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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江南的开发与民族间的斗争
孙吴与山越
六朝有象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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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记载南朝时期历史的史书《南史》。在书中的一节有关于南朝梁代末年（552年十二月）的一段记载：“淮南有野象数百，坏人室庐。”
淮南是流经中国中部的淮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按现在的中国行政区划，指的是长江以北的江苏省、安徽省等区域。这段记载说的是，在淮南地区生长着数百头野生象。
在如今的中国，只有云南省南部仍有数量极少的大象栖息。然而，上面那段文字却告诉我们，六世纪中叶淮南地区至少有数百头野生象存在。在这个时期的其他史书中还可以见到有关于野生象的记载，因此可以认为，野生象分布于更广的范围。如果考虑到“象”这个汉字的字形本身便是模拟大象的外形创造出来的文字，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断定，象在中国远古时期分布的范围还会更广。
要问我在本章的开头为什么会说这件事，那是因为我想告诉大家，这种情况虽然与第四章、第五章所讲述的南朝发达的货币经济等情形从表面上看是矛盾的，但当时淮南却有着能够供野生象、而且是至少以数百头为单位的野生象栖息的自然环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又说明，绝对不能把这一时期在中国中部的淮南，乃至这个地区以南的江南地区的开发、发展的问题，想象成现今发展速度惊人的江浙地区的情形。所谓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以江南为中心贵族文化的发展时期。另一方面不能忘记的是，中国南方同时也具有如此浓厚的作为发展中地区的特征。野生象的存在，可说是向现在的我们象征性地展现了这种特征。
山越与短人
孙权统治时期的黄武五年（226），一个名叫秦论的大秦（即罗马帝国）商人来到吴国控制下的交趾（今越南河内）。当时，交趾的地方官吴邈派人一路同行，将秦论等人带去见孙权。孙权在召见他们时，询问了大秦的风俗习惯，秦论详细回答。当时，正好诸葛恪献上了平定丹阳黝歙（今安徽省南部）地区的山越时捉到的“短人”。秦论见状，说道：“这样的人在大秦国也很少见。”于是，孙权从这些山越俘虏中挑选男女各十人，赏赐给秦论，并派遣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出身的部下刘咸送秦论回国。
熟悉《三国志》的读者都知道，献上“短人”的诸葛恪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是诸葛亮（孔明）的侄子、孙吴的重臣。诸葛恪的功业中重要的一项即是上面所记载的对山越的讨伐。
山越是指“住在山里的越人”。“越”这个字可以让人联想到吴越同舟的成语，以及因卧薪尝胆的故事而出名的越王勾践。另外，现在中国也将Vietnam表记为“越南”。而在三国时期，正如本书第五章图57的“山越分布图”所示，对于与北方的魏相对抗的吴国而言，生活在山区地带的越人构成在后方牵制自己的力量。
他们的势力在当时非常强大，乃至孙权低姿态向魏国上表谢罪书时说：“倘若我罪不容赦，我愿辞去现在的地位，归还江南的土地和人民，归隐于南部边境的交州，度过余生。”
诸葛恪平定了如此严重地影响着吴国对魏战略的山越，立下了大功。前面的记述中有“短人”说法，说明诸葛恪讨伐时俘获的山越人，身高与普通的汉人不同，明显很矮，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件事具有什么意义呢？
江南的“矮奴”
下面要讲的是此后的事情。唐代江南道有一个地方叫道州。当地人大多长得矮小，朝廷感到新奇，于是每年都给道州下达命令，让他们向朝廷进贡男矮人，称之为“矮奴”。当时，有个叫阳城的人到道州做地方官，了解到国家把良民当做奴隶的这种做法，内心感到非常不安。由于这项不讲理的政策每年造成当地百姓骨肉离散、痛苦不堪，阳城悲悯其遭遇，向朝廷上书，请求终止这项政策。朝廷因此免去了这项贡品，百姓感谢阳城，无不对他称颂敬仰。
道州是位于长江中游洞庭湖以南的湖南省南部的一个州。那么，道州的人民本应是接受国家统治的天下的普通良民，为什么无罪无过却要被作为贡品进献到中央当奴隶呢？而且，这则记载中也说到道州人大多个头矮小，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在唐代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道州在内的湖南南部地区，生活着许多非汉民族。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当时这些非汉民族许多人因为汉族的讨伐沦为奴隶。另外，在现代中国，南部的居民平均身高比北方人矮，一般认为这大概是因为古代中原汉族与被称为越、蛮等当地非汉族的居住民混血的结果。总之，综合以上的因素，可以认为道州人具有浓重的非汉民族的血缘。
换言之，他们尽管仍具有非汉民族的特征，但在唐代便被编入唐王朝的统治体制，拥有了户籍，需要纳税，成为具有良民身份的新“汉族”。
这种情况与前面“短人”山越的情形结合在一起考虑，就可以想象得到这样的情景：随着汉民族在这个时期向南方扩张，非汉民族的汉化过程也在广阔的范围内不断推进。
中国南方的非汉民族
长江中游的非汉民族
中华文明发祥于黄河中游，作为中华文明的中坚力量，汉民族向周边的非汉民族步步紧逼，不断扩张，一直持续到今天——这是我们现在形成的对所谓汉民族的一般形象。上一节我们提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非汉民族，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此展开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与汉民族的一般形象颇为不同的当时的实际情况。现在，我们以长江中游、江南以南的福建地区、四川地区等为例，具体考察一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活于长江中游的非汉民族，在这一时期的中段即五世纪中叶，发动了大叛乱，对此汉族王朝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记述这段历史的文字流传到今天。
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至于孩年耋齿，执讯所遗，将卒申好杀之愤，干戈穷酸惨之用，虽云积怨，为报亦甚。（《宋书·夷蛮传》）
这里有“系颈囚俘，盖以数百万计”的描述，也许说得相当夸张，不过对于这场叛乱，当时的史书（尽管不是全部史书）留下了各次战役具体俘虏人数的记载，将数字合计起来，一共是十八万三千余人。
58 南朝宋代户口数表
当时，比此次叛乱稍晚的时候，南朝宋代编入户籍的人口总数记录为5,174,074人。另外，辖地包括从当时叛乱的主要区域长江中游至汉水流域的要冲雍州，其户籍总人口记录为157,999人。另一方面，在平定这些蛮族并俘虏了许多人之后，该地区依然残存有许多蛮人，根据现存的史料记载，其总数不下一百万。
这里所说的宋代总人口数5,174,074人，是当时国家为了征收税役而通过户籍掌握的人口合计。由于当时逃离王朝的统治、被户籍制度遗漏的人非常多，因此当时实际人口总数，大概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不过，非汉族一百万这个数字，只是居住于湖北雍州一带的非汉族的总数，并不包括其他地区非汉族的人数。
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当时江南以南的福建地区以及长江上游、刘备和诸葛孔明活跃过的四川地区即蜀地，还存在非常多的非汉民族。如果加上当时汉民族势力非常薄弱的华南的广东和广西地区，可以推定这个时期居住于中国中南部地区的非汉民族的总数与汉民族人数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可以说在我们思考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中南部的情况时，这一因素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多山之地福建的情况
下面我们来看看福建的情况。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是一处多山的地区，相当于我们在前面的“山越分布图”中看到的称为临海郡、建安郡的地区。然而，遗憾的是，现存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对当时福建的情况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因此，我们借用稍后的时代的史料，对当时的状况作一番考察。在十一世纪北宋时期司马光编撰的历史上著名史书《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九世纪的唐代，福建东部地区的黄连洞的蛮人，袭击了该地区汉族势力的中心地汀州城的事件：
黄连洞蛮二万围汀州，福建观察使王潮遣其将李承勋将万人击之，蛮解去……（“昭宗纪·乾宁元年”条）
另外，在南宋时期著名的地理书《舆地纪胜》的一节中，记载了福建南部漳州的一处石碑的碑文：
庙碑云，公姓陈讳元光，永隆三年（682）盗攻潮州。公击贼降之。公请泉、潮之间，创置一州。垂拱二年（686）遂敕置漳州，委公镇抚。久之，蛮贼复啸聚。公讨之，战没。因庙食于漳。（“福建路漳州·官吏·陈元光”条）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在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唐代，福建东部和南部存在非汉民族，他们反对唐中央的统治，奋起抵抗。换言之，即使到了唐代，福建地区也仍然是氛围极为浓厚的“蛮夷领域”。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汉民族在福建地区进行开发所及范围，为以下两处地域。其一是与长江三角洲以南浙江南部相邻的福建东部地区。汉民族通过海路将开发浪潮带到这里。其二是福建省西北地区。开发浪潮从相邻的江西东部经陆路涌入。现今福建省的名称，是由福建省东部的中心福州与西北部的中心建州的州名构成，这绝非偶然，可以说，这个名称切实地保存了汉民族在福建地区扩张的历史过程。
到了唐朝中期，开拓的浪潮进一步扩大，此前被分割为西北部和东部的汉族居住地带，从此连到一起。进而在西部的山区地带，汉族又设置了一处在福建扩张的根据地——汀州，这座城的名字出现在前面的史料（黄连洞蛮袭击汀州）中。另外，我们在前面还提到，陈元光平定福建南部的蛮族之后，奏请朝廷设置漳州。通过漳州与汀州以及前面所说的福州、建州之间的联系，福建的开发从此前的福州、建州开发的阶段，进一步深入发展，乃至通过这些城市，汉族居住地带形成了一个圈。
59 现今福建省图 括号内为唐代地名
这个圈对原住民居住地区构成了包围之势，与前一时期相比，原住民显然被进一步压缩紧逼。可见这个时期围绕汀州、漳州的攻防战，汉族与非汉民族之间不断上演的争斗，大多以汉族一方取胜而告终。
60 科举中榜人数的变迁（资料来源：佐竹靖彦《唐宋期福建的家族与社会》）
在这种情形下，从唐代中期到唐代末期汉民族的移民，除了此前沿建州向福州的路线周边扩展以外，还向面积达到日本九州一半、当时称为黄连洞的广大非汉民族居住地带扩大。随后，该地区北半部在唐朝末年几乎完全中国化，此后汉民族与原住民对峙的最前线进一步向南推进，移到黄连洞南部、名叫潭飞礤的地方。
上面所论述的，是唐代以民族问题为中心呈现出来的福建地区的大体情况。此后到了南宋时期，受首都迁到杭州临安府等因素的影响，福建地区得到迅速发展，展现出其文化的先进性，孕育了朱子学的创始人朱熹。然而，思考此前的时代，尤其是作为本卷对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问题时，不要忘了这个地区存在着与这种先进性对比鲜明的状况。
在显赫的贵族制的掩盖下，这种状况以前几乎没有被人关注过。不过，这种状况并非只是前述的汉族与非汉族人口多少的问题，它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在如此广阔的地区存在的非汉民族在此后并没有消失，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本章开头提到的，可以认为与北方胡族与汉民族的融合一样，南方的非汉民族通过混血和接纳中国文化，成为新的汉民族。换言之，这个问题对于认识中国向南方扩张、开发的进展、汉民族的形成过程等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地区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比日本全国面积还大的四川地区。现今四川省总人口一亿二千万弱，总面积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比日本全国面积加起来还要大不少，是一个广阔的地区（总面积的数字是由四川省的面积和在行政区划上从四川省分立的四川东部大城市重庆市的面积两者加总而成）。耸立在四川南部的峨眉山以南的山区，时至今日仍可以看到很多非汉民族。不过，在峨眉山以北堪称四川大平原的四川盆地，可以说非汉族几乎都不存在了。
然而，成书于北宋年间的著名地理书《太平寰宇记》收录了南朝梁代李膺的散文《益州记》，里面说到即便在距离四川省会成都东南八十公里左右的四川盆地的地理正中心，也有与汉族语言不通、具有独特的婚姻和葬礼形式的獽、夷、獠等非汉族。
61 獠族分布图 本图将从东晋时期到唐代各个朝代对獠进行讨伐、招抚过程中设置的州、郡、县、戍的名称整理在一起。朝代带下划线，其后所跟的州郡县戍便是相应朝代对当地的称谓。◎为唐代确认有獠分布的州。★为唐之后宋代时期也有獠分布的州。粗线、细线分别为行政区划道和州的边界
尽管如此，与福建的情形相同，关于四川非汉族的情况，在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只有零星的记载，相关史料的总量极少。因此，这种情况会给现在的我们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川地区除了极少的例外，几乎全是汉民族的地盘。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根据魏晋南北朝以后稍晚的唐代一本著名的地理书《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太平寰宇记》等资料，绘出被称为獠的非汉族的分布图，如图61所示。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獠的分布在南北朝时期自不用多说，即使到了此后的唐代，仍不分中央与周边，遍及四川全境。
对这份獠族分布图所示的各州县的设置状况进行深入调查，就会发现随着新的州的设置，许多新的县的设置都是在讨伐獠之后进行的。这种新的行政机构的设置，与前面讲到的福建的情况相同，说明非汉民族居住地的中国“内地化”，即意味着纳入中央统治的州县的设置，尽管遇到非汉民族的强烈反抗，这个过程也在四川地区如潮水一般汹涌地推进。
这个时期的四川作为刘备、关羽等叱咤风云的舞台，或因佛教盛行，或作为唐代诗人杜甫生活过的地方而广为人知，而对于同时存在上述汉化的进程，以前几乎没有人关注过。然而，当我们以四川的开发、汉民族的扩张这种视角进行考察时，不要忘了这种绝对不能忽略的现象与福建的情形一样，也在当时的四川地区出现过。
非汉民族中国化的契机
以国家权力之名义进行的大讨伐战
在上一节讲到的山越活动的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福建、四川盆地等地区，如今几乎看不到非汉民族的踪影（参考图62）。那么，自然就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广泛存在的非汉民族此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了与此相关的其中一个侧面，即在国家的讨伐下非汉民族集团解体，被纳入南朝国家体制下。孙吴对山越的讨伐、在长江流域展开的大讨伐战、在福建地区对蛮族的讨伐并设置新的州县、在四川地区对獠族的讨伐后设置新的州县等，便是其具体表现。受到讨伐的非汉民族所面临的遭遇，除了在战争中被杀害以外，就是被编入中央统治下的郡县，成为士兵或奴隶，受人驱使。前面我们讲到道州的人民作为“矮奴”被进贡到朝廷、山越被赐给罗马的使节等，这些都是其中的例子。
就这样被编入国家的户籍、被征为士兵或奴隶而从自己的家乡和共同体中被孤立出来的非汉族，逐渐地失去了自我的主体性，被迫中国化。
那么，最初这种讨伐是因何而起的呢？根据汉族的史料记载，之所以进行讨伐，是因为蛮族扰乱了汉族的和平。然而，当我们站在蛮族的立场看待当时汉族所推动的开发、汉族的扩张这个问题时，讨伐则意味着汉族对蛮族领域的入侵。伴随着讨伐，王朝方面掠夺了铁、铜、银、盐等物质资源。另外还有一个层面是，蛮族被抓去当兵或为奴，王朝方面获得了人力资源。
62 现代中国民族分布图
在有四川獠族记载的史书中，可以看到与汉民族杂居的獠族也要按规定缴纳赋役。不过由于他们天性粗暴，很快就发起了叛乱。为此每年朝廷命令附近的州镇出兵讨伐。在讨伐中俘获的獠族，充为奴隶，被称为“压獠”。后来商人来了，也将獠族抓走作为商品。因此上至公卿，下至普通百姓，许多人家里都有獠族奴隶。换言之，当时在国家发动的讨伐中，带有对蛮族进行人力、物质资源掠夺的浓厚特征。
一般认为，这种讨伐是非汉民族中国化的契机，然而，这一层面的中国化并不是这个时期非汉民族中国化的主要方面。通过与普通汉族更广泛的接触而实现的非汉民族的中国化，正在这一时期深入进行。
蛮与普通汉族的交流
前面我们提到，有商人将蛮族抓走进行买卖。当时确实有许多商人为了贩卖獠奴以及当地所产的翡翠、象牙等物产而深入蛮族的聚居地。而蛮族自己也来到蛮汉交易市场。还流传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为了找蛮族报杀父之仇，来到市场将杀害父亲的蛮人杀死，当地的长官对其为父报仇的举动感到钦佩和赞赏。
另外，在农耕生产的现场也可以看到蛮汉的交流。关于居住在四川北方山区的蛮族的生活，当时的史书有如下记载：
土地刚卤，不宜五谷，唯种稞麦。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夷人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故蜀人谓之作五百石子也。（《华阳国志》“巴志·汶山郡”条）
这段记载说明，当时存在有作为季节劳动者的蛮族。蛮族与汉族之间在生产现场的这种交流，对蛮族的中国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下面是一个唐代的事例，也可以作为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蛮汉之间的交流进行时的参考。
唐代岭南（广东以南地区）常常可以见到一种叫山魈的怪兽。山魈独足反踵，手足有三个开叉。这种怪兽，雌性的喜欢涂抹红色和白色的粉。山魈在大树上筑巢居住，上面还有木屏风和幔帐，并储藏有丰富的食物。汉人上山时，总会随身带上许多脂粉和钱。被称为“山公”的雄山魈必定要汉人给钱，而被称为“山姑”的雌山魈必定索要脂粉。另外，他们每年都会跟汉人一起耕田，汉人提供田地和种子，山魈从事耕作。谷物成熟时，他们与汉人一起分配收获。山魈个性秉直，说分配时多要的会遭天谴得病，绝不敢多要。
这是成书于唐代的《广异记》中所记载的事，这里所说的山魈显然应该是被拟兽化的某种人，可以让我们对蛮族通过生产现场中的交流逐渐中国化的过程有一种具体的印象。
另外，当时也已经出现了另外一种交流，其性质与商品流通、生产现场的交流不同。这种交流是蛮族皈依汉民族的宗教。
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晋书·李特传》）
这段话中的賨人是蛮的一种，他们成为中国的民间信仰——道教的信徒。他们不仅在物质的层面，而且在精神的层面也受到汉民族的强大影响，在这点上，蛮人皈依汉人的宗教具有重要的意义。
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些情况，可以说都是在汉族和蛮族根据自己的自发性意志而进行的经商和开拓过程中所产生的蛮汉交流，而许多汉人为了逃避国家的严苛征发而故意逃到蛮族地区的事情在当时也是屡见不鲜。那是因为在不被国家控制的蛮族地区，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征发，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控制的蛮族地区，征发基本上也不像汉族地区那样沉重。
当时像这样的各种层面的蛮汉交流，发生在中国中南部地区汉族不断向前推进的“开发”前线。
上面我们探讨了蛮族与普通汉人之间在经济、政治、宗教层面的接触，这些交流都是促使蛮族中国化的因素。这是因为，在对蛮族和汉人进行比较时，二者间存在着“未开化”与“文明”的差别，在这种状况下两种文化一旦接触，尽管“文明”也可能会受到“未开化”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文明”对“未开化”都会展示出优越性。
蛮汉结合与土豪
在“中国化”这个大趋势下，当地社会也逐渐出现了蛮族与汉族之间的“联合”以及汉人的豪族化。据载，孙吴时期浙江人贺齐出任蛮族地区剡县的地方官。当时县里一个叫斯从的地痞官吏为非作歹，贺齐准备收拾他，却被主簿劝阻说，斯从出身县里的豪族，山越都听命于他。你今天惩治了他，明天山越就会进攻过来。贺齐听闻此言，勃然大怒，当即斩了斯从。斯从的党徒纠集在一起，总共有一千多人，发兵向县城进攻而来。于是贺齐率领县里的官吏和民众，打开城门对他们发动突袭，大破匪徒，名震山越。
这个故事说明浙江豪族斯从与孙吴时期让孙权感到头疼的山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进入蛮族地区而成为豪族的汉人，在豪族化的过程中大多与蛮族（特别是其中有实力的蛮族）结成姻亲关系，以此巩固他们在地域社会中的地位。
据史载，西晋时期在中国西南部的贵州地区，与蛮族结为姻亲的汉人被当地蛮族称为“遑耶”（可能是“亲人”的意思）。这些遑耶不断在当地惹是生非，一旦形势不妙，便逃到蛮族的地盘，受到蛮族的保护，如果国家依法将他们捉拿，就会引起蛮族的报复。特别是与蛮族结有深层关系的汉人被称为“百世遑耶”（即永远的亲人），其亲密程度相当于骨肉关系，结果，蛮族地盘成了收容畏罪潜逃者的无法无天的地方（《华阳国志·南中志》）。蛮汉之间存在这种婚姻关系，说明当时蛮族与汉族（包括非豪族的汉人）之间的混血已有相当程度的进展。
蛮族出仕为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贵族制时期。然而，正如上一章所说的那样，当时也出现了一个活跃的处于社会下层的平民阶层。另外，正如我们在本章所看到的，在以江南等地为中心的中国南方的地域社会，显然也有非汉民族的分布和活动。以江南为大本营的六朝各国具有这样的多层结构，在这种体制下，既然存在着本章所讲到的这种蛮族，这个时期自然就应该会出现蛮族出仕为官的现象。
蛮族出仕为官确实是现实，例如，北魏的樊子鹄、北齐的陆法和、北周的泉企等官至宰相或相当于宰相的高官，他们都出身蛮族。但是，我们现在所举的这几个例子中并没有江南各朝的人，江南贵族制国家对蛮族出仕为官的限制特别严格。在非汉民族统治的华北，这方面则比较宽松，不过即使在华北，对于蛮族出仕为官的抵触还是比较强烈的。
北魏时期，蛮族族长出身的田益宗被封为征南将军这一中央官职，受到汉族士大夫出身的裴植的责难。裴植向皇帝上表毁谤说，华夷原本就是异类，征南将军田益宗没有资格像我们延续百世代的名门那样，位居士大夫之上。[1]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在这个时期的华北，汉族士大夫对蛮族出仕为官表现出近乎不可忍受的情绪。
因此，可以认为在这种风气下，蛮族出仕为官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尽管困难重重，在前面提到的华北王朝中，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一些蛮族成为朝廷高官，并在汉人编撰的史书中留下了业绩记录。从这种情况中我们自然而然地可以想见，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官居高位的蛮族之外，还有相当多的蛮族曾担任过品阶较低的官职。那么可以认为这种趋势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长江以南的政权中，尽管数量不如北朝那么多。
建立了五胡十六国之一的成汉政权的巴蛮李特之弟李庠，历任郡督邮、主簿。西晋元康四年（294），被荐举为孝廉，朝廷要将他招到都城洛阳。后来，因为善于骑马射箭，朝廷招他到都城当将军（这两次都被李庠谢绝了）。州政府认为李庠文武兼备，是特别优秀的人才，向中央推荐，他借口生病又婉拒了。不过，这次州郡并未就此罢休，而是将其名字上报中央。因此中央热切地征召他，李庠不得已应征，被授予中军骑督（中央的武官）一职。[2]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李庠并不是由于战功等所谓偶发性契机而获封官职的，而是经由州、郡的推荐这种选拔官吏的一般途径而成为官员的。在现代世界，特定的集团或民族会由于国籍或民族等各种条件的限制，被剥夺参政权和就业机会。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没有完全将蛮族排除在选拔官吏的一般途径之外。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何为蛮？
关于汉族的蛮化
前面我们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非汉族中国化的实际情况。在考虑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时，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需要注意的点。本章前面只探讨了非汉民族的中国化和汉化，而在这个时期，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即汉民族的非汉民族化和蛮化。在梁末陈初的福建，福建名族出身的陈宝应发起了叛乱，为了镇压这次叛乱，南朝最后的王朝陈朝发布了如下命令：
福建的盗贼陈宝应父子，身穿蛮族草衣，与蛮族有血缘关系。陈宝应的父亲陈羽在梁朝末年的动乱中，身为豪侠煽动蛮族，跟蛮族一样梳椎髻，两腿张开坐，成为蛮族的首领。[3]
这是汉人名族蛮化的一个事例。前面我们提到，当时有汉族进入蛮族聚居地，通过与蛮族结成姻亲关系，扩大自身势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受到蛮族风俗习惯的影响。
我们来看看上一章末尾的《山越分布图》（图57）。图中出现了标有①、②、③等数字的地区。这些地区都是在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明确指出有“洞”存在的地区。“洞”是当时的用语，指的是非汉民族的村落。前面我们讲到福建西南部存在一大片被称为“黄连洞”的区域，这个黄连洞便是其中的一个蛮族部落。
除此以外，在山越分布图中还有一些郡（当时的行政区划）名标有下划线。根据分布图的注释，这表示这些郡当时存在被称为“蓄蛊”的巫术。据记述隋代历史的史书《隋书》记载，这种习俗是在新安（今安徽省黟县）、永嘉（今浙江省丽水）、建安（今福建省福州）、遂安（今浙江省淳安）、鄱阳（今江西省波阳）、九江、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南康（今江西省于都）、宜春等地广泛存在的饲养毒虫的奇俗，其中犹以宜春最为盛行。这不是单纯饲养毒虫的习俗，而是带有某种巫术性质的奇俗。
根据《隋书》对其做法的说明，首先在五月初五这一天要捕捉到大量（多达一百种）“虫子”，大至蛇，小至虱，一起放入容器中，让它们互相咬斗，最后活下来的一种虫子就被养起来。如果是蛇则称为“蛇蛊”，是虱则称为“虱蛊”，把活下来的虫放出来，让它们杀死被诅咒的敌人。这种“虫”会通过食物进入人的腹内，吃人的内脏，对方死后，其财产就会转移到蛊主的家中。[4]
汉民族中没有用这种方法饲养毒虫，并用这种毒虫杀人劫财的风俗。另外，根据后世的书籍和民族调查报告，这种奇俗实际上是存在的，只是将“蓄蛊”记述为非汉民族的习俗。但是，《隋书》并没有把“蓄蛊”当做蛮族的风俗，而是将其记为当地的一种土俗。
而且，仔细看一下山越分布图，就会发现“蓄蛊”的分布地区与蛮族的居住地“洞”的分布地区是重合的。另外，也与山越的分布地区重合。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想见这一时期蛮汉风俗混杂在一起，广泛地分布在这些区域。
桃花源的时代背景
意为“乌托邦”的“桃花源”出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在此名篇中，有如下记述：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
有些《桃花源记》的版本将武陵渔夫记为“蛮人”。这位渔夫通过“小口”走进了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从当时的现实中寻找的话，“桃花源”的世界大概就是“洞”吧。
黟歙位于过去山越聚居地、如今因风光秀奇的黄山观光出名的安徽省徽州地区（今黄山市）。成书于南朝梁代的地理书《舆地志》把黟歙的谯贵谷当成实际存在的地方，留下意味深长的记述。
根据记载，以前当地有人进入谯贵谷的山里，行走了7天时间，来到一处斜开的洞口前。进洞里，豁然开朗，周围30里，土地平坦肥沃。里面有千余户人家，听说是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而来到这里。再看看村里的地图，发现还有别的与世隔绝之处，那里的人说也是避难来到这里，进入石洞。入口则完全被松树和藤萝遮挡了。
谯贵谷的故事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非常相似。结合本章论述的要点，可以说所谓“桃花源”这种想法显然正是在这种蛮汉交流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关于蛮汉之别
以下的一段文字表达了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人对江南人的看法：中原的知识分子把江南的人统统称作貉子。那里有巴、蜀、蛮、獠、溪、俚、楚、越等蛮族，说话就像鸟和禽兽的声音一样，语言也不通。他们吃猴、蛇、鱼、鳖，嗜好口味与我们中原人完全不同。江南的山河辽阔，达数千里，司马睿不能有效控制生活在这里的人民。[5]
根据这段记载，对于当时的中原知识分子而言，以猴、蛇、鱼、鳖为食是野蛮的风俗。如今日本人还把吃猴和蛇看成是“野蛮”的行为。然而，人们普遍知道，汉民族传统上是以这些动物为食物的（顺便说一下，日本人也并非不吃猴和蛇），因此《魏书》的这一论断稍微有点奇怪。
如果考虑到这段文字大概包含有中原人士的侮蔑，那么就不存在什么疑问了。当时中国南方确实存在文段中出现的“獠”、“越”等非汉民族。但是，这里出现的“蜀”，能否说是非汉族呢？“蜀”是称呼四川地区的名称，在《魏书》中显然不是指地名，而是用于称呼“异族”。因此，这种用法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蔑称，不过，“蜀”在当时确实被视为异族。
北魏孝文帝曾与朝臣讨论全国的名门和人物。当时，孝文帝开玩笑地问薛聪：“世人都说你们薛姓一族是‘蜀人’，实际上是不是蜀人？”薛聪回答说：“臣的远祖服务汉朝时，人们称呼我们为‘汉臣’。后来祖上随刘备入蜀，被当时的人称为‘蜀臣’。现在我侍奉鲜卑出身的陛下，那么我是不是应该称为‘鲜卑’呢？”孝文帝听后笑了起来，说道：“爱卿自己明确不是‘蜀’，奈何反过来挖苦我！”薛聪怒而离开。（《北史·薛聪传》）[6]
这则故事生动地记录了当时人们对“蜀”的看法。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四川地区（蜀）的历史，就会明白这种看法的由来。蜀是在周武王伐纣的时候作为从军异族之名最早出现在史籍中（《尚书·牧誓篇》）。最近考古学的发掘向我们展示了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较大差异，尤其是近年来四川三星堆的发掘，出土了中原地区不曾见过的大量假面，真实地展现出文化上的差异。
63 三星堆出土遗物 作为古代蜀文明而备受瞩目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巨大假面，高82.5厘米，宽78厘米
具有如此独特文化的蜀地在春秋时代与中原地区几乎没有来往，到公元前四世纪末秦以后，终于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这是刘备建立蜀汉政权时当地的历史背景。
换言之，前面说到的将蜀视为非汉族的魏书立场，或薛聪传中出现的对蜀的看法，很难说只是单纯起因于侮蔑。据《隋书》的记载，隋朝时期居住在四川的非汉民族獠族中的有钱人，搞大排场与“华人”结成婚姻关系，其衣着、住居、说话用语几乎与汉族没有区别。另外，还有獽、狿、蛮、賨等蛮族，其住居、风俗、衣着、饮食等与獠族十分相似，而且据说与“蜀人”也很类似（《地理志》）。
可以认为，这里出现的“蜀人”在隋朝时已经是“汉人”了。据《隋书·地理志》的记载，在当时四川地区非汉民族中，由于中国化的结果，出现了汉族化的现象。然而，当以京师的立场看待居住在远离国都的四川地区的汉族，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从当时蛮与汉的融合状况，或东西方都存在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看，居住在四川的汉族会被京师的人视为夷狄，这种思维恐怕也是很自然的。如果联想到在日本历史上，关东地区也曾被视为“东夷”，那么将蜀人等同于蛮族的看法，也许并不算什么大错。
下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第四章我们略有交代，东晋时代发生了苏峻之乱后，朝廷内部出现了迁都长江中游的豫章或浙江会稽的议论，当时宰相王导提出反对。现在再稍微详细地追溯一下这场议论的始末。
及贼平，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二论纷纭，未有所适。导曰：“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又孙仲谋、刘玄德俱言王者之宅。……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求之望实，惧非良计。今特宜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由是峤等谋并不行。（《晋书·王导传》）
王导发言提到的“蛮越”中“蛮”指的是当时蛮族之一的豫章蛮，与豫章连在一起使用，而“越”则对应于有很多山越的越族地区会稽。换言之，王导这段话的言下之意，是说位于江南的建康才是中心，而豫章郡、会稽郡都是蛮越之地。
当然，王导的话是在讨论过程中说出来的，当时豫章郡和会稽郡确实都已经是汉族的地区，因此应该说这里带有夸张。然而，豫章郡在东晋时期，仍然分布着蛮族的村落“洞”（参考图57），而且被蓄蛊之风盛行的鄱阳、庐陵、宜春等各郡包围。会稽郡则在孙吴时期有许多山越，即使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末年，仍然残存有山越（《陈书·世祖纪》）。另外，由于王导的发言，迁都的议论止息，这说明王导的话对议论各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因此，将豫章、会稽视为蛮越之地的观点，并不能说完全是不切实际之辞。
换言之，王导作为东晋朝士大夫第一人、北来贵族领袖，当时也有这样的看法，那么前面提到的北魏时期黄河流域的人们对江南人存在一种中原中心主义的思维，可以说并不是他们单方面的偏见。
据史载，宋明帝即位后不久，孔觊在会稽谋反。阮佃夫从四川带领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前来讨伐。当时阮佃夫的士兵身穿犀牛皮的铠甲，其外观非常怪异。当时相传“狐獠吃人”，因此会稽的反贼一见到他们，立刻吓得四处逃散（《宋书·孔觊传》）。
前面已经说过，“獠”是蛮族的其中一种。根据记述孔觊叛乱的这则事例，被王导蔑视为蛮越之地的会稽郡的人们，当时认为蜀人是“吃人的狐獠”。这说明会稽人把蜀视为蛮地或类似于蛮地，而把蜀人看成与自己异类的人，可以说这种思维与前面讲到的把蜀人视为夷狄、把蜀视为蛮的看法如出一辙。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与这一时期黄河流域的人们对江南人所具有的中原中心主义观点性质相同的思维，也出现在江南人的各个阶层中。不过，这种思维应该称为建康中心主义。而在中心外围的地区和居民，或多或少都被认为具有“蛮”的因素。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前面陈代陈宝应的事例中所指出的那样，位于远离京师的“边境”的汉族通过婚姻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蛮”的文化形式。另外，我们也指出，相反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蛮族身上。
换言之，京师人认为在都城以外的地方，或多或少都会存在蛮的因素——在这种观念的背后，却存在着这样的现实：在开发江南的时代背景下，如本章所述的随着蛮族与汉族之间的交流，“蛮”、“汉”的融合不断推进。因此可以认为，在六朝时期实际上很难对蛮汉进行“此为蛮、此为汉”的明确区分。
前面我们讲到孙吴时期豪族斯从与山越联合，成为会稽当地潜在的一股势力，这是基于“斯从是汉族”的立场所作的讲述。然而，也许还应该从“斯从是蛮族”的立场重新叙述。在探讨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时，需要关注直到现代汉民族出现以前在广泛的融合过程中“蛮”、“汉”的实际情况。
[1] 原文是：“又表毁征南将军田益宗，言华夷异类，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出自《魏书》卷七十一，列传第五十九。
[2] 原文是：“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气闻。仕郡督邮、主簿，皆有当官之称。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后以善骑射，举良将，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举秀异，固以疾辞。州郡不听，以其名上闻，中护军切征，不得已而应之，拜中军骑督。”出自《晋书》卷一百二十，载记第二十。
[3] 原文是：“案闽寇陈宝应父子，卉服支孽，本迷爱敬。梁季丧乱，闽隅阻绝，父既豪侠，扇动蛮陬，椎髻箕坐，自为渠帅。”出自《陈书》卷三十五，列传第二十九。
[4] 原文是：“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食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出自《隋书》卷三十一，志第二十六“地理下”。
[5] 原文是：“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貉子，若狐貉云。巴、蜀、蛮、獠、溪、俚、楚、越，鸟声禽呼，言语不同，猴蛇鱼鳖，嗜欲皆异。江山辽阔将数千里，睿羁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出自《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
[6] 原文是：“帝会与朝臣论海内姓地人物，戏谓聪曰：‘人谓卿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聪对曰：‘臣远祖广德，世事汉朝，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帝抚掌笑曰：‘卿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复苦朕！’聪因投啭而出。”出自《北史》卷三十六，列传第二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