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三教鼎立的时代

儒教的统一

新旧儒教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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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国的宗教,我们首先就会想到的是根据孔子思想发展而来的儒教;中国自己的民间宗教道教;还有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这三大宗教同时亮相中国历史舞台,正是在三国时代。三国时代才是最早形成三教鼎立的时代。不过,虽然说是三教鼎立,但是和鼎立的魏蜀吴三国国力并非等同一样,三教之间的势力也有相当差距。道教是这个时代刚刚诞生的新生宗教,稍后它的势力才得到迅速扩大。后汉时期才传入中国的佛教,到了三国也终于开始扎下根来。三教中历史最长的,不用说当然是儒教。而儒教在三国时期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变。

儒教存在两个新旧的对立。一个是新注和古注的对立,另一个是今文与古文的对立。所谓新注指十三世纪朱熹一派的经典注释,以哲学、思辨的解释为特征,被称为理学。朱熹以前的注释则称为古注。古注是指那些紧抠经典文章的偏重具体的注释。而古注完成的时期,正好是后汉向三国过渡的这一时期。古注具体地说,郑玄注释的《毛诗》(诗经)《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释的《春秋公羊传》、赵崎注释的《孟子》等为后汉末期之作,王弼注释的《周易》(易经)、何晏注释的《论语》、杜预注释的《春秋左氏传》为三国魏晋时代的作品。另外,《尚书》(书经)被认为是前汉孔安国之注,但实际上应该是魏晋时期的伪作。古注里只有注释《春秋穀梁传》的范宁是东晋人。由此可见,在经典注释上,三国时代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今文与古文不涉及注释的问题,而是指经典文本的区别。一般认为这个区别是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的。进入汉朝以后,朝廷重新开始恢复儒教,当时儒教经典已全部被秦始皇焚烧殆尽。所以只好招集国内儒者凭借记忆重新记录成书。这些经典文本用汉朝通用字体隶书写成,所以被称作“今文经书”。可是后来在孔子故居的夹墙里发现了秦以前的一些文本。估计是为躲避焚书之祸而藏在这里的。这些文本用秦以前的古字体籀文(大篆)写成,故称“古文经书”。今文与古文的区别不仅限于字体的不同,在内容上也各有异同,其中《周礼》和《春秋左氏传》只有古文文本。

不过上述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属实,还有待进一步证实。特别是围绕古文的来历问题更是众说不一。这些况且不提,汉代的儒教经典存在着今文与古文的区别这一点却是事实。因为所用文本的不同又产生了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间的学派对立。这两个学派最终握手言和实现统一,是在后汉末三国时代。

通儒郑玄的经典解释

汉武帝把儒教定为国教时,经典还都是今文文本。国都太学里的博士们也都是今文学者。今文学者重视家传和师承,对经典的研究也是各专一门。因为研究的对象是国教,所以其目的当然也就只能是为汉王朝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教可说是一种御用学问。进入后汉以后,预言王朝前途的谶纬学非常盛行,儒教受它的影响,御用学问的倾向变得更加严重。

相对的,古文学派从一开始就受到曾帮助王莽篡权的刘向、刘歆父子的推崇,政治色彩也很强,到了后汉虽然也一度流行,但最终没有得到政府的公认。因此古文学只能是一种在野的学问。可是,后汉末期,正是从这个在野的古文学派中诞生了一个通晓各种经典的集大成的学者——郑玄。

当时的今文学者对经典的研究都是专修一门,而郑玄却研究今古,博览纬书,追求全面、系统地领会经典内容。他的具体做法是,为解释某一经典文言,引用其他相关经典的语句,也就是以经注经。除《春秋》《孟子》以外,郑玄用这个方法注释了其余的全部经典(《孟子》在当时还未被视为经典)。如果像郑玄这样融会贯通地解释各种经典,过去的那些家传和师承自然就会失去意义。郑玄的老师马融曾一语道破“学无常师”,郑玄才是一个真正做到了破除家传师承的束缚、通晓各门学说的通儒代表。而实际上,郑玄的学说确实在许多方面不同于马融。

郑玄以一个在野学者的身份走完了他的一生。这与他不为某种特定政治目的、不为王朝服务的客观的治学态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虽然他终身不仕,但何进、袁绍、孔融、陶谦等这些当时的当权者和名士都对他非常崇敬,曾多次请他出山。连蜀国的姜维都十分崇拜郑玄的学说,说明他对后人影响之大。

在《演义》里,刘备也曾师事郑玄,当刘备败给曹操,想要去投奔袁绍时,郑玄还专门给袁绍写了一封介绍信。但实际上刘备投奔袁绍,是因为他以前曾推荐袁绍之子袁谭当孝廉(按:应为“茂才”)。当然小说里让郑玄这样的大人物出面确实寓意深刻。《演义》还在这里不留痕迹地引出一段见于《世说新语》的小插曲,表现郑玄家中连侍女们都广知风雅,通晓《诗经》。《演义》很擅长运用这类小道具。

郑玄的学问融汇了今文、古文双方的学说,但其主体还是古文。因此后汉以来的今文、古文之争得以终结,古文学派占了优势。后汉末年的《熹平石经》是隶书体的今文文本,而建于魏正始年间的《正始石经》,则是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的古文文本。前面已经提到过,关羽、吕蒙等当时的武将都喜爱阅读《春秋左氏传》,《春秋左氏传》就是一本古文学派的代表文本。这些都和古文学派的优势地位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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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正始石经拓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  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刻制的儒教经典石碑。左为局部放大图

当时,也有一些人反对郑玄的学说,魏的高官王朗之子王肃就是其中一人。不过,王肃在解释经典时也是融汇了各经典的学说,在这点上他与郑玄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融会贯通解释经典的方法在当时已形成一股潮流。又因为王肃的女儿为司马昭之妻,生下司马炎,也就是后来的晋武帝,所以晋朝基本上都采用王肃的注释。郑玄之孙郑小同,虽然当上了高贵乡公的侍从,但还是被司马昭所杀。这说不定还是王肃从中作祟的结果。还有人认为王肃伪造了《古文尚书》的孔安国注等等,总之王肃这个人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学者。

融合儒家与道家的“玄学”

郑玄打破了横在经典之间的障碍,他对今文古文的综合研究又进一步超越了儒教自身的范畴,为儒教与其他学派的交流开辟了途径。在儒教成为国教以前,儒教作为儒家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已。后汉末年,连年的战乱使汉帝国的权威受到动摇,儒教的国教地位也受到冲击,人们的注意力又重新开始转向诸子百家的多种多样的世界。

其中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对存在的根本意义进行哲学思索的道家思想,强烈吸引了那些对繁琐的儒家实践道德感到厌倦的人们。当时融合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进行哲学思辨的学问被称作“玄学”。

玄学在魏晋时代十分盛行,以在正始年间掌握实权的曹爽一派为核心,代表人物有何晏和王弼等。何晏著《道德论》,主张儒道合同;王弼祖述《老子》、《周易》,其中《周易注》是援引道家思想来做注释的。《周易》在儒教经典中也是属于哲学色彩较强的一部经典,它与道家的《老子》、《庄子》并称“三玄”,三玄是当时经常讨论的主题。玄学派以道家的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作为自己的理论根据。对此,裴阅读 ‧ 电子书库著《崇有论》,主张儒家不同于道家,重新肯定儒教的作用。

曹爽一派中的何晏和夏侯玄还参考诸子百家中提倡法治的名家和法家思想,认为人的才能与德性无关。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曹操重才不重德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与此相对,司马懿一派则主张人的才能与道德一致。当时评价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往往要看他的出身门第,所以这个主张最终归结于门阀、名门主义。这些看上去非常抽象的议论,与正始年间曹爽一派与司马懿一派的政治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谈流行

随着玄学的流行,形成了一种如上述所说的就一些玄学问题进行哲学抽象的思辨、反复辩论的风气,当时称之为“清谈”。清谈是相对于俗世之谈而言的,是一些与现实无关的清高之谈。比如,玄学派代表人物何晏与王弼,就圣人喜怒哀乐感情的有无进行争论。何晏认为圣人无感情可言,而王弼则认为圣人也有感情,只不过需要更好地调节而已。真可以说是一个怎么说都无所谓的模棱两可的问题。当时人们对这种辩论非常热衷。

清谈的时候,主客双方常常手执拂尘边摇边谈,激动之时甚至手舞足蹈。对谈时不仅要求论点高明,还必须有高超的语言技巧,特别是那些能让对方理屈词穷的一发即中的反论。包括对谈时的音容举止都受到关注。据说何晏就从来手不离白粉,对自己的形象非常在意。

东晋的阮瞻一次拜见宰相王戎,被问及儒家与道家的异同,阮瞻当即答道:“将无同(有何不同呢?)。”王戎对阮瞻的这个回答非常赏识,提拔阮瞻为官。这两人的对话虽然不是正式的清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很能传达清谈的气氛。因此,可以说清谈不仅是论点的驳难,也是一种语言的对决,或者说是包括音容举止在内的综合表达能力的一个对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清谈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当时的外交舞台上的各种交锋非常相似。而且,与后汉以来名士间流行的人物品评也密切相关。人物品评需对人物的言行举止、外表容貌进行综合判断,当场组织成精练恰当的语言进行评论。从上述阮瞻的例子我们也能看出,看上去与俗事无关的清谈,实际上与当时的政治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

清谈不仅在魏国盛行,在当时的名士中也蔚然成风,成为一种时尚。出仕蜀国的许靖等人也很热衷于清谈,但在不大重视名士的吴国却找不到流行的迹象。有关清谈和人物品评的一些遗闻轶事,被收录在后来南朝刘宋时代编写的《世说新语》里。此后,这种清谈的传统也随之从中国社会的舞台上消失。唯一流传至今的可能就算禅宗开展的禅问答了。同样,禅问答不仅重视驳难论理,同时也取决于双方能力的全面发挥,是一种瞬间决定胜负的对谈形式。

问答游戏

清谈针对圣人有无感情、儒家与道家的异同等彼此相反的命题进行质疑问难。这种质疑问难,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气,在清谈这种哲学辩论的场合以外也经常出现。比如在魏国,针对是否恢复以前被汉文帝废止的肉刑(斩足等刑罚),群臣之间展开了讨论。钟繇与陈群表示赞成,王朗表示反对。像这样的还属于一种与现实政治有关的实用性的讨论,更有一些既没有实用性、也没有哲学性的讨论。孙权与蜀国使者李密就兄弟的利弊进行辩论,就属于这一类情况。这种质疑问难,与其说是为了得出结论,还不如说是为了享受辩论的乐趣。

更有趣的是魏文帝宠臣吴质的例子。有一次重臣曹真和朱铄在宴会上同坐,吴质故意叫来俳优谈论“肥与瘦”的问题。因为曹真很胖而朱铄很瘦,吴质想借此给宴会助兴。俳优把胖子和瘦子的特征表现得滑稽可笑,又是品头论足,又是对比长短,没想到真的惹恼了曹真和朱铄,不但没给宴会助上兴,反而搞得大家不欢而散。由此可见,这种针对两个彼此相反的命题进行讨论的“问难”,在当时已经发展成一种文艺形式。作为它的背景,可以想象这种针对各种命题进行的问难非常盛行,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消遣。清谈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与这种风气有关。在这个时代的人物传记中经常能看到“机捷谈笑”、“滑稽”等表现,也反映了这种风潮。左思的《三都赋》里出现的三者对谈辩论事物优劣的形式汉代就有,应该也是二者问答的一种变形吧。

敦煌发现的唐代民间文学中有一篇《茶酒论》,非常有趣。它以拟人化的表现手法,让茶和酒你问我答,争论彼此的优劣,最后让水出来劝解,才算收场。这属于一种游戏文学。后来,到了明代末期,当时的文人邓志谟以“争奇”为题创作了许多同样形式的作品。比如《花鸟争奇》、《山水争奇》、《风月争奇》、《童婉争奇》(男色与女色)等。孙权对兄弟利弊的对谈、吴质请人搞的肥与瘦之争等,都应该算作这些后世游戏文学的出发点。这种游戏文学在室町时代末期可能由五山禅僧[1]带进日本,在日本也有人写了像《茶酒论》、《酒饼论》、《酒饭论》等同类作品。

忠孝之争

郑玄的同乡邴原,比郑玄稍小几岁,也是三国时代的一位著名学者。曹丕还是太子的时候,一次在宴会上给大家出了一个题:君主和父亲同患重病,而药只有一丸,只能救一个人,到底应该救君主,还是应该救父亲?一席人有说救父亲的,有说救君主的,众说不一。曹丕见邴原一言不发,就征求他的意见。邴原不慌不忙地说:“救父亲!”争论就此结束。这虽然谈不上是什么机智应对,但从中可以看到,与对君主的忠义相比,当时的人们更重视对父母的孝行。孙权和李密谈论兄弟之利弊时,李密回答说“兄长能更多地孝顺父母,所以做兄长有利”,也反映了对孝行的重视。

忠与孝相比,一般认为忠具有公的性质,但恰恰相反,忠只不过是个人对君主效力而已,而孝才是一种通过实践实现宗族繁荣的手段。在这个动荡不安、王朝频繁交替的年代,如果一个一个要去尽忠的话,谁也受不了。相比之下宗族的安泰才是首要的,因此孝行也就变得非常重要。虽然认为三国时代儒教权威已经相当衰弱,但以孝为中心的儒教实践道德,反而更加普及。

在提倡孝行的儒教经典中有一部《孝经》。儒家经典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孝经》。它不仅被广泛阅读,其中的一些字句还被人们当作是可以避邪免灾的经一样念诵。黄巾之乱暴发时,就有一个叫向栩的官吏说:只要念诵《孝经》,贼人自会消灭。

后汉、三国时代的孝子贤孙们

不过要想普及孝的道德规范,只靠《孝经》那样一味说教孝行的重要性还很不够,还需要树立一些躬行孝道的榜样事迹才能使孝的内容通俗易懂,更有说服力。应运而生的就是《孝子传》。以孝子事迹为题材的《孝子传》,六朝以后衍生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近世开始普及的《二十四孝》。被写入这些《孝子传》里的孝子,后汉三国时代的人物很多。其中三国时代的孝子多是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

首先,我们来看孝子之一、魏晋之际曾当过太保的王祥。王祥小时虽然受继母虐待,但还是非常孝顺。在一个严寒的冬日,继母说想吃鲜鱼,王祥就来到河边脱光了衣服卧冰求鱼,这时冰突然裂开,从水中跳出两条鲤鱼来。后来继母又说想吃烤雀,房子里就飞进几十只麻雀来。这个故事想告诉人们王祥的孝心感动了上天这样一个结果,不过这只能说是一个童话故事。王祥的后代成为六朝的名门贵族琅琊王氏,王祥的故事也可说是一个家族的始祖神话,目的是为了昭示后人:因为有如此孝行的祖先,所以才有子孙后代的繁荣。

第二个孝子是在吴国末期当过司空的孟宗。孟宗的母亲在严冬季节想要吃竹笋,孟宗找不到竹笋,急得抱竹痛哭,不一会儿地上竟长出竹笋来。这个故事后来成为“孟宗竹”一词的出处。与王祥的故事异曲同工,这个故事当然也不是一个真事。在孙权还活着的时候,孟宗就因为没有遵守“禁止因服丧而休职”的法律,差点儿被判死刑,最后罪减一等才得以幸免。按照儒教的礼法父母亡故必须服丧三年,官吏也不例外。但是官吏休职三年,对公务的影响可想而知。虽然如此,在重视礼法的魏国服丧三年的规定还是被保留下来,而在吴国却用法律禁止了。将军胡综就对这个法令表示支持说,“为忠臣不得为孝子”。由此也可以看出,吴与魏有着不同的国家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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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二十四孝图”中的王祥图 裸卧冰上,手抓鲤鱼。选自江户时代《二十四孝稚讲释》

第三个孝子是陆逊的叔父,吴国名门陆氏一族的陆绩。陆绩六岁的时候,有一天去给袁术请安。袁术看到来了一个孩子,就拿出橘子给他吃。陆绩却悄悄拿了三个揣到自己的怀里。没想到告辞的时候一弯腰橘子掉了出来。袁术嗔怪道:“陆家的小家伙到别人家来作客,怎么还偷橘子?”陆绩回答说:“我是要拿回去给母亲大人吃的。”与前面两个孝子的故事相比,这个故事确实够现实的了,可是作为孝行也未免有点儿太平凡。这种区区小事似乎没有必要作为孝行来专门宣传。陆绩的父亲陆康与袁术关系不好,这可能本来是一个表现孩子早熟懂事的故事,后来被转用到孝行故事里。陆绩后来成为大学者,尤其精通天文学。

三国以前以孝子广为人知的除了舜、汉文帝等帝王和孔子的弟子曾子、闵损等人物以外,基本上没什么名人。而到了三国时代却出现了像王祥、孟宗这样的高官,还有陆绩这样的学者都被作为孝行人物传颂。说明孝的道德观念已相当普及,而且也因为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孝行与自身的荣华和氏族的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王祥、孟宗这些荒诞故事产生的背景,可能与我们下面将提到的志怪小说的流行或者道教、佛教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二十四孝》中的三国人物,此外还有学者王裒以及后来据说是变成了仙人的吴猛。吴猛为了不让蚊子叮咬父亲,故意不赶走叮在自己身上的蚊子。王裒痛心父亲的屈死,每天都到墓前拜跪,攀柏痛哭。像这样的孝行,差不多还是能做到的。

道教的诞生

从厚葬走向薄葬

如果去香港或台湾,现在还能在遍布城市各处的大红大绿的庙里看到香烟缭绕、人们虔诚祈祷的景象。形象地说,这就是道教。道教是一个祈求现世幸福、现实志向较强的中国独自的民间宗教。它起源于三国时代被奉为黄巾之乱理论根据的太平道,以及在汉中树立宗教独立王国的张鲁领导的五斗米道。

三国以前的中国古代信仰,主要特征是追求长生不老以及死后永生,传说住在西方圣山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东方海上仙山上生长的仙药,都成为人们向往的对象。为了能长生不老,死后永生,秦始皇、汉武帝都曾派使者到东方海上寻求仙药,也都为自己营造了规模宏大的陵墓。此外,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保存完好令人惊叹的轪侯夫人尸体,墓中出土的帛画上描绘的昆仑山升仙图以及常见于汉代墓葬的西王母与东王公画像石等,都是追求长生不老的古代信仰的一个写照。

可是,人总有一死,人的尸体也不可能得到永久保存。何况所谓的仙药以及尸体保存技术,本来也只是少数王公贵族的一种特权,与一般民众没有什么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民众的觉醒,那种追求物理上的永生的古代信仰就必然走向崩溃。汉代如马王堆汉墓显示的那样,盛行建筑豪华陵墓的厚葬之风。但是从后汉后期,在知识分子之间出现了着平服入殓的薄葬主张,可说是古代信仰衰败的一个表现。

另外,在三国时代,有不少墓是利用了上代坟墓中的画像石建造的,这些墓里有的甚至把西王母和东王公放成东西颠倒的。这也是古代信仰走向没落的一个表现。三国时代,因为连年战乱,常有掘坟挖墓,把墓中木石用于军事作战的情况发生。诸葛亮北伐时,死守陈仓坚决不降的魏将郝昭,后来在临死前对身边左右说,自己作为武将,掘了许多墓,取其中木材用于攻城,所以深知厚葬对于死者没有什么好处。曹操和曹丕都下令不要把自己的陵墓搞得太豪华。曹丕更是认为,自古以来没有不被人掘的坟。这也正是三国时代人们的一种真实感受,因此在当时薄葬令也时有发布。

在这样的风气之下,一种追求得到现世拯救的新宗教应运而生了。这就是太平道和五斗米道。

黄巾与太平道

黄巾之乱的首谋张角打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旗号,为推翻汉王朝发动了反乱。他把信徒组织成一种称为“方”的军事集团。不过他的主要活动内容是通过忏悔和利用咒符给人治病,张角三兄弟一开始都自称“大医”。

《演义》在孙策死的那一回里写了这样一段,一个叫于吉的道士使用妖术为人治病,孙策以蛊惑人心为由杀了于吉,后因受咒而死。而在《后汉书·襄楷传》里有这样的记载,说在于吉被杀的六十多年以前,也就是后汉的顺帝时代,一个叫宫崇的人把他的老师干吉得到的一套神书《太平清领书》献给朝廷,但因为内容庞杂而未被采用。可是后来到了桓帝的时候,这本书又被阴阳家襄楷重新推荐给皇帝。据说这个“干吉”就是孙策杀的那个“于吉”,这么说他在死于孙策之手时,至少已经有一百岁以上。所以这应该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而这本《太平清领书》,后来被张角利用。张角创立的教被称作太平道,就是因此而来。

《太平清领书》现在以《太平经》一名只残存了其中的一部分。《太平经》主要以问答形式阐说了太平道的各种教义。其中有关忏悔及其效用,以及用咒符治病的方法等记载,在内容上与张角的主张基本一致。它主张以实现现世的太平理想之国、救济百姓为目的,对死后的世界丝毫没有涉及,这一点很有特征。

不过,在《太平经》里并没有出现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所象征的那种推翻汉王朝的革命思想。因为《太平清领书》是一部阐述有关阴阳五行的道教经典,本来这种有关改朝换代之类的内容多少也是会有一些的,但是这部书既然要献给皇帝,当然不会写进什么革命思想了。所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个口号,应该是张角后来加上去的。这里的“黄天”,与魏禅让时的依据相同,都是根据五行思想认为汉朝是火德,下一个王朝就应该是土德,土的颜色是黄色,所以说成“黄天”。如果这样的话,汉朝则应该是“赤天”,说成“苍天”就有点儿不对劲儿了。关于这一点,有人认为苍天为赤天之误;有人认为苍天是一般名词代表着“天”,认为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汉王朝已经超越了五行思想成为上天本身;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用五行解释姓的发音的五音说造成的,答案无从而知。

不管怎么说,张角和他领导的黄巾集团,在这个革命思想的指导下发动了起义,遭到镇压,起义最后失败。此后,太平道的教团组织也就销声匿迹了,只是阐说其教义的《太平经》流传下来。

五斗米道与《老子想尔注》

且说五斗米道,它始于张鲁的祖父张陵。张陵或称张道陵,在顺帝在位期间,从故乡沛国来到了蜀的鹤鸣山(又称鸪鸣山)问道修行,著作道书,广泛传播道教信仰。张陵的教诲由儿子张脩(或称张衡)继承,又传给孙子张鲁。其修道之法是,设静室使病人在其中反省忏悔,给病人饮符水(施过咒术的水)治病,或者书写病人姓名和服罪之意,一式三份,一份放到山上献给上天,一份埋在地里,一份沉入水中(称作三官手书),以祈祷除魔去病。这与太平道的以思过忏悔饮符水治病的做法基本相同。因为每次治病只收病人五斗米,所以被称作五斗米道。

沛国是曹操的出生地,也是黄巾的势力范围。有迹象表明黄巾也曾进入过蜀,所以说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可能有一定的关系。双方的教祖都姓张,可能也绝非偶然。但是,五斗米道还是有一些不同于太平道的地方。

相对于太平道教团采取的军事编制,五斗米道的教团组织则更接近于一种行政编制组织。太平道建立的“方”,各方首领相当于将军,而五斗米道的祭酒一职则是相当于行政官的长吏一职。祭酒既是宗教指导者,同时又是行政官,负责管理信徒的户籍。也就是类似于江户时代的檀家组织那样的形式。另外,据记载五斗米道还为行旅之人设义舍提供免费住宿,还组织轻罪犯人劳动修路等。这种对行旅之人的关照和对整备交通设施的重视,都是为了吸引当时大量出现的流民入教。通过这种宗教与行政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张鲁的五斗米道把汉中地区统治了几乎整整二十年。

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最大区别在于,五斗米道不存在企图推翻汉王朝的革命思想。一次民众从地里挖出玉印,要求张鲁即位汉宁王,张鲁并没有答应。在曹操攻打汉中时,张鲁也几乎是不战而降。显然张鲁除了统治汉中以外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张鲁投降后,曹操封张鲁一族为诸侯,为其子彭祖娶了张鲁之女,非常厚遇。因此五斗米道的教团组织,在张鲁投降后应该还继续存在,而且也确实没有遭到镇压的迹象。由此我们可以逆推,黄巾太平道之所以遭到镇压,完全归咎于它政治上的革命思想,而不是因为它的宗教教义。

提倡道徒学习《老子》,是五斗米道的又一个特色。太平道虽然也重视黄老(黄帝与老子)之道,但从其教义以及《太平经》里却找不到它与《老子》思想的直接关系。后汉的桓帝也多次祭祀老子,这说明随着古代信仰的崩溃,老子又重新成为人们的信仰对象。而这种情况下的老子,已经脱离了玄学派的那种哲学思辨的解释,演变成一个能够给人们带来现世利益的存在。五斗米道对《老子》的推崇,也反映了作为一种道教信仰对象的老子形象。

敦煌发现的《老子想尔注》,被认为是张鲁为教化道徒曾使用过的《老子》的注释书。这本《老子想尔注》的内容结合戒律,是一本非常实用的道教经典,与同时代玄学派代表人物王弼的哲学思辨的《老子》解释意趣迥然。五斗米道把知识分子尊崇的《老子》作为教化的手段,反映了它在体制上以及文化上与太平道有着不同的特质。

张天师与孔子后裔

张鲁的子孙后来徙居江西龙虎山(今江西省贵溪市),世代相传,子孙嗣教者均称张天师,受到历代王朝的尊崇。所创教团也被称作天师道或正一道,成为道教门派中势力最大的组织。有关张天师,小说《水浒传》的开头有这样一段故事:朝廷为了扑灭肆虐都城的瘟疫,派使者前往龙虎山向张天师求救,结果从那里放跑了一百零八个盗贼。这段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张天师后被张氏子孙代代继承,第六十三代张天师张恩溥(1904—1969)于1949年逃到台湾。死后,其侄子张源先(1930—2008)继任为第六十四代张天师。

顺便来看一下孔子的后裔,孔子后裔自汉代被封拜褒成侯以来,代代居住在故乡曲阜(在山东省),魏文帝时改封宗圣侯,后来封号屡次改变,到北宋时改封为衍圣公,这个称号被后代一直沿袭到清朝。

清朝被推翻后,中华民国继续尊崇儒教,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1918—2008)被任命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张天师一样移居到台湾,历任“总统府”资政、考试院院长等高职。作为著名的古典学者,孔德成还长期执教于台湾大学。孔德成死后,其孙孔垂长(1975— )继位。作为儒道两教开山鼻祖孔子和张天师的后裔,可以说是拥有了全球屈指可数的古老家系。在中国这样一个革命频仍的国家,王朝虽然不能永续,但是宗教领袖们却经历无数王朝的兴衰达到了万世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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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孔庙 在孔子故乡山东省曲阜市孔庙,现在还举行祭祀孔子的仪式

《演义》里也出场的孔融,虽然不是直系,但也算是孔子的第二十代孙。孔融小时就很聪明,一次,他很想见一见当时的名士李膺,就去登门拜访。李膺不认识他,孔融就说,我和你可是有世交的。李膺搞不明白,问怎么回事,孔融回答说,我家祖先孔子和你家祖先老子(姓李)从前是有过师兄弟关系吧!李膺听后赞叹不已。有人听到这个故事就挤兑孔融说,小时太聪明的人,长大后差不多都变得平庸。孔融马上回他一句:可见你小时一定很聪明。总之孔融是这个时代具有一流智慧的人物。但是他恃才负气,经常与曹操作对,而且还常有过激言论,他甚至不顾自己作为孔子后代的立场,认为孩子是父母肉欲的产物,所以没有必要行孝。孔融最后还是被曹操给杀掉了。

关羽为什么变成了神

现在,在道教的众多神仙中,最受人们爱戴的莫过于关帝了。不仅中国国内,海外的华人街也几乎每处都有关帝庙。日本横滨和神户中华街里的关帝庙就很有名。关帝也就是关羽。可是关羽为什么被人们敬成了神呢?为什么不是刘备而是关羽呢?作为刘备的兄弟关羽却成了神,情理上是不是有点儿说不过去呢?关于这一点,有人认为这和日本的菅原道真[2]的情况相同,是出自于一种人们把不幸屈死的人作为冤魂祭祀的民间信仰。但是要说屈死,张飞、刘备甚至诸葛亮也都一样。虽然关羽被杀后,确实发生了吕蒙和曹操相继暴死的这种偶然事件,但是因此就把关羽作为冤魂祭祀似乎也说不过去。问题是,后世华侨所信仰的关帝实际上是一个商业神。

前面已经提到过,《演义》里有关关羽的描写,类似青龙刀、赤兔马这样的虚构成分很多。这些虚构成分大多是根据民间传说创作的。关羽在传说中经常和水发生关系。比如关羽因在故乡杀死恶霸官吏,被官府通缉,逃亡在外。一次遇到关卡不能通过,水中观音帮他把脸变得通红,才顺利过了关。当被问及姓名时,关羽随便说了个“关”,从此就姓了关,也就是说他本来并不姓关。还有一个传说流传很广,据说关羽的生日是五月十三日,每到这天都会下雨,这是因为关羽要借雨磨青龙刀,所以这时候的雨被叫做磨刀雨。

从《三国志》有关关羽的记述里,也可以看到不少与水有关的内容。比如,赤壁之战前夜,关羽就单独率领水军行动,没有和刘备在一起。围樊城时关羽又水攻于禁,等等。另外,《三国志·甘宁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吴国鲁肃在荆州益阳与关羽对峙,关羽率五千精兵在浅滩集结准备涉水渡河,却被甘宁的八百兵阻拦。这个浅滩后被人称作关羽濑。关羽濑这个地名,在陈寿写《三国志》以前,也就是关羽死后不久就已经出现了。关羽渡河失败,可浅滩名却用了他的名字,似乎不大合理,这大概是因为关羽与水的关系极深,在当时已经被当作水神崇拜的原因。另外,在四川一带,后来张飞也被作为水神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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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解州关帝庙 山西运城市解州镇常平村是关羽家乡,乡人依祖坟立庙,称“关王故里”

山西商人与关羽

这样理解的另一个理由与关羽的出生地有关。关羽出生于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解州。解州有中国最大的盐湖解池,自古就以产盐而驰名,有关解池的水神信仰也很盛行。所以人们把解州出身的名人关羽与解池的水神联系到一起也是很自然的,这一点从流传至今的关羽击退解池妖怪蚩尤的传说和戏剧也可以看到。

解池盐自汉代以来就是政府的专卖商品或者统制商品。到了三国时代,解池附近安邑出身的卫觊也向曹操进言,主张实行食盐的统制专卖。这时的一些受政府委托从事盐业的山西商人,后世又把生意扩大到金融业,成为支配整个中国经济的力量。关帝信仰的普及,与山西商人这种全国范围的经商活动不是没有关系。比如,四川省的山城自贡市,有一座盐业历史博物馆,这个博物馆的前身本来就是一座关帝庙,也是当年的山西商人会馆。

总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关羽因为他的不幸屈死以及他与水的缘分,被人们赋予了水神的性质(在中国像屈原、伍子胥等屈死的英雄常被人们敬作水神),这点又恰巧与关羽故乡解池的水神信仰结合在一起,通过山西商人传遍全国,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渐具有商业神的性质。《演义》是一部以蜀为中心写的小说,具体到个人,在蜀的众多人物中,关羽又受到特殊的待遇。在《演义》的早期文本中,只有关羽的名字被写成关公或关某。在众多传说和创作的装点下,关羽被塑造成《演义》中最英雄的一个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演义》也可以说是受到了关帝信仰的影响。

佛教的普及

佛教传来

关于印度佛教何时传入中国,有一些把传入时期设定较早的说法,比如认为是在周穆王时、孔子时、秦始皇时以及汉武帝时等等。但是这些说法,佐证资料越近里面所出现的年代反而越远,所以全都不可信。最有名的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后汉永平十年(67),汉明帝刘庄一天梦见西方金人,于是派使者往西域拜见,途中遇见两位僧人,牵着白马,马上驮满佛典。这两位僧人就是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使者把他们迎到洛阳,在洛阳郊外建立了白马寺以传播佛教。不过这个说法估计可能也是后世的一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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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白马寺 有佛教传来传说的著名古刹,位于河南洛阳城东

值得信赖的史书记录有《三国志》裴注引用的《魏略·西戎传》里记载的前汉末的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今阿富汗历史上的孔雀王朝)使者口传浮屠经;以及《后汉书》记载的汉明帝异母弟楚王刘英学过浮屠斋戒和祭祀法这两种说法。浮屠同佛陀,为梵语Buddha的音译。虽然明帝梦见西方圣人这一段应该是个传说,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有理由认为,佛教在前汉末到后汉初这一时期已经以某种形势传入中国。不过,这时的佛教是从印度经由西域诸国才传到中国的,所以它已经不是印度原来的佛教,而是受到西域一定影响的佛教。

后汉末年桓帝、灵帝在位期间,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大月氏国高僧支娄迦谶等人又翻译了相当数量的佛教经典。安世高传来了小乘佛教的禅学,支娄迦谶传来了大乘佛教的般若学,但是,佛教的教义并没有因此得到广泛的理解。这个时期的佛教还需要借助当时民间流行的老子信仰,才能被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楚王刘英在修学佛教的同时,也很热心黄老之道;桓帝把浮屠与老子一同祭祀。他们供奉一个新奇的西方神仙,说白了只不过是为了从中得到一些现世的利益而已。

中国最早的佛陀像

位于江苏省北部沿海地区的连云港市,有一座孔望山。据说从前孔子在此瞭望东海,故名孔望山。从《论语》可以看到,孔子对于自己的政治理念不能在中国实现感到失望,曾想乘筏驶出东海。这件事可能就应该发生在孔望山这个地方,不过这些当然都是传说。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孔望山南侧岩壁上有许多人物浮雕像,直到1980年代的调查,才发现这些浮雕都是一些雕刻于后汉时代的道教、佛教人物。其中有估计可能是老子、黄帝的人物像,有佛像,还有佛陀涅槃图、舍身饲虎图等。这些浮雕是在现在所知的中国最古的道教、佛教人物画像。

连云港市一带在汉代属于徐州东海郡。为在海上仙山求得长生不老仙药,这里自古盛行方术。据说秦始皇曾巡行此地,立石碑,称秦东门。现在这块巨石还立在孔望山附近。而道教的发祥也与此地有密切的关系。据说干吉得《太平清领书》就是在东海郡的曲阳,这部书到后来成了太平道的圣经。既信黄老之术又倾心佛教的楚王刘英,其封地彭城就在连云港市的西边。另外,后汉时期这里还建有专门祭祀东海神的东海庙,熹平元年(172)的“东海庙碑”被收录在专门辑录古碑文的《金石录》里。中国的学者信立祥认为孔望山正是东海庙的遗迹。东海之神东海君后来成为道教中的一个重要的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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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孔望山摩崖像中的佛涅槃图 江苏省连云港市,被看作中国最早的佛教人物雕像。右为左部照片的模写图。选自《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

孔望山摩崖像反映了一个以古代神仙思想与后汉道教信仰为基础的刚刚开始被人接受的初期佛教的形象,也显示了这一地区曾是初期佛教的一个中心地区。后汉末期,徐州刺史陶谦手下有一个叫笮融的佛教徒。他深受陶谦信赖,被命负责彭城、广陵一带的物资运送。笮融在任期间,在当地建立了能收容三千人的大浮屠祠(寺院),在祠内供奉金铜佛像,进行读经、浴佛等,吸纳了大量信徒。笮融建浮屠祠是有关佛教寺院的最早记录。

曹操攻打徐州时,笮融带数万信徒逃往南方扬州豫章郡,在那里被杀。此后不久孙策就平定了江南。佛教就这样被这些避难的佛教徒传播到南方。据传笮融杀人不眨眼,常与信徒一起大吃大喝,看来他的佛教信仰,其实与桓帝等一样,也是一种用来追求现世利益的工具。另外,在连云港市附近,还流传着小说《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孙悟空花果山水帘洞的传说。这么说来,孙悟空的如意棒,还是从东海龙王那儿要来的呢。

“佛陀即是老子”说

如上所述,初期佛教通过与道教信仰相结合,才开始得到人们理解并逐渐被接受。鉴于初期佛教与道教的这种关系,又进一步产生了佛陀即为老子化身的说法。被认为是老子著作的《老子》,内容充满神秘思想,同样,老子其人也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据司马迁《史记·老子传》记载,老子名李耳,楚国苦县人,在周做官,曾与孔子探讨交流过学问。后不堪周朝的衰败,遂出关(函谷关或大散关)西去,此后下落不明。老子在出关前,应关令尹喜之求,写下一书,这就是后世所说的《老子》。不过有关老子的记载,包括是否真有老子其人还有很多疑点。

疑点之一是老子出关后最后到底去了哪里?不过,正因为有这样的疑问,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个不大现实的说法:老子后来到了西方的印度,在那里教化了胡人(外国人)。这就是所谓的“老子化胡说”。刚才引用过的《魏略·西戎传》里有“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的记述;《后汉书·襄楷传》里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记述。由此可见,这种说法在佛教刚刚传来的初期阶段就已经出现了。按“老子化胡”的说法,老子给印度人传去的就是佛教,因此佛陀也就是老子,说佛教传入中国毋宁说是佛教回归中国,也就是说道教与佛教实际同出一源。

此后的西晋时代,道士王符根据上面的这个说法,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的道教经典。当时佛教已相当普及,开始形成强大的独立宗教组织。王符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强调道教的优越地位,借以对抗佛教。此后,“老子化胡”说一直是道佛两教之间争论的一个焦点。当然这个说法本来就毫无根据,在佛教的强烈抨击下,到了元代《老子化胡经》一书终于被列为禁书。

也就在同一时期,当时镰仓时代的神道也把佛和菩萨认为是日本神灵的化身,出现了所谓反本地垂迹说。这种反本地垂迹说,是为了对抗佛教主张的日本神灵为佛和菩萨的化身的本地垂迹说而产生的,其出发点与《老子化胡经》如出一辙。当时的日本人大概并不知道《老子化胡经》这本书,但是在固有宗教与外来宗教的对立和融合问题上,却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样的态度,确实令人深思。

中国最早佛教著作

佛教在经由北方陆路传来的同时,还在相当早的时期,由南方海路传入中国。印度与越南、中国南部很久以前就建立了海上交通。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的使者就从越南境内的日南郡向朝廷献来象牙等,这时的使者据说是一个印度商人。

自后汉末期以来,为了躲避战乱,大批知识分子自北方移居位于越南北部的交趾郡,在那里形成了一股避难地特有的文化气氛。这里成为印度佛教与中国儒教、道教交流融合的最佳场所。当时,一个在交趾郡避难的叫牟子的人,以问答方式写了一本叫《理惑论》的佛教概论。“理惑”就是梳理迷惑之意,著者牟子援引儒教和道教的观点,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回答人们对佛教的种种疑问。比如,据传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有人提出那肯定是胡说的,牟子回答说孔子和老子不是也有与众不同的相貌吗?这还是一个相当单纯的例子,这本书里还有一些涉及教义的高深问答,由此可见作者牟子对于儒佛道这三教有相当的修养。

另外,这本书共分三十七条,大概这也是效仿了佛教的三十七道品以及《老子》三十七篇的结果,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牟子想把老子与佛教联系到一起的意图。《理惑论》是一部中国人写的有关佛教的最早著作,但是因为作者牟子的经历无从可查,所以一直被人怀疑是后人的伪作。不过,现在一般认为至少其中的主要部分是写于后汉末期至三国之间。《理惑论》与《太平经》都是以问答形式写成,这与当时流行清谈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

佛陀的所谓三十二相中,有一种正立手摩膝相,也就是说保持直立时双手能摸着膝盖。据《三国志》记载说,刘备也是垂手过膝。这么长的胳膊如果放到佛身上也就无所谓了,是人的话那不是成了长臂猿吗?这种描写显然也是受了佛教的影响。

孙权与佛僧

吴国北边的徐州、扬州,南边的交趾郡等都是佛教比较盛行的地区,所以吴国在三国中佛教最为发达。三国君主中与佛僧有来往的也只有孙权,这个时代的佛教寺院得到证实的也是在吴国。吴国国都建业当时活跃着许多佛教信徒和僧侣,其代表人物为支谦和康僧会。

支谦的祖父是大月氏国人,后汉灵帝时,他与数百国人一起移居中国,因此支谦出生在中国。支谦最初跟随之亮研究佛教,之亮是大月氏国僧侣支娄迦谶的中国弟子。献帝时,为躲避北方战乱,支谦移居到吴国。据说孙权因为赏识支谦的博识,任命他为博士。支谦精通胡汉双语,翻译了《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瑞应本起经》、《法句经》等大量佛典,对后来的以老庄思想理解佛教影响很大。不过,支谦本人并不是僧侣,而是一个在家的信徒,也就是居士。

支谦来自北方,而康僧会则是来自南方。他的祖先是西域康居人,祖祖辈辈居住在印度。他的父亲因为从商,才移居交趾。康僧会是作为一个印度商人之子出生在交趾的。他师事当时避难交趾的南阳的韩林、颍川的皮业、会稽的陈慧等人,并于赤乌十年(247)到建业传教。孙权听了他的说法后非常感动,专门为他设立了寺院。因为是最初的寺院,故名建初寺,寺的所在地被称为佛陀里。康僧会在建初寺一边着手翻译《六度集经》等佛典,一边利用自己丰富的儒佛道教的知识对《安般守意经》、《法镜经》等加以注释。虽然这两部经的注释已经失传,但序文还保存了下来,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佛教特征来源于初期的禅学思想。康僧会死于280年,这一年恰好也是吴国灭亡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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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康僧会弘教壁画

支谦和康僧会布教活动,使佛教在吴国的君臣之间也得到相当的渗透。比如,著名天文学家阚泽(在《演义》里,赤壁之战时,正是阚泽给曹操送去黄盖诈降书。当然这个情节属于虚构)竟把自己的私宅改造成寺院,并以自己的字冠名为德润寺。孙权死后,据记载当时掌握实权的孙綝曾捣毁浮屠寺(寺院),杀害道人(僧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镇压佛教事件。也就是说,佛教在吴国的渗透已经到了受人仇视遭受镇压的程度。另外,吴国制作的神亭壶、铜镜上也都装饰有佛像图案。

魏、西晋的佛教

魏在佛典的翻译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吴,当时也有许多译经者在魏从事译经活动。比如嘉平年间(249—254)来到洛阳的中印度僧侣昙柯迦罗翻译了《僧祗戒心》,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佛教的戒律。在此之前,因为不懂得戒律,当时虽然也有人出家,但都不是正规的出家僧侣。昙柯迦罗传来的戒律,为僧侣的正规出家受戒打下了基础。进入西晋以后,代代祖居敦煌的大月氏国僧人竺法护翻译了《正法华经》,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法华思想。竺法护的佛典翻译多达一百五十部以上,为后世的佛教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虽然玄学在魏非常流行,但是魏却没有像吴那样有过君主名士都接触佛教的记录。唯一例外是曹植,据说他在山东鱼山听到空中回荡的梵音(sa sk tam〔梵语〕音乐),第一次作了梵歌(佛教歌)。不过,估计这只不过是一个传说。因为中国名士阶层与僧侣交流,开始大量接受佛典影响,要到这之后的东晋时代了。当然,这可能与东晋迁都佛教盛行的吴地有一定关系。

不过,虽说如此,魏晋的宫廷以及士人也还是多少受到了一些佛教的影响。曹操的儿子曹冲(幼名仓舒)五六岁时,有一天孙权派人送来一头大象给曹操。曹操召集大臣问怎样才能知道大象的重量,大臣们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时曹冲站出来说,先把大象牵上船,在船身下沉的地方做上记号,然后把象牵下来装上别的东西,等船身沉到刚才的记号处称一下这些东西的重量,就可以得出象的重量。在场的人都对曹冲的聪明赞不绝口。

这个故事见于《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但它本来是《杂宝藏经》的《弃老国因缘》中的一个故事,当然不可能是一件真事。在当时流行的这种夙慧、神童故事里,有可能参考借鉴了一些佛典的内容。前面提到的刘备臂长过膝的例子,以及这个曹冲称象的故事,都不经意地、或者是无意地揉进了一些佛典里的故事,这足以说明当时佛教已经相当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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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麻浩崖墓 位于凌云、乌龙两山之间的溢洪河道东岸,麻诺是地名,崖墓是古代凿山为墓的一种墓葬形式

可惜的是,聪颖过人的曹冲年仅十三岁就夭折了。曹操的内心悲痛可想而知,他甚至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对在身边尽心安慰自己的长子曹丕不无挖苦地说,冲儿死了对我这个做父亲的来说是一个不幸,可是对于你们兄弟来说却是一个幸运。曹冲死后,学者邴原家也刚死了女儿,曹操提出想把两人合葬,可是被邴原以不合礼仪为由拒绝了。最后曹冲与曹丕夫人甄氏一族的一个死去的姑娘合葬了。这种未婚男女死后合葬的习俗,意味着让两人到了阴间也能结婚,又称作冥婚,直到今天在中国也还能经常看到。但是这个习俗有悖于儒教礼法。

蜀国的佛教遗迹

在蜀国没有像魏、吴那样的译经事业,也找不到与佛教有关的记载。不过,在同时代的魏、吴两国佛教已相当盛行,如果说蜀完全没有受到影响也是不可能的。文献记载虽然没有,与佛教有关的遗迹却存在着。

自汉代以来,蜀国所在的地区就有在山崖上凿洞为墓的独特风习,这些岩洞里常常雕刻各种画像作装饰。其中以位于今天四川省乐山市的麻浩崖墓最为著称。麻浩崖墓里有一些据推定是属于蜀国时期的佛陀像和僧侣像。另外,彭山县崖墓,出土的陪葬品中有一种树叶呈铜钱状的摇钱树,在这个摇钱树的台座上也可见到佛像图案。这说明在蜀国,佛教也是被糅合到传统信仰里才得到民间的接受。不过,在统治阶层之间却完全找不到佛教传来的痕迹。

《维摩诘经》与居士佛教

以上我们看到,进入三国以后,对佛典的翻译非常盛行,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后汉时代。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这些翻译过来的佛典流传至今的却很少。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后来出现了鸠摩罗什和玄奘等译经大家,初期这些不完整的翻译也就逐渐无人问津了。不过,其中也有一些为数不多的翻译佛典流传至今,而且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支谦翻译的《维摩诘经》就是其中之一。《维摩诘经》还有鸠摩罗什译本和玄奘译本,但是现存最古的译本却出自支谦之手。

《维摩诘经》以文殊菩萨与大富豪维摩诘互相问答的形式写成。一次维摩诘生病卧床,智慧之神文殊菩萨受释迦之命与弟子们一起去探望,这时两人就各种各样的事物现象进行问答议论。其中最重要的观点是认为通过般若思想的空的概念能够进入不二法门。所谓“不二法门”,简单地说就是自他、生死等现实世界中的两个对立事像,从“空”的立场来看,其实都是不二同一的。不二法门是佛教认知世界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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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维摩立像 隋代壁画

前面已经说过,三国时代的中国上自清谈中的哲学谈议,下至宴会上的文艺表演,都非常流行这种以问答方式辩论两个对立事物之优劣的风气。这种看问题的方式,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基本思维方式。可是《维摩诘经》却主张对立事物的矛盾其实是同一的。

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崭新的观点。不过,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存在类似的看法。比如《庄子·齐物论》就是一个代表。《齐物论》里说,庄子有一天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后他搞不清是自己在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在梦中变成了自己。庄子通过“庄周梦蝶”这个有名的比喻,提出了一个把对立事物的矛盾进行相对化从而达到两者统一的哲学问题。对此,《维摩诘经》则是利用“空”这个绝对概念,来扬弃矛盾。运用问答方式解说不二法门的《维摩诘经》,无疑是以一种为当时士人阶层所熟悉的形式与理论展开,向人们提示了一个陌生而新鲜的概念。

而且《维摩诘经》的主人公维摩诘自身是一个居士,这向人们昭示了不出家也照样能够达到大彻大悟的可能性。这个观点对于那些置身儒教伦理之中,却感到某种不足,希望从佛教中寻求某种更加根源性寄托的中国知识人来说也充满了魅力。

这样,《维摩诘经》又以它丰富的文学表现,不但吸引了众多的佛教信徒,还吸引了广大的士人阶层。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就以摩诘为字,也就是王维摩诘,显然他是想把自己与维摩诘视为同一。

西行求法第一人

后汉以来的译经事业都是由来自印度以及西域的外国人及其子孙进行的。到了三国时代,终于出现了去西域求法的僧人。这个人就是朱士行。

朱士行是后汉以来名士辈出的颍川出身。他在洛阳研究阐说般若思想的《道行般若经》,深感译文的简略艰涩,为了求得完整的经典,他于魏甘露五年(260)出远行西域于阗(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求法。朱士行在于阗得到《放光般若经》原本,西晋太康三年(282),他派弟子弗如檀把经本送回洛阳。朱士行自己仍然留在于阗,后来在那里去世。他派弟子带回的《放光般若经》后来由于阗沙门无罗叉和竺叔兰翻译成汉语。朱士行以后又有法显、玄奘等无数的僧侣西行求法,朱士行是西行求法的第一人。据说朱士行还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受戒的出家僧侣,在他以前,虽然也有出家的僧人,但都是没有经过正式的受戒。

朱士行是猪八戒吗?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作为中国屈指的风景名胜广为人知。西湖湖畔有一座飞来峰,相传这座山是从印度飞来的。飞来峰的岩壁上有三组据说是宋代制作的人物石雕像。其中一组是三藏法师玄奘与孙行者的像,作为孙悟空出现的早期事例相当有名。另一组是提有“朱八戒”三字的人物及其从者;最后一组是传说中的最早给中国带来佛典的迦叶摩腾与竺法兰。这里的“朱八戒”的“八戒”二字,据说本来是“士行”二字,后来才被改成了“八戒”的。那么这组浮雕的人物应当是朱士行与从者。这样的话,这三组浮雕的人物构成就成了最早的佛典传来者、最早的求法者和最有名的求法者。这样一来就容易理解得多,大概这才应该是本来的构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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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飞来峰造像人马像 雕刻的是最早的求法者朱士行。但是后来变成了朱八戒,也就是猪八戒。浙江省杭州市。著者摄

朱八戒也就是猪八戒,在《西游记》的早期资料里“猪八戒”都被写成“朱八戒”。后来因为在北方发音里,朱与猪同音,都念作“zhu”,所以“朱”被改成了“猪”,朱八戒也就成了猪八戒。猪在中国指的是家猪。也就是说,根据飞来峰的这些浮雕来看,猪八戒的原型竟然是朱士行。

佛教的孝子故事

孝是儒教的一个重要德目,所以孝子故事中出现的孝子都应该是中国人,可是在“二十四孝”的故事中却有一个印度孝子。这个人就是睒子。据说睒子父母年老目盲,听说饮鹿乳能治眼疾,睒子就身披鹿皮进入深山,钻到鹿群里去取鹿乳,一次,他差点儿被猎人当作真鹿射中。睒子急忙现身道以实情,才躲过一难。

这个故事的题材来源于印度萨满(shaman 巫师。睒的古音为siam)的故事,在印度古代叙事诗《罗摩衍那》及《释迦本生谭》(阇多伽)中都可以看到。这个故事在中国最早见于吴国康僧会翻译的《六度集经》。另外,在相传为曹植所作的梵歌中据说也有“睒颂”,可见在三国时代睒子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后来又有《佛说睒子经》等被翻译过来,使睒子的故事变得更加有名。

随着这个故事的不断流传,睒子逐渐被人们与《春秋左氏传》中出现的山东一小国君主郯子混同,在“二十四孝”里已经不太被认为是一个印度人了。“二十四孝”中还有后来被奉为道教仙人的吴猛等人物出现。由此可见,被中国人视为首要道德观念的“孝”, 也同样受到儒佛道三教的重视。


[1] 五山禅僧:室町时代的日本仿效中国佛教制式指定的五大禅寺。足利义满时定有京都五山和镰仓五山。京都五山指临济宗的南禅寺以下的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镰仓五山指建长寺、元觉寺、寿福寺、净智寺、净妙寺。

[2] 菅原道真(845—903):日本平安时代的贵族、学者、汉诗人、政治家。初受当时的天皇重用,官至右大臣(宰相)。后受谗言被左迁,没于左迁地太宰府(今福冈县)。死后京都天变地异多发,世人认为是菅原道真作祟报复,遂成信仰对象。现为日本最有名的学问之神深受学子仰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