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君主宠信的宠臣与王朝的功臣之间出现这样的冲突,这在历朝历代都是常有的事,而耐人寻味的是,苻坚听到王猛的报告之后,说道:“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整”,将樊世斩首,为此还引发了氐族的骚动。因为在胡族作为统治者君临中原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相反的事件即汉族被胡族肃清本是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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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前秦(苻氏)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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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将汉族当成为胡族耕作的奴隶”这种思维中,我们很容易了解到汉人在胡族统治下的处境,而樊世的遭遇截然不同,这也可以看出苻坚对王猛非常信任。

只是,如果君主与宠臣之间的关系很密切,即便这个时期存在胡汉的对立问题,君主对宠臣的维护也不见得有多么奇怪。但是,苻坚却常常做出超过这种程度的反应。

苻坚的这种特点也局部地体现在前秦与夙敌鲜卑族所建立的前燕为了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决战时。当时,前燕王族、后来后燕的创立者慕容垂逃亡到前秦,王猛向苻坚进言道:“慕容垂……人之杰也。蛟龙猛兽,非可驯之物,不如除之。”然而,苻坚却说道:“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接受了慕容垂的投诚。在攻下前燕之后,他的这种力图跨越民族间壁垒的姿态以更为彻底的方式展现出来。

苻坚即位以来,陆续采纳和实施了中国传统的国家礼仪,建造了明堂(中国古代用于举行祭祀大典的场所),在国都的南边举行祀天仪式(汉族王朝最重要的祭典),躬耕籍田(皇帝所进行的农耕礼节),后来还命人举行了养蚕之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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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前秦全盛期图

平定前燕、成为中原霸主之后,苻坚随即更为热心地借助儒教理念推进国家建设,健全风俗,恢复了魏晋时代士族阶层人士的户籍,努力为前秦王朝收揽士族阶层的人心。

另外,苻坚将氐族本族人从中央迁移到前秦新占领的统治地区,而反过来将前秦征服的鲜卑、羌、羯等五胡各族迁移到国都周边,并加以宠任。佛教僧人道安被群臣评为“毁形贱士”,皇帝身边的人进言欲将其除去,而苻坚却对他信任有加,并虔诚地尊奉佛教。

民族融合政策之功过

贯彻这样的政策,可以说自然而然地弱化了从根本上支持前秦政权的氐族集团的纽带,存在着导致王朝解体的危险。正因为如此,氐族重臣屡次向苻坚进言,强调这种政策的危险性。

据史载,苻坚最小的弟弟苻融曾哭着进谏道:“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鲜卑、羌、羯……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然而苻坚却没有听从他的谏言。就连苻坚的谋士、汉族出身的王猛也对苻坚进言说,鲜卑、羌等是国家的仇人,是国家的祸根,应该把他们除掉。

群臣与苻坚之间想法不一致最为尖锐的表现,是在苻坚准备南伐时的朝议上。在统一华北之后,苻坚计划讨伐据于江南的东晋,后来引发了与东晋之间的淝水之战。这次南伐的计划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对。

当时群臣列举了种种反对的理由,包括东晋国内安定,汇聚了谢安等一批贤臣;东晋据有长江之险,易守难攻;中原刚刚平定不久,将士疲惫不堪;鲜卑、羌等异族受到优待,而氐族反而受到轻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劳师远征对国家而言是非常危险的举动,等等。就连苻坚所信任的王猛在生前也指出,东晋虽然偏安于江南,但政局稳定,具有中国王朝的正统性,因此不能对其发动攻击。

对于群臣发表的上述意见,苻坚说道:“任由东晋如此发展下去,非社稷(国家)之利,我希望统一天下,拯救民众。”他不再允许群臣发表反对意见,在统一不久的各族混编部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多达百万人的军队,挥师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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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明代尤求《围棋报捷图》从侧面描绘了东晋淝水之战捷报传送谢安的故事

结果以前秦大败告终,各族趁机发起叛乱。前秦这个由各民族各个势力组成的马赛克般的政权,瞬间瓦解。苻坚自己也在混乱之中,被羌族的姚苌所杀。那么,为什么苻坚会推行这些加快王朝灭亡的政策呢?在他所推行的政策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轻视本民族氐族,而优待甚至宠任汉族和鲜卑族。为了成就华北统一大业,结束长期的各民族对立的局面,当然是需要采用这些政策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政策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多大的现实性?事实上,苻坚的这种民族政策弱化了与前秦统治的核心——氐族之间的联系,淝水之战后,华北再度回归到各族割据混乱的局面。

那么,我们能否把苻坚的政策看成只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呢?当我们看到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时期这段战乱频仍的历史,便不能把苻坚的政策简单地归结为理想主义的产物。人民追求和平与统一的心愿确实极为强烈。另外,在这些政策中,苻坚旨在确立王权的冷静而现实的判断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这典型地表现在他在重用王猛时却将氐族功臣斥为“老氐”的态度上。

五胡各王朝的政权显然并非是一君万民性质的体系所构成的,而是由王族、部族长所统率的各个集团的联合体组成。前秦是以具有这种结构的氐族集团为核心、以具有同样结构的匈奴、鲜卑的集团为外延,并包含各豪族所领导的汉族集团在内的国家联合体。虽然王权力图加强其权力,却存在着许多阻碍其扩充羽翼的因素。

尽管如此,倘若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与其他政权展开难以避免的殊死搏斗并从抗争中胜出的话,那么对于在位者而言,就一定要强化专制君主性质的王权。

这个时候,从新征服的土地上获得人才、税收等资源,便在加强王权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为这些资源对皇帝、王族或各部族长的力量关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换言之,苻坚希望通过对其他胡族政权的征服,获得胡族的军事力量,通过对汉族的统治,获得人才和庞大的资源,并对此加以利用以达到确立和加强王权的目的。

北魏的登场与时代状况

北魏建国

前秦的崩溃使统一的趋势暂时逆转,然而经过此后的后秦、后燕、北魏的传承,华北逐渐脱离混乱的局势。最终承担起统一大业的,是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政权。

建立北魏的拓跋部其发祥地据说在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北部,到了三世纪,在拓跋力微担任拓跋部领袖的时候,他联合各部,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为中心集结势力,从此以明确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不断扩充其势力。到了四世纪中叶拓跋什翼犍时期,拓跋部发展成以山西省北部大同为中心的北方霸权,却遭受统一华北的前秦苻坚的攻击,其部族联合体暂时解体。

不过,随着前秦的崩溃,什翼犍之孙拓跋珪将原来的势力重新集结,此后势力更是不断地急速扩大。

到了四世纪末,拓跋珪方才称帝(道武帝),建元登国,定国号为魏(386年)。到了396年,建天子旌旗,亲率四十余万大军,争夺中原霸主。这便是非汉族政权北魏的兴起,它可与欧洲历史上的法兰克帝国相比拟,亦是后来北朝各代以及隋唐帝国的母胎。

随后北魏吞并周边各国,在439年第三代太武帝在位时期,历经一百多年,终于实现了华北的统一,结束了混乱的局势,与江南的汉族王朝宋形成对峙。

拓跋珪的部族解散

鲜卑拓跋部是各部族联合而成的部族联合体,在前秦的时候被苻坚强行解体,拓跋珪则以重建联盟为目标。他曾依附在为部族联合立下功劳的贺兰部的首领贺讷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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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0 嘎仙洞 位于大兴安岭鄂伦春自治旗的一处洞窟。1980年,在洞内的石壁上发现带有纪年为北魏太平真君四年的祝文。几乎相同的文章收录在《魏书》礼志中,由于这次发现,可以确认鲜卑拓跋部的原住地在大兴安岭北部。左图为洞窟外观,右图为从洞内向外望的景观

当时,贺讷对他说道:“复国之后,当念老臣。”向拓跋珪表示归顺之意。然而,正当各部族首领准备推戴拓跋珪作为部族联合体的领袖时,贺讷之弟贺染干却说:“在我国中,何得尔也!”贺讷劝导说:“帝,大国之世孙,兴复先业,于我国中之福……汝尚异议,岂是臣节!”于是劝拓跋珪即王位。从这段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鲜卑拓跋部作为部族联合体的结构。

成功地重新集结各部族的北魏初代皇帝拓跋珪在建国之后,推出此前五胡政权中从未有过的政策,即部族解散政策。

部族解散是指将拓跋部旗下各部族集中迁居到国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为中心的畿内外地区,同时将此前各部族长对所辖部民的统率权收归国家所有。

据史书记载,“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另一方面,又把原本各部族长属下的胡族各部民变成直属于北魏皇帝的战士。

部族解散意味着与原来的五胡政权相比,北魏成功地创建了能够特别强化帝权的国家结构,奉命集中居住的鲜卑各族的大部分人,按东西南北等方位的原理,重新整编成“八部”,又称为“八国”,后来作为北魏国军的核心,成为统一华北的原动力。

非汉族国家北魏与汉族士大夫

前面我们通过部族解散的事例,说明了北魏与此前胡族政权的某些不同。我们在对北魏政权与以前的王朝进行比较时,首先最应该指出的是,北魏统治华北地区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在这段时期内,正是这个王朝完成了华北的统一大业,终结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并开辟了南北朝时代——据于建康的汉族王朝南朝与据于平城的非汉族王朝北朝互相对峙的时代。

北魏并非是如五胡各国那样兴亡交替、令人目不暇接的短命王朝,而是发展成被称为“北朝”、连汉族也都承认其正统性的一个政权。

然而,这并不等于北魏从最开始其正统性就得到汉族的认同。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那样,五胡十六国时期,在汉族心里,整体上存在着在文化上对胡族具有优越感的夷狄观,以及在政治上、军事上被胡族压抑的屈辱感和恐惧感,而在胡族心里,或多或少在军事上对汉族的优越感、对汉族和汉文化的情结或否定的心态等混杂在一起,既有歪曲的成分,也有摇摆不定的成分。因此,北魏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汉族士大夫,他们认为“诚无狄戎为帝王者”,不能也不愿在这样的夷狄王朝里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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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山西大同恒山悬空寺

前燕灭亡后,慕容垂在华北建立了强国后燕。北魏道武帝在进攻后燕时,由于军粮匮乏,便向群臣征询筹措粮食的方法。当时出身华北地区第一名门望族的汉族士大夫、清河的崔逞进言道:“取椹可以助粮。故飞鸮食椹而改音,《诗》称其事。”道武帝听后,认为崔逞的话是在侮辱他们,大怒,后来将崔逞赐死。

这里头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不太清楚,《诗经》的原文是:“翩彼飞鸮,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怀我好音。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崔逞想到了《诗经》中“飞鸮吃了桑葚,叫声变得动听;居住在淮水的夷狄受到感化,献上珍宝”的典故,向道武帝建议以桑葚作粮食。这番言论显然是将鲜卑与飞鸮、淮夷等而视之,有侮辱之嫌。正因为如此,身为鲜卑族的道武帝才生气,最终将崔逞赐死。这件事表明,道武帝与五胡君主一样,都具有非汉族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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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北魏统一华北

换言之,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胡汉双方因军事上的优势、文化上的劣势而在意识上所产生的意识结构,亦同样存在于北魏初期。

崔逞的同乡崔宏曾在道武帝及其儿子明元帝的两朝中担任北魏宰相,最初他因为不想在异族政权中为官,准备逃亡到江南。然而,在逃亡途中被捉回,未能如愿以偿,只好到北魏朝廷任职。为此他曾写下咏叹自身悲惨命运的诗文聊以自慰,却因害怕受到处罚而终生未敢公开示人。

就这样,当时华北士大夫并不把北魏政权当成自己的王朝,对之完全不抱任何亲近感。因此,北魏为了强调其统治的正统性,提出鲜卑是承受天命统治中国的主张。而北魏之所以为了主张正统性而推出这套逻辑,其原因就包括了汉族士大夫对异民族王朝的普遍抵制。

汉族的变化与崔浩

士大夫出现的变化

上一节所描述的华北士大夫对鲜卑或鲜卑所建立的北魏王朝的态度,到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据史载,北魏中期汉族名门出身的崔鉴认为鲜卑名族出身的陆叡才智度量出众,要将女儿许配给他。还有,北魏末年大乱时,汉族名士高翼在临终前对子孙说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愤怨,破家报国,在此时也。”同样身逢北魏末年乱世的汉族名士封隆之发起了勤王之号召:“国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机而动,今实其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婚姻极为讲究门当户对,汉族名门与胡族陆叡结成婚姻关系,意味着陆叡被汉族士大夫承认为一流的贵族。而“破家报国”这些言辞说明,汉族士大夫到了北魏末年已将北魏政权看成是宁可牺牲小家也要报效的王朝了,即把北魏政权视作自己所归属的王朝。

如此看来,可以认为从北魏时期的某一个时点起,汉族士大夫层对胡族和胡族国家的心情和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所致的呢?带着这个问题审视北魏政治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为北魏统一华北作出重大贡献的汉族宰相崔浩被诛事件的前后,正是这种变化的分水岭。

崔浩事件是指450年崔浩因编撰国史获罪被诛杀的事件。崔浩出身汉族世家,是前面提到的崔宏之子,时任北魏宰相。他在主持编修国史之后,将其内容刻在石碑上,并将石碑树立在都城的大路旁。由于石碑上的记载“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毫不隐瞒地记述魏朝的事情,虽然详尽却并不符合典礼),引起朝野哗然,清河崔氏无论远近,乃至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也都连坐被灭族。

这一事件的底下是胡汉之间的暗斗汹涌。大体上而言,可以说这是汉族士大夫将胡族视作夷狄而以江南政权为正统、胡族对此的反对和敌视这两种态度之间的冲突。就此看来,这与此前的胡族观、汉族观之间并没有太多差别。

然而,当我们稍稍深入地观察这一事件前后的状况,便可看到其中隐藏着巨变的前兆。确切地说,这些前兆包括:崔浩自己有着明确的态度(承认胡族王朝北魏、并以此为基础摸索中国的前进道路);除了崔浩以外其他汉族士大夫也承认胡族王朝北魏;当时的皇帝太武帝在统一华北之后,野心日益增强,希望超越以前胡汉对立的立场而成为“中华皇帝”。

崔浩的意识

崔浩对北魏的承认并致力于摸索中国的发展方向,这表现在他从军事、行政、宗教等多方面对国家政治的积极参与。其中,我们注意到他计划对天下贵族的家世进行整理和排序。其近亲范阳卢玄在听到他的这个想法时,忠告说:“乐为此者,讵有几人。”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认为,崔浩不听从卢玄的忠告,才导致了后来的败亡,这表明崔浩的姓族分定也以胡族为对象。

如此看来,即便姓族分定是基于汉族本位的做法,但由于其基本框架是以家世为胡汉两族共通的标准确定上下关系,因此从广义上说,这种做法为胡汉的融合提供了契机。

这种具有政治规划的胡汉融合的尝试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这种姓族分定政策得以推行,门当户对的胡汉两族之间就可以通婚。只是实施这种政策的时机当时并未成熟。直到崔浩死后四十多年,因创建均田制(对日本的班田收授制亦有影响)而闻名的孝文帝才开始推行天下姓族分定的政策。

普通汉族士大夫的意识

与其他五胡各国一样,北魏从其前身代国的时候起到北魏初期,都是采用暴力手段征召汉族士大夫。据史载,拓跋什翼犍的时期,他听闻燕凤的高名而希望将其招来当自己的谋士,便命令诸军将燕凤所在的代郡团团围住,并向城中的人们喊话,若得不到燕凤,“吾将屠汝”,城中的人们非常害怕,急忙将燕凤交出。崔浩之父崔宏在道武帝准备征讨后燕时,向东方逃亡,道武帝听闻其高名,派遣骑兵一路追赶,最终将其捉回北魏。

然而,到了道武帝之孙太武帝时期,征召汉族士大夫的时候便不再带有如此浓厚的强制色彩。据史载,太武帝统一华北(439)之前,曾在431年大规模招揽汉族士大夫,当时中央命令州郡“以礼发遣”,最终有几百人应聘,到北魏朝廷做官。其中具体个案详情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总体上而言,这一事件说明至少在这个时候已经采用了“以礼发遣”的招贤纳士方式,与北魏初年以前那种不容分说的征召大不相同。

那么,对于北魏王朝的这种“礼贤下士”,汉族士大夫是什么态度呢?如果他们还保持着与原来一样的胡族观和胡族国家观,那么北魏官方的“礼贤下士”政策也会招致他们拒绝出仕。然而,实际上却有多达数百人的士大夫应召前来。这表明他们的态度发生了重大改变,逐渐承认胡族所建立的北魏王朝了。

接受北魏招聘的士大夫高允后来回顾这段经过,感叹道:“昔与之俱蒙斯举,或从容廊庙,或游集私门,上谈公务,下尽忻娱,以为千载一时,始于此矣。”虽然他的描述略显夸张,我们却可从中了解到当时汉族士大夫承认胡族王朝并参与朝政的心情。

那么,汉族士大夫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开始承认胡族王朝呢?个中原因众说纷纭,但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的主要因素是,这时北魏已逐步推进并完成了华北的再统一,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充分展现北魏朝廷自信的上述“礼贤下士”政策。这是因为北魏与此前短期内兴亡更迭、动荡不安的五胡各国不同,作为控制着华北广阔区域、政局稳定的政权,北魏的存在想必对当时的汉族士大夫产生了持续的巨大压力。

另外,汉族士大夫以基于儒教精神的“经世济民”作为人生大目标,同时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承载着民众对他们践行“经世济民”目标的期待。他们对于从西晋末年开始、持续一百多年的战乱状态必定忧心不已,而在这一乱世中兴起的北魏王朝所展现的柔软身段,会强烈地激励他们为了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而选择“明主”,这一点是我们不能忽略的。

太武帝与皇太子

太武帝与时局

崔浩事件的另一方当事人——胡族,尤其是其领导者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呢?以下我们就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正如前面讲到苻坚的政策时所说的,每当五胡的君主试图加强自己的权力时,就会与各自的势力基础即匈奴、鲜卑等胡族的旧势力产生冲突。纵观始于鲜卑拓跋部时期的北魏发展史,鲜卑民族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当时强化帝权的举措常常与对汉文明的吸收、汉化政策等联系在一起。因为引进新的文化直接关系到王权的强化。然而,新文化的引进必然导致原有的做法、资源的分配发生变化。因此,这样的行动常常遭到拓跋部下面各部族长为中心的保守势力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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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北魏(拓跋氏)系图

道武帝后来被其子清河王拓跋绍杀害,从更广的意义上说,这与保守势力抗拒旨在强化帝权的各种改革(例如前面讲到的部族解散)不无关系。在道武帝死后继位的明元帝,反道武帝之道而行之,作出了让步的姿态,从中也能看出保守势力与帝权抗争的影响。

明元帝之子太武帝继位后,凭借着父亲所恢复的强化的权力基础,再次依照祖法,接连推行各项改革,完善了官制和法令,并发动了许多征服战争。其结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北魏帝权的强化。然而,与此同时,北魏使得自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以来混乱不堪的华北地区再度恢复统一,其实力之强大,甚至凌驾在南朝之上。

这种局面意味着,苻坚先前所追求的中国全境再度统一的目标被提上了现实的政治日程。因此,这种局面当然也会对太武帝产生极大的影响,迫使他不得不采取考虑应对之道。

那么,太武帝对此有什么应对之道呢?当时有个汉族人叫寇谦之,假托受到太上老君的启示,对东汉末年产生于中国的道教进行改革,宣扬“新”道教。太武帝接受了寇谦之的教义,将“新”道教定为国教,决心成为太平真君(道教中的“救世主”)。此外,他还在灭掉十六国之一的北凉、统一华北之后的第二年,将年号由太延改为太平真君。

太武帝的意识结构

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太武帝在华北统一之后所采取的政策。一般认为,他针对新的局面,超越了此前胡族君主的立场,开始以中华世界的皇帝作为自己的志向。此时,他所采用的道教并非原来的五斗米道,而是对原来的道教进行一番扬弃之后的新道教。这会让人想到,太武帝所构想的中华世界实际上并非对原来属于汉族的中华世界原封不动地全盘接收,这一点需要我们注意。

太武帝是历史上因推行废佛毁释而闻名的皇帝。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其中一位皇帝、后赵的石虎,当听到在后赵做官的汉族人王度提出废佛建议(“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时,回应道:“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拒绝了王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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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嘎仙洞祝文 在嘎仙洞发现的祝文中可以看到“可寒”等字样,可认为这是此后北方民族首领“可汗”、“汗”等称号的始源,是珍贵的史料

像这样,一般五胡的君主都认为佛教是外国的信仰因此与自己有所关联,对其抱有亲近感并加以保护。太武帝则不这么想。

太武帝在对南朝的宋发动攻击时,在给南朝皇帝发去的书信中自称为“鲜卑”,并以鲜卑民族的强盛为荣。另外,太武帝在位期间,北魏北方的乌洛侯国派来使节说道,拓跋部当年在现今乌洛侯国的土地上居住时,建有祭祀先祖的宗庙,现在进行祭拜仍然灵验。于是太武帝派出使节李敞为代表,前往那座宗庙祭祀先祖。1980年的一次调查发现这座宗庙位于中国东北的一个巨大洞窟内(参看插图29及图34)。这一史实表明太武帝在位时对自己的鲜卑族身份有着明确的认识。

另一方面,太武帝颁发的废佛诏,严令废除“胡妖鬼、胡神”,荡除“伪物”。一般认为诏书的执笔人就是当时负责草拟诏书的崔浩。崔浩一贯讨厌佛教,而太武帝所颁布的便是这样一位人物所拟成的废佛诏。如此说来,写有“胡妖鬼、胡神”的诏书是经太武帝本人批准的,而五胡中显然包含鲜卑。五胡的“胡”显然带有侮辱之意。太武帝基于何种原因,竟然批准了这份带有侮辱含义的诏书?经过如此一番推理,我们就能猜想到,太武帝本人恐怕并不认为自己是“胡”人。

五胡这个字眼原本是汉族创造的。另外,太武帝在进攻南朝统治下的盱眙城时,向南朝送去了一封书信,其内容流传到了今天,信中说道:“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君若杀丁零、胡,无不利!”(《宋书》)

这里所说的并州的“胡”是指东汉时期跨过长城迁居到中国山西的匈奴。原本“胡”这个字在秦汉时期专门用于称呼匈奴,后来其涵义扩大,于是有了“五胡”等用语,到了唐代,丝绸之路的粟特商人等被称为“胡商”。

换言之,太武帝始终将自己看成鲜卑人,而胡是匈奴人,他将自己定位为统治鲜卑、汉族等各族杂居的中国的皇帝。

太武帝将鲜卑与此外的其他各族严格区分,并认为各个民族与汉族之间相互争斗,无论胜败如何,都对自己有利。可以说这种狂妄的姿态与苻坚大不相同。另外,当时汉族士大夫尽管面对的是夷狄王朝,他们仍然强忍着屈辱,为了实现经世济民的目标而不断选择响应北魏官方的征召,为国政出谋划策,这一点也与苻坚的时期有所不同。不过,我们大概可以下结论的是,从太武帝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国教、开始立志成为中华世界的皇帝时起,胡汉对立的时代便逐渐向胡汉融合的时代转变。

皇太子所处的位置

太武帝根据这样的路线开始摸索统一天下之路时,另外还有一个人正在依照另一套方针构想北魏的未来,他便是皇太子拓跋晃。这位皇太子与崔浩以及创立新道教的寇谦之等人关系并不好。《南齐书·魏虏传》有如下记载:

 

伪太子晃与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谮之。玄高道人有道术,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梦其祖父并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谗欲害太子!”佛狸惊觉,下伪诏曰:“王者大业,纂承为重,储宫嗣绍,百王旧例。自今已往,事无巨细,必经太子,然后上闻。”

 

这段记载略显夸张,不过皇太子确实在太武帝的监护下被委以总揽实际国务的“监国”一职。另外,关于皇太子与崔浩的不和,还有其他的事例。

其中最严重的冲突是,皇太子笃信佛教,而崔浩却在其眼皮底下大肆废佛。皇帝亲信与作为下任皇帝的皇太子之间出现这样的分歧,可以说是不得了的事情。如前所述,废佛是意欲成为中华皇帝的太武帝所实施的其中一项政策,是在追求中国再度统一的过程中所推行的措施。另一方面,据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记载,皇太子就任监国一职后,颁布了如下命令:

 

恭宗监国,曾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其制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殖锄耨。’”

 

也就是说,皇太子沿袭了中国古代周朝的政治思想,推行了振兴农业的政策。

据史书记载,由于这项政策的实施,垦田面积大增,同时禁止各种有碍生产的行为,例如饮酒、杂戏、弃农从商等。皇太子实施的是中国传统的农本主义政策,但可以看出禁止饮酒的法令与他虔诚的佛教信仰有关。

另外,北魏在此后孝文帝的时期还推行了均田制、三长制(在第七章论述)等制度,而这些制度是以中国古典时期的周代制度即周礼为范本的。周礼通过这种形式成为制定国策的基准——从这个时候起,皇太子便摆出这样一种姿态。这样看来,我们可以认为皇太子作为下一任皇帝,并不只是推崇和信仰佛教而已,他根据佛教和中国历史上的种种制度,描画出一幅相当明确的政治蓝图。

前面我们提到皇太子与崔浩等人关系不好,再加上前面刚刚论述的因素,也可以看出皇太子与太武帝之间的不和。换言之,当时太武帝与皇太子之间并非只是在废佛等方面存在分歧,还潜伏着关于北魏政权在统一华北之后下一步应该如何经营的深层路线的对立。

帝权扩大与抵抗势力

再仔细想想,皇帝与皇太子即第二号实力人物之间的这种矛盾关系,出现在北魏历史的每一个关节点上。因此几乎可以说是贯穿北魏历史的结构性问题。那么,这里面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在北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皇帝和皇太子之间的争斗案例,是早在中原处于三国时期、拓跋部首次明确出现在历史记载上的拓跋力微的时候。拓跋力微将自己的儿子沙漠汗作为人质送到中国留学。沙漠汗后来回到拓跋部,准备继承王位。各部族长却害怕拓跋部的风俗被汉化,便向力微进说沙漠汗的坏话,听信谗言的拓跋力微便将沙漠汗杀掉。这是北魏历史上政权一把手与二把手之间对立的案例。在北魏的建国者道武帝的时期也出现了皇帝与皇太子即第二号实力人物之间的冲突(建国功臣卫王仪的谋反事件、清河王绍对道武帝发动的弑逆事件等),这些事件都是以部族解散为代表的道武帝所推行的各项激进改革措施与反对改革之间的矛盾造成的。皇太子拓跋晃的个案则是继这些事件之后出现的皇帝与皇太子之间冲突的又一个案例。

通观这些事件,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帝在追求帝权的确立及扩大过程中的举动,这一点我们前面也曾论述。而身处其中的皇太子即第二号实力人物的位置就很微妙了。因为他在与皇帝对峙时,很容易就会被卷入到反对帝权扩大的势力之中,但当皇太子即帝位之后,他也会走上跟先帝一样追求帝权的道路。

皇帝追求自身权力的确立和扩大,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可以见到的现象。然而,在北魏时期,皇帝尤其注重权力的确立和扩大。因为在北魏政权中,胡汉对立严重,皇帝严重偏向哪一方,都会造成权力、政权分裂的危险。

北魏早在还是北方的代国时开始,便不断吞并新的地区和国家,当时的史书将原来居住在地方的人称为“新人”,而将构成自己权力基础的人称为“旧人”,主要是鲜卑人。与前秦苻坚的情况相同,北魏帝权任用“新人”,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强化和扩大。然而,对“新人”的过多任用乃至依存于“新人”,反过来就会像苻坚所遇到的情形一样,招致“旧人”的抗拒,甚至有政权瓦解的危险。相反,如果只重用“旧人”,又与北魏国土急剧扩张、统治地区内“新人”(主要是汉族)增多的现实相背离,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背离日益扩大。因此,当时的帝权便轮流将其重心放在“旧人”和“新人”上,可以说基本上注定了要将自身的权威放在超越胡汉对立的位置上。

太武帝是集双重矛盾为一体的皇帝,他一方面与鲜卑搞好团结,另一方面则重用崔浩、推行倾向于汉化的政策。他这种内在的矛盾,在超越胡汉对立、至高存在的皇帝身上得到统一。

统一了华北的太武帝,面临新的形势而超越了此前胡族君主的立场,强烈地希望成为中华皇帝。为了实现这个志向,他任用汉族出身的崔浩,采用寇谦之所力主的新道教。但太武帝的做法,遭到了自身尊崇佛教的景穆太子和北族势力等具有不同思维的各派势力的反对。

皇太子拓跋晃之死

这位皇太子在正平元年(451)六月戊辰突然去世。据史载,太武帝听闻太子死讯放声痛哭。然而,四天之后很快就将皇太子葬在北魏历代皇帝的陵墓中。别的史料显示,由于皇太子宠任的官员犯了罪,太武帝震怒,将该官员处死之后,皇太子因担惊受怕而死去。换言之,这说明皇太子的死有蹊跷。

皇太子去世的这一年是正平元年,正值统一了华北之后的太武帝倾巢出动征讨南朝之际。在此前一年即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九月出兵南伐,十一月便兵围徐州彭城,十二月渡淮水。很快攻陷淮西、淮南,在十二月底终于抵达南朝宋的都城建康对岸长江边上的瓜步山,并在那里建起了行宫。第二年即皇太子去世那一年的正月初一,太武帝在长江岸边集结各路军马,论功行赏。紧接着在第二天即正月初二立刻回师,二月皇太子在鲁口(今河北饶阳南)的行宫接驾,三月回到京师平城。

抵达建康对岸的瓜步时,北魏军砍苇制筏准备渡江。为此建康城内高度警戒,紧张万分。然而,太武帝旋即从瓜步撤退北归。南朝为了应对这场战争而军民疲敝,南朝宋正处于历史上被视为全盛期的元嘉之治,却因此受到冲击而走向衰落,然而,北魏军在展现出如此强大的军威之后,却“突然”撤退,令人费解。

从史料中找不到这时与宋结盟的北方蒙古高原的柔然有什么举动,也没有发现太武帝卧病不起等对实施作战有重大影响的北魏军内部突发混乱的记载。据当时的史载,南朝人对于北魏军队此时的突然回师也感到意外。

现在我们来推测其原因,可以想到的包括长期远征将士疲乏、军粮不足等。但是,假设当时情况真是这样,既然已经作势准备渡过长江,在南伐的紧要关头于正月初一论功行赏,却又在第二天迅速撤退北归,我们不得不说这种情形确实是不正常的。

在现已亡佚的《宋略》残篇中,则提到在太武帝南伐途中留守国都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晃谋反。太武帝闻讯派人向平城送信,谎称皇帝在南伐途中驾崩,并在皇太子前来迎接太武帝灵柩时将其擒拿。编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认为这不过是流传于江南的小道消息不足为信,然而如果我们了解到如上所述的太武帝和皇太子之间的路线之争等因素,尽管现在不可能再现皇太子之死的细节,但在南伐军突然回师北归的背后必定是因为国都平城出现突发事件或太武帝接到类似急报——这种推断恐怕更有说服力。

前面我们对当时的具体状况稍稍进行了深入探讨。总而言之,在太武帝内心深处,既保持着鲜卑自我认同的种族主义倾向的思想,同时在这种意识之上,又带有开创更高层次的中华世界的图谋。这时,对于他而言,不在其意识之内的佛教想必被视为有害无益之物。这样一来,尽管与崔浩之间存在着基于胡汉两个民族的不同立场的区别,但可以说太武帝创造中华世界的志向最终与崔浩的追求是一致的,即两者都具有向胡汉融合的方向收敛的特性。

普通胡族的意识

除了胡族君主太武帝以外的普通胡族们(拓跋鲜卑)当时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当时拓跋鲜卑领导层的其中一人、长孙嵩非常反感深得太武帝宠任的崔浩。这样的反感是在当时拓跋鲜卑的许多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绪,是酿成崔浩事件最主要的原因。崔浩事件表明,在当时大部分的拓跋鲜卑的意识中,仍然存在着本族与外族的区别,而汉族仍然是受到排斥的异族。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时大部分拓跋鲜卑的汉族观与五胡十六国时期其他胡族的汉族观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拓跋鲜卑从华北统一时起,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掌握了汉语。一般认为,这种情势进一步发展,便促成了拓跋鲜卑对汉族的接受。

换言之,在太武帝时期,拓跋鲜卑内部也以不同于汉族一方的方式显露出变化的征兆,在新形势下北魏当时的国家体制将何去何从?它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后面围绕着北朝历史的发展,在第七章继续探讨。下一章我们将转而聚焦于与华北地区同时展开的另一个主要历史舞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