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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南朝后期的政治与社会
梁武帝的时代
梁的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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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齐的明帝极为暴虐，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杀害了高帝和武帝的儿子二十多人，这种残暴的施政被有“恶童天子”之称的东昏侯所继承，最后被在雍州襄阳（今湖北襄樊）起兵的萧衍（梁武帝——南朝梁的开国皇帝，502—549年在位）所灭。
萧衍是南兰陵人（今江苏常州），南齐萧氏族人，其父萧顺之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族弟，亦是南齐开国功臣。萧衍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很早就因文武双全、才干出众而被寄予厚望，他被列为南齐王族中的读书人、历史上著名的竟陵王萧子良的“八友”之一，在儒学、老庄思想、佛学上有深厚的积淀，是个有修养的人。
这一点与南朝各代开国者都是非贵族出身的军人的情况，存在很大的不同。南齐末499年，萧衍成为湖北要冲雍州的守将，率军抵御北魏的入侵。当时，东昏侯的暴政肆虐，就连萧衍之兄萧懿也成为其牺牲品。萧衍终于在501年连同藩镇的属官及襄阳地方的豪族和土豪，历数东昏侯的种种罪行，起兵并攻陷建康，第二年（天监元年）接受南齐的禅让，开创了梁王朝。
武帝（萧衍）即便在隆冬时节也会在凌晨两点起床处理政务，满怀经世济民的理想和责任感，推行宽政，致力于恢复疲敝的民生。在官吏录用政策上，一方面明确士庶贵贱的区别，另一方面为了顺利地实现国政运营，打出了重视个人才能和教养的方针，寻求贵族层的自我革新，并辅以官制改革，谋划对贵族制度进行重建。
为此，梁武帝在位期间出现了南朝历史上少有的安定与和平的局面。武帝在位将近五十年，由于施政有方，文化繁盛一时，乃至后世用诗讴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梁武帝的改革
武帝即位后，立即招来竟陵王“八友”时期以来的盟友范云、沈约等人，努力解决宋孝武帝以来出现的、给政界带来极大弊害的恩幸政治。然而，经过宋、齐两朝的统治，本应承担王朝重任的贵族，其素质却急剧地下降，他们都失去了过去曾有的进取精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将皇帝身边的亲信——下层人、商人等赶走，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
前面我们提到，萧衍出身南齐萧氏一族，是南齐朝中的贵族。只是南齐萧氏一族也是由于军人出身的萧道成建立了南齐政权，才得以跻身贵族行列，这就意味着，南兰陵萧氏虽然也是贵族，却具有“一步登天”的特殊性质。
然而，从其他方面来看，在这种“一步登天”的贵族中，有的人身上也有过去贵族所具有的进取精神。萧衍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信任的不是生命力渐失的老牌贵族，而是与自己相似的、出身下层贵族的读书人。
萧衍任用由此选拔出来的智囊，致力于礼制和法制的建设，旨在重建贵族社会。改革最明显之处体现在官制改革方面。在原来的九品官制下，官品数越低表示等级越高，即一品高于二品，二品高于三品。梁武帝对这种官制进行了大改革，采用了十八班制，将九品中的大约六品以上划分为十八个等级，官班数越大等级越高（即十八班高于十七班，十七班高于十六班）。
根据原来的贵族制规定，出身贵族家庭的人天生就具有贵族的身份，在朝廷中居于高位，而出身平民家庭的人则不可能晋升到贵族之列。贵族不想担任需要承担重大责任的要职或需要评判争端的司法官，而喜欢出任像秘书官这样责任不太重大的官职。因此，官僚制的内部便逐渐形成了两类官，即由贵族出任的清官以及贵族极力想避开的浊官。
官僚本应作为皇帝的左膀右臂而开展工作的。然而这种官僚制中出现的清浊之分，却阻碍了皇帝权力的正常运作。武帝向这种僵化的官僚制开刀，对原来的等级进一步进行细分，并将等级高低的标示方式颠倒，据此改变了原来的标准，加强了皇帝对官僚制的控制。这明显地表现在将原来贵族不喜欢担任的、对犯法的官僚进行弹劾的御史中丞等对皇帝权力的行使具有重要作用的各种官职的官班，实质性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级别，进一步强化了皇帝权力对官僚制的控制。
另外，在推行十八班制的同时，武帝还对下层士族的官制六品至九品的等级进行了改革，将其分成七班至一班的等级，重新设置为“流外”，即非贵族最初担任的官职。
当时，贵族从乡品二品起做官（门地二品），而武帝的改革在原来这些贵族中加入地位更低的、从乡品三品至五品起做官的士族，显示了他重整贵族制的用意。
学术文化的繁荣
武帝即位后，在贵族子弟就学的国子学之外，还开设了名为五馆的学校。在五馆中，由精通儒教经典——五经的博士向学生授课。但五馆并非只是讲授学问的地方，还是进行考试、选拔官吏的官员培养机构。
当时，五馆的培养对象主要以出身寒门的子弟为主，即使身份极为卑微，也有机会得到录用。换言之，这项政策的特点在于，选拔官吏时不分地位尊卑，只论才能高下，从这一点上看，开五馆的措施可以说是此后始于隋代的科举制度的其中一个源流。
50 《文选》
由于对学术的奖励，梁朝的学问非常兴盛。武帝本人即是在儒学、老庄思想、佛学上具有深厚造诣的当代一流学者，这样的人物处于政治的顶点，鼓励进行学问研究，形成了一种风气，不久便促成了文化的繁荣，涌现出对古代流传下来的优秀诗文进行汇编的诗文集《文选》、魏晋以来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龙》等书籍，也出现了讲究技巧、辞藻艳丽、被称为“宫体”的诗文创作风格。
尤其是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从周代至梁代跨度大约一千年时间的诗文中，精选出内容深刻又兼具优美文采的作品。《文选》对唐以后的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也被认为受其影响，是奈良、平安两朝期间读书人的必读书籍，并对《万叶集》等日本文学作品也有很大的影响。
武帝及其虔诚的佛教信仰
在论述梁武帝时，不可忽略的是他对佛教的虔诚信仰。武帝原本对佛教颇有研究，在其在位的中后期，他对佛教的信仰变得更为热忱，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而且他的信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乃至将佛教导入政治的世界，希望据此建设理想的社会。
武帝修建了大量的寺院，举办大法会。中国人原本用牛等活物作为祭祀祖先时的供品（称之为“血食”），武帝认为这样违反了佛教的不杀生戒，便下令用水果代替。
佛教认为，世俗的世界是苦难的世界，苦难的根本源于人对不断变化的物质、现象的执著，只有断绝了这种执著，才能生出觉悟。这种思想将现世看成是没有实体的虚幻世界，而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特别重视祖先崇拜以及与祖先崇拜有着密切联系的家庭纽带的民族，可称作是中国民族宗教的儒教是对这种思想所作的体系化总结。因此，在儒教的国家体制下，皇帝却亲自取消了祭祀中的血食，这原本是违背传统的大忌。
在中国社会中，“孝”被视为是人需要具备的德目而最受重视，皇帝作为社会的师表，也有义务重视和实践“孝”道的要求。而武帝却对这一方针作出了重大改变。
武帝践行的四次“舍身”
武帝为了表示其佛教信仰的虔诚，践行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舍身”。顾名思义，“舍身”是指舍弃自己的凡身、自作苦行供养佛祖的壮烈行动，一般通过布施财物代替苦行。武帝在位期间，曾于527年、529年、546年和547年一共践行了四次“舍身”。
“舍身”的经过是这样的：武帝御幸同泰寺，召集僧俗举办大法会，皇帝脱下龙袍，身披袈裟，舍去凡身，以一介凡夫的身份为佛寺服杂役，为比丘、比丘尼开讲佛典。后来，群臣以一亿万钱将舍身的武帝赎回，大臣们恳请他回到皇宫。武帝三次舍身，又三次还俗。最后一次他再次召集僧俗举办大法会，不再回到皇宫，并实行大赦和改元。
51 建康台城址 从明代南京城北侧的城墙眺望现在的鸡鸣寺。鸡鸣寺为明代在南朝梁的同泰寺原址上所建。照片中可见到的鸡鸣寺的山麓与明代城墙相接的地方，被认为是南朝台城的遗址
后世的史家指出，武帝如此奉佛的方式，招致了梁的亡国。表面上看，武帝的尊崇行为似乎脱离了常识，我们不妨注意一下最后一次“舍身”时所进行的大赦和改元。中国的国家仪礼通常依照儒教之礼进行。然而，武帝在这里却遵循了佛教的规矩（虽然并非一切国家礼仪均如此）。
改元本是作为人世间统治者的皇帝所进行的一项政治行为，改元即象征着皇帝在万象更新的世界中重获新生。而大赦则旨在与万民同享万象更新的世界，以期重建皇帝与万民之间的纽带。武帝根据佛教的仪式，进行了这两种象征性的活动。
佛教传播到中国，在本卷所研究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教徒人数获得了爆发性的增长。这从留存到现在的许多佛教遗迹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而佛教得以如此迅速地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的背景在于，汉帝国经过长达四百年的稳定统治之后崩溃，继而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时期到来，民众无法从原来的儒教价值观中获得自我解脱，只好从异国宗教——佛教中求得自我救赎。
另外，对于这个时期迁移到中国的非汉民族而言，佛教亦是起源于异国的宗教，因此成了容易接受的宗教。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广泛而深入地渗透，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时期的当政者寄希望于通过引进佛教来收揽人心。其具体事例在本书第二章已有论述，当我们根据这样的历史趋势在这里探讨武帝的舍身行动时，可以将其看成是这种历史状况下的一种结果。
总而言之，武帝践行舍身的行为，如果单从其虔诚的佛教信仰中寻找原因则存在不能解释的地方，一般认为，这里面包含着武帝的意图，他希望将舍身的仪式定位为借用佛教所举行的国家仪礼以及象征世间万象更新的仪礼，同时实现国家团结。
不应忘记的是，当时同样希望借助佛教实现镇护国家的北朝的行动，当然也进入了武帝的视野中，而他对佛教的虔诚崇拜，在追求实现天下再统一的南北两朝中亦具有意识形态战的一面。
然而，像武帝这样以“大慈悲皇帝”为目标而对佛教的狂热尊崇，虽然梁朝的统治使佛教盛极一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不良风气再次滋生，皇族放恣，亲信专权，贵族层开始在工作中避实就虚。
武帝的失政
武帝的六弟是临川王萧宏。这个人曾经担任对北魏作战的主帅，却临阵退缩，抛下部队径自回到自己的封地，导致梁军大败，出了大洋相。然而，武帝却表现得很宽容，非但没有问罪，此后仍对他委以重任。有一次有传言说萧宏私藏兵器图谋造反。为此，武帝只带了一名随从前往临川王的府中，酒宴过后，对王府进行查看，发现府中有三亿多钱和满库的绫罗绸缎。原本临川王便是有名的贪婪无度之人，据史书记载，武帝因为在这次检查中并没有发现萧宏藏有武器，非但没有责备他囤积私财，反而说道：“阿六，汝生计大可！”随后又高兴地畅饮起来。
除了萧宏之外还有很多例子说明，伴随着宽容的“仁政”而出现了皇族、亲信等人的放恣和专权，武帝却不加追究。再加上后来由于昭明太子（501—531）去世，武帝将昭明太子之弟萧纲（简文帝）立为太子，又招致了皇族的不满，诸王之间出现了不和，王朝的统治基础逐渐瓦解，最终走向了灭亡。在这一点上与西晋的亡国有着相同的轨迹，可以说这显示了那个时代的某种局限性。
然而，武帝并没有深刻地意识到，他对政治流于放纵以及对佛教的崇拜所带来的危机。武帝本人对自己正在实施着的良政坚信不疑。
52 萧宏墓石兽 位于南京东北的江宁县张库村，除此以外，还残留有石柱、石碑
有一次，官员贺琛上书道，现在人民流亡情况严重，这是朝廷派出的使者横征苛敛所造成的；奢侈之风渐兴，官吏收入很高，热衷于饮酒作乐和蓄养女伎，为此不择手段地敛财；小人当官，权臣作威作福，疯狂搜刮民脂民膏；财政负担很重，而赋税又浪费惊人，为此民力疲惫不堪，应该精简节约，休养生息。
不过，武帝看到这份奏章后勃然大怒，对贺琛进行了全面的反驳，说自己注意节俭，但凡有所营造，一定都会支给费用，不会无偿使役民众。不近女色，不好酒乐。因此不知道奢侈之责从何而来。如果说官吏横征暴敛，到底具体是谁？说要精简节约，那么到底需要削减哪些财政支出项目？
然而，当时对于官吏的管理确实非常松弛，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越来越多的官吏鱼肉百姓，收取贿赂，贪赃枉法，王侯子弟及其随从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都城中公然杀人越货，本应被官府缉拿的凶手却逍遥法外，种种不法行为在现实中发生。
武帝的通货政策
在经济层面，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前所述，南朝期间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而制造铜钱所需的原材料铜却相当匮乏，私人铸币导致了劣质货币泛滥，妨碍了货币经济的正常发展。
武帝即位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发行优质货币，致力于消除通货的不稳定。因此梁代江南地区出现了活跃的商品交易，据记载长江上甚至有载重量达二万斛的船只往来。
然而，523年（普通四年）武帝为了解决因铜缺乏所产生的问题，推出了一项即便是今天看来也是难以想象的政策——铸造铁钱以便替代铜钱用作通货，同时采用铁钱向官员支付俸禄。这项政策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从其他角度来看，用铁钱支付俸禄说明了南朝货币经济渗透程度有多深，同时又凸显了当时货币经济存在的问题有多严重。
也许可以说，铁钱的使用最初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货币不足。然而，一旦铁钱全面取代铜钱投入使用，由于铁比铜便宜，一定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偷铸行为，这是事前应该能够预想到的结果。换言之，可以预料使用铁钱将会使货币的信用急速丧失。六世纪三十年代铁钱价值的急剧下跌，便是明证。至此武帝的通货政策以完全的失败告终。
侯景之乱
这样的经济混乱促使农民阶层瓦解，许多人流离失所，社会变得更加不稳定。
正巧此时北朝东魏的将军侯景向梁朝请求归降。侯景是北方人，在北朝末年的大乱中发迹，成为东魏实际掌权人高欢的心腹。然而，高欢去世、其子高澄继承事业之后，侯景遭受中央的猜忌。看清形势的侯景携河南十三州的土地，向梁投诚。
53 梁建康图
无需征战便能得到河南的土地，梁于是接受了侯景的归顺。东魏立即出兵讨伐侯景，将侯景及梁派出的援军一并击败，再次成功地将河南的土地纳入东魏的版图。侯景被东魏打败，带领少量残兵逃到寿春。这时，东魏同时向梁表示了不愿进一步扩大事态的意图，寻求与梁议和。梁朝内部经过一番讨论，接受了对方的提议，向东魏派遣和平使节。梁与东魏的议和，无异于将侯景逼入了死角。
于是，侯景串通对梁武帝心怀不满的临贺王萧正德，仅率兵一千渡过长江，于548年十月二十二日，对建康发动突袭。由于侯景的军队乘虚而入，都城陷入一片骚乱。建康上一次被卷入战乱是在武帝攻陷南齐时，已经过去了五十年，这次遇袭，城内格外混乱。
据生于同时代的颜之推的记载，当时人们羸弱不堪，“从未骑过马，一看到马嘶鸣跳跃，就惊慌害怕，以为是老虎”。建国的功臣大多都已作古，后辈武将又都外派镇守各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守备建康的官员打仗几乎都是外行。
侯景一边攻打西面的石头城、北面的白下城，一边自己领兵突破建康南面的朱雀航，渡过秦淮河，攻入城内街道。在此期间，仅有少量兵力的侯景军不断吸收对梁朝国政不满的民众，逐渐壮大起来，二十五日建康都城的四面都被侯景军的黑旗所淹没。
守城的梁军与攻城的侯景军展开了激战，这时各地援军先后抵达建康。武帝第六子邵陵王萧纶统兵三万，于十一月首批抵达。军粮不足的侯景军看到援军出现在都城的东北方，马上陷入了狼狈至极的境地。不过由于下雪以及初战告捷的有利条件，他们一举歼灭了萧纶军。然而，更多的援军随后陆续以建康为目的地集结而来。
建康的陷落
另一方面，在建康城内坚守的梁军发生了非常事件。担任守城军总指挥、此前孤军奋战的勇将羊侃突然去世。城内军心动摇，侯景趁机加紧攻城，陆续将登城车、火车、虾蟆车等兵器投入使用，又从都城北面的玄武湖引水灌台城，实行水攻，同时为了准备与援军的交战，放火烧毁建康南面秦淮河南岸的一大片民居和寺院，发挥了其百战磨炼出来的军事才能。
然而，援军方面都是由相互猜忌的宗室诸王统率的混合部队，无法统一指挥，其中甚至还有与侯景军串通，或与侯景军一样热衷于掠夺的军队。因此，本来为援军的到来而欢欣鼓舞的民众，立刻感到非常失望。
54 秦淮河与浮航 从位于南京南郊的文德桥远望孔庙。文德桥为梁代浮桥，修建在著名的浮航所在处。跟前是秦淮河
在这种形势下城中军民坚守了一百多天，城中储备已消耗殆尽，士兵争抢捕捉老鼠和小鸟，甚至将铠甲煮了吃。雪上加霜的是，侯景军在水源中投毒，城中的人身体发青脓肿死去，胀鼓鼓的尸体堆积在城内各处，“臭气熏数里，烂汁满沟洫”，呈现出一片惨状。围城开始时虽然城内有男女十余万、兵三万，而到这个时候能够拿起武器打仗的只有不过两三千人。而侯景军方面的处境也很不妙，由于前往储藏兵粮的东城之路径被切断，单靠余下的粮草仅够维持一个月的时间。
于是侯景心生一计，即佯装议和。当然议和只是表面的动作，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军粮供应、修补兵器、使士兵得到休养。
和谈的提议得到了皇太子的响应。老迈的武帝却从中察觉到侯景有诈，宁可战死也不愿议和。然而，皇太子力求道：“如今已被侯景包围很久，援军之间又相互牵制，无法出战。姑且接受和议，再作后图。”武帝犹豫半天，最后接受了皇太子的恳求，说道：“就按你的意思去做吧。只是千万别做出贻笑千古的事情。”
549年二月，双方缔约，朝廷割让江西四州，换取围困台城的侯景军撤退。然而，随后侯景并没有撤去围城的军队，虽经数度督促仍继续围着建康城。而在援军方面，荆州的湘东王萧绎（后来的元帝）担心和议一成侯景更加肆无忌惮，撤走了对建康的援军，更加剧了混乱。
一直观察着事态发展的侯景于三月撕毁和约，不分昼夜地再次对台城发动猛攻。台城再也无力继续抵抗，固若金汤的建康城于十二日最终落入侯景军手中。武帝被幽禁起来，觉得口苦而索要蜜糖未得，在台城陷落两个月后，这位八十六岁高寿的皇帝终了一生。皇太子即位当上皇帝（简文帝），却已经处于侯景的严密监视之下，不过是个傀儡。
元帝与江陵的陷落
击溃侯景、萧绎成为元帝
武帝死后，侯景企图拥立简文帝而发号威令，各藩镇并不听从。于是他首先派兵镇压物产丰富的三吴地区。自东晋南渡以来，三吴之地作为最富庶的地方以及南朝政权的经济基地，也因为侯景的侵略遭受到与建康一样极大的破坏。都城建康、三吴之地这些南朝最枢要的地区，就这样因侯景之乱而陷入了毁灭的境地。
另一方面，武帝的第七子、封在荆州江陵的萧绎一面保存实力，一面接纳逃出建康的朝臣和难民，不断扩充其势力。席卷三吴之地、企图向西延伸势力的侯景派兵进攻江陵，两军在巴陵展开激战。
当时萧绎任命名将王僧辩为讨伐侯景军的主帅，巧妙地指挥水军大挫侯景军的锐气。侯景军向建康败退，王僧辩又率军尾追，顺着长江直下，来到湓口（江西九江），在这里遇到从广东北上讨伐侯景的陈霸先。两军发誓合力讨灭侯景，一齐向建康逼近。逃回建康的侯景杀掉简文帝，自己称帝，虽奋力迎击王僧辩和陈霸先的军队，却不敌从秦淮河北岸登陆的联军锐锋，向东逃去。然而，由于其部下在钱唐造反，侯景将成为累赘的两个儿子遗弃在水中，带领几十个手下向海上亡命，最终被其随从出卖。552年四月，侯景死在船上，了结了他坎坷的一生。
就这样，王僧辩等将领努力平定了叛乱，又拥戴其盟主萧绎登上了帝位（元帝，552—554年在位）。不过，考虑到建康、三吴之地一片荒凉，无力承担朝廷运作的重任，即位典礼从原来南朝的帝都建康改到江陵举行。
然而，宗室内部的争斗并未就此罢休，元帝不得不与打着讨伐侯景旗号、从成都东下的武陵王萧纪争夺帝位。虽然这场战争以元帝的胜利告终，但在此期间，一直对四川虎视眈眈的西魏渔翁得利，乘虚将该地区占领。在这种形势下，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驻扎在汉水中游重镇襄阳、与元帝关系非常紧张的岳阳王詧投降西魏，并借助西魏的力量，向江陵逼近。
江陵陷落的悲剧
在西魏对江陵发动攻击时，梁的主力部队王僧辩等率领的军队，在平定侯景之后仍在长江下游地区进行镇抚工作，以及为防止北齐的入侵进行防御。因此，等不到王僧辩军的飞速驰援，江陵在554年十一月便被五万西魏军攻破。以文学才华卓著、酷爱老庄、著述甚丰而闻名的元帝，在江陵陷落时将十四万卷藏书全部烧掉，叹道：“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便死于非命。
然而，悲剧才刚刚开始。根据这一时期的正史《梁书》的记载，江陵陷落后沦为俘虏的人，被分给西魏的军将做奴隶，在严冬长途步行，被强行带到西魏首都长安。据史书记载，西魏军认为幼童和羸弱者忍受不住这种严酷跋涉，全部都将他们杀害。这个时候被绑架的人数，不同史书有不同的说法：数万、十余万、一百四十万。考虑到西魏军人数为五万，大概十余万的数字接近于事实吧。
据记载，有个叫殷不害的人在江陵陷落时与母亲分离，他四处苦苦寻找母亲的下落。当时天寒地冻，冰雪交加，到处都是老人、羸弱者冻死的尸体。殷不害一路号哭，呼唤着母亲的名字，看到水中漂浮着尸体便下到水里寻找，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母亲。他拖着冻僵的身体，大哭不止，寻找了七天，最终找到了母亲的遗体。
另外，还有一位刘姓的士大夫，因为江陵陷落，被西魏将领梁元晖俘虏。刘氏在侯景之乱时几乎失去了全家，只剩下一个几岁大的儿子。他在江陵陷落后被绑架时，戴着脚镣，背着儿子被迫从江陵向长安进发。由于下雪路难行，他渐渐地体力不支。梁元晖命令他把儿子扔掉，刘氏舍不得，便请求饶命，甘愿自己代替儿子一死。然而，最终他的儿子还是被强行夺走，扔在雪中，而他则被拳棍驱赶着向前走。刘氏一步一回头，不住地凄惨号泣、呼喊，因疲劳和悲伤过度，几天后便气绝身亡……这两个例子都是史书记载的、发生在这个时期的悲剧。
颜之推的《观我生赋》
颜之推（531—602年左右）是一个顽强生存在南北朝后期乱世中、在中国历史上留名的人物。他写的《颜氏家训》被公认为中国人为家族后代留下家教典范的众多家训书的第一本。颜之推一生遭遇独特，经历了南北朝时代繁盛一时的建康、江陵、邺（北齐首都）这三大王都的陷落、灭亡，先后在梁、北周、北齐、隋等四个王朝为官，渡过了跌宕起伏的一生。他还曾经为了摆脱军政严苛的北周统治，赌命带着妻儿乘坐小船在发大洪水的黄河顺流而下，从陕（灵宝）到河阴（孟津）一夜漂过七百里，完成了亡命北齐的壮举。
颜之推也是经历了江陵陷落、一路步行走到长安而生存下来的稀有人物。
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写成了《观我生赋》，留传至今日。其中一节是：
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
溥天之下，斯文尽丧。
怜婴孺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状。
夺诸怀而弃草，踣于途而受掠。
此处描述的是江陵陷落的情景，可以感到，诗中充满了对类似前述的殷不害、刘氏那样难以想象的悲惨事例的痛恨心情。
颜之推在晚年时回首自己一生，给子孙后代写下了留传至今的《颜氏家训》。在这部书中，他说道：“自古以来圣人所著的典籍已告诉了我们各种高尚的做人道理。另外，魏晋以来的书籍也都记述有我如今希望阐述的种种想法。因此我现在写下这些话，就像在屋下架屋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写下来。因为现在我所记述的，都是刻骨铭心的事情，这并非古代典籍所记载的训诫，而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1]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颜之推希望将自己从侯景之乱、江陵陷落的亲身经历中所学到的道理告诉子孙后代的迫切心情。
建康与江陵是南朝国家的核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朝的政治、经济都以这两地为中心而展开。然而，因为侯景之乱，建康的繁华丧失殆尽，甚至三吴之地也受到牵连而荒废。另一中心江陵的繁华也完全消退，同时还有许多人死于非命。在江陵沦为俘虏、历经艰辛活着走到长安的那些人，除了极少数以外，一辈子为奴，终老一生。
俘虏之后的命运
西魏改朝换代变成北周之后，政府发布解放令，解除从江陵绑架而来的人们的奴隶身份。首先在565年六月，下诏恢复其中六十五岁的奴隶的自由。这是江陵陷落十一年以后的解放令。然而，从当时人的寿命来看，由于从江陵活着来到关中充为奴隶、年龄已超过六十五岁的人早是个不中用的废物了，这事实上不就是以赦免恩典的美名而行放逐之实么？
572年十月，朝廷再次下诏赦免从江陵被绑架到长安为奴的人。这一次并没有年龄上的限制。这是江陵陷落十八年以后的事情。但是，这道解放令却附带有别的条件。如果奴隶的主人仍然希望照旧把这些人安置在自己家中，可允许他们以部曲、客女的身份留在主人家。部曲、客女是这一时期在奴隶和平民之间设置的一种身份，他们始终和奴隶一样都是贱民，并不具有普通平民那样的良民身份。主人如果希望把从江陵绑架来的奴隶留在身边，就可以以贱民的身份把他们留下来。如果这个人此前是个很称职的奴隶，主人当然不愿意完全给他自由，而是给他一个部曲的贱民身份，照旧使唤。
可见，在江陵陷落时捡回一条命、又被迫在寒冬的长途跋涉中不知该说是幸运还是不幸九死一生来到关中、而后在当奴隶的残酷环境中仍然艰难地活下来的人——就连这些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也几乎没有几个是能够获得自由身的。
从这种情况来看，颜之推尽管一生经历坎坷，却得以享尽天年，可以说实在是非常罕有。他留给子孙的训诫中说道：“自从侯景之乱以来，很多人悲惨地沦为俘虏。其中有的人虽然家世卑微，只会读《论语》、《孝经》，却也被尊称为老师。然而，也有不知多少代一直都保持着高贵身份的世家子弟，不通晓书籍，只得耕田养马，无一例外。从这些事例看来，无论是谁都应该勉励自己，努力读书……有了读书的本领，就有了依靠自己生存的资本。父亲、兄长不见得一直都能依靠。不论是故乡的族人，抑或国家的制度，并不能总是当成保障。一旦漂泊流离，并不一定会有提供庇护的人。只好依靠自身守护自己的生活。读书确实大有功德。”[2]这些训诫都是他本人根据前面我们所述的亲身经历，对子孙有感而发之言，并非只是空话。
颜之推认识到，在历经坎坷的人生中，贵族要想一直维持着贵族的地位，就必须不断磨炼身为读书人的本事。这种意识此后总结出了基于人才主义的科举制度，这是他亲眼目睹了基于血统、只重视门阀的贵族体制的脆弱性及南朝贵族体制最终无法克服这种脆弱性而走向终结的过程，从自己强烈的体验中领悟到的道理。
另外，颜之推在书中高度评价了一个名叫田鹏鸾的宦官，因为他喜爱学问，为了保护主公而不惜牺牲性命。田鹏鸾原是蛮人，四五岁的时候便做了宦官，大概原是战争奴隶或被卖身入宫的吧。在这个时期，“蛮”并不是指北方的胡人，而是指极被汉人看不起的某些更为“愚昧”的种族。很难说在书中评价这样的人物是一种通例。不过，在阅读颜之推的著作时，我们可以看到他极力主张做个有学问的读书人的重要性，同时亦可以感受到，他对出于身份、性别、民族的不同而歧视人的做法，感到深恶痛绝。
这与旨在克服北方地区所出现的胡族和汉族之间的互相憎恨和斗争、致力于两者的和解和融合的行动不谋而合。在这一点上，可以说颜之推具有力图超越实行门阀主义、民族间斗争从未停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先进性。
陈朝的兴亡
陈霸先与陈朝
听闻江陵陷落的梁朝王僧辩等诸将，共同商议之后决定拥立元帝的第九子萧方智即位。然而，这一时代著名的文人、担任使节正与北齐谈判的徐陵向王僧辩进言说，为了防备因吞并蜀、襄阳、江陵等地区而变得强大的西魏，必须与北齐结盟。结果，王僧辩采纳了他的意见，迎接当时人在北齐、北齐要求送上门来接替梁国君主大位的武帝萧衍之兄萧懿的第五子萧渊明登基即位，萧方智成了皇太子。
55 梁·陈系图
陈霸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认为萧渊明并不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再加上其中有北齐的介入，因此勃然大怒，于555年九月，从驻扎地北府京口发兵讨伐建康，杀掉王僧辩后，重新拥立萧方智上位（敬帝）。紧接着在两年后的十一月，接受梁的禅让，建立了陈朝（陈武帝，557—559年在位）。
陈霸先出生在吴兴（今江苏省吴兴）的一户卑贱人家。这是陈朝的一大特点。在此之前南朝的各代王朝都是由北方迁移到江南的人所建立的政权，而陈朝的创始人则是出身江南的军人。
出现这种情况与梁末的混乱导致以建康、江陵为中心建立的南朝贵族制国家的崩溃绝非毫无关系。如前所述，梁末的混乱导致贵族失去了往昔的势力，与此互为表里的是，江南社会中土豪、将帅丛生。据于长江中游的王琳、江西的周迪、浙江的留异、福建的陈宝应等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陈霸先的政权也与这些势力具有相似的特性。
陈朝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发端于在这个时代被称为岭南的、当时尚未开发的一大片广阔荒野地带——广东及其以南地区、而在江南的中心建康建立政权的王朝。陈朝丢掉了四川、湖北、湖南等地，淮南地区也丧失了，是南朝历代政权中控制领土范围最小的王朝。陈朝以包括岭南在内的南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区域建立政权，就这点而言，可以说陈朝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56 陈武帝万安陵石兽 位于江宁县上方乡。万安陵被王僧辩之子王颁等千余人掘坟焚尸之事在《北史》中有详细记载。据说，当时陈霸先须发皆整，宛如生前
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这反映了汉民族从江南延伸至福建、广东等南方世界，与当地各民族融合这样一种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将在下一章论述。
梁代末年，在交州地区，有个叫李贲的人发动反抗梁朝统治的叛乱。陈霸先在讨伐这场动乱中立下了大功。相传当时梁武帝对陈霸先的表现大为赞赏，还派遣画师将他的容貌描绘下来。
派遣画师这一说法的真假姑且不论，而陈霸先从这时便开始逐渐加强与自己的嫡系部队以及当地势力的结合。正在这时，侯景之乱爆发。陈霸先为了救援国都，从岭南地区出发，顺便在途中与周边的豪杰建立关系，经江西北上，如前所述在湓口（江西九江）与王僧辩结成联军。
梁末陈初的叛乱
梁末陈初时期，南朝国家的基础、以建康、江陵为中心的地区荒废了，居住于这些地区的北来贵族所构成的上层结构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此前一直隐藏在其下的南朝地域社会的结构便浮出水面。
对此，当时的史书如是记载：在梁末发生灾异的时候，成群的凶贼竞相蜂起，郡邑岩穴的首领，各村的豪强，通过打劫掠夺扩大势力。陈霸先与这些豪强结成婚姻关系或拜把兄弟，努力对他们采取怀柔政策。[3]这些具体人物包括前面提到的长江中游的王琳、江西的周迪、浙江的留异、福建的陈宝应等人。例如关于其中的陈宝应，史书记载，他是福建晋安人，从其父陈羽的时候便开始拥有私兵，并参与晋安郡的郡政。有鉴于此，元帝任命陈羽为晋安郡的太守。随后到了儿子陈宝应这一代，陈家便形成了手握一郡军权、割据福建的势力。
陈朝为了控制其潜在的势力，由于陈宝应与王室同姓，便将其认定为宗室，并给予恩赐，其子女不分大小，全部都加以封爵。
然而，据史书记载，陈氏一族与福建的蛮族交往，接受他们的风俗习惯，发型、言谈举止也模仿蛮族。不仅如此，还得到了蛮族的支持，成为族长，甚至还有血缘关系。
这些情况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呢？我们在上一章及本章论述了江南、荆州的货币经济的发达和六朝贵族文化的繁盛，从中探讨了江南社会的先进性。然而，其反面即与此相反的情况，实际上也存在于六朝时期的中国东南部的地域社会之中。前面提到梁末陈初出现了“郡邑岩穴之长”等割据势力，这句史书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一些情况。
那么，这里的“岩穴”指的是什么？根据当时的记载，穴也称为“洞”。从这个时期起到此后的时期，“洞”一般都是指非汉民族的村落。其分布如图57所示。
该图显示了孙吴时期因孙吴在江南的统治而受到打压的山越的分布，以及与该分布重合的蓄蛊（饲养毒虫）这一奇俗的分布。实际上，洞、山越、蓄蛊这三种现象均与非汉民族的存在有关。那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前所述，我们大概可以直白地说，这是在南朝贵族制国家的中心建康、江陵崩溃时，其上层结构随之瓦解，存在于南朝国家地域社会基层的结构显露出来的结果。南朝地域社会的这种结构以及在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中如何为这种结构定位，关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将在下一章进行。
陈朝的灭亡与隋再次统一中国
对梁末各地所出现的土豪将帅层的割据势力的镇压，一直持续到武帝之后的文帝时期。文帝荡平了江西的周迪、浙江的留异、福建的陈宝应等割据势力，随后又成功平定了将王僧辩势力重新集结、割据长江中游的王琳一派，再度确立了对江南一带的控制。另外，宣帝时期又成功收复了北齐所占领的淮南，陈朝的国势得以稳步恢复。
不过，之所以能够从北齐手中收复淮南也有北齐自身的原因。当时北齐由最后的皇帝后主执政，其国势日渐衰微，因此才无力控制淮南。时代的大趋势，开始向承接西魏的北周倾斜。
57 山越分布图
北周于576年举全国之力发动了对北齐的讨伐。第二年统一了华北。北周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国家，除了原来自己的领土以外，其疆域还涵盖了之前北齐的中心地区、经济富庶的山东，直到梁武帝时期仍为南朝领土的四川，延伸至汉水中游的、以襄阳为中心的雍州（现湖北省），刘备与孙权展开激烈争夺战的、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等地。
对于定都建康、以江南为大本营的南朝各政权而言，长江是一道天险。渡过淮水、再从长江北岸直接攻击乃至攻下建康，并非易事。然而，在长江天险的保护之下据于江南的政权亦存在一个很大的弱点：当遭受到来自长江上游的攻击时，就会变得极为脆弱。
正因为如此，曹操才会谋划从汉水流域南下攻占荆州，再进一步顺江东而下控制孙吴。另外，梁武帝得以沿汉水直下攻占建康，而据于荆州的桓温、桓玄等藩镇势力对建康中央也保持着很大的影响。这些战略都与江南在军事上所处的地势大有关系。
在隋统一全国的前夕，陈已丧失了四川、襄阳、江陵等地。再加上隋在明君文帝杨坚的领导下，国力强盛，统一天下的气运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即将面临隋军入侵的陈朝拥立后主陈叔宝上台。陈后主与贵妃张丽华在宫中耽于享乐，沉溺于颓废的生活之中，无心问政。
隋军利用江南收获期比北方早的弱点，采取了万全之策，每逢江南进入收获期便佯装进攻，使陈朝疲于应对，而己方则无需大动干戈。
等到隋派遣大军五十万讨伐时，陈朝早已毫无抵抗之力了。就这样，陈最终于589年灭亡，后主以下、陈的王族官员被俘，连同大量战利品一起被押解到北方。建康的建筑全部被毁，作为南朝文化中心的建康，数代荣华归于荒芜，历经二百七十年的南北朝时代迎来了谢幕时分。
[1] 《颜氏家训》中的原文是：“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学，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已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
[2] 原文是：“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安可不自勉耶……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出自《颜氏家训》。
[3] 原文是：“梁末之灾，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高祖应期拨乱，戡定安辑。”出自《陈书》卷三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