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胡汉的抗争

五胡十六国时期

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流量大,速度快,连接稳定,多机房切换,每月最低仅 10 美元

结束三国时代、使中国再度统一的西晋武帝司马炎于290年四月驾崩,从此中国就像从时代的斜坡上滑落一样,进入即便是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的大混乱时期。首先是从西晋宗室的皇位争夺战开始。

武帝去世后,皇太子司马衷(惠帝)即位,由于他的愚昧,武帝的皇后杨皇太后任命自己的父亲杨骏为辅政,杨氏家族开始专权。然而,惠帝的皇后贾氏不甘受人摆布,便借助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的力量杀掉杨骏,而后除掉司马亮和司马玮,掌握了实权。

政治斗争本身便是如此激烈的事情,在贾后夺取权力后不到十年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有名望人士张华、裴頠等人力挽危局,政治局势才勉强保持安定。

阅读 ‧ 电子书库

19 五胡十六国王朝表

然而,由于299年十二月皇太子司马遹被贾后废掉并杀害,朝野愤激,局面开始急转直下。300年四月,赵王司马伦铲除了贾后一派,次年一月幽禁了惠帝,自己即帝位。此举招致诸王的一同反抗、共同讨伐司马伦,诸王之间的斗争陷入了泥沼,中原一片大混乱。

这场大乱史称“八王之乱”,一直持续到东海王司马越拥立怀帝司马炽即位。这时不再服从中央威严的诸势力已在各地割据,西晋衰亡的惨状,竟至不堪入目的地步。

勉强支撑着西晋王朝的东海王司马越在311年去世,华北的混乱便揭开了第二幕。当时山西的匈奴王刘渊,利用羯族的石勒和汉族流民的首领王弥等人派兵席卷了河南、山东等地。石勒向由于东海王的去世而出现混乱的晋朝发动攻击,捕杀其将士十万余人。这时刘渊已死,其子刘聪即位,刘聪趁机派遣部下武将刘曜和王弥大举进攻洛阳,极尽掠夺暴行之能事(311年六月)。

当时的年号为永嘉,故这场动乱史称“永嘉之乱”,洛阳被战火烧光,被夺走性命的人多达数万之众。怀帝和玉玺也被掳至匈奴的老巢平阳(今山西临汾),惠帝的皇后羊氏被刘曜霸占。至此西晋事实上已经灭亡。

怀帝在平阳被杀,武帝之孙司马邺便在长安即位 (愍帝),后也被匈奴攻击,同样被掳至平阳,317年,惨遭杀害。

五胡十六国的各个政权

永嘉之乱的主角匈奴于304年自立,国号为汉(后来的前赵)。从304年到439年匈奴政权北凉被鲜卑政权北魏所灭、华北再度统一,各民族、各政权相继兴亡的这一百三十六年间被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是指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个民族。严格地说,这段时期兴亡更替的各个政权共有十九个,此后建立北魏、更改国号的代、短命的西燕、汉族建立的政权冉魏一般都不计算在内,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南燕、北燕、西秦、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成(汉)、夏等政权被称为“十六国”,后来与“五胡”连在一起,成为对这一时期的称谓。

“五胡”并非趁着前述西晋末年的混乱才入侵华北地区的他们从东汉到三国时期起就开始通过迁移和入侵,加深了与中原的接触。

阅读 ‧ 电子书库

20 西晋时期五胡的分布

其中的先驱是匈奴。东汉初期内附于中原的匈奴,在曹魏时代居住在陕西北部至山西中部一带,西晋时期迁到山西汾水流域定居,也有不少人受汉人役使从事农耕生活。羯也被看做匈奴的一个分支,在山西居住,与匈奴的情况相似。鲜卑当时分为慕容、宇文、段、拓跋等各个部落,居住地分布在辽河上游到河北、山西北部。氐族、羌族从东汉末年以来,也来到陕西、甘肃地区定居。

西晋内部对这种情况感到担心。郭钦上疏建议将胡族迁到域外,江统则提出“徙戎论”敲响警钟,认为如此放任不理恐会出现可怕的事态。郭钦阐述道:“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为使“裔不乱华”,应“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结果皇帝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匈奴的政权

八王之乱就是在华北处于此种情势下爆发的。304年,刘渊即大单于之位,成为匈奴首领,以“汉”为国号。他分封郡县给同族人以及羯族出身的石勒等功臣,于309年定都平阳,大有南下之势。第二年,刘渊去世,其子刘聪继位,派遣石勒和同族的刘曜进攻洛阳,俘虏了西晋怀帝,然后又命令刘曜进攻长安,又将继怀帝之后被立为皇帝的愍帝俘虏,灭了西晋。318年刘聪去世,国内立即爆发内乱,刘曜和石勒镇压叛乱之后,刘曜定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前赵)。另一方面,石勒也加紧了自立的步伐,以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县)为都,建立后赵,与前赵呈对抗之势。

这个时期令人目不暇接的各个势力之间的斗争,从地区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是位于华北两大战略要地的两大势力——以长安为中心、据于关中地区的势力和以襄国、邺(今河北省临漳县)、中山(今河北省定县)等地为中心、据于关东的势力——之间的角逐。据于关中的前赵与据于关东的后赵之间的对立,之后发展演变为后赵与进入关东的前燕之间的对立,据于关东的前燕与据于关中的前秦之间的对立,据于关中的后秦与据于关东的后燕之间的对立,据于关中的后秦、夏与进入关东的北魏之间的对立。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一直持续到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政权于439年统一华北为止。

阅读 ‧ 电子书库

21 五胡十六国时期地图

另外,在南北朝后期北魏分裂以后,据于关中的西魏与据于关东的东魏之间互相对立,以及在此格局下发生朝代更迭后出现了北周和北齐之间的对立。当我们通观南北朝时期时,据于关中的势力与据于关东的势力使得华北一分为二的分裂格局,从四世纪初开始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一直持续到六世纪末北周灭掉北齐、统一华北为止,这可说是这一时期华北历史发展过程的一大特征。

关中和关东自秦汉以来作为华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各自政治势力的根据地,因此才产生了后来华北两个政权之间的东西对立,而石勒和刘曜的独立,可说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地区间对立最初的一个例子。

刘曜在长安修建宗庙和宫殿,让许多民众移居到这里,使长安得到充实,并且兴办太学和小学,致力于发展教育。这些政策表明他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的了解。据史书记载,刘曜好读书,常写文章,甚至还擅长书写草书和隶书。一提起胡人的君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蛮横而对中国文化几乎一无所知、或缺乏理解的形象,事实上并非如此。匈奴的刘渊熟读儒教经典《春秋》《左传》等历史书,甚至还通晓《孙子》等诸子的著作。相传建立前赵政权的刘聪也是如此,他从小聪明过人,熟悉经典、史书和诸子的著作,善于书法,工于诗赋。到了后来前秦的苻坚、北魏的拓跋宏(孝文帝)在学识上也继承了这些胡人君主的传统。

羯族石勒的登场

统一关东之后,后赵的国力得到充实,于329年灭了前赵。建立后赵政权的石勒出生时是居住在山西省武乡这个地方的匈奴羌渠部的一支——羯族族长的儿子。二十岁时惨遭不幸,当时山西发生饥馑,他被别人掳走,卖到山东做奴隶。

据匈奴之刘渊传记载,刘渊在建立汉政权前夕,他的族人刘宣对他说:“晋人无道,将我们当做奴隶一样控制。”这是刘渊、刘宣等匈奴人将汉人对待他们的态度比作对待奴隶一样,而石勒则确实地落入奴隶的境地之中。他在被卖到山东的时候,还有许多头戴枷锁的胡人一路同行,从这里我们可以局部地了解到,当时胡人在中国内地的状况有多悲惨。

后来石勒发动了众多奴隶,变成盗贼团伙,成为首领,不断扩大其势力。此时刘渊反叛西晋,建立汉政权,中原则一片混乱。石勒审时度势,率领部下投奔刘渊,后得到刘渊的信任,被委以管理关东地区的重任。这为他后来飞黄腾达,登上皇帝宝座奠定了基础。

当时,汉致力于关中的经略,而石勒则采纳了谋士张宾的计谋,扎扎实实地培养自己的势力,以襄国为根据地,成功地在关东地区扩大其势力。而后在319年,当刘曜将都城迁到关中的长安,并将国号“汉”改为“赵”(前赵)时,石勒随即自立,将自己控制下的二十四郡作为赵国,即赵王兼大单于之位,史称“后赵”。石勒随后逐步西进,于329年灭掉前赵,第二年称帝。

石勒对汉族实施保护政策,严禁胡人凌辱汉人。另外,他还重视中原文化,严禁汉族厌恶的胡族风俗,如娶亡故父兄的妻妾为妻,以及服丧中结婚等。

当时,胡族与汉族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处于最糟糕的状态,这种状况导致了胡汉之间的严重对立,杀戮和掠夺横行。在这种形势下,石勒推行这些政策的目的可说是为了缓和胡汉之间的对立。这与后来历史发展由胡汉对立向胡汉融和、融合的演变,存在着耐人寻味的关联。换言之,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当时石勒所采取的政策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关于胡汉的融和与融合,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阐述。

佛教与后赵

石勒之所以采取融和政策,佛教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促使其皈依佛教的西域僧人佛图澄,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

佛图澄是西域龟兹人。他在乌苌出家,在克什米尔学佛。当时,北印度、龟兹信奉的是小乘佛教,因此他传到中国来的想必也应该是小乘佛教。310年,佛图澄来到洛阳,痛心于石勒军队杀人如麻,便向石勒宣讲杀戮的不对,并谆谆诱导,最终成功使石勒信佛。

关于石勒皈依佛教的过程,流传着一些逸事。据说,有一天,石勒宠爱的儿子石斌突然死去,佛图澄竟然让石斌起死回生。为此石勒把所有孩子都送到佛寺养育,并在四月八日释迦牟尼佛圣诞日这天亲自到寺院灌佛发愿。

另外,根据佛图澄传的记载,他使用许多奇异的魔术手法,例如当众根据铃声预言未来的凶吉,让加满水的钵中开出莲花,将腹中的五脏六腑拉出、放在水中清洗后再放回腹中,等等,让以石勒为首的同时代的人们信服。

阅读 ‧ 电子书库

22 邺城遗址 汉代,邺为魏郡的治所。三国魏的时期,邺城被列为五都之一,《魏都赋》吟咏了其繁华。石虎的豪奢生活详细记载在《邺中记》里

由于这个时代战乱频仍,原有的价值观瓦解,越来越多的民众狂热地信仰从印度传入的、宣扬来世救赎的佛教。这时,佛图澄以及后来后秦时期因翻译法华经等经典而出名的鸠摩罗什等具有神异色彩和新知识的僧侣来到中国,对佛教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石勒之所以保护佛教,固然与其自身信仰有关,但大概也是因为他充分认识到,在招揽人心方面宗教具有的强大力量。

然而,当时佛教也并非没有受到排斥。333年石勒去世,石虎废掉其继承人石弘,并于334年成为后赵的领导者。石虎当政期间,汉族出身的王度上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其有犯者,与淫祀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廷的官员大多赞同这个意见。

不过,对于这一废佛的建议,石虎却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

换言之,关于佛教的信仰,存在着佛是否属于外来之神的争论,其中潜伏着胡汉之间的对立。这个问题对我们思考此后五胡十六国、北朝各国对佛教的尊崇与王朝权力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石虎即位后,便将都城迁至邺。他是有能力的武将,但征用了过多的百姓充当劳役,其统治极尽奢侈淫虐。因此人心离反,石虎一死,后赵便大乱,其部下、汉人冉闵建立了魏国(冉魏)。

鲜卑的崛起

此时,位于辽西的鲜卑族人慕容皝于337年定都龙城,称燕王,伺机准备南下。鲜卑的名字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是在西汉末,而据记述东汉历史的《后汉书》记载,鲜卑是战国时期在蒙古地区发展壮大的东胡的子孙后代。东胡被匈奴灭掉后(前206年),鲜卑便被匈奴统治,在西拉木伦河流域游牧。到了一世纪初,随着匈奴的衰落,鲜卑逐渐显露出独立的迹象。二世纪中叶,檀石槐成为首领(166年),统一鲜卑诸部,完全控制了蒙古全境,并积极向东汉发起进攻。到了三世纪初,以慕容、宇文、乞伏、拓跋等部为中心的鲜卑系部族,跋扈横行于内蒙古各地,同时由于晋朝的软弱无力,他们便向华北迁移。

在檀石槐的时候,慕容部便是鲜卑的一个组成部族,在右北平到上谷一带(今遵化到北京一带)游牧。到了三世纪初,从大凌河流域迁移到辽西,进行游牧的同时还从事农耕。

慕容皝是前燕(十六国之一)政权的建立者,他是鲜卑慕容部的首领慕容廆的儿子。

阅读 ‧ 电子书库

23 东晋·十六国时期(四世纪)图

在342年到346年间,慕容皝对辽东、辽西地区的对立势力发动进攻,攻陷了高句丽的国都丸都,灭掉了夙敌宇文部,并再接再厉,成功灭掉了扶余。在这个过程中,他于345年改用自己的年号,巩固了前燕作为东北亚强国的地位。

348年,慕容皝去世,其子慕容儁继位,进一步扩大了前燕的势力,趁后赵混乱之机出兵席卷河北。357年,将都城迁往邺(原后赵的国都),一跃成为中原的大国,成为此后诸燕国,即前燕之后的后燕、在山东建立政权的南燕、在河北建立政权的北燕等多个政权的滥觞。

此时,在华北另一中心即关中生活着吐蕃系的氐、羌两个民族。后赵发生混乱时,氐族酋帅苻洪和羌族酋帅姚弋仲争夺霸权,苻洪的儿子苻健取胜后,于351年在长安建立前秦政权。这时,华北地区迎来了氐族的前秦和鲜卑的前燕这两个大国东西对峙的时期。

不久,五胡十六国时期屈指可数的英主苻坚即前秦帝位,灭掉前燕后,强力推行由石勒试验过的胡汉融和政策。自此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发生巨大的转变。

胡汉双方的情结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我们曾提到,八王之乱的中心人物之一、成都王司马颖(汉)被幽州刺史王浚(汉)所败,向匈奴的刘渊求救时,匈奴方面刘宣对此提出反对,认为“晋为无道,奴隶御我”,力谏刘渊不要理睬。另一方面,当时的汉族对刘渊则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怀有强烈的敌忾之情。

就这样,在西晋、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族和汉族之间各自存在着自己(我)和他者(非我族类)的严格区别,各自怀有属于完全不同的集团的强烈意识,相互否定对方。

在整个五胡十六国时期,胡汉双方基于这种意识,不断进行着鲜血淋漓的抗争,而这个时期,在胡族和汉族之间,围绕着什么样的人才最适合成为中华世界的王者这个问题,意见上针锋相对,这种局面耐人寻味。

有一次西晋的忠臣、汉族人刘琨曾写信给羯族的石勒,请求派遣援军。他说道:“自古以来,诚无狄戎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将军长于军略,必建勋功。”

看起来,汉族人刘琨的口气还真不小,明明是向石勒求救,还对胡族说你们反正是当不了帝王的。

永嘉之乱时群雄中有一位汉族人王浚,他后来觊觎皇帝之位,石勒便适时劝进,反倒招致王浚对其野心的怀疑。据史书记载,对此,石勒的使者借用之前汉族人刘琨写给石勒的话,说道:“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所许耳。愿公勿疑。”(见《晋书·石勒载记》)王浚闻言,大悦。

石勒使者的口才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他想到这一逻辑肯定能够说服王浚。而事实表明,他的估计是正确的。

刘琨和王浚的事例说明,尽管当时汉族承认胡族的军事实力,并不得不依存于胡族的军事力量,但在汉族间却普遍存在一种歪曲的思想,认为胡族终归不能当帝王。考虑到当时的时代状况,与胡族相比,汉族在文化上处于优越的地位,而政治上、军事上却不得不屈服于胡族的压力,当汉族仍持有原来的夷狄观——夷狄禽兽不如,天生不过是汉族的奴仆——而又不得不应对现实的局面时,这种歪曲的思想便显露出来。

另一方面,与之相反的思想,也可见载于当时的史书中。匈奴的刘渊曾说道:“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

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政权的始祖慕容廆曾想招揽出身汉族名望世家的高瞻到自己胡族政权中为官,遭到拒绝,他不由感叹道:“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如何耳。”

这里所表明的是与前面完全相反的思想,即胡族也能当帝王。刘渊、慕容廆虽然是胡族君主,却对“胡族终归不能当帝王”的汉族思想进行反驳,从他们的口中表现出超越这种思维的逻辑。

胡族的意识结构

然而,胡族一方的反驳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前赵、后赵时期关中羌族的统帅姚弋仲有四十个儿女,他总是教诲这些子女说:“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并最终在晚年时向东晋派遣使者,请求归属。

姚弋仲是五胡十六国之一后秦的创建人姚苌的父亲,他的思想与刘渊、慕容廆不同,沿袭的是前述汉族的立场。那么姚弋仲为什么会持有这种思想呢?当时的史书并没有明确说明其原因。由于姚弋仲上面的那段话是在后赵灭亡后不久说出的,可以推测大概这一政治形势的变化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吧。

然而,从更宏观或更本质的立场来看,也可以认为这大致反映了姚弋仲对汉文化存在着某种情结或自卑心理。因为当时胡族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如汉族文化、胡族在农耕化过程中表现出对自身文化的抛弃和自身文化的丧失以及与之相联动的,对汉文化的接受等,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都会产生这样的情结。

另一方面,前面说到西晋的忠臣刘琨向石勒求援,对此石勒在回信中说:“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并厚待使者,赠予名马珍宝,其后断绝来往。

还有,前面也提到的王浚觊觎帝位时,石勒在呈送给王浚的上表文中,自称“勒本小胡,出于戎裔”。

在这里石勒对汉族的刘琨和王浚自称“夷”、“小胡”、“戎裔”等,显得十分自卑。表面上看石勒似乎与姚弋仲有着相同的思想,但石勒以“夷”自居的结果,是跟刘琨断交,虽然石勒在王浚面前表现得非常谦卑,实际上却想着吞并对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想法与姚弋仲差得很远。

也就是说,他虽然自称“夷”、“小胡”,内心却是对汉族的强烈不满,有着走向独立的意志。

胡汉相互之间的他者认识

石勒的思想与姚弋仲的大不相同。那么,在当时的胡族中,具有姚弋仲那样思想的人,以及接近于石勒思维的人,是否是各自单独存在的?乍一看好像是这样的。

然而,当我们再往他们的内心深处迈进一步,并注意到当时胡族进入汉族地域并成为其统治者的这种时代背景时,对这个问题就不能如此简单地下结论了。

由于这种心理因素很难作为史料留存下来,我们就很难具体地探求当时胡族的心态,如果硬要对此进行想象,我们自然就会想到,在胡族的内心或说在他们自己也未能充分意识到的思想深处,他们对汉族和汉文化的情结与他们对于独立的志向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

另外,前面我们也提到,鲜卑出身、奠定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前燕政权基础的慕容廆,以胡族君主的权威作背景,要华北的汉族名望人士高瞻出仕,为自己的政权服务。胡族政权吸收这类汉族士大夫进入自己的官僚机构,是看中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行政能力,或作为豪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等,这是胡族经营汉地的必要条件。因此慕容廆才会力邀高瞻出仕,却被胸怀夷狄观的高瞻拒绝了。

虽然高瞻的这种态度引起慕容廆的强烈不满,并有了前述的一番感叹,然而最终慕容廆并没有因此而处置他。

不过,据当时的史书记载,高瞻害怕受到处置,烦闷不堪,最终竟然担惊受怕而死。高瞻致死的事件是一个合适的案例,向今天的我们真实地传达了当时胡族错综复杂的心态,以及汉族对此的心态。

虽然个案不尽相同,但从整体来看,可以认为在当时的汉族人心里,存在着在文化上对胡族具有优越感的夷狄观,以及在政治上、军事上被胡族压抑的屈辱感和恐惧感。而在胡族心里,或多或少地在军事上对汉族的优越感、对汉族和汉文化的情结或否定的心态等混杂在一起,既有歪曲的成分,也有摇摆不定的成分,特别是当时的胡族统治者,注定要将“优越性”摆在最前面。

汉族和胡族所产生的变化

华北士大夫与江南政权

上一节我们论述了永嘉之乱以后,失去了正统王朝西晋作为依靠的华北汉族士大夫对席卷华北地区的非汉族王朝所持有的种种态度。在上一节中,没有探讨这一时期华北汉族对江南汉族王朝的心态,以下就这点展开论述。

既然汉族对胡族有所忌避,那么我们就很容易误以为他们会心系同样由汉族在江南建立的东晋新政权。然而,实际上这个时期的汉族并非异口同声地认同东晋为继承西晋的正统王朝。另一方面,正如前面提到的羌族酋帅姚弋仲那样,胡族也并非人人都忌避汉族的东晋政权,也有胡族承认汉族政权、希望归属汉族政权。在这些情形背后,都隐藏着什么样的思想意识呢?

五胡十六国中有一个由汉族建立的王朝——前凉。在晋末战乱的时候,前凉政权的始祖张轨看到家乡安定(今甘肃省平凉)以西延绵的河西绿洲地带,农牧物产丰富,又兼有与西域交易的便利条件,同时还不会受到中原地区战乱的影响,于是要求前往担任地方官,随后成了半独立的状态。这是前凉的前史。

阅读 ‧ 电子书库

24 前凉系图

西晋灭亡后,西晋皇族、琅邪王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改年号为太兴。这时前凉的领导者为张轨之子张寔,一直延续使用西晋愍帝的年号建兴,仍称建兴六年。后来,前凉也曾使用自己的年号(如年号和平),不久又恢复为建兴。此后在前凉使用建兴年号期间,李俨在前凉的领域内试图自立,尊奉东晋的年号,被前凉领导者张玄靓率众讨伐。

史书中有对这个时期局势的记载,说前凉民众听到李俨准备尊奉东晋的年号都非常高兴。这些记载表明,尽管西晋已灭亡将近四十年,前凉仍存在着尊奉西晋和尊奉东晋的两派势力之间的纷争。

换言之,在西晋向东晋过渡的过程中,在汉族内部产生了对于东晋政权的正统性的怀疑。然而我们可以指出,尽管如此,胡族政权下的华北汉族士大夫大多心系晋家皇族司马睿在江南建立的东晋政权,这也是实情。

宋的正统性

到了东晋之后的下一个江南汉族王朝——宋的时期,这种状况似乎又出现了变化。在东晋灭亡、东晋将军汉族人刘裕建立宋的前夕,东晋皇族司马国璠、司马叔道逃亡到五胡之一的羌族在长安所建立的后秦。

当时后秦皇帝姚兴问他们:“刘裕匡复晋室,卿等何故来也?”国璠等人回答说:“裕与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门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由此,姚兴看到此时在长江中游和上游的四川的东晋将士中,有许多反对宋的力量,于是意欲联合他们对宋发起战争。

另外,这时在丝绸之路沿线、河西地区的酒泉,存在着五胡十六国的一个政权——西凉。西凉政权的王室自称是西汉将军李广的子孙,世代担任敦煌太守。最近,在甘肃省酒泉市区以西八公里的地方,发掘出据判断是魏晋时期最大的一处古墓,墓主被认定为西凉王朝的始祖李暠。而在晋宋更迭之时的西凉王李歆正是李暠的儿子。李歆在位四年,正值江南政权更替,此时李歆也计划率军讨伐刘宋。

司马国璠等人对刘裕的反抗,属于从江南出逃的人士、长江中游地区的将士的反抗,而李歆的反对则是河西地区汉族君主的反对,并不代表华北士大夫对刘裕的反对。然而,既然当时华北士大夫倾心归附于东晋政权,那么可以认为,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逃亡人士对宋的创建者刘裕的抗拒,同样也存在于华北士大夫身上。

阅读 ‧ 电子书库

25 河西走廊 从长安到堪称丝绸之路大门的敦煌,所经过的路线叫河西走廊。照片为武威地区的景观

更何况刘裕出身贫寒,并非像司马氏那样的贵族。考虑到这个时代人们具有强烈的身份意识,正如贵族的存在所明确展现的那样,华北士大夫对刘宋政权的强烈抗拒,并不仅仅是因为刘裕灭掉了东晋而篡夺了政权,他的出身问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五胡十六国时期,由于厌恶战乱和胡人的统治,许多人从华北移居到江南。而应该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也只是出现在东晋时期。自刘宋篡位以后,几乎再难看到有华北士大夫逃亡江南,这与此前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与江南士大夫对刘宋政权的抵触,也有一定的关系。

换言之,刘裕建立的宋王朝,是一个正统性备受华北汉族士大夫质疑的政权,同时引起了他们“对江南政权的离心”。刘宋建国时华北士大夫出现了一种趋势,他们对待胡族政权不再像本章前面所论述的那样采取忌避的态度,而是在华北统一的背景下,承认终于逐渐进入安定期的胡族政权为中原王朝,并给予支持。详情将在后面的章节展开。

五世纪上半叶鲜卑拓跋部使华北再度统一,建立了北魏政权。在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中,为建立东晋政权的司马睿立传时,称其为“僭晋”即“僭越而称晋的司马睿”,而在为后来刘裕及其以后的江南诸朝皇帝立传时,都一律称之为“岛夷某人”,例如“岛夷刘裕”。华北汉族士大夫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连这种记载上的变化都受到影响(把江南政权视为夷狄)。

汉族士大夫追求的道路

反过来想想,在这个时期置身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或不断遭受异民族侵扰进攻的华北士大夫,他们可以选择的道路包括接受异民族的统治在其王朝中出仕为官、虽然置身于异民族的统治却拒不出仕以显示身为汉族的矜持、尊奉江南王朝为盟主反抗异民族,等等。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当时的华北士大夫尽管身不由己,但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当中有实力的人士就会力图形成一股独立的势力。

为西晋而在边境之地独守孤垒的前凉张重华(张轨的曾孙),曾在348年接待了东晋派来的使者,对方许诺封给他大将军的官位和侯爵的爵位。当时鲜卑的慕容皝所自称的燕国王爵已得到东晋王朝的承认。“为什么我们世代为晋尽忠守节,却只能封个侯爵,处在并非忠臣的鲜卑的下风?”因此张重华感到很生气,拒绝受领东晋使者带来的诏书。

到了张祚这一代,终于称帝,设置百官,不再尊奉西晋建兴的年号(当时为建兴四十二年),而改用自己的年号,为和平元年。

然而,在前凉阵营中,依然存在反对这次革命的势力。从建兴改元为和平的这一年二月,灾异频发。于是郎中劝谏他说:进行革命之事,臣窃以为不可。华夷之所以归系大凉,义兵之所以千里响应而至,是因为陛下是守晋的忠臣。现在自称承受天命,即位称帝,天下人看到这种行为,恐怕就不会再相信陛下了。前面我们提到李俨自立,尊奉东晋的年号,反对张祚,正是发生在这次革命事件之际。

换言之,当时前凉阵营中,同时存在着几种倾向,很难形成统一的舆论,既有尊奉西晋的(使用西晋年号,称建兴四十三年),也有尊奉东晋的(以中兴为年号),还有希望独立的(进行革命)。

前凉的张天赐执掌了朝政之后,在建兴四十九年改元升平(东晋年号)。这是受东晋大将桓温北伐、其军威声震华北的影响,而此后前凉一直尊奉东晋的年号咸安,直至灭亡。(桓温北伐详情将在本书第四章展开)

至此,我们主要以五胡十六国之一前凉的政局变化为例进行了论述,审视了这一时期汉族士大夫的态度,从其演变轨迹中我们可以真实地看到他们力图保持中华的传统以及为寻求和追随所奉正朔的对象而痛苦跋涉的身影。

这里向大家介绍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中一位士大夫的故事。在永嘉之乱时,河北范阳出身的李产作为乡里的领导者努力保全民众,后来在石勒的后赵政权中出仕,任范阳太守。遭到前燕攻击后又开城投降。在李产的传中,有如下记载:

 

及慕容儁南征,前锋达郡界,乡人皆劝产降,产曰:“夫受人之禄,当同其安危,今若舍此节以图存,义士将谓我何!”
众溃,始诣军请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宠任,衣锦本乡,何故不能立功于时,而反委质乎!烈士处身于世,固当如是邪?”产泣曰:“诚知天命有归,非微臣所抗。然犬马为主,岂忘自效,但以孤穷势蹙,致力无术,僶俛归死,实非诚款。”儁嘉其慷慨,顾谓左右曰:“此真长者也。”(《晋书》载记第十)

 

这段引文稍微有点长,但这则故事向我们生动地传达了这个时代士大夫的苦衷。他们心里期盼着汉族正统王朝解放华北,却眼看着随着胡族势力的扩张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于是不由地发出天命为何的叹息。可以说这是生活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汉族士大夫共有的心情。

胡族与正统王朝

上面我们探讨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华北汉族的思想。那么,作为这个时期另一方的主角,当胡族入侵中原的世界或与中原的世界对峙时,他们有什么考虑?他们想要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胡族对自己所灭掉的西晋王朝,并没有继续尊奉的意思,尽管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不过,胡族承认西晋是在他们自己建立的前赵、后赵等政权之前统治中原世界的正统王朝。西晋作为对于胡族而言的异民族——汉族所建立的王朝,其正统性并没有被否认。西晋是统一中国、包摄华夷的王朝,胡族自身过去也曾作为臣下参与筹划——这种意识存在于胡族之中。正如前面我们看到的,羌族酋帅姚弋仲告诫子女说:“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这说明姚弋仲具有以汉族王朝东晋的臣子自居的意识。

当时,四川有一个由蛮族賨人所建立的五胡十六国之一的成汉政权。其第三代君主李雄曾发表过支持东晋元帝的言论:“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地,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即东晋元帝司马睿)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夏,亦当率众辅之。”另外,据史料记载,在氐族所建立的前秦政权的朝议上,有人指出:“且晋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遗爱犹在于人。”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东晋建国时,存在这样一种认识,即元帝得到“夷夏之情”即汉族和夷狄的支持。换言之,在东晋建国时,正如大多数汉族所认同的那样,尽管对于非汉族而言东晋政权难说稳如磐石,却具有正统王朝的资格。

只是不应忘记,在这种情况下非汉族对东晋的承认,并不是认识到东晋是继承西晋正统的王朝,而是他们认为吸纳自己所占领的华北地区占据人口多数的汉族的意向,有助于加强其统治,即非汉族的立场与汉族不同,他们是从更现实的观点出发,意识到当前支持东晋是上策。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很好的例子。鲜卑慕容部在慕容廆的时代,曾劝东晋元帝继承晋的正统而即帝位,到了其孙慕容儁的时代,慕容儁自己被群臣劝进即帝位,他先是谢绝说:“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箓宁有分邪?”不久却即位,并对东晋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

然而,承认东晋的这种意识,是否完全是胡族基于现实的利益判断而得出的结果?却也不尽然。这是因为,当时的胡族中存在着认为自己或本民族不如汉族的意识,并因此认为本民族所创立的政权缺乏正统性,反而把江南的东晋政权推为正统王朝。例如,氐族所建立的前秦政权中的其中一位皇族苻融即认为中华的正统性在于东晋。

而与这种意识大相径庭的意识当时亦在孕育之中。后来在胡族当中出现了认为自己是正统、江南的汉族王朝为夷狄、而我们才代表中华的思想,不过,这种思想要成为主流,仍然需要经过数番曲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