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序幕

奔向新时代的滚滚浪潮

公权力之私有化与“公”之再建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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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夹在秦汉和隋唐两个大统一时期的一段“乱世”。长达四百多年的秦汉帝国时代,自东汉中期以后便开始衰退,紧接着陷入了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的混乱时代以及比起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五胡十六国分崩离析的时代。

因此,如何消除混乱、构筑新的和平时代,可以说是这个时期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从大格局来看,秦汉帝国长期的和平局面,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受惠极大,中国作为东亚古典文明发祥地,在文化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的成果惠及社会各个角落,平民阶层也广泛受益。其结果,财富的创造和积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从国家层面向平民阶层逐渐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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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魏晋南北朝王朝兴亡表

随着这种状况的发展,在原本经济水平上几乎没有差别的平民阶层中,也出现了广泛的贫富差距,从而产生了阶层分化的新局面。

这种阶层分化在地方社会中普遍催生了形态各异的豪族阶层,其中上层的人士跃升到地方和中央的政界而成为官宦,地位进一步得以巩固。然而,这种由各阶层所构成的国家和社会的“分层化”,对于一君万民、主权在君的秦汉帝国类型的国家而言,可谓是对政权存立本身都有影响的结构性变化。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秦汉帝国的基本原则是,在唯一绝对的皇帝统治下,存在着数量庞大、基本上是均质的民众,凭借他们缴纳的赋税和所服兵役,国家财政和军政得以维持,而财政和军政的执行,则托付给皇帝的仆人,即作为“王之耳目”、勤勉于国事的官僚群体。

这种一致性逐渐瓦解并形成分层,其上层则逐步向地方和中央晋级并巩固其地位,朝着否定“一君万民”结构的方向突破,社会和国家可以说一步步滑入极为不稳定的结构当中。

更直白地说,这时出现的豪族阶层将普通平民拢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中,将本来应当集中到国家层级的税收纳为己有,这种局面在全国范围内的不断纵深发展,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产物。这种局面固然引发了公权力的弱化,然而正如我们可以从外戚、宦官或异族对朝政的专断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混乱中所看到的那样,公权力本身也经历着权力私有化的冲击。

另一方面,在汉代推行儒教国教化之后,涌现了具有儒教素养的官僚群体以及作为其基础的全国各地规模庞大的官僚预备军。割据一方的各地豪族中,也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以儒教素养为根基、誉满天下的名人高士,他们对垄断、兼并平民土地等对公权力的破坏行为表示抗拒,在乡里社会的支持下,成为集结点。

这种行动最后对朝政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而东汉末年党人的集结大概可说是其中最早的事件。

公权力私有化的潮流,以及立足于乡里与之对抗并由此力图对“公”实施再建构的行动,可说是汉代社会瓦解过程中所产生的时代的不同两面,这也成为这个时期群雄割据、动荡不安的一大根源。

因此,对于魏晋南北朝的国家而言,为了消除这种不稳定性从而重新统一中国,如何突破这种结构可谓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这个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只有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一个。前面讲到,汉代长期的和平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受惠极大,中国作为东亚古典文明发祥地,在文化和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文明之光亦普照到中国以外的东亚、北亚等地区。

这表现为作为文明中心的中国对中国以外地区的各民族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东汉末年中国愈演愈烈的混乱局面又推动了这种状况的进一步发展,大量的非汉民族向中国内地迁移或入侵。

换言之,当时非汉民族与汉民族这些不可调和的集团混杂分布于中国的大地上,这种现象成了日常状态,必然导致各集团之间激烈的冲突。于是如前所述由马赛克般分层所组成的国家,在这种混乱和冲突面前便显得不堪一击。因此,如何解决汉民族与非汉民族之间的对立局面,可谓这个时期所面临的另一问题。

人们处在这个混乱、动荡不安的社会、国家中,深切地关注自己的内心,同时执著地追求精神和灵魂的救赎。当时人们潜心于诗文绘画等艺术中,倾心笃信佛教和道教,这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这个时代的必然。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状态,与刚才所述的这一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之间,存在着联动的关系。

那么,这个时代的人们当时是如何对待这个问题的呢?让我们开始一段旅程,进入这个波澜壮阔的画卷般的世界吧。让我们从“三国”的时代开始,先概述一下本系列第四卷《三国志的世界》中所讲述的经过。

东汉末年爆发的民众大叛乱:“黄巾之乱”

东汉中期以后,天灾和饥馑接连不断,从二世纪上半叶汉顺帝在位时起,几乎每年各地都会爆发农民反抗运动。此外,士大夫、宦官之间的对立导致内政纷乱,民众疲惫不堪。其中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是黄巾之乱。

之所以称之为“黄巾军”,是因为参加起义的人都用黄布包头,其基础组织是河北省钜鹿人张角所创立的太平道。东汉顺帝时期,有个名叫干吉的人得到一本神书——《太平清领书》,传播神仙之教。张角在此基础上加入民间信仰,倡导太平道这种宗教。

张角声称自己是黄天之神的使者,自称大贤良师,通过护符和灵药为受疾病之苦的人们进行治疗,向民众宣扬通过反省罪过和忏悔实现救赎,并派遣弟子到各地,扩大太平道的网络。当时,对生活、疾病怀有不安和恐惧的贫苦大众,以及豪族阶层都深受太平道的吸引,在公元170年后的十多年间,从华北东部到长江流域,信众多达数十万。

当时深陷政治斗争泥潭的政府对这种局势的发展感到大为惊慌,屡次对太平道进行镇压,并责令其解散。然而,这反而促进了信众的团结,强化了其反政府的特性,最终与当时民众中酝酿的反政府情绪相结合,发展成以革命为目标的运动。

184年(中平元年、东汉灵帝甲子年),他们终于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号,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组织——“方”为核心,一同揭竿而起。面对这次全国性的反抗运动,中央暂时停止了朝廷的权力斗争,全力镇压黄巾军。碰巧当年秋天张角病死,尽管由于失去了这位能干的领导人黄巾军的主力衰落了,但是火势已在各地熊熊烧起,在混乱中乘势而起的地方黄巾军以及与黄巾军相互呼应的各地农民军,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其中最具实力的是河北的黑山军以及在陕西、四川等地活动的五斗米道的军队。朝廷又经过长达二十年的时间,才把这些农民军镇压下去。

从肃清宦官势力到群雄割据

平定了黄巾军的主力部队之后,朝廷上外戚和宦官之间的权力斗争复又上演。不过,189年外戚何进等人密谋的诛灭宦官计划泄露,何进被宦官所杀,何进的部下、出身名族的袁绍于是反过来将两千多名宦官全部杀掉。至此,之前把持大权、垄断东汉朝政的宦官势力被肃清,历史进入了一个大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