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文学的自觉时代

诗与小说——个性的文学

诗本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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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中国古典文学,大部分人首先就会联想到李白、杜甫的唐诗。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在日本一般被称作汉诗,大部分都是五言诗或七言诗。不过中国古典诗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五言或七言形式。中国最古的诗集、先秦时代的《诗经》基本上以四言诗为主,《楚辞》则字数不定。五言诗、七言诗发展成为主流,则要到后汉末期至三国的这一段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曹操父子以及他们身边的一些诗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的诗起源于民间歌谣,最初都是唱出来的。所以四言、五言、七言这些诗的体裁的不同,实际上是由诗的原有曲调的变化产生的。人常说歌随时变,因此随着音乐的兴衰,诗的体裁也发生了变化。汉朝为考察民情并为政治所用,专门设置了乐府,收集各地民谣,因此汉代民谣一般又被称作乐府,其形式主要为五言。相对的,七言诗则多用于铜镜的铭文,被认为是一种宗教性质的歌谣。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就有七言诗出现。

后汉末期以后,模仿这种五言乐府诗的体裁,文人们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古诗十九首》用简洁朴素的语言描写了人们的内心痛苦与觉醒。比如,“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第一首)描写离别之情;“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第十五首)则表现了对人生无常的感慨。特别是后者,流露出一种人生短暂,死后未知,活着就应该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思想,反映了人们相信永生的古代信仰的动摇与生死观的变化。《古诗十九首》作者不详,但是,在后汉末期的文人代表名士蔡邕和他的女儿蔡文姬的作品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倾向。

诗人曹操的作风

给五言乐府诗带来新风,为乐府诗在文学上的发展和完善创造了契机的,不管怎么说,还要归功于曹操。曹操作为一个政治家,不仅日理万机,而且在书法、音乐、围棋等方面也有深湛的修养,作为诗人他也是超一流的。曹操在音乐和歌谣上的才能与他的祖父、宦官曹腾曾任宫中音乐小黄门一职有一定的关系。

下边我们来介绍曹操的代表作《蒿里行》,它抒发了关东诸侯联合讨董失败后的心境: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第五行的“淮南弟”指自称皇帝的袁术,“刻玺”则指袁术之兄袁绍私刻玉玺觊觎帝位。这首诗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关东诸侯为讨伐董卓从联合走向内讧的历史。表达了曹操内心的无奈和他对民众饱受战乱之苦的同情。曹操的这首《蒿里行》,与歌唱同一题材的“鼓吹曲 ”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如上述所言,曹操在戎马倥偬的征战中,把自己的日常所感常常寄托在诗歌里。作者不详的《古诗十九首》仍然保留着浓厚的民谣特征,歌唱的题材也是一些万人共通的普遍问题。相比之下,曹操的诗则表现了具体情况下的曹操的个人感情。正是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个人的文学、个性的文学的文学形式,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这个时代诞生了。

曹操这种对诗的爱好,也传给了儿子曹丕和曹植。特别是曹植,不仅是这个时代的,也是唐以前六朝时期的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曹操父子的作品,有不少是在与幕僚、近臣的应酬以及宴会上作为即兴之作写成的。其中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等七人的作品也受到高度评价,曹丕在所著的《典论·论文》中称他们为七子。后世以他们活跃期的年号称他们为“建安七子”。曹操父子与建安七子的文学,在当时那个时代特有的悲怆感和个性觉醒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慷慨激昂的表现风格,被后世称作“建安风骨”,受到唐代李白、杜甫等人的称赞。

围绕“铜雀台赋”的矛盾

《演义》里引用了大量的诗歌,但大多是对书中人物或事件进行批评的后世之作,书中人物自己写的诗,大概只有赤壁之战前夜曹操的诗和实际是后人伪作的曹植的七步诗。另外,还有在刘备三顾茅庐的一回里,出现过诸葛亮岳父黄承彦吟唱诸葛亮《梁甫吟》的情节。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诸葛亮曾作《梁甫吟》,而且这首被认为是诸葛亮所作的诗(实为后世伪作)也见于书中。不过它描写的是春秋时代的贤者晏子设计用两个桃杀三勇士的故事。《演义》作者大概觉得这个内容与三顾茅庐时诸葛亮身上那种逍遥的隐士风格不符,所以把原来的《梁甫吟》改成了一篇毫无关系的咏梅诗。

《演义》里还有一个场面是,赤壁之战前,诸葛亮为了激将周瑜,故意说曹操南征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因为听说孙策、周瑜夫人大乔、小乔姊妹漂亮美丽,所以想把姊妹俩抢占到手,带回邺都铜雀台,供晚年享乐。诸葛亮还当场背诵曹植的《铜雀台赋》。其中有“揽二乔兮东南,乐朝夕兮与共”两句,周瑜听了果然大怒,遂决心联蜀抗曹,《演义》的情节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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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铜雀台旧址 曹操在邺城西北角与金虎台、冰井台同时兴建。上有楼阁,屋顶装饰有巨大铜雀。河北省临漳县

这里的《铜雀台赋》,正确的名称应该叫《登台赋》,的确是曹植为铜雀台写的一篇作品。只不过上述的两句在曹植的原作里并不存在。《演义》作者是从唐代杜牧《赤壁》诗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受到了启发,才杜撰出原文里不存在的那两句来。又让诸葛亮背诵它们去激怒周瑜,安排得确实很巧妙。而且在《演义》的早期文本中,这两句为“挟二桥于东南兮,若长空之螮蝀”,表面上说的是“桥”,实际上是暗喻“二乔”,在后来的修订版里,毛宗岗为了简单易懂把“二桥”干脆改成了“二乔”。《演义》的作者和修订者在表现技巧上都很下工夫。

不过,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曹操筑铜雀台是在赤壁之战两年后的建安十五年(210)。《演义》也在赤壁之战后的第五十六回里写“曹操大宴铜雀台”,这时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王粲还到场作了诗(诗没有被引用)。所以说,赤壁之战以前不可能有曹植的《铜雀台赋》。如果《演义》从开头到结尾都是由一个作者构思的话,这样的矛盾也就不可能出现。诸葛亮背诵《铜雀台赋》的情节,很有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

这些且不多说,在《演义》引用的诗赋中,真正属于故事人物所作的作品只有曹操的诗和曹植的赋。诸葛亮的《出师表》当然是被选用了,据说为他所作的《梁甫吟》却只用了题目,诗的内容是莫名顶替的。像这样,在提及三国时代的文学作品时,存在着只列举魏国文人作品的倾向,只不过是因为新的文学运动发生在以曹操为中心的魏,而在吴、蜀几乎没有可称之为文学作品的东西。如果把新文学作为开拓新时代的一个象征性现象的话,这个现象只有在魏才能看到。

竹林七贤

以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这七人为成员的“竹林七贤”,活动在魏正始年间以后,也就是司马氏篡权剧愈演愈烈的时期。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从这一点来说,竹林七贤基本上可看作是建安七子的后辈。说起“竹林七贤”,给人的印象是一些终日聚在竹林中饮酒清谈的隐者或超凡脱俗的奇人。但这都是后世的想象。他们实际生存的那个时代,是司马氏和反司马氏两派展开残酷政治斗争的黑暗时代,是稍不留心就会招致杀身之祸的恐怖时代。而且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嵇康本来就与曹家关系紧密。他们的豪饮放纵,其实可以看作是为了在黑暗恐怖时代求生存的一个隐身自晦的手段。下面就是一个很有名的逸话,司马昭想给儿子司马炎娶阮籍之女,阮籍为了躲避,每次见面都喝得醉醺醺的,使司马昭找不到机会提这门亲事。嵇康则是遭司马氏近臣钟会的陷害而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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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拓本,南京博物院藏) 南京市近郊西善桥宫山墓出土。绘有竹林七贤加上春秋时代的荣启期等八人的墓砖。为最早竹林七贤绘图

相对于建安文学的悲凉之中渗透着慷慨激昂的风格即所谓的“建安风骨”而言,七贤的文学则散发着一种更加深刻的悲哀和沉痛的孤独感,与当时的时代面貌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也正因此,他们的作品才放射出更加强烈的个性光芒。其代表作品为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下边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首: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
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旷野。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
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

 

这里没有曹操诗中描写的那种白骨遍野的战争惨相,取而代之的是孤鸟离兽的无人旷野。这里所描写的与其说是实际的景色,还不如说是作者孤独的内心世界。没有能够交心的知己,只能通过自言自语来消除内心的郁闷。

与直截了当痛斥讨董同盟背叛瓦解的曹操相比,阮籍的身上则充满了更加沉闷、更加扭曲的情绪。这种近乎绝望的孤独贯穿《咏怀诗》的全篇,读者能从中体会到作者忍受孤独的顽强意志。正因为如此,《咏怀诗》被视为中国诗中格调最高的个性诗作之一。至此,五言诗开始逐渐从自己所起源的民谣风格的乐府诗中分流出来,形成了一股独立的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文学潮流。

文豪鲁迅的评价

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一文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里所说的文章不仅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还是一个包括历史、哲学在内的更广义的概念。他还在文中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用以强调文学中的个人之气,也就是个性的重要性。近代文豪鲁迅在杂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称这个时代为“文学的自觉时代”。

有关阮籍的不拘礼法,传说很多,比如他对自己喜欢的人用正眼看,对自己讨厌的人就翻白眼看,在母亲的葬仪上他竟喝酒吃肉等。阮籍的这些行为,是对儒教礼节假面下统治者疯狂争夺权力的那个虚伪时代的一个讽刺,是忠实于内心真实感情的一种思想表白,同时也是在乱世隐身求生的一种智慧。这种在不稳的时局中产生的紧张感使他的孤独感变得更加深刻敏锐,从而创作出众多的优秀作品。这点与嵇康、刘伶非常相似。比如嵇康,山涛推荐他做官,他不但以自己性情懒惰不宜做官为由固辞,还写信给山涛提出绝交。写有《酒德颂》的刘伶更是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他给家仆嘱咐哪天如果自己醉死在哪儿就埋在哪儿。他们的这些肆意放达的言行,被收录在后人编写的人物言谈轶事集《世说新语》里。

竹林七贤之称,是进入东晋时代以后才出现的,当时七贤像常常被人们作为绘画的题材,超凡脱俗的隐者形象也逐渐形成。南京发掘的六朝陵墓的画像砖上,就有竹林七贤以及春秋时代的隐者荣启期这八个人的画像,可以从这里看到当时人们对七贤的认识。

卖鬼的故事

曹操非常多才,他的儿子曹植则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比他的父亲更加多才多艺。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叫邯郸淳的文士前来拜访曹植,曹植非常高兴,他先是脱光了膀子跳起西域舞蹈,又是表演杂耍舞剑,然后还朗诵俳优“小说”数千言,最后他更衣整容,与邯郸淳从开天辟地以来的历史说到人物优劣,又评说古今文章、时政的是非,最后甚至大讲兵法,使邯郸淳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里所说的小说,与现在的小说不同,基本上不涉及政治、哲学等严肃话题,只不过是一些轻松有趣的小故事而已。这些小说自战国时代以来就已经出现,到了这个时代因为社会及价值观的多样化,生死观的变化,道教、佛教的影响等,有关鬼怪以及阴间的怪谈非常流行。曹植给邯郸淳朗读的小说,可能属于这类故事吧。

我们所知道的最早收集怪谈的作品里有一本曹丕的《列异传》。这本书并不是曹丕的个人著作,估计是把当时在他的沙龙里说的故事编辑而成的。这本书虽然已经散失,但是其中的几篇被引用在后世的书籍里。其中宋定伯卖鬼的故事广为人知。

一天,宋定伯独自夜行遇到了鬼,就说自己也是鬼,与鬼同行。半路上他们决定轮流背对方赶路,鬼没有重量,而宋定伯却很重,过河时鬼没有一点儿声响,而宋定伯却搅得水声很大。鬼觉得奇怪,就问怎么回事儿,宋定伯就推说自己是新鬼,还不习惯。最后宋定伯问鬼最怕什么,鬼回答说最怕人的唾沫。宋定伯就向鬼吐唾沫,鬼于是变成了羊。宋定伯把羊拉到市场上卖了,小赚了一把。这简直就是一个捉弄人的,不对,应该是捉弄鬼的故事。这种把鬼说得低人一等的写法,代表了当时由生死观变化带来的以人为中心、以现世为中心的思考方式。不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卖鬼这种新奇的构思和那种傻乎乎的憨厚幽默。

再来看一个拿仙人取笑的故事。有一天,仙女麻姑下凡蔡经家。麻姑指甲很长,蔡经看了不由地说,这么长的指甲给我挠挠脊背肯定很舒服。麻姑听了火冒三丈,一怒之下杀了蔡经。挠脊背用的小竹耙子在日本叫“孙子手”,实际上就是从“麻姑手[1]”的发音转变来的。这个故事虽然给人们讲了一个因冒渎神仙而受罚的可怕故事,但是更有意思的是让神仙给自己挠背这种想法的奇拔和幽默。在这点上与上述宋定伯的故事是共通的。

笑话与怪谈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时代的人们非常重视会话的机智。孙权爱开玩笑是很出名的,刘备也有用俏皮话逗人的记载。幽默是一种笼罩于当时整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专门供人逗笑取乐的笑话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也许越是战乱的岁月,人们也越是追求以一笑来发散内心的痛苦。前面我们提到的邯郸淳,据说为他所编的《笑林》,是中国最早的笑话集。下边我们来介绍几篇。

有一个北方人来到南方的吴国,吴人做竹笋招待他。没吃过竹笋的北方人问这是什么,吴人回答说是竹子。北方人回去后,马上把家里的竹席放到锅里去煮,可是怎么也煮不成竹笋那么软。北方人很生气,骂道:“吴人太狡猾,竟然骗我。”下一个故事是吴人到北方的事,北方人拿出酸奶招待吴人,吴人不知酸奶为何物,硬着头皮都吃了。回到旅馆恶心得全吐了。吴人怀疑被人下了毒,便嘱咐儿子说:“那个难吃的东西是被下了毒,不过北方人也跟我一起吃了,我死他也得死。你可得小心,千万别上当。”这些以南北饮食文化以及对抗意识为笑料编出来的笑话,给来往于魏吴之间的使者们肯定带来不少宴会上的快乐。

三国时代盛行的怪谈,后被称为志怪小说,《世说新语》中的那些人物逸话被称作志人小说。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在没有明确的创作概念这一点上与后世小说不同。可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近世小说,却是把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作为它的一个源流发展起来的。

另外,这个时期的一些文学性很强的书信,像曹丕写给吴质的书信以及陆机、陆云兄弟之间的往复书简等,也作为散文文学出现。这与当时书信的广泛普及有关。

科学与医学

三种历法——天文学与数学

三国时代是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这已无需赘言。而皇帝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管理历书。中国的皇帝作为天子,也就是上天之子,以上天的意志统治人民,所以皇帝有责任向人民保证上天的正常运行。因此历代王朝原则上都制作新历,以证明自己是上天的代表。因此,所谓服从某个王朝,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使用这个王朝的历法而已,所谓“奉正朔”就是这个意思。三国时代有三个王朝,也就有三种历法。刘备死后,雍闿在蜀国南方发动反乱,蜀将李严写信质问,雍闿回答说:天无二日,地无二王,可是现在却有三种正朔,叫我们这些偏远地区的人无所适从。

当时三国的历法,蜀国使用的是后汉以来的四分历。四分历的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天又四分之一天,是一个很粗略的算法。这种四分历在蜀建国以前已经使用了上百年,误差已经变得相当大了。但是以汉王朝正统后继者自居的蜀国也只好继续使用这个四分历。相对于蜀,吴国孙权在建元黄武的那一年(222),马上就采用了后汉末期刘洪考案制作的当时最先进的乾象历。这是因为当时吴国的学者阚泽从刘洪那里学到了这个历法。乾象历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天又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天,相对于四分历,不但准确而且还可以计算月亮运行的快慢,是中国天文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历法。我们已经提到过,魏国在明帝景初元年(237)曾改订历法,采用了杨伟改进的乾象历。定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又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天,比乾象历更加精密。而且景初历对日食计算也越来越细致周密,直到刘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元嘉历公布为止,南北朝历代王朝均使用景初历。

通过上述历法的使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原封不动使用老皇历的蜀国的保守性,当机立断采用新历的吴国的先见性,和能够制作最精密历法的魏国的先进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国的天文学研究很盛行,比如,阚泽写了乾象历的注,陆绩绘有浑天图,王蕃根据乾象历制作了仪象等。浑天图和仪象代表了当时最新天文知识的天体图,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天文学的发达与数学的进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被认为是完成于后汉初期的《九章算术》,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水平。这本《九章算术》里已经出现了连立方程式的解法和负数、分数的概念。这与古代印度和希腊数学相比,也是很先进的。《九章算术》后来能够流传后世,是因为当时有刘徽写了一本《九章算术》注。刘徽的注完成于景元四年(263),他把圆分成一百九十二边形,计算出圆周率为3.1416。这种把圆分割成多边形,通过计算多边形来推算圆周率近似值的方法,与古希腊阿基米德的计算方法相同。除此之外,刘徽还有一本《海岛算经》,介绍的是测量方法。

名医华佗狱死

三国时期人口的减少非常严重,这固然是起因于连年的战乱,另外疫病的流行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黄巾军的太平道,张鲁的五斗米道,都是以替人治病作为布教的第一手段。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治病主要用的是咒术,但其中肯定也包含了一些医学的治疗手法。战乱和疫病使人们不断面临死亡的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医学进步的时代。

提起三国时代的名医,毫无疑问当首推华佗。在《演义》里华佗出现三次,第一次是投药为重伤的吴国将军周泰治疗创伤(第十五回),第二次是关羽的胳膊中了毒箭,华佗为他做刮骨治疗(第七十五回),最后一次是为了给曹操治头疼,华佗建议使用一种叫麻肺汤的麻醉药,实行开颅手术,不想却被曹操怀疑是要害死自己,遂被关入牢狱,死在牢中。不久曹操也死了(第七十八回)。其中治疗周泰和关羽是《演义》的虚构,不是事实,这里只不过是让名医华佗在周泰身负重伤和关羽中毒箭的史实里露了一下面而已。不过,华佗最后被曹操投狱并死在狱中却是事实。但原因是华佗谎称妻子生病跑回家乡的事被人发现。曹操头疼的老毛病久治不愈,就怀疑华佗是故意不好好治。可是后来自己宠爱的儿子仓舒(曹冲)快死时,据说曹操很后悔杀了华佗。曹冲病死于建安十三年(208),华佗的狱死应该在这之前,为关羽治疗腕伤完全是不可能的。

华佗的业绩里,非常有名的是用麻沸散(《演义》误作麻肺汤)实施了麻醉手术,还有模仿虎、鹿、熊、猴、禽的动作发明的一种叫“五禽戏”的体操。但五禽戏的具体内容,因为据说华佗被投入狱后,把自己的著作全部烧掉,所以我们今天不得而知。华佗与曹操是同乡,好像从很早开始就给曹操治病。但是华佗对于自己不被当作士人、只被当作医生的境遇愤愤不平。这造成了他与曹操之间的矛盾,最终成为他被投狱致死的一个间接原因。华佗最后将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也是这种不得志的心理状态导致的结果。直至现在中国医生的社会地位与日本相比还低得惊人。在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里,中国自古就领先于世界的先进水平,可是到了近代中国在各个方面都被欧洲赶超,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从事科学技术的人的社会地位,远远低于具有儒家知识教养的士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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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华佗为关羽刮骨疗伤(歌川国芳绘)

因为失去著作华佗几乎已成为一个传说中的人物。相比之下,这个时代最为有名的医学著作当数小华佗几岁的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 伤寒即传染性热病,《伤寒杂病论》针对当时使人们备受其苦的疫病以及其他各种疾病,记录了详细的经过临床实践的治疗方法。还有魏太医令王叔和的《脉经》、西晋皇甫谧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分别是最早系统介绍诊脉和针灸的书籍,它们与《伤寒杂病论》一起,被认为是后来中国医学的最基本经典。

炼丹术与药物学

以玄学和清谈著名的魏的何晏,还因为嗜好服用一种叫作五石散的用五种矿物调和的幻觉剂而出名。这种五石散后来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广为流行,成为考察当时社会风气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要素。鲁迅在杂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与酒并列提到的药,就是这个五石散。这种服用矿石药物的习惯,与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炼丹术也有密切关系。炼丹术主要是把丹砂(硫化汞)和铅放在炉中加热炼成“金”,这种“金”被作为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服用。其方法见于后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和东晋葛洪的《抱朴子》。汉代以前人们是到遥远的有仙人居住的东海仙岛去求仙药,而到了这个时代,人们已经开始用自己的双手来做仙药了。不过,金当然是不可能炼出什么来的,而且水银是一种有毒物质,用得多了自然会中毒死亡。

炼丹术与西洋的炼金术一样,虽然在炼制灵丹妙药上没能成功,但却促进了化学和药学的发展。中国的药学长期以来一直以《神农本草经》作为基础经典。虽说是本草,但它阐述了植物以及动物、矿物等凡是可以入药的各种物质的功效。这本书据称是上古传说中的帝王神农氏之作,但是实际完成的时间估计应该是在后汉,《伤寒杂病论》作者张仲景等有可能参与写作。《演义》里出现的用妖术嘲弄曹操的仙人左慈(第六十八回),就是后来被视为炼丹术鼻祖的人物。另外,在魏下赐给倭国女王卑弥呼所派使者的礼品中也包含有铅丹五十斤。

三国时代的都城

邺都与洛阳:中国都城的样板

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了蜀国的成都、吴国的建业、魏国的邺都这三个城市。其中邺都是曹操在消灭袁绍一族的建安九年(204)建设的,到黄初元年(220)曹丕登基即位迁都洛阳为止,一直是曹操一族作为魏公、魏王时的都城。所以在严格意义上说,邺都不是魏的都城,而是其发祥之地。

邺都遗址在今河北省最南端的临漳县。根据发掘调查,它是一个东西约三公里、南北约二公里的长方形城郭都市。东西各有一门,南有三门,北有二门,共七个城门。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是,这之前的秦汉时代的都城宫殿都分散于城内各处,而邺都却把宫殿集中在城的北部,并且整个邺都城由东西和南北的中轴线区分,北部是宫殿以及戚里(外戚居住区),南部是官厅以及一般百姓居住区。这种都市规划后来在魏的洛阳,以及隋唐时的洛阳、长安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也成为日本平城京、平安京的样板。也就是说魏的邺都,是包括今天的北京在内的中国历代首都的城市规划的原点。另外,在邺都的西北部还筑有冰井台、铜雀台、金虎台等三座楼台。在这些楼台上经常举办宴会,我们已经在有关铜雀台的部分提到过,但它们的真正用途却是军事作用,在洛阳也修建与此类似的楼台。邺都后来又被后赵、冉魏、前燕以及东魏、北齐设为都城,城郭的规模得到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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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魏邺都 邺都在魏以后还为后赵等国都,东魏、北齐时曾向南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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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成都武侯祠 祭祀诸葛亮的武侯祠(左)现在是成都市内最有名观光圣地。祠中祭祀有诸葛亮(右)、刘备(中)像。与刘备墓惠陵相邻

魏都洛阳,位于今天的洛阳市东约十五公里处,它继承了周汉以来的洛阳城(后汉称雒阳)。洛阳在后汉末期的战乱中,特别是董卓迁都长安之际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魏取代汉朝后,魏文帝以及魏明帝都对洛阳进行了修复。魏明帝还仿照邺都的三台,在洛阳城西北建筑了三座小城,称作金墉城,以此作为防卫的一环。但是,由于魏明帝为修复洛阳、建设宫殿大兴土木,给魏国带来了沉重负担,从而加速了魏的灭亡。但是洛阳后来又经过西晋以及随后的北魏时代(494—534年定都洛阳)的建设整备,成为隋唐洛阳(魏洛阳城西约七公里处)及长安的直接样板。

吴国建业与蜀国成都

吴国都城建业位于今南京市,是长江南岸的军事要冲。建安十七年(212)孙权在此修筑石头城,命名建业,作为水军要塞。到黄龙元年(229)孙权即位后,才把都城从长江中流的武昌迁到建业,并在石头城东边建设了新城。其位置大致在今南京的中心部。317年迫于游牧民族的大举南下,晋朝逃往南方成为东晋,东晋以建业为都,改称建康。以后宋、齐、梁、陈各朝,前后三百六十年,都把这里作为都城。从吴到陈,以建业为都的六个王朝,被称作六朝。六朝时代绽放了王朝文化的绚丽之花,建康也作为六朝古都,成为李白等唐代诸多诗人的憧憬之地,被载入诗篇。在唐朝灭亡后的五代时期,又有南唐、明朝初期以及中华民国在此设都。在明朝宫城遗址、紫金山南的梅花山上,至今还有孙权墓存在。

蜀国成都也就是今天四川省成都市。蜀的时候分为西侧小城和东侧大城,小城为宫殿官厅地区,大城为居住区。章武元年(221)刘备举行即位仪式的武担山就在小城西北,武担山的南边就是宫殿区。这里至今还保存着刘备墓惠陵,以及西晋末年曾在这里建立“成”国的李雄创建的祭祀刘备的昭烈庙,在成都的城外还有诸葛亮送费祎使吴时说过“万里之行,始于此桥”的万里桥遗迹。当然现存的房屋和桥的部分都为后世所修。

美术与工艺

三国时代的画家们

于禁在樊城投降关羽,后来又被吴送回魏国,曹丕把于禁在樊城投降的场面画在曹操陵墓的壁画上,于禁看了以后羞愤而死,这一段故事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出现了以人物或者某种特定情景为素材的绘画作品。遗憾的是,当时的绘画作品的实物,除了近年考古发现的一些壁画等以外,完全没有保存下来。出土品中,比如曹操一族的陵墓中发现的奔马图、敦煌佛爷庙湾的西晋画像砖等,都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时代高超绘画技术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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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奔马图 出土于安徽省亳县曹氏墓的砖画。能看出当时的绘画技巧

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记录了这个时代绘画的大致倾向和主要画家。这本书认为作为中国绘画主流的山水画的诞生正是在魏晋时代。这与当时的诗歌多以山水为题材有着一定的关系。另外,这本书里提到的画家有魏国的高贵乡公曹髦、杨修、桓范、徐邈四人;吴国的曹不兴、吴王的赵夫人以及蜀国的诸葛亮、诸葛瞻父子等。其中张彦远评价最高的是吴国的曹不兴。书中介绍了这样一段轶事:一次,曹不兴为孙权画屏风,不小心把一滴墨洒到了画面上,曹不兴于是干脆把墨滴改画成一只苍蝇,孙权看画时以为真有一只苍蝇就挥手去赶。不过这样的逸闻杨修也有,大概和雪舟画鼠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曹不兴被列为吴国八绝之一。所谓“八绝”就是善看相的郑妪、善占星的刘惇、善占风的吴范、善算术的赵达、善弈的严武、善占梦的宋寿、善书的皇象以及善画的曹不兴。由此可见吴国有技能才艺的人才非常兴盛。

诸葛亮被列入画家之列,是因为他在南征时,画“夷图”用以教化当地人民。不过这大概只不过是一个传说。其他的还有赵夫人,她为孙权画了魏和蜀的地形图,还做成刺绣。这是一个显示孙权怀有称霸天下野心的逸闻。顺便提一下,西晋裴秀所作《禹贡地域图》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使用缩尺描绘的比较科学的地图,这里面利用了不少当时的数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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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季札挂剑图漆绘盘(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墓出土。口径24.8厘米

朱然墓中的绘画

1984年在长江沿岸的安徽省马鞍山市发现了一座三国时代的吴国古墓。墓中出土木刺上书有“故鄣 朱然再拜問起居 字義封”的文字,由此断定这座墓为擒杀关羽的吴国名将朱然的陵墓。从墓中还出土了漆器、陶器、铜镜、铜钱等大量陪葬品。其中特别是漆器上大量的彩绘图引人注目,有画着在皇后与长沙侯等出席的宫中宴会上表演鼓吹(乐队)、舞剑、弄丸等曲艺的场面;有画着春秋时代吴的贤人季札把自己的剑挂到友人墓前这一场面的“季札挂剑图”;还有画有两个小孩儿手持棍棒打斗的“童子对棍图”;以及画有后来被收进“二十四孝”的孝子伯俞与其母亲像的,这些漆画以生动的笔触对人物进行细致的描绘,充分表现了这个时代绘画水平之高。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季札挂剑图”和“童子对棍图”背面,分别有“蜀郡造作牢”和“蜀郡作牢”铭文。说明这些漆器至少有一部分是在蜀国制作的。蜀从汉代以来就是漆器制作比较发达的地区,这些漆器有可能是通过长江水路交易,从蜀传到吴的。朱然墓还出土有“大泉(钱)当千”、“大泉(钱)五百”等相当于当时通行的五铢钱一千枚、五百枚价值的高额货币,这是吴为了方便交易而铸造的。朱然墓的陪葬品,不但显示了三国时代工艺、美术水平之高,也是证明吴蜀交易频繁的贵重资料。

神亭壶之谜

漆器属于高级用品,这个时代比较普及的则是陶器。北方因为战乱的影响,仍然以汉代以来的灰陶生产为主,而在吴地却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现在的浙江省一带属于古代越国地区,也是后来被称为越窑的青瓷生产的中心。从浙江省为中心的长江南部的后汉末期、吴、西晋的古墓中出土了许多形状奇特的陶瓷壶,这些陶瓷壶后来被命名为神亭壶或魂瓶。

后汉时代的这一地区的古墓中出土一种五联罐,而神亭壶被认为是在五联罐的上部附加四个小壶变化而来的。神亭壶基本保持五联罐的原型,又在壶肩部分堆塑了一些人物和小动物的装饰,上部大多作成楼阁状。令人注目的是,后期的神亭壶,人物装饰部分还常常出现佛像。因此楼阁部分也有可能是参考佛塔做成的。神亭壶的用途目前还不清楚,据推测它可能与礼葬有关,是被作为寄托死者灵魂的冥器。

神亭壶只在吴国的扬州地区有出土,而同为吴国领内,在西部的荆州和南部的交州都没有出土。东晋以后,神亭壶突然销声匿迹,从这一点来说,神亭壶是吴、西晋时代这一地区一种独特文化的反映。在出土神亭壶的古墓中,也有根据同时出土的文字资料判明墓主的,其中从江苏省宜兴的周墓墩一号墓出土的墓砖上发现了“元康七年九月廿日、陽羨所作周前將軍磚”的文字。这位周前将军被认为是周鲂之子周处。周处在吴灭亡后仕晋,于元康七年(297)死去,被追谥为平西将军。周氏一族为吴郡阳羡(宜兴)的豪族,可见神亭壶所反映的礼葬文化是以吴郡为中心的江南豪族的风习。另外,从这座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青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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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青瓷神亭壶(南京市博物馆藏) 吴地特有的青瓷器“神亭壶”。高34.3厘米

神兽镜与水神信仰

神亭壶的堆塑里出现佛像,说明了原有的信仰已经开始受到佛教的影响。这一点,从吴国制作的神兽镜上绘有佛像图案的事例上也能得到证明。神兽镜是镜的背面施以浮雕风格的龙虎灵兽和东王公、西王母等神仙像的铜镜,另外,背面为车马、舞人等类似汉代古墓画像砖图案的铜镜又叫画像镜。神兽镜于后汉中期在四川开始制作,但是后汉末期以后多数是在吴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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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吴王伍子胥画像镜拓本 绘有伍子胥(下部)在“吴王”面前自杀场面。此镜为浙江省绍兴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后汉末期以后,吴国制作的神兽镜、画像镜中,特别是浙江省绍兴附近出土的神兽镜,背面的神仙像里不但有初期的东王公、西王母,还出现了王乔、赤松子、伍子胥等多彩的人物形象。伍子胥是春秋时代吴国的英雄,死后他的尸体被扔进河里,所以被后人奉为水神。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吴国孙綝曾经破坏建康的佛寺,其实同时他还放火烧了伍子胥的庙。这座伍子胥庙应该就是一座水神庙。王乔、赤松子都是有名的仙人,在吴也被奉为水神。从前述的关羽和甘宁被水神化的事例也可以看到,水神信仰不仅分布极广,特别是在吴国领内更加盛行。神亭壶堆塑的装饰里出现不少蛇、青蛙等水生动物,另外与神亭壶同一时期时发现的买地券(为死者购买阴间土地的文书)上也有关于河伯和鱼的记述,因此可以推断神亭壶有可能也是这一地区的水神信仰的一个象征。而且这种水神信仰大概起源于这里的原有居民越人的文化。这样,一种以极具地方性的文化为背景的本地信仰与佛教这个外来宗教结合到了一起,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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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弩 汉中附近出土三国时代的铜制弩零件

武器开发竞争

在三国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武器的发达进步是不难想象的。其中诸葛亮就有许多与武器有关的逸闻。比如他请刀匠蒲元制作神刀三千把,这些神刀刚韧无比,竟能斩钉截铁。传说他还发明了坚牢的五折刚铠和一次能连发十支八寸长铁箭的连弩。连弩用机械方式能把箭射到很远的地方,成为这个时代最有威力的武器。据说魏国匠人马钧看到诸葛亮的连弩很不服气,夸口说自己能做出比这个厉害五倍的连弩。可见当时各国之间武器开发的竞争异常激烈。

弩的实物在魏、蜀、吴三国都有发现,其中以蜀弩最多。成都附近的郫县出土有景耀四年(261)制作的铜制弩机,弩机上铸有“十石机”铭文,据考其弓的张力可达近二百六十公斤。诸葛亮因为发明了上述这些武器,还发明了木牛流马等,被后世描写成一个未卜先知的神人,甚至能够呼风唤雨。这些都被作为素材写进了《演义》。

比较三国文化,在文学以及哲学领域有所创新的是魏国,而在美术、工艺、民间宗教等众多领域遍地开花的却是吴。后世这一地域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其基础可说就是在这个时期打下的。与此相比,蜀国虽然具有自己独自的地方文化,漆器和铜镜的制作技术也很发达,但是作为一个外来政权,刘备和诸葛亮政府也因为采用了军备优先的政策,所以没能有效地发扬这些地方特色,以至于在文化领域既没有创新又缺乏多样性。

纸与信息的作用

字体革命与书道诞生

汉字有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楷书等多种字体。战国时代以前使用的是篆书,汉代的通用字体为隶书。后汉末期的《熹平石经》就是用隶书中的八分书写就的。但是到了后汉末期,从隶书衍生出了行书,并从行书发展产生了楷书。众所周知,楷书就是今天我们一般使用的正字体。曹丕即位时的《受禅碑》、《上尊号碑》等虽然都是用八分书书写的,但是已经开始出现几分楷书的影子,而朱然墓出土的木刺,则已经是用稍微留有隶书味的楷书写的了。亳县曹操一族坟墓出土的墓砖上的字体,显示着初期行书的风格,由此可见,三国时代汉字字体从隶书过渡到行书,又从行书逐渐过渡到了楷书。

用我们现在一般的感觉来看,楷书是最端正的字体,楷书写草一些就是行书,行书再写草一些就是草书。其实不然,事实上完全相反。草书的诞生比行书还早,是从初期的隶书产生的,在前汉时期就已经存在。不过汉代的草书叫章草,与现在的草书稍有不同。相对于章草,现在的草书被称为今草,今草是受行书和楷书的影响,从章草变化而来的,其诞生,也是在后汉至三国的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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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墓田丙舍帖》拓本 为书法名家钟繇所书。显示了从行书到楷书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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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宣示表拓本(奈良 宁乐美术馆藏) 钟繇代表作。黄初二年(221),劝进魏帝接受孙权表示臣服的提议

这个时期最有名的书法家是魏人钟繇,《受禅碑》、《上尊号碑》也被认为是出自钟繇之手。他的真迹只流传下来后世的摹本,其中《墓田丙舍帖》显示了从行书到楷书的过渡,“宣示表”则被认为是最早的楷书作品。

此外,作为吴国“八绝”之一皇象的作品,虽然仅存摹本,也有一篇章草书写的《急就篇》流传下来。著名的《平复帖》被认为是吴国陆逊之孙——在晋做官的著名诗人陆机的真迹,从这篇作品中可以看到章草向今草过渡期的书体。

后汉末期到三国的这一段时期里,像这样不仅产生了行书、楷书、今草等新字体,而且以这个时代为分界,以前使用的篆书和隶书开始只限于印章或石碑、建筑匾额等特殊用途,逐渐被淘汰出日常实用字体。也就是说,这个时代产生了一个可称之为字体革命的现象。在这之前虽然也有像秦始皇宰相李斯那样以擅长书法而留名的,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那种作为艺术的书法或书法家,却是在这个时代诞生的。除了钟繇、皇象以外,还有被认为是分别发明了行书、楷书的刘德升、王次仲,被称作草圣的张芝,此外还有邯郸淳、蔡邕、梁鹄、胡昭等,以书法成名的人物在这个时代大量涌现。相传曹操也擅长草书。从汉字字体的变迁或书法史上来说,三国时代也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产生于这个时代的书法,在随后的东晋时代,因书圣王羲之的出现在艺术上更趋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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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平复帖(故宫博物院藏) 无署名,传为晋陆机书。因第一行有“平复”二字,故名“平复帖”

从包装纸到书写纸

这个时代出现字体革命,诞生书法艺术,绝不是一个偶然。这都是因为书写材料的进步而带来的结果。我们知道,真正可以用来书写的纸是在后汉和帝元兴元年(105),由宦官蔡伦发明的。但是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发明仅靠一个人力量是很难做到的,而事实上也确实发现了蔡伦以前的纸。不过,富谷至氏认为,初期的纸目的不是用于书写,而主要用于物品的包装。这大概是因为初期的纸表面不够光滑不适合书写的缘故。蔡伦就是对此进行了改良,才制作出适合书写的光滑的纸来。后汉末期学者刘熙所著《释名》一书里有:“纸,砥也。”把纸的特征描写成像砥石那样表面光滑。这样,纸开始取代昂贵的帛(白绢)以及笨重的竹简、木简,作为一种轻便廉价的书写材料登场并不断得到普及。

纸作为书写材料得到改良并普及,与行书、楷书的诞生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可以认为两者之间是有一定关系的。行书、楷书与隶书相比,其特点是笔画优美,线条轻快。而笔画的优美轻快则需要在细腻光滑的纸上快速运笔才能够产生。

最能强调笔致的轻快优美的,当然是草书。但是汉代的章草往往只被当作隶书的辅助来用,极少有用章草单独写成的作品。而与今草相比,草书最重要的连笔写法在章草中也很少见,特别是字与字连绵在章草里更是找不到。章草的章是端正之意,也就是说正因为这种草书没有今草那样“草”,所以才被命名为章草。今草的这种多用连笔、全篇以草书书写的写法,也还是因为用了纸才有可能产生的。如果比较武断地下一个结论,是否可以这样说,篆书、隶书是一种竹简、木简、帛书文字,而行书、楷书、今草则为纸张文字。

三国、晋代的用于书写的纸张,其实物断片在丝绸之路的楼兰遗址等处都有出土。相对于汉代的纸张,这些纸又进一步得到了改良,变得更薄,表面用糨糊和矿物质施以上光加工,能有效防止墨汁的渗透,便于提高书写速度和增进笔画线条流畅美观。据传草圣张芝都把家里衣服绸子都拿来写字,却不愿意把字写在纸上。因此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很少,非常珍贵。他的草书,估计应该是写在纸上的。

赏玩书信和笔迹

一般认为纸完全取代竹简、木简和帛要到五世纪的东晋以后了。从吴国走马楼简牍也可看出,三国时期竹简、木简还很普遍。不过纸当然也已经相当普及,特别是在书信上纸用得很多。这当然是因为纸比竹简、木简等邮送起来要方便得多。据《三国志》记载,孙权给曹操的信,吴周鲂写给魏曹休的诈降书,蜀李严写给雍闿的书信等,都是写在纸上的。这个时期,大量运用书信进行情报战,与纸的普及不无关系。而行书、草书则主要是个人写信时使用的字体。钟繇《墓田丙舍帖》、陆机《平复帖》等其实都是书信。这个时代的书信,不但其内容被当作文学作品鉴赏,其笔迹也被作为艺术品玩赏。

钟繇的儿子钟会受父亲的影响,也是一个擅长书法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很会模仿别人的笔迹,所以他曾两次伪造他人书信。另外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刘放也曾伪造过孙权的书信。这种模仿他人笔迹伪造书信的行为,换个角度看,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认识一些个人特有的笔迹了。汉代的隶书虽然也有写得好写得差之分,但看不出对个人笔迹有什么较强的认识。个人笔迹开始被人们认识,也是在行书、楷书、今草出现的这个时代。毋庸赘言,这正是书法艺术诞生的前提。这以后,人们开始通过临摹自己喜爱的书法家的墨迹鉴赏、学习书法。也正因此,钟繇的个人私信《墓田丙舍帖》等才能通过摹本流传到今天。擅长书法的钟会长于模仿他人笔迹也就毫不奇怪了。

洛阳纸贵

纸的使用对于书籍的影响远远超过对于书信的影响。纸对于书籍的广泛流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已是不言而喻的了。后汉的吴恢在出任交州南海太守时,曾想带经书去任地,但因为装了两车多,最后只好作罢。这是发生在蔡伦献纸十年后的事情。会稽有一个比蔡伦稍早一些的学者叫王充(27—?),他以自己独自的“合理主义”思想著有《论衡》一书,当然是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的。王充把简牍放在家门和柱子旁边,一有灵感就记下来。《论衡》长期以来不被北方人所知。后汉末期蔡邕避难会稽时看到此书,非常感动,才传到了北方。蔡邕带回北方的《论衡》大概应该是写在纸上的。曹丕常把自己的著作《典论》和诗文到处送人,送给孙权的是写在素(白绢)上的,送给吴国重臣张昭的是写在纸上的。还有吴人阚泽在年轻时因家境贫寒,帮人笔耕,抄写书籍,抄完后往往能把书的内容全部记住。通过《后汉书》以及《三国志》的这些记载,可以看到从后汉后期到三国这一时期,在纸上写书已经得到迅速的普及。

一般认为三国时代因为战乱书籍多被烧失。其代表性事件就是董卓从洛阳迁往长安时,大量书籍在混乱中散失。但这些差不多都是宫中收藏的帛书。战乱的确给书籍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从上述有关纸的普及的内容来看,写在纸上并大量普及的书籍应该远远超过散失的数量。帛书书籍的消失,与印刷术的发明使手抄本失去价值,电脑的普及使稿纸变得多余一样,是一个与传统书写方式的诀别。郑玄对儒学的集大成,佛教的迅速传播,都可以说是纸的发明和使用带来读书革命的产物。

曹丕还把各种书籍按内容分类,组织编纂了相当于百科全书的《皇览》。中国称这类百科全书性的书籍为类书,而《皇览》堪称中国史上第一本类书。这种百科全书的出现,说明当时已存在大量的多种多样的书籍,而且还必须便于查阅。这当然也是因为有纸的普及才变为可能。

后汉初期的王充在家中到处放着简牍而写成《论衡》一书,而本书开头提到的晋左思则是在家中到处放着纸,最后写成了《三都赋》。这篇《三都赋》发表后,据说因为人们争相传抄,洛阳城中的纸都卖贵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还用来形容畅销书的“洛阳纸贵”一词的由来。左思的《三都赋》写成十几年后,陈寿开始写《三国志》。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三国志》最早写本是在丝绸之路的鄯善发现的四世纪前后的残纸,陈寿也许一开始就把他的著作写在纸上。如果这个假说成立,那么《三国志》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波直接写在纸上的著作。

信息革命与政治革命

以上我们阐述了纸的使用带来了书籍以及书信的普及,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爆发了一场信息革命。这个时代的人们相对于从前,已经能够很容易地得到大量的信息了。不难想象,这个变化促进了知识的普及和对新知识的探求,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结构改革。延续了四百年的大汉帝国崩溃后,经过三国各自的发展,一个新的统一帝国又即将重新诞生,这个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就是信息革命。可以说信息革命带来了政治革命。

这个时代之后中国历史上的又一大变革期是在唐宋交替之际,这次也与起因于唐末印刷术发明的信息革命不无关系。再进一步说,最后的王朝清朝走向灭亡,中华民国随之诞生,也是因为清末引进了西洋印刷术,使最新知识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国得到了普及的缘故。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息革命带来政治革命的时代,或者至少是第一个我们能够确定这一事实的时代。因此,对这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的考察,也就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1] 麻姑手:“孙子手”日语为“MAGONOTE”,与“麻姑手”(MAGONOTE)同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