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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唐朝的再度统一及其政治
唐代的政治世界
公元618年五月建国，十世纪初期的公元907年由后梁的朱全忠取而代之的唐王朝，前后绵延近三百年。如果抛开西汉与东汉合计四百年的汉朝不算的话，唐朝将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王朝。然而倘若剥开唐朝的表皮，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唐朝其实也是一直处在险峻的政治纠葛与矛盾的漩涡之中，围绕权力的激烈抗争反反复复、无处不有。以辉煌的大唐帝国之名而闻名于世的这个漫长的时代，实际上决非一马平川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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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曲折蔓延的起伏当中，其前半段值得大书特书的乃是武后这位女性的出现。武后披荆斩棘一口气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唐朝的命脉也因为她策划主导的武周革命而中断。自不待言，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时代的出现，势必伴随着权力构造的变化，对于社会形态风气等状况也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在这一时期，女性开始出现在前台，活跃异常。
此外特别要指出，作为这一时期震撼并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乃是八世纪中叶爆发的安史之乱（755—763），以此为契机，唐代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而言之，唐代前半段和后半段呈现明显的区别：唐代前期在继承隋代确立的律令体制的基础上，整顿完备了作为统一国家的基本体制。而进入后期，不仅地方出现了藩镇（节度使）这样的独立势力，而且中央有宦官专权，大臣官僚们之间也有被称为“牛李党争”的你死我活的激烈政争，国家权力因此被极度制约和削弱。
这些巨大的变化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体制方面，其影响自然还波及了整个社会以及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想法等各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始于安史之乱的社会面貌的改观，我们应该将其视作与下一个时代宋代相联系的波动起伏之一，把其作为从中世（古代）到近世（中世）[1]转换的一个重要的过程来加以理解和把握。以宋代为主题的本丛书的第七卷之所以从安史之乱开始写起，就是基于这一原因。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一个事实，即尽管唐代前半期和后半期的状态迥然相异，给人以前后期似乎存在着不同的权力体制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唐作为一个王朝却又一直存续了下来。即便是对唐中央政府以兵刃相见的节度使们，最后也始终未能越过这条底线。看起来似乎支离破碎，却又始终没有崩盘，唐朝作为一个统一王朝一直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思考其包涵的意义。
经过种种波澜起伏，并且最终由于安史之乱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断层，可是唐朝并没有因此而分崩离析，而是一直持续了三百年之久。仅从这一点来看，唐代的历史实际在不断地告诫我们：对于唐代是不能用通常的简单方法来加以解释的，同时，这一现象也使唐史变得更有意思、更具魅力。那么，唐王朝的向心力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抱着这些与唐代历史的本质相关联的问题意识，我在本章里，主要就唐朝成立到八世纪中叶安史之乱爆发为止的一个半世纪的政治史进行概观，在其后的第三章中，将接着围绕安史之乱及其之后的唐代后半期历史加以考察。
从唐朝起兵到玄武门之变
李渊的崛起
在隋末的动乱如火如荼地发展到最高潮时，只有一个地方远离漩涡的中心，始终不动声色，这就是今天的山西省省会太原（并州）一带。镇守此处的乃太原留守李渊。太原作为拱卫首都长安和洛阳的北方军事重镇，亦被称作北都。作为皇帝的经济根基，太原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被赋予整个太原辖区的全权即最高军政长官乃太原留守。担任太原留守一职者，都必须是和隋皇室有特别的关系，受到炀帝信任的重臣，李渊正好符合这些条件，因而得以出任太原留守一职。
李渊与建立隋朝的杨坚同样，也是出自于关陇系统主流。其祖父李虎出身于武川镇（位于今天的内蒙古），乃西魏建国的功臣，为西魏权力中枢八柱国之一。陈寅恪先生认为，尽管人们常说唐室出自于汉族名门赵郡（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唐室自己也自称来自于陇西（位于今天的甘肃省）狄道的李氏，然而若从唐室李氏曾长期在武川镇担任守卫边关的任务，而且还曾使用过胡姓“大野氏”这一情况来看，应该说唐室与隋室同样，似乎也属于鲜卑等北方民族系统，或者是与北族相近的汉族。
除了上述出身以外，如前所述，李渊的母亲乃独孤信的女儿（四女），与隋文帝之妻独孤氏（独孤信的七女）是姊妹，因而李渊与隋炀帝实为同一个时期的表兄弟（参见附图1）。李家与隋室的关系如此之近，本来应该是隋朝的积极支持者。但李渊从小丧父，很年轻时就承袭了家业，总给人以少年老成的印象。加之李渊不拘小节、行侠仗义的作风使其颇具人望。与李渊形成对照，炀帝却是一个十足的独裁者，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决，而且猜疑心超乎常人。因此，隋炀帝对于这个本来作为自己可以依靠力量的李渊充满了戒心，在李渊患病时，炀帝甚至希望李渊赶快病死。
但是，隋末严峻的形势不允许仅凭一点怀疑就犹豫不决，炀帝无奈还是委任李渊为太原留守，然而同时又派遣心腹王威、高君雅两人担任副手，监视李渊。炀帝如此戒备李渊，除了上述李渊的家世、人望等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理由。当时社会上流行一首童谣，说是“桃李子”将成为下一代君主。这个“桃李子”被认为是指姓李的人。所谓童谣，就是儿童之间传唱的儿歌，在中国历史上，假托流行儿歌来有意识地预示未来的情况十分常见。隋炀帝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因而对于李姓之人非常敏感。当时，隋末群雄之一李密就被隋炀帝认为是最大的威胁，而李渊也被视为是其中的威胁之一。
在上述背景之下，李渊暗暗地积蓄实力，收留或藏匿逃亡兵士以及被官方追捕的人；借巡视辖区内之际积极网罗各种人才。在这一时期，作为李渊的左膀右臂，并且给他以巨大帮助的乃是他的两个儿子，即李建成与李世民。只是，关于李渊究竟是怎么想的、何时能下决心起兵反隋？这一方面的情况李渊对谁也没有透露。于是，李世民等人为了促使父亲尽快起事，便策划了一个计谋。
在太原附近有一个晋阳宫，这是炀帝在全国各地设置的离宫之一。尽管不知道炀帝何时前来行幸，晋阳宫里也还是配备了不少漂亮的宫女待命。负责管理这些宫女的宫监裴寂是李渊的心腹。有一天晚上，裴寂和李渊在晋阳宫中，由宫女服侍一起饮酒。作为臣子来说，这是绝对不能饶恕的犯上行为。当酒喝到高潮时，裴寂告诉李渊，犯下如此大错，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促使李渊当场作出了起事的决断。据说这实际上是裴寂与李世民私下串通好的结果。
对于上述插曲的真实性，我们虽然无法确切判定，但不管怎么说，优柔寡断的李渊终于作出了决断。李渊杀掉了炀帝派来监视自己的王威和高君雅，从各地汇集了三万兵力，于大业十三年七月树起了反隋的大旗。
唐朝政权的建立
李渊的军队从太原沿汾水南下，目标直指长安。自炀帝即位以来，洛阳成为事实上的首都，因而隋末群雄的目光也都盯着从洛阳周边到连接南北的大运河沿线，并在这一带反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与此相对而言，长安附近当然也有反叛势力，但其规模都比较小，不像东方各地那样，各种势力强大的反隋集团相互激烈争战。倘若对当时的状况从空中加以鸟瞰的话，就会发现长安附近宛如一个死角或曰真空地带。长安城虽然有炀帝之孙、十三岁的代王杨侑镇守，然而一些有能耐的辅佐之臣当时却并不在长安城内。
李渊的三万人马七月从太原出发，途中连续突破霍邑守将宋老生、河东守将屈突通的隋军防线（均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内），渡过黄河进入关中（位于今天的陕西省），到十月份终于包围长安。
在这一过程中，还发生了一段关乎后来的插曲。李渊从太原出兵以后不久，在向隋将宋老生的霍邑进兵时，为多日不止的淫雨所困，当时有一位白衣老者自称是附近的霍山（霍太山）神的使者，前来指点迷津，李渊才得以从窘境中解脱。所谓霍山神即指当地的土地神、山岳神，乃是道教之神。这件事情遂成为唐朝与道教结缘的第一个接点。
19 唐李渊进攻长安路线及日程图
到了十一月九日，李渊军发动总攻，一举占领了长安。在东方，李密为了攻占首都洛阳，长期以来一直疲于奔命，却始终未能如愿，但李渊起兵不到半年却成功地攻克了长安。攻入长安以后，李渊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隋恭帝），自己成了唐王。此乃李渊迈向禅让的第一步。
20 唐高祖（李渊） 李渊的母亲是独孤信的女儿，而李母的妹妹是隋炀帝的母亲。所以李渊与隋炀帝的关系乃表兄弟
此时，隋炀帝正在江都（扬州）沉溺于酒色之中。他完全失去了对于政治的兴趣，不理政务，每天听到的只有亲信虞世基的谄媚之言。看到这种情况，被称作“骁果”的亲卫军将士军心浮动，部分人希望返回北方老家。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对于炀帝不满的大臣推举宇文化及为首领，发动宫廷政变，缢杀了炀帝。至此，前后经历文帝、炀帝两代皇帝的隋王朝宣告灭亡。时为大业十四年（618）三月，若按长安方面的年号来说则是义宁二年，炀帝享年五十岁。隋炀帝墓位于今天扬州的北郊。
接到了隋炀帝的死讯之后，李渊遂于当年五月取代隋恭帝登上皇帝宝座，改元武德。自此唐王朝宣告成立，李渊成为唐朝的第一代皇帝高祖。这样一来，由于唐朝以长安为据点，一开始便站在了号令全国的有利地位，在隋末群雄中崭露头角。然而，当时的前景仍然很不明朗。以唐王朝的建立为发端，群雄之间的霸权争夺反而愈演愈烈。距离所有人都能看清楚天下统一大业终将由唐朝来完成，则还需要度过数年艰苦的岁月。
全国的再度统一
作为新政的具体表现，唐王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于隋炀帝时代的否定。具体而言，就是首先废除了炀帝时期的大业律令，重新回到文帝的开皇律令及其体制之中。即恢复“开皇故事”“开皇旧制”。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主要是裴寂和刘文静，他们两人都是从太原时代就开始跟随李渊的亲信。然而，这一时期其实还不具备从事内政建设的条件。
高祖李渊与正妻窦氏之间有四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除了玄霸夭折以外，其余的三个儿子都参与了唐朝的创建过程。从太原起兵时的年龄来看，建成二十九岁，世民二十岁，最小的元吉十五岁。其中老大和老二都已经是独当一面的武将。在这三个儿子当中，李世民后来继承了皇位，所以史书中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多有贬词，而实际上他们三人都绝非平庸之辈，兄弟三人的关系也并不坏。相对于平庸的父亲而言，三个儿子都很能干。也可以说，统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功劳。
李渊即位以后，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皇太子作为皇帝的辅佐和储君不能轻易离开都城，元吉年龄尚幼，因此对外作战自然以李世民为中心。加之李世民乃智勇双全的武将，大业十一年（615）秋天，隋炀帝于雁门陷入突厥包围之中时，十八岁的李世民第一个前去救驾。由这件事情可以略窥李世民之一斑。在唐军进入长安以后，李世民先是击败了自西北来犯的薛举及其子薛仁杲（果）的部队；接着又对夺取了唐朝发祥地太原以后大举南下的刘武周、宋金刚军进行反击，夺回了包括太原在内的山西地区。
到了武德四年（621），唐军与其统一全国的最大的两个对手——洛阳的王世充，以及几乎控制了整个河北、并且正图谋向中央发展的窦建德形成对峙局面。王世充原来是隋炀帝任命的洛阳守将，炀帝死后，在洛阳宣布独立，建国号为“郑”。当时的局势是，一直以来与王世充对抗的李密已经失败，从舞台上消失；杀掉炀帝以后北上的宇文化及的军队，也已经被窦建德消灭。
当李世民率领的唐军向洛阳进军时，窦建德闻讯驰援，率领十余万大军渡过黄河，在虎牢关附近与唐军交手。然而，窦建德的大军乃一群由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面对唐军巧妙的战术一筹莫展，在唐军出其不意的攻击之下迅速土崩瓦解，窦建德本人也成为李世民的俘虏。窦建德失败以后，王世充一人已经无力支撑洛阳的防卫，不久也沦为李世民的阶下囚。
被唐朝视作最大敌人的两大势力就此而瓦解，唐朝控制全国局势几乎成为定局。其后，尽管窦建德部下刘黑闼在河北起兵，并与突厥联手攻击唐军；此外在江南也出现了辅公祏的反抗，但这些到武德七年（624）为止都被陆续平定。全国统一完成以后，唐朝本来可以开始致力于内政建设了，然而此时却又发生了玄武门之变。
兄弟三人之争
自从唐朝建立以后，李渊次子李世民的表现非常引人注目。尤其在李世民一举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以后，随着李世民的威信日益高涨，李氏兄弟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看着弟弟的成功，皇太子李建成感到十分焦躁，在亲信部下王珪和魏徵的建议下，主动请缨，要求前去讨伐刘黑闼。在王珪和魏徵他们看来，平定刘黑闼不仅可以凸显皇太子的存在感，而且可以抑制先行一步的李世民势力在东方的进一步扩大，以确保皇太子势力的基础。
通常被称之为“山东”的整个东方地区，尽管已经被西方的唐朝势力所制服，可是通过窦建德、刘黑闼以及李密为首的群雄所喷射出的巨大能量，已经足以使得唐朝胆战心惊。居于这种能源爆发中心的，是一些“山东”当地社会的豪门大族以及有实力的农民们。在史书中将其称之为“山东豪杰”。
概言之，保持山东的稳定乃是当时一个十分紧急的课题。因此，如何与这些山东豪杰交涉并且建立关系，不仅对于唐朝，而且也成为考验唐政权第二代领导人的能力资质的一个大问题。无论是皇太子一方，还是秦王李世民一方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关西）与洛阳以东的山东（关东）的对立或曰对比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隋唐时代的背景之中，并且不时呈现于表面。唐初围绕兄弟权力之争的山东问题，实际上就是其中的一环，也可谓是其先声。
面对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对立关系，李渊幼子李元吉经常火上浇油。尽管李元吉在李世民领导下的征讨王世充时也立了战功，但作为一名武将，他的能力远不如李世民。李元吉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认为，如果不协助大哥建成把二哥世民压制下去，就不会有自己的地位。同时他还隐隐约约地暗藏着一种野心，即倘若运气好的话，或许自己也可以坐上皇帝宝座。因此他秘密豢养勇士，寻找各种机会图谋刺杀二哥李世民。另一方面，李建成则在关键时刻缺乏决断能力，他只是利用皇太子的地位，通过后宫的女性们来给高祖吹风，以达到除掉李世民的目的。
不知作为父亲的唐高祖是否清楚儿子们的上述动向，唐高祖的做法则一贯是敷衍了事。高祖曾经在口头上说过要立李世民为太子，而在立李建成为皇太子以后，高祖又不断地提升李世民的地位，任命其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等职位。前者“天策上将”乃新设的位子，其地位在王公之上，与皇太子并列；后者乃负有统辖“陕东道”即山东（关东）地区的民政、军事等全权的最高长官。看到这些情况，皇太子一方自然感到恐慌，双方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玄武门之变
有一天，皇太子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喝酒以后李世民吐血数升。人们认为这是皇太子一方在酒里下了毒。据说高祖因此而提议李世民前去洛阳，兄弟俩分别住在东西两京。考虑到以后事态的进展情况，我对于高祖究竟是否有过这样的提议颇感怀疑，总之最后的结果是这件事情并没有下文。两大势力以长安为舞台明争暗斗的结果，终于迎来了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的早晨。
在此前一天，李世民决心已定，遂向高祖密奏说：皇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与后宫的女性有不正当的关系，他们淫乱后宫并企图利用这种关系欲致我于死地。高祖听后回答说：这还了得！明天朕找他们问话。事已至此，只有孤注一掷。李世民第二天早上遂率领亲兵，首先控制了宫城北门玄武门。随即向迟来一步的皇太子以及李元吉发动了进攻，在激战之中建成和元吉二人被杀。其后，李世民一边防备着皇太子和元吉死党的反攻，一边派遣心腹尉迟敬德到高祖身边，以武力巩固了胜利成果。
就这样，李世民仅仅以一天的工夫便除掉了敌对的兄弟，并夺取了父亲的实权，将全部权力揽入掌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数日后，李世民成为皇太子，两个月以后的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即唐太宗。当时他很年轻，虚岁只有二十九岁。
应该怎样看待玄武门之变？若仅仅从结果来看，恐怕今天的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只是一场兄弟之间围绕继承人的争斗、或者说是权力斗争的最终结果；属于唐代皇帝更替之际屡见的类似冲突的第一例，他们彼此在政治路线方面并不存在大的对立。但是，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六月四日这个日子正与突厥前来进犯的时间重合，当时，一个借口讨伐突厥，实际要削弱李世民的兵力并借机杀害李世民的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李世民知道这种情况以后，先下手为强，其结果便导致玄武门之变发生。由此可以推测，玄武门之变的发生，似乎并非仅仅只有内部的原因。
与此同时，这件事还让我们联想到两派都非常在意的“山东豪杰”的存在。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李世民一方终于与山东豪杰联起手来。皇太子李建成方面则对于这一状况非常警戒。我们知道，隋文帝后期出现的皇太子与晋王（炀帝）的对立，其实也是政权究竟以关中为中心，还是以洛阳为中心的路线之争。倘若联想到即位以后唐太宗（李世民）的各项政策方针等来综合考量，我们就会发现其与玄武门之变时诸事重叠之处甚多。综上所述，我以为，玄武门之变固然有兄弟围绕继承人地位之争的一面，同时另一方面，其也正是关乎唐朝以后走向的一次重大路线之争。
贞观之治的光与影
被推举为天可汗
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登基，成为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此事距离玄武门之变的发生仅仅只有两个月。在高度集权，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的中国王朝体制之下，不允许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权力形态存在，只要一天不完成最高权力的交接，就不会出现稳定的政治局面。即便在父子兄弟等亲人之间也不例外。或许有人认为，李世民刚刚通过杀掉兄弟才掌握实权，同时其父高祖仍然健在，他其实完全可以担任一段时间的皇太子再说，何必如此性急。李世民之所以没有那么去做，主要是因为当时突然出现了来自北方的威胁，即突厥的进攻。局势的变化要求李世民必须迅速解决这一问题。
在隋文帝时代的后半段，从启民可汗时开始突厥（东突厥）归顺隋朝，之后与隋基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然而到了其子始毕可汗时，正好碰上隋末动乱，突厥与隋的关系遂出现了逆转。前章提到的大业十一年（615）隋炀帝在雁门（今属山西省）被突厥包围，九死一生才得以逃脱的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在隋末华北各地崭露头角的群雄之中，诸如窦建德及其部下刘黑闼以及高开道和刘武周、薛举和李规等人，几乎所有的叛乱首领都与突厥或通好或臣服，总之以某种形式与突厥保持着联系。突厥君临于隋末群雄之上，从遥远的北方对他们进行远距离操控、牵制，使之互相争斗。这种状况就宛如历代中国王朝对北方民族所采取的分割离间政策的翻版。
实际上，唐也和其他的群雄同样，处于突厥的支配影响圈之内。一般认为，唐朝的太原起兵就是在突厥点头同意以后才付诸行动的。太原起兵时，突厥借给李渊1000匹战马和2000名骑兵（一说500名骑兵和2000匹战马），此举在起到加强唐军力量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有监视唐军行动的目的。可以推测，在唐与突厥之间很可能签订有密约，约定在唐军占领长安以后，作为成功的报酬，唐向突厥割土进贡，同时容忍突厥的掠夺等，以此加强唐对突厥的臣服关系。然而，当唐军控制长安以后，一方面对突厥继续采取低姿态，另一方面却接连制服群雄，开始迈向全国统一之路。当突厥意识到这一点时，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与突厥对峙的势力只剩下了唐。
21 唐太宗 击败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夺取父亲高祖的实权后登上皇帝之位，促使了贞观治世的出现
突厥认识到，倘若等唐朝完成统一大业，巩固了阵脚以后，形势会越发变得对突厥不利，此前突厥对唐指手画脚的优势将不复存在。于是，从始毕可汗经处罗可汗，到颉利可汗继位以后，便从武德七年（624）开始率领十万骑兵大举南进，并终于在武德九年（626）自西北攻入，兵临长安城下。此举显然是由于突厥看准了玄武门之变后唐朝内部混乱，而乘机对唐采取的行动。李世民为了顺利度过这场危机，遂决定让自己站在最前沿，其结果便出现了前面提到的武德九年八月八日的仓促即位。
太宗即位二十天以后，突厥的大军便出现在了渭水的便桥（西渭桥）之北。唐太宗闻讯立即率领六位重臣奔赴便桥，隔河痛斥对岸的颉利可汗。颉利没有想到唐太宗会亲自前来，大吃一惊，同时看到太宗身后唐军大部队接踵而至，唐军的军威和士气让颉利感到恐慌，遂于便桥上与唐太宗握手言和，并立即撤走了突厥大军。
22 东突厥可汗系统图
这个故事的确十分打动人心。便桥退兵是太宗即位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他的首次亮相。实际上，唐太宗早已经预料到了突厥的进攻，并提前做好了从背后夹击突厥军的准备；同时另一方面，颉利心里也很清楚，对唐施压必须有重点，在长安附近长期对峙下去势必伴随危险。关于唐太宗究竟是否在渭水便桥有过这样一个光彩的亮相一事，尽管我们稍稍抱有疑问，但不管怎么说，这位新皇帝总算顺利度过了这次危机。唐太宗借此机会凝聚人心，强化了内部团结，同时也找到了转而对突厥进行反攻的突破口。
所谓反攻的突破口，是因为唐太宗注意到，弥漫于突厥大军中的军纪松弛涣散现象，其原因主要在于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两个人之间的微妙关系。突利可汗是始毕可汗的嫡长子，乃突厥之嫡系，而现在只是其叔叔颉利可汗之下的一个小可汗；另一方面，唐太宗在秦王时代即已与突利可汗结拜了兄弟。于是，唐太宗便努力接近拉拢突利，想方设法孤立颉利。这一时期恰逢草原连年大雪，家畜多冻饿而死，陷入饥荒状态。唐太宗抓住这一机会，任命李靖、李勣（李世勣）为主将，向颉利发动进攻。到贞观四年（630）二月，颉利被唐军俘获，至此君临北亚的突厥帝国，即突厥第一汗国遂宣告灭亡。被押解到长安的颉利可汗在郁闷中死去。
突厥帝国的灭亡，给予其治下的各个民族的酋长们以强烈的冲击。对于即位仅仅三年半就击败了北方强国的唐太宗之伟业，他们感到震惊和敬佩，预感到唐将成为包括游牧世界在内的新的中心。于是他们在协商之后，共同推举唐太宗为凌驾于各族之上的“天可汗”。由此，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位集中国皇帝（天子）和游牧世界的天可汗于一身的君主。
理想的君主政治：贞观之治
如上所述，唐太宗首先一举解决了摆在眼前的最大的难题，给太宗时代开启了一个好的开端。同时，贞观二年（628），隋末群雄中的最后一支残存势力梁师都也被消灭，全国统一宣告完成。于是自此以后，唐太宗致力于安抚民生，让经过战乱以后疲惫不堪的民众休养生息，同时全力以赴整顿统治体制。开始了在后世广为人知的“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之所以脍炙人口，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在一个世纪以后出现的吴兢《贞观政要》一书的影响。该书乃唐太宗与臣下的问答集，通过具体的问答，对于君臣之间应有的关系、从事政治最为重要的东西等问题进行了梳理解说。倘若要追究一下这本书的主旨的话，似乎可以这样归纳：作为君主来说，应该怎样对待臣下们的意见（谏言），如何把握好分寸，推行宽容的政治；另一方面，作为臣子则要公正清廉、不畏权势、勇于纳谏、克己奉公。后世的人们通过《贞观政要》一书，将贞观之治看作君主政治的理想形态。
实际上，有关这一时期唐太宗认真虚心地听取魏徵等谏官的意见，在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大力支持下执政的记载，在当时的史料中随处可见。由此我们可以说，太宗之所以如此重视谏言政治，是因为之前有一个不听臣下的劝谏、一意孤行而导致亡国的君主——隋炀帝。正是为了不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唐太宗才身体力行，努力把自己的形象打造成为一个善政的实践者。然而，我们如果仅仅这样来看待唐太宗的话，那就流于简单化了。
唐太宗与隋炀帝都是次子，而且两人都有并不光彩的过去：即都是通过杀死兄长才得以掌权。另一方面，从作为皇帝的资质来看，冷静地比较两者，就会发现无论在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还是在学问以及文学素养等方面，隋炀帝都要高出一筹；作为一位统治者来说，唐太宗并没有任何方面超过隋炀帝。唐太宗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不另辟蹊径的话，自己只能步隋炀帝之后尘。所以唐太宗遂把隋炀帝塑造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和反面典型，并通过重视臣子的谏言这一策略，竭力在各方面与炀帝进行对比，千方百计地打造自己的明君形象，借以洗刷因玄武门之变而带来的阴影。
唐太宗非常在意人们如何评价自己的政绩。侍从君主左右的起居舍人和起居郎负责记录君主的公开言论以及行动，并且以《起居注》之名将记录传诸后世。按照当时的规定，《起居注》是不能让君主本人看的，而唐太宗却按捺不住想看《起居注》的欲望。有一次，太宗委婉地暗示了此意，结果被负责编辑《起居注》的杜正伦婉拒说：皇帝的言行都要在《起居注》里记下来，以流传后世，请皇上专心于政务。还有一次，唐太宗又要求看《起居注》，亦被负责记录的褚遂良拒绝。褚遂良说：“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尝自取而观之也！”[2]
23 《贞观政要》（古活字版。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
虽说如此，史官们是否能完全拒绝唐太宗的要求呢？《起居注》中所描写的唐太宗完全是一代明君的形象，而对于玄武门之变的情况则轻描淡写，模糊不清。由此推测，唐太宗很可能看过这些《起居注》。与此同时，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史书的编纂。贞观十年，命魏徵牵头负责编写记载隋朝历史的《隋书》，详细地记载了隋炀帝的暴政以及隋末的动乱。《隋书》成书于显庆元年（656）。
在这些记录（史书）中，唐太宗的意图都被鲜明地反映了出来，并因此而确立起了后世对于这一段历史的评价基准。的确，唐太宗可以归入有能力的皇帝这一类人物，正是他促使了政治上相对稳定的贞观时期的出现。但是我以为，并不能因此就轻易地断言，唐太宗一定就像后来被人们所追捧的那样是一代明君，而隋炀帝则完全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对于这一方面的善恶判断，似乎应该更慎重一些。
24 房玄龄（自庆长版《君臣图像》）
25 杜如晦（自庆长版《君臣图像》）
26 褚遂良（采自《新刻历代圣贤像赞》）
贞观之治的本质
在前一小节我们已经谈到，建立起新王朝的李渊最早打出的大政方针，乃是回归“开皇旧制”。也就是说，否定隋炀帝时期的政治，回归到之前的隋文帝时代前半期的体制之中去。其实，这一点也是隋末群雄的共同特点，几乎每股势力都鲜明地打出了这一方针。这是因为倘若不明确表示出否定隋炀帝的立场，就无法得到当时人们的理解和拥护。换言之，开皇之治成为隋以后政治的一个指标。
所谓开皇之治，也就是指基于开皇律令的政治体制，其政治军事的主轴置于长安，以关中本位政策为其支柱。控制了长安的唐李渊集团，仅凭这一点就已经占据了号令天下的有利地位。于是，作为新王朝的法制体系，高祖李渊首先发布了以开皇律令为范本的武德律令。其后又屡次修订，成为唐代的第一号律令。
接着进入了太宗的统治时期。太宗命令房玄龄等人编纂新的律令格式，并于贞观十一年（637）正月完成。新律令删除了隋开皇至唐武德法令中的繁琐部分，一个成为后世模范的体制就此诞生。可是，在劳神费思精心制定的这一制度中，其实有相当的部分与隋炀帝时代的东西相重合。
这一方面的典型事例，可以在军事上支撑着国家的府兵制中看到。唐代府兵制的发端，首先可以追溯至隋初被称之为“骠骑府”的军府制度，到贞观十年，即贞观律令发布的前一年，以“折冲府”作为军府而定型。名称虽然不一样，唐的这个“折冲府”实际上完全是隋炀帝确立的“鹰扬府”制度的翻版。
在否定隋炀帝的同时，为实施新的国家体制而好不容易做出的选择，却仍然是与炀帝同样的路线。从这里面，我们既可以看到唐太宗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同时反过来也可以使我们意识到隋炀帝的巨大存在。虽说如此，在唐太宗的政策中，当然也有与隋炀帝完全不同之处，这就是如何对待关中本位政策的问题。太宗在征战过程中，与东方（山东）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洛阳也成为其根据地，所以他也曾考虑过以洛阳为根基而君临全国。可是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以后，唐太宗则又开始重用起关陇系统的人才，疏远山东系统的贵族；同时又把由军府组成的军事力量也都集中于关中地区，转而开始实行并坚持关中本位政策。太宗之所以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他冷静地分析了隋炀帝因脱离关中而陷入困境的缘故。
唐太宗的治世总共二十三年时间。其中，在前半段的约十年间，谏言政治充分发挥了作用，太宗虚心纳谏，政界充满了清新的政治空气；可是在进入后半段以后，逐渐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魏徵察觉到了这些迹象，曾向太宗提出了“陛下近来使役民众过度”等十条谏言[3]，企图阻止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然而，等贞观十七年（643）年初魏徵死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制止唐太宗的行动了。其结果，在围绕继承人问题以及出兵高句丽的问题上，唐太宗均未能作出冷静的判断，成为他晚年的一个污点。
27 魏徵（清宫南熏殿旧藏）支撑“贞观之治”的名臣
远征高句丽与继承人问题
进入唐代以后，武德七年（624）高句丽接受唐朝的“高丽王、辽东郡王”的册封以后，一直与唐朝保持着稳定的关系。但到了642年（唐贞观十六年），高句丽的权臣泉盖苏文通过发动政变掌握全权，并与百济联手开始打压新罗。大概从这时起，形势开始恶化起来。在接到新罗的求援以后，唐朝开始出面调解，敦促三国的和解，然而高句丽却并不接受唐的调停。唐太宗认为，此事的元凶在于泉盖苏文，所以遂以除掉元凶、解救民众为理由，于贞观十九年（645）派遣水陆十万大军，发动了对高句丽的进攻。太宗本人也亲率部队渡过辽水，对安士城进行攻击。
然而，这次远征却因高句丽方面的顽强抵抗以及冬季的来临，不得已而撤兵。这次战事的成本及损失虽然赶不上当年的隋朝，但战争过程及其失败的方式等却与隋朝同样。其后的贞观二十一年、二十二年又分别两次出兵。唐太宗感慨地说，倘若有魏徵在，当不至于如此。几次出兵的结局都是同样，唐军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令太宗头疼之事，这就是继承人的问题。太宗本人是通过杀死亲兄弟才登上的皇帝宝座，并为此而一直遭人诟病。他十分在意《起居注》里如何记载自己，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因此，他下决心再也不能让自己的继承者也重蹈覆辙。太宗的正妻（皇后）长孙氏是鲜卑出身，以贤后而著称于世。太宗与长孙氏之间生有三子：长子李承乾、次子李泰、九子李治。太宗即位以后不久就马上立长子承乾为皇太子，由此看来，由嫡长子继承大位似乎已经成为定局。
可是，李承乾并未能保住皇太子的位子，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承乾因谋反而被废黜。承乾在过了二十岁以后，开始沉溺于和年轻僧侣保持一种倒错的性关系；有时候他又会突然穿上突厥人的服装，头上梳起突厥人的发式，在宫中搭起帐篷，极尽别出心裁、标新立异之事。最后竟然情绪失控到了想要杀死弟弟魏王李泰以及父亲的地步。承乾之所以发展到这一步，原因之一是因为太宗过分宠爱魏王，并显露出了如有可能的话，想让魏王成为继承者的态度。魏王李泰身宽体胖，颇具长者风范，不仅招揽学者在自己身边，而且特别擅长讨太宗的欢心。这些情况都不能不让承乾感到焦虑，深感皇太子的地位不稳。
最终结果是皇长子李承乾消失于政治舞台。按照常理而言，其后应该立魏王李泰为皇太子，太宗对此当然不会有异议。然而却节外生枝，出现了变数。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主张拥立晋王李治，他的逻辑是：事态之所以发展到这个地步，魏王李泰也有责任，所以皇太子应该由与此事毫无关系的晋王李治来出任。精力已远不如当年的太宗接受了这个令人费解的逻辑，贞观十七年四月下诏立李治为皇太子，当时李治仅仅只有十六岁。长孙无忌的想法是，作为这位年轻皇太子的监护人，将来在太宗过世以后仍可确保自己政界重臣的地位。然而他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唐朝的命运，而且也导致了他自身悲惨的结局。
这样一来，刚刚开始致力于推行新政的太宗统治时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宣告终结。这时的唐朝在经济力量方面还很弱，与隋代的最盛时期相比有很大差距，此外，当时在政治领域里也还存在着很多悬而未决的课题。因此我以为，后世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的形象，与当时的现实未必一致。
武后与武周革命
高宗与武曌
正像俗话所说的那样，戏言成真。高宗李治以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方式成为皇太子，而且顺利地继承了皇位。正因为如此，尽管他既无政治方面的野心，又缺乏对于将来的设想，然而这却刚好符合周围的人们对他的期待。对于新皇帝的期望就是守成，即遵循太宗所制定好的既定方针政策行事，只要没有大过地守成即可，剩下的所有事情都由长孙无忌等人来做。太宗在如此这般地定好高宗的地位，并且为高宗选择了一位出身于太原王氏的女性为妻以后才撒手人寰。所谓太原王氏虽然属于山东贵族，但这位女性的家实际早已置身于关陇系统之中。
28 唐朝前半期皇室关系图
然而，破绽在唐高宗即位以后不久，就从人们没有意料到的地方——后宫的女性问题中显露了出来。由于皇后王氏没有孩子，高宗遂十分宠爱自己与萧淑妃之间的孩子素节，因而远离了王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王氏为了破坏高宗和萧淑妃的关系，遂给高宗引荐了一位女性，即曾经在太宗的后宫中当过才人的武曌。
29 武后（采自《集古像赞》） 中国史上唯一的女皇
唐高宗二十二岁即位时，武曌二十七岁，正是女性的最盛期。如果按照通行说法的话，在太宗死后，武曌与其他的后宫宫女一起被送往长安城内的感业寺出家修行，高宗在父亲的忌日到感业寺进香时，与武曌相识并且相爱。
但是，这里面存在许多疑点。首先是感业寺的地理位置在什么地方并不清楚。其次，在感业寺内供奉太宗的牌位并为之做法事，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皇帝的灵位应该供奉在太庙之中，更何况当时是道教优先、道先佛后的时代。恐怕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两人相识于服侍太宗的病榻之前，并且不知不觉之间两人有了暧昧的关系。太宗死后，知道两人这种关系的王皇后遂同意将武曌接入了宫中。
再次进入皇宫的武曌，在起到了使高宗离开萧淑妃的作用以后，作为一柄双刃剑，又反过来指向了王皇后。结果最后武曌独占了高宗，并最终夺取了皇后之位。在这一过程中，受太宗之遗命辅政的顾命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与武曌一方形成尖锐对立，双方相持不下。然而其后重臣李勣为躲避表态而说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以这句话为契机，废王立武之争终于尘埃落定。永徽六年（655），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侍奉二朝（二夫），并且登上皇后之位的女性，可谓空前绝后。若从中国的传统观念上来看，此举应该说属于绝对不可容忍之事。从这一方面来说，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唐代弥漫的北方游牧民族气息之一斑。
30 高宗、武后时期远征高句丽图 唐朝于显庆五年（660）灭了百济，并于其后（663）在白村江（白江）击败前来救援的倭国军队，继而于总章元年（668）灭亡了高句丽
然而，武后对此并不满足。每当高宗处理政务时，武后就在朝堂的御座之后挂一块帘子，隔着帘子参与朝政，历史上称此为“垂帘听政”。人们也将高宗与武后二人并称为“二圣”。在前后三十余年的高宗统治时期，除了最初的数年间以外，实际上都是由武后在操纵着朝政。在此期间，唐朝还成功地解决了隋唐两朝的悬案之一：制服了高句丽。
显庆五年（660），唐军联合新罗首先灭掉了百济，其后又在白江（白村江）全歼了赶来援助百济的日本（倭）军（663年）。在形成对高句丽南北夹击的势态之后，以李勣为统帅的唐军乘势攻克平壤，高句丽宣告灭亡。此乃经过隋朝四次、唐太宗时的三次远征，加之进入高宗时代以后超过十年岁月与高句丽之间拉锯战的最终结局。征服高句丽之举也从一个方面给人们以一种强烈的印象：这也是武后政治的胜利。
武后的夺权之路
“则天武后”的“则天”是她死后被赠予的称号即谥号。因为她当过皇帝，所以本来应该把她称作“则天皇帝”，即便不承认她是皇帝的话，也应该称她为“则天皇后”。本书使用与上述称呼相近，而且为人们所熟悉和喜欢的“则天武后”或者“武后”一词[4]。另外，在关于对她的称呼之中，虽然有自陈寅恪先生以来广为流行的“武则天”这种叫法，但我以为这一称呼比较暧昧模糊，不足以反映她曾经当过皇后以及皇帝的史实，同时也缺乏历史感，因此本书不予以采用。
武后于公元690年最终登上帝位，但是这个新政权的诞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经过了武后当皇后以后的三十五年岁月。在这一期间，武后倾注全力，一边排除朝野对于女性从政的抵抗和干扰，一边致力于确立自己的政治基础。为此，武后认为有必要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于是便把根据地选择在了洛阳。在武后时期，洛阳改名叫作“神都”。
31 《贞观氏族志》 据说因为在编好的家世门第序列目录里山东贵族名列第一，所以又重新编纂了以唐室为首的《氏族志》
在贞观时代，为了确认并宣示在政治上掌握实权的关陇集团的优势地位，唐太宗曾下令编写一本表示家世门第序列的氏族目录。可是，书编好以后，山东贵族的博陵崔氏赫然名列第一，唐室陇西李氏只居于第三位。太宗看后大怒，遂让重新编纂一本以唐室李氏为首的氏族目录，这本书即《贞观氏族志》。从这段插曲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山东贵族所具有的影响力。
相对于上述世家大族而言，武后的本籍乃山西太原辖区的文水县，其父武士彟原来是木材商人，后来参加了李渊太原起兵，乃是与前述关陇、山东贵族毫无关系的寒门庶族出身。于是，武后遂召集了同样是寒门出身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在武后主导下编写一本叫做《姓氏录》的新氏族志。这本新氏族志以现实中的官位和勋位的高低为基准，打破了原来炫耀门第出身的排序。于是，与关陇和山东士族门阀不同的一支新兴非门阀势力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而给这股新势力登台提供契机及条件的正是武后的出现。
武后为了选拔以前不为门阀士族所重视的人才，强化自己的政治基础，非常重视自隋初以来的科举制度。在当时的科举诸科目中，如何理解儒教思想内容的明经科，以及考核人们文学能力的进士科最受人们的欢迎。反映出了萌发国家意识的人开始逐步增加，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武后选拔人才不拘一格，不问出身门第，只要是有能力的人才，都作为智囊招揽到自己身边。这些人被称为“北门学士”。武后对这些北门学士充满期待，盼望着他们在将要来临的新时代中发挥引领方向的作用。
女皇的王朝：武周政权的建立
一步一步着实地强化自己权力的武后也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反抗。首先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太宗朝老臣们的抵制；接着又有光宅元年（684）李勣之孙李敬业的叛乱；此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唐室系统人物的起兵、闹事等阴谋。可是总的说来，所有的抵抗和反对行动大都是零星或分散的，最终都被各个击破。在武后的铁腕及谋略面前，反对者们只能忙于招架，毫无还手之力。唐朝体制的软肋通过这件事情也暴露无遗。
弘道元年（683）年底唐高宗去世。武后并没有马上开始活动登基之事，而是自己先成为皇太后，让儿子继承皇位。但与此同时却丝毫不放权，开始为自己登基做各种准备。先是设置了一个叫做“铜匦”的意见箱，奖励告密行为。同时启用一些被称为“酷吏”的无赖流氓之辈来对付反对派，实行恐怖政治。另一方面，让人偷偷制作了记载天意的宝图（天授圣图），并安排让其显现于洛阳附近的洛水之中；同时又复原建造了上古周代的政事堂即明堂；另外还创制了约二十个独特的文字——则天文字在全国推行。除此之外，在全国各地设置大云（经）寺，并在每个寺院配备佛典《大云经》，以祈祷和平佛国的到来一事，也出现在这一时期。
32 则天文字
经过上述这样一些充分的准备和表演以后，天授元年（690）九月，武后正式建立了新王朝。因其定国号为“周”，所以一般又把这次政权更替称作“武周革命”，唐朝的命脉因此而在一个时期内中断。此时的武后年龄尽管已经六十七八岁了，但无论身体还是精神都还没有衰老。中国历史由此开始迈入了唯一的女皇时代。
皇后和皇帝时期加起来，武后的时代前后总共有半个世纪。在进入武后时代的后半段以后，在政治方面总体上来说是向内政倾斜。长期处于政治风暴的中心漩涡之中，使武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而她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永淳元年（682），长期盘踞在阴山山脉（位于今天的内蒙古境内）一带的突厥脱离唐朝控制宣布自立，拥戴骨咄禄为可汗，建立突厥第二汗国。就像是受到了这一变动的影响一样，万岁通天元年（696），居住在营州（位于今天的辽宁省）附近的契丹族也发动了叛乱，借着这一机会，已被迁徙到营州一带的高句丽、靺鞨系统的遗民们逃出营州，为其后的渤海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参见本书第九章最后一节）。
33 升仙太子碑 出自于武后之笔的碑文拓本。一笔漂亮的字
在周边民族的动向急剧变化的同时，武周王朝的内部统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统治体制的末端，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等几大支柱都开始出现动摇，社会的质变过程开始加速展开。其结果，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生活在体制末梢的一般民众，从这一时期起，不少人开始离乡背井，走上了逃亡之路。当女皇登场的光环吸引了人们眼球之际，其实在律令统治体制的根基部分，腐蚀也正在加剧进行。
武韦之祸的时代
神龙元年（705）正月，拥戴皇太子的政变部队冲入洛阳城的北门玄武门，挺进皇宫，包围了武后的宫殿。政变部队起事的名目是“清君侧”，他们把武后宠爱的张易之兄弟看作君主身边的奸贼，决心除掉他们。由于这场政变，武后被软禁起来，武周王朝宣告终结，唐朝再度复活。在政变士兵的背后，推动这场政变的中心人物有宰相张柬之等人，他们都是通过科举提拔起来的官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武后为了强化自己的政权而培养提拔的科举官僚，现在倒反过来推翻了武周政权。
政变以后即位的唐中宗是一个非常软弱的男人。不，或许应该说成是因为女人们过于强大了。中宗的妻子韦后与婆母武后一样，也是一个权势欲极强的女人，她的女儿安乐公主则作为一位成不了皇太子的皇太女，一直怀抱有要当女皇的野心。另外，在这一期间活跃的还有一位名叫上官婉儿的女性；进而还有中宗的妹妹太平公主也有着很大的潜在影响力。其中，韦后母女尤其猖狂，她们为了敛财和扩大自己的权势，竟然疯狂地卖官鬻爵，随心所欲地给人封官许愿，当时称此为“墨敕斜封官”。最终结果，韦后母女决定走一条与武后同样的道路，景龙四年（710）六月，韦后母女毒杀了挡道的中宗。
然而，与当年武后为了夺权而慎重地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工作大不一样，这次韦后母女的弑君行为却迅速引起了反弹，中宗的侄子李隆基立即起兵铲除了韦后一党。随后李隆基拥立中宗的弟弟，即自己的父亲为皇帝（睿宗），自己成为皇太子。但是，女人们的弄权并未就此结束，太平公主还在，她笼络住哥哥睿宗而掌握了实权，进而开始想方设法削弱李隆基的权力。觉察到了危险的李隆基先下手为强，于先天二年（713）七月出兵迫使姑姑太平公主自杀。
34 传说中的天武天皇、持统天皇陵墓 与武后、韦后同一个时期，在日本有持统女皇，新罗也有女王的政权出现。在当时的东亚地区，是否存在着一种要把女性推上政治舞台的时代氛围呢？
至此，女性翻弄并主导政治的时代告终，男人们再次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从武后到韦后，接连不断由女性唱主角的这一时期是后世人们最忌讳、最不愿意提起的一个时代，一般通称之为“武韦之祸”。然而仔细考虑一下我们不禁要问，女性们能够如此生机勃勃地积极参与并投身于政治的时代，除了这一时期之外，中国历史上难道还能找得出其他的时期吗？那么，为什么这一时期会出现这样一个由女性主导的时代呢？
尽管这不是简单几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事情，但是我们据此至少可以了解到，在唐代社会之中，应该存在着可以包容女性上述行为的土壤及环境。因而，即使女性们掌权或者弄权，这个社会却未必会出现激烈的反弹。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就好像是跟武后等人约好了一样，在同一个时期的日本有持统天皇（女皇，690—697年在位）登场，稍早一些的七世纪中叶，在新罗也先后有善德女王、真德女王的政权出现。那么，在当时的东亚地区，是否存在着一种要把女性推上政治舞台的时代氛围呢？
盛唐时期的光与影
开元新政
唐玄宗击败姑姑太平公主而掌握政权以后，又过了半年时间，到同年（713）十二月，玄宗将年号改为“开元”。因而通常提起玄宗统治时期，就意味着开元时代的到来。在唐代的皇帝之中，玄宗在位时间最长，共达四十四年之久。其中开元时期从713年至741年，总共二十九年时间；其后改成“天宝”年号以后，玄宗治世又持续了十五载（即到756年为止。另外从天宝三载（744）到至德三载（758）之间，玄宗改用“载”字来称呼和表记“年”）。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玄宗才让位于儿子肃宗。
唐玄宗名字叫李隆基，是睿宗的三儿子。李隆基于武后执掌实权的垂拱元年（685）出生在洛阳。所以在起兵发动政变铲除韦后等人时，李隆基还仅仅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就因为这件事，他跨越兄长成为皇太子。继承皇位以后推出开元新政的时候，李隆基也只有二十九岁。李隆基当上皇帝的过程与他的曾祖父太宗很相似，即也不是按照嫡长子继承的顺序，同时他也排挤掉了自己的父亲。李隆基在成为皇太子之前是临淄王，他长期住在在外地，经常骑马到郊外去接触百姓，熟悉民情。而且他生来性格豪爽，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因而在皇族当中显得非常突出。
人们对于刚刚登上舞台的这位年轻的皇帝充满了期待，盼望他能力挽狂澜，改变由于“武韦之祸”带来的体制的动摇状况；希望他能克服并解决由于新兴地主阶层的兴起而带来的社会矛盾。于是，唐玄宗首先将政务委托给了两位宰相：姚崇（本名元崇，字元之）以及稍后一些的宋璟。仿照太宗朝宰相的“房杜”（房玄龄和杜如晦）之例，这两名代表开元之治的宰相也被连称为“姚宋”。尽管合称“姚宋”，实际上两人的政治手法却大相径庭。姚崇随机应变，做事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与姚崇相比，宋璟则是巧妙地运用法律法规，稳扎稳打。两人的特点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这一时期社会的稳定。
35 姚崇（右侧）、宋璟（采自《新刻历代圣贤像赞》） 玄宗开元之治时的名宰相
虽然姚崇进入官场与其父亲的地位有关，属于“恩荫”系统（即凭借父辈的官位、家世、影响力等进入官场的系统）上来的人，然而他之所以被提拔为宰相，却是因为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受到了武后的赏识的缘故；宋璟则属于科举出身的官僚。在他们两人之后出任宰相的张说、张九龄、源乾曜等人也都是科举系统出身的官僚。其中，张九龄来自于此前从未出过名人的岭南韶州（位于今天的广东省）的地方官吏之家；源乾曜则是出身于与关陇系统的立场接近的北方游牧民族。因而可以说，武后以来不拘家世门第选拔人才的做法，到了开元年间已经全面开花结果。
虽说如此，然而对于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身边发生的财政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通过科举上来的官僚们却没有明确的方略，同时也缺乏干劲。宋璟虽然长期担当朝政，对这些问题也拿不出一个明确的方针。科举官僚大都是出身于重视文学素养的进士科，在财务方面却未必擅长。加之由于他们与各地的新兴地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往往站在与国家利益有冲突的立场上。于是，要想重新修复并振兴唐朝的统治体制，就必须寻求与他们不同类型的人才。在这一方面，先是宇文融崭露头角，其后又出现了李林甫。
宇文融与张说
如果追溯一下宇文融的出身，可知他的祖先与北周皇室宇文氏有关，其家世门第在唐代则属于代代出高官的关陇系统主流，因而他也是属于“恩荫”系统。宇文融从都城长安附近富平县的一个官吏跃身于政权中心乃是开元九年（721）之事。当时，伴随着“逃户”（流民）的增多，带来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即税役减少。摆在唐朝统治者面前的是，究竟应该如何应对这一问题？实际上，关于逃户的问题，在武后时期已经有人指出过，但是究竟如何解决才好，却一直没有任何具体方案。于是，宇文融出来提议，首先需要彻底摸清逃户的具体情况，玄宗采纳了宇文融的这一意见。
调查逃户的实际状况也就是查户口，这项工作叫做“检括户口”或者“括户”。当时把正式登记在户籍里的良民叫作“主户”，而对于从主户处逃亡出来，依附寄居于其他主户之下的人，则称作“客户”。宇文融担任劝农使以后，将部下的劝农判官派到全国各地，致力于把握这些从户籍里漏掉的客户。其结果，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末为止，共检括出客户计八十万户，从这些新依附的客户身上征收的税钱竟达数百万钱。即便减去这一数字中或许存在的个别虚夸部分，这也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超过当时统计的全国户数的十分之一（根据开元十四年的统计，全国户数不到七百零七万户）。
宇文融最初采取的方针是让这些逃亡的农民返回原籍，回到原来的主户那里；后来又采取了在逃亡农民的寄居地将其按照客户加以登记的办法。不管哪一种方法，目的都是要把这些人重新纳入国家管理之下。由于接受逃亡农民作为客户的主户主要都是各地的新兴地主阶层，因而宇文融的上述括户政策，马上遭到了与新兴地主阶层利益有着紧密联系的科举官僚的激烈反对。
反对派的急先锋就是张说。张说是继姚崇和宋璟之后，最为玄宗所信任的一位宰相，也是一位精明能干而且极为现实的官僚。张说的现实主义表现在：他认为只要在追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适合现状的对策即可。无需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去重新考虑如何解决问题。譬如，当府兵制陷入了功能不全的困境时，为了都城的守备防卫，张说便马上建议实施新的兵制——募兵性质的“
骑”。因而，对于图谋变革现状的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张说遂十分反感，从各个方面加以反对。
36 玄宗皇帝画像（《望贤迎驾图》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画面中央拄杖的白衣老人是玄宗。从四川蒙尘返回时的情况。画面中央靠左侧的人也许是肃宗
从开元十四年（726）左右开始，两者的对立发展成为激烈的政争，不少人都卷入其中，并且一直持续到开元十七年（729）前后。在这一期间，宇文融与山东贵族后裔，也同样属于恩荫系统的崔隐甫携手，曾经一度让张说下台。但其后，以其与崔隐甫组成朋党即徒党为由，宇文融受到了贬官的处分。而后不久宇文融虽然再次复职为宰相，然而他的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的作风导致树敌过多，复职后仅仅百天即被再次放逐到地方，其后死在了外地。而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张说也离开了人世。
在开元中期这场政争之中，其他几位宰相的状况以及基本态势如下：宋璟远离是非中心；源乾曜倒向宇文融；张九龄则支持张说。而玄宗则采取了脚踩两条船的做法。可是，政争的结果并未使财政紧张这一课题获得解决。在宇文融下台以后，据说玄宗曾生气地对宇文融的政敌们说：“让宇文融下台了，然而重要的国家财政紧缺问题该如何是好？”[5]对于玄宗来说，一方面因为深感浮华之下隐藏着的律令体制变质危机，同时也为了保证自己的奢侈生活，无论哪一方面都急需强大的财政来作为后盾。因此，玄宗再也无法赞同科举官僚们肯定现状的路线，遂渐渐疏远了这些科举官僚。在当时，深刻地理解了玄宗转换大政方针的人只有李林甫一人。
李林甫与杨贵妃
把李林甫推向政治舞台中心的人是源乾曜以及宇文融。李林甫也是“恩荫”出身，他家属于关陇系统的名门，乃李唐宗室的分支。仅从这一点来说就和宇文融处于同一个立场，因而在整张说时，两人行动一致。只是，李林甫虽然也擅长于理财，却并不具备像宇文融那样要变革体制的积极性。李林甫出头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善于猜度玄宗的意向，同时以“口蜜腹剑”的做法威胁压制周围的人。
李林甫得到玄宗信任的契机源于玄宗的爱妃武惠妃。玄宗原有王姓皇后，因故被废黜，皇后之位一直空缺。玄宗有意让武惠妃当皇后，但因武惠妃是武后一族，反对的声音很强，玄宗只好作罢。不得已武惠妃便开始策划要让她的儿子寿王李瑁当皇太子。为此必须要废掉现任皇太子李瑛，李林甫遂参与了此事。在李林甫的策划下，皇太子被废黜，武惠妃达到了目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玄宗却不同意立寿王李瑁为皇太子，而是从皇子中间选择了最年长的忠王李屿。在这一期间，武惠妃在失意之中死去。
在这件事情上李林甫判断失误，押错了宝。李林甫因而非常担心李屿这位皇太子将来成为皇帝以后自己的处境。这时，杨贵妃的出现救了他。原来自从武惠妃去世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唐玄宗的心里一直感到很空虚。应该填补这个空隙，于是有人向玄宗推荐说寿王李瑁的妃子杨氏是一个绝世的美女。玄宗和杨氏一见钟情，魂不守舍。自此以后玄宗不再操心国事，完全沉溺于两个人的世界，所有的政务都交给了李林甫。
37 武惠妃、杨贵妃系统图
此事发生在天宝三载（744），当时玄宗六十岁，杨贵妃二十六岁。此事与武后事二夫的行为同样，把儿媳妇抢过来作为自己的妻子，这种在通常绝不会被允许的行为在此公然又肆无忌惮地出现了。
自此之后，李林甫大权在握，独揽朝政，并且一直到天宝十一载（752）去世为止，他始终没有撒手权力。李林甫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根基，将任何可能成为对手的人都消灭于萌芽状态。尤其是对于科举出身的官僚更是穷追猛打，等最后扳倒张九龄以后，在政权中枢里已经不再有科举系统官员的影子了。另一方面，李林甫还废除了之前任命有才干的文官担任守备边境的节度使，然后再抽调其进中央担任宰相这一选拔官员的渠道，代之以任用外族（非汉人系统）出身的武将担任节度使。这些外族出身的节度使大都是目不识丁的武夫，无法胜任宰相职务，因而李林甫无需担心他们会威胁自己的地位。
38 华清池（陕西省临潼县） 玄宗和杨贵妃的寻梦之地，现在成为旅游胜地
于是，聚集在李林甫周围的大都是趋炎附势、唯唯诺诺之辈。然而其中也还是出现了李林甫没有料想到的问题。这就是作为镇守边关的幽州（今天的北京）节度使而崭露头角的杂胡（混血胡人）安禄山以及杨贵妃一族的杨国忠的存在。他们以玄宗对杨贵妃的恩宠为后盾，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最终发展到开始威胁李林甫地位的地步。在这些新宠儿步步紧逼的脚步声中，因恩宠而掌握大权的李林甫离开了人世。
安禄山与杨国忠：恩宠政治与义父子关系的意义
在玄宗统治后半期的天宝年间，安禄山和杨国忠登上了政治舞台。自此以后，他们二人便深深地介入到了政治之中。这两个人与之前争夺政治主导权的科举系统官僚及关陇门阀系统（恩荫系统）官僚相比，都完全不一样。
安禄山是一个混血儿，母亲为突厥人，父亲是粟特人。其后母亲带着他嫁给突厥的安延偃，于是便姓了安。关于其出生成长以及走向社会的地方，史籍大都语焉不详。根据史书上说他是“营州柳城杂种胡人”，因而我们理解他应该是在营州（位于今天的辽宁省）附近长大的。营州一带是一个多民族交汇之地，聚居着旧高句丽系统、契丹以及突厥等各个民族。开元年间的一个时期之内，唐朝为牵制朝鲜半岛的新罗和东北地区的渤海等，曾在此设置过安东都护府。在这样一个充满国际色彩的环境中，安禄山掌握了可以熟练使用六种“蕃语”的能力，因而得以担任低层官吏“互市牙郎”，负责各民族的交易以及调停。
其后，安禄山投身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帐下，因功受到赏识，成为张守珪的义子（养子）。自此以后，安禄山一路顺风，迅速得到升迁，在历任以营州为据点的平卢兵马使、营州都督等官职以后，天宝元年（742）终于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以此为契机，安禄山得以入朝，与玄宗以及杨贵妃建立了关系。他为了更进一步强化这种关系，还恳请杨贵妃收自己为义子（养子）。
关于安禄山还有一段经常为人提起的小插曲。据说安禄山入朝以后，总是先拜杨贵妃，然后再拜玄宗。玄宗感到奇怪，询问其原因。安禄山回答说：“胡人先母而后父。”以此博得玄宗的欢心。安禄山以自己的胡人身份，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与玄宗的亲子（义父子）关系来取悦于玄宗，并且进而又以玄宗的恩宠（宠爱）为后援，最终发展到进一步同时兼任范阳（幽州）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的地步。
39 胡腾舞图（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出土） 胡人正在跳着具有强烈异国风情的舞蹈
另外一人杨国忠，蒲州永乐（位于今山西省）人，出身于一般家庭，从年轻时就是一个热衷于吃喝玩乐的游手好闲之徒，在他突发奇想而投身蜀军（四川）期间，正值其堂妹杨贵妃受到玄宗宠爱之时，于是杨国忠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杨国忠精于算账，在财务方面有出色的表现。自不待言，这些都是因为背后有杨贵妃的存在，他才得到玄宗的青睐及恩宠。天宝十载（751）杨国忠任剑南节度使（今天的四川省）时，出兵讨伐云南的南诏，结果大败而归。因为有杨贵妃做后盾，他既没有下台也没有受到处分，最后，当李林甫一死，杨国忠便趁机执掌了中央的全权。
新登场人物群像及其意义
上面提到的安禄山、杨国忠两人，无论从其出身还是晋升过程，都是以前所未有的形态而进入了最高权力中枢。而将他们推到这一步的契机，主要是虚拟的亲子（义父子）关系和皇帝的恩宠。这两者是一种表里的关系，都是在公共秩序中以私的方式结成的一种个别的上下关系。由此出发，历来对这一现象的理解是：此乃旧的身份关系的表现，是在不稳定的权力形态之下的父系家长式秩序的重编。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忘记的是这一时期的具体状况。在律令支配体制无法对应社会变化的过程中，唐朝开始设置了一种此前从未有过的、被称之为“使职”的官职，即所谓“令外之官”。以负责镇守边境的“节度使”为代表，担当大区行政的“经略使（按抚使）”等“使职”开始随意设置。进入玄宗时代以后，有关“使职”的增设以及将其作为正规官职化的倾向则进一步加速。众所周知，从一开始，律令官制就是在吸收了旧门阀贵族阶层的影响以及贵族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实际上，旧门阀贵族阶层的社会影响力正是在律令体制庇护之下才得以延续了下来。从而律令体制的动摇，实际意味着剥夺了旧门阀贵族阶层的社会影响力。这种状况说明了什么呢？应当是说明了皇权的提高——换言之即脱离了旧门阀贵族阶层制约的皇权的提高。
如果我们可以从上述的角度来观察问题的话，那么我以为，对于上述义父子关系及恩宠关系，与其从负面来理解——即将其按照旧的私人的个别性的结合来加以理解，还不如赋予其积极的地位，即把这两种关系看成是摸索建立以皇帝为中心的新权力形态的第一步。更何况，当时由于“使职”的出现，必须确保新的人力资源。而只要是在相关的遴选体制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就势必无法避开上述那种通过个别关系来选拔人的做法。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物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个将要来临的大变动时代的先声。
[1] 自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著名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于二十世纪初提出“唐宋变革论”以后，经过百年来的研究讨论，认为唐宋之际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或变化的观点已经成为日本史学界以及欧美学界的主流意见，在中国史学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研究者们关于唐宋变革的性质却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目前日本史学界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种意见认为唐宋之际是由“中世”向“近世”的变革；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其是由“古代”向“中世”的变革。因而本书作者在此作如此表现。有关日本史学界所说的“唐宋变革论”的具体内容，中文论著可以参照刘俊文主编的《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此外，本书作者在末章里也简略地涉及这一问题，可一并参照。
[2] 参见《资治通鉴》卷198，贞观十六年四月条。
[3] 即魏徵《十渐不克终疏》。
[4] 在日本最为流行的称呼是“则天武后”，本书原著的大部分地方包括小标题也都使用了这种称呼。但鉴于这一称呼并不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所以在本书译文中主要使用“武后”这一叫法。
[5] 《资治通鉴》卷213开元十七年十月条原文为“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贬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