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历史的变迁，当今中国境内居住的人口中，汉族占十分之九以上，这种状况真实地反映了汉族自身经历了过去与上述各个民族之间的融合，才形成如今的状态。

以这种观点考察“民族”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我们应该如何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对这一时期进行定位？这个问题也是本卷力图探讨的一个课题。

从用语上来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维持超过四百年统一的汉帝国出现以前，被称为“汉族”的民族尚未出现。自汉帝国以后，经过与诸多异民族和异文化之间的对立和融合，汉族的文化和文明发展演变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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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这种民族形成的视角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进行分析梳理之后，这个时期将会有什么样的真相浮出水面？我在本卷中，试图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

“中国化”浪潮及其历史意义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的战乱，引发了规模庞大的人口迁徙和移居。这股浪潮从北亚地区向华北、继而从华北向江南、从华北向朝鲜半岛等，波及东西南北各个方向，这一迁徙的焦点是作为黄河文明摇篮的华北平原。正因为如此，这个地区深受暴力和破坏的严重伤害。

因战乱逃亡而产生的大规模迁徙人潮，集中地涌向了江南，结果使得这片此前尚未开发的广袤区域得到迅速开发，对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现今中国出现北京（政治中心）和上海（经济中心）这种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格局，其中一个渊源，可以追溯到这里。当然，人口向江南等地区的移居所造成的格局变化并非就此打住，它还给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带来了其他种种重大的变化。其中的一个变化，即是中国周边地区在广义上的“中国化”进程。

例如，据被认为成书于日本镰仓时代的古籍《拾介抄》记载：“京都……东部号曰洛阳城，西部号曰长安城。”书中出现的“京都”无疑是日本的京都，然而日本人却用“洛阳”作为日本都城京都的雅称。而历史上把进京称作“上洛”，还有《洛中洛外图屏风》（狩野永德作）等作品，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洛阳”留在京都的痕迹。然而，众所周知，洛阳可谓是中国都城中的都城，正如其又被称作“土中”（中国的中心）那样，洛阳长久以来一直都被视为“中国”、“中华”的中心。

日本人将自己的国都京都比作洛阳，这说明在古代日本，存在与中国同样的中华思想，即以中国的思想为范本的中华思想。

在我们追寻日本古代国家形成的轨迹时，可以发现这种推断是可靠的，而在日本形成这种中华思想的过程中，本卷所研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趋势，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

除了日本以外，当时中国的周边地区、高句丽、百济等同样也出现了“中国化”的趋势。对这种“中国化”的实际情况及其影响的历史意义进行阐释，也是本卷力图探讨的另一个课题。

[1] 原文是：“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里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地为群舒；秦为戎……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雒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出自《容斋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