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兴的统一国家:隋王朝

隋朝的建立与文帝的开皇之治

隋朝及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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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皇元年(581)二月隋文帝取代北周建国开始,到大业十四年(618)三月隋炀帝被部下刺杀为止,隋朝实际上是一个仅延续两代共计三十八年的短命王朝。然而在这一时期之内,公元589年,隋朝终于结束了自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以来长达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开创了一个新的统一国家的雏形。隋朝通过开凿连接南北的大运河等多方面的事业,不仅奠定了其后唐朝三百年的基业,也给后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隋王朝所完成的工作量,实际上相当于其他王朝的数倍。

从历史上来看,隋代呈现出两个面孔:其一,与南北朝时代相联系,并且结束了南北朝;其二,正如通常人们习惯将隋唐两朝连起来称呼一样,隋代又是唐代的先驱。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时代,隋朝可谓承前启后,由此出发可比较中立地观察前后的历史,既能全面地总结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又可以为理解其后唐朝的出现做出铺垫。除此之外,我感到,在考虑隋王朝所具有的独特个性,以及思考隋王朝在历史上所具有的意义时,还有必要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步。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隋室杨氏的谱系和其周围的文武官员们的背景以及制约并影响其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因素时,我们强烈地感到,这一时代的确与南北朝紧密相连,尤其是受到了来自北朝的巨大影响。但另一方面,隋王朝建立以后,却也正是把这一点,即如何摆脱南北朝的影响当作自己最大的政治课题,并为此倾注了全部精力。因此,倘若把与南北朝相联系的前者看成是社会性侧面的问题,那么则可以说后者是政治性的问题。隋朝及其整个时代,可以说就是建立在由上述两个方面交织扭曲而成的状态之上的。隋朝正是在力图化解这种扭曲的过程中,大踏步地迈向了建设新国家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以为,还是应该从“隋唐”并列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隋代这一时代。

正如本套丛书的前一卷《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的作者所论述的那样,在谈论魏晋南北朝这一时代的特色时,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是贵族制。贵族制既反映了当时从国家到社会的秩序原理,也代表了当时的文化;其二是非汉族(胡族、北族)的存在。即被称之为“五胡”的汉族以外的民族,开始进入了汉族的世界之中。到了北朝的后半期,汉族原住民与北方来的胡族(非汉族)之间的融合、协作关系越来越密切,并从中产生出了新势力即下一个时代的领导者。隋、唐统治阶层的中心人物正是从这一新的势力中脱颖而出,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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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朝交替图(南北朝、隋唐时代)

然而,在另一方面,支撑贵族制的门阀(家世门第)观念无孔不入渗透的结果,反过来引起贵族制受门阀的制约,导致其丧失活力、地位发生逆转,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停滞和行政资源的浪费。在经历了长期的分裂以后,当时代的钟摆开始走向统合之时,传统的贵族制则成为巨大的绊脚石和枷锁。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两大支柱——贵族制与从北族发展而来的新势力发生了冲撞。两大支柱撞击的结果,使其各自失去政治影响力。而这一冲撞发生的时代正是隋代。

基于上述认识,我在本章中将重点从政治史的角度出发,去接近并描述隋朝这一时代。隋朝这一迥然有异于其他王朝、时间短暂而内容丰富的三十八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下面就让我们来揭开其帷幕吧。

隋室杨氏的出身

隋文帝(庙号高祖)名字叫杨坚。自称其出身于关中(今天的陕西省中部。参见附图83《隋唐关中地区图》)汉族名门望族之一的弘农郡华阴杨氏。看起来这一出身似乎十分高贵,但其中却存在着不少疑点。实际上,在北魏时代,杨坚的祖先居住于长城沿线的武川镇(今属内蒙古),负责镇守北方边境。如果要说杨氏与弘农华阴的杨氏家族有什么关系,那也应该是很早以前的事情。确切地来说,应当把杨氏看作在很早以前就与北方民族通婚,且已完全融入塞北荒野世界之中的一族。

关于杨氏与北方民族的瓜葛,一般的意见都是从杨氏与鲜卑系统(其后的蒙古系统?)的关系来加以解释。然而从史书记载来看,杨坚之父杨忠身材魁伟,乃身高七尺八寸(超过两米)的大汉,且相貌出众,仪表轮廓分明。他的武艺也十分高强,据说杨忠与猛兽格斗时,用左臂夹住兽腰,以右手拔掉兽舌,一举将猛兽制服。这一形象令人联想到,杨忠恐怕不仅仅与鲜卑系各族有关,在他的身上,很可能还有匈奴等民族的混血因素。

隋室杨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可以说就是在杨忠的时期(参见附图1《北周、隋、唐皇室关系图》)。因为534年北魏分裂成高欢率领的东魏和宇文泰为首的西魏时,杨忠投奔宇文泰麾下,成为支撑西魏政权的重臣。宇文泰也来自于武川镇,同样是鲜卑族出身。此外,聚集在其帐下的唐室祖先李虎以及与杨氏及李氏结成婚姻关系的独孤信等人也都是武川镇出身。其后,当西魏设置了执掌军政中枢大权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职位以后,上述这些武川镇出身者分别被委以重任,成为担当西魏(北周)宇文泰政权的中坚力量。

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以武川镇军阀为中心的政治势力,其后占据了隋唐两朝统治阶层的中枢位置。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1]将这一政治势力称之为“关陇集团”(即集结于长安周围的关中平原至其西的陇山一带的政治集团),时至今日,可以说这一称呼已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杨坚与周隋革命

北周天和二年(568),62岁的杨忠去世。杨忠的一生可谓是戎马倥偬的一生,杨坚出生的西魏文帝大统七年(541)六月,正是其父杨忠横刀立马于战阵之时,当时也可以说是西魏前景未卜,无论西魏何时被东魏吞并,都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时期。在此后直至隋朝建国的四十年间,杨坚在其父打下的基础之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在政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将长女嫁给皇太子(后来的宣帝)为妃,赢得了北周武帝的信赖。

正因为如此,杨坚遭到了宇文氏一部分人的警惕和嫉恨,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继承武帝大位的北周宣帝。宣帝的疑心非常重,他经常在考虑要如何除掉自己的岳父杨坚。曾将杨坚召进宫中问话,嘱咐侍卫只要看到杨坚的表情稍有不自然之处,立即当场将其杀掉。但杨坚始终神色自若,从容应对,没有露出丝毫破绽。

北周宣帝的大象二年(580)五月,整天提心吊胆、不知何时有杀身之祸的杨坚,终于迎来了通向权力宝座的转机。当时杨坚主动请缨,提出到距离陈朝最近的扬州(位于今天的江苏省)担任总管(总管乃地方军事行政的最高负责人),就在他马上就要出发之时,宣帝病倒,并且在半个月以后去世。宣帝病死时很年轻,只有22岁,他病倒以后处于失语状态,很可能是患脑溢血或者中风之类的疾病。宣帝留下的孩子(静帝)虽然并不是杨皇后的亲生儿子,但杨坚还是拥立其为皇帝,自己则以受宣帝托孤的顾命大臣的身份,向内外发号施令。

最早向杨坚密报宣帝病倒消息的,是宣帝最为信赖的郑译、刘昉二人。这两个人审时度势,估计在年幼的皇帝之下,很难度过当前的局面,因此秘密与重臣杨坚取得了联系,以图自保。该二人虽然都是汉族贵族,但却缺乏全力以赴投身于改朝换代的勇气。其后,取代二人立誓襄助杨坚者,主要是李德林和高颎,以及原来关系比较疏远、在这一期间投靠杨坚的杨惠(后来改名为杨雄)。

李德林在接受杨坚邀请时当即对天起誓,说尽管能力有限,但愿意以死相随杨坚;高颎也同样慷慨激昂地表示,即便夺取天下失败,被诛灭九族也在所不惜。李德林遂首先成立了丞相府这一幕府机构,以掌握全权、强化凝聚力,进而又为新王朝的建立指明了明确的方向。当时,杨坚政权能否如愿建立起来,还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于相州总管尉迟迥。高颎则在与尉迟迥作战时,成功地指挥部下突入敌阵,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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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北周末期形势图

当得知杨坚掌握实权的消息以后,上面提到的尉迟迥首先于同年六月在北齐的旧都相州(位于今天的河北省)起兵;继而七月份郧州(位于今天的湖北省)总管司马消难、八月益州(位于今天的四川省)总管王谦先后起兵反杨。然而,由于几位起事者事前准备不足以及双方兵力悬殊,加之各自内部不团结,所以到了八月以后,尉迟迥被追得走投无路而自杀,司马消难则逃往南方的陈朝;进入十月份以后,王谦也被杀,整个局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于是,北周宣帝死后仅仅五个月,事先所预计的激烈抵抗并没有出现,杨坚顺利地将大权揽入了怀中。谈到这里,还有一个背景不能忘记,即当时笼罩北周的沉闷气氛导致人心疲惫涣散,在当时的整个社会上,到处都弥漫着一种盼望改朝换代、渴望新的统治者出现的气氛。

隋朝的建立与新体制

公元581年二月,杨坚接受北周静帝的禅让登上皇帝宝座,定国号为隋,隋朝第一代皇帝文帝由此宣告诞生。文帝改年号为开皇,并发布了新政权的最初的大政方针曰:

“易周氏(北周)官仪,依汉魏之旧。”

从北周的国号可以看出,北周是以上古时代周朝的制度,即《周礼》的“六官之制”作为国家的根本。所谓六官,就是指在皇帝之下,由六个平行的行政机构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各司其职,分别执掌各方面的事务。宇文氏政权的建立源自于北方少数民族,因而对于他们来说,有必要积极地将广大的汉族吸收到其政权之中。于是,作为汉族理想国家的周代的制度,尤其是可以保障北族与汉族之间的对等性的六官之制遂成为最好的选择。弱小的西魏(北周)之所以能够吞并强大的东魏(北齐),并在南梁被推翻之前迅速成长起来,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六官之制这一政治体制的存在,同时加之在与六官之制互为表里的军事制度——府兵制之下所凝聚的北族与汉族的能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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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隋朝皇室系统图

然而,这种政治体制并不具备长期存在下去的基础。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要想统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需要建立一个以皇帝为首的金字塔式的统治体系。于是,杨坚即隋文帝明确地表示,要与北周的制度告别,走一条新的路线,即恢复原有的且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国家体制。所谓“汉魏之旧”,并非指回到汉代或三国魏晋的制度,而是指中国传统的皇帝制度。在这一方面,人们首先想到的制度则是距离隋朝最近的国家体制——从北魏到北齐的制度。隋朝重建国家政治体制,竟然大量吸取并采用了以前的失败者北齐的制度,实可谓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不用说,站在推行新政的中枢地位的人,正是前述周隋革命的发动者们。其中,高颎任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位居行政权力的中心;李德林担当负责起草制定政策的内史令一职;杨惠则出任左卫大将军,乃中央禁军的最高负责人。其他属于关陇集团的人,诸如虞庆则、韦世康、元晖、元严、长孙毗、杨尚希等人也都分别担任了各个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其后,苏威出任纳言兼吏部尚书,也成为政权中枢的一员。纳言是门下省的最高长官,负责全面审核各项政策。这一职务最初由高颎兼任,后改由苏威担任。

在本书第四章中,我们会详细谈及隋朝取代六官之制实行三省六部制的情况。三省六部制的中心是三省,其分别由高颎负责尚书省,李德林把持内史省,门下省则由苏威担任长官,此外再加之负责军事的杨惠,构成新政权的四大支柱,推动着新体制的运作。这一体制一直持续到开皇九年(589)全国统一。

大刀阔斧的行政改革与贵族制

新政权建立以后,率先着手解决的问题,就是关乎国家体制根基的新律令的制定。所谓“律”,是指刑罚法规,“令”则是指有关行政、官僚组织、税制等与刑罚无关的法令;律令制就是基于“律”和“令”两大支柱的国家体制。经过种种曲折,由一百二十五卷共计五百条条文构成的新律诞生,并最终于开皇三年公布生效;在此之前的开皇二年七月,新令也已经发布,这部法典就是在成文法体系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皇律令。开皇律令被唐代原封不动地加以继承,并成为在整个东亚广为流行的律令制的源头。

开皇新律的最大的特色,乃是清算了在以前的刑罚中存在的自古以来残害身体的肉刑(黥=刺青,即在脸上刺上记号或文字;劓=割掉鼻子;剕=砍掉脚;宫=阉割生殖器;大辟=死刑),而将构成刑罚最基本要素的五刑确定为笞(鞭打10—50)、杖(杖击60—100)、徒(剥夺自由,强迫劳动)、流(流放)、死(死刑)几种非肉刑形式。同时,针对各种具体罪行,在相应的条文中明确规定了处罚的形式。在这里,可以看到开皇律具有与近代法律中的罪刑法定主义(即条文主义)相衔接的一面,可以说,开皇新律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刑法体系。

在开皇新令方面,除了包括前文提到的以三省六部制度为首的中央官制以及地方行政组织在内的整个统治机构的整备问题之外,同时,如何能确保新的人才来源,又怎样安排这些人才等方面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隋代之前的很长时期一直都是贵族制[2]的时代,在九品官人法之下,贵族们凭借其门第家世,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力。于是,隋文帝决心首先针对这种情况开刀。

隋文帝的第一把火,先是把地方行政的人事权收回中央。在此之前,由中央任命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可以自行录用下属,称之为“辟召制”。魏晋南北朝时代各地的豪门贵族正是凭借辟召制把持地方行政,成为支撑贵族制的温床。文帝基于对“辟召制”弊端的反省,采取了新的对策,决定地方长官以外的官吏也均统一改由中央派遣,以此排除贵族以及地方豪强的势力。此外,对于派往各地任职的官吏,又同时确立了文官三年、武官四年的任期制,以及不得在官吏本人的出身地(本贯)任官的回避制度。

与上述措施配套,隋文帝又将之前的州、郡、县的三级地方行政制度改为州、县两级制度。在此之前的漫长的分裂时期,地方政区的基本单位州被细分化,出现了州郡的区别不明显,官多民少的弊端。由于文帝果断实行废郡,不仅精简了各级机构,裁撤了冗官冗员,同时也削减了开支,推动了清除贵族影响的进程。

但这样一来,如何确保新体制所需要的人才遂成为一个新的课题。隋文帝决定抛弃九品官人法的门第家世主义,面向社会广泛招募人才。根据这一基本的设想,隋文帝尝试着导入了考试的方法。其滥觞是开皇七年(587)发布的一道命令,该命令要求各州每年必须向中央推荐三名人才。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当时的具体选拔方法,但推测各州在选拔推荐人员时或许有考试,到了中央以后,也可能会有什么类似的考试。尽管当时遴选人才的办法并没有因这道命令而立刻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然而无疑这是其后发展起来的科举(选举)制度的出发点。

兴建新都大兴城与宇文恺

谈及新王朝建立以后开始着手的事业,有一点不能不提,这就是新都大兴城的建造。后来进入唐代以后,大兴城改名为长安。关于长安这座都城的规模、结构以及景观等,我在本书第六章要涉及,在这里仅略述与隋朝相关的二三事。

在中国内陆的陕西省关中地区,渭水(渭河)自西向东横贯其中部,今天陕西省的省会西安就坐落在这条渭水(渭河)的南岸。当隋文帝决定将新王朝的首都就建造在这里以后,旋即于开皇二年六月任命高颎为总负责人,开始在此营建新的都城。新都建造速度很快,从开始施工到迁都还不到一年时间。开皇三年正月文帝发布了庆祝新都落成的大赦令,到了三月就搬进了新宫殿——大兴宫(即其后唐代的太极宫)。尽管自西汉以来的旧都就位于新都的西北方向,距离很近,然而对于隋朝来说,这仍是一次大规模的迁都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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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位置示意图

关于大兴城的规模大小,一般认为其与唐代长安几乎完全相同,属于中国都城史上最大规模的都城之一。整个都城呈长方形,东西约9700米、南北约8600米。这座都城从策划到施工,任务之繁重、工作量之大远远超出想象。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主持这项工程的实际负责人宇文恺。

宇文恺是隋朝人,乃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家、发明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城市规划建设的设计师。他不仅主持设计修建了大兴城,到隋炀帝时期,还参与了洛阳城的建造。此外,他还开凿了穿过大兴城的运河广通渠,建造了文帝的行宫——壮丽的仁寿宫(即唐代的九成宫。参见附图7“隋仁寿宫、唐九成宫遗址位置示意图”)。宇文恺多才多艺,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例如在隋炀帝北巡突厥王庭时,宇文恺还设计发明了被称为“观风行殿”的可折叠式移动宫殿,以及一次可以收容数千人的超大型帐篷,并且准备好了明堂(上古时代的政事堂)的复原方案。

隋初的政界:高颎、苏威、李德林

隋代被其后唐代的光环所遮挡,因而历来往往不被重视。然而,正如秦与汉(西汉)的关系一样,隋代实际上奠定了唐代前半期体制的基本框架。不仅如此,开皇年间实施的一系列政策,都是在准确把握国家体制的基础上,经过系统周密的设计而提出来的。作为行政改革以及策划制定新国家形象的一个尝试,隋代的各项政策成为后世的样板和镜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充分理解何以将隋代视为历史大转折点的这种见解。

如前所述,隋朝奠定了统一国家体制的基础,而在此之前,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堆积如山,许多人摩拳擦掌力图打造一个新的国家。在这些人之中就有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高颎。高颎曾前后二十年担任开皇年间的宰相,几乎参与了当时所有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成功地推出了“开皇之治”。

高颎乃渤海郡蓨(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人,其父高宾不知什么缘故从北齐逃到了北周,成为独孤信的幕僚,并改姓为独孤。因此,当独孤信因谋反被处死时,高家也受到牵连而被贬黜。换言之,高家在北周完全处在一个无足轻重的旁系位置,高颎本人也是从基层小官吏开始干起来的。这些不仅锻炼了高颎在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工作能力,也培养了其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高颎比较体察民情且对人和蔼等也应该与他的上述经历有关。

作为一名中级官吏的高颎,之所以能被杨坚(隋文帝)看中,在其间穿针引线者恐怕是杨坚之妻、独孤信之女(七女)独孤氏(即文献皇后。参见图1)。尽管如此,隋朝建立以后,在关陇系统占据政界主流的情况下,旁系出身的高颎的地位还是十分微妙。于是,高颎便采取了启用关陇系的正统人物,以寻求关陇集团支持的办法。高颎启用的这个人物就是苏威。

苏威出身于关中的汉族名门武功苏氏,其父乃负责起草西魏(北周)的大政方针《六条诏书》的苏绰,属于关陇系统的嫡系。苏威本人虽然很想继承父亲开创的事业,但他属于遇事小心谨慎、缺乏魄力、仅凭自己的力量很难成为政界领袖的那一类人物,与高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于是,高颎通过与苏威的联手而巩固了自己的根基,苏威则借此得以展现自己的实力,二者相得益彰。给予后世以很大影响的开皇前半期的新政,正是在这两个人的合作之下推行起来的。

此外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在周隋革命时期十分活跃的李德林。李德林出身于博陵安平(位于今天的河北省)李氏,他开始时效力于北齐,以山东贵族这一显赫的家世和广博的学识及文采而名重一时。北齐灭亡以后,他作为旧北齐系统的代表人物受到了杨坚的重用。杨坚之所以将李德林纳入自己的阵营,除了欣赏他的学识之外,也是因为看到了他对于旧北齐势力所具有的影响力。但尽管如此,在杨坚发动政变成功并掌握政权以后,却并没有给予李德林多少表现自己的机会。其原因当是由于李德林的贵族习气极其自大,导致他未能融入抱团的北周及关陇集团之中的缘故。

当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北魏以来,作为社会基层组织来说,实行的是管理100户的三长制。到了隋代初年,在进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之后,苏威提出了设置乡里制的提案。即为了加强对于村落的强有力的统治,在旧有的100户(里)之上,设置由500户(5里)构成的乡,各乡设乡正作为最高负责人。只有李德林一人坚决反对这个方案,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政策势必会导致旧北齐系贵族的既得权益受到威胁。但是,在平定陈朝以后的第二个月,即开皇九年(589)二月,乡里制方案还是被强制加以推行。其后,随着新设的乡正出现渎职问题,废除乡里制却又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李德林当面对隋文帝说:“我以前反对过这个方案,当时不采纳我的意见,现在却又要废除,这是朝令夕改。”[3]隋文帝听后大怒,遂将李德林贬黜到外地任官,李氏到死为止再也没有回到京城。

高颎与苏威、李德林的阅历和资质各异,倘若三人能够很好地磨合,相信一定会给隋初的政治带来独特的气象,然而可惜他们的合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李德林因为参与了隋朝的建立过程,遂忘记了自己本来属于被征服的一方,因而孤芳自赏。高颎则未能将李德林拉拢过来。这些情况充分反映出,开皇之治乃是由西魏(北周)以来的关陇集团所主导的结果,北齐系统并没有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隋朝中期的政治动向:遣隋使所见到的隋朝

平定陈朝:统一的实现

隋文帝的统治时期总共二十四年,包括开皇二十年、仁寿将近四年。在前一节谈到的是其前半期。即针对国家的统一大业和新国家建设的问题,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国势迅速发展的时期。

在上述背景之下,开皇八年(588)十月,隋文帝下达了伐陈的命令,由文帝次子晋王杨广(其后的炀帝)挂帅,高颎担任辅佐,率领主力部队由六合(位于今天的江苏省)出发,计划渡过长江从正面逼近陈朝首都建康(现在的南京)。同时,在长江的上游方面,晋王之弟秦王杨俊率水军自襄阳(位于今天的湖北省)沿汉水而下,杨素则率水军从永安(位于今天的四川省)出发沿三峡顺流东下与之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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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平定陈朝进军示意图

到了次年(开皇九年)元旦,建康附近笼罩着大雾。隋朝的先头部队趁此机会兵分两路横渡长江。一支部队由贺若弼统率,从长江下游的广陵(扬州)渡江;另一支部队由韩擒虎带领五百名士兵组成,自建康上游的和州附近渡江。两人都想夺得第一个入城的功名,争先恐后地向前推进,十二天后,贺若弼部队从东边,韩擒虎部队从西南方向同时攻入建康城内,仅一步之差,最终由韩擒虎抓住了陈朝皇帝(陈后主)陈叔宝。

陈朝几乎没有任何像样的抵抗,就这样很快地被灭掉了。在长达四百年的分裂之中,南北朝时期的对抗一直十分激烈。从这一点来看,陈朝如此迅速地灭亡不禁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然而,对于躲在侯景之乱后的荒芜的江南之地、苟延残喘勉强维持命脉的陈朝来说,能够坚持到这时,其实已经是尽到了最大的努力。而后以陈叔宝为首的陈朝的官人及其眷属很快被送往长安,拥有“南朝四百八十寺”的首都建康也被彻底破坏摧毁。在其后的数年间,尽管江南地区一直存在豪门大族高智慧的反抗,但其已无法改变整个局势。就这样,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30州、50万至60万户居民(以一户五人来计算,大约为250万至300万人)终于成为隋朝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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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陈叔宝(陈后主。采自《历代帝王图》)

关中本位政策

平定陈朝时,隋军总共动员了518000人,其主力均为正规军府兵。然而当统一大业完成以后,已经不需要这么庞大的军队。因此,第二年五月,隋朝开始着手进行府兵制的改革。

府兵制乃是始于530年左右,在西魏时期成型的一种军事制度,到隋初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在府兵制度之下,与承担通常的税役、登记在民籍上的一般老百姓不同,府兵兵士及其家属都拥有兵籍(军籍),并且隶属于被称之为“军府”的机构。战时自不待言,即便在日常生活上也都必须统一行动。由于他们必须隶属于军府,所以被称为府兵(制)。在军事高于一切的时代,要确保职业兵的素质及数量,就必须要保障他们的生活基础。因而这种兵民分离的体制作为一种高效率的形态而普及了起来。

可是,统一大业完成意味着军事优先时代的结束。接下来的课题就是在新的时期,应如何整顿并维持这些庞大的兵力。于是,开皇十年着重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一、停止兵籍,全部统一为民籍;二、保留旧有的军府之制及其所属的兵士;三、废除在旧北齐地区及与陈朝作战的前线地区以及为巩固北部防线而新设置的军府。

关于府兵制和兵士的问题,后文再加以详论(参见本书第七章),这里我想指出上述第三点里存在的问题。此点改革的主旨是大幅度裁减军府,但反过来也可以说,与此无关的地区,即以前设立的军府不在裁撤之列。属于非裁撤范围的老军府,自不待言都集中在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主要是西魏(北周)以来设置的军府。也就是说,数量最多、兵力也最大的关中地区继续保留军府,而非关中地区的军府则被大规模裁撤。这种地区差异或曰不平衡状态,成为隋朝统治的一个基本特点。

要言之,以高颎为首的关陇集团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作为背景,以集中于关中地区的军府(正规军)的强大兵力为后盾,隋文帝从“关中本位”的立场出发,构建了统治全国的基本体制。开皇十年(590)正是确立这一体制最关键的一年。

隋文帝的佛教政策及其展开

隋朝的大政方针确立之后,接下来的政治本来应该稳定地发展下去,但事与愿违,实际状况却与人们的预期脱节。本节我们从佛教这一特殊的视点,来对此加以观察。

在中国历史上,尊崇佛教的皇帝很多。其中,作为典型经常被举出名字的有南朝的梁武帝,还有一位就是可与梁武帝相提并论的隋文帝。

围绕隋文帝的出生有这样一个传说:文帝出生于冯翊郡(同州。位于今天的陕西省)的般若寺,当时有一个叫智仙尼的比丘尼(尼姑)突然自东方而来说:这个孩子不能养在俗界。于是文帝父母便割宅为寺,交由尼姑来抚养。有一天,文帝的母亲抱起儿子,不料儿子突然头上生角,遍体长鳞,竟然变成一条龙。母亲大惊失色,失手将儿子掉在地上。尼姑见状叹息说道:可惜,如此一来,这个孩子得天下要推迟了。

以上介绍的隋文帝诞生传说,看起来颇为奇妙,但实际上这是正史《隋书·高祖本纪》开篇的一段记述。这段记载正暗示了隋文帝与佛教之间的密切关系。北周武帝曾先后于574年在北周、577年在征服后的北齐境内对佛教进行了镇压。即所谓“三武一宗法难”中的第二次毁佛运动。就在佛教界受到沉重打击的这个时期,隋朝诞生了。于是,佛教界遂把复兴佛教的希望寄托于新生的隋朝,而隋文帝方面也采取了积极的对策呼应佛教界,以凸显自己的正当性,表示隋朝是与前朝不同的王朝。通过上述传说,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佛教界与文帝之间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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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白陶僧俑 (河南省安阳市张盛墓出土。开皇十四年﹝594﹞) 通过这尊陶俑可以窥见隋代佛教复兴的样子

隋文帝即位以后,旋即允许佛教信徒们出家,同时承认印制佛经和制作佛像的自由,并给首都大兴城、洛阳等地的主要佛寺以及朝廷内配备了佛教经典大全“一切经”。这些措施极具效果,被压抑已久的佛教活动迅速复兴。从佛教界的记载来看,文帝一代,共计度僧23万人、建寺3792座。但是文帝此时并没有为此而耗费国家财政,与前述梁武帝不同,文帝个人和佛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以开皇二十年(600)为界,上述佛教政策出现变化。这年年末的十二月三日,文帝发布了一道奇妙的诏敕,内容是严禁对佛像、道教的天尊像以及其他造像的破坏和盗窃。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该诏敕规定倘若有违犯的话,俗人以不道罪、僧侣和道士以恶逆罪论处。也就是说,与企图颠覆国家的谋反罪同样,违反者将被处以极刑。另一方面,在同一年,佛教教派之一的三阶教则受到了来自朝廷的打压。

次年(601),隋文帝将年号改为仁寿,六月十三日发布了给诸州颁发舍利的命令。整个仁寿年间前后三次,共计在111座寺院中建立了石塔,中央发放下来的佛舍利被埋葬纳入其中,系统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和渗透。这件事情看上去似乎只是一种宗教行为,但实际上却是国家主导的一项事业,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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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隋仁寿舍利塔建立地点图(仁寿年间三次,111处)

在颁布向全国发放佛舍利诏令的同一天,即六月十三日,隋文帝还下达了了一道前所未闻的命令:只在中央的最高学府“国子学”里保留70名学生,其余的学校一概废除。本来仅仅中央的学府就有近千名学生,若再加上各地学校的名额,数量相当可观,现在则减少至70名。其举出的理由主要是,之前鉴于儒学教育的重要性,分别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了学校,但效果并不好。学校本来是取代以往按照家世出身取人,为了培养并确保重要人才的机构,这道命令实际上意味着废除学校。就在同一天,隋文帝还向天下颁布了发放舍利的命令。由这些动向我们不难看出,此后隋朝的大政方针将从儒教转向佛教。

隋文帝的佛教政策的目的显然是要大力强化佛教在国政中的比重。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呢?要了解这一点,有必要重新看一看开皇二十年前后的政治状况。

开皇二十年政变的背景

开皇二十年(600)是连续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一年。十月,皇太子杨勇被废;十一月,文帝次子晋王杨广被立为新太子。前述可称之为废佛毁释的命令,也是在废立皇太子问题告一段落之后就马上发布的。此外,在此前一年即开皇十九年,一直担任宰相的高颎从政坛消失,仁寿元年(601)杨素担任了这一职务。高颎和杨勇的倒台,杨广与杨素的登场,应当是相互关联的一个动向。

导致高颎下台的直接契机,源于前一年即开皇十八年(598)的远征高句丽。这次出兵,表面上是以文帝第五子汉王杨谅为总帅,实际上却是由高颎主持全盘。结果战事以惨败告终,高颎也就成为战败的罪魁。而实际上,高颎的基本方针是主张大力强化内政建设,反对对外扩张,因而他一直不赞成这次出兵。(参阅本书第九章相关部分)

高颎与杨勇是儿女亲家,但连接两者的纽带不仅在这一点上。杨勇作为未来的皇帝,将继承高颎大力推进的关中本位主义的政治路线。此外,在末世思想盛行的河北出现了一种新佛教教派即三阶教,高颎是其忠实信徒。位于首都大兴城内的三阶教的真寂寺(唐代改称化度寺),就是在高颎捐赠的宅基地上建造的。由于这一教派筹集信徒的“醵金”(布施)而积聚了雄厚的财力,加之其十分团结,因而往往成为权力阶层的眼中钉,屡屡受到打压,终于八世纪中叶灭亡。而三阶教遭受的第一次镇压,就发生在前述开皇二十年。自不待言,高颎的下台与此有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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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迦毗罗神王像(河南省宝山灵泉寺大住圣窟外壁右方,采自《中国文化史迹》第五卷)据说灵泉寺是与三阶教有关的寺院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看杨广和杨素的情况。相对于杨勇、高颎这一政界的主流而言,杨广和杨素不仅是旁系,而且是后来者。其实,杨素乃出身于弘农华阴(位于今天的陕西省)杨氏这一名门望族的嫡系,而且文武双全。以杨素的出身和才能,本来他可以很早就进入关陇系统的核心。

然而或许正是因为过人的才能及家世的影响,使杨素过度自信,目中无人,未能融入政界主流。杨素在隋平定江南以后征讨南朝残余势力,开始在中央政界崭露头角,但其前面总有高颎,杨素老是处在二把手的位置上。当时人们就评价杨素说:若论才能和实力,杨素当在高颎之上,但作为宰相来说,杨素则略逊一筹。

说起总是位居老二,杨广也是同样。不,也许他比杨素的感觉更为强烈。从晋王到皇太子的距离十分遥远,加之兄长杨勇一旦成为皇帝之后,自己的性命或许都岌岌可危。于是,对于自己的才能十分自负,政治野心极强的杨广便悄悄地与自己状况类似的杨素联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与其兄决一胜负。并且将母亲独孤皇后争取到了自己的阵营。

独孤皇后

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是独孤信的第七个女儿,独孤信曾是宇文泰的西魏政权的有力支持者。说起独孤信的女儿,其长女是北周明帝的皇后,四女乃唐高祖李渊之母。因而,通过独孤氏一族,北周、隋、唐三朝实际结成了姻亲关系(参照前揭附图1)。据说独孤氏的出身属于匈奴系统,这在以鲜卑系统为主体的关陇集团中显得很特别,具有特殊的位置。

独孤氏十四岁时与杨坚结婚,当时她发誓绝不容忍“异生之子”出现,即不许丈夫与其他女人有关系。比他年长十二岁的杨坚接受了这一条件,在杨坚当了皇帝以后也继续坚守,或者说是被动地坚守了这一约定。仅有一次例外,杨坚与曾是宫中奴隶的尉迟迥之孙女有染,后被独孤氏察觉,趁杨坚外出处理政务之际将该女处死。

得知此事以后,隋文帝杨坚大怒,然而惧内的文帝又不敢当面责问独孤皇后,遂一人飞马出宫。对于闻讯追来的大臣高颎和杨素,文帝气愤地说:“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颎便劝文帝说道:“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听了此话以后,文帝心情渐渐平静下来,遂回到了宫中。后来,独孤皇后听说高颎把自己称作“一妇人”,由此怀恨在心。

独孤皇后关于男女关系的这种洁癖,也表现在对于皇太子杨勇的态度上。平时对于女色就很不检点的杨勇非常宠爱一位叫做云氏的女性,同时由于皇太子妃元氏不明不白地死亡,这一切都引起了母亲独孤皇后对于杨勇的强烈不满。看到这种情况,晋王杨广便利用各种机会证明兄长作为太子不合适,同时努力给母亲以自己不近女色、身边十分干净的印象,终于博得了母亲的欢心。

而就在这一时期,高颎在女性问题上也犯了错误。高颎的妻子去世时,文帝劝他续弦再娶,高颎流泪谢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后,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纳室,非臣所愿。”然而其后,高颎的爱妾却生了一个男孩。独孤皇后将这件事看成高颎欺君、践踏文帝善意的行为,并以此为口实迫使高颎下台。

杨广对江南的兴趣

在上述背景之下,杨广先是取悦于母后独孤氏,除掉高颎,最终赶走兄长,取而代之成功地登上了皇太子之位。观察一下杨广的发迹过程,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现象,即杨广一直与江南或者说与南朝系统的人物保持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在这一方面首先可以举出来的就是杨广的妃子萧氏,即其后的萧皇后。萧氏属于南梁系统,萧皇后本系后梁明帝之女,因故在民间长大成人,性格温和,有教养。萧氏一族本来就以崇佛而知名于世,这位萧皇后也不例外,是一位十分虔诚的佛教信徒。杨坚长子杨勇的妃子出身于和北魏王室有关联的元氏,而次子杨广的妃子却来自于南朝系统。由于妃子的出身相异,也就决定了兄弟俩的立场的不同。

说起佛教,天台宗的开祖智顗也与杨广有关系。智顗出身于南朝梁代一个官僚家庭,出家以后先跟随光州大苏山(位于今天的河南省)的慧思(南岳慧思)学习,其后到陈朝的都城建康讲经说法,受到了皇帝以及贵族们的极大尊崇,乃当时江南名气最大的高僧。陈朝灭亡以后,杨广盛情邀约,将智顗请至自己所在地扬州说法授戒,并赠予智顗以“智者”(大师)的称号。然而,杨广皈依于智顗之事,究竟多大程度出自于其信仰呢?此事颇值得打一个问号。实际上,杨广的佛教信仰一直不明朗,他此举恐怕更大程度上出于政治意图,即杨广从统管江南地区的扬州大总管的立场出发,企图通过智顗来笼络掌控旧南朝系统的人心吧。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另外一面,杨广此举也是为了对抗盛行于华北地区、并且存在感越来越强的三阶教,因为三阶教在凝聚杨勇、高颎集团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杨广看来,很有必要突出自己在精神领域的依托,遂高调倒向了智顗的天台宗。于是乎,无论从其流行区域,还是所代表的社会层面来说都形成鲜明对比,并足以代表当时新佛教的三阶教和天台宗就这样与政治结上了缘。

杨广与高颎之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在陈后主陈叔宝的爱妾之中,有一个张贵妃(张丽华)非常漂亮,其艳名甚至在北方也颇为有名。于是,开皇九年(589)隋军向建康发起总攻时,杨广下令一定要生擒张贵妃。尽管如此,实际负责指挥作战的高颎却认为,倘若留下张贵妃势必搅乱隋朝政治,遂先斩后奏,下令将其杀掉。杨广接到报告以后,气得暴跳如雷,大叫一定要加以报复。由此一事,也足见围绕南方问题,高颎和杨广的想法大相径庭。

开皇二十年政变的意义:遣隋使所见到的隋朝

如此看来,开皇二十年(600)明朗化的废立皇太子之事,并不能仅仅简单地归结为兄弟间争斗的结果,其应该还存在着其他的背景。概而言之,杨勇、高颎路线的核心就是要继承并积极发展关中本位政策;而杨广、杨素路线则是要脱离关中本位,在包括江南在内的更为广阔的基础之上重新构筑权力。在其延长线之上,实施积极主动的东亚政策也纳入了杨广、杨素路线的视野。

通行意见认为,隋朝由关中本位路线向非关中本位路线的转换是在炀帝政权成立以后才明确起来的。换言之即是说,两种路线的相异反映了文帝和炀帝时代的不同。可是,倘若仔细分析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在选择杨广为皇太子时,文帝已经亲自决定了转换路线的大政方针。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只要涉及当时的政治动向,往往离不开与佛教的关系。概言之,佛教在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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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隋书·倭国传》 倭国使节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访问大兴城的记录。此次遣使一般被认为是最早的遣隋使

实际上,在佛教登上政治舞台前台的开皇二十年,倭国的遣隋使也访问了隋朝的首都大兴城。提起遣隋使,我们通常会想起隋大业三年(607),即倭国的推古十五年,多利思比孤派遣至隋朝的使节。即向隋朝递交了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开头的国书,而惹恼隋炀帝的那次遣使。当时的使节名字叫小野妹子,多利思比孤即圣德太子或倭王(推古天皇)。

然而,仅仅从这个方面讨论这次遣使是不够的。实际上当时的倭国使者明确地表明过访问隋朝的目的是:“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僧侣)数十人来学佛法。”为什么倭国使者会这样说呢?这里提到的菩萨天子,虽然指当时的隋朝皇帝炀帝,然而炀帝实际上并非如使者所说的那样虔诚地信奉佛教。那么,为什么遣隋使团里会有这么多的僧侣呢?要弄清楚这一问题,需要回溯到七年以前即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在这一年同样是这位多利思比孤派出过一次遣隋使。尽管开皇二十年的这次遣隋使只见于《隋书·倭国传》的记载,但目前学界的主流意见倾向于将这次遣使视为第一次遣隋使,我也持这一看法。

以此为前提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倭国使者看来,隋朝五光十色的先进文化和文物之中,唯有佛教最为引人注目也最重要,而且他们也一定在隋切身感受到了佛教笼罩弥漫于隋朝政界的气氛。据此我们也可以解释其后的一些现象,可以这样认为:倭国使者带回日本列岛的这些情报信息,在促使古代日本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整备、诸如制定“冠位十二阶”(603年)和“十七条宪法”(604年)等的同时,也一定对于七年之后派遣大规模的佛教使节团赴隋之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炀帝的“暴政”与隋末的大动乱

从文帝时代到炀帝时代:隋代后半期的政治与社会

仁寿四年(604)七月,六十四岁的隋文帝去世。尽管文帝的晚年在政治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然而通观其在位二十四年间的总体情况,他不仅统一了国家、确立了新的国家体制,而且带来了社会以及民生的安定和繁荣。在文帝时代,人口(户数)由不满四百万户增至八百九十万户,丰衣足食,据记载国库里装满了征收来的谷物等。所以,隋文帝实可谓中国史上的明君之一。

其后,历史进入了炀帝时代。隋炀帝前后在位十五年,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到大业七年(611)为止的前半期,属于意气风发、蓬勃向上的时期。进入后半期以后,先是继前半期的余绪,从大业八年开始远征高句丽,陷入了战争的泥沼;其后在席卷全国的动乱风暴之中,炀帝又无可奈何地度过每天纸醉金迷的颓废生活,并终于导致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被杀。与其父文帝截然相反,炀帝由此带上了“暴君”、“暴政”的帽子。

在前一小节的最后部分我们已经有所涉及,炀帝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乃是坚持脱离“关中本位”的路线,同时奠定起自己的政治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确立起国家的体制。这一设想或曰大政方针,发端于文帝决定由杨广取代其兄杨勇担任皇太子之时,到炀帝继位以后正式付诸实施。炀帝时代的以开凿大运河为代表的各项政策,以及远征高句丽等一系列的对外活动,其实都可以从这一角度来加以解释。因此可以说,从文帝时代到炀帝时代的发展推移并非政治路线的断裂,而应该说是隋王朝的一条必经之路。

然而文帝和炀帝的政治手法却大相径庭。前者集思广益,稳扎稳打地逐步推行各种强化体制的举措;而后者却倚仗着文帝时代留下的资本,亲自冲锋陷阵,企图一气呵成地达到目的。炀帝之所以如此焦躁,其原因一是由于他本身的资质决定,即源于他的自信,但另一方面的原因,恐怕也与他取得大权的过程有关。炀帝把兄长拽下皇太子宝座,打消了弟弟们对于皇位的觊觎,甚至操纵父皇才终于取得了最高权力。因而作为一种代偿,他迫不及待地希望能早见成果,以显示出自己治理天下的丰功伟业。

然而最终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乱——数以百计的叛乱集团在各地揭竿而起。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只要我们承认炀帝并没有脱离隋朝规定的政治路线,那么即便这些动乱是直接源自于炀帝的“暴政”,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些动乱在本质上意味着民众对整个隋代,进一步也可以说是民众对自南北朝以来积蓄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各种矛盾的一种诉求。我以为,导致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民众反抗运动的原因,仅仅以炀帝一代的情况来解释是缺乏说服力的。

皇位继承始末

隋文帝在大兴城(长安)的西方,岐山山脉的北侧建造了一座豪华的离宫仁寿宫(即唐代的九成宫),据说文帝就在这个仁寿宫里与群臣一一握手告别之后,安静地停止了呼吸。当然这些都是对外的表面文章,实际上,当时仁寿宫的气氛非常紧张。

两年前独孤皇后去世以后,获得文帝专宠的是陈氏(宣华夫人)和蔡氏(容华夫人)。两位妃子均来自于南朝,陈朝灭亡以后进入隋后宫,其中陈氏乃陈宣帝之女。皇太子杨广一直觊觎父亲的这两位妃子,在父亲病重时,竟然非礼陈夫人。文帝听说此事以后大为震怒,对周围人说“速传我儿杨勇前来”,决意废掉杨广,复立前太子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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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隋炀帝(画像中左侧的人物。采自《历代帝王图》)隋炀帝弑父杀兄,终于登上皇帝宝座

当时,废太子杨勇被软禁在大兴城内。杨素听到文帝有更换太子的想法时,立即通知了太子杨广。杨广遂出动东宫的卫队将文帝的寝宫包围起来,命令心腹张衡入内,让文帝周围的侍女等全部出宫,随后旋即传出文帝驾崩的消息。而且据说就在当天晚上,杨广就将陈夫人传至寝宫“烝”之,其后又强“烝”了蔡夫人。所谓“烝”指皇帝或相当于皇帝者的通奸等淫行[4]

两位女性都是江南美女,通过上述这件事情,可以充分想象出杨广对于江南之美是如何倾慕。然而杨广调戏父亲的女人,并且最终夺取了父亲的性命,这些行为在儒教的伦理道德观看来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种做法实际与利未拉特(Levirate)婚姻(父亲死后,其遗孀由儿子们继承的婚姻形态)所体现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习俗相重合。进而言之,围绕这种事情而引起的麻烦或纠葛,在进入其后的唐朝仍继续存在,杨广只不过是其先行者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隋唐国家在本质上仍带有浓郁的北族特点。

这样一来,皇太子杨广顺利即位,是为炀帝。其兄杨勇在其即位之前被杀。另一方面,担任并州总管(位于今天的山西省)的弟弟汉王杨谅,在听说哥哥杨广登上皇帝宝座以后旋即起兵反抗,然而没过多久亦被平定。在独孤皇后所生的五子之中,三男秦王杨俊因种种恶行被其妃下毒,早已病死;四男蜀王杨秀因以前就与皇太子杨广不和而遭到软禁,最后与炀帝同时被杀。简言之,文帝的五个儿子均未能寿终正寝。

炀帝政治的开始:大运河的开凿

在等到汉王之乱被平定、围绕即位的一系列措施完成以后,炀帝于十一月迁居洛阳。为了将政治中心置于洛阳,炀帝于开年后的大业元年(605)命令宇文恺等人在此地营造新的首都,并于次年正月落成。新都建造在洛阳老城以西约二十公里处,横跨洛水两岸,向南北延伸。炀帝把新都称东京,也称作东都,将此作为事实上的首都,也作为他描绘施展新政的基本阵地。

炀帝在这座都城开始着手的工作,首先是大运河的开凿。干燥的华北地区与湿润的华中、华南地区并存构成了中华世界的一大特色。如何将这两大区域结合起来,则是自古以来中国当政者们的一个重大政治课题。尤其是对于在长期分裂之后终于实现统一的隋朝来说,为了稳定中央集权体制,为了把物产丰富的南方物资运往北方以应对日益增加的都市消费人口,连接南北这一课题尤为重要。输送物资最方便的乃是水运,然而无论黄河、淮水,还是长江,中国主要的江河都是自西向东,没有连接南北的河流。于是,炀帝便决定以人工之力来完成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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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炀帝乘龙舟游览大运河图 形式上虽然是乘坐龙舟游玩,实际上也兼有检查运河是否畅通无阻的意图

炀帝开凿大运河的过程,简要归纳如下所示:

大业元年三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万人,开凿通济渠(黄河—淮水);

大业元年三月,征发淮南之民十余万人,开凿邗沟(又名山阳渎;淮水—长江);

大业四年正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永济渠(黄河—幽州);

大业六年十二月,征发人数不详,开凿江南河(长江—杭州);

虽然开凿大运河时也利用了既存的河流以及旧河道,然而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其结果,由于运河这条干线的建成,中国的南方与北方首次连为一体。大运河凿成以后,炀帝随即命令建造一艘高达四层、船身雕刻有漂亮图案的大船——龙舟,以便乘此船前往扬州(江都)行幸游玩。

炀帝的登场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仅仅以大业元年为例来说,为了建造新都洛阳,每个月征发的民工就达二百万人。此外,他还在洛阳郊外建造了豪华壮丽的离宫显仁宫,并于新都附近修建了巨大的庭园西苑。炀帝行幸江都之际,沿途极尽劳民伤财之事。与文帝时代的气氛大相径庭,老百姓叫苦连天,怨声载道。然而,喜欢到处走动且热衷于大兴土木的炀帝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

内政与外交

炀帝的好大喜功不仅仅限于国内,在对外方面,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北方游牧民族国家突厥。公元552年由柔然独立出来,并发展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突厥,到了583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其后,由于隋朝的离间计,东突厥日益衰弱,到了隋文帝末年,随着隋朝的公主(先是安义公主,其后是义成公主)降嫁东突厥的启民可汗,东突厥最终归顺隋朝。在中国史上,这种出于政治目的从中国而降嫁到周边民族的公主(皇室出身的女性),通常称之为和蕃公主(参见后文)。

大业三年(607),炀帝前往启民可汗所在地大利城(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附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巡行。前文提到,由宇文恺设计制造的观风行殿以及巨型帐篷使突厥朝野惊叹不已,就是这次巡行时出现的事情。当时在长城以北地区,草木茂盛,到处都是茂密的草甸。为了向炀帝表示忠诚,以启民可汗为首的各个部族首长都前去为炀帝行幸道路沿途除草开路。

第二年炀帝还是以半年时间,从西北的五原(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北行,最后到恒山(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举行了祭祀活动。当时,以伏俟城(位于今天的青海省)为根据地的吐谷浑已经迎来了其全盛期,接下来的大业五年(609),为了讨伐吐谷浑,隋炀帝向西方出兵,自西宁附近北上,越过祁连山至张掖(位于今天的甘肃省)。在此期间,隋朝的先遣部队攻入伏俟城,将吐谷浑主伏允赶往西方。此外,炀帝还在张掖接见了高昌王麹博雅等人,在此确立了与西域方面的联系。

大业六年(610)正月,炀帝又在洛阳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国际庆典以及交易会,西域诸国的酋长等首领纷纷前来参加。庆典会场设于洛阳城的端门(即正南门)前广场,据说会场灯火通明,狂欢的人们通宵达旦地表演了各种音乐、马戏等节目。一般认为这次庆典就是后世元宵节的起源。交易会的会场设在丰都市(东市。即唐代的南市),店铺里堆满了形形色色的珍奇物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同时,各种美食佳肴自由食用,真可谓酒池肉林,十分奢华。参加交易会的胡人们在惊叹中国物质丰盛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讥讽街头同时还存在衣不蔽体的穷人的现象。

仅仅以炀帝的贪欲这一理由,是无法解释炀帝上述一系列前往边境地带的“行幸”行动的。边境防卫体制的强化、与各族各国首长等方面负责人的沟通联系及协调配合、道路的整备等问题,都随着炀帝的直接出行而获得了彻底解决。前面谈到炀帝利用运河前往江都的巡游,从表面上看起来是游山玩水,但实际上却兼有综合全面检查这条交通大动脉是否通畅的用意。在权力集中于一极的专制体制之下,如果没有专权者这种“行幸”的话,下面的各项工作往往半途而废或被敷衍了事。这一点任何时代都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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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炀帝执政期间出行示意图

这样一来,隋朝的国内体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和巩固,从北到西北、再到西方的广大区域趋于稳定。剩下的只有东北方面,具体而言就是高句丽。为此,永济渠一直通向了幽州(现在的北京)。

远征高句丽

六世纪的前半期为止,从中国东北地区的辽河以东至整个朝鲜半岛这一区域呈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北部有高句丽,南方有百济和新罗。其中最为强盛者乃是以平壤(原来的乐浪郡郡治)为都城的高句丽。隋朝建国以后,高句丽旋即向隋派出了朝贡使节,与隋朝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但是,当隋朝完成了全国统一之后,高句丽因担心隋的矛头会指向自己,便逐渐疏远了与隋朝的关系。其后果然不出所料,开皇十八年(598),以汉王杨谅为主帅,水陆共计三十万隋军向高句丽发动了进攻。(参阅本书第九章相关部分)

隋朝的这次出兵非常唐突,入侵高句丽最终以惨败而宣告结束。隋军出兵的直接原因是此前高句丽为征服靺鞨而发动的辽西之役。然而,高句丽的来犯早已被隋朝的营州(位于今天的辽宁省)总管韦冲击退,隋朝其实并没有必要再派大军。隋军之所以远征高句丽,主要是由于隋朝轻视低估高句丽,以为可以辽西之役为口实对高句丽进行惩罚,或许还可以借机彻底制服高句丽。在前一小节已经谈到,高颎对于隋军远征并不积极,所以这次出兵可谓是隋文帝排除反对意见、强行转换方针的结果。

另一方面,高句丽似乎也预想到了隋朝的动向,一方面接受隋朝“上开府仪同三司、辽东郡王、高丽王”的册封,另一方面却又并没有选择与隋朝保持密切的朝贡关系。究其原因,恐怕是与高句丽和隋接壤,随时可以感受到来自隋朝的压力,而这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使高句丽敏锐地嗅出了隋朝打算将来直接统治高句丽的意图有关。实际上,开皇十八年隋朝的出兵恰好让高句丽的担心成为现实,验证了高句丽对于隋的不信任。关于隋唐时代的国际秩序问题,人们一般都用册封这个词语来加以解释,然而我以为,恐怕进一步还有必要从隋唐王朝渴望直接统治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吧。

在这种背景下,炀帝前后三次发动了远征高句丽的战争。

大业八年(612)正月,隋朝大军集结于幽州,总数一百一十三万,号称二百万。此外再加上超过兵员一倍的后勤部队,总兵力合计超过三百万人。据说隋军每天出发一个军,全军出动完毕竟然花费了四十天时间。如此庞大的战线,各个部队之间的互相协调合作十分困难。而且由于是皇帝亲征,故而任何事情均需要皇帝亲自指挥裁决。同时,兵士们也是身着沉重的铠甲,手执武器和盾牌,同时还要各自背负干粮,致使身体几乎无法转动。

与隋军相比,高句丽为了保卫疆土,人人同仇敌忾,到处强化城防,设置伏兵,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在高句丽举国抗战的情况下,尽管一部分隋朝军队曾逼近平壤,但到七月份隋军最终还是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的结局十分悲惨:渡过辽水进入高句丽境内的隋军九支部队共计三十万五千人,而最后回去的仅仅两千七百人。在这个过程中,构成隋军主体的府兵制陷入了机能不全的状态。

然而,炀帝并不死心。次年(大业九年)再度整顿军队,组织新兵种“骁果”取代府兵,四月份再次发兵进攻辽东。可是,正当久攻新城(位于今天的辽宁省)不下的时候,杨素之子杨玄感于六月在黎阳(位于今天的河南省)树起了叛旗。这是在将要陷入全国性动乱状态之前,政权内部的第一次分裂,炀帝火速撤军镇压了杨玄感叛乱。第三次远征高句丽是在次年即大业十年(614),据说将出兵之事交付朝议,数日间竟然无人敢说话。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炀帝还是再次悍然决定向高句丽出兵。在这次对高句丽之战中,逃亡的隋军士兵络绎不绝,而高句丽方面长期陷于战事,国力极度消耗,困弊不堪。于是,在高句丽王高元提出求和请降时,炀帝便乘势找个台阶,从高句丽撤出了军队。

三次远征高句丽的失败缩短了隋朝的寿命,也将隋炀帝东亚扩张路线的破产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全国各地烽烟四起的叛乱声中,炀帝已经完全束手无策,只能龟缩于江都(扬州),在那里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日。

风起云涌的叛乱隋朝的灭亡

大业六年(610)正月初一早晨,一群穿着白色服装,自称“弥勒佛”的人手拿线香与花束,出现在洛阳皇城的建国门(端门)前。他们乘门卫低头之际,发动突然袭击,夺取了警卫们的武器,宣布起事。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可以见到的弥勒教之乱的发端,其主张为,弥勒佛的“下生”(降临)将会改变社会。这次弥勒教之乱也是隋末唐初天下大乱的滥觞。

反隋之乱从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时开始激化,以杨玄感之乱为契机获得迅速发展,波及了除了四川之外的全国各地。史书形容当时的情况时说“天下之人,十之八九举为群盗”,仅文献中能够确认的反隋集团就达二百多个。起义的中心区域,主要是受盘剥和征发最重的从华北平原中部到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区。反叛者们开始或逃往山中和沼泽地带,或以“无向辽东浪死歌”等反战歌曲[5]为号召,聚集逃亡农民,积蓄与隋朝官军抗衡的力量。

在各地出现的反隋集团形形色色,种类繁多。除了弥勒教以外,既有自称大乘教的集团,还有被称作“奴贼”的奴婢起义军以及被叫做“义儿”、“义子”的虚拟血缘关系的亲卫部队,其分分合合,最终形成了十五到二十个主要集团。在群雄之中,最有影响的包括以下几大势力:出自于关陇集团的名门而投身于“群盗”世界的李密;农民出身但凝聚众望,并建立了礼仪之乡的窦建德;以长江下游为根据地的杜伏威、辅公祏等;此外在长江中游地区,承袭后梁余绪的萧铣也颇有实力。

隋末群雄大多与地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虽然他们有着向中央发展的愿望,但最终还是只成为一种地方割据势力。隋末动乱的强烈地方色彩构成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色,其与多姿多彩的民众的动向交相呼应。由此特色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情况乃是民众对于隋朝推行的中央集权化的一个反动,也就是说,隋末群雄在反炀帝的同时,也具有明确的反隋意识。尽管如此,在这些地方群雄之中,却并没有能够产生取代隋朝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权。完成权力交替的任务只能是交给后来者,即时任太原(并州,位于今天的山西省)留守、出身于关陇系统主流的李渊。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我们在下一章再加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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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隋末群雄割据图

最后再看看炀帝的情况。尽管三次远征高句丽的失败实际上已经充分暴露了炀帝政权难以维系的窘况,然而炀帝仍然企图寻找时机挽回败局。在远征高句丽失败的翌年(615),炀帝又前往北方突厥的根据地附近巡游,不料反而被突厥包围于雁门(代州,位于今天的山西省),九死一生,好容易才逃脱了性命。自此以后,炀帝迅速失去了对于政治的热情,次年移居江都之后,更是对世事不闻不问,整天沉溺于游乐之中。炀帝身边的诸如虞世基等人都是只知溜须拍马的人物,高颎等能够从正面谏诤的人才都早已被排挤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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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隋炀帝陵(江苏省扬州市北郊) 大业十四年(618)被宇文化及杀害于江都的炀帝墓。唐代初年被埋葬于此地

于是,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谋求北归不成的宇文化及发动政变,炀帝被杀,享年五十岁。炀帝一直十分憧憬江南,对他来说,死于江都或许可谓是一个理想的归宿。


[1] 陈寅恪(1890—1969),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岭南大学教授、中山大学教授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主要著作有上世纪中期出版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十三种。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的《陈寅恪集》均已收录。

[2] 关于“贵族制”及“贵族”的含义,参见本书序章部分的译注[14]。

[3] 《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原文曰:“此事臣本以为不可。然置来始尔,复即停废,政令不一,朝成暮毁,深非帝王设法之义。”

[4] “烝”的原意是下淫上,即指与母辈通奸之意。《左传·恒公十六年》:“卫宣公烝于夷姜。”杜预注:“夷姜,宣公之叔母也,上淫曰烝。”

[5] 作者王薄,即“不要去辽东白白送死”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