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安史之乱后唐代后半期的局势

安史之乱始末

安禄山起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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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四载(755)旧历十一月甲子(九日),按照新历来说是十二月十六日,一个寒冬刺骨的夜晚,现在北京附近的范阳(幽州)驻扎的十五万大军急匆匆地开出了营房。大军的骨干是安禄山一手培养起来的“曳落河”士兵,其他除了汉族士兵以外,主要是同罗、奚、契丹、室韦等北方通古斯系的少数民族出身的士兵。第二天早晨,安禄山检阅了集结于城南的军队,宣布此次出兵是为了清君侧,即讨伐在皇帝身边把持朝政的奸贼杨国忠。他把留守范阳的任务交给心腹史思明,随即命令全军立即开始行动。于是,一场极大地撼动了历史进程的叛乱就此拉开了帷幕。

叛军自河北南下,一路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十二月十三日攻陷唐东都洛阳以后,安禄山旋即于次年(756)正月元旦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改年号为圣武。同年六月,叛军攻克唐军老将哥舒翰以二十万兵力把守的通往长安的最后一道防线潼关,随后占领长安。此距安禄山树起叛旗仅仅半年时间。

安禄山发动叛乱的消息,仅仅六天以后就传到了正在华清宫的玄宗耳中。听到这一消息以后,安禄山的死敌杨国忠暗自发笑说,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然而,当官军与安禄山叛军实际交手以后就马上发现,在实战经验丰富的叛军面前,官军几乎没有招架之力。官军节节败退,好容易在潼关才勉强稳住阵脚,阻止住了叛军的进攻。但其后,负责守卫潼关的哥舒翰在杨国忠的逼迫下被迫出潼关作战,结果一触即溃。因为这二十万官军都是由临时征集的士兵组建而成,几乎完全没有战斗能力。

可是,对于安禄山来说,这一期间也在他意想不到地方出现了障碍,即常山郡的长官(太守)颜杲卿的反抗。常山郡位于河北中部连接幽州和洛阳的道路上,乃是向西经过土门(井陉关)便可通往太原的一处交通要冲。颜杲卿就在安禄山率军进入洛阳前后时,杀掉了安禄山安排的土门守将,树起了反抗的大旗。这是在河北出现的第一次反安行动。然而这次反抗并没有等来翘首以待的唐朝援军,不到二十天遂为史思明所击败,颜杲卿及其族人等被带到洛阳安禄山处。颜杲卿在洛阳被公开处死时,尽管手脚被砍断,但直至断气为止仍对安禄山骂声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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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安史之乱叛军进攻路线、唐朝方面的撤退路线图

颜杲卿的反抗行动具有很大的意义。直接的效果是点燃了整个河北地区反抗的火种。在这一方面,颜杲卿的堂弟,时任平原郡太守的颜真卿起到了积极的组织领导作用。与此呼应,在河南地区,淮扬郡的张巡等人率领的武装力量也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作战和周旋。由于各地的这些抵抗,安禄山叛军进攻唐军的势头明显减弱,同时也阻止了叛军南下唐朝经济基地江南地区的企图。不仅如此,为反抗安禄山而集结起来的这些力量,实际表现了隐藏在各地新兴地主阶层和民众中的潜在势力。在唐代后半期的河朔三镇等地方势力与中央之间的相互角力关系上,这些潜在的势力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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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潼关 保卫长安的要冲,位于长安以东约120公里处。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叛军破潼关攻入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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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唐颜真卿书《祭侄文稿》 书法名作。“祭侄”的“侄”指的是颜杲卿的小儿子颜季明。侄子颜季明因抵抗叛军被安禄山残忍地杀害,在这篇文稿中,颜真卿对此的悲痛和悲情跃然于纸上

玄宗蒙尘与唐朝的反攻

哥舒翰潼关失守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京城。从潼关到长安的直线距离为一百二十公里,叛军进军的话,几天就可以到达。玄宗一边对外做出要御驾亲征的样子,另一方面却带上杨贵妃及其一族和一部分禁军,一大早就悄悄地离开长安往西边逃去。然而当一行人马向西走了大约七十公里左右到马嵬坡时,禁军士兵的情绪状态开始出现异样:为什么会导致现在这种状态?士兵们的不满终于爆发出来,矛头直指杨氏一族。于是,杨国忠首先成为替罪羊被杀死。但士兵们的愤怒并未因此而平息,认为杨贵妃也应该同罪。玄宗不得已只好命令高力士在附近的佛堂里绞杀了杨贵妃。当时杨贵妃三十八岁。这位曾让被誉为明君的玄宗发狂,并由此改变了唐朝命运的绝世美女杨贵妃,最后的下场竟是如此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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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郭子仪(采自《三才图会》)

玄宗当时已经是七十二岁的高龄,在痛苦地经历了放弃都城、处死心爱的女人等煎熬之后,最后仓皇地逃到了四川的成都。在他的身上看不到领导者应有的魄力和决断力。取而代之,皇太子李亨留了下来,担负起了指挥与安禄山作战的任务。皇太子一行本来打算返回京城,但没有成功,七月份将据点移至朔方节度使所在地灵武(位于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而且旋即尊玄宗为太上皇,皇太子本人则在没有得到传国玺(即先皇的印玺,以此承认皇帝即位的合法性)的情况下继承了帝位,这就是肃宗皇帝。虽说这是在紧急的状态下为了收拢人心的特别举措,但也可以说是唐朝皇帝换代时的一种政变形式。另外,肃宗也是玄宗的三男,并非嫡长子。肃宗即位以后才派使者赴成都,取得了玄宗的事后承认。

在玄宗逃离之后大约过了十天左右,安禄山叛军占领了长安。安禄山本人留在洛阳不动,派出部下去管理长安。另一方面,肃宗发动了反攻,从河北战场抽调回了郭子仪的部队,集中兵力准备夺回长安,但是仍然感觉到力量不够,无法打败凶猛的安禄山叛军。于是便和回鹘交涉借兵事宜,到年末时,数千名回鹘士兵前来加盟唐军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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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王者出行图(北庭高昌回鹘佛寺壁画) 画面中表现了回鹘军队行军的情景

次年(757年)正月,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害,叛军内部的不稳定加剧。关于安禄山之死的主要原因,似乎是眼睛的疾病和恶性肿瘤引起他性情暴戾无常,加之围绕继承人的矛盾等几件事情交织在一起所致。虽然安禄山死了,但唐朝方面的状态依然没有什么改观,直到九月以后才终于集结了二十万大军发动进攻,成功地收复了长安。而此时距离长安失守已经过了十五个月。

收复长安以后的唐军乘胜进攻,第二个月就进入了洛阳城,从而给彻底平定叛乱带来了曙光。可是,这一势头并未能持续下去。之前回鹘出兵助唐时,与唐朝之间曾有一个约定,即收复洛阳以后,回鹘士兵可以放开抢掠三天三夜。现在回鹘兵热衷于此事,不再向前推进。另一方面,这一期间从洛阳逃出去的安庆绪在黄河以北的邺城(安阳)重整了部队。等唐军整顿好二十万大军追去的时候,已经到了一年之后即758年的九月。而这一时期在叛军方面,从范阳南下赶来救援的史思明已与安庆绪汇合。到次年(759)三月为止,双方在邺城一带展开了拉锯战,最终结果唐军失败。唐军失利的原因一是由于部队都是临时征召而来,二是因为尽管唐军以郭子仪为总帅,但却令出多门,缺乏统一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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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安禄山系谱图

叛乱的平定与河北的局势

安阳(相州)之战失败以后,唐军土崩瓦解。与安庆绪会师的史思明再次进入洛阳,与安禄山同样,宣布登基成为大燕皇帝。经过战火多次洗劫的洛阳,此时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争夺的东西了。鉴于上次长安失陷的教训,唐军强化了洛阳以西的陕州、潼关一线的防卫,以阻止史思明军队的西进。两年之后(761)的三月,与安禄山同样,史思明也被其子史朝义杀害,而且原因也是因为继承人问题。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人,就好像是同一颗星宿所生一样,无论是在位的时间,还是死的地方,以及都是被自己亲生儿子所杀等方面都如出一辙。他们俩的死亡,其实也预示了后来的藩镇军将的继位换代之难。

其后,双方僵持不下,大约有一年左右时间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宝应元年(762)四月,取代肃宗的唐代宗即位,唐军旋即开始酝酿大反攻。十月收复洛阳以后,唐军一鼓作气北上,乘胜追击逃亡中的史朝义。唐军的前锋是一个名叫仆固怀恩的铁勒出身的武将,他在就地安顿投诚的史朝义属下部将的同时,对史朝义则穷追猛打。最后史朝义被追得走投无路,终于于宝应二年(763)正月在范阳东边的一个地方自杀(关于史朝义死亡的时间地点,以及死亡的方式等有各种说法,在此从《资治通鉴》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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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史思明哀册(北京史思明墓出土) 所谓“哀册”,就是指写在玉片上的一种墓志。内容是哀悼史思明之死

至此,满打满算前后持续九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就此结束。然而,由于唐朝对于投降的叛军部将以及他们的部下采取了就地安抚的政策,因而在支持叛乱的河北地区,从北边算起,分别设置了李怀仙的卢龙(幽州)、李宝臣(原名张忠志)的成德(恒冀)、田承嗣的天雄(魏博)、薛嵩的昭义(相卫)几个节度使,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再度统一。在唐朝看来,朝廷长时期被战祸困扰已经疲惫不堪,此举乃不得已而为之。可是这一举措却给唐朝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上述四个节度使之中,除了昭义节度使以外,其余的三个节度使都拒绝屈从于唐朝中央,并且互相呼应,对抗中央政府,给唐朝后半期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历史上将此称作“河朔(河北)三镇”。

一代枭雄安禄山及其盟友史思明,两个人以一介胡人之身,挑战庞大的大唐帝国,并且肆意蹂躏这个帝国,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大燕。这场动乱充分暴露了唐朝统治体制的弱点,唐朝作为一个大国的威信扫地以尽。可是,面对着如此震撼和晃动大厦根基的巨大动乱,唐朝却并未因此而瓦解或沦为一个地方政权,而是再度崛起,尽管举步维艰,作为全国的统一政权,唐朝在此后依然继续维持了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唐朝这种令人惊叹的自我恢复能力提醒我们,不能忘记在唐王朝体制之中存在着一种强大的柔性构造。

叛乱留下的痕迹与影响

自不待言,唐朝之所以把首都定在长安,其最大的理由是因为长安位于四面有屏障的关中盆地。在唐朝的前半期,唐朝在关中设置了许多军府(折冲府),并以其军事力量控制全国。然而随着府兵制瓦解,唐朝为了镇守边关而在边境一带设置了拥有军队的节度使以后,这种内外的军事平衡就开始被打破了。安史之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最终结局是潼关被破,自唐朝建立以后从来没有经历过外敌入侵的长安,因此而卷入战祸之中。

长安一旦暴露出了弱点,其后就不可避免地经常成为被直接攻击的对象,这也可以说是安史之乱留下的一个后遗症。先是安史之乱平定后的当年十月,吐蕃自西而来攻陷长安,并占领长安十余日。这主要是因为,由于原来配备在西线的部队大都被抽调去讨伐安史叛军,因而防守薄弱的西部防线轻易就被吐蕃所突破。吐蕃攻入长安时,代宗在宦官鱼朝恩率领的神策军的护卫下逃到了陕州避难。

接着在广德二年(764)到永泰元年(765)之间又发生了仆固怀恩的叛乱。仆固怀恩乃是平定安史之乱最大的功臣之一。唐朝派往回鹘借兵的使者就是仆固怀恩,此外如前所述,最终给平定安史之乱画上句号的也是仆固怀恩。尽管如此,叛乱平定之后,仆固怀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及待遇。由于他的女儿嫁给了回鹘可汗,同时他在追赶史朝义的过程中,安慰并就地安置了投降过来的史朝义部将,据说这些事情都成为朝廷怀疑他的原因。于是,失去了朝廷信任、走投无路的仆固怀恩无奈在灵武(位于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聚集兵士,同时与回鹘及吐蕃取得联系,向唐朝举起了叛旗。其后因仆固怀恩在向长安进军的途中病死,叛乱宣告失败。但吐蕃却乘机再次逼近长安近郊,给长安城中造成了极大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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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胡人俑(唐三彩) 与胡人安禄山、史思明作战的唐军方面也有回鹘、阿拉伯出身的士兵。安史之乱表现了异民族能量的相互碰撞

在从安史之乱到这一时期的整个过程中,究竟有多少异民族(非汉族)出身者登上了中国这一大舞台呢?叛乱一方自不待言,胡人安禄山、史思明,以及他们下面以“曳落河”等北方民族出身者为主体的兵士们都是异民族。即使从唐朝方面来看,唐军中有大量来自回鹘、大食(阿拉伯)以及西域的兵士冲锋陷阵,又有哥舒翰(突骑施出身)、高仙芝(高句丽出身)以及前面提到的仆固怀恩等众多的将军指挥作战。

大体上说来,唐朝的做法是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安史之乱实际上为这些异民族出身者的能量释放提供了一个空间。吐蕃稍晚一步也加入了其中。然而到最后,仆固怀恩却被排挤出局,汉族出身的郭子仪则成为最有实力的军事统帅。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唐朝决心抑制过度活跃的异民族,重新建立以汉族为主轴体制的一种倾向。

其后又隔了一段时间,到了德宗的建中四年(783),淮西节度使(治所是蔡州,位于今天的河南省)李希烈发动叛乱。为了平叛,唐朝调动了位于长安西北部的泾原节度使的兵力。然而,泾原节度使的部队在路过长安时,向朝廷提出了改善待遇的要求,在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愤怒的士兵冲进长安城中闹事,最后拥戴一个名叫朱泚的人为领袖,发展成为叛乱。德宗在一部分士兵护卫之下,匆忙逃到奉天(今陕西省乾县)。到第二年为止,德宗将近一年时间一直处在流浪之中。

上述这一事件乃是在长安发生的最后一次动乱。之后的一个世纪之间,在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却再也没有出现或发展到过诸如长安被外族占领,或者是皇帝蒙尘(蒙尘的意思是天子为避难而逃离皇宫)等不得已的事态。究其原因,可以指出以下几点:公元780年实施的新税制“两税法”的深入普及,使得中央财政稳定起来;与此相呼应,中央禁军统一为神策军,并进行了扩充和强化。这实际上是变换了形式的关中本位体制的复活。那么,唐代的中兴究竟是如何展开的呢?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将在下一小节里进行观察和论述。

两税法与藩镇体制:通向财政国家之路

河朔三镇与平卢节度使

安史之乱使得唐朝的性质为之一变,并给其治下的社会予以了深刻的影响。虽说安史之乱已经被平定,但在叛乱的根据地河北道(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一带)还残留着河朔三镇。以河朔三镇为首,其周边的一些藩镇也卷了进来,他们一直拒绝服从唐朝中央的领导。另一方面,社会基础分化,流亡的民众造成户籍制度瓦解,征税体系陷入名存实亡的状态。在这样一种内外交困的严酷情况下,唐朝是如何走入复兴→中兴之路的呢?

前节已经提到,在安禄山刚刚起兵时,河北地区的官民曾反复进行了激烈的抵抗,然而一年之后就被叛军镇压了下去。自此以后,对于唐朝来说,河北就成为一个支撑着河朔三镇的反对派(反唐)基地。说起来,河北一带对西边的关中一直抱有强烈的对抗情绪,同时无论是物产还是经济力量,河北也都远远胜于关中。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在幽州等地,安禄山和史思明仍然被老百姓当作神来祭祀着。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反中央的意识从背后刺激和激励着河朔三镇。

在三镇当中,卢龙(幽州)节度使李怀仙是出身于柳城(营州)的胡人,曾效力于契丹。参加了安史之乱叛军,最后在他担任燕京(幽州)留守一职时投降唐朝。一般认为,李姓当是他降唐以后,唐朝给他的赐姓。关于他之前的姓氏我们并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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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河朔、平卢等藩镇分布示意图

成德(恒冀)节度使李宝臣是居住在范阳(幽州)的奚族(通古斯族系统),原来的名字叫张忠志,在一段时期内还姓过安,李宝臣的名字也是来自于唐朝所赐。他之所以姓过安,不用说是因为他做过安禄山义子(养子)的缘故。他乘乱据有河北中部的恒州一带,降唐以后被委以节度使。李怀仙和李宝臣两个人都是非汉族出身,在权力的基础以及继承方面都未必稳定。剩下还有一人,即天雄(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的情况却和他们都不一样。

田承嗣原来属于平州(今属河北省)卢龙军的一个军官,安史之乱时是安禄山的得力干将。后来,在担任叛乱方的魏州刺史时被任命为唐朝的魏博节度使。他与上述两人不同之处,其一他是汉族;其二是他在这个职位上时间很长,一直到公元779年去世为止,因而奠定了坚实的统治基础,从而为他死后直至元和十五年(820)前后为止的田氏世袭统治开辟了道路。田承嗣首先致力于把握辖区内的户口状况,以壮丁十万人作为士兵,再从中选拔出身强力壮的一万剽悍士兵组成强大的亲兵,叫做“衙兵”,也叫“牙兵”。另一方面,他还在辖区内自己任命官吏负责税收,表面上服从于唐中央,称臣俯首,实际上在辖地内大搞独立王国,从军事和财政两个方面培养和积蓄与唐朝中央对抗的实力。唐朝廷对此无可奈何,只好采取怀柔政策,通过加官晋爵以及联姻等方式来笼络田承嗣。

由上述可知,在安史之乱以后的大约半个多世纪里,华北东部动向的钥匙实际上掌握在魏博节度使手中。与前述三镇并列,在这一时期势力获得扩大者还有平卢节度使。平卢节度使原来设在东北的营州(今天的辽宁省境内),由安禄山兼任。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经唐朝廷的策动而倒向了唐朝。后来侯希逸出任节度使,并于宝应元年(762)率兵转移到山东青州,从而开始了新生的平卢节度使时代。尔后势力迅速扩大。到了第二任节度使李正己的时代,发展更为迅猛,在配合唐朝中央政府的同时,其势力扩大到了整个山东。到了大历十年(775)前后,进一步发展到了从南边开始威胁到田承嗣的地步。

兴起于东北的这股势力又转而割据山东,这一点本身就很有意思。与此问题相关,值得注目的是,李正己被唐朝中央任命为“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一事。实际上,李正己是高句丽人。总章元年(668)高句丽被唐灭掉,其中一些人被强制迁徙到营州一带居住,推测李正己很可能就是属于这部分高句丽遗民。李正己的头衔乃是负责渤海国和新罗国的外交以及贸易,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即大概从这一时期开始,山东、朝鲜半岛、中国东北部之间已经被海路连接了起来,由此获得的利润对于强化权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后文中我们还要谈到,在山东半岛沿岸由于不少新罗人的入住而形成了新罗人的聚居地(参见本书第八章相关部分)。应该说,这一现象在李正己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吧。

藩镇体制的本质与历史性

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在华北东部一带有河朔三镇,加上平卢节度使,襄阳(今属湖北省)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汴宋(今属河南省)的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等也都与此相互影响,不服从唐朝中央的统治。不仅如此,以安史之乱为契机,唐朝还在全国各地设置了节度使或者观察使。节度使拥有辖区的军事全权,观察使则拥有大区的行政权。通常是由节度使兼任观察使,以观察使头衔出面时,则兼任与军事有关的经略使等头衔。一般把这些拥有军事和行政两种权力并且割据于地方的势力称作“藩镇”;将这种通过地方而制约影响中央的状况称之为“藩镇体制”。

从史籍来看,截至唐末为止,节度使、观察使已达四五十个之多,唐朝中央能直接统治的地方只限于都城等有限的区域。只是,即便是节度使和观察使的藩镇体制,并非所有的都是独立以及反对中央的,服从唐朝中央指挥的所谓的“顺地”的藩镇也很多。例如九世纪初期,作为精通财务的文官而闻名于世的杜佑、李吉甫等人,都是在担任过淮南节度使之后,又作为宰相而进入中央政界的。对于经济富裕的淮南地区和江南地区始终不放手,这正是唐朝能够继续存在一个半世纪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唐朝中央对于那些“顺地”不实行直接统治,而是要通过设置节度使和观察使来进行间接统治呢?

自不待言,其最主要原因首先是,随着中央权力的削弱,在地方的统治方面,有必要同时拥有民政和军事两种权力,以便随机应变处理各种政务及事务。此外,还有下面这一点也需要引起我们注意。即在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地方的统治是由带有将军称号(军事权)的地方长官(刺史等)来执行的;同时在隋代以及唐代前半段,总管府、都督府都同时兼有广域的军事权和行政权,并且几乎一贯如此,是各个时代的一方代表。其实节度使(藩镇)也是同样,其与前述各个时期的情况具有共同的本质。因此,考虑节度使的出现这一问题时,在强调“使职”对于律令官制的突破这一新的方面的同时,应该将眼光放得更远一些,需要将其置于魏晋以来的长时段中来加以探讨。

在国家的统治还比较松弛,统治体制的一元化整备还很不够的魏晋隋唐时期,为了补充和完善统治体系,有必要经常而且持续地保持上述这样的存在(机构)。所谓节度使,就是在上述那样一个时代的最终阶段的一种姿态,其本来其实并不具备反中央权力的性质。关于安禄山为什么以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个节度使的身份发动叛乱一事,可以解释为其正是为了打破节度使的局限。安史之乱以后,河朔三镇系列的节度使们尽管在一个时期之内曾表现出凌驾于唐朝中央之上之势,但结局却仍然是一直安居于唐朝体制的框架之内,并且一直持续至唐末。这一现象其实也正是源于节度使本来应有的状态,是基于节度使本质的一个必然性的展开。

如果考虑一下为何在“顺地”设置节度使的理由,我们也同样可以接近这样的本质问题:只要是采用了节度使(藩镇)这种形式,就不会出现要想取代唐王朝的想法及其逻辑。尽管如此,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节度使们还是积蓄了能够与唐朝对抗的实力,并留下了制约唐朝统治的一些事实。而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乃是在于他们借鉴安史之乱的教训,独占了所有的征税权的缘故。于是,唐王朝遂决定以新的对策加以反制,这就是“两税法”。

两税法的实施及其意义

前章已经提到,进入玄宗统治时代以后,民众中的逃户以及流动的倾向日益增强。宇文融通过“括户”企图改善这一状况,但最终并未获得成功。面对不断增加的守卫边疆所需的军费和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唐朝国家或是致力于确保征收现行的租庸调以及户税、地税,或是摸索扩大税收种类,然而都始终未能改变慢性的赤字状态。于是,根据裴耀卿的提案,唐朝开始整顿和改革运河漕运、仓储制度,全力以赴把滞留在江淮地区的租税运来京城。其结果,原来每年的漕运量不过二十万石左右,到开元二十二年(734)以后,每年的漕运数量增加到二百万石以上。一般将此称作“江淮上供米”,这种来自江淮的上供米乃是唐朝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

然而就在这时,安史之乱爆发了。好不容易才维持下来的唐朝课税体系被打得支离破碎,主税租庸调制早已不起作用。取而代之,乾元元年(758)根据盐铁使第五琦的建议,对盐开始实施专卖制度。其后,刘晏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扩充改善,使盐税成为占到国家税收近半的主要税种。通过来自江南的上供米及盐税,唐朝中央总算勉勉强强地应付住了安史之乱以后已经破产的财政压力。但是,为了筹措出庞大的军费,还需要出台能够取代租庸调制的土地税制。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两税法”应运而生。

两税法的实施是中国税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自古以来,课税制度的出发点都是基于下述想法:即土地是公家的东西,作为土地的回报,土地的使用者将收获物(实物)的一部分和劳动交给公家(国家)。作为这种课税制度的最高体现,有均田制(土地制度)和租庸调制(税制),征税的对象是登录在户籍上的每个农民以及他们的家庭。

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掌控的户口大幅度减少,沦为逃户的农民们作为“客户”被大土地所有者的庄园所吸收,而且显然很难再回到以前的状态。于是,承认这种现实的唐朝中央政府,遂决定按照现有土地面积的大小,实施每年夏秋两次课税,课税基准由人转变为土地(资产)。这就是根据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780)颁布的两税法。

两税法原则上规定必须纳钱即缴纳铜钱。较之历来以缴纳实物为基准的税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是对应唐代中期以来逐渐成熟的货币经济的结果。在此之前,盐的专卖税已经实行了纳钱,此与两税钱加在一起,极大地充实了国家的财政,国家又以这些金钱来负担士兵和官僚的开销。后来,江淮上供米减少,首都以及边防军所需要的粮食也采取了在当地购买的“和籴”(从民间购买粮食)的形式。我们将这种以金钱来运营整个国政的体制称作“财政国家”。“财政国家”最终形成于宋代,唐代两税法的实施则是迈向“财政国家”的第一步。

在改善中央财政的同时,两税法也有抑藩(抑制藩镇)的作用。两税法首先从唐王朝的直辖地开始实施,接下来是顺地的藩镇、进而向其周边推广。由于是按照事先定好的对象(税目)和税额来课税,因而藩镇方面就很难随意地扩大征税的范围。此外,藩镇停止了一次性缴纳辖区的上供(缴纳给中央的税钱)的做法,改为由属下的州县分别上供。这是因为藩镇要避免由一人承担上供之事,同时也是由于藩镇的影响力缩小至其直辖州(使府州)内的缘故。通过这个两税法而开始形成的中央占据优势地位的局面,在进入宪宗时代以后进一步固定了下来。

宪宗的中兴

德宗(779—805年在位)在实施了两税法以后,想乘此势头着手解决长年以来困扰唐中央的藩镇问题,于是便开始了一系列行动。首先要求魏博节度使削减兵力,接着又拒绝了成德节度使希望世袭的要求。其结果导致这两股势力联络周围的卢龙、平卢、淮西节度使等起兵反唐。在这一期间,还发生了泾原节度使的士兵与朱泚联手占领长安,德宗无奈逃亡流浪的事件。最终德宗还是未能实现自己抑制藩镇的初衷。

另外,为了说服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以书法家而闻名于世的颜真卿毅然赴死之事也发生在这一时期。颜真卿不屈服于李希烈的威胁利诱,保全了作为一名唐朝臣子的气节,作为刚正不阿之士而名垂史册。

两税法的效果开始发挥作用,是到了德宗的孙子宪宗(805—820年在位)统治时代的事情。当时,国家的财政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宪宗即位之初,宰相李吉甫总结当时的财务状况编写了《元和国计簿》。根据其统计,与唐代最盛期的天宝年间相比,在担税户减少一半的严峻条件之下,在国家收入方面确保60%至70%,达到了德宗初期约2.7倍的规模。这主要是食盐专卖税和两税法收入带来的结果。宪宗把这些钱用于扩充禁军即神策军,建立了一支十五万人的禁军。以此为后盾,他开始着手完成祖父削藩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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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颜真卿(《新刻历代圣贤像赞》) 不仅是杰出的书法家,而且毅然面对叛乱分子李希烈的威胁,从容赴死。以刚正不阿之士而名垂史册

元和元年(806)宪宗首先从首都长安的西南和西北方向开刀,讨伐平定了不服从中央下达的换届命令的西川节度使(今天的四川省)刘闢、斩杀了夏绥银留后(今天的陕西省)杨惠琳。其后,继元和二年(807)打败浙西(镇海)、元和四年(809)制服昭义(泽潞)、元和五年(810)平定义武(易定)之后,元和十三年(818)又降伏了义武旁边的横海(沧景)。另一方面,元和十二年(817)宪宗成功地控制了在藩镇中经常闹事的淮西(蔡州)的抵抗,并乘势又于元和十四年(819)把与淮西有着密切来往的一丘之貉平卢(青州)分割为三份。在这一基础上,最后才正式把矛头指向了河朔三镇。同年(819)降伏宣武(汴宋),第二年结束了天雄(魏博)田氏的统治。其中天雄(魏博)乃是河朔三镇的中心,长期以来一直是最让唐朝中央感到头疼的藩镇。打败天雄以后宪宗就去世了,但后继的穆宗继续进行削藩,元和十五年(820)穆宗成功降伏了成德(恒冀);继而长庆元年(821)又顺利地制服了卢龙(幽州)。

经过上述与藩镇的较量,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一个悬案总算有了一个结果。唐王朝因此在人事和征税两个方面获得了相对的优势地位。但是,尽管如此,唐王朝却并没有进一步采取诸如撤销节度使,或者整编藩镇的军事力量等强硬行动。虽然有人批评说这是糊涂的姑息养奸政策,然而如果我们从现实中的唐朝政治力量来判断的话,就可以了解到,唐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乃是因为不得不这样做。尤其是关于藩镇的军事力量问题,倘若唐中央一旦介入这一方面,则要么由国家来承担其大部分费用,要么只有放任不管。只要是冷静地考虑一下财政上的负担或社会的安定问题的话,自然会对这一问题犹豫踌躇,不敢轻易出手。更何况唐王朝和节度使之间,本来就是一种相互补充完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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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藩镇分布图

宪宗锐意革新,终其一代致力于打击抑制藩镇势力,从而带来了唐朝的中兴局面。然而这位中兴的英主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迷上了追求长生不老。长期服用使用水银制成被人称之为“金丹”的长生不老药的结果,导致他身体受到严重的损害,陷入狂暴不安的状态,最后被宦官所杀。宪宗死于宦官之手一事,充分预示着其后宦官专横时代的来临。

宦官专横与官僚的党争:门生天子的时代

唐朝的政治与宦官

所谓宦官是指去势即切掉生殖器的男性。在世界史上可以随处见到他们的事例。就其范围而言,西方从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希腊、罗马帝国到伊斯兰诸国;南方有印度、越南;北方有俄罗斯;在东方,除了中国以外,还包括朝鲜半岛。近世欧洲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唯一没有接受过宦官洗礼的国家,可以说只有日本。我经常想,固然在需求宦官的背后,存在着诸如权力的构造以及性质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祖先们却将宦官制度视为异质、不正常的东西而拒绝加以接受。先人们的这种姿态及其感性的确值得我们自豪。

在上述地域和国家之中,不用说宦官在中国扎根最深,影响最大。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可以见到表示宦官的文字,其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清朝灭亡、帝政时代结束为止,其间宦官一直存在,一次也不曾消失踪影。在中国,宦官乃是自权力出现以来就必不可少的一种“必要恶”[1]。自古以来,中国就非常重视父母、儿、孙的这种子孙连绵不绝的血统关系。这种血统关系则通过“姓”的延续而反映出来。只有“姓”(血统)不间断地延续下去,才是子孙后代对于祖先的最重要的孝养,而这一责任只能由男子来承担,女子将出嫁他家,因而不属于本家的嫡系。

皇帝家庭就处在这种血统关系的顶点之上。为此皇家聚集了为数众多的女性于后宫之中。这些女性被隔离起来,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任何男人都不能接近她们。因此,之所以有必要在后宫安排一些是男人而又非真正男人的中性人,最大的原因其实正在于此。宦官作为日常生活于后宫中的皇帝以及后妃们的仆人,首先受到了皇帝个人的信任。他们在充当皇帝与外朝之间的中间传话人的过程中,进而发展到了置喙权力中枢的地步。

在中国宦官的历史上,宦官们完全把持朝政、最为专横跋扈的时期一共有过三次。分别是东汉、唐、明,而且都是该时代的后半期。而其中,宦官势力最大的时期乃是在唐代后半期。当时,宦官们掌握了皇帝的生杀予夺大权,随心所欲地操纵政治。他们炫耀自己的权势,自称为“定策国老(可废立天子的元老之意)”,而将皇帝蔑称为“门生天子”(门生的意思是学生。门生天子的意思就是作为学生的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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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宦官图(昭陵陵园段简璧墓第二天井壁画) 在中国,宦官曾经是自有史以来就从未间断,而出于社会的某种需要又不得不存在的恶习

虽然这样说,但实际上唐初的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唐代统辖宦官的部门叫内侍省,宦官也有品阶,然而从太宗时代以来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宦官的官品不能成为和宰相同样的三品官。这种情况到玄宗时代以后发生了变化,高力士等被任命为右监卫门将军(从三品),从而打破了这条不成文的规定。高力士以在玄宗夺权的政变中有功,并从那以后一直从背后支撑着玄宗的统治而知名。由高力士出任三品官一事开辟了宦官参与政治的道路,并且一直影响到唐代后半期。但是,关于容许宦官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真正原因,应该说恐怕与前文提到的义父子、恩宠等私人关系所孕育出来的时代气氛也有关联。

鱼朝恩与神策军

宦官参政始于高力士,其后又经过了在安史之乱中把肃宗推上皇帝宝座的李辅国以及接下来的代宗时代的程元振的阶段,到了鱼朝恩率领神策军进入中央政界时,宦官参政已经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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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唐代后期皇帝系统图

所谓神策军,原来实际上和中央毫无关系,乃是驻扎于防御吐蕃的最前线的河源九曲(今天的甘肃省和青海省一带)的边防军。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王朝给这些边防军也下达了动员令。其结果,一部分神策军在卫伯玉的率领下,参与了或许是决定安史之乱方向的安阳(位于今天的河南省)之战。由于史思明率军由北方赶来增援,这场战役最终以唐军失败而告终。神策军在撤退到陕州(今天河南省境内)时,发现他们已经没有地方去了。因为神策军的根据地河源九曲一带已经被吐蕃占领。在这种情况下,神策军遇到了从安阳逃出来的鱼朝恩(参见本书第七章相关部分)。

当时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负责监视军队,因而无法逃脱战败的责任。于是,鱼朝恩便在陕州自称神策军使、神策军节度使,把神策军变成了自己的工具,以此寻找出头的时机。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攻陷长安时,鱼朝恩成功地把逃出长安避难的代宗接到了身边,并且终于因拥立代宗而重新回到了中央。其后不久,仆固怀恩叛乱(参见前文),都城一片恐慌,鱼朝恩又率领神策军保卫长安城,稳定了局面。于是,自从归鱼朝恩指挥以来,原来只不过是一支边防军的神策军一跃发展成为中央禁军的中心。

长期以来,基于府兵制建立起来的国家正规军叫做“南衙禁军”。相对于此,皇帝身边的亲军,也就是说皇帝个人的军事力量叫做“北衙禁军”(参见本书第七章相关部分)。两个系统的军事力量总的倾向呈现为:前者的不断衰退和后者的发展扩充。神策军当然也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只是,与其他北衙系统不同之处在于,神策军可以称之为宦官鱼朝恩的私兵。这种性质又与鱼朝恩的政治野心结合在一起,因此神策军受到了格外的关照,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尤其是神策军在畿内各地还拥有自己的领地,因而又被称作“外镇神策军”。这些都是在其他北衙禁军身上见不到的现象。

大历五年(770)鱼朝恩因专横跋扈而被诛杀,神策军的兵权一度脱离宦官之手。其后,唐王朝和藩镇的作战中经常动用神策军。其中,建中三年(783)爆发了以朱泚为首的泾原兵变,德宗被迫流亡。当时赶来救驾的就是神策军。于是德宗重新重视起神策军来,将其扩充为左右神策军,并将实权交给自己信任的两位宦官窦文场和王希迁。在此基础上,贞元十二年(796)又新设“护军中尉”一职,掌管神策军各部的全权,并委任宦官来担任这一职务,从而在制度上确立了宦官的地位。在此前后,其他系统的北衙禁军弱化,因此只要提起禁军主要指神策军,而神策军又是由宦官来掌控指挥的。

对宦官政治的抵抗:永贞革新与甘露之变

如上所述,截至德宗朝结束的九世纪初,宦官专权的体制业已形成,这可谓是唐代后半期的一个最大特色。可是,到宦官专权确立为止,其间其实还是出现了若干曲折反复。

德宗于贞元二十一年病死,皇太子李诵继承皇位,这就是顺宗。顺宗从年轻时期起就锐意改革,周围的人也都对他充满了期待,但后来顺宗却不幸中风,不仅身体动不了,而且也说不了话,完全丧失了执政能力。取代顺宗执政的人乃是顺宗最信任的翰林学士王叔文。虽说翰林学士是皇帝的智囊,但政治根基很弱。于是王叔文遂提拔了柳宗元、刘禹锡等有代表性的文人来帮助自己,决心一扫在漫长的德宗时代蓄积起来的污泥浊水。

当时,地方官和节度使在两税法之上又增设各种税目进行盘剥,他们把地方财源的多余部分叫做“羡余”,并且盛行将“羡余”向中央“进奉”。王叔文等人首先批评了这一做法,命令必须按照两税法的规定征税,停止了各地的“进奉”。此外,王叔文还大力强化了在纲纪等方面的管理。在他们的设想中,最终目的是要打破宦官政治,为此首先必须把宦官和神策军分开。于是,王叔文派遣属于自己这一派的军人去担任神策军的要职,企图夺回神策军的大权。但是,在宦官以及与宦官勾结的节度使们内外两方面的反对下,加之王叔文的后台顺宗于同年八月不得已让出了皇位,所以这场新政以失败告终。按照当时的年号,这场新政被称为“永贞革新”。假如顺宗身体健康的话,事态会怎样发展呢?宦官的地位绝非磐石一块,形势或许就是另外一种状况。

接下来,公开向宦官夺权的行动发生在三十年以后的文宗大和九年(835)。文宗原来就一直很讨厌宦官。宰相李训察觉到了这一点,遂与凤翔节度使郑注等人商议,秘密调动节度使的军队进入都城长安,计划将宦官从宫内引诱出来一网打尽。当时,长安城东北角的大明宫是皇帝执政的地方。大明宫以含元殿和宣政殿为中心,四周被高大的城墙围起来,皇帝与宦官们在其中生活。在城墙的外边有叫做“金吾左仗”的兵营。

十一月二十一日,一个消息传入了正在宣政殿办公的文宗耳中,说是在“金吾左仗”的庭院的石榴树上发现了天降甘露。甘露乃是吉祥之兆,文宗决定亲自去看看,为此先派遣宦官仇士良前去探路。结果仇士良到后便觉察到了有阴谋,发现帷帐之后潜伏着武装士兵,于是马上匆忙逃回,与其他宦官一起架着皇帝逃入了城墙以内。因皇帝在其中,李训等人毫无办法。其后,宦官指挥神策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镇压了李训等参与谋反的一干人马。这一事件就被称作“甘露之变”。