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华世界的扩大与“新”世界秩序

古代东亚与日本的关系

世界秩序的相互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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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章,我们探讨了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国际关系中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我们捋清了在这个过程中,古代日本逐渐接受了中国的政治思想,从一开始采用作为皇帝臣下的王号,到使用“治天下大王”、“日出处天子”等称谓,最终创制年号,建立了以皇帝的别称天皇为顶点的律令体制,一步步形成了中华意识。另外,我们在本书的开头提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奈良即平安时期的首都——京都会以中国的王都洛阳为名?我们还指出,这与古代日本的中华意识的形成不无关系。

在本章中,我们将论述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古代日本出现,同时代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古代朝鲜国家,也产生了类似的情况。另外,我们将探讨出现这种现象的渊源,指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朝继承自汉代的世界秩序与承载此前华夷关系演变的五胡十六国、北朝、隋唐所担负的世界秩序之间的相互克制,并且经由隋唐帝国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在此基础上,作为本书的结尾,我们将阐明在古代日本形成的中华意识也是这一历史大趋势的组成部分,揭示出本书书名中的“中华的扩大”的涵义。

高句丽的中华意识

三国时期魏国灭掉了割据于辽东的公孙氏势力之后,为了确保新的领土,于244年派遣将军毌丘俭到辽东,讨伐辽东背后的高句丽。在魏国的攻击下,原在朝鲜北部发展国力的高句丽遭到沉重打击,国都沦陷,国王亡命。三世纪下半叶起随着魏晋交替,晋的国力衰退,中国势力对辽东控制的渐弱,高句丽趁机再次开始扩张。终于在313年攻陷了自西汉以来长期作为中国王朝控制朝鲜半岛的根据地而发挥作用的乐浪郡,成功将生产力丰富的西北朝鲜地区以及居住在当地的汉人收归治下,其势力急速增强。

此后,高句丽与不断在朝鲜南方扩张势力的百济之间展开激烈的争斗,到了历史上著名的好太王时期(391—412),高句丽王开始自称“太王”,并使用永乐为年号。使用年号等措施,说明高句丽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以中国政治制度为一种范本。好太王去世后,继位的长寿王于414年为了颂扬父亲的功绩,建造了著名的好太王碑。好太王碑第一面记述了高句丽的起源:“惟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言曰:我是皇天子。”这里使用了“皇天”的说法,值得注意。因为如前所述,这里出现的“天”并非“以中国为中心的天”,而是“以高句丽为中心的天”。另外,好太王碑中还记载了高句丽的始祖邹牟王是天帝和河伯之女所生的剖卵降世的儿子,说明高句丽具有其独特的神话世界。高句丽的神话当然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因此可以认为,碑文中出现的“天”的内容与中国的“天”大不相同。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个高句丽的神话世界却使用了源自中国的“天帝”、“皇天”等词语进行描述。因为高句丽的神话世界通过了中国思想的过滤处理,从中折射出高句丽接受了中国文化、并借用中国的词语描述本民族神话的一面。

另外,在好太王碑第一面还可以看见“百残(指百济)、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第二面还有“跪王自誓,从今以后,永为奴客。太王恩赦”,据此可以认为,高句丽的政治体制是以高句丽王为中心的“朝贡、跪王”体制。

高句丽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接受

从高句丽使用“跪王”、“奴客”等独特用语来看,中国的“朝贡”这一政治用语与当时高句丽的“朝贡”并非完全相同。然而,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建造好太王碑时的高句丽用“朝贡”这个词语描述他们与百济这些附属势力的关系。此前好太王碑的研究者都将这种词语的使用视为当然,而并没有对“朝贡”这一起源于中国的政治用语在中国以外的朝鲜地区使用这一奇怪现象本身具有什么意义进行探讨。然而,使用这一词语至少说明,尽管当时高句丽存在“跪王自誓”等独特的隶属礼仪,但他们也根据中国的政治思想,将自己与百济、新罗等的关系界定为“朝贡”关系。

另外,从好太王之子长寿王时期担任北扶余地方官的牟头娄的墓中出土的墓志中,出现了“天下四方”的说法。换言之,基于中国政治思想的高句丽国家、高句丽社会的形成趋势,仍持续至好太王之子长寿王时期,并将“天下”的概念引入高句丽(不过,对“天下”这个概念的接受也许可回溯至更早的时期)。

另外,在建于五世纪末的朝鲜忠清北道中原郡的高句丽入侵新罗的纪念碑——中原碑中,可以看见“东夷寐锦”(当时本地人对新罗王的称呼)、“赐寐锦衣服”等说法。高句丽本身便被中国视为“东夷”,而他们称新罗为“东夷”、赐以衣服等行为,却不能理解为高句丽接受了中国的这种看法,并将之用在对待同属于中国眼中的“东夷”而前来归附的新罗身上。这是因为,如前所述,高句丽使用了年号和“天下”这一用语,已将自身置于“中华”的地位上。即从这个时候高句丽以自己为“中华”的立场来看,可以认为他们已经将新罗视为位于本国东方的“东夷”(而非中国的东夷)。

然而,高句丽王一方面自称太王,另一方面却又向中国遣使,请求将自己视为臣下的中国王朝赐予将军称号和王爵(494年、496年)。这种举动与倭国王向南朝宋派遣使节、请求中国王朝赐予官爵的情况相同。我们认为此举亦有助于促进中国政治思想在高句丽的扎根。我们必须充分注意这个时候高句丽的中枢积极采用这一路线,促使其国家形成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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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百济武宁王金冠 韩国忠清南道公州出土

换言之,从高句丽采用基于中国政治思想的年号、采用“朝贡”体制、对“天下”的认识等来看,可以说高句丽先于古代日本,开始形成了以高句丽为中心的“中华意识”。

百济的中华意识

从三韩之一的马韩中兴起的百济,在其国王近肖古的时期(371)曾一度攻破高句丽首都平壤,显示出强大的威势,不过到了阿华王这一代,则遭受挫折,如前所述,以奴客的身份向高句丽太王下跪(396)。此后,尽管在475年由于遭到高句丽的攻击而濒于亡国,不过随后又重整旗鼓,再次复兴,百济王于495年向南朝齐遣使,请求中国王朝赐予对其治下的将军称号和王爵,就像高句丽、倭国一样。

百济王曲线请求中国赐予爵位,成了国内的王中王,即实际上的“大王”,这说明和古代日本出现的“大王”称号和“天皇”称号、高句丽出现的“太王”称号一样,百济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据成书于南朝梁代的《梁职贡图》记载,当时百济统领着叛波、卓、多罗、前罗、斯罗(新罗)、止迷、麻连、上己文、下枕罗等诸国,这说明百济的发展情形与古代日本、高句丽相同。

新罗的中华意识

新罗原是高句丽的属民(好太王碑第一面),到了六世纪初,根据503年建立的迎日冷水新罗碑的记载,至都卢葛文王自称智证王,根据524年建立的蔚珍凤坪新罗碑的记载,牟即智寐锦王自称法兴王,就这样新罗王自称带有佛教色彩的中国王号。另外,凤坪新罗碑还记载了新罗为了让本国攻取的地盘上的高句丽旧民不违背新罗王的命令,要求他们对“天”发誓。这里的“天”与倭国、高句丽的情形一样,显然是指“新罗的天”。然而,新罗一方面在南朝梁的普通二年(521),随同百济一起到南朝朝贡,并以此为契机,加深与中国的交涉,最终被中国王朝封为新罗王、乐浪郡公等官职,与倭国、高句丽一样,成为中国的册封国。

另外,在法兴王廿三年(536),首次创建新罗本国的年号,以536年为建元元年。也就是说,在536年新罗也开始使用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中只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的年号。这与高句丽采用永乐年号相较晚了一百多年,却比日本的大化年号早了一百多年,这在考察新罗的中华意识形成过程时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后,到了后来,新罗向奈良时代的日本派遣使者(735),由于使者将本国称作王城国,被日本驱赶回去。

“王城”并不是指由中国皇帝册封的新罗王的城,而是指天子的都城。在中国古代,方千里的王畿外围,按顺序设定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等九个区,侯服每年一朝、甸服两年一朝、男服三年一朝,采服四年一朝……以此类推,向天子朝贡,而位于天下正中,是天子居住的“王城”。将这个制度与新罗自称王城国结合在一起考虑,我们可以知道新罗在八世纪上半叶,曾向日本自称“天子之国”。正因为如此,已确立了日本版的中华意识的奈良朝时期的日本,这才把新罗的使节逐回本国。这说明,新罗也跟高句丽和古代日本一样,逐渐形成了中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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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古代朝鲜、倭国图

古代日本、朝鲜的中华意识形成的先驱

五胡中华意识的形成

如上一节所述,在古代朝鲜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各国,也出现了与上一章我们分析的中华意识在古代日本形成过程相同的现象。对中华意识在包括倭国在内的各国形成的过程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建造于五世纪初的好太王碑上出现了高句丽独创的年号,而其他各国都在稍晚之后才开始同样的行动,可以认为在这些国家中,最早出现中华意识形成趋势的是高句丽。那么,能否说高句丽就是这些现象的渊源呢?这一节我们将对这一点进行探讨。

中华意识在高句丽和倭国形成发展的时期,正是我们前九章所论述的五胡入华所展现的东亚动乱的年代。在这段时期,产生了文明圈规模的大量的人口流动,甚至连朝鲜、日本也受其影响。这些动乱的中心位于中国的华北,那里胡族和汉族之间一次又一次地展开了激烈的攻防大战,对此我们前面已进行了考察。

五胡十六国时期一开始的时候,汉族人主张的思想是:“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换言之,胡族不能成为中华世界的帝王,最多只能为汉族服务而成为“名臣”,这是一种歧视性的言论。另一方面,胡族反驳说道:“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他们主张胡族也可以成为中华世界的帝王。

于是尽管一开始有些胡族的君主对是否自称皇帝而踌躇,但总的趋势是,他们向着采用皇帝称号的方向奋勇前进。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存在这种采用皇帝称号的趋势,说明他们接受了中国的政治理念,逐渐形成了一种将自己放在中华世界正统位置上的意识。

这种尽管身为胡族却将自己视为中原正统、中华正统的趋势,也逐渐表现在将自己的军队(即胡族军)称为“王师(即天子军队)”的话语形式上。

另外,刘裕在五世纪初建立宋朝前夕、作为东晋的将军进攻据于山东半岛的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南燕政权时,南燕的皇帝慕容超聚集群臣商讨御敌之策。南燕大将公孙五楼进言道:“东晋军敏捷而果敢,我们应该先发制人,发动攻击。”慕容超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是固城自守。这时慕容镇对南燕尚书韩阅读 ‧ 电子书库说道:“主上决定固城自守……今年国家灭亡,我一定死战到底。但你们中华之士又要重新被文身了。”(《晋书·慕容超载记》)这充分说明,当时慕容鲜卑已将自己视为中华。

这里出现的“文身”让人想起南方野蛮人(南蛮)的风俗“被发文身”,也就是说,定都江南的东晋就是这样的南蛮。而从南燕的统治下被编入东晋的统治下,就是从“中华”陷入“文身”的境遇。

存在这种话语,说明尽管慕容镇是鲜卑族人,其国家南燕是胡族所建立的政权,他们却以“中华”自居,而将汉族王朝东晋视为“南蛮”国家。

北朝的中华意识

这种倾向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其他各国中也可以看到,到了后期,更是显示出进一步发展的势头。

在记录北魏时期洛阳情景的《洛阳伽蓝记》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在流经洛阳的伊水和洛水之间,在皇帝御道两边有接待东西南北外族使节的四夷馆。路的东边有四馆,名为金陵、燕然、扶桑、崦嵫。路的西边有四里,名为归正、归德、慕化、慕义。[1]

这段文字记录了鲜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政权在迁都后,在都城洛阳设置了“四夷馆”和“四夷里”,正如归正、归德、慕化、慕义等用词的寓意那样,北魏给馆和居住区起的名字,表达了周边四夷仰慕北魏的正义、帝德和王化,纷纷慕名前来都城洛阳朝贡的愿望。

也就是说,这种安排说明鲜卑这个在汉族的中华思想看来不过是夷狄的外族所建立的北魏,却将自己放在中华的位置上。

另外,记录北魏历史的《魏书》将南北朝时期与北魏相对峙的南朝建国者分别称为“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等,将他们称为居住在长江以南一个岛上的夷狄,这种现象也可以看成是中华意识的一种体现。

将这些情况与我们上一章、上一节论述的情况(即古代日本出现了中华意识的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也出现同样的趋势;并且从使用年号、太王称号来看,可以认为高句丽是这些趋势的先驱)进行比较时,在五胡所建立的华北各朝中中华意识的形成,尽管在时间上也有一部分与古代朝鲜、日本形成这种中华意识的时期相重合,但显然比古代朝鲜、日本的这种趋势先行一步。

换言之,朝鲜、日本的“中华”意识的形成,乃至本书开头“前言”部分讲到的日本将京都称为洛阳的现象,不仅与古代日本、朝鲜等各国中华意识的形成有关系,而且在渊源上与五胡等非汉民族所萌发的“中华”意识起源有关系。

中国的巨大影响

我们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这种“中华”意识正如其表现在皇帝尊号、天下、年号、中华和夷狄等概念之上一样,其形成终归脱离不了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的框架。尽管我们认为五胡入华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但从中也可以重新看到此后中国对各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在考察中国的巨大影响时不应忘记的是,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将军的任命制度。在将军作为一种实际职务而非虚号时,将军下设一整套官僚机构,由长史、司马、参军(长史主持将军府内的行政事务、司马和参军掌管府内的军事)等各种官吏组成。这个机构当时称为“府”、“军府”,设置“府”则称为“开府”。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古代日本、朝鲜的王接受中国册封、被任命为将军的场合中。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这种现象具有什么意义。

倭五王的第一位倭赞于元嘉二年(425)向南朝宋派遣使节司马曹达(《宋书·倭国传》)。“司马曹达”可以理解为姓“司马”、名“曹达”,但实情似乎不是这样的。因为倭王赞曾两次向南朝遣使,在元嘉二年的前四年即永初二年(421)也曾派遣使节,当时宋朝皇帝刘裕向倭赞下诏,其中对倭国跨越万里波涛的遣使行动表示赞赏,“可赐除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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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宋书·倭国传》 可看到有安东将军、安东大将军的文字

可以认为正是这个时候倭赞获封安东将军、倭国王的官爵,那么也可以断定,安东将军府设置了“司马”这一官职。另外当时与倭国一样向南朝派遣使节、受封镇东大将军的百济王,向中国派遣了长史高达、司马杨茂、参军会迈等将军府的属官(《南齐书·百济传》)。注意到这些情况,我们可以说“司马曹达”确应是“担任司马一职的曹达”。

原来就有的长史、司马、参军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突然成了重要性大增的中国内地地方军政官。倭国、朝鲜等各国被中国各朝封以安东将军、镇东将军等基于中国本土中华思想(维护中国东部的安宁、镇守中国东部)的将军称号。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长史、司马、参军等官员便具有作为这些将军府属官的特征。这说明日本、朝鲜的古代国家在建国初期进行的国家建设中,以中国的国家制度作为一种范本。

征夷大将军与中华意识

众所周知,日本出于征伐虾夷的目的,设置了征夷将军、征夷大使等官职,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成最高位阶的武官——征夷大将军。征夷大将军开了“幕府”(开府),而“征夷”这一用语则源于以京都为中心的日本征伐位于其东方的夷狄(东夷)虾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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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南蛮屏风 南蛮是日本在中世纪时用于称呼东南亚各地的用语,随着欧洲人航海到来,这个词具体所指也发生了变化

另外,这里的“东夷 ”这个说法,绝不等同于倭五王的最后一位、安东将军倭王武在上表宋顺帝时表述的那种意识:自己的祖先在东夷的地域不懈努力,“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

按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在“征夷大将军”的表述背后,包含着与前述“天下”的用语在日本的改版——本来以中国为中心而产生的“天下”思想转换成以日本为中心的概念——一样的概念转换。将虾夷视为东夷,与前述将京都称为洛阳以及古代日本通过对中国政治思想进行改版的形式而形成了中华意识,三者均具有相同的渊源。

另外,众所周知,日本人在此后更晚近的安土桃山时期,使用“南蛮”(原本对居住在中华世界南方的野蛮人的称呼)称呼来到日本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江户时期末年驱逐外来的外国人时还打出了“尊皇攘夷”的口号。从这种认识世界的观念中,可以看出本章所论述的、受古代中国国家制度的影响而形成的思维方法,如何经过长时间的跨度仍持续对日本产生影响。

中国政治思想的传播

传播中国政治思想的人士

前面我们论述了古代朝鲜、日本以及五胡各国家中华意识的形成。既然都根源于中国的政治思想,那么自然这种思想或制度就必定是通过某些方式向各个民族传播的。有人认为,周边的这些民族通过阅读中国的书籍引进了中国的思想和制度。

然而,我认为将中国的思想或制度传播到周边各民族的人士,基本上是中国人,或者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人。众所周知,这段时期由于五胡的入侵,包括东亚、北亚、东南亚、西域在内的广阔地区出现了人口大流动。其中心是华北,躲避战乱的人们在华北境内移动,进而越出华北,向上述东西南北各地区迁移。这是与邪马台国的卑弥呼同一时代登上历史舞台的鲜卑拓跋族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去世不久发生的事情:“始祖(力微)崩后,(操)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阅读 ‧ 电子书库穆(猗卢)二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桓帝嘉之,以为辅相,任以国事。”(《魏书·卫操传》)这段文字记载了躲避战乱的一部分中国人翻越长城,流入鲜卑族建立的国家(代国)的事情。尽管这段时期最大的一股移民、难民流是从华北涌向江南,自然这种大迁移也波及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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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冬寿墓中的壁画

投奔高句丽的冬寿便是其中一个例子。正如本章开头所述,313年高句丽占有了乐浪郡。然而,有许多原本居住在乐浪郡的汉人和官员仍然留居当地。从乐浪郡的原址发现的壁画古坟中有一座安岳第三号坟。这座古坟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永和十三年(357) 十月戊子朔廿六日癸丑,使持节、都督诸军事、平东将军、护抚夷校尉、乐浪相、昌黎、玄菟、带方太守、都乡侯,幽州、辽东郡、平郭都乡、敬上里冬寿,字□安,年六十九薨官。”这是被封为使持节都督的冬寿这个人的墨书墓志铭。我们认为,此冬寿与《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曾为慕容皝部将,奉命进攻慕容仁,被慕容仁打败后投降,并于336年逃亡高句丽” 的冬寿是同一个人。换言之,冬寿的例子与前面逃亡拓跋部被任命为国相的卫操一样,可以说都是汉族难民在非汉族国家得到重用的事例。

“部”的制度

在高句丽、百济、新罗、倭国的国家制度中,都有共通的“部”的制度。具体而言,高句丽有称为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的五部制度,百济有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后部组成的五部制度,新罗有梁部、沙梁部、牟梁部、本彼部、汉岐部、习比部等组成的六部制度,而日本有部民制。

那么,为什么在高句丽的五部、百济的五部、新罗的六部和日本的部中都会出现同样的“部”的用语呢?是否只是为了表达“分类”的意思而出现了表述的一致呢?然而,如果对古代分处不同地区的各国出现这种表述一致的现象作出这样简单的解释,则未免失于粗浅。现有的定论认为,“部”在各国的表述一致,说明了相互之间有某种关联。我认为这与我们前面所说“传播中国政治思想的人士”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就此稍作展开。

高句丽的五部与单纯的划分或表示部族、氏族等血缘地缘集团之意的“部”相比,具有较为不同的特征。高句丽的五部带有明显的军事以及行政区划的特征,归属于部的人几乎都集中居住在国都及其周边。百济的五部、新罗的六部也带有明显的军事、行政区划特性,实际上这种体制在其鼻祖中国也存在。北魏的八部制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正如第三章所述,北魏在建国后,将所属各族都集中迁到当时的国都平城周边,并将他们重新编入八个特别行政区(八部),建立了以北魏国军为核心的体制。这种体制是否由北魏独创,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则认为这种体制亦存在于北魏称霸中原过程中所灭掉的后燕及其上一代前燕两朝中。

古代日本、朝鲜各国中“部”的制度互有关系——基于这种现有的观点,如果我们以探讨日本中华意识的渊源时所采用的相同视角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古代日本、朝鲜各国的“部”的渊源与高句丽的五部制有关。高句丽五部的名称中出现的“奴”,在古代朝鲜意为“原始的小国”,那么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桂娄部后面所带的“部”字,则是跟在意为“原始的小国”的“奴”字后面的用语,“部”大概就相当于“奴”的汉语表述吧。

另外,高句丽在五世纪初的时候,将首都从原来的国内城南迁至平壤,当时将此前血缘关系浓厚的五部制重组为基于方位的东西南北内部等五部。一般认为这种改变受到了毗邻的鲜卑族所建立的强大燕国的影响。

“部”这一用语具有如此背景,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存在这样一种概念:在高句丽五部制出现前夕的东亚,“部”并不只是单纯的划分,亦不仅仅是指血缘、地缘集团,而具有军事、行政单位的意义,其成员在王权的命令下聚居在特定的区域,而且还出现了根据方位进行划分的体系。

这样一来,也许就会有人问,将这种概念传播到高句丽的人士都是什么样的人?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都不用想起前面提到的鲜卑拓跋部的卫操、高句丽的冬寿等事例,大概自然会说这些人无非就是对“部”这个汉字表述带有特定印象的人。如前所述,高句丽的五族原本称为“奴”。然而,在后面加上“部”字的,必定是通晓汉语的人。像“消”、“绝”、“顺”、“灌”+“奴”+“部”这样汉语和非汉语表述的混杂现象,在这个时期的史书中频频出现,不胜枚举。

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古代日本将“部”念作“be”的读音,是汉语“部”的发音的一种讹变。可以推测,在古代日本负责朝廷记录的百济侨民史部按照百济的习惯,将汉语“部”以及百济人的发音“be”一起传到日本。

换言之,“部”这个用语在当时东亚地区是通用的说法。在倭国、百济以及百济引以为范的高句丽,乃至新罗,都使用这个字,在这些国家中,“部”字要么念成“bu”,要么稍有音变,念作“be”。

《翰苑》与“部”

太宰府天满宫收藏的成书于中国唐代的《翰苑》写本,被列为日本国宝。这本书籍在中国现已失传,是非常贵重的天下孤本。书中有对高句丽五部制的记载:

 

五部皆贵人之族也。一曰内部,即《后汉书》桂娄部,一名黄部。二曰北部,即绝奴部,一名后部,一名黑部。三曰东部,即顺奴部,一名左部,一名上部,一名青部。四曰南部,即灌奴部,一名前部,一名赤部。五曰西部,即消奴部,一名右部,一名下部,一名白部。内部姓高,即王族也。

 

这段文字记载了具有血缘集团浓厚特性的三国时期的五族(消奴部、绝奴部、顺奴部、灌奴部、桂娄部)在王权的主导下依照方位重新组编为五部(东西南北内部)制之后的情况。其中可以看到,内部和东西南北部的别名黄部、黑部、青部、赤部、白部是根据阴阳五行说的五方色而命名的,这与是什么样的人将“部”的概念带到高句丽的问题之间的关系,引人注意。

根据中国的阴阳五行说,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即五行(木火土金水),分别对应于东、南、中央、西、北五个方位。另外,青、赤、黄、白、黑五色也与五行分别对应。日本相扑中的青房(蓝穗子)、白房(白穗子)与颜色的对应也与前面《翰苑》的记述一致。换言之,高句丽的五部制显然受到了五行说的影响。

另外,很难想象高句丽在设置五部制时,首先设置了内部和东西南北部,之后才出现黄部、青部、白部、赤部、黑部等基于五行方色的别称。因为这么一来,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古代朝鲜,五个方向的部与五种颜色的部之间,凑巧展现出与中国相同的对应关系。这种偶然的一致,大概不可能是惯例吧。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高句丽有一批人理解中国五行思想并将之反映在五部制中,而且理解当时存在于华北的“部”的制度,是他们参与了五部制方案的制订。换言之,结合“部”这个字在东亚各国都念其在汉语中的读音“bu”或与之相近的音这种现象,可以认为这些人就是从中国迁居到高句丽的人(包括其子孙)。

在记述六世纪时期百济情况的资料中,有这样的记载:“都下有万家,分为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后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国人。”(《北史·百济传》)我们不知道百济都中是如何划分士庶的,但在1995年5月至6月对百济后期首都所在地泗沘城的考古挖掘中出土的木简中可见到“西部后巷”的记载,可见上文中出现的“巷”是实际存在的,五巷与五部一样,分为中巷、前巷、后巷、上巷、下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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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乌衣巷匾额 南京市乌衣巷为东晋南朝时期王氏、谢氏等贵族居住的区域,现今为文庙附近,图为当地所悬挂的匾额

另一方面,同时代的南朝国都建康也有被称为“乌衣巷”的巷。百济的巷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建康南朝巷制的影响,其详细情况有待今后的研究,而前述的种种情形可以说都反映了当时高句丽、百济等各国中,存在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或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上边引用的《北史·百济传》的末尾说到“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国人”,就是一处明证。

另外,迄今为止对在朝鲜发掘的安岳第三号坟(冬寿墓)进行的研究揭示了如下几个事实:汉人冬寿逃亡到高句丽后保持着潜在的势力;这个时期乐浪(平壤)、带方(首尔北面)以及辽东郡的遗民们在本郡灭亡后仍奉立东晋的年号;王姓(日本书纪中记为将汉字传到日本的第一人、从异邦来到日本的王仁也姓王)是乐浪郡的大姓;在《宋书·倭国传》中作为倭王的使者被派遣到宋朝的司马曹达是渡海来到日本的汉人。另外最近的研究表明,与这个时期在中国广泛出现的难民领袖(中国称为“坞主”)及其所率领的集团相似的人群,在当时的乐浪、带方、辽东各郡也都可以见到。

倭国与百济的上表

古代日本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东亚的这些变动趋势不可能毫无关系,那么对于日本所受的影响,我们下面根据南朝宋的时期倭王武(雄略天皇获加多支卤)向中国的宋顺帝呈送的上表,对之进一步分析。

《宋书·倭国传》中478年倭国向刘宋的上表原文如下:

 

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①“封国偏远,作藩于外……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②驱率所统,归崇天极。③道径(遥)百济,装治船舫,而④句骊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⑤以失良风。(数字编号和下划线是为了便于说明由笔者添加。)

 

这段文字我们已经在上一章中介绍了前面的部分:“陛下封给我的国家(封国)在中国看来地处偏远,在外面修建藩屏……微臣虽然身份低下,而且愚笨(臣虽下愚),却秉记先祖的教导,希望率领属下臣民,归顺陛下所代表的天的中心(天极,具体指建康)。”

在下划线②“归崇天极”接下去的部分,倭王武谴责了高句丽的无道:“要前往宋的国都,必须经过百济,装备好船只。然而高句丽无道,总是袭击我们,杀害我的边民。因此我们派遣使者受阻,错过了借助季风前往中国的季节。”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与478年倭王武对宋的上表文有关、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472年由与当时倭国关系密切的百济向北魏派遣使者时呈递的另一篇上表文。

 

延兴二年(472),其王余庆始遣使上表曰:“①臣建国东极,④豺狼隔路。①虽世承灵化,莫由奉藩。②瞻望云阙,驰情罔极。⑤凉风微应,伏惟皇帝陛下协和天休,不胜系仰之情。谨遣私署冠军将军、驸马都尉弗斯侯,长史余礼、……司马张茂等、③投舫波阻,搜径玄津,托命自然之运,遣进万一之诚。(《魏书·百济传》)

 

在百济向北魏呈递的这篇上表文中,百济王说道:“微臣在中国的东方建国(臣建国东极),高句丽如豺狼一样阻隔我们前往中国的道路(豺狼隔路),我们虽然世代承受王化,却未能前去称臣(虽世承灵化,莫由奉藩)。仰望陛下所居住的高至云霄的宫殿,敬仰之情益发强烈(瞻望云阙,驰情罔极)。凉风吹来(凉风微应)……派遣长史余礼、司马张茂等人,乘船在茫茫大海中搜寻前往中国的路径(投舫波阻,搜径玄津),将生命托付给自然运气,呈献我们万分之一的诚意。”

很多人都已指出,倭王武向宋顺帝呈递的上表文意思非常通达。不过,这两份上表文的相似之处,此前却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给从《宋书·倭国传》原文引用的史料和《魏书·百济传》的史料加上了编号和下划线,在“①封国偏远,作籓于外”(《宋书》)、“①臣建国东极”、“①虽世承灵化,莫由奉藩”(《魏书》)以下各自对应部分的叙述都非常类似。

在距离当时1500年漫长岁月的今天,要弄清楚这种类似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不过,在史料极为有限的这段时期,由相邻的百济和倭国分别于472年、478年这么接近的年份呈递具有如此类似的用语和措辞的上表文,这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偶然的一致。自然我们会认为,当时两国之间甚至在这种层级上也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另外,这两份上表文都由极为通畅的中文写成,从中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朝鲜、日本存在中国人或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的人,并且可以看出这些人之间的密切合作。

旧人与新人

我们在第三章指出,这个时期因战乱而产生了大量的人口流动,我们从这种状况与五胡十六国、北朝史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对这种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变化进行了探讨,并从“旧人”(建立胡族政权、或在该政权的草创时期担负国家重任、以五胡为主体的人士)和“新人”(国家建设以及在国家扩大的过程中被王权所吸收、重用的以汉族为主体的人士)之间的对立、融合的过程,分析了出现在五胡政权中的政治结构。

以非汉族为核心而扩大的五胡政权,随着其统治领域的扩大,逐渐包含了许多新归附的民众。对于志在强化王权的五胡君主而言,笼络新人,尤其是在确立新的国家制度过程中笼络具有宝贵知识的中国知识分子,便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前面说到的拓跋鲜卑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去世之后为拓跋部出谋划策的卫操、姬澹等汉人的事例也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朝鲜半岛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前面讲到的高句丽的冬寿便是其中一例。

至于倭国方面的情况,《日本书纪》对推测是《宋书》中的倭王武上表文的执笔者——舶来人史部身狭村主青、桧隈民使博德有如下记载:“(雄略)天皇以心为师。误杀人众。天下诽谤言、大恶天皇也。唯所爱宠、史部身狭村主青、桧隈民使博德等。(雄略天皇二年十月条)”对这些舶来人的宠信、或此后陆续来到日本的大陆人进入政界的情况,恐怕也需要以上述的观点进行考察。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认为关于这一时期朝鲜、日本的古代国家建设问题,有必要扩大视野,分析其与在华北建立政权的五胡各国之间的关系。当然不仅是国家建设一个方面,从中国文化的传播这一更广泛的观点来看,这一时期人口的迁移将中国文化传播到江南、福建、云南、贵州、岭南、东南亚、北亚、西域、朝鲜半岛等各个地区。那么朝鲜、日本的古代国家建设问题,便与这一时期人口移动的全貌解析这一更大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顺便说一下,将中国文化传到朝鲜的中国人死后葬在当地,在其墓地出土的砖(黄海道安岳柳城里出土)铭文中,可以看到有“逸民含资王君藏”、“含资逸民王君砖”等文字,这里使用“逸民”的说法引人关注。因为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史书中收录了很多“逸民”传,在贵族制鼎盛的这段时期的中国,成为“逸民”乃是身为读书人的士大夫的一种理想。正因为如此,上述王氏(大概曾在乐浪郡做官、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墓砖上才刻下了“逸民”的字样。我们也要注意,在中国文化传播的意义上,这种与贵族的生活方式有关的概念,也被传播到朝鲜半岛。

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与北朝隋唐的世界秩序

外臣的内臣化与魏晋南朝的世界秩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与中国缔结了册封关系(朝贡关系)的周边各国的君主(即“外臣”)被授予中国王朝的爵位和官职,成为中国王朝的臣子(即“内臣”)。倭国王除了王号以外,还获封将军号、都督号,正是这种现象的一种明确表现。这个时期适逢中国王朝权力弱化,中国王朝考虑到这种情形,力图将周边各国纳入自己的体制中,因此这种外臣的内臣化现象愈演愈烈。

然而,在胡族为首的各民族看来,这是一种与各民族走向独立的过程相并行的趋势。如前所述,五胡入侵之后,北朝不断扩大其版图,而对此深感不安的南朝,则企图形成一个围住北朝的国际包围圈。

南朝的宋时期,便可以看出这种端倪。450年,北魏世祖太武帝发兵五十万进攻南朝宋。大军抵达长江北岸之时,太武帝给宋太祖发去一封信,信中说道:“顷关中盖吴反逆,煽动陇右氐、羌,彼复使人就而诱劝之。……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结赫连、蒙逊、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宋书·索虏传》)

然而,随着时局的发展,这个包围圈逐渐分崩离析。上述的450年北魏发兵直达长江北岸的南侵,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下面我们列举一个事例,来具体看看以南朝为中心的体制的衰退情形。

我们在上一章指出,倭五王时期的山东半岛,作为倭国等东夷诸国向南朝派遣使者时的中转站,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还论述了413年倭国开始向南朝派遣使节,与东晋将军刘裕灭掉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南燕政权、占有了山东地区这一事件不无关系。

然而,到了469年正月之后,山东半岛进入了北魏的版图。

北魏从南朝手中夺得山东半岛之后,马上开始在当地经营。时隔一年之后(北魏皇兴四年)在山东新设光州(参考图42),五年后的延兴五年(475)设置军镇,进一步强化对山东半岛的控制。此后,北魏以此为基地,逐渐严密监控前往南朝朝贡的东夷船只。

因此,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东夷诸国向南朝派遣的使节以及南朝的答礼使被在山东沿海游弋的北魏船舶捉拿。另外,皇兴三年(469)二月末,柔然、高句丽、库莫奚、契丹等北亚、东北亚各国相继向北魏朝贡,这恐怕是作为此前东北亚各国向南朝遣使时的中转站——山东半岛于上一个月陷落而触发的。这从反面说明了山东半岛成为北魏领土对东夷各国有多大的影响。两年之后,高句丽在北魏孝文帝在位时将对北魏的朝贡品增加了一倍,这恐怕也与山东的陷落不无关系。

换言之,在五世纪下半叶,南朝推行旨在以国际合作的方式对北朝实施封锁的政策,然而却在其东部战线中这个连环被切断了。

另外,在南朝与当时西部的吐谷浑、河西走廊的势力以及北方的柔然势力的联络中发挥重大作用的长江上游四川地区,也在旷日持久的南北对抗中,到了南北朝的后半期,最终落入北朝的势力控制下。那是西魏废帝二年(553)的事情,这个时候江南正处于我们第五章所讲到的侯景之乱中。当时身为征西大将军而镇守四川地区的梁武帝的第八子武陵王纪于552年八月率军东下,进逼湖南。

当时湖南地区由武帝第七子湘东王绎(后来的元帝)所镇守,他担忧自己抵挡不住,于是向北方的西魏求救,请求他们从背后进攻四川。对此,西魏定下征讨四川之计,派遣将军尉迟炯于次年三月起兵。武陵王虽奋力防卫,无奈八月成都陷落,四川被西魏所控制,南朝丧失了对北朝在国际战略上的这一重要据点。

经过这样的南北对峙,最终由北朝最后的王朝隋再度统一中国,南北朝时期落幕。从南朝一方来看,可以说这种结局意味着以南朝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崩溃。

北朝扩张、隋唐帝国的出现不仅仅对南朝有影响。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北魏太武帝发给宋太祖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此前与南朝联合行动或处于其势力影响下的柔然、吐谷浑、云南爨蛮、高句丽、百济等诸势力,到了唐代都相继灭亡了。另一方面,在上述诸势力背后不断积蓄力量的突厥、吐蕃、南诏、渤海、新罗、日本等逐渐崛起。

华夷秩序的变貌

我们注意到,原属于夷狄、从五胡中崛起的北魏,甚至也被中国的士大夫承认为北朝,而在北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隋唐成为中国的正统王朝——这是一种逆转现象,同时隋唐文化、国家制度中也可以见到胡族文化的影响。从秦汉到魏晋,中国历史的流向在此出现反转,原来非正统的王朝成为了正统,这里展现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历史发展过程。

我们在第七章对北魏孝文帝的各项改革进行了考察,论述了其中孝文帝将北魏定为继承西晋金德的水德王朝,指出了拓跋鲜卑提出自身并非五胡的主张。结合本章的分析逻辑,可以看到孝文帝改革具有原来非正统成为正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发展中的分水岭地位。

另外,上一章我们从古代日本的中华意识形成的观点,对古代日本的历史发展进行了考察,将其轨迹与沿着五胡—北朝—隋唐的次序展开的中国历史相比较,我们发现两者尽管按秦汉魏晋的秩序来看同属夷狄,却在转变为“中华”这一点上(“从作为东夷的倭国转变成作为中华的日本”和“从五胡转变为中华”)具有相似的轨迹。并且按照我们前面所论述的逻辑,可以说这种轨迹的相似绝非偶然的因素造成的。

换言之,五胡、北朝、隋唐与古代日本可以说是具有以下共同侧面的国家群:它们都是以秦汉帝国为母胎,以接受其册封的形式在魏晋南朝的体系中成长,并在突破这一体系的过程中逐渐崛起。


[1] 原文是:“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出自《洛阳伽蓝记》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