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至华南一带发现的初期陶器是表面分布着绳席纹的圜底釜。而中国东北部至远东地区发现的则是平底的筒型罐,这种传统一直延伸至朝鲜半岛东海岸。

华北位于这两种陶器制作技术的传统圈的中间位置,正可谓两种技术和文化传统交错共存的地带,所以其陶器文化的区域系统较难把握。而且有的地方尚未发现最古时期的陶器。虽然因资料不足还须加以推测,我且把这一带陶器的系统发展过程及推想做一个大胆的说明。

长江下游地区处于南方陶器制作技术系统圈的边缘位置,在这里发现了席纹釜,而在相邻的山东地区却发现了不带席纹的釜。形态的类似显示着它们的系统性。从山东一直沿太行山脉东侧北上的地带都分布有这种釜。在山东的分布范围更包括山东半岛东端。显示着釜的系统形态的篦纹陶器的分布则延伸至朝鲜半岛西海岸。另外,从位于席纹釜分布圈的长江中游地区上溯至汉水流域都属于席纹釜的谱系,在渭河流域,席纹釜变化为附有三个短足的易于安放的形态,底部渐渐变为平底。另一方面,北方系统的筒形罐则顺太行山脉西侧南下,在太行山脉西侧和黄河中游地区均有分布。因此,在渭河流域到黄河中游地区或太行山脉西侧一带,陶器制作一方面吸收了南方的绳席纹陶器的技术传统,同时又以北方的平底筒形罐的技术传统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地区的无纹釜带有三个支脚,使其可以稳定摆放,同时还可以从支脚内侧燃火以便烹煮。后来这种釜与支脚的组合还衍生出带有三个支脚的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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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鼎的起源地是淮河上游地区的河南省南部以及山东地区。其分布区域在较早阶段就已顺太行山脉东侧北上,同时到达山东半岛东端,但并未到达东面的朝鲜半岛西海岸,因为中间有黄海这个巨大的天然阻隔。

鼎在后来逐渐扩散至黄河中游地区及长江下游地区以至渭河流域及长江中游地区,最后扩散至华南及越南北部地区。作为一种周边现象,这个种类的鼎在较新的阶段里仍然被保守地使用。

但是,仅凭着鼎的传播来判断文化传播的路径的观点未免太过急躁,因为鼎只不过是作为陶器样式的一个种类而存在的。随着年代增长,陶器的种类也逐渐增多,陶器样式开始呈现出复杂的样态。关于这些由多种多样的陶器种类组合形成的陶器样式,即便可以从陶器样式的传播来讨论文化传播,我们也不能仅以其中一个种类的传播引申出整个文化的传播。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鼎的分布显示的是具有某种机能的生活样式的一个部分的传播,而并不是人类群体的扩散或迁移。

如前所述,关于陶器样式即考古学所认识的文化类型,需要放在中国大陆南部和北部的两种陶器制作的技术谱系与位于两者的中间地带的南北特色交织的技术谱系相混杂的状况中来理解。这种文化的类型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的苏秉琦先生等人于1980年代初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的背景所在。在当今中国考古学界,这种观点基本上已经为众人所接受。

把上述观点加以简单概括,即中国大陆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上的文化类型分以下六个区域:黄河中游地区、渭河流域、山东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鄱阳湖至珠江三角洲以及长城地带。其中长城地带又可分为辽西、内蒙古中南部和甘青地区。辽西和以西的陶器样式从一开始就属于不同的系统,其样式更接近于远东地区。

关于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区域间交流兴起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前、中期的地域文化,本书将用“系统”这个词来表示。辽西地区将另以兴隆洼—红山文化系统来独立看待。另外,黄河中游地区和渭河流域也要作为两个系统来进行分区域的探讨。具体说来即渭河流域的老官台—仰韶文化系统和黄河中游地区的裴李岗、磁山—后岗文化系统。另外还有山东地区的后李—北辛—大汶口文化系统,长江下游地区的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文化系统,长江中游地区的彭头山、皂市下层—大溪—屈家岭文化系统,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大坌坑文化系统。

其他如黄河上游地区以及四川盆地则要到新石器时代后期或新石器时代中期末尾才体现出区域文化的特征。这些地区并不包括在新石器时代前、中期的文化系统之内。

如果把以上文化系统按照上述陶器制作的两大系统来加以归纳的话,南方系统可见于长江中游、下游地区至珠江三角洲一带;北方系统可见于远东至辽西一带。而先于南方系统诞生了鼎的山东地区,分布有以位于南北接触地带的太行山脉为界呈东西对峙的裴李岗、磁山—后岗文化系统与老官台—仰韶文化系统。华北的这种复杂的文化区域关系与前述华北旧石器时代的区域间关系十分类似。华北一带在中国历史进程中一直处于南北地域文化的交汇之处。

新石器时代的时期划分

新石器时代前期形成的三种陶器

在中国大陆,南北两个技术系统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已存在,由于继承了这种传统,陶器的制作传统也可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并且两种系统的交错地带位于华北的现象也是自旧石器时代以来的区域特色。

另外,在这个交错地带内出现了农业之后,继承了南北两种技术的基础的这一地区还保持着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在农业出现的初期,拥有农业的区域与以狩猎采集为主的区域在食物获取量上并无太大差别,甚至可以说在开始出现农业的地区食物反而更受限制。

但后来农业出现地的社会进程发生了显著发展。这是因为社会的组织化与农业相辅相成,促成了社会的进化。之所以把新石器社会的历史放在与农业的关系之中进行评价,原因即在于此。

而本书也将主要以这些区域为对象展开叙述。在对新石器时代进行时期划分的时候,将以这些区域的阶段性变化为准来进行时期的划分。所以这种划分不一定适用于远东或华南等地区的狩猎采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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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新石器时代的时代区分与编年 本书论述均以该表的各地文化编年以及时代区分为准

本书将首先在第五章中对农业地带的新石器社会加以考察,对非农业地带的远东及华南地区将在第六章进行论述。相信这两章将帮助读者理解东亚史前时代的特性,并在对比中了解到农业社会与非农业社会的不同之处。

如前所述,在东亚,陶器的出现可以说也意味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陶器的变迁也可通过伴随纹样、形态的变迁而增加的陶器种类组合变化来把握。陶器出现以后的时期划分如图26所示。

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华北、华中、华南或远东出现了陶器。由于只有不连续的资料断片,该阶段陶器的详细变化过程还无法解明。另外,也是在这个阶段,除远东和华南以外,在华北和华中地区,人类从野生谷物中选择、培育了栽培谷物,开始了初期农业。

若以裴李岗、磁山文化为例,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陶器种类主要有三种:用于烹煮的罐或釜、用于贮藏食物的壶和用于盛放食物的钵。在新石器时代前期这些陶器种类在各地都比较多见。另外,该阶段的农业在生业中所占比例也有所提高,从出土资料上也可看出,当时已开始出现稳定的栽培谷物。

新石器时代中期以华北的仰韶文化为标志。该阶段以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等尖底瓶的出现为特征。在此阶段,各地陶器种类增多,区域型的器种构成也开始特殊化。加之农业稳定发展,各地出现了活跃的区域间交流以及耕地面积的扩大等新动向。

新石器时代相当于龙山文化并行期。在此阶段,逐渐开始出现区域内的阶层化以及陶器制作的专业化,并且在西北地区和华北开始出现青铜器。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这个阶段称之为铜石并用期。

在此后的阶段,社会在政治统治上越发稳固,这就是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的初期国家阶段。至此阶段,人类已从新石器社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关于上述初级国家阶段本书也将展开叙述。

古环境的变动

海平面达到最高水平的全新世高温期

如前所述,新石器时代开始于最后的冰川期结束后的全新世初始之时。其后的变化起因于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急剧的地形环境变动。海平面上升趋于稳定的时期是在距今约6500年前,即公元前4500年左右,也是海平面达到最高的最高海平面期。当时的海平面较现在大约高2—3米。

以最高海平面期为界,曾急剧变化的地形环境开始趋于稳定。尤其是沿海地带的地形环境变得稳定,加上后来的河川冲积作用,人类开始在沿海一带繁衍生存。既然沿海地带地形环境趋于稳定,沿海地带的遗址就应该留存至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海一带应该存在着从旧石器时代到最高海平面期的遗址。然而却未发现这类遗存,或者是因为被埋没于海底深处,总之,对当时的情况我们无从得知。

最高海平面期以后的古地形基本上趋于稳定,但其后海平面仍有变化,古环境也因此发生着细微的变动。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全新世高温期是全世界范围的温暖湿润期,气温上升,海平面达到了最高水平。这个时期的植被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现在的温带林和亚热带林的北限均向北延伸。例如后文将要提到的属于后岗文化系统的北京镇江营遗址和内蒙古中南部的石虎山遗址一带。可以想见,华北的陶器样式自南向北扩展的现象与暖温带林植被的扩大的现象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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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古环境的变动 根据内蒙古中南部土壤钻探资料的孢粉分析等结果复原得出的气候变动图。以上两幅图中,上图为年平均气温的变动,下图为年均降水量的变动

然而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气候逐渐变得干燥寒冷。古环境的变动对适应环境而生存的人类生活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气候变动尤其影响到中纬度地带至高纬度地带的范围。

在华北内陆地带,尤其是长城一带的内蒙古中南部至甘青地区,由于气候干冷化的影响,生业比重逐渐趋向畜牧业,居住形态也开始出现变化。关于这种社会经济及生活样式的变动,将在第七章加以详述。以这种变动为契机,陶器所体现的文化样式以及陶器样式的出现范围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显示文化及人类群体关系性的文化信息带开始出现了变化。

这个阶段以后,出现了长城地带。这是苏秉琦先生首次提出的概念,其范围包括甘青地区、内蒙古中南部、辽西地区。长城地带范围内陶器样式出现了交流及相互影响的现象,也开始出现与其他文化要素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华北很少见到范围鲜有变化的陶器样式圈。而安定的区域圈可见于长江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以及山东地区。

区域的文化系统

以公元前3000年为界区域文化发生巨变

新石器文化开始以后,在中国大陆以区域为单位,曾经存在几种固有的新石器文化。这些文化各自显示着独具特色的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曾经存在过区域的固有文化系统。对此作出总结的是苏秉琦先生。他还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文化领域内不断发生着变化,或者说是区域间关系在方向性上存在着一定变化。

从冰川期结束后全新世初始期的新石器时代,到温暖湿润的全新世高温期的时期与其后的寒冷干燥期,区域间关系大不相同。也就是说,以公元前3000年左右为界,区域间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区域的文化系统来看,这个变化的前后也出现了文化系统相异的区域。所以本书在论述新石器文化系统时,将以公元前3000年为界进行划分,之前为新石器时代中期,之后为新石器时代后期。

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曾经以该时期青铜器以及纯铜(赤铜)器的出现为特征将新石器时代后期称之为金石并用期。关于这些金属器出现的意义将在第七章展开论述。实际上比起青铜器有无的问题,伴随古环境变动而产生的区域文化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具有更大意义。

并且引发文化系统变化的诱因在于包括生业变化在内的社会经济变化。因区域不同而产生的社会经济的差异将各个区域导向了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就是说,该时期从之前体现于南北方向的文化系统的扩大阶段,走向了华北内部逐渐显现出南北分离倾向的阶段。这是由于东西方向的文化系统的连续性而产生的变化。

前文列举的新石器时代前、中期的区域文化中,从华中到华南一带,以该变动期为界,也曾在一定程度上留存了区域文化。如前所述,主要原因在于,气候变动对华中以南地区的影响较小,从而生业形态基本没有出现太大变化。在长江下游地区,自马家浜—崧泽文化系统出现了良渚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自彭头山、皂市下层—大溪文化系统出现了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这些都显示着区域文化的稳定发展。另外,在长江上游地区还发现了同属这个阶段的新石器文化,宝墩文化由此而生。

四川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目前只能确认到变动期以后的年代。长江上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出现应当可以从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的关联来把握。在华南地区也出现了昙石山文化和石峡文化等,显示出稳定的区域发展。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山东地区,自后李—北辛—大汶口文化系统出现了山东龙山文化。

而华北的区域文化在显示着区域性发展的同时,逐渐在区域间关系上产生了差异。在渭河流域,老官台—仰韶—客省庄二期的文化显现出稳定的区域特色的陶器变迁。而在渭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扩展过程中形成了石岭下类型。至新石器时代后期,从中又出现了显示着固有的区域特色的马家窑文化以及齐家文化。出现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齐家文化系统与其原本的起源即仰韶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系统在陶器样式上逐渐产生了差异。

内蒙古中南部从陶器样式来看,是一个显示着复杂的区域间关系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前期,该地区属于裴李岗、磁山—后岗文化系统的范围,而新石器时代中期则属于老官台—仰韶文化系统,直接受到华北范围内南北方向的系统性影响。到了环境变动期之后的新石器时代后期,这一地区又发展成为区域特色更加浓厚的海生不浪文化及老虎山文化。

在此过程中,该区域逐渐脱离了从前那种属于华北的南北系统关系之北端的地位,确立了具有主体性的地域特征,同时也与辽西的小河沿文化及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保持了一定的相关特性,由此形成了连通长城一带的文化信息带。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在与长城一带相邻的渭河流域的客省庄二期文化及晋中地区、晋南地区和冀北地区,这些地区与长城一带保持着一定的相关特性,同时渐渐衍生出复杂的区域特征。

在其衍生过程中,在曾经显示着庙底沟二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等三地的区域性系统关系的黄河中游地区,逐渐形成了王湾三期文化。

王湾三期文化正是被鉴定为夏王朝的二里头文化的母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