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夕阳西下的汉帝国

中国人的历史观

一治一乱与汉王朝灭亡的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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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小说《三国志演义》以此开篇,就像《平家物语》以“诸行无常,盛者必衰”开头一样,开篇的这第一句话基本上也就是整个小说的主题。接下来围绕这个主题,小说列举了从周王朝末春秋战国的分裂时代到秦的统一帝国、又由楚汉对立到汉王朝的统一、最后到三国时代出现的历史变迁。中国历史此后又经历了晋统一三国继而又分裂成五胡十六国及南北朝、隋唐统一王朝继而分裂成五代十国、北宋统一之后接下来又进入了南宋和金的南北时代。元明清三朝虽然保持了长期的统一,但进入二十世纪中国又经历了军阀割据、国共内战等分裂状态。由此看来,中国的历史似乎确实存在着统一与分裂的循环。

不过中国历史这种统一与分裂的循环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现象,从世界史上来看并不存在普遍性。比如说面积大小和中国不相上下的欧洲,实际上一直处于分裂、或者说一直处于诸国共存的状态。统一分裂循环论甚至还不如“诸行无常,盛者必衰”有普遍性。不仅如此,中国人的历史观把统一作为正常的状态,称之为治世,相反的,把分裂作为非正常状态,称之为乱世。统一与分裂的循环也就意味着治世与乱世的循环,也就是所谓的“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那么是不是统一就意味着和平,分裂就意味着战乱呢?并不是,在分裂状态下保持了局部和平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统一分裂循环论只不过是后人强加的一个观念性的结论。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后汉末时的人们是否真的认为“合久必分”,把汉王朝的灭亡和三国鼎立当作必然的事态来理解呢?从前述的统一与分裂反复出现的顺序来看,三国时代是继春秋战国和楚汉对立之后的第三个分裂时代。但是春秋战国出现在中央集权帝国之前,而楚汉对立与其说它是分裂,不如说它是内战。加之秦的统一时间又很短暂,楚汉之争看上去更像是战国时代的延长。与此相比,汉朝前后持续了近440年,是中国史上最长的王朝。更值得一提的是汉王朝中途曾遭受王莽的亡国之灾,但它却像不死鸟般地得以再生。虽然后来也有东晋、南宋那样的被消灭了的王朝又得到复活的事例,但东晋和南宋都是遭异民族进攻逃到南方才勉强存续下来的。作为统一王朝复活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后汉这一个朝代。所以说,生活在后汉末期的人们如果认为汉王朝是不灭的,我觉得这完全是很正常的。汉朝从它的创始者高祖刘邦以来,一直有非刘姓者不得为王的原则。非刘姓者想要夺取天下肯定会遇到很大的抵抗。如此强大的汉王朝的灭亡,而且是作为最早的长期王朝的灭亡,这对当时的人们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从这一点来看,三国时代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分裂时代。

同样的,这种分裂状态是否如小说所说的那样“分久必合”,当时的人们是否就认为由分裂必然走向统一,这也是很值得怀疑的。从后来的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西晋三十七年短暂的统治外,到隋的统一(589年)为止,其间经历了将近三百年的漫长的分裂时代。在三国那个时代,中国像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那样发展成诸国分立状态的可能性也是不可排除的。这个时代的人们置身于统一还是分裂的动荡之中,最终人们在这种不安的状态下产生了对统一的强烈渴望。

如果我们对汉王朝的灭亡给人们带来的震惊和不安缺乏想象,我们就很难真正地理解三国这个时代。历史不能简单地用一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来解释。所以我们从开头的这一句就应该和小说分道而行了。

三国赞歌《三都赋》

到了三国末期,蜀被魏灭亡,而魏又被司马氏的晋所取代。剩下的吴也是奄奄一息。再次走向统一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年代里,一个无名的文学青年从山东的乡下来到了都城洛阳,写下了一篇可以说是总括了三国时代的作品。这个青年就是左思。左思出身贫寒,其貌不扬,但博学多才。他在家里的门、院子甚至厕所到处都放了纸和笔,一有灵感就立刻记录下来,对创作废寝忘食。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部流传后世的杰作——《三都赋》。三都就是指蜀的都城成都、吴的都城建业(现在的南京市)和魏的都城邺都(现在的河北省临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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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长江一瞥 当年的蜀国、现在的四川省被深山环绕

赋是汉代流行的一种以韵文为主体的美文。《三都赋》就是为上述的三个都城写的赞歌。作品首先由西蜀公子登场,赞美了蜀的风光如何明媚,物产如何丰富,人民生活如何奢侈以及蜀地如何文人辈出等等。接着登场的东吴王孙对此付之一笑:你说的那些都是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的自卖自夸,蜀不是已经被灭亡了吗?

接下来东吴王孙对自国大加称赞:首先我们吴国有海、有湖,有无数的大河大川,还和越南这些南方的国家相邻。我们出产的珍珠等无数珍宝那是你们蜀根本无法相比的,一个是天上的月亮,一个是地上的王八。北方的魏的土老帽们恐怕更是一辈子也见不上这样的好东西。单说钓鱼,在我们吴国别提多么尽兴了。在黄河里钓鲤鱼,那不跟在井里钓鲫鱼一样吗?不错,古代的帝王舜啦禹啦确实都出生在北方,但他们可都是死在南方的啊。那还不是被我们南方的美丽富饶吸引来的吗?如此这般对蜀进行了一番嘲弄,同时又没忘了敲打一下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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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太湖一瞥 江苏省和浙江省等吴国中心地域,东面大海,是水运发达的鱼米之乡

在一边沉默不语的魏国先生终于开口了:您二位快别说那些没道理的话了。自打开天辟地,世界的中心那可是在中国(即中原)的啊。那些偏远地区住的都是些满嘴胡言乱语的蛮夷之辈。你们蜀和吴自然条件再好,也不过是蛮夷之地,怎么能和继承了圣人传统、以仁德统治天下的中国相提并论呢?魏继汉王朝之后,受天命而治天下。现在又听从天命把天下拱手转让给晋,自己甘作臣下。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决断啊。相比之下,蜀就像是笼中之鸟,吴不过是井底之蛙。你们蜀和吴原本不就是流放罪人的地方吗?蜀已经灭亡,吴也日子不长啦。

听了魏国先生这番话,西蜀公子和东吴王孙都哑口无言: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就像天上容不下两个太阳,地上怎么能有两个皇帝呢。三人之间的争论最后以歌颂正统王朝魏并抬举其后继的晋而结束。虽说内容幼稚可笑,但从中我们可以有以下两点发现。

中华势力圈的扩大

首先,当时的文明中心被认为是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长江以南的江南地域和四川盆地还是主要由异民族居住的蛮夷之地。光从蜀这个字来看,里面有虫,指蛾蝶类的幼虫。吴这个字带着口,有大声说话的意思(参考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都被用来指野蛮的异民族。但是秦汉以来北方汉民族不断移民南方,这个所谓蛮夷之地当时已经得到相当的开发。西蜀公子和东吴王孙对自国的美丽富饶自夸自赞正说明了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蜀和吴的建国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为后盾的。而魏国先生对自国的物产提到的很少,当然这可能是为了强调自己在道德和精神世界上的优势。但当时中国北方因为长期的战乱疲惫不堪,值得向人吹嘘自夸的东西大概也真是所剩无几了。从这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今天中国的“政治的中心在北京,经济的中心在上海”的南北地域特征的雏形。

第二点,魏的这种政治上的优势,是因为背后有源自于古代圣天子,由汉王朝到魏晋以来一脉相承的正统的也是唯一的皇帝权力作后盾。这种政治思想在秦汉时代,特别是后汉已基本形成。因此由汉到魏的改朝换代正是这种政治思想最初付诸实践的一个实例。而蜀众所周知也以汉王朝的后继者自居,在正统性上与魏展开了争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围绕正统性发生的纠纷。由正统思想引发的王朝革命以及争端,后来也时有发生,三国时代可以说是这个问题的出发点。

《三都赋》一方面写了边境地区因开发带来了经济发展,一方面写了中国北方的文化上的正统性,这两点之间似乎不无矛盾。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边境地区的发展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北方的正统性。两者相辅相成,最终不是减缓而是促进了中华势力圈的扩大。三国以后的漫长的中国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华势力圈扩大的历史,而三国这个时代基本上是展开在这个范畴里。

据说左思在写作《三都赋》时,排除了赋这种文体常有的夸张虚构等手法,通过查阅文献并向实际去过当地的人打听情况,在叙述上尽可能地做到接近事实。我们可以想象,《三都赋》是比较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三国的状况及地位的认识的。它所描述的世界与小说《三国志演义》之间有着很大的距离。

顺便提一句,《三都赋》的这种由三个人轮番登场自夸的表现手法,在前汉的汉武帝时代就有先例,当时的文人司马相如写过名为《上林赋》和《子虚赋》的作品。这种文艺形式的原型来自于民间,本来是一种自己说自己的东西多么好与别人比高低的游戏。后来被继承发扬,甚至影响到日本。空海的《三教指归》、明治时代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纶问答》等都效仿了这个形式。

后汉时代

三大势力——外戚·宦官·清流

小说《三国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在开头部分披露了统一与分裂的历史哲学之后,开始进入对后汉时代的具体叙述。我们知道的很多历史事件,比如黄巾之乱、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通常被我们当作三国时代的事情,但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发生在后汉末期。所以我们在涉及三国历史的时候,必然要从后汉末期的历史说起。

《演义》里最初的事件是,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憎恶宦官曹节、王甫等人的专横,预谋除害。不想机密泄漏,反被曹节、王甫等杀害。这件事发生在建宁元年(168)九月,十三岁的后汉第十二代皇帝——灵帝刘宏刚刚即位不久。《演义》在进入三国历史之前,先从这个事件下笔,不能不说显示了作者的见识。不论对后汉这个时代还是对其后的中国史的构造来说,这件事都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下面我们简单说说事件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首先,大将军窦武是灵帝之前的皇帝桓帝的岳父。桓帝无子,只好从旁系里选了灵帝继承皇位。窦皇后则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执政。而窦武作为皇太后的父亲也身居要职。通常皇后、皇太后的一族被称作外戚。到了后汉,像窦武这样外戚的代表人物就任大将军掌握最高军事权力的现象已基本成为惯例。

在后汉有一定地位的儒生一般被称作清流(其中多属官僚阶层),太傅陈蕃是负有众望的清流守护者。作为皇帝的辅佐,太傅的职位在官僚体系最高级别的三公之上。陈蕃是名副其实的弘扬儒家理想的清流派读书人,也是官僚阶层的代表。

当初桓帝宠爱出身卑微的田贵人,打算立她为皇后。但因遭到陈蕃的反对,最后只好娶了门第相当的窦武的女儿为后。陈蕃和窦武的信赖关系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了。因此他们共同策划预谋铲除曹节、王甫等专权宦官。所谓宦官也就是那些在宫廷内服侍皇帝及家族的被去势了的男人,相当于皇帝的私用奴隶。

可以说这是一个外戚势力联合儒生及官僚势力企图驱逐弄权专横的宦官势力而以失败告终的事件。《演义》在叙述了事件的大致之后,以“中涓自此愈横”做结尾。也就是说代表正义的清流派从此失去了势力,而浊流般的宦官势力从此当道。看得出作者在这里把这个事件作为后汉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这也是作者之所以把它当作三国故事的开场白的原因。

这种清流派对浊流派,或者说善对恶的模式,是中国传统文人在解释历史时惯用的手法,《演义》的作者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后汉灭亡的主要原因真的是因为宦官跋扈吗?也许不过是政治混乱带来的结果而已。从今天来看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尽管如此,在这个事件里登场的外戚、清流及宦官这三大势力,仍旧是我们理解后汉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同时也为理解后汉以后的历史提供了有趣的话题。

外戚与汉朝的家族制度

高祖刘邦白手起家建立了前汉王朝。刘邦死后,皇后吕后掌握了实权,吕后一族的势力也因此大振。但好景不长, 吕后一死,她的一族立刻被高祖的家臣们一扫而光。不过在那以后外戚照样受到重用。文帝时窦皇后的亲戚窦婴做了大将军,景帝时王皇后之弟田蚡做了宰相。创建了汉王朝极盛时代的武帝也不例外,卫皇后姐之子霍去病官至骠骑将军,在征讨匈奴的战役中屡次立下大功。而霍去病的异母弟霍光在汉昭帝死后,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但仅一个月后就废昌邑王,迎立了宣帝。霍光废昌邑王据说是因为他好色昏庸没有做皇帝的资格,霍光因此被后世传颂为忠臣的榜样。但外戚能如此轻而易举地让皇帝下台,这也说明了外戚的权力之大。霍光辅政期间,把女儿嫁给宣帝做皇后,又把自己一族的势力安插在要职上,基本上独揽了大权。所以霍光死后,宣帝把霍氏一族诛灭扫尽。宣帝之后元帝时,皇后的弟弟王凤及其一族权力很大。到了平帝时,王凤的侄子同时也身为皇后父亲的王莽终于篡权,自己登上帝位建立了新王朝。

推翻王莽的新王朝实现了汉王朝复兴的刘秀,按理说应该吸取王莽篡权的教训,极力排除外戚势力的干扰。但实际上到了后汉外戚依然是一股很强的政治势力。所不同的是,前汉的高祖刘邦出身农民,前汉各代皇帝的皇后里像武帝的卫皇后那样出身低微的人不在少数。而到了后汉,刘秀作为汉皇族的一员同时又是南阳地方的地主豪族,他的势力根基以南阳为中心波及各地豪族。到了后汉,皇后大多出身豪族。

光武帝刘秀在建立后汉王朝的过程中,最后遇到了两个障碍。一个是以长安为中心割据西北地方的隗嚣,一个是在蜀(四川)自称皇帝的公孙述。这两个人与刘秀之间的混战,可以说是三国前的另一个三国时代。为刘秀打倒隗嚣和公孙述立下汗马功劳的有马援、窦融(前汉文帝时外戚窦氏的后代)以及梁统等西北豪族。因此后汉的皇后大多出自于马、窦、梁以及南阳豪族阴、邓这几个大氏族。而作为外戚,权力也大多集中在这几大氏族的手中。比如说,第二代明帝时马皇后一族,章帝时窦皇后之兄窦宪,第四代和帝时邓皇后之兄邓骘,第八代顺帝时梁皇后之兄梁冀,还有第十一代桓帝皇后窦氏之父窦武都是外戚掌权的典型。起初外戚里也不乏高尚之士,皇帝与外戚的关系也基本正常。但到了后汉的后期,从旁系迎立年幼者为帝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样的时候,前皇后往往作为皇太后临朝执政,而外戚也因此得势,为所欲为。

纵观前汉后汉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外戚一直是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存在着。特别是后汉,完全没有吸取外戚王莽篡权的教训,继续容许外戚专权。这不能不说和当时的家族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汉代还处于儒教父系家族制度确立之前的时代。可以想象,当时古代母系家族制度的色彩还相当浓厚。汉的皇室原本是出身卑贱的家系,这种母系家族制度的倾向可能更强一些。后汉与前汉不同的是,后汉最终没有被外戚篡权。这是因为后汉时又加入了宦官以及儒生这样新的要素。后汉最后一个专权的外戚是灵帝何皇后之兄何进。何进出身卑微,在这一点上和前汉的外戚非常相似,但何进最后和窦武一样被宦官所杀。

宦官跋扈的条件

中国历史上,最早作为宦官出名的恐怕要数秦朝的赵高了。独裁者秦始皇死后,掌握大权的赵高指鹿为马愚弄蒙骗年幼的秦二世。这就是日语的“马鹿”的由来。从赵高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制度的皇帝尽管权力强大,但作为个人的皇帝因为年幼无能等原因不能行使皇帝的巨大权力时,宦官跋扈的条件也就具备了。也就是被身边小人钻了权力的空子。如果皇帝的权力相对弱小,或者皇帝是有能力的明君,宦官自然也就没有弄权的余地了。

宦官跋扈的另一个条件是皇帝的深居。也就是说,皇帝执政的内廷和官僚办公的外廷互相隔绝,皇帝与官僚间的意见沟通很难实现。于是作为传话筒的宦官就有了钻空子的余地。前汉时宦官的举动还比较收敛,那是因为当时侍从在皇帝身边的除了被去势的宦官外,还有一般官吏,内外隔绝还不那么严重。而到了后汉,在内廷侍从皇帝的就只限于宦官了。

到了后汉的后期,从旁系迎立年幼皇帝即位的事态时有发生。这样的时候虽然由皇太后临朝执政,但皇太后与外廷间的联络全部由宦官担当。因为皇太后与出身旁系的皇帝没有直接的母子关系,外戚与皇帝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一些摩擦。这就给宦官提供了可乘之机。后汉的外戚窦宪、邓骘、阎显、梁冀、窦武以及何进等人都死于宦官之手。而顺帝、桓帝等实际上都是由宦官拥立的。

宦官孙程的例子正是宦官得势的一个很好的象征。孙程因拥立顺帝有功,阳嘉四年(135)获得了可以领取养子并可把自己的爵位传给养子的特权。后来这个特权被制度化,适用于其他一些有权势的宦官。由此,本来没有子孙后代的宦官,也能像外戚一样把自己的权力和财产遗传下去。如果没有这个制度的存在,也就没有作为宦官之孙的曹操的存在。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个制度的意义之大。

不过,如此荣耀显贵的宦官势力终于也有它衰败的时候。而最后站在荣华顶点的是《演义》里也出现的“十常侍”。他们在杀了外戚何进之后,最终被世袭官僚的领袖袁绍彻底铲除。宦官势力走向没落的同时,皇帝权力也变得越来越弱,后汉王朝也由此走向灭亡。

地方豪族与儒教官僚

前汉的武帝虽然把儒教当作国教,但儒教的影响具体表现出来,则是到前汉末期甚至进入王莽时代以后了。王莽不仅作为外戚,同时又以儒教领袖的身份赢得了知识阶层的支持,最终篡夺了皇帝的位子。由此可见当时儒教已得到相当的普及,具备儒教素养的知识阶层也已经非常壮大了。

儒教知识阶层的实体也就是地方豪族。后汉时代也正是地方豪族发展壮大的时期。前汉时,一个豪族的势力一般局限在县的范围内,到了后汉则扩大到县以上的郡。拥有强大经济基础的大豪族在各地出现。他们通常年轻时游学于太学(官立的学校)接受儒教的熏陶,之后以孝廉、茂才等名目被推荐到地方或中央出任官僚。这中间的高级官僚又在自己的门下选拔录用大量的官僚(被称作门生、故吏),以掌握政治权力。这种豪族与官僚表里一体的存在也正是后汉王朝的实质上的支配阶层。后汉的创始者光武帝刘秀也是年轻时有过游学经验的地方豪族的一员。后汉的外戚势力也基本上来自地方豪族。

这些出身豪族的儒教官僚阶层,在人数不断增加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分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继承权力和财富的过程中发展成世袭的门阀贵族,他们选择的是与外戚、宦官保持一定的妥协的现实路线。而另一部分人,也就是被排除出权力中枢的那一部分人,他们坚持儒教的理想主义,对政治进行批判,逐渐发展成相当于在野党性质的存在。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清流。他们中间更出现了一部分反对现实政治的逸民、隐遁者,他们逐渐形成一股潜在的反体制势力。这些对政治持批判态度的势力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最终导致了后汉政权的灭亡。后汉王朝的崩溃是由袁绍铲除掌握实权的宦官势力为开端的。而袁绍正是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官僚豪族。

中国历史上的外戚宦官及儒教官僚

继后汉之后出现的魏王朝,实际上就是以这些对汉王朝持批判态度的豪族势力为中坚分子的。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司马懿的子孙之后又创立了晋王朝。到了六朝时代,豪族的门阀贵族化倾向更加强烈。进入隋唐期以后随着儒教知识阶层不断扩大,门阀贵族制已不能对应时代的变化。这时开始出现了通过科举考试晋升官僚的士大夫。这个士大夫阶层的实体,实际上也就是地方地主势力。他们虽然经历了种种的历史变迁,但直到二十世纪初清朝灭亡为止,都一直是在皇帝体制下担当着实质上的统治阶层。这种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统治阶层的豪族(地主)、儒教知识阶层与官僚的三位一体的存在,最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正是在从后汉到三国的这个时期。

以豪族势力为背景的儒教官僚后来依然作为中国的统治阶层存续下去。而外戚势力到后来则基本上从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了。魏的第一代皇帝、曹操之子文帝曹丕在即位两年后(黄初三年,即222年)就下诏书禁止外戚参政。在吴和蜀,除了吴的外戚全氏掌握过一时的权力外,也几乎找不到外戚得势的苗头。在后来的历史里除了个别的之外,外戚在政治上已不再是举足轻重的存在了。前文已经提到过,这和儒教的父权家族制度的普及有着一定的关系。不过,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帝武则天以及清朝末期实行垂帘听政干预政治的西太后,都是皇后亲自掌权执政,这和外戚应另当别论。

三大势力之一的宦官势力与外戚不同,在后来的历史舞台上还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三国时代,蜀的后主刘禅昏庸无能,宦官黄皓乘机操纵政权,最终导致了蜀的灭亡。吴的政权末期也出现了宦官跋扈的现象。特别是到了唐代后期以及明代后期,宦官势力的横行登峰造极,有凌驾皇帝权力之势,成为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已是广为人知的史实。

总而言之,后汉时代的三大势力,到了三国以后剩下了两个势力存在:一个是以地主豪族为背景的儒教官僚势力,一个是以皇帝权力为背景的宦官势力。也就是说,皇帝独裁权力与牵制皇帝权力的儒教官僚之间的对立,已成为中国国内政治的主要问题。

东亚历史上的外戚宦官及儒教官僚

众所周知,中国周边的各民族都是在吸取和模仿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形成了各自的国家。这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朝鲜和日本。那么,牵动中国政治的这三大势力,在朝鲜和日本是怎样被接受的呢?

首先,被视为“中国政治之祸根”的宦官在日本不曾存在。朝鲜虽然效仿中国引进了宦官制度,但在朝鲜历史上宦官从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与此相比,中国后汉以后已经消灭了的外戚,在日本却长期保持了重要的政治地位。比如平安时代,天皇的外戚藤原氏操纵政权实行摄关政治;镰仓时代,将军的外戚北条氏任执权(辅佐将军统辖政务的最高官职)左右政治。在朝鲜外戚也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特别是李氏朝鲜王朝末期的十九世纪,外戚安东金专权政治近六十年,这也就是有名的所谓“世道政治”。在韩国,直到近年涉及总统夫人及家族的营私舞弊事件还时有发生,成为人们关注的新闻。这也许是外戚政治留下的后遗症。在日本和朝鲜,外戚之所以一直能够作为政治势力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朝鲜固有的母权家族制度的影响。虽然儒教的父权家族制度这个中国有代表性的思想已传入日本和朝鲜,但显然它的影响力是有局限性的。而家族制度作为儒教最核心的部分,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和朝鲜在对儒教的吸取借鉴上程度虽有不同,但都是有取舍的。

最后拿儒教官僚来说,因为儒教的影响力本身是有局限性的,所以在性质上与中国不尽相同。在日本,科举制度没有被引进,儒教知识阶层进入权力中心参与政治的事情也从未发生过。中国的士大夫的“士”指文士,而日本的“士”指武士。在中国除了改朝换代的混乱期或者少数民族政权下,武人从不干预政治。这一点和日本形成了鲜明对比。朝鲜从高丽时代就引进了科举制度。到了朝鲜王朝时代,由于举国上下推行儒教化政策,出现了相当于中国士大夫的两班阶级。不过,中国的士大夫主要通过科举产生,是一个世袭性很弱的流动性阶层。而朝鲜的两班世袭的性质很强,在这一点上与六朝以前的门阀贵族很接近。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和朝鲜虽然借鉴引进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影响却只停留在表面。就像给固有的文化、习惯套了一件中国制度的外衣,日中朝三国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黄巾之乱

未被写进《演义》的大事件——党锢之祸

《演义》开场写了宦官专横之后,接下来转笔黄巾之乱。主角刘备、曹操、孙坚都出场到齐,故事开始进入正题。但是,在故事进入黄巾之乱前,我们有必要先来看看另一件没有被写进《演义》的重要历史事件。

前面我们提到过,导致后汉王朝灭亡的主要社会力量是信奉儒教理想主义,对外戚、宦官专权的腐败政治进行抨击的清流派知识阶层及官僚。清流派领袖陈蕃欲策划发动政变,以推翻宦官势力,但最终事败被杀。就在这前后,发生了两次对清流派的大镇压,这就是党锢之祸。党锢也就是把对政权持批判态度的清流派阶层视为异己分子,制造黑名单,对这些“党人”实行囚禁,以封杀他们的行动。

在陈蕃事件两年前的延熹九年(166),另一名清流派领袖李膺,被宦官牢脩以煽动太学生诽谤朝廷的罪名诬告,在全国有两百多人被逮捕。第二年,永康元年(167)在外戚窦武的求情辩护下,被逮捕的清流派虽然一度获释,但仍被遣返归乡接受禁锢。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同年十二月,桓帝死。紧接着,第二年窦武和陈蕃就发动了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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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熹平石经》拓本 校订儒教五经刻石。书法出于当时最有名清流派文人蔡邕之手

窦武、陈蕃谋事失败被杀。第二年,也就是灵帝建宁二年(169),宦官曹节上奏诬告,使以李膺为首的清流派一百多人被处刑。与这些清流派有关系的人也都被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有关党锢之祸,在《演义》最早的版本嘉靖本里完全没有记载。通行版本(毛本)里也只简单地提了一句:“桓帝禁锢善类。”但是,这两次党锢之祸实际上与黄巾之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两次大镇压之后,清流派的活动被彻底封杀了。但是,历史证明这种对知识阶层的镇压,往往是适得其反。镇压越强大,反抗也越激烈,而一般大众总是对受压迫的一方持同情态度,当权者最终因此失去人心。也许是意识到这对统治不利,在两次党锢之后,当政者开始对知识阶层实施一些怀柔政策。比如,熹平四年(175)朝廷对儒教经典的五经进行了校订,并刻于石碑立在太学的门前。这就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石经而闻名的熹平石经。把石经立在太学门前,当然是为了督促学生们少管政治好好读书。可见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学生都是最激进的政治批判者。紧接着,三年后的光和元年(178),朝廷又在宫廷鸿都门内设立新的太学,招收千名太学生。当然这也是笼络知识阶层的一环。但是,就在同一年,熹平石经的执笔者、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化人蔡邕因主张改革被放逐朔北(今山西省大同市以北)之地。

以宦官为主体的政权与清流派知识阶层之间的这种对立日渐加深,黄巾之乱正是在这两者间的矛盾激烈冲突的形势下爆发了。

黄巾之乱与知识阶层

第二次党锢之祸十五年后,也就是光和七年(中平元年、184年)二月,太平道教主、钜鹿人张角发起了暴动,数十万的信徒在各地同时行动。太平道是当时民间宗教之一,后来发展为道教。信徒以教人悔过、画符诵咒,替人治病,在十余年间势力大增。后汉晚期,社会不安与日俱增,这种新兴宗教在当时非常流行。实际上在熹平元年(172),南方的会稽(浙江省绍兴)就有叫许生的人自称阳明天子发起暴动。与太平道一样这也是一个宗教暴动。

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张角的两个弟弟张宝和张梁各自称地公将军、人公将军,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在各地蜂起。信徒都以黄巾裹头,被称为黄巾军。按五行思想,黄色排列在象征汉王朝的红色之后。而光和七年正是甲子年。可见黄巾之乱是经过非常周到的事前准备的。

黄巾之乱一般被视为是以宗教为背景的农民暴动。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组织不起来的。张角把信徒按万人单位分成大小三十六个“方”,每一个“方”都设将军统率。这样的组织建设没有读书人的参与是很难做到的。当时的知识阶层除了清流派这样的虽不满国政、但只谋求现行统治下改革的一部分人以外,还有不少经历了党锢之祸、对政治彻底失望选择隐遁生活的读书人。太平道尊崇黄帝以老子的道家思想为信条,而当时在一部分读书人当中,道家思想的影响已相当深入。由此可以推测,有相当一部分对政治不满的下层读书人参加了太平道。据说当时都城及地方官厅的大门上都被写上了代表黄巾军的“甲子”二字。这说明有一部分下级官吏对暴动是支持的。张角还取得了宦官的内应,但因密告而败露。本来预定在三月五日的举兵,不得不提前到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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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镇压黄巾之乱进军路线图

接到各地暴动勃发的报告,朝廷立即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加强首都的防备。紧接着又下令解除持续了十五年的党锢。当时的北地太守皇甫嵩向灵帝进言,认为应当解除党锢。灵帝征求宦官吕强的意见,吕强也认为如果这些有不满情绪的读书人投靠张角,为其出谋划策,张角的势力就会更加壮大。灵帝听了这个意见心中大慌,只好认可了皇甫嵩的进言。由此因窦武、陈蕃政变失败被打倒的外戚及清流派官僚获得了复权。

张角其人

在镇压暴动的过程中,与清流派思想接近的一些官僚掌握了主导权。与郑玄齐名的著名学者、也是刘备的老师的卢植,奔赴张角的根据地河北;主张解除党锢的皇甫嵩以及朱儁奔赴驻扎黄巾军主力的河南颍川郡(现在的河南省许昌市一带)指挥讨伐。皇甫嵩的叔叔皇甫规,在党锢之祸时置自己的命运于度外,以清流派党人的身份挺身而出,要求逮捕自己。皇甫嵩自己年轻时也受到过窦武和陈蕃的聘请,但他本人没有答应。卢植也曾对窦武提出过忠告,建议他慎重行事。也就是说皇甫嵩和卢植这两个人对清流派虽抱有同情,但又不像清流派那样只强调理想,而是属于注重现实的稳健派。朱儁因在交趾郡(越南)镇压反乱有功,当时也是小有名气的武将。

在这三个人的得力指挥下,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张角病死,张宝、张梁也相继战死。虽然残余势力的抵抗后来又持续了多年,但到这一年的十月,暴动基本上得到了平息。十二月,年号也由光和改为中平。

黄巾军的主力之所以集结在河南的颍川郡,这和这次暴动的本质有着很大的关系。以颍川为代表的河南一带,是当时文化程度最高、也是清流派文人大量聚集的地区。像陈蕃、李膺等一些受过党锢迫害的文人,很多都出身于这一地区。这一地区出身的文人,在继汉之后出现的魏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地区成为黄巾军的重要据点,说明当时知识阶层内部存在着谋求体制改革的稳健派和企图推翻政权的激进派之间的冲突。最终镇压了这次暴动的卢植、皇甫嵩和朱儁三人,卢植出身于河北涿郡,皇甫嵩出身于西部的安定(现在的甘肃省平凉地区),而朱儁出身于南方的会稽(浙江省绍兴市),都属于边远地区出身。

那么大家一定很感兴趣,黄巾军首领张角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很遗憾史书对此都保持缄默,只字不提。不过《演义》里提到张角是“不第秀才”,也就是说张角是科举考试落第的书生。可是,在汉代还不存在科举制度,当然也不可能有所谓的“不第秀才”。这个错误完全是《演义》作者缺乏历史知识所致。但是后世的落第书生里确实不乏对体制不满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错误的设定很有点儿歪打正着的妙意。清朝末期的十九世纪,落第书生洪秀全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发动太平天国运动,而镇压这次运动的是现实派高级官僚曾国藩。历史是会重演的,这句话也许没错。

主角登场

乱世奸雄曹操

黄巾之乱爆发的那一年(184年),曹操(155—220)和孙坚(155—191)三十岁,刘备(161—223)二十四岁。在《演义》里,这三个人都以黄巾之乱为契机登上故事的舞台。但实际的情况是怎样的呢?顺便提一下,这一年孙坚的长子孙策(175—200)十岁,次子孙权(182—252)年仅三岁,诸葛亮(181—234)也才四岁。

曹操据说年轻时就被予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他的祖父是宦官曹腾,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曹操作为曹嵩的长子出生。那么曹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话说外戚梁冀毒死年幼的质帝,大臣们都希望立聪明的清河王为下一个皇帝,但梁冀最终立了昏愚的蠡吾侯为帝。这就是桓帝。梁冀被认为是后汉史上最横暴的外戚,而向梁冀进言立蠡吾侯的就是曹腾。后汉的衰退从桓帝起变得非常显著。从某种意义上说,曹腾是为自己的子孙铺好了篡权之路。后来,魏的明帝给他的这位高祖父授予高皇帝的尊号。虽然是在死后的追赠,但曹腾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宦官皇帝。

曹腾的养子曹嵩,据说本来出身夏侯氏。他利用养父积蓄的巨大财产买官,官至太尉。相对于清流派,曹嵩恰恰属于被人唾弃的浊流。也许是对自己的出身抱有自卑感的缘故,曹操年轻时曾一度沉溺于打猎赛狗,游荡乡里。但他毕竟不仅仅是有钱人家的浪荡公子,二十岁时他被推举为孝廉,在都城洛阳(后汉时为雒阳,本书统一用洛阳)任北部尉(相当于今警察局局长)。一当上北部尉,他就以违反夜间外出禁止令为由,逮捕并杀了颇受灵帝宠爱的宦官的叔叔。由此,曹操与自己宦官亲戚的圈子划清了界线,进而加入了清流派官僚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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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曹操 三国争雄之胜者,“乱世之奸雄”

黄巾之乱爆发时,曹操的任地谯县正好与颍川的东部相邻,他配合皇甫嵩、朱儁讨伐颍川的黄巾军。在这个过程中,曹操收编了部分黄巾军,扩大了军事力量。同时又任人唯才,广泛罗致人才,在颍川一带赢得了知识阶层的支持。随后,他又把献帝迎到颍川郡的中心许都(现在的河南省许昌市),逐步掌握了实权。到了晚年,曹操又把女儿嫁给献帝为后,成了汉王朝的外戚。也就是说,在曹操一个人的身上聚合了后汉宦官、外戚及豪族文化人这三种互不相容的势力。难怪说曹操是奸雄,他能够成为三国争斗的胜者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曹操没能等到篡夺政权的那一天就不幸离世。

看相的流行

评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的许劭是看相评论人物的名手。当时在一些社会名士之间流行看相,也就是通过看相来推测人的能力和性格。当时普遍认为容貌是反映人的能力及人格的一面镜子,人们对外表长相都很重视。这种向往高贵容貌的风潮与当时社会名士的贵族化有一定的关系。不过,相貌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对相貌的重视,说明这个时代的人们对相貌所反映的能力、性格等已经有相当细致的分析。对个性的发现,是这个时代的又一个重要的风潮。

许劭和他的堂兄许靖每月一日决定一个主题,频繁地进行人物品评。他们的评论甚至对名士社会的各种传闻及官吏的提升选拔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面我们将要提到的魏的官吏录用法——九品官人法等,都和这种盛行的人物品评有很大的关系。当时颍川是名士聚集的地方,许邵兄弟就生活在颍川南边的汝南。因此,他们的人物品评被称作“汝南月旦评”(月旦也就是每月一日的意思)。直到现在,人们还把人物评论叫做月旦。

曹操一族的墓

1974年,在安徽省亳县的城南一带发现了一个古墓群。调查的结果证实这些古墓是曹操先祖父辈的墓。亳县位于汉代的沛国谯县,也就是曹操的故乡。古墓共有十多座,因损坏严重,被葬者身份的考证难度很大。但后来从古墓中出土了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等当时只有诸侯高官才可以享用的陪葬品。由此推测出这些古墓里有曹操的父亲曹嵩、祖父曹腾的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些古墓里出土了大量刻有文字的砖。据推测,这些文字很有可能是由当时的造墓工匠刻上去的。这些文字有很多是“会稽曹君”、“故颍川……曹褒”、“长水校尉曹炽”、“吴郡太守太守曹鼎”等曹氏一族的名字。曹褒是曹操的堂弟、名将曹仁的祖父,曾任颍川太守。曹炽是曹褒的儿子,也就是曹仁的父亲。会稽曹君是指曹炽的弟弟、曾任会稽太守的曹胤。曹鼎是曹操的族子、名将曹休的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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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曹氏家系图

看得出来,曹操的一族在谯县是很有势力的大豪族。继祖父曹腾之后,仍然高官辈出,特别是在当时名士聚集的颍川、孙坚的故乡吴郡、会稽等地都有过出身曹氏一族的太守。这对后来曹操在身边聘用大量颍川出身的名士,又与孙坚一族联姻并对吴采取一系列怀柔政策都有很大的影响。另外,从这些砖刻文字里还发现了许多表达工匠们内心不满的字句,其中有“仓(苍)天乃死”这样与黄巾军口号很类似的字样,还发现有“倭人”的文字。此墓出土时曾一度成为很受关注的话题,但后来经过专家考证认为这些都属于误认。不过,由于这些文字使用了隶书、楷书、草书等字体以及当时的避讳等,成为书法史的贵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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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银缕玉衣 曹氏墓出土。估计为曹操父曹嵩或祖父曹腾。选自《三国志展纪念图录》(中国画报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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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曹氏墓 在当年的谯县,现在的安徽省亳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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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会稽曹君”刻印 拓本。为曹氏墓出土砖刻

南方的青年武将——孙坚

孙坚出身吴郡富春(今浙江省富阳市)。富春位于吴郡的最南边,东邻会稽郡郡府山阴(今绍兴市)。这一带是当时汉族移居的最前线,由此以南的浙江省南部和福建省全域还处于未开发地区。作为都城来说,富春理所当然是处于偏远的不发达地区。但是,这个地区不仅从有史以前就存在不同于黄河流域的独特文化,而且有铜等丰富的自然资源。正是因为这种开垦地特殊的环境形成了孙坚勇武豪放的性格。《三国志》里对孙坚的父亲只字未提,可见孙坚不是什么大家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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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孙坚 37岁战死。子孙策、孙权继承遗志

在后来六朝时代的小说《幽冥录》里有如下叙述:孙坚的父亲孙钟,年轻时因家贫在家种瓜。有一天,有过路人讨瓜,孙钟热情款待。没想到,这位过路人原来是神仙的化身。为感谢孙钟,神仙提出两条让他选择,要么让他的子孙代代做诸侯,要么只做几代皇帝。孙钟选择了后者。这虽然是杜撰出来的故事,但多少与孙坚的身世有关。他与曹操不同,和宦官、外戚、豪族文人这些王朝的中枢势力完全没有关系。顺便提一句,上述的这则故事,在日本被收入儿童读物《蒙求》和室町时代的说话集《三国传记》里,广为人知。

孙坚年轻时,一次偶然遭遇海贼。他毫不胆怯,单枪匹马击退海贼,从此远近闻名。紧接着,他又在镇压会稽“阳明天子”的宗教反乱中大显身手。黄巾之乱爆发后,他跟随同乡朱儁在颍川以南的汝南、南阳等地作战,平息了暴乱。从此孙坚名声大振。之后,孙坚又赴西部凉州讨伐叛乱,在这里孙坚与董卓遭遇。当时董卓因违反军令待罚,孙坚进言斩董卓,但未被采纳。如果按孙坚的进言杀了董卓的话,历史将会是另一种走向了。董卓后来挟持皇帝专权横暴,孙坚在攻打董卓的战斗中也留下赫赫战果。初平二年(191),孙坚率兵攻打荆州刘表,被刘表部将黄祖射死。年仅三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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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孙氏家系图

孙坚的儿子孙策,在性格上继承了其父的热血豪放。孙坚转战北方不幸战死后,孙策主要把故乡的吴郡、会稽郡一带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吴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孙策二十六岁时也不幸遇刺身亡。孙策的弟弟孙权,对父兄的死于非命很是忌讳。吴国建立以后,孙权就安分守己地专心经营国家。

吴是三国中武人色彩最强的政权。为争夺汉王朝正统后继者的地位,魏、蜀之间互相敌对。吴避开争端,时而服从于魏,时而与蜀结盟,与此同时大力加强对江南土地的开发,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吴在三国中最晚称帝,又持续最长,和它的这种处世哲学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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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刘备 自称前汉景帝后裔

浪子英雄——刘备

刘备出身幽州涿郡(今河北省涿州市),自称是前汉第六代皇帝景帝之子、中山靖王的后裔。不过刘备的这个皇族身份水分很大。因为中山靖王据说孩子超过一百二十人,依此算下来他的子孙后裔要达五万人以上。刘备的祖父据说当过县令,但他的父亲没做过官,只是一个普通人。刘备年轻时拜同乡的大学者卢植为师。但是他天性厌恶学习,热衷斗犬、赛马,爱音乐,喜好穿着打扮,是公认的花花公子。但他重义气有人望,手下聚集了不少年轻人。

按《演义》的记述,黄巾之乱爆发时,刘备在幽州参加义兵,结识了关羽、张飞。三人在桃园结拜为义兄弟。刘备不仅跟随皇甫嵩、朱儁以及老师卢植讨伐黄巾军,而且表现出色。不过,这些内容除了刘备带手下在幽州加入义兵也许是真的以外,其余的都是《演义》的杜撰。之所以说“也许”,是因为《三国志》注引用的《典略》里有这样的记载:刘备的第一仗是在幽州参加镇压张纯反乱。《典略》还说,在对战中,刘备负伤,靠装死才勉强逃了一命。而实际上,黄巾之乱爆发时,曹操和孙坚一直跟随讨伐军统帅皇甫嵩、朱儁转战各地,立下战功,并崭露头角。与曹操、孙坚相比,刘备只不过在幽州参加了小规模的局部战斗,即使不考虑他年轻曹操、孙坚六岁这一优势,我们还是很难找出刘备登场有什么英雄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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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刘氏家系图

与刘备关系不错的,是一起求学于卢植手下的师兄公孙瓒。公孙瓒后来割据幽州,与袁绍连年混战。最后因败给袁绍而自杀。据《三国志》注引用的《英雄记》说,公孙瓒厌恶士族,多与巫师、商人结拜兄弟。桃园结义很有可能是以公孙瓒为原型的。《演义》说,桃园结义后,中山的马贩子为三兄弟提供了资金援助。这事倒是不假,因此可以看出刘备、公孙瓒都与商人、游侠之辈关系不浅。就连关羽也是杀了人被通缉的逃犯。可见,结拜兄弟这事情本身就是商人、游侠之辈特有的习惯。

所谓商人、游侠实际上都是一些无家游民。而刘备也有流浪(落荒)英雄的别称。刘备经历曲折,在军阀混战中,他屡遭挫败,四处流落。起先刘备做高唐县令时,兵败出逃,在公孙瓒手下避难。之后又投靠徐州牧陶谦。陶谦死后,虽继承了陶谦的地盘,又兵败于吕布投靠到曹操手下。之后又与曹操反目出走,寄身袁绍篱下。眼看袁绍将要败给曹操,刘备又投奔荆州刘表。刘表死,荆州告急,刘备这次投靠了孙权。孙刘联手在赤壁大败曹操,占领了荆州。但与孙权关系紧张,刘备又离开荆州,向西进军,从刘璋手里夺取了蜀。这次刘备总算找到了落脚之地。从北逃到南,从东逃到西,与其说刘备是流浪英雄,不如说他是落荒英雄要来得更贴切。后来毛泽东指挥的长征,大概是历史上唯一能与刘备大逃亡匹敌的一次壮举。不过刘备就像一个不倒翁,他逃而不亡,不仅大难不死,而且还越活越茁壮。三国之中,在异乡建国的只有刘备一人。

因为身处他乡,刘备能够依靠的乡党亲戚几乎没有。曹操和孙权身边都有很多同乡的部下、兄弟或亲戚之类。刘备没有兄弟,除了一个儿子以外,也没有别的亲属(正因如此也少了魏和吴的那些血肉之争),同乡的部下也只有张飞和简雍两人。要把这么一个既没有地缘关系又没有血缘关系的松散集团凝聚起来,只有靠大义了。这个大义就是:实现汉王朝的复兴。不打倒魏就不能实现统一,北伐成了蜀这个国家不可回避的命运。与吴开发江南的战略截然相反,蜀如果放弃北伐,那么它也就失去了作为国家存在的理由。但是,既无地缘又无血缘,仅靠大义聚合在一起的组织毕竟是脆弱的。何况所谓的大义也已经相当褪色了。最后,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也不能改变蜀的命运,蜀成为三国中最早灭亡的国家。

曹操、孙坚(孙策、孙权)、刘备等人出身性格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之间并不是没有共通点:对后汉末期的统治阶层、士族来说,他们都游离于主流之外,属于社会的少数派。这实际上也是三国时代的一个写照:三国最终没能实现统一,三国时代也只能是从汉到南北朝的一个过渡时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