏波将军马援再次上阵,最终迫使相单程投降。马援在西边、北边、南边马不停蹄的军事行动,反映了当时东汉活跃外交的情况。

与南匈奴的和平(48年)是迎来光武帝末年与东夷诸国(夫余、高句丽、倭)和平外交以及明帝统治西域的转折点。出敦煌关卡向北追逐匈奴,占领天山山脉东端夷吾卢地,设置宜禾都尉,实施屯田(73年),于阗各国送王子来做人质寻求臣属。翌年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对西域的经营正式启动。

王充的科学批判精神

谶纬思想——东汉儒教的特征

东汉时期的儒者竞相学习图谶之书(预言之书)。图谶之书编纂于西汉哀帝年间,光武帝本人笃信图谶。作为东汉时期儒教的一个特征,图谶之书亦即谶纬思想受到重视。与经书的“经”(纵线)相对、对经书进行辅助说明的,由于起着“纬”(横线)的作用,所以称为纬书。还有所谓“谶纬”的叫法,是对解释经书之“纬”与预言之“谶”的总称。

最早出于政治目的利用谶纬的是王莽。王莽毒杀平帝、立两岁幼主刘婴而自己摄政时,据说淘浚水井时出了一个上圆下方白石,上有朱砂书写“安汉公(王)莽为皇帝”的符命。光武帝也是利用谶纬建立政权的信奉者。在他尚未中兴汉朝之前,据说已经出现强华献上的“赤伏符”等图谶之书,还出现了所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预言。

此后,谶纬思想超出单纯的预言作用,对东汉政治产生极大的影响。建初四年(79)召开的白虎观会议上,与会者大量引用纬书解释经书,展开议论。

西汉根据瑞祥、灾异读解天神上帝意志的思想业已存在。以往儒家所回避的“怪力乱神”,现在得到积极的解释,可以说产生了新的思想潮流。东汉儒者中的虽有桓谭、王充(27—101)、张衡那样批判谶纬思想的人,但应该看到谶纬思想的出现,是儒教已经进入了与皇权结合、作为支持皇帝制意识形态新阶段的产物。

所谓“皇帝”在秦代被法家解释为“煌煌上帝”,即与上帝是同样的。但是到了汉武帝时,董仲舒的解释:皇帝一方面有等同的上帝之德,一方面又是上帝之子的“天子”。在这种新儒教皇帝观之中,起到理论整合性作用的是谶纬思想。对于既与上帝相等又是上帝之子的矛盾,从经书与纬书两方面做出了说明。皇帝为何能成为皇帝呢?因为体现上帝意志的天命是通过图谶下达的,正是根据这种图谶,皇帝得以正当化。所谓“天子”是显示其与上帝关系的称号,所谓“皇帝”是反映其作为地上世界统治者权力的称号。在纬书《孝经纬》中所作的解释是“接上称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以号令臣下也”的解释,讲的就是皇帝权力的两面性。

批判儒教神秘主义的《论衡》

出现于西汉末、兴盛于东汉时期的谶纬思想,一直延续至南北朝时期。最终因其预言色彩过重,在隋文帝时遭到禁止,隋炀帝进而予以严厉取缔,多数书被焚烧。因此,这些书现在基本亡佚,我们能见到只是清朝考据学者的辑佚而已。

对这种儒教神秘主义倾向提出反驳的是王充,在此略加叙述。王充,会稽上虞人。学于洛阳太学,师从班彪。因家贫,无力买书,就去书店站着阅读,靠背诵通晓百家之书,著有《论衡》三十卷。所谓“论衡”即论及各种思想予以衡量比较的意思。他主张所谓“天”说到底是自然物体,反驳了当时天人感应、谶纬思想认为自然现象反映上帝意志的观点。

《论衡·自然篇》是对自然进行论述的篇章。指出:天者,普遍施气于万物之中,以谷充饥而以丝麻御寒。气变化而引起自然灾害是当然的,这并不是天意在警告人类。天既无口、目,亦无意志,乃无为之物。在《实知篇》还对谶纬预言予以严厉批驳,曰:都说孔子预言“亡秦者,胡也”(出于《易经》的纬书《易纬》)果然,二世胡亥灭亡了天下。其实这是后人的伪造。

其独到的科学批判精神,唯物论思想被当时主流意识视为异端,但是作为东汉儒教的一个分支是值得注目的。王充的思想绝非脱离时代的产物,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科学技术、道家、道教自然哲学的影响。

印度佛教的传来

印度佛教经由中亚地区传入中国。关于从西域传来的时期,我们所知仅限于传说,不但不准确,而且众说纷纭。最早的说法,认为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大月氏国王的使节伊存口传《浮屠经》(《三国志·魏志》卷三十引《魏略·西戎传》)。

光武帝有十一个儿子。他与许美人之间所生楚王刘英在诸王之中封国最贫穷狭小。与历代楚国一样以彭城(现在的江苏省徐州市)为国都。异母兄弟明帝即位后,因为二人关系最密切而受到优待。晚年的刘英热衷黄老之学同时祭祀浮屠。所谓“浮屠”与“佛陀”发音相通。同时信仰黄帝、老子和西方的佛陀。作为刘英是将自身置于无为自然之中,一面祈祷自身长寿,一面祭祀西方的浮屠。明帝有时发出死罪减刑的诏令时,刘英认为自己身处藩国,没能支持天子就是罪过,为了赎罪向朝廷献上了丝绸。明帝表示理解他的心意,退还丝绸要他去帮助那些在家(优婆塞)或出家(桑门)的信徒。可见,明帝是知道浮屠的情况的。西域传来的不仅有物质的,也有浮屠这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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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明代丁云鹏《白马驮经图》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汉明帝时曾派遣蔡愔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两年后,天竺僧竺法兰与迦叶摩腾自西域以白马驮经来至中国,并创置白马寺。此图即绘白马驮经故事,完成于天启乙丑(公元1625年),为丁氏晚年作品

然而,刘英很不得志。永平十三年(70)因为谋反的理由失去了王位。诉讼起因于一名男子的告发。刘英被判定为制造预言图书,有谋反情绪。楚国被废除,刘英被流放。从连坐者数千人的数字反观的话,与楚国面积相比,刘英的人际关系网具有相当的范围。

关于西域天竺国(印度)的浮屠(佛教)在袁宏《后汉纪》有如下的说明:“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不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即便公元一世纪的浮屠信仰并非如此,佛教已经以某种方式进入了东汉社会却是肯定的。关于天竺佛道在明帝(57—75年在位)时传入中国的情况,《后汉纪》记载有以下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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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摩崖石佛 发现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孔望山西面。作为东汉佛教遗迹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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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麻浩崖墓佛像(四川乐山) 衬有光背的浮雕佛坐像

 

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像焉。

 

然而,这一佛教东来的传说并非史实,应该只是后世的创作吧。

备受关注的东汉佛教遗址

近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孔望山西面发现的东汉佛教遗迹受到关注。东西十七米、高八米范围的岩石壁面上,有着如同东汉画像石那样的、各种题材的雕刻。饶有兴味的是一方岩壁的画像上既有中国的西王母、官僚形象,又有佛的立像、坐像、涅槃像和佛教故事(舍身用自己的肉喂食饥饿的虎子)。

在面临东海最东边发现这一处与中国本土道教尚未分化、或曰合体的东汉时期佛教遗迹,就其意义而言应该更加受到的重视。在当时人认为老子进入夷狄成了浮屠,即有所谓“老子化胡说”。如果说当时的中国人对外来宗教尚不能予以客观认识的话,也无足为怪。但另一方面,佛教没有受到抵制、得以在中国传教。光武帝儿子楚王刘英将新来的佛教与道教同时予以信奉,应该也与此有关。四川省乐山麻浩崖墓中也发现有衬有光背的浮雕佛坐像,有关东汉时期的佛教,希望今后能根据更多新遗迹做出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