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古代东亚与日本的形成

倭国与邪马台国

东亚的历史发展与古代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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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八章的考察中,我以中国史的观点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种事象进行了论述。然而,这段时期还包含有许多中国史的框架无法容纳的问题。另外,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要分析的那样,理解这些中国史框架下无法容纳的问题,对于深入理解这个时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因此,我们在此稍微将视野放大,从这一时期东亚全境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角度,对夹在秦汉和隋唐这两大统一国家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做深入考察。

所谓的三国时期正值日本历史上的邪马台时期。南北朝时期则被认为是日本应神天皇和仁德天皇的时期。那么,古代日本从邪马台国到应神和仁德天皇时期的历史发展,与中国的历史发展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呢?出于对上述问题的关心,首先我们对有历史关联的问题进行考察。

众所周知,追溯日本古代国家形成根源的江上波夫学说,存在一种骑马民族国家论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在本卷所考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擅长骑马技术的民族沿朝鲜半岛南下,来到日本列岛,征服了土著势力后,建立了新王朝。本章的目的并非在于讨论这一学说是否正确,不过正如前八章所论述的那样,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华北动乱而引发的人口流动巨浪,的的确确对周边各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那么,在东亚动乱的这个时期,日本如何应对、进而这些又对其历史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解答自然与理清日本这个国家的形成过程——即现今日本的根源——不无关系。

倭国的出现

日本的英文表记为Japan。日本和Japan这两种称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均不存在。换言之,日本这一国家称谓的出现,是在这个时期之后的事情。当时的日本与后来日本的领域并非完全重合,被称作“倭国”(日本如何自称尚无定论,其中最有力的一个候选是“大和yamato”)。在记录东汉时期历史的《后汉书》中,有记载古代日本的部分(《后汉书·倭传》)。书中写道,公元107年倭国王帅升带着贡品前来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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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翰苑》(太宰府天满宫藏) 唐代初年的书籍。太宰府天满宫所藏品为第三○卷的写本

另外,现藏于九州福冈县太宰府天满宫的卷轴国宝《翰苑》中,也引用了《后汉书》的内容,记载同一件朝贡事件,记为“倭面上国王师升”。《翰苑》是成书于中国唐代的书籍,原本共有三十卷,现已散佚,太宰府天满宫所藏的部分是其中第三十卷的写本,据认为是在平安初期抄写的。此外,同样是中国唐代所作的书籍《通典》,同样引用了《后汉书》的内容,记为“倭面土国王师升”。至今许多研究者仍然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很感兴趣。

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二世纪初的时候倭国以某种形式实现统一,并存在统治全境的国王,二是情况并非如此,在此阶段统一的倭国尚未出现,因此倭国王亦不存在,存在的是倭国土地中的一部分——倭面土——的国王,正如获赐志贺岛金印的汉委奴国王那样。

不过,在《魏志·倭人传》中,关于卑弥呼遣使的事件有如下记载: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魏明帝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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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后汉书·倭传》

换言之,仅就《后汉书》和《魏志·倭人传》的记载而言,可以看出在倭王卑弥呼出现之前,日本已存在男性的倭国王,换句话说,存在具有一定政治组织的倭国这样一个国家,而国王也在卑弥呼出现之前已经存在。

只是《后汉书》中并没有记载,这个国王是否作为中国皇帝的臣下被册封为倭国王、并授予印绶。

著名的汉委奴国王的印绶(志贺岛的金印)之授予,尽管只有短短的一句记载,但考虑到在《后汉书·倭传》中,这段记载后面紧跟着师升遣使的事件,可以认为当时师升很可能还不是作为中国皇帝的臣下而被册封为倭国王(虽然很难说这个推断是确切的)。

亲魏倭王卑弥呼的时期

在帅升之后,卑弥呼向三国时期的魏国派遣使节,被封为倭王。实际上这一事件意味着,倭国作为一个整体明确地被纳入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之中。

秦代时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统一中国的始皇帝新创了一个称号——皇帝,用作中国统一后最高统治者的称呼,并将自己置于第一代皇帝的地位(始皇帝)。因此,此前用于称呼一国元首的“王”,成为次于皇帝的称号,此后成为由皇帝分封的角色。

换言之,在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王”绝非相当于西方中意味着第一把手的King,而是皇帝的臣属。

秦汉之后,中国皇帝除了国内之外,亦对追随自己的国外元首敕封以“王”的称谓,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例如,因志贺岛金印而闻名的奴国国王便是在东汉光武帝时期前去朝贡、被封为奴国王的,从中国一方看来,这意味着奴国王成为中国皇帝所主宰的世界秩序内的臣下。另外,卑弥呼被魏朝封为亲魏倭王,而卑弥呼对此欣然接受,这与奴国王的敕封具有同样的意义。只不过卑弥呼被封为倭王,意味着这种秩序并没有像奴国那样只限于日本的一部分区域,而是涵盖了卑弥呼统治的整个倭国。

卑弥呼遣使时面临的时代背景,是当时的东亚存在围绕着魏蜀吴三国展开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其详情在第四卷《三国志的世界》中进行论述,因此我们这里从略。只是确认一点:与志贺岛金印时期的奴国作为日本列岛内的一个割据政权参与中国的世界秩序不同,倭国是以邪马台国、奴国、伊都国等联合国家的形式,作为中国的朝贡国而加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中的。下文将对此后东亚与日本的关系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考察。

谜一般的四世纪

邪马台国以后

倭国是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国家联合,众所周知,当时日本列岛内还存在一个与这一国家联合相抗衡、乃至拥有凌驾于其上的势力的国家,即狗奴国。我们不应忘记的是,与邪马台国名中“邪(恶的)马”、卑弥呼称呼中的“卑(下)”一样,“狗奴(隶)”这种称谓显示了当时魏朝对倭人地区的看法。

姑且不管这些称谓,且说狗奴国对倭国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倭国不得不向魏朝寻求援助。倭国向魏朝报告了狗奴国的攻击情况,为此魏朝身为宗主国,向倭国和狗奴国的战争现场派出一个名为张政的使节,作为皇帝的代表,发布了命令对方停止攻击的檄文。

后来卑弥呼去世,倭国虽一时陷入混乱,但在卑弥呼的族人壹与即位后,便与中国建立了与卑弥呼时期一样的关系。倭国向中国派遣使节,一直延续到继承魏朝大统的西晋时期。

然而,向中国王朝派遣使节的做法到266年便戛然而止。换言之,从卑弥呼到壹与时期倭国向中国的遣使,始于239年,终于266年,其间持续了二十七年。随后413年倭国再次向中国派遣使节,时隔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可谓是谜一般的四世纪。

中断遣使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处于对立关系的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恢复邦交,至今也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众所周知,这一次恢复邦交与越南战争结束等当时国际局势紧密关联。而当年遣唐使的废止,是根据菅原道真提出中国内部混乱的情况而作出的决定。另外,卑弥呼向三国时期的魏朝遣使,既不是发生在238年,也不是发生在240年,而是选在239年,也绝非偶然,这种决策与当时朝鲜半岛的形势密切相关。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可以说从266年到413年日本和中国之间长期没有政治往来,肯定存在着与国际时局有关的重大原因。

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一是双方交往断绝的直接原因。卑弥呼得以遣使的直接原因,恐怕还是因为东汉末年在辽东半岛长期割据、妨碍了日本和中国之间交往的、由公孙度建立的公孙氏政权于238年被魏所灭。其二是时间跨度稍长的因素。自向东汉遣使以来,日本时隔多年在卑弥呼时期又恢复向中国派遣政治使节的原因中,包含了当时倭国上层对国际形势的研判:在东汉末年的混乱之后,魏晋政权重新收拾旧山河,中国出现再度统一的趋势,倭国需要应对新的局面。

从这种宏观的角度来看,可以说266年以后倭国长期停止向中国遣使的最大原因在于,遣使的目的地中国自身出现了混乱。正如本卷前面八章所论述的那样,始于东汉末年的混乱到三国归晋后,中国又陷入了比东汉末年的混乱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等无休止的大混乱之中。这场大混乱基本上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到了隋朝统一中国之后才宣告终结。也就是说,这种混乱的局势可以说是日本方面没有遣使的最大原因。

然而,我们设想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正如我们在前面第二、第三章所述,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造成的中国崩溃,同时也是魏晋所构建的世界秩序的崩溃。我曾在前些年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在苏联解体前后,以东欧为首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崩溃了。甚至可以说,这种国际政治的剧变也使日本国内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时至今日,余波未止。刚才我们论述了倭国加入了以魏晋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中。而以魏晋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崩溃,对华北、华南、西域等地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前面已经进行了考察。

如此看来,这种崩溃的影响当然也会波及倭国。在所谓谜一般的四世纪这段时期,倭国各地建造了前方后圆的巨坟,包括马具等在内的铁制武器得到广泛使用,这些情形不能说与当时世界秩序的变动没有关系。

那么,为什么在266年日本又中断向中国遣使了呢?266这一年,正值蜀国灭亡,西晋建国,而吴灭亡、中国再度统一是280年的事情。这段时期西晋的国力非常强盛,找不出为什么这时倭国停止遣使的原因。另外,八王之乱发生以前,西晋作为统一的国家,贵族文化一派繁荣。因此事实上目前我们尚不清楚遣使中断的原因。从266年到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使西晋王朝陷入混乱之前的这段时期,倭国有充分的可能性向中国派遣使节。如此看来,这段空白只能推测是因史料缺失造成的。就目前而言,我倾向于将三世纪下半叶遣使中断的原因解释为史料的缺失。但是,永嘉之乱以后遣使的中断,恐怕就不能归结为史料的缺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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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石上神宫传存七支刀(石上神宫藏。奈良县天理市)上刻有铭文,被认为是见证了谜一般的四世纪中倭国与大陆之间政治交往的物品

谜一般的四世纪

如前所述,倭国再度向中国派遣使节,已到了413年。实际上,从266年算起,时隔一百四十七年。在这一百四十七年间,倭国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邪马台国后来又如何?这段时期建造的许多巨型古坟到底有什么含义?据认为是四世纪从百济带回的七支刀(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藏)向今天的我们传达的是什么信息?五世纪初叶建造的好太王碑记载了四世纪下半叶倭人在朝鲜半岛的活动,这又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这些问题,一直讨论至今。

然而,七支刀本身是否真是四世纪带回日本本土的?好太王的碑文本身是否被人窜改过?诸如此类的问题并非能够轻易解决的,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因此,这段时期,就被称为谜一般的四世纪。

另外,建造了仁德天皇陵古坟等巨型坟墓的政权,是由邪马台国发展而来,还是继承了邪马台政权的势力?与朝鲜加深关系,是否只是为了确保朝鲜半岛的铁资源?好太王碑文记载的倭是否属于大和的势力?对于如此种种问题的解答,只有留待今后了。

我只能肯定地说,这段时期东亚局势的变动对日本确实产生了影响,日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政权,这一政权凭借着实力,加深了与朝鲜的关系,同时这种权力亦与如今日本的天皇家不无关系。此后,日本进入了倭五王的时期。

倭五王时期

遣使恢复与东亚的国际局势

根据记载中国南朝宋的历史的《宋书》,倭五王是指倭国五位留有名字的王:赞、珍、济、兴、武(《宋书·倭国传》)。倭五王的时期日本恢复了向中国派遣使节,但史书上却对遣使恢复的原因只字未提。我们从这处记载只是可以知道,这次恢复遣使的时期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初年。也就是说,在以华北为中心的大混乱中出现的统一华北的胡族政权(北魏)和南方的汉族政权(东晋→宋)这两大势力逐渐形成对立的形势下,日本重新向中国派遣使节。

诸葛孔明(诸葛亮)和司马仲达(司马懿)之间于234年在五丈原对战后,蜀国逐渐衰弱,魏国势力则日趋强大,而魏和吴在对日本也有重大影响的辽东地区展开的角逐,眼看魏国就要取得胜利——卑弥呼遣使正是发生在这种形势下。按照这种逻辑,我们不由猜想,五世纪初叶出现了某种国际形势的变化,从而影响到日本向中国再次遣使。

审视五世纪初东亚的局势时,我们会发现当时出现了一位英雄——建立南朝宋政权的刘裕。刘裕在建立宋朝前是东晋的将军,为了收复被异族夺去的汉族的故土——中原地区,他从江南起兵北伐。途中,他灭掉了割据于山东半岛的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南燕,其时为410年。三年后,倭国重新恢复遣使。

刘裕在灭掉南燕之后,从山东西进,到达洛阳、长安,灭掉氐族建立的后秦政权,暂时收复了中原地区,随后回师江南,接受东晋的禅让,建立宋朝(420)。

古代日中往返路线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刘裕攻陷山东到底具有什么意义。

古代从日本前往中国所走的路线主要有三条:①渡过对马海峡后,经朝鲜半岛从陆路进入中国;②同样渡过对马海峡后,顺着朝鲜半岛沿岸经海路北上,等待季风横渡黄海,到达中国的山东半岛;③从九州出发,横渡中国东海,中间不作停留,直达江南。其中,由于当时与倭国处于敌对关系的高句丽从中阻挠,很难采用路线①(《宋书·倭国传》)。路线③在倭五王的时期倒也有可能会被采用。然而,这条被称为南路的路线,从倭五王时期到三四百年后的遣唐使时期,都有过数次渡海失败的记录。再加上考虑到遣隋使和早期遣唐使行走的都是被称为北路的路线②,那么可以认为这也是倭五王时期的主要路线。另外,经由路线②到达山东半岛的倭五王的使节,在到达中国后一般通过陆路或内陆水路前往南朝首都建康(今南京)。不过,沿山东半岛从海路南下前往江南,则意味着舍弃有中国方面引路、保护的安全途径,同时还需要克服江苏省沿海到长江河口之间沙洲很多的困难。

现在的黄海沿岸(江苏省沿海)有大沙、长沙、北沙等多处浅滩。与现在相比,倭五王时期江苏省的海岸线向内陆回缩五十公里左右。现在的海岸线是黄河、长江所带来的大量泥沙堆积形成陆地的结果。此处海岸线在蒙古族建立元朝政权以后急速向东推进,再考虑到圆仁在唐代前往中国时,所乘船只触礁也发生在附近海域(《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我们可以推断五世纪时从江苏省沿海驶往长江河口的航行并非易事。也就是说,倭国五王时期的使节前往建康时,主要都是经海路到达山东半岛之后,避开江苏省沿岸的海域,前往江南——这种判断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高句丽恢复遣使

刘裕北上具有如此意义的山东,灭掉了割据此地的南燕。恢复遣使的五世纪初正处于一个过渡期,在第三章所论述的淝水之战引发的前秦政权崩溃后华北、华中出现了巨大的政治变动,逐渐形成北朝(北魏)和南朝(宋)这两大势力对立的格局。下面我们按时间顺序将淝水之战后发生的具体事件梳理如下:

① 386年北魏建国。

② 随着北魏势力的扩张,397年后燕政权崩溃。

③ 南燕、北燕建国。

④ 刘裕北伐,南燕、后秦灭亡。

从这些局势变幻中寻找它们与日中往返路线的关系,可以推断410年山东半岛的南燕政权的灭亡,对包括朝鲜、日本在内的东北亚政治形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里需要加以注意的是,提到413年倭国恢复遣使的记载原文如下:

 

是岁,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师并献方物。(《晋书》“安帝纪、义熙九年”条)

 

从中可知,这一年高句丽也跟倭国一样,向江南的东晋派遣了使者,而且这是高句丽时隔七十年之后向东晋遣使。另外,如前所述,仅从现存史料来看,倭国的遣使是自266年以来时隔一百四十七年重新恢复。朝鲜和日本这两个邻国向中国的遣使,中间同时中断了相当长时间(七十年和一百四十七年)。这么看来,上述高句丽和倭国的恢复遣使,极有可能是由同一种因素引起的。将这种情况与前面所述的路线问题、南燕的灭亡等结合考虑,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南燕政权之前的山东半岛,相继由前燕(鲜卑)、前秦(氐)、后燕(鲜卑)等非汉民族政权所统治。与倭国在朝鲜南部争夺霸权而展开激烈对抗的高句丽,其行动受到与西方接壤的这些王朝的强烈制约(其中甚至还遭受到来自前燕的重大打击,国都被攻陷)。

413年当高句丽再度向中国遣使时,原来在西部牵制高句丽、由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后燕政权已在和新的中原霸主北魏的斗争中落败而亡国(407年后燕灭亡)。后燕之后的北燕,由于其建国者慕容云带有高句丽人的血统,因此与高句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继后燕之后成为华北霸主的北魏,在灭掉北燕之后于436年前后,将势力延伸至高句丽。

换言之,正是在410年由刘裕控制下的东晋灭掉南燕、将伸入渤海和黄海的航路要冲山东半岛收入版图之后不久,在这种国际形势下高句丽恢复了遣使。

对于高句丽而言,这是一个新出现的巨大威胁。因为当时高句丽趁中国内部混乱,将原属于中国领土的辽东地区纳入本国疆域,而刘裕的北伐军,正是打着从异族手中夺回汉族领土的旗号,并且实际上正在逐一收复失地,先后灭掉南燕和后秦。换言之,高句丽的恢复遣使,可以说是对东晋正在向一衣带水的渤海对岸扩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局势所作出的应对之策。同时,刘裕的北伐亦是宣告过去周边各国派遣使节的目的地、东亚文明的中心——晋的复兴,高句丽的恢复遣使也带有因应这种趋势变化的含义。

就应对东晋复兴的势力扩张这一点而言,可以说倭国或多或少也与高句丽处于同样的立场,但如果从倭国方面来看待高句丽恢复遣使的意义,可以想见倭国之所以也向东晋派遣使者,除了是为了应对上述东晋复兴的趋势之外,还兼带有别的意图——即倭国希望通过恢复遣使,利用势力延伸到山东半岛的东晋南朝,牵制长年的夙敌高句丽,将朝鲜半岛的局势引向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这是事关倭五王整体外交战略的问题,下面我们通过对日本国内出土的铁剑铭文等具体文字史料的分析,对此稍作深入考察。

稻荷山的铁剑

从埼玉县行田市“埼玉风土记之丘”的稻荷山古坟出土的一把铁剑,其正反面发现有金象嵌的115字(正面57字、反面58字)的铭文。铭文的全文如下:

 

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垝,其儿多加利足尼,其儿名弖已加利获居,其儿名多加披次获居,其儿名多沙鬼获居,其儿名半弖比(正面)
其儿名加差披余,其儿名乎获居臣。世世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练利刀,记吾奉事根原也(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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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稻荷山铁剑(埼玉县埼玉资料馆藏) 1968年,从稻荷山古坟(埼玉县行田市埼玉)出土。1978年,经X射线调查,发现了金象嵌的115字。从铭文中的干支“辛亥”,可推知制造于公元471年

铭文中首先刻着“辛亥年七月中记”的时间,接着记载了铭文的主人公乎获居上溯至意富比诡的八代先祖系谱(意富比垝→多加利足尼→弖已加利获居→多加披次获居→多沙鬼获居→半弖比→加差披余→乎获居)。

铁剑反面的铭文接着记录了这样一段内容:乎获居一族从其先祖起便世代担任卫队首领,乎获居亦承袭此位,辅佐获加多支卤大王在斯鬼宫时的统治,奉命锻造这把刀,并刻铭文以作纪念。

此后的研究表明,开头的辛亥年为471年,获加多支卤大王是倭五王的最后一个王——倭王武,即雄略天皇。这里我们想探讨的是,铭文中出现的“治天下”三个字。

从字面上讲,“治天下”即“统治天下”的意思,那么这段铭文说的便是乎获居辅佐获加多支卤大王统治天下。实际上,通过对稻荷山铁剑铭文的解读,此前未能充分理解其义的熊本县玉名郡菊水町船山古坟出土的铁刀铭文也得到解读,研究者指出该段铭文应断句为“治天下获加多支卤大王世”。换言之,这两处铭文都记述了获加多支卤大王是统治天下的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