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三国的外交与情报战略

外交交涉

三国的人口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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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魏蜀吴三国的抗争中,外交战略发挥着超越实际战争的重要作用。三国外交战略的推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赤壁之战时(208)的吴蜀同盟;二、关羽围攻樊城时的魏吴同盟;三、刘备死后的吴蜀二度同盟。只要三国间的混战状态存在,魏吴蜀三国中的一国能与另外两国的任何一方结成同盟谁就有利,这已经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了。我们知道,魏、蜀都主张自己是汉王朝的正统继承人,两者互不妥协、不共戴天,这两国的同盟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掌握外交主导权的就只有吴了。吴与魏联合还是与蜀联合将直接影响局势的变化。

但是,三国的国力并不是等同的,最强大的是魏,其次是吴,最弱小的是蜀。如果拿领土来比较的话,魏的领土包括幽州、冀州、青州、并州、徐州、兖州、豫州、司州(洛阳一带)、雍州(关中和陇右)、凉州以上十个州;吴的领土包括扬州、荆州和交州这三个州(其中扬州和荆州与魏分割所有);蜀的领土只有益州这一个州。拿人口来比较的话,蜀灭亡时的人口有28万户、94万人(《蜀书·后主传》裴注引王隐《蜀记》);吴灭亡时的人口有52.3万户、230万人(《吴书·三嗣主传》裴注引《晋阳秋》);与蜀吴相比,魏的人口有66万户、443万人(此数字是从《后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记》中记载的魏灭蜀时的总人口中减去前述蜀的人口得来的)。吴的人口是魏的一半,蜀更少,只有吴的一半。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罗列的三国人口加起来总共是767万人,只不过是东汉末期人口5648万人(《晋书·地理志》)的七分之一。当然这里所说的仅为政府掌握的数字,必须考虑到,三国时代在政府管理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流民,实际人口应该多于此数字。即使这样,也还是不能否认战乱造成了人口大减的这个事实。因此,在这个时代人就显得尤其贵重。屯田制、住民的强制移居等政策都与人口大减这个事实有密切关系。另外,蜀的94万人口中,兵士占10.2万人、官吏占4万人;吴的230万人口中,兵士占23万人、官吏占3.2万人,兵士都占到了人口的大约10%。魏的兵士有多少具体数字不太清楚,如果也按人口的10%来计算的话,至少也有40万以上,差不多是吴的两倍。吴和蜀就是联合起来也不是魏的对手。我们还可以看到,蜀的人口虽然还不到吴的一半,但官吏人数却多于吴,这说明蜀在内政上可能面临一定困难。

三国外交的基本构造

鉴于以上三国的国力,最弱小的蜀要想战胜最强大的魏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达到目的,蜀必须与吴联盟。蜀只有联吴,从东西两面对魏进行夹攻,才勉强能够与魏抗衡。刘备最大的失败就是忽视了这条基本原则,与吴对立。对吴来说,虽然它掌握着外交的主动权,但是如果它联魏灭蜀的话,那么自己必然成为魏的下一个目标,因此吴蜀同盟对于吴也同样是最佳选择。可是,孙权和刘备一样,为了夺取荆州这块战略要地最终放弃了与蜀的同盟。虽然吴蜀后来又重修旧好,但新的同盟关系松散脆弱,结果导致了两国的灭亡。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魏的外交战略。对魏来说,可以有以下三个选择:要么单独对吴、蜀实行各个击破;要么姑且利用联吴先灭掉蜀;最后,魏还可以制造吴蜀互斗,自己坐享渔翁之利。从曹丕在夷陵之战时采取的旁观之举来看,他很有可能是想选择上面的第三条路线。不过,要想离间吴蜀关系,需要做出相当的外交努力,但只要蜀坚持以北伐为国策,想要挑起吴蜀相争就不那么容易。权衡以上利弊,对魏来说,联吴仍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可是当孙权表示归顺时,曹丕却没能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对待孙权时采取高压态度,把孙权重新推向与蜀建立同盟的路上。

当然,以上这些结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了。但是对当事者来说,由于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要做出正确的判断就不那么容易了。况且就是想得到,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做不到。虽然我们可以认为,正因为魏吴同盟、吴蜀同盟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三国时代才得以存在。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不佩服鲁肃在外交上的高瞻远瞩和顾全大局。为了维持吴蜀同盟,鲁肃不惜做出巨大让步,把荆州借给刘备,这样的见识在当时是何等可贵。

基于上述的外交基本面貌,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当时在三国间展开的各种外交活动。

频繁来往的使者

承担外交任务的主要是各国的使者。魏与吴、吴与蜀之间都曾有过同盟关系,在同盟期间双方使者往来频繁,各显身手。魏蜀两国因为没有同盟关系所以互相没有使者往来。这些使者既代表着一国的名誉,又肩负着君主的使命,不仅要与对方国君主进行高难度的谈判,还要收集各种情报,必要时还必须从事贸易活动,任务十分艰巨。因此,只有那些具有出色交涉能力,特别是机智善辩能与对方国君主堂堂论战的人才有可能被选为使者。

比如,孙权归顺魏时派赵咨赴许都拜见曹丕,曹丕问赵咨:“朕欲伐吴,可乎?”赵咨毅然回答说:“大国有讨伐之兵,小国有御备之策。带甲百万,江汉为池,何畏之有?”他不卑不亢的态度连曹丕以及魏的大臣们都不得不表示赞赏。赵咨目睹了曹丕的高压态度,预感到与魏的关系不可能长久,一回到吴国,他就建议孙权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还有,夷陵之战以后,郑泉作为吴的使者被派到白帝城与刘备讲和,与刘备之间达成了和解,为后来吴蜀同盟奠定了基础。赵咨和郑泉的外交对吴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蜀的外交官,邓芝和陈震也是非常出色的人物。刘备死后,邓芝出使吴国,极力向孙权主张同盟的必要性,促成了蜀吴重新和好。孙权曾对邓芝说:等灭了魏,吴和蜀一起来瓜分天下吧。可是邓芝却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消灭了魏以后,蜀和吴之间就只有战争了。他的直率反而赢得了孙权的信任。陈震也能够不辱使命,成功地与吴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与此相比,魏的浩周则是一个不称职的外交官。因为浩周没能识破孙权表示归顺以及答应送儿子进京的假相,向曹丕提供了错误的情报,结果造成了曹丕在决策上失误。这些使者的命运有时也是非常残酷的,比如吴的冯熙,他是一个既出使蜀又出使魏的出色的外交官。因为他出身颍川,所以当他出使魏的时候,同为颍川出身的名士、魏的陈群就极力劝他弃吴投魏,还用重金收买他。冯熙虽然拒绝了陈群的劝诱,但始终苦于魏的强大压力,为了不辱君命冯熙最后选择了自杀这条路。

机智善辩 各显身手

等待使者们的不仅是艰巨的外交任务,还有对方国君主为他们准备的各种刁钻问题。根据不同的场面,使者们有时机智妙答,有时又报之以斩钉截铁的警句。比如说,曹丕一贯以博学自负,一次,在接见吴国使者赵咨时,曹丕为了贬低孙权故意问赵咨:吴王对学问有什么研究?赵咨当即回答说:吴王虽然政务繁忙,但只要一有空就博览书传,历观史籍,只是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借机对在中国文学史上留有盛名的文学家、大诗人曹丕进行了讽刺。

还有一次,蜀国使者伊籍拜见孙权时,伊籍行过拜礼刚要起身,孙权就发话了:“你何必受这么大的罪要去受命于一个无道之主呢?”孙权早就知道伊籍是一个善辩之士,想以此给他一个下马威。“无道之主”指的就是刘备。伊籍立即回应孙权说:“您太客气了,一拜一起哪算得上是受罪呢?”一问一答之间,把“无道之主”之称顺水推舟地送给了孙权。据说孙权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对伊籍的临机应变大加赏识。

宴会上的问答

君主在正式接见使者之后,一般都要设宴款待使者,这时大臣们也都列席参加,宾主畅饮。席间除了谈论外交话题,也谈天说地,互相展示自己的知识教养和机智善辩。宴会上的问答往往发展成关系到个人名誉和国家名誉的一场舌战。

比如说,吴蜀同盟成立后,吴派使者张温赴蜀。诸葛亮设宴款待,专门请学士秦宓出席作陪。张温听说此人为学士,就故意问:听说你名称学士,不知你是否搞过什么学问?秦宓正色说:在我们蜀国三尺小童都做学问,何况于我?于是两人之间展开了互不相让的激烈舌战。张温提出一串怪问想要难倒秦宓,他问:天有没有头?有没有耳朵?有没有腿?没想到秦宓引用诗经的诗句对答如流。张温不罢休,又问:天有没有姓?秦宓回答说:当然有!张温问:姓什么?秦宓说:姓刘。张温问:你怎么知道?秦宓说:因为天子姓刘,所以天当然姓刘。张温又没话找话地问:太阳是不是从东边升起的呢?秦宓回答说:太阳虽然从东边升起,可是却从西边落下。秦宓的话句句掷地有声,赢得满座惊讶。张温终于败下阵来。

这些乍看上去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对话,实际上反映了两国在实力上的优劣。不言而喻,对话里的东与西当然指的是吴与蜀。在这种场合里,再去诡辩“从西边落下去的太阳,不是又要从东边升起来吗?”已经没有意义,关键是能不能占领上风,大刀阔斧地挫败对方的势头。顺便提一下,圣德太子曾给隋炀帝写过一封非常有名的信。这封信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圣德太子在信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无恙”。如果圣德太子是参考了《三国志》的这段有名的问答之后写了这封信的话,那么历史的定说可能应该有新的解释。下面,我们再举两个例子看看。

蜀国的李密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一次他出使吴国,与孙权及大臣们就“做哥哥和做弟弟哪一方更好”展开了讨论。孙权认为做弟弟好,这可能是孙权的亲身感触,作为弟弟他继承了哥哥孙策留下的业绩,尝到了做弟弟的好处。对于孙权的观点,李密主张做哥哥好,理由是哥哥能更多地服侍父母。在当时,孝养父母就是最高的美德,孝成为人们的最高规范,因此,李密的回答博得了满座的赞赏。当时,这种围绕一个主题从正反两面展开论战的方式叫做论难,用现在的话来讲也就是辩论。论难在当时非常流行,设定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后面我们还要提到。

吴与蜀的国情对比

还有一次,蜀国使者张奉出使吴国,孙权设宴招待他。张奉当着孙权的面,拿吴国大臣阚泽的名字作笑料。阚泽嘴笨一时语塞,大臣薛综见状出来为阚泽解围。他先向张奉进上一杯酒,然后说:“你老兄的蜀又算什么呢?有犬则为独,无犬则为蜀,横目苟身,虫入腹。”这是玩的一种解字游戏,不仅要把蜀字解开,还要做到独、蜀、腹押韵。张奉反问:那么吴怎么个讲法?薛综说:“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这里吴和都又正好押韵,薛综的妙答赢得满座赞叹。张奉既缺乏薛综那样出口成章的韵文功底,又没有摆弄文字游戏取笑对方的诙谐,只好认输。当时这种即兴诗的创作也很流行,前述的曹植作七步诗的故事,也反映了当时的这种社会风潮。另外,上述的这段问答,还有一说认为是发生在蜀的费祎和吴的诸葛恪之间。可见这类话题在当时很有市场。

据说孙权尤其喜欢饮酒作乐,常常在酒席上开玩笑或搞恶作剧捉弄人。而且大臣里也不乏诸葛恪、羊衜这样的搞笑名手。一次,孙权大会群臣,叫人牵来一头驴,在驴脸上题“诸葛子瑜”四个字。子瑜是诸葛瑾的字,诸葛瑾生来脸长,孙权以此嘲笑他脸长似驴。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立刻起身在“诸葛子瑜”后面续了“之驴”二字,举座欢笑,孙权于是把驴赐给了诸葛恪。

从孙权与大臣们无拘无束的谈笑之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吴国宫廷自由快活的空气。相比之下,蜀的大臣们则在诸葛亮的熏陶下,形成了一股严谨质朴的风气。比如经常出使吴国的费祎就是一个典型。费祎为人志虑忠纯,深受诸葛亮的器重,诸葛亮死后他被任命为尚书令(相当于宰相)。费祎作为使者经常出使吴国,孙权及大臣们常常开玩笑搞恶作剧,费祎从不应和,总是回答得一丝不苟,认认真真。一次,孙权和大臣们故意把费祎灌醉,然后向他打听蜀国内情,又七嘴八舌向他发起论难,想看他的笑话。费祎招架不住,干脆托词自己酒醉,答应回头书面回答。事后,费祎不仅真的做出了书面回答,而且还回答得有条有理,无一遗漏。从这一件事上我们也能看到两国在风格上的不同。

不过,孙权进入晚年以后,吴国宫廷的这种自由快活的空气逐渐消失。而蜀国严谨质朴的风气也慢慢流于惰性,开始走向衰退。两国间频繁的使者往来也随之减少,昔日欢聚一堂的酒宴,酒席上短兵相接的论战都成为往事。当年蜀国的伊籍、马良、邓芝、陈震、费祎等颇具实力的人物频繁出使吴国,与孙权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关系,为两国同盟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这样的走动后来也都中断了,吴蜀同盟成了一句空话。孙权之子孙休执政时,曾派吕珝(吕岱之子)赴蜀求马。吕珝回国后,向孙休报告了蜀国的混乱和衰退。后来蜀和魏相继灭亡,吴又开始向晋派遣使者。吴的张俨和晋的荀勖之间也以论难相对,但孙权时代的那种豪爽快活的论难已不复存在了。

《演义》里诸葛亮舌战群儒这一段,写赤壁之战前夜,诸葛亮为说服孙权共同抗曹,只身随鲁肃赴柴桑,在这里他与张昭、顾雍、阚泽等吴国群臣展开舌战,一一驳倒了主降派的主张,说服了孙权。但是,历史上并没有诸葛亮舌战群儒这回事,这是《演义》作者综合上述史实创作出来的一个场面。另外,本书开头提到的左思的《三都赋》里出现的那种自赞自夸实际上正反映了当时的这种外交合战。

三国间的政略联姻

前面已经提到过,官渡之战以后,曹操为儿子曹整娶了袁绍长子袁谭之女,又嫁弟弟的女儿给孙策之弟孙匡,又给另一个儿子曹彰娶孙策从兄孙贲之女。前者是为了激化袁谭与其弟袁尚的矛盾,后者则是为了加强与孙策的关系,并借机在孙氏一族里安插亲曹势力,总之都是作为外交手段的一种政略联姻。除此之外,曹操还为儿子曹均娶南阳割据者张绣之女,为另一个儿子彭祖娶汉中张鲁之女,这两次联姻目的都是为了安抚归顺的降将。张绣曾让曹操吃过不少苦头,后来归顺曹操。和张鲁女儿结婚的彭祖,也就是后来的燕王曹宇,曹宇之子曹奂也就是魏的最后一代皇帝魏元帝。说不定曹奂还有可能是张鲁的外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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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三国时代政略联姻相关图

孙权搞的最重要的政治联姻,就是为了解决荆州问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后来为了同样目的他又想和关羽和亲,但是遭到关羽的拒绝。孙权臣顺曹丕以后,曹丕三番五次逼着他送太子孙登到魏做人质,孙权找出很多借口拖延不送,还提出要为孙登娶曹家之女或者与曹家有亲戚关系的夏侯家之女。曹操通过搞政治联姻,使孙权一族内部产生分裂,孙权肯定也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魏和蜀之间按理说是不可能有政治联姻的,可是据说两国的皇室竟然有姻亲关系。前面已经提过,曹操本来出身夏侯家,与手下名将夏侯渊为同族兄弟。据说,夏侯渊的从妹夏侯氏一次进山拾柴,被张飞碰见,张飞见她是良家之女,就娶她为妻。张飞与夏侯氏所生之女后来成为刘禅的皇后。夏侯渊在刘备攻打汉中时,被蜀将黄忠斩杀。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身为护军右将军,多次参加对蜀战争,后来司马懿政变,夏侯霸对前途感到不安,于是投奔了蜀国。刘禅接见夏侯霸时,向他解释说:“你父亲是战死在乱军之中,不是我父亲亲手所杀。”还指着自己的儿子对他说:“这都是你们夏侯家的外甥。”

以上的内容出自《魏志·夏侯渊传》裴注引《魏略》。夏侯渊之妻为曹操之内妹,夏侯渊的长子夏侯衡(夏侯霸之兄)则娶了曹操之弟海阳哀侯的女儿为妻。以上内容如属实,那么,魏的曹氏一族和蜀的刘氏一族还确实存在姻亲关系。不过,张飞与夏侯姑娘的奇缘,似乎过于离奇,让人难以相信,八成是刘禅为了怀柔夏侯霸即兴创作出来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张飞与夏侯姑娘的婚姻整个就是一个架空的为政略目的而编造出来的故事。总之,政治联姻是三国时代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代很多,但像三国时代这样频繁进行政治联姻的找不到第二个。

还值得一提的是,蜀和吴的皇后都出自宠臣之家,比如,刘禅的前后两个皇后都是张飞之女,孙权的步夫人出自宰相步骘家,可是在魏国就没有这种情况。另外,在蜀和吴君主与臣下通婚的现象很普遍,比如,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做了刘禅的女婿,周瑜之子周循做了孙权的女婿,周瑜之女做了太子妃等等。在魏国,除了曹操之女嫁给了荀彧之子以外,君臣间的联姻非常少见。这一方面说明魏对外戚的跋扈一直抱有戒心,另一方面也说明魏的皇室与臣下的关系比较疏远。

亡命、投降与情报干扰

降将

在三国抗争的时代,像夏侯霸这样逃亡到敌国投降的人或者被俘虏后投降的人很多。里面也不乏像孟达那样的反复无常的人,孟达先是由蜀叛逃到魏,后来又想反魏归蜀,结果失败被杀。这些降将往往被作为外交上的有利手段受到利用。这一方面做得最巧妙的是孙权。

关羽水攻樊城时,魏将于禁战败,投降了关羽。后来关羽被杀,于禁又投靠了吴。这时和于禁一起投降的还有做过徐州刺史的浩周。于禁、浩周虽为降将,但受到孙权的善待。后来,孙权向曹丕称臣时,把于禁、浩周遣返回魏国。浩周回到魏国,在曹丕面前极力主张孙权的臣顺是可以信赖的。曹丕轻信孙权和浩周有很大关系。后来因为孙权迟迟不送太子入朝,曹丕又派浩周赴吴做孙权的说服工作。浩周见到孙权对他说,自己用全家百口的性命做担保,希望孙权放心。孙权听了浩周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发誓一定尽快送儿子赴魏。

可是,浩周回来以后,孙权还是没有送儿子来。曹丕大怒,虽然没有处罚浩周,但从此不再用他。孙权提出要与曹氏、夏侯氏联姻,就是在这个时候。总之,孙权通过利用浩周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只不过孙权的手腕过于巧妙,反而大大地激怒了曹丕。结果曹丕失去了冷静,对吴发动了两次无谋的进攻。如果这也在孙权的算计之中的话,那孙权真可以说是外交天才了。

当然这种做法并不是吴的独家专利,比如,咸熙元年(264),魏刚一灭蜀,就把以前俘虏的吴国南都督徐绍和孙权的同族孙彧连同家属送还吴国。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回到吴国宣传魏的国威,说服人们早日投降。不过,产生多大的效果就不清楚了。另外,魏还任命吴的降将王稚为新府都督,并派他由海路攻入吴的句章(今宁波)。王稚掳掠官吏百姓二百人撤兵。

这些被国家利用、被命运捉弄的亡命者的下场往往是悲惨的。与浩周一起被送还魏国的于禁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曹操得知于禁投降关羽而庞德却不屈被杀时,叹息说,老将于禁竟然不如新来的庞德。曹丕对于禁更是毫不留情,他派人把于禁向关羽乞降的场面画在曹操陵墓的墙壁上,然后命于禁去祭拜。于禁看到自己屈辱的样子十分惭愧,也感到了曹丕对自己的冷酷,不久抑郁而死。

诈降

既然在外交上亡命者或投降的人都能用来为自己服务的话,那么用诈降的方法来迷惑敌人效果肯定会更好。频繁使用诈降手段的还是吴,最有名的例子是赤壁之战时的黄盖诈降。曹操因为没能识破黄盖的诈降,遭火攻大败而归。孙权可能是尝到了甜头,后来又常用这一手法来欺骗对手。而魏竟然不吸取教训,后来又多次上当受骗。

最大的一次诈降是在黄武七年(228),魏大举攻吴,当时吴的鄱阳太守周鲂向魏军总司令、大司马兼扬州牧曹休请降,他写信给曹休列举七条相约攻吴。为了打消曹休对周鲂的怀疑,孙权又故意派使者去质问周鲂,周鲂在使者面前割发谢罪,演了一出苦肉计。这件事立刻被魏的密探报告给了曹休。由于割发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曹休因此不再怀疑周鲂。曹休的十万大军在石亭被早已等候的陆逊一举击溃,曹休虽然死里逃生,但不久羞愤而死。事后,孙权专门设宴,以表彰周鲂割发诱曹休中计的功绩。

在《演义》里,赤壁之战时黄盖上演了一场苦肉计,周鲂割发也许就是黄盖苦肉计的原型。另外,在《演义》里把周鲂割发安排在曹休的面前,这虽然避免了与黄盖苦肉计的重复,但可能远远不如史实来的神奇。

后来,孙权又在黄龙二年(230)和赤乌十年(247)分别对魏的王凌和诸葛诞策划了孙布和诸葛壹的诈降,但这时魏已经不再上当,这两次计谋都没有成功。

魏对吴也用了同样的把戏。太和四年(230),也就是吴的孙布想骗王凌的同一年,魏国青州人隐蕃投靠吴国,隐蕃在魏没有做官,而且人也很聪明善辩,孙权于是信任他甚至给他官职。可是后来隐蕃却暗中谋反,孙权只好杀了他。赤乌十三年(250),魏的文钦向吴的朱异提出愿意投降,但很快就被识破,没能成功。魏对蜀也用过这种伎俩,延熙十六年(253),由魏诈降到蜀的郭循,在宴会上刺杀了蜀的宰相费祎引起震惊。费祎的死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蜀的灭亡。

从以上的这些事例可以看到,在利用诈降计谋上取得成果最大的是吴,但这也正说明从吴叛逃到魏的人,包括孙氏一族在内是相当多的。比如赤乌八年(245),吴就曾发生过将军马茂企图暗杀孙权投魏未遂的事件。也就是说因为有大量真正叛逃者的存在,诈降才很容易得逞。而大量叛逃者的产生,是因为魏一贯对吴采取拉拢腐蚀的外交政策。因此,对吴来说诈降实际上是一种将计就计的苦肉之计。这么看来,孙权对曹丕称臣纳贡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骗局。

而从魏叛逃到吴的人则要少得多,曹氏一族更是没有出现一个叛魏投吴者。这也是魏之所以屡诈不成的一个原因。那么蜀对魏按理说应该和吴一样,积极采取诈降这种弱者的战术,但令人意外的是蜀从来没有搞过诈降。这大概是因为诸葛亮不喜欢也不擅长搞这种计谋。

作为外交手段的书信

周鲂假装投降的时候,专门给曹休写了非常详细的书信以打消曹休的怀疑。像这样,在当时书信也成为外交上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孙权在一次与曹操对战时,靠一封信就让曹操撤了兵;曹操也曾在给韩遂的信上做手脚,以此挑起马超对韩遂的怀疑,制造了马超与韩遂的不和,等等,都是书信在战略上发挥作用的例子。

曹操给韩遂写信,是因为曹操与韩遂的父亲在同一年被推荐为孝廉,与韩遂也早有交情的缘故。当时服务于三国的官僚们有不少都是像曹操与韩遂这样,要么是熟人朋友,要么是老乡,或者像诸葛亮与诸葛瑾、还有在魏为官的诸葛诞那样是兄弟或同族的也不少。他们虽然相距遥远,但彼此间都常有书信往来。

比如,在魏与蜀激烈对立的时期,魏的高官华歆、王朗、陈群都曾写信给蜀的太傅许靖,对其家人的平安与否表示关切。许靖是曾评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许劭之从兄,他们两人都擅长人物评论,是有名的“汝南月旦评”的创始人。许靖与华歆、王朗以及陈群的父亲从年轻时起就是好朋友,为躲避战乱,他从扬州辗转会稽、交州,最后受刘璋的邀请来到了蜀。刘备入蜀后,他在刘备手下担任要职。可以说许靖替刘备做事完全出于身不由己。与许靖境遇差不多的还有刘巴。刘巴也是从荆州逃到交趾最后流落到蜀的名士,刘备登基时所有的文诰策命都出自刘巴之手。魏的陈群在给诸葛亮的信中专门问候刘巴,对刘巴非常敬重。吴国重臣、名士张昭也与当时魏的高官王朗、陈琳是同乡好友,他们都出身于后汉以来的名士阶层。

知识分子的关系网

连年的战乱造成了知识分子不断向各地分散,而且分散的区域非常广泛,在北起朝鲜半岛的带方郡,南至越南北部的交趾郡,西至敦煌的广大范围里形成了知识分子的人际网。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服务于不同的国家,在政治上互相对立,但是由于他们有着共通的文化素养,在采取行动时常常书信往来互通信息,有时也会做出违背君主意愿的行动。张昭就是一个典型,他几乎事事与孙权发生冲突,使孙权非常恼火。当时,在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全国范围的舆论(共识),这种舆论似乎与三国君主的战略保持一致,但实际上又有所偏离。三国最终走向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知识分子的这种共通的舆论。

其中也有像诸葛氏那样的,一族分别在三国身居要职。最初,这种事态的产生就算是由战乱造成的偶然结果,但到后来,这里面就很难说不存在一种为延续家系而采取的家族战略了。就像日本战国时代的真田氏那样,脚踩两只船,不论谁胜谁败,自己的一族都能得到一条活路。当孙权命令诸葛瑾去说服其弟诸葛亮的时候,诸葛瑾婉言回绝说,正如自己不会背叛吴国一样,弟弟诸葛亮也不会背叛蜀国。诸葛瑾之所以不愿意去说服弟弟背叛蜀国,大概是考虑到要为诸葛家多留一条后路。当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被任命为吴国管理军粮的节度官时,诸葛亮特意写信给吴国宰相陆逊,说自己的侄子不胜任节度官之职。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意外地发现,忠臣诸葛亮还有他十分牵挂家族命运的一面。后来,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魏的诸葛诞、吴的诸葛恪虽然都死于非命,但是到了晋他们的子孙仍然有人荣任高官,说明他们为延续家系而采取的战略是成功的。不仅仅诸葛氏如此,这个时代的很多氏族都同样经历了战乱和王朝的兴废,在接下来的南北朝以及隋唐时代仍然作为名门贵族继续繁荣,如果没有一定的战略是很难做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把家族命运与国家命运分开来考虑的思考方法,一直贯穿到后世。现在,在海外华侨中,仍然有一部分人保留着把子弟分散到多个国家去居住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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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诸葛氏家系图 相传诸葛亮与诸葛诞同族,但亲属关系不明

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些分散在各地的知识分子之间常有书信往来。这些书信貌似私信,实际上差不多都是为了让对方公开而写的。当时的很多书信之所以后来被收入史书流传至今,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些以私信形式写成的书信当然是有它的战略用途的。比如,魏的王朗在写给蜀的许靖的信里,除了问候家族情况以外,还不露声色地宣讲魏的正统性,劝说许靖早日归顺。王朗的这封信显然有其战略目的。另外,华歆、王朗、陈群以及与诸葛亮同族的诸葛璋在刘备死后,都分别给诸葛亮写信宣传天命在魏,说服诸葛亮投降。对此,诸葛亮没有直接回信,而是以一种叫做“正议”的公开信的方式反驳华歆等人的论调。这也是书信被运用于外交战略的一个例子。

檄文与“谩骂文学”

在《演义》里,每次战斗之前对战双方往往都要叫阵骂仗。而且通过故意谩骂羞辱对方来以激怒对方,诱发对方犯错,在当时也是一个战术上的惯用手段。这种叫阵骂仗是否真如《演义》描写的那样实际发生过,事实不太清楚。但从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为刺激司马懿出来迎战,专门送上妇人衣物去羞辱激怒司马懿的事情来看,骂仗的事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现在流传下来的,只有檄文中谩骂敌人的一些文章。为了制造声势,这些文章在战斗前被作为传单广泛散发,成为当时情报战的一环。

三国时代首屈一指的檄文名手要数陈琳了。陈琳最初在袁绍手下服务,官渡之战前夜,为促使徐州的刘备参战,陈琳替袁绍写了一篇有名的檄文。他历数了曹操的罪状,极尽谩骂诋毁之能事,连曹操的宦官祖父曹腾、父亲曹嵩都不放过。不久,袁绍大败,陈琳成了曹操的阶下囚。曹操虽然对陈琳骂自己还要捎带上骂自己的父祖的做法非常不满,但因为爱惜他的文才最终还是饶恕了他。曹操有爱闹头疼的毛病,传说有一次躺着读陈琳的檄文,读着读着突然坐起来,说读了陈琳的文章,头一下子就爽快了。

后来,在曹操平定汉中、张鲁投降之后,陈琳又写檄文大骂孙权并恫吓吴国将兵。因为,在这之前孙权也有意进兵汉中,这篇檄文大概是为了牵制孙权而写的。不知孙权看了以后作何感想。这两篇檄文分别是《为袁绍檄豫州文》和《檄吴将校部曲文》,被收录在六朝时代梁昭明太子编纂的《文选》里,作为谩骂文学在这部诗文集里占据了独特的一席。读到这两篇时说不定还能捎带着治治头疼。其中《为袁绍檄豫州文》的“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立非常之功”的开头部分,至今仍然是脍炙人口的名句。

伪造书信的横行

《演义》里表现曹操的老奸巨猾的故事很多,比如给人印象很深的有以下这一段:为了把荆州刘备手下的得力谋士徐庶挖到自己身边,曹操先把徐庶的母亲抓来,然后伪造家书诓骗徐庶,使徐庶不得不投靠自己。前面已经提到过,诈降在战略上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同样地,伪造的书信如果用得高明也能发挥较好的战略效果。曹操伪造徐母家书虽然是《演义》的创作,但类似的事例在三国时代是确有发生的。

比如,当吴国从魏的降人那里得知,曹丕的宠臣吴质早在曹丕、曹植争当后继者的时候起,就受到曹操的怀疑,于是马上命文臣胡综以吴质口吻伪造了一封降书,并派人散发到魏国领内。孙权不过是想借此搞倒吴质,在魏的内部煽风点火而已,可是为此下的工夫可真够大的。胡综这篇伪降书被全文收录在《吴书·胡综传》里。这篇由三条线构成的文章可谓是没有火也能生出烟来,从无中生有这一点上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名文。不过,吴质不仅没倒反而升为侍中,吴的企图最终落空了。

还有,吴的陆逊苦于魏的江夏太守逯式屡次进犯边境,当他听说逯式与将军文聘之子文休不和时,就伪造了一封给逯式的回信,信中写道:“听说你因与文休不和,愿意归顺于我,我将领兵前去迎接,请速作准备,通知我具体接应时间。”然后派人把信放在国境地带。魏的士兵果然拾到信,并把信交给逯式,逯式见信仓皇逃回洛阳。逯式因此失去信赖,后被罢免。这是一起利用假信的成功例子。

魏也有过用同样手段取得成功的事例。那是在诸葛亮与孙权建立同盟,商定要共同伐魏的时候,有一天,魏的侦察兵偶然在国境地带得到了一封孙权写给诸葛亮的亲笔信。秘书监刘放马上模仿孙权的笔迹对书信进行了篡改。孙权的信送到诸葛亮手里时,已经成了一封怎么看都是想要投降魏国的书信。诸葛亮见信大惊,把信转送给吴的大将步骘,步骘又转给孙权。孙权知道诸葛亮对自己产生了误会,不得不连忙向诸葛亮做解释。这件事是否对蜀吴同盟造成了不利影响,结果无从可知。但是,后来又有谣传,说蜀与魏结成了同盟,使吴大为震惊。可见,为了破坏蜀吴同盟,魏确实开展了一系列谍报工作。

后来,魏的诸葛诞在寿春组织叛乱,黄门侍郎钟会假冒吴国降将全辉、全仪写信给二人的叔父、当时正在寿春接应诸葛诞的吴军将领全怿,成功地说服全怿叛吴归魏。不久,魏举兵伐蜀,钟会为魏军主将与钟艾分别统兵攻蜀,为了搞掉对手邓艾,钟会冒充邓艾给朝廷写报告,报告里措辞傲慢无理,使邓艾遭猜忌被囚禁,后被诛杀。钟会不愧是模仿他人笔迹的高手。《演义》里曹操命令手下模仿徐庶母亲笔迹写假信、骗徐庶归顺的故事,说不定就是从钟会这里得到启示的。

从以上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伪造书信在这个时代不论对外还是对内,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惯用的谍报手法,甚至令现代的间谍们也会自叹不如。这说明三国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情报化的时代,这一点一直贯穿到今天。但是,可惜的是这些精彩的谍报战几乎没有被写进《演义》。这大概和《演义》的内容基本上以蜀为中心构成有一定的关系。蜀坚持以北伐为国策,对这种钩心斗角的间谍活动始终不感兴趣。

魏吴蜀的少数民族问题

魏的移民政策的功罪

如何解决好居住在境内境外的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是三国内政、外交之外的又一个重要课题,同时,又与内政、外交、军事等各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下面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一下三国时代的民族政策。

西汉以后,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匈奴成为威胁中国的一大势力。但是,经过西汉东汉的不断征讨及怀柔,匈奴势力被大大削弱。进入东汉末期以后,西方的氐族、羌族等民族以及东北的乌丸、鲜卑等民族逐渐取代匈奴,开始强盛起来。特别是活动在凉州、陇右一带的氐族、羌族成为东汉王朝的大患。为平定氐族、羌族所耗费的巨大军事开支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成为东汉灭亡的原因之一。董卓、马超、韩遂等从西部起家的军阀无一不是利用氐族、羌族势力企图在中原称霸。

曹操在对待这些少数民族时,继承了汉朝的做法,采取讨伐与怀柔的两手对策。不过,曹操在运作上要巧妙得多。曹操虽然也没少动用武力,比如,杀死匈奴单于於夫罗;出兵北征乌丸;派刺客企图刺杀鲜卑首领轲比能,等等。但是,曹操更多的还是注重以怀柔政策来安抚人心。曹操在统制少数民族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并积极推进少数民族向内地移住。移住内地的少数民族中有一部分被称作“义从”、“勇力”编入魏的军队,他们的上层部被施以汉化教育。少数民族移住内地以及同化政策的推进,不仅使边境地区得到安定发展,也改善了内地人口不足的问题,收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由于曹操推行的这一套细致周全的少数民族政策,魏在一代统治之间,对北方民族的控制基本上很顺利,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曹操的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随着少数民族不断向内地迁徙,内地少数民族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汉族的人数。这不能不是一个影响社会安定的重大问题。据晋代江统的说法,当时关中一百万人口中有将近一半都是少数民族。打个比方,在当代美国,黑人、拉丁裔、亚裔等新移民的人口已超过白人,从这一现象我们多少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状况。江统以及更早时的魏的邓艾都对这一现象发出警告,主张把少数民族重新逐出塞外。

但是,少数民族的内迁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西晋最终因此灭亡,随后少数民族大举入侵并割据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动乱时代。不过,从大局来看,始于三国时代的民族大移动,虽然经历了南北朝的混乱期,但却为隋唐时代新文化的开花创造了契机。如果要评判其功过大小,应该说功还是要大于过的。后来,契丹、女真、蒙古族、满族等少数民族又继续入侵并定居中国北方,现代中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曹操对吴国境内的山越也积极推行怀柔政策,这对吴魏间的外交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孟获看蜀的民族怀柔政策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诸葛亮南征并不是以军事征服与统治为目的,而仅仅是为了对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实施怀柔安抚政策。而这一地区真正被同化并成为中国领土,则要到元明以后了。不过诸葛亮的南征并不仅仅只是去安抚一下就算了,诸葛亮和曹操一样也对这些少数民族实行了分割统治和移民政策。首先,诸葛亮把南中原有的四个郡增至六个,实行分割统治,又从各族中挑选不下万名壮丁编入蜀军,号称“飞校”。对各族的豪帅授予蜀的官职加以笼络,比如以“七纵七擒”闻名的孟获后来又随诸葛亮参加了北伐,官至御史中丞。以上这些措施,也是为了能够缓和当时三国共同的人口不足问题,特别是蜀所面临的严重的兵力人才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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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姜维

在北方,对居住在与魏接壤的国境地带的羌族,蜀也极力采取怀柔政策,因为羌族的向背直接影响着蜀对魏战争的结果。继承诸葛亮遗志继续北伐的姜维,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因此甚至有说法认为姜维是羌族出身。刘备曾经答应孙权,占领凉州后就把荆州完璧归吴,可见他对羌族居住的凉州抱有野心。另外凉州往西,丝绸之路沿线的所谓西域诸国,大部分都向魏朝贡。但是诸葛亮以刘禅名义起草的诏书里,有西域的月氏和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派使者来访的记述。为了拉拢这些西域民族,蜀与魏之间也许有过不少纠葛。

与此相关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诸葛亮在北伐时曾试图联合鲜卑族首领轲比能,对魏实行夹击,这个事实也值得我们注意。后世,人们把诸葛亮标榜成一个忠君爱国的典范,并用汉族的民族主义加以解释,以上这个被认为不够光彩的事实就几乎不再被提起。但这实际上与魏拉拢利用吴的山越,吴联合高句丽夹击魏等都是如出一辙的,说明这个时代的民族问题其实只不过是各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环节。对于三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关系,我们也有必要把它放到这种外交对策中来考虑。

吴对山越的讨伐

三国中民族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吴。吴领有的扬州、荆州、交州三州本来都是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其中荆州南部的五溪蛮、武陵蛮等民族,与蜀西南部的少数民族一样,直到后来也没有被汉化,但是这个时代他们与汉族之间还不存在什么大的冲突。而交州南部,也就是现在越南北部,基本上是越南人的居住地区,只有少数中国人占领了其中一些据点而已。最大的问题是居住在吴扬州山岳地带的山越。

据《晋书·地理志》记载,吴灭亡时扬州的人口约31万户,这里面估计有约半数是山越人。而且以前应该更多。也就是说这一地区本来就是山越居住的地方,汉族后来才从北方移住而来,这与本为汉族居住的北方少数民族不断移入正好是一种相反的状况。如果说后者的状况相当于现代美国白人与新移民发生人口逆转现象的话,那么前者就是白人与土著民族进行死斗的美国开拓时代。

这个时期汉族与山越矛盾激化有几个理由。一个是因为北方战乱,汉族移民大增,土地开发不断向山越居住的山岳地带侵蚀。山越本来在山地过着刀耕火种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们一般以宗族为单位进行生产活动,因此又被称作宗民、宗部等。但是在与平地汉民的接触过程中,山越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逐渐崩溃,与平地汉民的抗争也逐渐走向共生,乃至同化。这也是对立激化的一个原因。这种山越民与平地民从抗争走向共生最终达到同化的关系,在世界的其他地域也是屡见不鲜的。

为了遏制吴,魏多次对山越进行煽动离间,这也是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建安二年(197),曹操任命孙策为讨逆将军、并封他为吴侯,但同时又任命吴郡太守陈瑀为安东将军,秘密煽动山越袭击会稽。后来还授予丹杨郡山越首领费栈印绶,奖励其叛吴投魏等等,多次企图利用山越反吴。周鲂用诈降谲诱魏将曹休的计谋,就是想将计就计地利用与魏密通的山越人。

基于上述内政和对魏军事行动的理由,吴不得不全力以赴首先讨伐山越。吴的主要武将可说几乎都参加过讨伐山越的作战。吴曾一度对魏表示臣服,以及后来与蜀的共同作战不能顺利进行,都是因为讨伐山越分散了人力物力的结果。孙权派往蜀的使者张温直率地对蜀说,等讨平了山越,即可专心对付魏。吴对山越的讨伐相当苛酷。首先对反抗不从的进行讨灭,其余的强制迁移往平地。年轻力壮者征做兵士,老弱者都补充为劳动力。把《吴志》记载的数字进行统计,可以看到编入吴军的山越士兵多达十五六万人。也就是说吴军的半数以上为山越士兵。对山越的长期讨伐,直到孙权称帝的时候才基本结束,汉族对江南的开发也大有进展。后汉时期扬州长江以南只有四个郡,而到了吴时则发展到十个,可见开发成果之大。汉族与山越的冲突以吴的时代为顶峰,后来就急速减少,到了唐代,山越与汉族基本完成了同化。众所周知,后来的江南发展成中国最大的粮仓地带和文化先进地区,直至今天。

山越虽然被汉族同化,但这并不意味山越文化就完全消失了,今天它的痕迹还随处可见。比如安徽和江苏南部、浙江、福建、广东这些过去山越居住的地域,现在还是保留着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特殊方言,其中许多发音是用汉字无法标记的。这些词语大多是山越方言的遗留。

从山岳到海洋

山越应该与越南等印度支那半岛一带的各民族同属一个系统。越南也就是“南方的越”之意。果真如此,那么居住在中国的越人就应该是“北方的越”了。因此越南这个名称的产生,实际上是基于中国的越人与这些南方越人为同一民族的意识之上。吴与越南以及东南亚地区诸国进行外交往来,也可以说是讨伐山越族的一个延伸。而从中国南部的广州等地前往东南亚,海路比陆路更具重要意义。

另外,春秋战国时代的吴越以及近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的主体,估计应该是越人的祖先。河姆渡文化分布在浙江的沿海地区以及部分岛屿,与海洋有着密切的关系。山人与海人的关系出乎人们的意料,其实很近,这一点从日本古代的“山部”人与“海部”人的关系也可以看到。在以中国广东及越南为中心、北起长江流域、南至东南亚诸国的区域里,广泛出土一种青铜器时代的铜鼓,这种铜鼓上经常能够看到海船的图案,说明越人本来为海民。孙权热衷于建立海上交通,希望通过海路与台湾、东南亚、辽东半岛以及日本进行交流,虽然是出于政治外交上的打算,但不能排除其中也可能有越人文化的影响。这一点在考察魏与倭的关系时,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武将与军队

部曲制与三国军队比较

毋庸赘言,三国对峙的主体是各国的军队。我们已经提到,各国军队中都有许多少数民族士兵。但是这个时代的军队与现代军队不一样,并不一定直属于国家或政府。后汉末期以后战乱不断,各地豪族为了自卫纷纷组织私家军,当时叫做部曲。部曲本来为军队的编制用语,在当时成为泛指军队的一个普通名词,特别是成为豪族私人武装的代称。

三国的形成正是从这种全国各地大小无数的豪族私人武装的割据状态开始的。这些大小私人武装在不断兼并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为军阀势力,最终被魏蜀吴三国吸收统合,形成三国鼎立局面。所以说,三国的君主,其实就是最大的军阀,而君主属下的武将们也就相当于豪族私人武装的首领。《魏志·李典传》记载官渡之战时,魏将李典率领宗族和部曲参战,就是有关当时部曲情况的一个反映。深得曹操信任的魏将许褚,本来也是一个率领宗族数千户固守一处的豪族家兵首领。江南的豪族大姓,吴郡的顾、陆、朱、张四氏,也都一面服务于孙权,一面拥有大量的部曲。这些部曲平时从事农耕,战时随主人从军,是一种能耕能战的武装耕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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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铜鼓上的船图 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村出土青铜器

三国形成后,魏在中央集权的原则下,尽可能解散了这些武将麾下的私人武装,把他们整编到中央直属的军队,又通过推行军屯制度,积极组建隶属于国家的军队。与此相反,吴因为国内豪族势力比北方还要强大,而且又面临讨伐山越这样的难题,所以对属下武将们所率的部曲几乎原封不动地允许保留。因此,吴国军队带有很强的私人武装的特点,各武将所率的家兵也存在着子承父、弟承兄的世袭倾向。吴国政治体制表面上也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是实际上却近似于豪族的联合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吴国君主的地位相当于日本战国时代的大名或欧洲中世的封建君主。而这种豪族联合政权的特征,被随后的六朝时代豪族统治所继承。

我们再来看一下蜀国的军队,因为刘备本人不仅不属于豪族出身,而且还流浪、转战各地,所以他手下的部队豪族部曲的特性较少,可以说是一个由流民聚合起来的武装集团。在蜀的当地人看来,这个军队基本上是一个外地人组成的部队。蜀国的军队,甚至蜀的政权,与魏、吴相比都显得很脆弱,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军队与商业

军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集团。每场战争都要消耗军粮和兵器等大量的物资。战争能够促进军需产业和商业的发展,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变的。况且在近代以前的时代,还不存在能够超过军队的大规模组织。军队在自己内部设置军需工厂,或者从事商业活动,也是毫不奇怪的。

魏国司马懿在伐蜀期间,曾在长安开设军市,也就是军队直营的市场,并设置军市侯职管理市场。吴国潘璋也曾利用停战期间开设军市。据说潘璋生活奢侈,为人不正,大概是在军市上肥了私囊的缘故。

吴永安二年(259),孙休曾下诏对州郡吏民和诸营兵士在停靠长江的船舶上进行商业活动发出警告。当时长江沿岸各地与更上游的蜀之间,物资交易异常活跃,其中像蜀马这样的军事物资也不少。所以军人从事商业活动也很正常。况且军队掌握着很多信息。比如,吴在长江沿岸设有狼烟台,从武昌到建业,一天之内信息就可以传到。这当然是为了军事目的而设置的,按理说是不应该被用于商业活动(日本江户时代,曾用狼烟台向各地传达大阪的大米行情)。但是不难想象,当时军队的确掌握了庞大的对商业活动有用的信息。吕蒙奇袭荆州关羽时,让船上的士兵都装扮成商人这件事,意外地向我们展现了当时军队与商业的关系。

“吴下阿蒙”:武将的学识

这个时代的武将大别有二,一种是像诸葛亮、周瑜那样的文人出身的武将,他们虽然指挥军队,但却不直接拿武器上战场;另一种则是像关羽、张飞那样的职业军人,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都是他们。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文轻武的国家。这个时代也一样,职业军人的地位远不如文人官僚高。下面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一天张飞拜访名士刘巴,可是刘巴一句话都不跟张飞说,张飞非常生气。诸葛亮听说了这件事就劝刘巴道:张飞虽是个武人,但很敬慕足下,你就屈就一下跟他说几句话能如何呢?可是刘巴却答道:我跟他一介武夫有什么好说的?坚决不愿意搭理张飞。这件事传到吴国,孙权说:名士都是有架子的,如果刘巴为了让刘备高兴就去跟张飞说话,那他就称不上是名士了。据说张飞是很尊敬知识分子的,但还是落得如此被人看不起。关羽之所以傲慢自大、目中无人,也许就是对文人瞧不起武人的一种反抗。

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武将中发奋钻研学问的人并不少见,有的甚至在学问上超过文人。吴国名将吕蒙就是一个典型。吕蒙是一个从士兵起家的职业军人,在孙权的劝说下他发奋读书,进步很快。后来吕蒙成为荆州鲁肃部下。当鲁肃目睹吕蒙学问长进之大很吃惊,他拍着吕蒙的肩膀赞赏说:“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吕蒙也不无骄傲地回答:“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吕蒙读过的书有《孙子》、《六韬》等兵书,还有《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汉书》等史书。特别是《春秋左氏传》,好像是当时武将们都喜爱的一本书,据说关羽竟能倒背如流。吕蒙发奋的一个理由就是想在学问上超过关羽。还有魏将李典、贾逵等也都是《春秋左氏传》的忠实读者。另外,蜀将王平是一个既不会写字、又大字认不了几个的文盲,于是他请人来给自己读《史记》、《汉书》,据说听得相当入迷。

武将们对史书的偏爱,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提高修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史书里学到一些可用于实战的战略战术。后世《资治通鉴》等史书,特别是小说《三国演义》也常被作为战术教科书受到人们的青睐。据说毛泽东就常常把《三国演义》的知识作为战术运用到实战上。

从鼓吹曲看军队宣传战略

中国的军队为了鼓舞士气,也给士兵提供一定的娱乐,自古就有演唱军歌的习惯。军歌以大鼓和竹笛伴奏,所以也叫鼓吹曲。现存较古的有汉代的作品。三国时代各国也竞相创作鼓吹曲,但汉代的鼓吹曲每一首内容都不同,而三国时代的鼓吹曲却大多都是歌唱自国历史的组曲形式。这些鼓吹曲被收录在《宋书·乐志》里,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比如魏鼓吹曲十二首,就是一组将自汉末到魏建国之间的主要事件按时间顺序写成的组曲,每一首都由曲名、简单的说明以及歌词组成。下边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首“《初之平》,言魏也”,是全十二首的序曲。第二首“《战荥阳》,言曹公也”,描写的是曹操与董卓的荥阳之战:

 

战荥阳,汴水陂。
戎士愤怒,贯甲驰。
阵未成,退徐荣。
二万骑,堑垒平。
戎马伤,六军惊。
势不集,众几倾。
白日没,时晦冥,
顾中牟,心屏营。
同盟疑,计无成。
赖我武皇,万国宁。

 

荥阳之战中曹操的部队大败,他本人也中流箭负伤,借了从弟曹洪的马才好不容易逃了一命。但是这首歌却把曹操写成一个打了胜仗的英雄,对他的功绩大加称赞,对于曹操的失败,只用很小的篇幅把曹军的损失一带而过,而且还要把责任推到同盟的诸侯身上。不能不说与事实相去甚远。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首“《获吕布》,言曹公东围临淮,生擒吕布也”:

 

获吕布,戮陈宫。
芟夷鲸鲵,驱骋群雄。
囊括天下,运掌中。

 

这也是一首歌颂曹操的伟绩歌曲,语言简练生动很有威势。往下的各曲依次由官渡之战、征讨荆州、平定关中等等,一直写到文帝受禅即位,最后以歌颂文帝之后继明帝的功德而结束。这组鼓吹曲不是标榜本国光荣历史就是歌颂对敌作战的辉煌战果,像赤壁之战那样的失败,当然只字不提。

相反的,吴的鼓吹曲却对赤壁之战的胜利做了大肆的渲染。吴鼓吹曲第四首“《伐乌林》者,言魏武既破荆州,顺流东下,欲来争锋。大皇帝(孙权)命将周瑜逆击之于乌林而破走也”。歌曲是这样写的:

 

曹操北伐,拔柳城。
乘胜席卷,遂南征。

 

 

刘氏不睦,八郡震惊。
众既降,操屠荆。
舟车十万,扬风声。
议者狐疑,虑无成。
赖我大皇,发圣明。
虎臣雄烈,周与程。
破操乌林,显章功名。

 

总之,这些鼓吹曲都是以是否对自国有利为标准,对历史进行了取舍和加工。吴第七首“《关背德》者,言蜀将关羽背弃吴德,心怀不轨。孙权引师浮江而擒之也”把关羽写成一个叛徒。而晋鼓吹曲第二首“《宣受命》,言宣皇帝御诸葛亮,养威重,运神兵,亮震怖而死”则把诸葛亮的死说成是被司马懿运兵如神吓的了。

随军艺人

吴军在濡须口迎击魏军时,大将甘宁率精锐部队夜袭曹营,大胜而归。回到营地兵士们敲锣打鼓三呼万岁以表达喜悦之情。同为吴将的留赞,据说出阵前也常披头散发仰天长啸,与部下一起高唱军歌鼓舞士气。鼓吹曲就是在这样的场面为鼓舞士气而产生的。不仅如此,鼓吹曲还可以用来打击敌人的士气。它与檄文一样,常被用来作为对敌宣传的工具。这些鼓吹曲都是在各国皇帝的亲自过问下,由当时的一流文士写成的。魏的缪袭、吴的韦昭、晋的傅玄就是各国主要的作词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各国对鼓吹曲的效果是多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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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乐舞俑(四川省博物馆藏) 舞姿轻快优美的人物像。蜀时之作。重庆市忠县涂井5号崖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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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乐舞俑(四川省博物馆藏) 似乎在吹箫的人物像。蜀时之作。重庆市忠县涂井5号崖墓出土

这些鼓吹曲都采用了组曲的形式,并且附有一些简单的解说,由此可以想象,这些鼓吹曲很有可能还附有更详细的词文,能够通唱全篇。说不定还由专门的艺人进行说唱表演。中国军队中有随军艺人,这在后世的许多资料中都有记载。以敦煌发现的唐代变文为代表的后世说唱文学,都是通过说唱结合的形式来讲述一个故事。上述鼓吹曲多用七言句,这也与后世的说唱形式相同。而且后世的说唱文学,像唐代的变文那样,常常用于对变相图的解说。而曹丕也曾把樊城之战的场面画出来让当时做了俘虏的于禁去看,从这件事推测,这些鼓吹曲有可能已经开始具备对图画进行解说的功能。

《三国演义》等小说,实际上就是从说话文学发展而来的。在这里,有一点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魏、吴、晋的鼓吹曲基本上都流传下来,而蜀的却完全不存在。据说诸葛亮不太擅长谍报战,但是各国都对鼓吹曲如此下工夫,而蜀却一首不做,似乎不大可能。如果蜀也存在鼓吹曲的话,那么其内容肯定也是对蜀有利的,有可能就是以蜀为中心的《演义》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