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急剧动荡的东亚

八世纪初期,在今天中国东北部辽宁省朝阳市附近的一座游牧民的帐篷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这是一个混血儿,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几十年以后,这个男孩发迹成为一位镇守边关的大将,并且最终于755年末率领大军举起了叛旗。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这场叛乱发生的时期,若以日本而言,则相当于奈良时代的中期。

安史之乱这一事件揭开了一个大变化时代的帷幕。安禄山的对手是大唐帝国。以安史之乱为导火线,唐朝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开始步入衰亡之途,并终于在一个半世纪以后的十世纪初寿终正寝。以安史之乱为中心,前后延续三百余年的隋唐时代——严格地说,是从581年隋朝建立到907年唐朝灭亡为止的327年间,正是本书将要论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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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唐长安城街道模型图(采自《大唐长安展》图录) 八世纪中叶的长安是人口超过百万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东西长9721米,南北长8651.7米。中央的朱雀门街的东侧叫做万年县,西侧是长安县

九世纪四十年代东亚的动向与“会昌毁佛”

提起唐代后半期的情况,倘若稍微聚焦一下视线,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唐代后半期里,有一个时期一直吸引着我的注意力,这就是位于唐代后半期中段的九世纪四十年代,具体而言是截至九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为止的时段。首先是在840年,武宗继其兄文宗之后,成为唐朝第十五位皇帝。其后武宗旋即发动了在历史上恶名远扬、被称之为“会昌毁佛”的镇压佛教运动。这场毁佛运动于845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寺塔被大量拆毁,佛经被烧,无数僧尼被迫还俗。

这一时期在毁佛运动的中心地长安,有一个外国人不显山不露水地每天执笔疾书,把当时那种人心浮动、天天笼罩在异样的气氛之中的情况一一记录了下来。此人是谁呢?他就是日本僧人圆仁,即其后成为比睿山[1]第三代天台座主的慈觉大师。圆仁所留下的记录《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相当于新闻记者们从动乱的中心地区发回的现场采访报告。

唐朝国内的情况姑且按下不表,这一时期围绕唐朝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位于北方蒙古高原的回鹘[2],自从安史之乱时被唐政府借来平叛而引入唐朝以后,一直让唐人们感到非常头疼。此时回鹘却因天灾及内讧,加之黠戛斯的乘虚攻击,终于840年土崩瓦解。此外,自初唐以来持续给予唐朝西部以很大压力的吐蕃,也由于国王达玛[3]镇压佛教而引发内乱,到841年(一说842年)达玛死后即告分裂,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此,唐朝一举从长期以来困扰自己的两大压力之下解放了出来。

让我们将目光再转向东方。这一时期的朝鲜半岛正值统一后的新罗时代[4]。作为东中国海交易的一个中心人物,活跃于唐、新罗、日本的弓福(唐名曰张保皋,日本名字叫张宝高)于841年发动了叛乱。他曾被新罗王朝任命为清海镇大使,并参与过拥立神武王。这场叛乱尽管随着弓福被暗杀而很快就结束了,但对于新罗来说,却无疑是暴露王权衰微、地方势力抬头的一个大事件[5]

再看看日本的情况,842年日本发生了承和之变[6]。这次变故一般被认为是一个阴谋,或曰一次政变。即嵯峨上皇[7]死后,伴健岑[8]和橘逸势[9]企图拥戴皇太子恒贞亲王[10],废掉当时在位的仁明天皇[11]。但最新的解释却认为,其真相当是藤原良房[12]与仁明天皇联手,有计划地图谋排除反对派而捏造出来的一个事件。不管怎么说,以此为分界线,之前一直持续的两统迭立(即两个系统的天皇轮流登基)这一不稳定的状态宣告终结,而与而后的摄关政治[13]有密切关联的藤原氏一族的政治根基则得到了根本性的强化。

上述这些集中发生于九世纪四十年代、看上去似乎都是分别发生的事情,彼此之间似乎很难说有什么关联。可是当你稍微深入其中,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某种共同的倾向。即以唐朝为中心的文化以及政治结合(东亚文化圈)的崩溃,以及代之而起的各个地区以及国家独自摸索新发展道路的动向。而这些都成为十世纪以后日益明朗化的、东亚各地民族意识的先驱以及直接出发点。

武宗的会昌毁佛,其实也与上述这一整体动向有关。提到毁佛的背景,一般都会指出因为武宗热衷于道教、加之佛教教团的扩张及日益腐败等原因。但实际上,同时期景教(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祆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也均遭到了镇压。佛教属于外来宗教,当然也不能例外。所以,会昌毁佛其实还具有另一面,即显示了唐朝排除外来宗教、振兴本土宗教的一种民族意识。

谈到这里,还有一点不能忘记,即佛教是从文化及精神方面链接东亚世界的重要连接点。如果从这一方面来考虑的话,对于武宗强制推行的毁佛运动也可以解释为:强行毁佛意味着武宗亲自强行切断了东亚的这种连带关系,以此向内外宣示唐朝将退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表达了想从长期背负的这一重压之下解脱出来的决心。所以,这一行为乍看起来似乎是源自武宗个人的想法,但实际上其与整个东亚的时代浪潮也绝非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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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隋唐时代东亚关系示意图

“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之意义

如上所见,因安史之乱而产生巨大变化的唐朝在进入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进一步大刀阔斧地改变了内外的关系及结构。而且到了907年唐朝像朽木一样轰然倒塌之时,在飞扬四溅的尘埃之中依稀所能见到的,仅仅剩下苟延残喘勉强维持命脉的渤海国和新罗,原先那些和唐朝激烈竞争的国家都早已荡然无存。其后不久,渤海和新罗也都先后灭亡。日本则脱离了模仿唐朝的律令制国家阶段,大踏步地进入了贵族制社会。

在东亚的历史上,纵观在此之前或以后的时代,因中国王朝的蜕变及崩溃而引发周边诸国面貌一新的情况仅此一次。这种现象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也十分罕见。隋唐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先进的政治体制和丰富的物质生活,相形之下周边诸国诸地区的生活文化程度则很低下、政治体制也比较落后。这种反差不断地吸引周边,促使周边诸国或模仿唐朝,或反过来攻城略地、骚扰唐朝。隋唐王朝也正是在这种力量对比关系中,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君临于东亚中心的地位。同样,以丝绸之路为媒介,隋唐与西方的交往,也可以用这一观点来加以解释。

本书之所以使用《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的书名,也正是源自于上述时代的特征。写作本书所追求的一大目标,就是基于对隋唐帝国的上述认识,通过尽可能地贴近当时人们的活生生的生活,去努力描绘出这一时代的深邃内涵。

与这一点相关联,可以提到近年来受到人们关注的女性问题。谈到隋唐时代,历来人们无一例外都会提起武后、杨贵妃,或者是武韦之祸,殊不知在其背后所反映出的实为一个激动人心的女性世界。她们面对支撑男性社会的理论以及旧习,勇敢地谈论爱情、公开发表自己的主张、追求有个性的生活。如果与宋代以后女子被强制缠脚,被束缚于儒教伦理道德之中的境遇相比,隋唐时代在这一方面的反差则十分明显。隋唐时期的女性们何以能够如此活跃呢?考察当时的相关时代背景及特征也将成为本书的一个课题。

隋唐帝国与律令制、贵族制[14]

那么,若从时代特征这一角度出发,应该如何理解隋唐时期的权力构造呢?正如经常提到的那样,一般的理解是:隋唐时代的前半期是律令官制,中途出现了被称之为“使职”的令外官,而到唐代后半期,则是以全国普遍设置藩镇(节度使)为特色,换言之即“使职”占优势。而在实际上,即使进入唐代后半段,左右官场的基本轴心仍然是律令官制。

谈起贯穿整个隋唐时代的律令支配体制,在涉及能否将其简单地概括为是一种以皇帝为中心的牢固的层状等级制度这一问题时,需要特别慎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无论是在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六部(吏、户、礼、兵、刑、工)这一中枢形态之中,还是在职掌相互重叠的诸中央机关以及由数人组成的宰相班子之中,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并非单纯上传下达的横向关系。而在这种横向关系之中,则可以明显看到魏晋以来的贵族制的影响。此外,无论通过当时看重门第(出身)的社会观念、还是通过当时人们的高度的文化教养素质,抑或是从当时社会体制中重视仪礼的情况来看,都可以说隋唐时代无疑是一个弥漫着浓郁的贵族制气息的时期。

从律令官制和贵族制的关系,可以使我们想象到当时的统治权力松弛的状况。换言之,即这一时期存在着制度涣散以及对于制度的随意性解释等问题。倘若立足于这一前提,我们对于在进入玄宗时代后期以后“恩宠”这种私人关系何以能够流行,家世门第不清不白的安禄山为何能够出现在政治大舞台上等问题,则可以做出相应的解释。同样,唐代女性的活跃恐怕也并非与这种权力或制度的状况无关。权力的松弛反映了整个社会环境的宽松。由这样一个王朝形成的这种气氛,或许正是促使东亚世界得以凝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如何解释上述律令制的问题相关联,人们往往容易按照律令条文字面的意思,来接受并且描述当时的时代及国家。但是,正如均田制实际上并没有按照规定分配土地(甚至有人认为其法规只是一纸空文)一样,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规定(制度)和现实之间的差异。古代日本的律令制国家曾非常认真地努力使现实尽量去贴近法规,而在律令制度的老家中国,呈现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状况。

在本书中,我还以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了历来较少涉及的“军事与兵制”问题。要弄清楚如何保卫隋唐王朝及其广袤的疆土的情况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我在探讨隋唐前半段律令制的柱石府兵制度时,注意到了府兵兵士的立场及其实际的状况。若从律令的条文来看,在一户三丁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人当兵,即给人一种类似于征兵制的印象。但在现实中,这种平均承担兵役的状况并没有出现。因而人们认为府兵兵士的地位似乎更接近于跟农民截然不同的武士身份。那么,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

此外,在这一时期里,宗教显示了极大的存在感,尤其是佛教的影响力超乎寻常。唐朝以“道先佛后(道教第一,佛教第二)”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但实际上却是佛教一边倒,民众也都虔诚地笃信佛教。我在本书里,从当时多姿多彩的佛教之中,选取近年有大量珍贵文物出土的法门寺、以佛教石经而闻名的云居寺以及唐代的新佛教——密教为例,考察了佛教的时代特点及其与民众的关联。此外再加上有关圆仁入唐的内容,本书实际上在论述佛教方面,用去了相当大的篇幅。

在今天的世界上,围绕宗教问题,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唯有佛教,而且是东亚的佛教一直远离争斗,成为和平的象征。每当我想到我们正享受着佛教带来的莫大的恩惠之时,都觉得应该重新审视隋唐佛教所具有的意义,正是隋唐的佛教给东亚地区带来了共同的精神基础。倘若各位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对此有所体察,则不胜荣幸。


[1] 日本天台宗的大本山,位于日本京都府东北部,京都府和滋贺县交界处。

[2] 即“回纥”。公元788年(唐德宗贞元四年)前后“回纥”改称为“回鹘”。在不造成误解的情况下,本书的译文中均统一称作“回鹘”,不再另作说明。

[3] 吐蕃王朝的末代赞普(国王),亦称“达磨”或“朗达玛”。

[4] 新罗统一时代指自668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至935年高丽建国为止的时期。

[5] 弓福(?—846),新罗时代后期的武将。清海镇位于全罗南道莞岛。

[6] 承和之变是日本平安时代(794—1185)前期的一次政变,因发生在承和九年(842)故名。一般认为这次政变由伴健岑(参见下注)和橘逸势(参见下注)发动,最后以失败告终。结果导致皇太子恒贞亲王(参见下注)被废,藤原良房(参见下注)妹妹的儿子道康亲王(即其后的文德天皇)成为皇太子,为其后的藤原氏专权铺平了道路,

[7] 嵯峨上皇即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嵯峨天皇(786—842),809—823年在位,退位以后成为上皇。博学多才,精通诗文书法,被誉为平安时代三大书法家之一。

[8] 伴健岑,生卒年不详。平安时代前期中央贵族大伴氏一族。842年承和之变失败后被流放到隐岐岛。

[9] 橘逸势(?—842),平安时代前期政治家。804年曾随遣唐使入唐留学。与嵯峨天皇、空海一起被誉为平安时代三大书法家之一。842年承和之变失败后被流放至伊豆国,途中病死。

[10] 恒贞亲王乃嵯峨天皇的弟弟淳和天皇之子,当时被嵯峨天皇之子仁明天皇立为皇太子。842年承和之变以后被废。

[11] 仁明天皇(810—850),嵯峨天皇之子,833—850年在位。

[12] 藤原良房(804—872),平安时代前期政治家。利用外戚的身份强化地位,为平安时代藤原氏专权奠定了基础。

[13] 摄关政治是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一种政治形态。“摄关”指“摄政”和“关白”二官职。自从858年藤原良房以外戚身份担任摄政以后,至十一世纪中叶前后为止,藤原氏一族长期利用摄关之职把持朝政,史称“摄关政治”。

[14] 中文相关论著中一般把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门第出身高贵、社会地位显赫的社会群体称为“士族”、“中古士族”、“世家大族”、“门阀士族”或“士族门阀”,而日本史学界则习惯将此称作“贵族”以及“贵族制”。本书译文根据原著将其统一译作“贵族”或“贵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