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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畜牧型农业社会的出现
农业社会与畜牧型农业社会
动物考古学解明的气候变化与家畜化动物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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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后期始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正逢温暖湿润期即高温期结束，气候转向寒冷干燥的时期。前文已经提到，该时期由于生态系向南推移，农业的扩散越过南岭山脉到达其南侧。那么，在该阶段之前农业扩散的北侧地区的情况如何呢？在生态环境恶化的阶段，之前农业得到扩散的西北及其北侧的周边地带，可见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首先在文化上这些地区开始出现此前不曾有过的文化信息带。众所周知，这些地区位于战国时代以后修筑长城以对抗北方游牧民族的接触地带。我把这些地区称为长城地带。
91 长城地带遗址分布图
在上述地区，以河川流域等小区域单位为核心，各邻接地区之间逐渐产生信息联结，并因这种联结开始形成文化上的信息网。其中之一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和辽西地区之间。如前所述，这些地区之前处于华北文化谱系与远东文化谱系的交错地带。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南北间的交流，该地带出现了陶器及石器的交流，或者说出现了农业的向北扩散。
但是自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区域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内蒙古中南部与辽西之间出现了东西方向的区域间交流。也就是说在该阶段出现了交流方向的转换，此前南北方向的交流开始转向东西方向。其中尤以陶器的交流最受瞩目。
例如之前辽西的典型陶器筒形罐首次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同时内蒙古中南部的传统的绳席纹也开始出现在辽西的筒形罐之上。另外，还有学者指出，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与辽西的小河沿文化的彩陶纹样具有类似特征。
而在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及青海省等甘青地区，情况又如何呢？甘青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从渭河流域传入仰韶文化的彩陶，诞生了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其后，彩陶样式当地化，出现了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等，被称之为甘肃彩陶文化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在龙山文化并行期又逐渐向齐家文化变化。在甘肃彩陶文化和齐家文化中，存在着小口双耳罐及双耳罐、单耳罐等当地特有的带有把手的器形。这些器形普遍见于甘青地区与内蒙古中南部并行时期，由此可以看出两地之间存在相互的区域交流。也就是说，这是长城地带共通的文化信息带形成的阶段。与此同时，该地带开始逐渐显现出不同于黄河中游地区及渭河流域的区域文化的样态。
并且在此阶段，人们的生业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可将渭河流域、黄河中游地区及黄河下游地区与长城地带加以比较。这里所说的长城地带是指被称为甘青地区的中国西北部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甘青地区也可叫做黄河上游地区。
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从事农业生产，种植谷物，并食用谷物吸收碳水化合物，同时也食用猎物和家畜来摄取蛋白质。根据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的种类和数量，可以了解当时人们所消费的动物的实际情况。在考古学中这个领域即所谓的动物考古学领域，必须对动物骨骼进行精密的鉴定。并且在涉及动物个体数的时候，仅仅统计所认定的动物骨骼的数量，也难以确定准确的个体数。因为一只动物有着多种且繁多的骨骼。首先对动物骨骼进行鉴定，即便是同一种类的动物也要把骨骼按部位不同进行详细的认定，再按部位不同统计其个体数。然后再把按部位统计的个体数的最大值算作该种动物的个体数。这又称为最少个体数。通过上述计算方法可以推算出遗址中被消费的动物种类的比率。
92 内蒙古石虎山遗址环壕出土的动物骨骼 从环壕内出土了大量如图所示的马鹿骨骼
我曾参与发掘的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石虎山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环壕聚落，在其环壕内部及土坑内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华北及长城地带的土地为碱性土壤，与日本的酸性土壤不同，动物骨骼较容易留存。石虎山遗址的环壕内出土的大量动物骨骼是在环壕废弃时被一并遗弃后埋入环壕之中，较好地反映着遗址居民的动物消费的实际情况。或许人们在聚落废弃时，曾举行盛大的仪式活动，因此消费了大量的动物。可惜环壕聚落内部的房屋遗址的保存状况不佳，只能辨认其室内地面，而无法把握聚落构造的情况。我在环壕内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并因此确信这些动物骨骼正是探明当时的古环境及饮食内容的重要线索。
石虎山遗址的动物骨骼由北京大学的黄蕴平教授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得出了动物骨骼的最少个体数。现在在中国考古学界，动物考古学日渐兴盛，担任学术带头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的袁靖等学者。因此新石器时代的出土动物骨骼中，可知其最少个体数的事例也逐渐增多。我试着把这些出土动物骨骼的最少个体数依照上述地区不同并沿时间轴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可以了解当时人们的狩猎以及饲养家畜的状况，同时通过所捕获的动物种类的差异，还可了解当时环境的变化。
渭河流域和黄河中游地区有新石器时代前期的陕西省临潼县白家村遗址，还有已得出新石器时代中期至后期各时期最少个体数的陕西省临潼县姜寨遗址。在黄河下游地区，已知山东省泗水县尹家城遗址的动物骨骼的最少个体数。在甘青地区（黄河上游流域），拥有良好资料的遗址有：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永靖县秦魏家遗址以及位于内蒙古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前期末至中期初始的石虎山遗址、新石器时代后期终末期至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鄂尔多斯朱开沟遗址。下文将把这些地区按时代不同进行比较。为使各时代的比较更为鲜明，将把二里头时期的普通聚落遗址即河南省洛阳市皂角树遗址以及黄河下游地区的尹家城遗址的商周时期的最少个体数也一并加以比较。
93 参与比较动物骨骼量比的、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城地带的遗址
在黄河中游地区，前期的白家村遗址中，作为家畜的猪和作为狩猎对象的鹿大约各占四成。由于白家村遗址的数据未显示最少个体数，实际上是根据头骨的数量得出的个体数。但从与新石器时代中期初始的姜寨1期的比率的比较来看，可以认为这个数据基本接近最少个体数。姜寨1期与白家村遗址显示着大致相同的倾向，但前者猪和鹿相对总数的比率更高。在相当于同一时期的内蒙古中南部的石虎山遗址，比起黄河中游地区，家猪的比率较低，而鹿的比率则较高。这里的鹿科动物主要有大型的马鹿及中小型的梅花鹿和獐等。这些动物生长在森林地带，可以想见当时的生态环境与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已草原化的环境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家猪比率较低说明当地较同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其农业的发达程度或者说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较低。
另外，遗址出土的动物组成也反映出该时期的气候条件。从白家村遗址、姜寨1期、姜寨2期以及姜寨4期的鹿类动物来看，白家村遗址虽有马鹿，但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姜寨1期至姜寨4期却是以梅花鹿为主，其他种类也只可见牙獐而已。同样从鹿类来看，内蒙古中南部的石虎山遗址以獐和梅花鹿为主体，在种类上显示着相当大的差异。
94 动物骨骼量比的比较 由此可知相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较稳定的鹿类比例，长城地带的畜牧动物的比例较高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从姜寨1期至姜寨4期，牙獐约占动物总数的10-20%。牙獐现生存于淮河以南的沼泽地带不同于其他鹿类的生态领域。这说明与现在的华北不同，该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曾经近似于常绿阔叶林带。可以说正反映着气候温暖湿润的高温期的特征。
而在白家村遗址、姜寨1期至姜寨4期，还发现了生活在竹林中的中国竹鼠的骨骼。众所周知，现在的华北已没有竹林，竹林已成为江南以南的风景。
现在最有名的竹林分布区要数长江上游的四川省。这里以大熊猫的产地闻名于世。就像竹林与大熊猫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竹林也是常绿阔叶林带的代表植物。由此可知，当时渭河流域的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有着近似于常绿阔叶林带的环境。同时竹鼠的事例也从动物骨骼的角度证明了气候温暖湿润的高温期的存在。
95 黄河中、下游地区与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各遗址的动物骨骼类比及量比
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庙底沟2期并行期的姜寨5期，牙獐的比率急剧减少至3.5%，中华竹鼠则彻底消失。而正是这种动物种类的变化明确地反映了高温期的终结以及气候转向干燥寒冷的现象。
寒冷干燥化促进了畜牧动物的家畜化
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干冷化现象在黄河上游地区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在黄河上游地区的傅家门遗址，新石器时代中期末的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时期与同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相比，鹿所占的比率较少，而与之成反比的是，猪的比率较高，此外牛和山羊等畜牧动物也占有一定比率。这是因为气候的干冷化使森林逐渐变为草原，鹿失去原有的生态系。随着鹿的生息数量的减少，作为替代，当地对猪等家畜的依存度增高，显示出畜牧动物家畜化的趋势。
同样在傅家门遗址，上述现象在新石器时代后半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时期依然持续。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齐家文化中，如大河庄遗址和秦魏家遗址的事例所显示的那样，鹿的猎获只有极少的数量或几近于零。另一方面，这两处遗址与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及马家窑类型的遗址相比，对猪的依存度进一步提高，加上绵羊、牛等畜牧动物，约占总数的20%，比率大为提高。这里几乎没有狩猎的迹象，蛋白质的来源几乎专门依靠猪、绵羊、牛等家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与同时期的内蒙古中南部相比，对家畜的依存度处于更高的状态。
而在岳石文化及商周时代黄河下游地区的尹家城遗址，则与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中游地区的状况并无太大差别。甚至可以说鹿的比率显得更高。这应当说是反映了黄河下游地区当时的生态环境，即在气候干冷化的公元前3000年代（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1年）以后，黄河下游地区的森林带较中游地区尚处于较稳定的状态。
96 位于黄河上游地区（甘青地区）的各遗址的动物骨骼种类及量比
在黄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文化期的普通聚落遗址即河南省洛阳市皂角树遗址，其家畜比率中，猪、牛等家畜所占比率较同时期黄河下游地区的遗址更高，而其中尤以牛这种畜牧动物所占的比率有增高的倾向。但是与龙山时代相比，鹿的比率较低，但又高于同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的鹿的比率，约占总数的20%。
在黄河中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结束之后的二里头文化期，猪、牛等家畜动物的比率虽有提高，却没有绵羊，而鹿等野生动物有一定程度的捕获，与同时期黄河上游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在生业经济上大不相同。
就这样，伴随着以公元前3000年为始的气候寒冷干燥化现象，此前人们所进行的野生动物狩猎，尤其是鹿的猎获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猪或是作为畜牧动物的绵羊、牛等家畜动物。家畜动物增加的现象明显见于黄河上游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其中尤以新石器时代后期后半段的齐家文化及新石器时代终末期的朱开沟遗址最为显著。
关于猪的家畜化，根据猪齿的形态及其死亡年龄的构成，可知猪的家畜化过程十分迅速。与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渭河流域的北首岭遗址发现的猪齿相比，新石器时代终末期朱开沟遗址的猪齿远远小于前者。牙齿变小说明猪的主食因家畜化发生了变化。从猪的死亡年龄来看，与同样是在渭河流域的姜寨1期阶段相比，朱开沟遗址的猪的死亡年龄多为被屠杀的幼年或青年猪。由此也可看出，这些猪并非猎获的野猪，而是经过有计划的饲养、用于肉食的家畜。
然而比猪的家畜化进展更值得重视的是，绵羊、牛等畜牧动物的明显增多。这是与森林地带的草原化导致鹿的生存领域减少成反比例的现象。在黄河中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也出现了牛、绵羊等畜牧动物。但在二里头文化期的普通遗址即皂角树遗址等处，畜牧动物所占的比率并不太高，且不存在绵羊等。因此从畜牧化这一点来看，黄河上游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对畜牧的依存度更高。
上述动物种类变化也见于辽西地区，但这种现象的明确出现是在二里头文化期之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以后，稍晚于黄河上游地区及内蒙古中南部。
而在黄河上游地区和内蒙古中南部，即使是在畜牧发达的阶段，农耕石器依然存在，仍可见一如从前的农业要素。说明这些地区依然进行着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我把这种依存于畜牧的农业社会称之为畜牧型农业社会，以区别于黄河中游及下游同属黍、粟农业社会的区域。
因交流与融合发生巨大变化的陶器样式
新石器时代后期，与生态系的变化相呼应，生业形态或者说是经济社会出现了新的分支。这个阶段的变化不仅只是社会经济上的分化，还在文化领域带来了区域间交流的方向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堪称典型的事例当属内蒙古中南部和辽西地区。
这两个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前曾经是以绳席纹罐为中心的黍、粟农业社会与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的交接地点，正好处于两个相对的文化谱系相遇的地带。可以说这两个地区曾经是黍、粟农业扩散经由的地点。但是它们在陶器文化等的信息带来看，却各自拥有不同的区域关系。也就是说，两者在文化谱系上属于不同的区域。
然而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内蒙古中南部的海生不浪文化与辽西的小河沿文化中皆可看出相互间的关联。小河沿文化属于远东平底陶器文化圈，是以筒形罐的存在为特征的文化圈。与之相对，内蒙古中南部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都不曾出现筒形罐。
97 内蒙古中南部与辽西的陶器比较 1—8小河沿文化（辽西地域） 9—15海生不浪文化（内蒙古中南部）
而到了海生不浪文化时期，该地区也出现了筒形罐。在此之前，筒形罐在系谱上并不存在于该地区，所以我们不得不认定这是从与之相邻的辽西地区传入的陶器。
而在辽西，这个阶段也发生了变化。该地区开始出现之前不曾有过的绳席拍印技法，出现了施以绳席纹的筒形罐。绳席纹在内蒙古中南部自石虎山文化后半期开始成为一般化的纹样，利用绳席拍印的技法制作陶器。在当地这是从很久以前一直延续下来的技术。辽西并不存在产生绳席纹的必然性，却存在绳席纹的事实让我们可以断定，这是通过与相邻的内蒙古中南部的接触而传入的。
98 新石器时代的平面社会分支过程
也可以说，筒形罐和绳席纹显示了辽西与内蒙古中南部这两个相邻的区域通过接触而带来的相互的文化融合。从这个意义上看，两地在该时期出现的彩陶纹样的构成十分类似，显示出两地相互接触的可能性并因此备受瞩目。因此，在此阶段，在内蒙古中南部和辽西出现了之前没有的新的文化交流，或者说出现了使信息交流成为可能的信息带。
这种见于陶器样式的文化交流也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和黄河上游地区（甘青地区）。例如陶器的器种构成中，小口双耳罐及双耳罐、单耳罐等，也在这些地区得到了普及。如此看来，黄河上游地区、内蒙古中南部、辽西地区等区域显然逐步形成了把邻接地区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信息带。
如前文所述，从生业形态来看这也意味着，在属于畜牧型农业社会的地区也形成了共通的信息带。可以说，这些地区不仅社会经济类似，而且处于拥有同一信息带的文化圈。这些地区在战国时代以后成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从事农耕的汉族对峙的地带，并在此建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长城。
我把这一地带单独称为长城地带。长城在新石器时代后期以后，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与长城以南的人们逐渐分离的正是这个地带。
前文已多次提到，黍、粟农业是在全新世开始的时候，在此前共通的细石叶文化共通生态域的边缘地带诞生的新的社会经济。新形成的黍、粟农业在气候温暖湿润的高温期得到发展，同时在向北方的农业适宜地带通过扩大其生态域而得到了扩散。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农业区域的扩散在与高温期的结束同时开始的寒冷干燥的变动中，为适应新的生态系而在长城地带出现了畜牧型农业社会。
也就是说农业社会成立后在其周边地带依然存续着旧石器时代以来的狩猎采集社会，而在农业向北方扩散的区域之中又产生了畜牧型农业社会。畜牧型农业社会在西周以后的寒冷干燥化中形成了以畜牧为主的新的社会经济体系，游牧社会由此开始。就这样亚洲东部的水平方向的社会分支逐渐完成。即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分支出来的畜牧型农业社会及其发展型即游牧社会。并在其周边的西伯利亚至北极、热带地区形成了狩猎采集社会。
上述格局直至今日，包括无文字社会在内的地理上的分支，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终末期就已开始了。了解到这一点之后，相信读者对史前时代研究的重要性一定也深有感触吧。
长城地区文化带的形成与青铜器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始于何时
19世纪丹麦的汤姆森把古代遗物的变迁按材料不同划分为三个时期：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即著名三时代法。其后，英国的J·卢伯克又把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是从新石器时代发展而来。中国考古学所说的青铜器时代是指二里头文化期以后的商周时代。
长城地带明确显示出文化上的一致是在青铜器时代即二里头文化期以后。那么在中国大陆青铜器何时开始出现的呢？
实际上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发现有不完整的青铜器存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社会不断进化，各农业地带发展至首领制社会，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这个时期与新石器时代区分开来，以青铜器的存在为依据，称之为金石并用期。但是这个阶段尚未出现后述二里头文化期之后那样的青铜容器，而仅限于刀子或锥等简单的工具及坠饰一类的装饰用品，或形态不明的断片。可以说此时离真正的青铜器时代非常遥远，青铜器作为实用器具其社会价值尚未得到认识。当时不但有铜锡合金的青铜，还有直接用铜打制而成的纯铜器物。而在西北地区更有多见于中亚的混合着砷的铜器。这个时期在技术上还远未达到发达的阶段。
而在西亚和欧洲，青铜技术自较早阶段就已进入发达阶段。西亚从公元前6000年以前开始使用铜。巴尔干一带公元前4000年就已出现双范合铸的铜斧。
99 新石器时代青铜器的扩散（据佐野2004） 在中国，青铜器始于西北地区，之后也出现于黄河中游地区。至二里头文化期，其青铜器的内容开始不同于长城地带及黄河中游地区
在中国大陆发现了显示新石器时代中期后半至后期前半的仰韶文化期（甘肃彩陶）有青铜器存在的考古资料。这些资料属于仰韶文化半坡期，如果资料确实，就是中国最古的事例。但其素材为黄铜，黄铜技术是许多年之后才出现的技术，所以许多学者对这些资料的年代提出了疑问。
要说确实可信的事例，比起黄河中游地区，黄河上游地区的资料更为多见。其中有在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林家遗址出土的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阶段的青铜刀子。此外还有青海省同德县宗日遗址的坠饰和环饰等随身装饰品，这里被命名为宗日文化，年代相当于马家窑文化的阶段。
西亚及其相邻的中亚在较早阶段就已拥有青铜技术，而在东亚西北部的黄河上游地区也发现了许多较早阶段的资料。因此我认为青铜器和纯铜的技术很可能是在来自西方的文化交流中经过欧亚大陆传入东亚的。
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刀子和锥等简单的工具以及装饰用品等集中发现于黄河上游地区。而黄河中游和下游地区也出土了铜片，由此可知黄河流域已普遍出现了简单的青铜器。
这种状况发生巨大转变是在新石器时代结束后的二里头文化并行期。在这个时期，不仅黄河流域，内蒙古中南部、辽西等地区也发现了青铜器。这个时期的青铜器种类有所增加，除刀子和锥以外，还有斧、凿和矛也出现在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以及新疆。除上述工具和武器之外，还有手镯、耳环、泡等随身装饰品。这些随身装饰品同样也发现于内蒙古中南部与辽西地区，说明在该阶段这些地区作为长城地带有着广泛的联系。
长城地带虽以这些装饰品为中心显示出共通性，但这些青铜器并未关联着社会的阶层制度。从墓葬分析来看，墓地内墓圹大小及随葬品多少体现着社会阶层的差距，然而上述青铜器并非只属于阶层上位者，处于下位的被葬者也拥有青铜的随身装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